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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5-30 09:49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文化地理学读书笔记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的读书笔记要围绕文化地理学的哪个方面展开,如文化景观、文化差异、文化变迁等。确定主题有助于使文章结构清晰,论述有针对性。
2. 理解基本概念:在写作之前,要确保你对文化地理学的基本概念有清晰的认识,如文化、地理、空间、区域等。这将有助于你在作文中正确运用这些概念。
3. 分析文本内容:仔细阅读所读书籍,梳理出其中的主要观点、论证方法和研究方法。分析作者在书中如何运用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文化现象,以及如何将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相结合。
4. 结合实际案例:在作文中,可以结合实际案例来阐述文化地理学的观点。这些案例可以是国内外著名的文化景观、文化事件或地理现象等。
5. 结构安排:一篇优秀的读书笔记应该具备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所读书籍的作者、主题和主要内容;主体部分重点阐述你的观点和论证过程;结论部分总结全文,强调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
6. 论证方法:在作文中,要运用多种论证方法来支持你的观点。这些方法包括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因果论证等。确保论证过程严谨、有逻辑性。
7. 语言表达
作者: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
笔记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纪实文体,篇章一般比较短小,选材多样,形式自由,像《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都是流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笔记。笔记以记人状物为主,专门记载地理山川的地理笔记流传不多,它往往被归于游记,比如《徐霞客游记》。其实郦道元的《水经注》应该算作地理笔记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只不过大多时候将之视为地理类别的著作,没有被归于地理笔记之列。《水经注》所记叙的是关于河流的历史掌故、民间传说,有着鲜明的文学性,称之为地理笔记一点儿也不为过。
《刘醒龙地理笔记》(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的体例大体和《水经注》相当,聚焦长江、鄂东地区、南海,记叙这些地区的山川、名物、风俗、人文等,并表达自己独到的思考。丛书共有三卷,分别名为《上上长江》《脉脉乡邦》《天天南海》。其中,《上上长江》是从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到长江源头的一路记载,《脉脉乡邦》是行走在故乡山川中的所思所感,《天天南海》是南海边的抒情。篇章都不冗长,既有谈古,也有说今,谈古不古板呆滞,说今不流于表面。通而观之,《刘醒龙地理笔记》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这些地理笔记篇章是在行走中诞生的,而不是在书斋中冥想出来的。所以我称之为“行走散文”。
丛书致力于完整地描绘地理中国,体现出行走散文开阔的视野。“行走”赋予作品广阔的空间、深入的发现与真切的体验。《刘醒龙地理笔记》以“行走”扩展了由“地理”观察中国的空间。此前,也有不少作家喜欢书写曾经行走过的地方,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但是,还鲜有作家能比较系统地书写比较完整的地理中国。《刘醒龙地理笔记》却不一样,其观照的对象不是某一特定地域,而是广袤的中国国土。《上上长江》是关于整个长江流域的书写,《脉脉乡邦》是中部地区山川风貌的书写,《天天南海》则把整个中国南海纳入笔端。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由于农耕文明历史悠久,所以对海洋书写的篇章还不多见。《天天南海》对海洋的书写,从总体上扩展了中国散文的书写空间,集中书写了中国人对南中国海的深厚感情。由是观之,《刘醒龙地理笔记》对地理中国的书写是整体的,而不局限于某一地。
《刘醒龙地理笔记》对中国大地的深度叙述,也得益于“行走”。中国文化深厚,历史久远,散文取景以抒怀、借物以抒情的传统源远流长。因此,“景”也好,“物”也罢,几乎都被人“借”过了。于是,留在典籍上的“景”与“物”渐渐固化下来。而刘醒龙的“行走”让这些“景”与“物”活了起来。例如,《上上长江》里有一篇《雪是诗的门牌》,记载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展出的村落门牌,其中有一块叫“诗发家”。这三个字让刘醒龙甚为诧异,不禁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就是将屈原、李白、苏东坡的三千年浪漫全部加起来,也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如此村名:诗发家!”他继而感叹道:“家是离诗最远的地方,也是离诗最近的地方。诗是离家最近的情怀,也是离家最远的情怀。诗要发的家是文化的根脉,发家所以依赖诗,是诗言志的诗,是诗雄才的诗,是诗如画的诗。像普希金,金钱不是家,诗化的俄罗斯才是他的家。”这样一个以诗歌命名的小村庄,有着朴素而又深刻的文化底蕴,寄托了国人对诗歌的推崇。发现这样一个不为人所知道的地方,是刘醒龙行走的一个收获。
