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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魔戒”传奇的人：托尔金评传：英汉对照

第八章魔戒大战（1937—1955）

斯坦利·昂温急切地希望沿着《霍比特人》的成功道路继续向前迈进，所以他很欣慰地得知，托尔金有几部或多或少处于完稿阶段且适合出版的手稿。托尔金交给他的手稿有《精灵宝钻》《幸福先生》和《罗佛兰登》，还有他写的《迷失的道路》的几个章节，以及一个名为《汉姆的农夫贾尔斯》的故事。尽管这些儿童故事被认为是可以出版的，但它们都不是关于霍比特人的故事，而昂温坚信，公众想要的是更多的关于霍比特人的故事。

至于《精灵宝钻》，试读那份手稿的读者感到很困惑。他的意见是，那些人物的“凯尔特”名字令人心生不悦；用韵文写作的部分是难以理解的老式风格。而另一方面，当能看出实际的情节时，故事是扣人心弦的。而且即便文稿里没有（到此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霍比特人，故事也毫无疑问地设置在与《霍比特人》相同的虚构世界。昂温向托尔金提出建议：“这是一座需要探寻开发的矿藏，要写更多的像《霍比特人》这样的图书，而不是其他自成一体、自开一路的书。”

关于去写中洲世界的更多霍比特人的这一想法把托尔金打动了，尽管对他而言，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写作基调的问题：《霍比特人》具有喜剧色彩，而《精灵宝钻》的故事是严肃庄重的。不过，他几乎当即动笔，开始写一个关于比尔博的故事的第一稿，名为《期待已久的盛宴》。然而，他的头脑里实际上还没有形成太多的情节。为了再次填满从恶龙那里夺来的黄金宝库，比尔博将使用他的隐身魔戒，从而逃离他的生日宴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在前一本书中，比尔博转变成一个英雄之后并没有留下太多继续发展的空间；也许更好的方式是把新的历险的主人公聚焦于下一代霍比特人，要么是比尔博的儿子，要么是他的侄儿。既然他最初的写作计划涉及魔戒的使用，也许这魔戒就是这场新的历险的关键。那么魔戒究竟从何而来？潜伏在大山之下的咕噜姆获得的这样一枚戒指难道不是一件旷世奇物吗？尽管魔戒赋予的隐身能力是大有用途的（而且是非常传统的），但它有没有可能具有某种更加险恶的其他特性呢？隐身之力就是权力，而权力会导致腐败；之前已经有所暗示，刚多尔夫参与了一些对抗“亡灵巫魔”索伦的隐蔽的行动，难道索伦就是这魔戒的终极来源吗？到1938年2月，托尔金已经写出了开篇的第一章，以比尔博的侄儿宾果·博尔格–巴金斯为主人公（这个名字听起来更像一个由P. G. 沃德豪斯，而不是托尔金所构想的名字——沃德豪斯创造了诸如“猫肉”·波特·珀布赖特、格西·芬克–诺托、塔皮·格洛索普这样的人物，更不用说小宾果这个人物了）。托尔金把故事初稿送交昂温，昂温将它转给自己的儿子雷纳，雷纳也是《霍比特人》最初的阅读者。故事得到了雷纳的认可，于是昂温让托尔金接着往下写。

“新霍比特人”

1938年上半年，对托尔金而言，“新霍比特人”的写作进展还是相当快的。但他不得不在深夜时分进行写作，因为要等到所有家人都已上床睡觉，等到一天的学术职责都已完成之后，他才有时间写作。家庭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干扰。克里斯托弗被诊断出心脏有点问题，因而他不能继续在寄宿学校住宿了，回到了家中。而托尔金一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父亲，他花了大量时间来照顾他的儿子。他的朋友兼旧时的同事埃里克·戈登在这年年末意外去世，他之前负责为学生们的荣誉学位考试出试卷和批阅试卷，在他去世后，托尔金接过了这个任务。他不无悲戚地意识到他每每开始写作项目之后就会出现的定数：一开始前景显得一片光明，但最终却驻足不前，无法抵达。不过，也存在着几个因素促使他排除干扰，坚持写作，以完成后续故事。家中有四个孩子处于接受教育的不同阶段——他把孩子们全都送进了天主教教会的寄宿学校——而牛津大学教授的薪水并没有那么高，如果写小说能带来收入，那就太好了（而且这与为学校毕业证书考试判卷挣钱相比，并不那么乏味）。而且迹象文学社正处于鼎盛期，托尔金在社团聚会中朗读他的手稿时所接受的支持和反馈有助于让他保持写作动力。当然，在迹象文学社成员当中也存在着相互竞争，尤其是他与刘易斯之间展开的竞争。

刘易斯是一个写作速度很快的作家，在托尔金写《霍比特人》期间，刘易斯写出了两本文学批评论著（1933年的《朝圣者回归》和1936年的《爱的寓言》），而且完成了他的太空旅行小说，而托尔金写时间旅行小说的努力无疾而终。托尔金曾将刘易斯的小说推荐给自己的出版商，尽管艾伦–昂温出版社没有接受它，但斯坦利·昂温把它转给了另一家与他有联系的出版社——鲍利海出版社；《沉寂的星球》于1938年出版。正当托尔金在泥淖中艰难跋涉十二载以写出《魔戒之王》期间，刘易斯又出版了两部科幻小说、七本《纳尼亚传奇》系列小说和《地狱来鸿》，以及十四部非小说类作品，其中许多是宗教内容的著作。随着他们在信仰方面不可调和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托尔金对于他的好友回归基督教这件事的喜悦之情也日渐消退了。刘易斯与查尔斯·威廉姆斯的友情日益增进，这也在刘易斯和托尔金之间造成了隔阂。对于威廉姆斯的小说，托尔金并没有表现得像刘易斯那么热衷，而且他对于威廉姆斯那公认的对基督教的怪异看法感到不快。刘易斯是一个交友很快也很随意的人，然而除了对他的兄长沃尼和他童年时结交的好友亚瑟·格里夫斯，他的友情总具有一种过了最初的热度之后就会燃烧殆尽的倾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托尔金在结交朋友方面是慢热型的（这与他在同事当中迅速地召集起同盟者大不一样），而且期待这样的友情恒久不变。托尔金似乎已经感受到了，由于刘易斯对威廉姆斯产生的热情，他抛弃了，或至少疏远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使这两位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的是伊迪丝。她和刘易斯彼此之间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其中缘由外人无从得知。极有可能的原因是，刘易斯集中代表着令伊迪丝望而生畏、唯恐避之不及的、关于牛津大学这一高度知识分子化的社会的所有一切；而在刘易斯看来，伊迪丝全身心地奉献给她的家庭，其生活似乎完全是无足轻重的。（至于托尔金夫妇两人是如何看待刘易斯与穆尔夫人之间的关系的，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记载。）

