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高俅读书笔记》教你5招搞定！（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18 12:1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高俅读书笔记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在动笔之前，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即要围绕高俅的读书经历、读书心得、读书对人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
2. 突出重点：在作文中，要抓住高俅读书过程中的亮点，如他读书的方法、读书的收获、读书对个人成长的影响等，使文章更具吸引力。
3. 丰富内容：作文内容要充实，可以结合高俅的生平事迹、历史背景、相关典故等，丰富文章内容，使读者对高俅的读书经历有更深入的了解。
4. 结构清晰：作文结构要清晰，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高俅的读书经历，正文部分详细阐述高俅的读书心得和影响，结尾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
5. 语言表达：作文语言要流畅，用词准确，避免出现语法错误和错别字。同时，可以运用一些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具文采。
6. 举例说明：在阐述高俅的读书心得时，可以结合具体事例进行说明，使观点更具说服力。
7. 思考深度：在作文中，要思考高俅的读书经历对当代人的启示，如如何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如何从读书中汲取智慧

家民：史书中真正的高俅是怎样的？

说起高俅，大家脑海中可能会立刻浮现出《水浒传》里那个陷害林冲、打压梁山好汉的大奸臣形象。他阴险狡诈、权术滔天，是北宋末年腐朽官僚的典型代表。然而，历史上真实的高俅，其形象与小说中的艺术演绎存在着显著差异。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呢？让我们从史书记载中探寻真相。

高俅的早年事迹，主要见于宋人笔记。据南宋王明清《挥麈录》记载，他本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书童或秘书。在苏轼身边时，高俅负责抄写文书等工作，“笔札颇工”，说明他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和书法功底。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外放中山，将高俅推荐给好友曾布，但曾布以身边史令已多为由推辞，苏轼又将其推荐给驸马王诜。

王诜是神宗妹夫，擅长绘画，与端王赵佶（后来的宋徽宗）关系甚好。元符末，王诜为枢密都承旨，一日在殿庐待班时，与端王邂逅。端王称忘记带篦子刀，想借用王诜的来梳理鬓发，王诜欣然应允，并提到自己新近制作了两副，一副可以送给端王。当晚，王诜派高俅前往端王府送篦刀。恰逢端王在园中蹴鞠，高俅在等候通报时，目光紧盯蹴鞠场面，流露出专注之意。端王注意到他，询问是否也懂此技，高俅“能之”。端王让他上场对蹴，高俅的球技让端王十分满意，大喜之下，端王命人告知王诜，感谢篦刀之赠，且将送刀的高俅留下。从此，高俅成为端王的亲信，这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史书中高俅发迹与蹴鞠相关，但并非因蹴鞠直接被提拔为高官，而是通过这次偶然的机会，成为端王的身边人，凭借“潜邸旧臣”的身份，在端王即位后获得了升迁的机会。

赵佶即位后，是为宋徽宗。徽宗对高俅十分宠信，想要升迁他，于是命高俅到刘仲武的部队效力。在军中，刘仲武与高俅相处融洽，刘仲武立了军功，也都称许高俅的帮助。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晓高俅在军中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这种经历为他积累了军事资历，成为他升迁的重要资本。

政和七年正月十一日（1117年2月14日），宋徽宗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宋代“太尉”为武官最高虚衔，并非实职，但高俅实际掌握的是禁军管理事务。宣和四年五月初五日（1122年6月10日），高俅加开府仪同三司，这是一个极为显赫的官职，显示出他在徽宗朝的权势达到了顶峰。

高俅的升迁主要依赖徽宗的宠信，而非自身卓越的军事才能或政绩。他从一个书童，凭借与徽宗的特殊关系，在数年间不断晋升，“不次迁拜”，其兄、子侄也都跟着沾光，父亲敦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家族一时显贵无比。

高俅任殿帅期间，禁军腐败严重。据《靖康要录》等记载，他挪用军费、私役士兵，让士兵为自己修建宅邸、从事各种劳役，导致军队训练废弛、战斗力下降。北宋末年金军南下时，禁军不堪一击，在抵御外敌入侵中几乎毫无作为，高俅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是北宋军事衰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宋末有“六贼”（蔡京、童贯等）之说，他们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贪腐无度，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重要罪魁祸首。但高俅并未列入其中。他的权势主要限于宫廷与禁军系统，未参与朝政核心决策，贪腐程度较蔡京等人稍轻。虽然他在禁军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但在政治影响力和对国家整体的危害程度上，与“六贼”有所不同。后世对他的负面评价，更多是因为《水浒传》的文学渲染，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从而强化了人们对他的不良印象。

