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简介

更新日期:2025-06-03 05:15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史记》简介的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文章主题：明确文章的主题是介绍《史记》的基本情况，如作者、成书背景、内容特点等。
2. 结构安排：合理规划文章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史记》的作者和成书背景；正文部分详细介绍《史记》的内容、特点、历史地位等；结尾部分总结全文，强调《史记》的重要性和价值。
3. 内容详实：在正文部分，要详细阐述《史记》的内容、特点和历史地位。以下是一些具体要点：
a. 作者：《史记》的作者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b. 成书背景：《史记》成书于西汉时期，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后，仍坚持写作，历时14年完成这部巨著。
c. 内容特点：《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史实，共130篇，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
d. 历史地位：《史记》在我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为后世史书提供了范例，还对后世文学、哲学、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4.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注意运用准确、简洁、生动的语言，

史记简介

　《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国宝典。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早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历时14年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全书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文化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博大的内容、独特的思想和深邃的精神，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文化大山

  《史记》是一座不同寻常的文化大山。它有五种体例，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发挥独特作用，形成完整序列，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历史全貌，开创了历史记载的新体例，开辟了史学发展的新道路、新纪元，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

  《史记》应时而生，顺应了时代需求。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没有来得及总结历史经验就已灭亡。汉高祖时期，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但也开始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经过文景之治，社会稳定。武帝即位，“外攘夷狄，内修法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出现兴盛局面。巩固王朝统治，需要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淮南子》“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开始进行思想方面的综合工作；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司马相如的大赋，体现汉代大一统社会的思想观念。宏阔昂扬的时代，应有一部史书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朝服务。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生逢盛世，肩负起时代重任。

  《史记》跨越时空，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华民族从远古的原始部落逐步发展为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贯穿三千年历史，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除汉王朝中原地区外，对周边民族的记载远及今天的中亚西亚，是一幅极为广阔的历史画卷，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史学家吕思勉在《秦汉史》中对此予以高度评价：“通史之义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编，此通乎时者也。合万邦之事于一简，此通诸地者也。自古所谓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为限。当谈、迁之时，所知之世界，固尽于其书之所著，则谓其书为当时之世界史可也。”这是此前史书所没有的，也是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历史记载所没有的。十二本纪所载王朝兴衰更替，显示了不同执政者的治国理念和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是政治学的典型范例。历史如何由对神的崇拜发展到对人的重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人如何认识社会，司马谈如何总结先秦诸子，都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三千年历史，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尤其是春秋战国至秦一统天下、楚汉战争、汉匈战争，如何运筹、如何决胜，无不显示着军事学的谋略战术。物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不同时代、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平准书》《货殖列传》等就是古代经济学的活教材。此外，《史记》还涉及民族学、外交学、天文学、地理学、灾害学、医学、农学、教育学、音乐学、建筑学等。

  《史记》是由心血浇铸而成的不朽巨著，关注的不是冷冰冰的历史，而是鲜活的生命。司马家族是史官世家。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后又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习，20岁时壮游天下，实地考察历史遗迹，收集资料。司马谈临终前嘱其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下决心要继孔子作《春秋》。他因“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想以死来洗刷耻辱，但又想，《史记》没有完成，即使一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于是，他从历史上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的悲惨遭遇中汲取精神力量，以超常的毅力，在逆境中坚持八年，最终完成《史记》，这是两代人用“心”铸就的历史长城。司马迁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历史人物身上，在《史记》中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影子。如，《管晏列传》管仲曰：“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鲁仲连邹阳列传》：“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有时司马迁则直抒胸臆，如《汲郑列传赞》借翟公所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揭露世态炎凉入木三分。《史记》也因此成为充满情感的文化大山，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

  文化标识

  《史记》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同时，进行新的创造，大胆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是《史记》的思想内核，也是全新的文化标识。

  把“人”放在关键地位。纪传体以人为核心，原因是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先秦以来人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古代学者曾说司马迁有“爱奇”倾向，实质上就是对奇人、奇事的推崇。司马迁的笔下，不仅有历代帝王、贵族，更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些丞相，“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虽然“列侯继嗣”，但也不能进入传记。相反，一些底层人物，如刺客、游侠、商人等，因有值得称赞之处而进入传记。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人心向背关乎国家命运。仁爱之君，视民如子，得民心，得天下；残暴之君，视民如草芥，失民心，失天下。《高祖本纪》中刘邦总结自己取天下的原因：“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认为，历史的发展要靠人的力量来推动。《项羽本纪》中项羽临死前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批评道：“过矣”“岂不谬哉”！显然，他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并不在天命，而在于他本人。《伯夷列传》甚至对“天道”提出疑问。司马迁同时强调，人要顺应时势，社会发展靠人，但也不是靠一人之力。正如《刘敬叔孙通列传》所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