此外，伊迪丝对牛津生活的基调感到越来越不满意。奉献于家庭生活并不是她人生的唯一目标。年轻的时候，她原本打算成为一个专业的钢琴演奏家；结婚之前她独自生活的岁月使她品尝到了独立的滋味，而随着她进入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这种独立感也就消失了。出于对托尔金的衷情相随，而不是出于任何宗教信仰，她皈依了天主教；随着岁月的流逝，托尔金越来越虔诚，而伊迪丝对于宗教的容忍度却日渐消退。由于她自己的羞怯阻碍了她在牛津结交亲密的朋友，所以她对托尔金结成的男性间的友情产生了更多的反感，尤其是对他最亲密的朋友刘易斯产生了怨恨。1940年，托尔金夫妇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吵闹。伊迪丝终于全盘道出了她对于自己人生的感受，以及她对于天主教的厌恶。这场吵闹最终以双方的妥协收场，两人达成了一种协议：伊迪丝可以选择她自己的宗教信仰（她不再参加天主教的仪式活动，但她也没有回到英国圣公会教堂）。也有可能，托尔金意识到妻子对他的男性友谊产生了嫉妒，这也让他对刘易斯不再抱有幻想。

1938年夏末，托尔金的新故事写到了布里客栈那一节，在那里他的那些霍比特人——他现在正考虑是否要把宾果的名字改为弗罗多——遇到一个名叫特罗特的神秘人物。不过，他仍然不太明确为什么比尔博的戒指会如此重要。既然这枚戒指似乎在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这就是故事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动因。突然间，他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这戒指就是那枚失落的魔戒之王，正是它统领着其他所有魔戒，是魔君索伦自己持有的魔戒；为了抵消索伦的邪恶力量，魔戒必须被带回那座由索伦统治的邪恶荒原——魔都，在当年铸造它的火山烈焰中将它彻底销毁。此时他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写了，也确定了故事的名字：《魔戒之王》。他提醒自己的出版商，与《霍比特人》相比，这个故事里出现的危机要严峻得多，因此基调也就更加阴沉。

二战及之后的岁月

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的不仅仅是托尔金的写作计划。牛津是幸运的，因为希特勒决定不轰炸这座大学城，但战时配给制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且为躲避闪电战而被疏散的人员需要在每一个可用的房间里找到栖身之处。战争爆发时，托尔金的大儿子约翰正在罗马为从事牧师职业而学习；他和他的同学们被疏散到兰开夏郡。而此时两个小一些的儿子仍然处在上大学的年龄，但当他们到了从军的年龄，迈克尔成为一个防空炮手，而克里斯托弗加入了空军。他们位于诺斯穆尔路的住宅经常被疏散人员和寄宿房客占用。托尔金主要的写作时间是夜晚的短暂时分，而这一时间要受到检查防空设施的民防队员的管制。此时的牛津大学没有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因饱受震荡而陷入一种停滞状态，但由于服役的学员要想成为军官就必须要有学历，所以他们被送往牛津大学接受“短期课程”的学习以获得资格，因此牛津大学的学术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只要条件允许，托尔金就继续写作，但到了1940年年末，当写到远征团队——弗罗多和他的八个伙伴——抵达了位于莫里亚的巴林墓这一节点时，他的写作陷入了一种停顿状态。托尔金的写作过程中断过好几次，这是第一次。几乎在一年之后，当他继续写作时，他试图根据当时的构想为后面的故事理出一个提纲，而他预计，只需要再写几章就可以结束故事了。然而到了1943年的夏天，他仍在伏案写作，而且再一次陷入了停顿。1944年4月，托尔金又继续开始写作，当那年夏天克里斯托弗被送往南非接受训练时，父亲托尔金给他寄来了部分手稿和讲述其写作进展的信件。当故事叙述到巨型蜘蛛希罗比的巢穴时，托尔金又感觉山穷水尽了。1945年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战争的结束带来了喜悦，但就在欧洲战争结束的一天之后，查尔斯·威廉姆斯病倒了。他死于六天之后的5月15日。尽管托尔金和他不是亲密的朋友，但两人毕竟是曾经聚在一起的伙伴，托尔金为他的去世感到痛惜。

1945年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情是托尔金被任命为默顿英语语言和文学教授。这使他的活动中心从彭布罗克学院转移到默顿学院。在彭布罗克学院他从来都没有感到特别开心，而默顿学院则让他感到更为宽松。这一年的年末，默顿英语文学教授职位出现空缺，人们普遍认为刘易斯是这一职位的主要候选人之一，但他落选了。此事之后，托尔金和刘易斯之间的裂痕开始变得明显起来。在刘易斯于1954年当选为剑桥大学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教授这一职位后（这个席位基本上是为他设立的，部分地是为了补偿他未能获得默顿教授职位一事），这两人就很少看到对方的身影了，不过在《魔戒之王》最终出版之后，刘易斯还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评论者。

托尔金获得的新的教授职位还带来了另一个好处——默顿学院拥有可以租给本学院教职人员的房子。由于托尔金在诺斯穆尔路的住宅如今只有克里斯托弗和普丽西拉两人居住，所以显得太大了，而且维护费用也很昂贵，于是托尔金夫妇提出申请，想租一套默顿学院的房子。1947年，他们得以搬进一套小一些的住房，位于靠近城镇中心的庄园路，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座房子显然太小了。在战后的岁月里，英国国内的住房状况是非常紧张的。虽然他们提交了另一个申请，想要一套条件更好的住房，但一时间并没有合适的房子，在此期间，他们只得将就住下去。对于托尔金来说，这套新房子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没有一间适宜的书房。

战后的另一个变化乃是雷纳·昂温去了牛津大学读本科。他之前就认识托尔金，而且他是托尔金作品最早和最热情的评阅者，所以托尔金就将目前为止写出的《魔戒之王》的手稿交给了他。雷纳的热情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黯淡下去，他向他的父亲明确表示，最后的这个故事——艾伦–昂温出版社在久等之下已经或多或少不抱什么希望了——是值得期待的。托尔金决定试着完成手稿的写作，但他认为，首先，他需要修改已经写出的部分。他还决定对《霍比特人》进行修改，以便使咕噜姆出现的部分适应故事随后的情节发展。不过，到了1949年的秋天，在首次提出为《霍比特人》写作续集将近十二年之后，这部手稿终于完成了，并用打字机打了出来，随时可以送交出版商。

出版过程中的尴尬

然而，对于应当把书稿送到哪家出版商，托尔金一直拿不定主意。尽管他与艾伦–昂温出版社已经建立了出版关系，但他就像以往的很多作者一样，对出版方对自己的创造性脑力劳动的支持力度有所不满。艾伦–昂温出版社对《精灵宝钻》缺乏兴趣，这使得托尔金一直耿耿于怀。后来托尔金意识到《精灵宝钻》和《魔戒之王》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前者的出版可作为后者的背景故事，因此，他心中的不快变得愈发强烈。在二战结束时，艾伦–昂温出版社已同意出版托尔金的故事《汉姆的农夫贾尔斯》，它最终在1949年面世；但出版社没有对它进行宣传推广，托尔金对此很不满，而且他对于二战后推出的《霍比特人》的版本质量也感到不满，因为它缺少了最初版本中的那些插图。其中部分问题并不是艾伦–昂温出版社的过错：纸张的供应不仅在战争期间是短缺的，而且在战后的许多年里也是如此；此外，当时按照战前的发行规模去出版图书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然而，托尔金对于出版经济学的种种现实了解甚少，而艾伦–昂温出版社对于托尔金在中洲世界的情感投入也所知甚少。