《刘醒龙地理笔记》处处散发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之情。他毫不吝啬地用笔墨礼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对于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典故事,他予以反复书写。在行走中发现的建筑、文化遗存、名物等所涉及的故事传说,他都予以重点关注。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他有着自己的独特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在传承过程之中,典籍固然重要,但典籍不是唯一的文化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地体现在烟火气之中,体现在大地上劳作的人们身上,以及经由他们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中。在行走之中,刘醒龙往往能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重要传承。这种鲜活的、在场的传承是从文化典籍里无法找到的,也是对典籍里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和补充。
时下不少散文以书写文化感怀、文化礼赞与反思为基本主题,但是,它们往往礼赞或淬炼文化典籍中的文化传统。如此来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然有其价值,然而这样的散文作品面对的是静态的文化内涵。而《刘醒龙地理笔记》中很有意思的地方,则是发现在场的、鲜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比如,在书中他叙述了徐六泾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如老浦、小张,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依然以强烈的职业责任感从事着水文数据采集工作。这个水文站,是为长江修建的最后一座水文站,长年租着一条渔船,“那船头极高,几乎与驾驶台平齐,是典型的出海打鱼的渔船,从浒浦往下,长江风大浪高,一般内河船只吃不消,在那样的船上人也吃不消。在江上待的时间久了,老浦站在船头,如果不开口说些专业术语,与那真的船老大难有区别”。面对在风浪之中从事重要且危险工作的水文工作者,刘醒龙发出这样的感叹:“在这船上,人更懂得长江为何是国之血脉。”这条船上的人,更是传承了国之文化血脉。因为他们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坚忍、朴实、勤劳的文化“根性”。
《刘醒龙地理笔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重建“物我齐一”的审美境界。“物我齐一”或者“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在近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审视与批判之下,“物我齐一”的审美理想曾受到批评,遭到抛弃。这带来的一个弊端是,散文创作要么陷入廉价、空洞的口号式写作之中,要么把“物”看作是抒情言志的中介。
刘醒龙在行走之中,处处留意、发现“物”与“我”之间的审美融合。回到故乡,刘醒龙的笔端自然流露出对故乡的深厚情感。《天姿》一文中,他所观故乡的红叶,平平常常、轻轻松松、悠悠然,这又何尝不是作者的人格写照呢?《天香》对于“山水酿青郎,云雾藏红花”人间美景的欣赏,又何尝不是作者对圆通人生智慧的礼赞呢?在《我有南海四千里》中,我们能领略到作者和南海之间的心灵对话,以及真挚情感的融合。作者漫步南海边,亲身体验到南海所带给他不一样的审美震撼力。这种震撼力像“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随着既流不尽也淌不干的周身大汗弥漫开来”。他写道:“分明是在退潮的海水,丝毫没有失去固有的雄性,那种晚风与海涛合力发出的声响,固然惊心动魄,那些绵绵不绝、生生不息,任何时候都不会喘一口气的巨浪,才是对天下万物的勇猛!包括谁也摸不着的天空!包括谁也看不清的心性!包括大海以及巨浪本身!天底下的海,叫南海!心灵深处的海,叫南海!防浪堤是一把伸向海天的钥匙,终于开启了一个热爱大海的成年男人关于大海的全部情愫!”面向祖国的南海,作者心中涌动的豪情和南海涌动的巨浪之间何尝不是有机相融呢?有机融合在一起的,自然是作者对于南海的赤诚之爱。
《刘醒龙地理笔记》建立“物我齐一”的审美境界,不局限于“我”和“物”之间的审美融合,也包括作者对“他者”与“物”之间审美融合的自觉进入,也就是“我”“他者”“物”之间的三方审美交融。这一点在《走向胡杨》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面对沙漠里坚韧的胡杨树,回顾兵团在艰苦环境中的建设历程,刘醒龙发出这样的感叹:“一种树为了天地,长在它本不该生长的地方。一种人为了历史,活在本不该他生活的地方。一种人和树的沙漠戈壁有尽头。一种人和树的沙漠戈壁没有尽头。兵团人与胡杨实属殊途同归。”对于胡杨树和兵团精神的交相辉映,刘醒龙所发出的感慨,何尝不是对于自我深处的审视与反思?