高俅在个人品行上也有值得称道的一面。他对旧主苏轼有知恩图报之举，苏轼被贬后，高俅仍“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体现出他在人情世故方面的温情一面。靖康元年（1126年），徽宗南逃，高俅与童贯因路线分歧发生矛盾，后被弹劾“跋扈”，但同年他病死于开封，未经历“靖康之难”。相较于童贯、梁师成等侍行大臣被诛杀，高俅得以善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或许有着一定的生存智慧。

《水浒传》中，高俅被塑造为陷害林冲、打压梁山好汉的大奸臣，集贪婪、阴险、权术于一身。他为了私利，不择手段，是梁山好汉们的主要敌人之一。这种形象是文学创作对北宋末奸臣形象的典型化处理，通过虚构和夸张，将高俅塑造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以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小说的这种演绎，让高俅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反面人物。

史书中关于高俅的记载较为简略，且多为片段化记录，主要散见于南宋王明清《挥麈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笔记史料及部分文人记载。正史《宋史》中未为高俅单独立传，这使得我们对他的了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的负面形象主要来自南宋文人对北宋灭亡的反思，他们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罪于徽宗宠信的官僚，高俅作为其中之一，自然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但这些记载并非确凿的重大罪行记录，更多是一种反思和评价。

文学创作与历史真实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目的不同。小说的目的是通过塑造典型形象，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而历史记载则需要客观、准确地记录人物的生平事迹。高俅在小说中的形象是艺术加工的结果，是为了满足文学创作的需要；而历史中的高俅则是一个凭借宠信跻身高官的庸吏，擅长逢迎，无显赫才能，对禁军腐败负有责任，但并非推动王朝崩塌的核心人物。

史书中的高俅是北宋末年凭借宠信跻身高官的庸吏，他的发迹源于与宋徽宗的特殊关系，凭借“潜邸旧臣”的身份逐步升迁，最终成为掌握禁军管理事务的高官。他在军队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导致禁军腐败，战斗力下降，对北宋末年的军事衰弱负有一定责任。但他未参与朝政核心决策，贪腐程度较“六贼”稍轻，且对旧主苏轼有知恩图报之举，个人品行具有两面性。

与《水浒传》中虚构的“顶级奸臣”形象不同，真实历史中的高俅更偏向于一个依附皇权、能力平庸的官僚。他的形象之所以被“黑化”，主要源于后世文学对北宋灭亡的批判与艺术加工。我们在认识高俅时，需要区分历史真实与文学演绎，从客观的史料出发，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高俅。他的经历反映了北宋末年官场的腐败和皇权专制下的官僚生态，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高俅于1126年病逝，恰逢徽宗退位、钦宗继位之际，未经历靖康之变。他的家族在他的庇佑下显赫一时，其子高尧康曾任节度使，另一个儿子高尧辅由观察使提拔为承宣使，官位极高，难怪《宋会要辑稿》要感慨“名器之滥，不可胜言”。高俅的一生，是北宋末年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一个缩影，他的故事，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高俅：他被水浒写成恶贯满盈之人，真相却是一个不算太坏的小人物

高俅：朝堂一混混，难入奸臣列

《水浒》中有“四贼”，即蔡京、童贯、高俅和杨戬，这几位当时都是人人皆言可杀之人，作为宋徽宗时期的重要大臣，他们在朝庙之上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荒淫无度，私下滥使职权以鱼肉百姓为乐，将民间弄得乌烟瘴气，满目涂炭，也是导致当时江南方腊起义和金朝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

在这几付颜色中，对普通人来说，高俅的知名度应该是最高的，当然，这是拜小说《水浒》的功劳，小说开篇便是通过他陷害王进，继而引出史进，更是后来将林冲逼上梁山，然后才有后来一连串的故事，很是引人入胜。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得到皇帝宠爱，以至平步青云，后来又作恶多端，似乎没有他，那一众好汉便不会上梁山，以至于施耐庵老先生忿忿地说：“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皇天若肯明昭报，男作俳优女作倡。”