  从“变”的角度认识历史。司马迁要通过历史“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殷本纪》展现王朝兴衰过程，“兴”“复兴”“衰”“复衰”“益衰”出现多次，线索清晰。《高祖本纪赞》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说明汉采取了相应的变革措施，使社会得以进步。从秦楚之际到刘邦建国，社会急剧变化，《秦楚之际月表序》对这段历史作了高度概括：“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指出陈涉、项羽、刘邦是这段历史中的三个重要人物，观察分析非常透彻。司马迁也注意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如“十表”，《三代世表》起黄帝，迄西周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迄孔子卒；《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迄秦二世灭；《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起义，迄刘邦称帝。司马迁用共和、孔子卒、秦亡、陈涉起义、刘邦称帝等作为“表”的分界线，可见他对历史的敏锐观察和深刻认识。《平准书》说：“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从“变”看历史、社会、人物，考察“成败兴坏之理”，分析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其思想高度和独特视角。

  对传统勇于突破。《史记》“整齐百家杂语”，但司马迁不是杂家，而是融百家成“一家”。《史记》突破“为尊者讳”的史书传统，敢于揭露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丑恶行径；儒家重义轻利，《史记》同时强调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表现出卓越的经济思想；《史记》敢于歌颂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把他们比作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当别人对秦“举而笑之”、讥刺其短命王朝时，《史记》能对秦的得与失进行冷静的分析评价，认为“世异变，成功大”；《史记》还创立民族史传，把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纳入华夏民族的版图之内，记载他们与中原民族的交往，体现了新的大一统思想。用这样的眼光看待历史，体现了司马迁非凡的识见。

  文化丰碑

  《史记》又是一座巍峨的文化丰碑。

  《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和汉代文化的代表。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有神话传说、谣谚诗赋、历史记载、经传杂说、诸子百家等。到《史记》，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成为集大成的著作。《史记》是先秦以来巫、史文化的系统综合；《史记》是对上古至汉三千年文化的大梳理，反映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延续性；《史记》“整齐百家杂语”，是先秦以来各种学派思想的全面整合，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的发展变化；《史记》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大综合，展现不同层次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史记》首次建立起中华民族完整的谱系。《史记》以黄帝开篇，具有深刻的意义。黄帝作为大一统的开始，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思想观念，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统一。《五帝本纪》记述黄帝之后是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说他们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从黄帝这里发源，绵绵不断。不仅如此，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如《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些记载，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谱系，使我们明白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源”在何处。

  《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大禹治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张骞通西域，司马迁用“凿空”予以高度评价，正是此壮举，开启了汉朝与西域诸国友好往来的大门，体现出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孔子为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等，体现的是顽强不屈的精神。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晁错“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等，体现出大胆的改革精神。屈原忧国忧民，卜式输财为国，李广、卫青、霍去病保卫边疆等，是爱国情怀的体现。《史记》是一道历史人物的画廊，“脊梁”式人物很多，许多历史人物已经成为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深入人心。

  《史记》是历史人物生命的特殊载体，它歌颂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体现了人性的多个层面，展示闪光人性的不朽魅力。有以仁爱著称的国君如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知错就改的廉颇，忠厚善良的张释之，正直敢言的汲黯，仁爱士卒的李广，诚实守信的季札，忠烈义气的程婴、公孙杵臼，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不知名姓的“漂母”身上也闪耀着性善的光芒。相反，有残暴的桀、纣，指鹿为马的赵高，阿谀顺旨的公孙弘，残忍凶狠的宁成等，给后人以警示。有些人物则体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如商鞅、项羽、张汤等，引人思考。

  这座文化丰碑，是界碑和分水岭。《史记》的思想广度和深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这座丰碑是美的体现。司马迁在“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前提下，施展文学家的才华，用美的语言、美的结构、美的艺术手法精心创作，鲜活再现历史人物，后人从《史记》中既能得到历史的教益，又能得到美的享受。这座丰碑引起人们强烈共鸣。司马迁被历史人物感动，从他们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再将其传播给后人，正如明代茅坤在《茅庐门集》所说：“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这座丰碑，起到了以心传心、以情传情的作用。

  文化链条

  《史记》也是一根文化链条。《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写历史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提供有益借鉴。《史记》以“通”的形式，连接古今，影响世界。

  连接传统与现代。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史记》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如治国理政方面，黄帝“修德振兵”，德是关键。《殷本纪》曰：“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郑世家》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都强调治国要以德服人。治理国家还要善于纳言，周厉王不听召公劝谏而导致亡国；秦王采纳李斯《谏逐客书》，招揽人才，国力大增。如何理政，《酷吏列传》《循吏列传》等篇章中记载的人物，都可以作为典型案例。《楚元王世家》载：“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存亡在所任”。周文王访贤得姜太公，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萧何追韩信并委以重任，都表现了对人才的渴望。军事方面，司马穰苴、孙武、周亚夫的严厉治军，田单的火牛阵、韩信的背水一战，等等，都蕴含着军事智慧。外交方面，子贡救鲁，苏秦、张仪合纵连横，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陆贾出使南越，张骞出使西域，流传深远。关于经济，《货殖列传》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反对与民争利，富有远见。这些充满智慧的思想，对于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连接中国和世界。《史记》具有很强的辐射力，且已超越国界。它首先在东亚文化圈传播，据初唐李延寿《北史·高丽传》，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就已传播到朝鲜半岛；据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考证，《史记》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至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各种不同形式、不同版本的《史记》。后来，《史记》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全球的《史记》研究也持续不断。《史记》所体现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对解决人类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如“和”的思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人性中对真善美的渴望，诚实守信的做人原则，团结友爱的处世之道，都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史记》的价值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代郑樵称赞《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后来的史学，所谓“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均采纳《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形式。清代《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史记》高居榜首。文学史上，散文、咏史诗、小说、戏曲创作等把《史记》奉为经典，汲取营养的同时传承其精神。《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影响众多领域的研究发展。作为一根文化链条，从汉魏六朝直到今天，《史记》的传播和研究没有中断，甚至发展为“史记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与精神财富。