文学创作要深入生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何深入生活呢?自然有多种方式。走出书斋,以双脚丈量祖国的大地,在生活中发现情思,建立起和中华文化相协调的审美文化与书写方式,才是最为根本的。这是《刘醒龙地理笔记》提供的宝贵经验。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27日 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文/庞惊涛
细察近年来的历史散文著作,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可能是篇幅较大的一种。近30万字的体量,围绕“北纬40度”这个地理概念,用历史和文学融合的笔法,以上至帝王、中到边将、下到黎民百姓为主要对象,以理性与感性交融的情感,展示了一幅宏大的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横跨2000余年的冲突与融合全景图。
在我的阅读史里,这应该是目前首部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写“北纬40度”的随笔集,此前,有诗人东来的诗集《北纬40度》出版(2014,吉林人民出版社)。很显然,后出的陈福民《北纬四十度》似乎更希望洞穿今人对这一历史地理问题的“诗意想象”,而直击“北纬40度”生死予夺、相互打量的残酷内核。
作为长期致力于边疆史地研读的学者,作者在这部随笔集里体现出了相当扎实而且专业的田野考察功夫,这为他最终确定“北纬40度”这个主题下的选题方向提供了人文标准之外的地理坐标。在“北纬40度”这个跨界性文化概念之后,如何来填充具体的内容,田野考察的现场实证显然比地图和历史信息里的架空想象更重要。至少,它在历史地理学上第一次赋予了“北纬40度”线一个完整的面貌,这是本书要重点完成的主题。全书由11篇文章组成,除最后一篇“遥想右北平”专事地理阐述外,其余10篇依序写了10个和“北纬40度”紧密关联的人物。在体量上,汉朝就占了4篇,接近于全书一半的篇幅,这是因为汉朝国祚相对较长,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胡汉”问题最开始与最复杂的一段历史时期,作者的选题选择既有历史人文“理所当然”的理性价值,更有地理意义上“不得不然”的情感价值,他既关注雄才大略的汉高祖遭遇“白登之围”对汉匈关系走向的整体性影响,又对李广一生在征讨匈奴中“数奇”的悲剧性命运及其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同时,他也试图校正历史以来对卫青与霍去病的少年奇勋是建立在汉武帝对皇亲特殊信任之上的偏见,大胆肯定汉武帝“以非凡勇气与识人之能去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对改变汉匈关系所发挥的作用,当然,他也不忘对王昭君作为“千古和亲第一人”在改善汉匈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牺牲投以极大的关注和同情。仅就这一叙事比重的选择性而言,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作者偏向于人文价值的历史观:“北纬40度”地理概念下的汉匈关系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两代帝王(汉高祖、汉武帝)、两大名将(卫青与霍去病)及两个诗叹不绝的人物串连起来的(李广与王昭君)。
在比较的视野下,探讨民族融合的问题,这是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开篇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历史功绩的重新评估,恰恰是应了他对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以“全盘汉化”的比较需要,这两组题材正是探讨民族融合“不得不然”的选择。赵武灵王和北魏孝文帝在这两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动议中的智慧、魄力和手段以及身处其中的曲折艰难和最终的悲剧命运,让习惯了以大历史思维看古人的我们,得以从小历史的维度,去反思民族与民族之间何以冲突、又何以最终要不断走向融合等宏大的问题。所有的细节都潜藏在历史中,也潜藏在尽可能趋向历史真实的民间日常生活里。他用这两个帝王的实际行动阐述着一个千古不易的真理:民族与民族之间,从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打量与想象之外,只有加入到对方,才能让自己更强大、更文明。相互之间在对方那里都需要学习太多的东西,南人北习或者北人南习,这不仅是民间日常生活“形而下”的需要,也是从帝国有效统治角度出发的民族交流与发展的“形而上”需要。本书虽然尽量淡化了民族问题研究的学术性气质,但对先秦历史以来相延而下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演进史及其民族性格的变迁史仍然有极强的常识普及。也因此,一条“北纬40度”线,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始终是动态的,是不安静的,也是血腥的,但似乎也可以说,它所有的动态、不安静和血腥,都是趋向文明的需要。“中原定居文明向北纬40度以北学习长途奔袭及其机动性、使用骑兵大兵团作战及其协同性、在战争中解决给养,如何了解和使用气候、向导、地形地貌等”,而游牧民族则需要向中原定居文明学习儒家教化下的礼仪制度以脱却野蛮与粗放、学习工业与农业及其手工业以提升基本生活水准,当然,相互之间学习与融合的最大现实动机,仍然以维持稳定的帝国统治和基本生存需要为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的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其实是一个概念的两种阐述。
不可避免地,在这样宏大而细腻的历史叙事之下,作者要触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及其人物幽微的心理,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前提下的文学想象,使这部偏重于历史地理学的随笔集,显示出了可贵的文学性面向。比如,作者对李广冤杀霸陵尉的心理动机分析以及对李广一生失败的悲剧性根源的探讨,依托于一定史料的同时,也考察了当时思想及其社会环境,而提出了大胆而让人信服的论断。他分析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动机,“埋藏在极其深复杂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动机中,甚至与他的悲惨身世有关”:“从小长于妇人之手,还被媳妇带了绿帽子、最后等于是无家可归,殒身于前线。”这样的历史书写所呈现出来的面向,当然是新鲜的,这显然比严肃而刻板的学人论断有更高的可读性。此外,他写刘琨对并州的孤守、写王继忠在大宋和契丹之间的交通斡旋,写王振在“土木堡之变”中的历史表现,看似无关宏旨,实则大有深意,那就是“调整历史故事的讲述,重新塑造历史人物”。
从整体架构来看,《北纬四十度》更像是作者陈福民写给“右北平”的故乡之书。鉴于“右北平”历史本身具有很强的公众性,也因此,这样的故乡之书,其实也是关于重新认识北京的历史之书。阅读《北纬四十度》,既是一次纸本上的地理旅行,也是一次对北京宏阔历史的重新认识。一定意义上,本书也可作“北京外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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