史上高俅是实有其人的，但绝非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大人物，一个在奸臣，却在史书中连个传都没有，这不有些奇怪吗？不仅正史《宋史》中难见他的踪迹，连后来元人脱脱主编的《奸臣传》也没他的名字。

还有一点很重要，在当年太学生陈东领导的，被称为“北宋五四运动”中，上奏请诛“北宋六贼”的名单里，也无高俅之名，可见，他至少不是个著名地奸佞之臣。

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他就是一个小人物，一个不值一提的人物，我们现在只能从其他人的传记，以及一些笔记中的片鳞碎甲中，来拼凑出一个大致真实的高俅。

南宋文人王明清著有一部名为《挥麈后录》的笔记小说，里面提到了高俅，说他是鼎鼎大名的苏东坡的“小史”，大概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秘书吧；但能在大文豪身边立足，这高俅想必还是有点小本事的。

高俅心眼活络，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还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于诗词歌赋也很是精通；不仅如此，他还有一定的武功，舞刀弄棒也很是了得，总体说来，这高俅是个文武双全的优秀青年，把他归于一市井无赖，也的确有点冤枉他了。

他球踢得好，当时这东东叫蹴鞠，据说就是当今足球的前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这赵佶也爱踢球，于是便将高俅收致门下当了一个小厮。

不久，端王赵佶幸运地成了大宋的徽宗皇帝，作为他身边的亲信，这高俅也随之好运连连，但是，他没有功名，想在朝廷上当官那是门儿也没有的，只能走武官之路，徽宗也有意要培养他，于是，就让他去边帅刘仲武军中“镀金锻炼”，以图建些军功来堵朝堂上那些人的嘴。

新皇帝重用自己身边的亲信之人，这个本无厚非，也是封建社会常见的现象，只是如高俅这样没个出身，如一人小厮和家奴般的人物，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而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这让那些苦读读书才混了个县令的官员们情何以堪。

不过，想想，同样是陪皇帝玩，后来出人头地，并取得很好成就的人也是多多嘛，比如南梁的陈庆之，靠着能下一手好围棋，凭着这棋艺上位，连马都不会骑，却成为一代战神，横扫千军，其战绩之辉煌，令人瞠目结舌。

至于这高俅在边关有何作为，取得过哪些战功，史无记载，当时的主要对手是西夏，当时占有大宋西北大片土地，且有进一步蚕食之势，宋朝处于守势。

然而，后来的另一位奸臣童贯率军打了几个胜仗，还收复了全部失地，这其中二人是否有交集不得而知，但我想，高俅应该是立有战功的，不然，徽宗也不会无理由地将他一路地升迁，最后还做到了殿帅的高职，掌管禁军达二十余年。

“崇文抑武”是大宋朝的国策，特别是在徽宗一朝更是如此，有银子可以肆意挥霍，可以去建宫殿，可以去搜寻奇珍异宝，于军队建设那是不放在心上的，所以，在高俅掌管禁军期间，并无什么业绩可言。

文恬武嬉，军力日衰，这个要说高俅有责任当然是有道理的，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使高俅想有所作为，怕也是很困难的，何况，他并不是一个将才，也并不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之人。

作为掌管朝廷主要军事力量的禁军，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战力不济是必然趋势，而高俅将禁军当作私役，就有些过了。

据《靖康要录》载：“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在他的领导下，当时的军队是“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作为禁军最高领导人的高俅，当然是难辞其咎。

当金人袭来，开封城内十万禁军顿作鸟兽散，高俅跟着皇帝一路南逃，后来京都陷落，靖康之难更是将责任推在了高俅身上，其实，这个还是要按当时的实情来细加分拆才是。

首先，高俅掌管的只是禁军，他们在长期安定的环境下，早就不是一支神武的部队了，几乎成了一支只能维护一下地方治安的警察部队了。

高俅不是军事家，自然不可能对大宋的军队训练带来明显的起色，更不可能有起死回生之神功，改变当时军队孱弱的现状来实现强兵强国。

实际上，真正有战斗力军队其实是掌握在边关的那些将领手中，对金人大举入侵，乃至酿成靖康之难惨剧，要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童贯，正是他放弃了重镇太原，造成了金人的长驱直入。