1949年下半年，托尔金将《精灵宝钻》的书稿交给了柯林斯出版集团的米尔顿·沃德曼。沃德曼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是由曾经的迹象文学社成员杰维斯·马修——一个多明我会的牧师——介绍给托尔金的。沃德曼饶有兴致地聆听了托尔金为畅销书《霍比特人》计划写的续作的情况，不过他很可能没有想到首先交给他的却是《精灵宝钻》。在他表示对第一部书稿感兴趣之后，托尔金却把第二部书稿交给了他，而沃德曼甚至更喜欢这部书稿。此外，柯林斯出版集团相比于艾伦–昂温出版社具有这样一个优势：它既拥有多家出版商，又拥有多家文具商，所以它的纸张配额比大多数出版社都要多。考虑到这两部鸿篇巨制的分量，这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

柯林斯出版集团既然表示有兴趣出版这些书稿，托尔金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从艾伦–昂温出版社那里抽身出来。1950年，他给昔日合作的出版商写了一系列令其望而却步的信件，明确告知对方，他已做出决定，《魔戒之王》和《精灵宝钻》必须一同出版，而且尽管全部书稿篇幅超长（他预计为100万字，大致为三卷本的百科全书的厚度），它们必须以完整的形式出版——唯一可以接受的分卷方式就是分为两卷；这两部作品不能再细分了。他还表明，除了他自己所在的小圈子之外，没有人会对阅读这样一部复杂的鸿篇巨制产生特别的兴趣。当然，他现在写出的书稿已很难说是《霍比特人》的一部“续作”了——对此他绝对没有进行任何夸张。艾伦–昂温出版社已经拒绝了《罗佛兰登》和《幸福先生》的书稿，这两本无可否认是儿童图书，拒绝的原因是它们与“霍比特人”没什么太大关系。《魔戒之王》里尽管出现了霍比特人，但在基调和风格方面与《霍比特人》差距巨大，而《精灵宝钻》则完全另起炉灶。最后，在1950年4月，雷纳·昂温提出了一个建议，由出版社买下这两部书稿，然后在读过《精灵宝钻》的书稿后再放弃这本的出版（斯坦利·昂温为什么要把这项建议转达给托尔金，这对于人们的想象力是一个挑战，这无异于提前宣布他们计划要占他的便宜）。这一建议使托尔金很气愤，他坚持自己提出的这些条件不容商谈并要求出版社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昂温的答复是不同意。

现在，托尔金可以自由地将他的那些书稿正式送交柯林斯出版集团了。然而，既然鱼儿已经上钩了，柯林斯宣布需要对《魔戒之王》进行删减。托尔金虽然很失望，但还是同意尽最大努力，不过他提交了《精灵宝钻》新增的几个章节作为反击。在作者一方和编辑一方业已背道而驰、相互抵触的情况下，沃德曼离开英国前往意大利，而且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随后沃德曼生病了，无法进行每年秋季前往伦敦的旅行。已完成书稿的出版事宜毫无进展，与此同时，托尔金还在努力完成《精灵宝钻》的写作（它的篇幅越来越长了）。昂温听说托尔金在柯林斯那边的事情进展不顺利，又主动向托尔金表示友好，但托尔金并不准备就此放弃他的新出版商。然而，到了1952年的3月，他仍然没有与柯林斯方面签订合同，而纸张的价格正在上涨，这使得长篇幅图书的出版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最后，托尔金再次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柯林斯立即出版《魔戒之王》，否则他就返回艾伦–昂温出版社。作为出版集团的老板，威廉·柯林斯已经开始顾虑托尔金这个作者比较不好相处这一点，因而不无遗憾地告诉他，也许回到艾伦–昂温出版社对他会是最好的选择。

去而复返

当然，此时托尔金不得不开始修复他曾经费力去破坏的这段关系。幸运的是，雷纳·昂温大学毕业后开始为家族出版社工作，他很乐意接受托尔金的友好姿态。事实上，刚一接手这部书稿，他甚至没有花时间再阅读一遍，就直接开始估算出版的成本。他得出的结论是，最好的方式——即最经济的方式——就是将这部书稿分为独立的三卷出版，每卷以二十一先令的高价出售。假设这部书销售一空，这就能够让艾伦–昂温出版社赚取微小的利润；如果卖得不好，出版方就会承受最高达一千英镑的损失。不过，雷纳·昂温告诉父亲，《魔戒之王》会给出版社带来很好的声望，这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出版社决定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整部书稿——没有像柯林斯要求的那样进行删减——并且为托尔金提供了一份利润共享的合同。不同于通常的作者版税——即图书定价乘以销售量的一定的百分比——在出版成本没有收回之前，托尔金将不会获得稿酬；而在收回成本之后，托尔金将获得所有利润的50％。如果图书销售状况不佳——而这正是艾伦–昂温出版社所忧虑的——他们的损失就会降到最低，但如果图书十分畅销，托尔金获得的收益就将远远超过他按照通常的合同所应得到的部分。

出版的流程启动了。此时托尔金一家正处于五年中第三次搬家的过程中；1950年，在离开位于庄园路的那座太小的房子并搬进位于霍利韦尔街拐角的一座更大的房子之后，新房子周围的交通噪声却令人难以忍受。（托尔金将此地比喻为魔都。）1953年3月，托尔金一家搬迁到黑丁顿，它位于牛津东郊，而刘易斯的住宅基恩园就坐落在这里。尽管如此，托尔金还是设法在春末完成了对书稿的前两卷《带戒远征》和《双塔奇兵》的修改。随后他不得不处理校样中出现的问题——排字工人再次“纠正”了他的单词拼写，如将dwarves和elvish分别改为dwarfs和elfish，等等。还有一些问题涉及计划中的和计划外的那些插图。托尔金曾希望在书中使用一些巧妙的装饰手法，诸如将魔戒上铭刻的烈焰式的字母用红色显示，以及用红色字母来呈现在莫里亚发现的精灵族的编年史副本，这是托尔金运用各种“手抄稿字迹”和字母精心设计出来的。此外，当编年史记述到悲剧性的结局时，配上特意设计的焚烧过的页面边缘和喷溅的“血迹”。然而对于一本定价已经很高的出版物，以上这些设计被证实为过于昂贵了；双方都认为地图将是一种有用的补充，但托尔金发现很难完成这些地图，于是这份工作最终转交给了克里斯托弗·托尔金。

艾伦–昂温出版社计划在1954年夏天推出《带戒远征》，稍后再推出其他两卷。前两卷都已准备好可以付印了，但最后一卷《王者归来》，对外的广告宣称收有附录，而这些附录还没有写出来。《带戒远征》在1954年8月初出版后，收到的一般是积极正面的评价。绝大多数评论家，甚至那些瞧不起托尔金的散文风格的人，都承认故事的情节足以使这部作品获得成功，并且期待着第二部的问世。在出版后不到6个星期，这本书就要重印了，因为最初付印的3,500本已经销售一空。与此同时，托尔金夏日的旅程还未结束——他被授予了爱尔兰国立大学和列日大学的荣誉学位——所以无法推进附录的撰写。《双塔奇兵》于11月面世，收到了与第一卷相似的评论，而那些读过这两卷小说的人无不感到意犹未尽，焦急地等待着故事的后续发展：第二卷结束时，弗罗多被半兽人奥克斯所俘获，而携带魔戒的山姆则被困在巨型蜘蛛希罗比的巢穴中。到了3月，《王者归来》仍然没有出版，艾伦–昂温出版社不断收到来自读者的抱怨信件，他们就想知道故事中的悬念什么时候才会解开，而托尔金仍在撰写那些附录。他终于在1955年3月20日交出了附录部分，然后带着伊迪丝和普丽西拉到意大利去度假。然而在意大利，校样和印刷工人的询问接踵而至，穷追不舍；即使他收到了这些校样和询问，他也无法进行处理，他必须回到家中，去看他的笔记。《王者归来》于10月20日出版（减掉了原先承诺的索引部分），人们终于可以对三部曲进行全面的评论鉴赏了。与《霍比特人》一样，《魔戒之王》在美国也由霍顿·米夫林出版集团出版，大西洋彼岸的评论也像潮水般涌来。

爱恨之间

从一开始，人们对于这三部曲的艺术价值就有不同的看法。C. S. 刘易斯和W. H. 奥登两人很喜爱这三部曲；除了他们与托尔金的私人关系因素（奥登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时听过托尔金的讲座，而且受到托尔金在课堂上对《贝奥武甫》声情并茂的朗读的影响，他还在自己的一些早期诗作中尝试了古英语的头韵法），这两人还都非常喜欢诸如科幻小说和谋杀探案小说这样的类型小说。而埃德温·缪尔，一位英国《观察家报》的评论员，以及埃德蒙·威尔逊，一位美国《国家》杂志的评论员，则十分厌恶这三卷作品，把它们看作模仿《圣经》的散文写出的“少年男儿自己的故事”（意思是天真的、追求冒险的道德故事）。对于这样的评论者来说，《魔戒之王》回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幻想文学所表现的天真幼稚的英雄主义立场，比如给予托尔金灵感与激励的威廉·莫里斯、邓萨尼勋爵和E. R. 埃迪森，或者H. 赖德·哈格德的诸如《她》和《所罗门王的宝藏》这样的殖民主义者的冒险故事。问题在于，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托尔金确实是尝试运用一种如今已经过时的类型进行写作；而另一方面，那些执著于欣赏现代主义文学风格的人绝不会被一部中世纪风格的史诗作品所打动。另一个问题是（这对于托尔金来说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刘易斯过于热情洋溢的评论——声称这几卷书“如同一片晴空中划过的闪电……华丽动人、鲜明流畅而且气势磅礴”以及“太具有独创性，太丰富深邃，在第一次阅读时绝对无法做出任何最后的判断”——引起了这些评论者的反感。他们挑不出托尔金的任何毛病，但却强烈地憎恶刘易斯，因此，任何刘易斯所欣赏的东西都会不由分说地遭到他们的鄙视。

在托尔金作品的爱好者和托尔金作品的蔑视者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立，总体来说，一边站的是读者群体，而另一边站着专业评论家和学者。这种对立在托尔金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持续存在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英国举行的大众投票评选中，《魔戒之王》被选为“世纪之书”，托尔金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这在文学界引起了诸如“哦，见鬼了”，以及“真是一场恶梦”这样的反应（后者出自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和评论家杰曼·格里尔）。即使那些欣赏这几部小说的人也往往专注于托尔金的“子创造”的完整性——读者甚至将中洲世界当作一个拥有各种语言和传说的真实世界而沉浸于其中。在许多方面，这两个阵营往往都忽略了潜藏在托尔金作品后面的精湛高超的技巧，以及对于那些主题和人物的精心构建。这部艺术巨著就如同中古英语诗歌《珍珠》和《纯洁》一样，是作者苦心孤诣、精心创造的，而这两首古诗歌也和《贝奥武甫》或《埃达》一样是托尔金灵感的重要来源。

《封神》：上半部的“封神绑”，下半部的“指环王”

风雨交加的隐晦时日，坐在电影院的人造黑暗中，观看一部漫长电影，不啻于一种享受。外面是雷霆大作、风雨交加，银幕上是战叫怒吼，兵戈铁马。雪花飘落在已经黯淡了生气的瞳孔上，死亡透过一双双战死者的眼睛凝视着这片冰天雪地的战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也是父与子之间的恶斗。

《封神》开场冀州之战剧照。

暴戾的鲜血召唤出妖魔在人间游走，不仅啃噬血肉，也蛊惑人心，释放出那伪善的躯壳中本就暗藏的无边嗜欲——那是踩着千万人的骸骨成就一人君临天下的勃勃野心。人世间的罪恶招致天谴，灾祸倾天而下，在大地蔓延，高居山巅天穹的仙人也适时播撒祂们的慈悲，差遣弟子来到凡世，寻找那位注定能结束这场灾祸的天下共主。妖魔、仙人、先知、愚氓、暴君与英雄齐聚一时，犹如天雷勾动地火般在滚滚暗尘中放射出雷霆闪电，照亮了世界将来的命运。

如此恢宏的构想，如果不能成就一部史诗级的巨作，那么就会烂尾成一个灾难级的天坑。热映中的院线大片《封神》，如今就正走在巨作与天坑之间的口碑钢丝上，赞誉和讥评就像阴阳两边的山坡，堆起了如今豆瓣上7.7分这个依然在震荡中的评分。

赞誉者夸赞它当得起预告片中“国民神话”的自诩，单是开篇那场攻打冀州城的大战，就已值回一半票价——看着马蹄如流风般踏碎冰天雪地，英勇而年轻的面庞从烈焰的试炼中奋勇突出，那声“踏平冀州”的战叫，直让坐在前四排的观众耳膜震颤。朝歌金雕玉砌的宫殿，饕餮纹饰渲染出一种狰狞的奢华。昆仑玉虚宫中的仙人也姿态飘逸，不似仙侠剧中那样影楼风的质感，头光与身光，衣带飘飘，宛如元明寺庙壁画中数百年来令信徒膜拜的神灵。