金人渡过黄河，开封城岌岌可危，徽宗带着一帮大臣和亲兵借口去南方为新皇帝钦宗和国家乞福逃之夭夭，高俅随行。

后人都将高俅同那蔡京及童贯等人视为一党，对此，史无记载，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是同他们是一伙的，那些奸臣们所做的很大误国害民的决策，高俅是没有参加的，比如对亡国产生决定作用的联金灭辽之策。

这倒不是说高俅是个直臣，而是因为他不是他们圈子里面的人，他还达不到那个高度，换句话说，他还不够格，他还没有进入最高决策层，离权力中心还很远。

南渡后，高俅告病还乡，不久便病死于开封，他没有经历靖康之难，也没有看见北宋亡国，死后还被朝廷追封为吴国公；在那一众被称为奸臣的人中，算是唯一得以善终之人。

《水浒传》中的高俅因被描写成作恶多端的坏人而被大家所接受，也是小说成书后，根植于人们脑海中，成了定型的恶贯满盈之人，其实高俅同梁山一众人没一毛钱的关系，他也没有去剿灭梁山，更没有去征过方腊，统统为小说家言，不可采信的。

高俅人品如何不得而知，正史无载，野史笔记也没对他这方面有所涉及，只是说他在发迹之前有小人作派，靠着巴结上位，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如他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小人物所必须选择并努力的方向，靠一腔正气想出人头地，在当时的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据此你可以不耻高俅，但他至少在上位后，没有记载说他陷害忠良，鱼肉百姓的史实，如果你硬要拿小说中的高俅来印证史实上的高俅，那也我也没有办法了。

相反，野史上倒是记载了一则他人品中的闪光点，那就是不忘旧情，这同人们印象中的高俅却是大相径庭了。

高俅旧时一直在苏东坡身边工作，受益颇多，后来他也是因苏东坡的推荐而得到升迁的机遇；然而，同高俅一路升迁相反的是，苏东坡却是一路地遭贬，其弟子们也跟着悲催。

高俅对苏东坡有何帮助，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条记载却显示，凡是苏门弟子来京，都会受到高俅的礼待，书中言是：高俅富贵后“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

就是说，在蔡京一伙打击迫害苏轼的时候，作为一殿为臣的高俅并没有为虎作伥，落井下石，相反却是施以援手，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高俅人品尚可，懂得知恩图报；二是高俅同那些奸臣并不是一伙的。

还有一点可相佐证，高俅曾在边关镀金时，受到主将刘仲武的提携和关照，他后来在朝堂之上一直为刘说好话，更是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锜担任大将，从而成就了一位同张俊、韩世忠和岳飞齐名的一代名将。

以上几乎就是能收集到的，除小说外高俅的全部信息了，根据他年青时的“踢得好脚气球”。更兼“吹谈歌舞，刺枪使棒，相扑杂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这个记载，有点象个不务正业的市井混混外，其他还真早不到早期的高俅有何劣迹。

说他不务正业，这应该也有点小问题，他在苏东坡身边做事，苏大人满意就是他最大的“正业”，如果他真是一个心胸狭窄，阴险狠毒，狗屁不通的真混混儿，也不可能在苏大学士身边混，更不可能将他推荐给更高一层的大人物，是吧。

倒是可惜了他那出神入化的一身好球技了，倘若有他领军，一个不小心，带着国足在世界杯上一举夺冠，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何至于中国足球队现在只能混迹于亚洲二三流之列，打个新加坡和泰国都这般地吃力。

高俅的奸臣之名是很响亮的，在民间人们的心目中，如果要给奸臣排位的话，秦桧当是第一，无人可与其相匹，但下面要排的话，说不定就该轮到他了，至少进前十名是没问题的，可见《水浒》的影响之大。

《水浒》那么多人物，缘何一开始要拿这并无多少恶名的高俅来说事儿呢？ 这是因为高俅只是个小人物，面目又相当地模糊，影响力不大，不象蔡京一流，史实清楚，所以，如高俅这样的人物有着更大地自由发挥空间，拿他来作《水浒》的开篇最为合适了。

《水浒》的主题是“逼上梁山”，谁来逼，当然是奸臣，所以，便将这不太知名的高俅作为官逼民反的引子，继而引出当时奸臣乱政下的社会实情，于是，梁山好汉被他逼得都上山了。

正如金圣叹在评《水浒》时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于是，众口铄金，本不出名，也不算太坏的高俅，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奸臣了。

高俅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