《封神》玉虚宫中的元始天尊与十二金仙。

另一半票价则由那些壮健的肉体包揽，导演总能善解人意地在各个场合找机会解开演员的上衣，让他们持盾仗剑、怒吼作舞，在比划拳脚时绷紧肌肉，在时下流行的阴柔之美中，陡然刮起了一阵令人不错眼珠的阳刚之风。

但上述备受赞誉的闪光，同样也是饱受讥评的焦点。影片中赤裸上身被五花大绑的大商太子殷郊，因为绳子绑得如此专业，以至于很快让这部影片得了个“封神绑”的绰号。影片的节奏前松后紧，以至于临近结局时，比干突然宣称自己有让妖魔吃下后便能现出原型的七窍玲珑心显得相当突兀，就像导演催着这位三朝元老赶紧去死，好给第二部的演员腾地一样。玉虚宫中元始天尊和十二金仙的对白犹如接龙游戏，堂堂大罗神仙居然张口“这次得我去”，简直跟过家家一般幼稚。

开篇的大战场景虽然不可谓不雄壮激荡，但却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游戏迷脑海中会浮现出某款著名的游戏设定，而影迷们则突然想回家找出盗版光盘，再温习一遍《指环王》中著名的米纳斯提力斯之战——在电影上映后不久，这部上映前被许为“中国指环王”的电影就被嘲讽为“低配指环王”。

影片中因为殷郊的捆绑技术好到令人印象深刻而被网友谑称为“封神绑”。《封神》剧照。

将《封神》与《指环王》对标，虽然从特效或是制作上确有可堪比较之处。但对这部电影如此恢宏奇幻世界观的构建者，原著《封神演义》的作者——无论他是许仲琳，还是陆西星，对他来说，纵使自己有书中周文王那样的卜算未来之能，或许也会觉得这种对标莫名其妙——《封神演义》不是《指环王》，《封神演义》的作者也不是托尔金，甚至连乔治·R·R马丁也谈不上。生活在晚明时代的作者并没有今天影视创作者们的勃勃雄心，他从未想过自己的小说会成为一部“国民神话”——因为它根本也不是神话，它只是在一部更早的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小说，而那部宋元话本，如今连作者也难以查考，它很可能是民间说书先生的说书底本，经过了数代不知名的说书者的口耳相传后，最终形成文字，刊行于世。

无论是《武王伐纣平话》还是继之改编的《封神演义》，它们都没有构筑某种神话体系的宏伟野心，所求的不过是谋生的口粮与刷印贩书所得的几文钱而已。里面的仙凡对阵与神灵斗法，大都是抄掇各地民间传说和神仙奇谈，作者作为读书文士的加工，间或会掺入一些自己读过的史书笔记，但总体上乃是各方糅合，拼凑一气。然而，正因为博取众多，也足够亲民，所以其中那些波云诡谲的情节和夸诞奇幻的想象，才足以让今人感受那种澎湃郁发的创作力。

诚然，在今人眼中，诞生这些神魔小说的时代是一个轻信的时代，人们相信天上有天宫神佛，地下有幽冥鬼魅，山林有妖魔精怪，一如人间有善恶是非——那是属于古人眼中的真实，而在今天视为虚幻的想象。不过，当我们透过电影银幕，去捕捉那个时代想象的吉光片羽时，便会发现历史常常会像影片开场的那场大战一样，扑面袭来。

撰文｜李夏恩

开战·人牲

妲己与纣王的初次相会。《封神》剧照。

透过裂隙，她爬进了营帐，她身上挂着镣铐，肩头披着的几缕衣裳恰到好处地遮住了人类薄薄的文明外壳，她像是在地上爬行，又像是贴着地毯在空气中游曳，游过那些猛兽尸骸剥下的锦烂皮毛，游过反射着火光熠熠生辉的青金鼎彝，终于，她游到了他的脚边，沿着他起伏壮健的胴体，攀上了他的胸膛，像只机敏、好奇而又略带恐惧的小兽一样，舔舐着他胸前被战争撕裂的创口，随着她的舌头触碰到了他血管里奔涌的欲望的味道，她的瞳孔霎时闪烁了一下儿：

“我能帮你，成为，全天下的王——”

电影中妲己与纣王的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拍得相当魅惑，以至于说不好究竟谁在勾引谁。但或许正因为观众注意力太过聚焦于男女主角身上，以至于少有人注意到那个放在旁边的配角，他始终耷拉眼皮，不愿正眼观瞧这对倾家丧国的王牌组合——这对组合中的一个，正披着她女儿的皮囊搔首弄姿，而另一个，则是砍下他脑袋的仇敌。

这位配角就是在上一幕大战中被纣王斩杀的冀州侯苏护，不过如今他只剩下一个脑袋，被裹上盐，装在一只青铜甗里。接下来，他还会被装进漆盒里，被纣王呈送到他的父王帝乙眼前，最后被制成酒杯，捧在帝乙的手里——帝乙就是捧着这个头骨酒杯畅饮时，被一剑贯胸送了命。

《封神》电影中手持苏护头骨做成酒杯的帝乙。

其中的隐喻不言自明：杀人人杀，暴戾循环，而死去苏护的头颅不仅是亲历者，也是目击者。当然，这算不算因果报应另当别论——因为在这场杀戮游戏中，杀人者同样也是被杀者，彼此互为因果。

不过，片中陈放在青铜甗中的那颗人头，显然是在向河南殷墟博物馆中那两件著名的展品致敬，在那个玻璃展柜前的解说牌上简短地写着五个字“铜甗与人头”。

这两只装有人头的青铜甗出土研究的故事能从中看出人们对殷商时代某种认识上的变化。殷商是一个建立在大规模人殉和人牲之上的血腥王朝这一点，早在1928年首次殷墟考古发掘时，人们在惊骇之余就已经认识到了。但1984年在殷墟西北冈祭祀坑出土第一件放有人头的青铜甗时，还是让考古学者们倍感惊奇，因为人殉和人牲虽然常见，但烹煮人头甚至食人这种骇人听闻的做法，还是突破了考古学者们的认知底线。

由于头一次遇到这种状况，因此他们倾向于青铜甗中的人头是在摆放时偶然滚落进去的。直到1999年在刘家庄墓葬1046号大墓中出土了第二件装有人头的青铜甗，才让考古学者们意识到这可能不是偶然。主持研究工作的唐际根决定从头骨上取一小块样本进行化验，结果令人震惊，这枚头骨中的钙质流失相当严重，证实它确实被烹煮过。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确定这枚头骨属于一名来自今天安阳东南方向的十五岁少女——这就是那个网络上著名的阴间段子“河南人锅里煮着安徽人”的由来。

武官村北出土铜甗(84AWBM259:6) 2.刘家庄北出土铜甗(99ALNM1046:4)。出自孙明《论商代的斩首祭祀习俗》。

青铜甗中蒸煮过的少女头骨的发现，让世人对殷商王朝的残酷程度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人头蒸煮过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殷商贵族有食人的习俗，这更可能是仪式性献祭时烹煮祭品以奉献给祖先神灵，抑或像影片中那样，通过蒸煮头颅，便于皮肤肌肉组织的剥离，以便于制成骷髅酒杯那样的器具。但殷商王朝乃是食人王朝的传言还是不胫而走，颇有市场。特别是这两件青铜甗的年代刚好是纣王父亲帝乙到纣王统治时期，更坐实了纣王是个不折不扣的末代暴君。

杀人献祭殉葬，不仅对今人来说心理上难以接受，当《封神演义》的作者编撰小说时，细数纣王种种恶行，也决然意想不到整个殷商王朝曾经犯下这种在后世眼中如此残暴的弥天大罪。所以无论是在《武王伐纣平话》中，还是在之后的《封神演义》中，纣王对朝臣施以炮烙之刑，将伯邑考做成肉酱，剖开孕妇的肚子，就已经算是致使上天震怒的弥天大罪了——他们的邪恶的想象力仅止于此了。

纣王无道造炮烙，出自明万历刻本《新刻钟敬伯先生批评封神演义》。

他们不会想到的是，上述这些残暴杀人行为，实际上占据了后世想象中被圣君贤王占据的上古史中的大部分时光。相当于传说中圣君五帝时代的红山文化时期，在一座祭祀遗址中，发现了象征大地或是生育母神的陶塑女神像的旁边，就摆放着人类的骨架，这是目前考古学者确定的最早的人牲实例。而在早商时代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中，则在2012年夏季的发掘中，发现了48枚头骨，这些头骨全部属于16到20岁的年轻少女，这些少女们生前遭受的残酷暴力——那些砍斫和灼烧的创痕，深入骨髓，尽管历经四千年时光，依然未能磨灭。至于殷商时代，不妨直接引用1976年考古学者们在殷墟发掘了191个祭祀坑后所撰写的考古报告：

“坑内埋的骨架，绝大多数是无头躯体，少数是全躯或头躯分离的骨架。无头躯体的骨架的头都是用刀砍下的，颈椎上有明显的刀痕，有的颈椎旁边还带有下颚骨。有的骨架是被砍断肢解后扔入坑内的，或上下肢骨被砍、或在胸部处截断、或腰斩、或手足的掌部被砍去。有的是捆缚住手脚被砍后埋入的。全躯骨架有的是死后埋入的，姿势较自然，有的是未捆或捆绑后活埋的，故有抱首屈膝或张口挣扎之状。”

中国早期文明代表的石峁遗址发掘出的人殉头骨，这些头骨都有遭受暴力砍杀烧灼的痕迹，均为16至20岁的少女头骨。出自孙明《论商代的斩首祭祀习俗》。

上古的文明，便是踩着这些人牲的血泪骨骸上走向辉煌的。令人瞠目赞叹的青铜鼎彝，盛放着的正是奴隶的血泪尸骨——他们被认为是献祭给辉煌盛世的必要代价。电影中特别用了整场戏来表现那些奴隶的遭际，与宏丽辉煌的王宫朝堂形成鲜明对比，奴隶劳作的工地乃是泥水遍地的污秽之所，监工凶恶的鞭笞无情地抽打在他们身上，血泪和着尘土，伤痕在烈日下炙烤，脚手架搭得如此高大，从上面跌下便会粉身碎骨。而他们负责修筑的通天祭台，正是商王与上帝鬼神的沟通之所。

影片中搭建通天祭台的殷商奴隶们。《封神》剧照。

电影中并未表现人殉与人牲的残酷场面，但奴隶修建祭台的浩大工程，不啻于一场代价高昂的人牲祭祀。按照后世的逻辑，穷兵黩武、滥杀无辜、奴役万民，这正是殷纣所以身死国丧之因。在小说《封神演义》到电影《封神》中，上天之所以断绝殷商气数，降下天谴，原因也在于此。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无论天谴是洪灾还是暴雨，最终遭殃的还是普通百姓，至于王宫中的殷商权贵们，酒池肉林，轻歌曼舞，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毕竟，纵使天谴威胁到王朝榨取财富资源的基础，但平息天谴，有的是办法。

天谴·祸福

《封神》中纣王的登基大典。《封神》剧照。

“我用一千名人牲，来平息天谴！”

登基大典，威武雄壮，肃穆而低沉的歌声，唱出歌颂大邑商先祖烈烈功绩的诗章《玄鸟》，巨大的龟甲安放在祭台上，祭司小心翼翼地用火烧灼，期待着龟甲上绽放的裂隙能够明示上帝鬼神降下的预兆。但，不待龟筮，天象已经发生了变化——彤云四起，日蚀隐晦，天地变色，龟甲也随着四分五裂。就在天谴异象发生之时，纣王径直喊出这样一句：

“我用一千名人牲，来平息天谴！”

他的态度是如此地理所当然，几乎是他的脑回路开始运转时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因为这正是殷商王朝历代君王取悦上帝鬼神的常规操作。而在他身旁，曾被孔子赞为“三仁”之一的皇叔比干，也并未对纣王增加人牲祭祀的观点提出反驳，只是说要平息天谴，需要向上帝鬼神献上更大更尊贵的人牲，也就是君王自己。

殷商的开国之君成汤就是个值得效法的例子。《吕氏春秋》中记载的成汤灭夏建立商朝时，天下大旱，于是成汤亲自在桑林祈祷：“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然后，象征性的“剪其发，磨其手”，将自己作为牺牲献祭给上帝，于是“民乃甚说，雨乃大至”。

这条记载虽然表面上表现了成汤甘愿为民众自我牺牲的圣王高尚精神，但实际却暗含了一个逻辑：所求越大，付出越多。查阅殷商甲骨文中祭祀的记载也能证明这一点，比如牙疼，只要几个或是十几个人牲便足够，但若是祈祷降雨或是战争得胜，那杀死的人牲就数以百计了。

事实上，按照殷人的标准，很可能杀死的人牲数量越多，这位君王的声望就越高。武丁在历史记载中共认的商代贤君，他被称为“天下之盛君也”“能耸其德，至于神明”，《史记》更形容他的统治“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

然而考古发现却证实，武丁时代可能是殷商人牲最猖獗的时代，考古学家姚孝遂根据收集到的688片甲骨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武丁约60年的统治时期，“用人牲之记数者5418人，用人牲之不计数者247次，一次用人牲最高数为1000人。总计用人牲片数379片”。相比来说，帝乙到其子帝辛也就是纣王统治的约40年里，“用人牲之记数者75人，用人牲之不计数者29次，一次用人牲最高数30人，总计用人牲片数32片”。如果单纯从使用人牲的角度来看，末代君主纣王显然比那位号称殷商盛世的贤圣之君武丁要“仁慈”得多。

这枚甲骨上刻有“方伯用”三字铭文，材质是一名被商王俘获的异族首领的头骨。出自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12册。

但内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发现的甲骨中，武丁时期几乎占到了五分之三的数量，如此多的数量，自然在人牲数量上也会高于其他时期，而晚期从帝乙到纣王时期的甲骨数量甚至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因此，它只能证明殷商王朝全盛的武丁时代杀戮人牲数量庞大，却不能证明纣王就不那么嗜好献祭人牲。

考古发掘显示，纣王对杀人祭祀同样执迷，只是他把屠刀伸向了另一批人。

在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考古队发现了一座属于纣王时期的祭祀坑，共有三层，一共掩埋了73具尸骨。这场杀人祭祀的仪式颇为井然有序，每一层的尸骨上都扑了朱砂，而且确保被杀死的人牲都面部朝下，并且死状凄惨，从婴儿到老人，都按照年龄和身份分配了从碾碎到腰斩的献祭方式，而最上面一层的死者，有一件象牙簪和五支象牙笄作为首服，并且还有高近半米的一只青铜鼎陪葬，鼎上铭文记录了它的主人名为“戍嗣子”，是一名贵族。

后冈祭祀坑H10第二层人牲的平面图。出自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这证明在纣王时代，他很可能将一些不听命的贵族当作人牲祭祀给了上帝鬼神。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何同样是大规模杀人祭祀，武丁就被后世称赞为圣君，而纣王就是遭到万世唾骂的亡国之君。事实情况很可能是，无论对殷人还是灭亡殷商的周人来说，人牲与人殉并非不能接受，甚至是值得称道赞许的，但是，如果人牲的命运加诸到那些原先负责屠戮人牲的贵族身上，那么就是犯下了倾家丧国的大罪。

尽管《封神演义》的作者未必知道殷商人牲与人殉的历史，但是他笔下纣王的恶行，最大的两桩炮烙和虿盆，受害的对象正是朝堂上的权贵朝臣，以及后宫中的宫人。也就是《荀子》中“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和《史记》里“百姓怨望而诸侯有衅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记载的文学化改编。

至于殷商那些被作为人牲和人殉的奴隶们，他们遭受这种苦痛的命运已经六百年了，没人为他们喊冤。这些数以万计惨死的冤魂，不仅没有招致任何天谴，反而在殷人眼中，正是这些惨死的人牲，取悦了上帝鬼神，护佑着王朝永固，国祚绵延。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硕，版本：一頁folio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本文虽然材料解读和观点与本书有所出入，但推荐此书作为了解殷周之变的最新读物。

这是段黑色幽默，但也是段令人战栗而悲哀的历史。在电影中，殷商灭亡大戏的开端，被设定为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正是纣王对一位贵族的征伐和杀戮。不得不说，这刚好对应了三千五百年前殷商末年那场对贵族“戍嗣子”家族的集体献祭。就像冀州侯苏护的头颅被放在青铜甗中，也让人想起殷墟博物馆中那两只青铜甗里的人头。

青铜甗中的受害者经过化验证实其来自于安阳东南部，这正与甲骨文和传世文献中记载的纣王征伐东夷的史事相关——青铜甗中的不幸少女应该就是被纣王征服的东夷部族首领的女儿，悲惨的是，她并没有像妲己一样被纣王纳入宫中，备受宠爱，而是以如此凄惨的方式被处死献祭。但吊诡的是，传世文献《左传》中记载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便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正是对东夷的征伐，导致了纣王身死国丧。现在的考古证据显示，东夷与殷商关系密切，甚至在商朝灭亡之后，东夷地区依然延续着殷商的人牲祭祀和人殉仪式。因此，纣王对东夷的征伐，也是殷商王朝内部对不听命贵族的一次武力清洗。

当我们在看过电影中妲己掠过那只青铜甗中冀州首领苏护的头颅，再在博物馆中凝视着这枚青铜甗中东夷少女的头颅，仿佛两个头颅交叠在一起，共同幻化成妲己那张看似美艳而危险的面孔——她就是那个三千五百年前被残酷杀死的东夷少女的化身，在后世的文献中，在文人笔下的小说中，在影视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灭亡商朝——这是她的复仇，从这一点来说，这确实是“天谴”。

食子·正邪

《封神》电影中李雪健饰演的姬昌在监牢中对冒险来看望的儿子姬发谆谆教诲。

在影片因为时长被删减的若干片段中，最令人遗憾也是最揪心的一幕，就是李雪健饰演的西伯侯姬昌风雨过后的暗夜中，衣衫褴褛的倒卧在柴草旁的情景。在经历了一天的公开认罪和沿街游斗后，他疲惫地蜷缩着睡着了，却又猝然被惊醒。他看到一条野狗掀开了他怀里抱着的盒子，从里面叼出了一块肉饼。

那是一声发自胸肺之间凄厉的怒吼，简直不像是人类的喉咙发出的声音，而是比野狗更加凶猛的兽类的嚎叫。这声嚎叫把野狗吓得低声呜呜地逃跑了，只留下这个老人，颤抖着枯瘦的手指仔细地盖上了盒盖，把它紧紧地抱在了怀里。因为剪辑的视频太过模糊，以至于看不清他的脸上是否老泪纵横，但这确实是赚人泪水的一幕。

那个盒子里，装的是他的儿子伯邑考的肉做成的肉饼。

毫无疑问，如果这段被删减的情节加回到上映正片中，那么整部电影的评分很可能会再高出8分。文王食子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封神》这部电影的起点，根据导演的自述，也来自于这场人伦惨剧，一如他在一场采访中所坦陈的那样：

“我太想知道当时姬昌的感受了，他当时受到了怎样的情感冲击？内心有何等的屈辱和愤怒？殷寿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残酷的方式摧残他？如果伯邑考的弟弟姬发知道了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事件是整个封神故事最核心的情感。”

如果真的想探究姬昌的感受，那么就需要回溯历史，但这只能得出一个很遗憾的结论：这个文王食子的故事，很可能只是一个演绎而成的传说，而非真实发生过。这个故事的最早版本，见于西晋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中：

纣既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在另一部托名为姜太公所著的《太公金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一次是以姬昌的口吻对姜太公讲述的：“天下失道，忠谏者死。予子伯邑考为王仆御，无故烹之。囚予于羑里，以其羹歠予。”

《帝王世系》成书的年代已经距离纣王的时代过去了一千两百年，而《太公金匮》一书则首见于《隋书·经籍志》，较之《帝王世系》更晚。在《帝王世系》之前，文王食子的故事全然不见于记载，唯一将文王与食人结合起来的先秦典籍，是《战国策》中的记载，纣王“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牖里之库百日，而欲令之死”，纣王将鬼侯与鄂侯杀死，做成了肉酱和肉脯，文王听闻之后叹气，因此遭到纣王猜忌，因而下狱。而在《天问》中“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则言纣王将诸侯杀死后做成肉酱，赐给了文王。

至于伯邑考，直到汉代，提起他只是说武王继位时，“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其后不知所封”。与文王被囚和接受人肉羹是两个系统的传说。很可能直到魏晋之际，这两个传说混在一起，才诞生了文王食子的故事。

但不得不承认，比起文王因为纣王残杀诸侯制成肉酱而叹气，这位后世公认的圣人被迫吃下自己儿子的肉的故事，更具有戏剧上的张力。因此，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都接受了这个故事并加以演绎。

纣王杀死伯邑考后，将肉赐给姬昌，出自元刻本《全相武王伐纣平话》。

如果电影想要寻找这个故事作为核心情感，那么更应该锁定的目标，就是《封神演义》这本虚构小说，比起它的原版《武王伐纣平话》中文王食子的描述，《封神演义》显然更加细致入微。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姬昌通过卜算得知纣王处死了自己的儿子伯邑考，并且做成肉羹后，面对送来肉羹的使臣，是这样描写的：

姬昌心内思惟：此肉是我儿肉，若我不食此肉，和我死在不仁之君手也。姬昌接得此肉，喜而食之。姬昌告来使曰：“此羹甚肉？此肉甚好。”费孟闻言，心内思之：姬昌非是贤人也！

但是《封神演义》这一段的描述，却足以看出一位父亲被迫吃下儿子肉的那种强行压抑的悲痛：

姬昌明知子肉，含忍痛苦，不敢悲伤，勉强精神对使命言曰：“钦差大人，犯臣不能躬谢天恩，敢烦大人与昌转达，昌就此谢恩便了。”姬伯倒身下拜：“蒙圣上之恩光，又普照于羑里。”

在使命官回到朝歌后，他虽然心怀“思子之苦”，但因为害怕周围的监视，所以依然“不敢啼哭”。

一位丧子父亲，面对凶手逼迫自己吞下儿子的肉，却连悲伤愤怒的权利都没有，只得忍辱含恨，在原著中，他不断思念自己的儿子，以至于“寝食俱废”。

《封神演义》的作者描述姬昌食子的情感虽然同样是寥寥数语，但如此真切，原因恐怕是，帝王逼迫臣民吃下自己儿子肉的残酷行径，虽然并未发生在周文王身上，但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发生的时代，正是《封神演义》小说诞生的明朝。

剥皮实草、铲头大会、把人扣在铜缸中活活炙烤而死，在朝堂上将臣子重杖打死，林林总总令人战栗的残酷刑罚，正是明朝统治者的特色创新。逼父食子发生在这个朝代，也就不必太过惊异。成书于明中期正德年间的《备遗录》记载，这位做下逼父食子残忍行径的，正是篡夺侄儿建文帝皇位的明成祖朱棣。被他逼迫吃下儿子肉的人，则是忠于建文帝的礼部尚书陈迪。为了逼迫陈迪就范，朱棣“命割其子肉塞入迪口，令自啖之”，故意问道：

“好吃否？”

陈迪回敬道：

“这是忠臣孝子底的肉，甘美好吃！”

明嘉靖刻本《备遗录》中明成祖朱棣逼建文忠臣陈迪吃自己儿子肉的记载。国家图书馆藏。

《封神演义》成书的万历年间，建文朝殉难诸臣终于得到朝廷正式平反，他们的事迹也因之广为流传。考虑到《封神演义》中有那么多或明或暗影喻时事的情节，就像修建鹿台征发徭役影射当时万历帝征发徭役刻敛赋税兴修三大殿的时事一样，说不定作者在撰写文王食子时，会想起流传已广的明成祖逼陈迪食子的史事。明代刑场上的真实一幕，比起传说中的文王食子，更加酷烈百倍。因为那是明知自己儿子被杀，却不得不吞下的苦痛，是连哭也不允许哭出声的极度的悲哀和愤怒。

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影起码给了传说中的姬昌，以及历史上那些千千万万那些因饥荒、因战争、因权势的逼迫而不得不忍痛含恨吃下自己至亲骨肉的受害者一个还击的机会。电影中的姬昌在咬下肉饼时毫不知情，是纣王像当年的明成祖朱棣一样，狞笑着戏谑道破了那个残酷的真相：

“你那么爱你的儿子，你没尝出他的味道吗？”

这时，你能看到姬昌在怔住的瞬间，肉饼从手中掉落，然后，他崩溃了，这位在牢狱中饱受折磨的父亲，拼尽自己仅存的气力，砸向眼前的杀人凶手，这是这位一直坚持着理智与自尊的老人，用丧失理智的愤怒去索取被权力残忍夺走的正义。你能看到一位父亲极度的悲愤，也能看到高高在上的凶手对自己犯下极端罪行的得意，他冷眼看着这个高尚仁德的象征物在他的脚下被蹂躏、被践踏。

在下一幕中，姬昌被放出了大牢，在两名差官的看押下，他被迫公开承认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行。而逼他低头认罪的，正是他手中牢牢抱着的那个盒子，里面装着他心爱的长子，还有那个他八年未见的儿子，如今已经认贼作父的姬发——尽管自己落得如此地步，正是这个儿子向凶手纣王举发自己的结果。但他依然是他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爱子，也是他被凶手揪住的软肋。

“我有罪——”

他喊道。

“我是罪人……”

他喃喃自语。

他认下了自己造谣惑众，煽动叛乱的罪名。抱着装有爱子骨肉的盒子，怀揣着对另一位爱子的惦念，光着脚走在大街上，高喊着自己犯下的所谓罪行。一路上，围拢在他身前身后的，是对大邑商忠心耿耿的臣民百姓们，他们满腔义愤，贡献出自己最臭烂的菜叶、最残破的瓦罐，以及最恶毒的咒骂，大义凛然地砸在这位丧子父亲的身上。

姬昌被迫公开认罪，承认自己编造造谣，遭到殷商百姓的批斗。出自《封神》剧照。

在他们的身旁，奴隶们依然在鞭笞下不眠不休地修建着通天祭台，在他们的头顶，上帝鬼神降下的天谴依然在蔓延。这可能是整部电影中最意味深长的一幕，殷纣苛政统治下遭受蹂躏压榨的百姓，却选择与凶手共情，去集体迫害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受害者——施害反而成了受害的补偿，从这一点来说，天谴落在他们身上，并不冤枉。

我们并不缺乏对善的认知，但是却往往缺少对恶的想象力。至真至诚的善令人感动一样，纯粹的邪恶同样具有令人屈膝臣服的魔力。真与伪，善与恶都应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尽管这只是一部电影，但它确实给了殷商覆灭一个配得上神话传奇的答案——所有的神话都以一场正邪大战作为高潮和终局。但唯有穿越邪恶的最幽深的暗谷，才能懂得何谓真正的正义。

那是一条漫长的旅程，就是像一个千古神话。

游子还乡，英雄归来，是神话永恒的主题。出自《封神》剧照。

作者/李夏恩

编辑/荷花李阳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