经过李陵事件，司马迁因为触犯了皇上，下了监狱，交给朝廷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史记》之树长青，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是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的珍贵文化遗产。《史记》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发挥了重要的民族凝聚作用。这一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地位，使《史记》成为中国人心中很重要的一部典籍。司马迁的思想、精神、人格魅力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很长远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说：《史记》应进入高校课堂。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些高校开设了《史记》专修课。国学大师陈垣先生也说，高等院校文史两系不读《史记》的学生是不合格的大学生。

　　《史记》如此重要，如何评价它呢？最有名的是鲁迅先生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以为，或者还可以补充两句话：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域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具体说，《史记》对于中国史学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地位。先秦史籍是中国史学的童年，其特点多为资料汇编，内容庞杂，文字疏简，记事粗略，较少有历史过程的记述与研究。《史记》问世，改变了这一状况，它让中国史学从童年走向成熟。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年的中国通史，不仅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知体系，这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之后，史籍得以蓬勃发展，两汉以后，史籍独立成部，蔚为大观。东晋李充著《晋元帝四部书目》，史籍已在经、史、子、集四部目录中位居第二。其二，规范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其三，创立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其四，树立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历史观。这一点尤其重要，司马迁建立的大一统历史观，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史记》对于文学的贡献，亦有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是一位语言巨匠，创立了善叙事理的叙述语言。其二，司马迁是一位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是学习司马迁，追步司马迁。其三，创立传记文学。其四，传奇人于千秋，创立了塑造典型化历史人物的方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司马迁探索出一套写人的艺术。可见，鲁迅的评价十分中肯而精准，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

　　但是，评价《史记》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还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就是前文提到的《史记》的写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司马迁把全社会各种人际关系概括为：君、臣、父、子。司马迁说，全社会的人，也就是“君、臣、父、子”，都应该读一读《春秋》，这样才能懂得“君、臣、父、子”的职责，懂得怎样做人，那么社会就和谐了。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是从思想内涵层面说的，庄肃地写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我们转换为现代语言，套入鲁迅评价的语境，就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在我看来，这两句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相辅为用，是对《史记》从艺术成就到思想内涵的补充评价。限于篇幅，“国学之根柢”难以展开细说，下面着重说一说“治国之宝典”这一话题。

　　“治国之宝典”，即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简括地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先说国家建构。《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司马迁展示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禅让相承，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如何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自强不息。“通古今之变”，就是要用不断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间社会的发展。国家施政要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移风易俗，赵国近于称霸，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除秦旧制，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超级强国。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两种模式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其一，帝王无私，要天下为公。其二，帝王成事，要任贤使能。其三，帝王善断，要有领导方法。其四，帝王兼听，要察纳雅言。其五，帝王勤政，要关爱民生。其六，帝王节俭，要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亦有六个方面。其一，居官理民，要为民办事。其二，刑政要依法断案，使天下无冤民。其三，为官要清廉，不与民争利。其四，救民水火，甘冒斧钺。其五，当官要自律，职位是责任。其六，治理积弊，要有智慧，要启迪民智。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是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是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善”。七十列传记载的历史人物涵盖士农工商各色人物，惩恶劝善普及全社会，所以《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综上所述，《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自成一家之言。而与此同时，《史记》还是一部治国宝典，蕴含了许多治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其作者司马迁堪称集史学家、文学家、伦理哲学思想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在中国文明史上，是一位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物。司马迁把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史记》，给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将永远值得我们后人铭记。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确凿无疑。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传承增补

《史记》经过司马迁外孙杨恽的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曾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增补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也窜入了其他文字，失去原貌。今本《史记》中有些篇章或者有些段落不是司马迁所撰写，明显有补窜痕迹，如《司马相如列传》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公孙弘传》中有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等等。而对于《史记》缺篇的补写，裴骃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中引三国时张晏的话，说《史记》亡十篇，“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续，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认为褚少孙补了亡佚十篇中的四篇。张守节《龟策列传·正义》则认为褚少孙补十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也认为褚少孙补十篇。但是，据《汉书·艺文志》、《论衡·须颂篇》、《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古今正史篇》等，西汉后期补续《史记》的多达17家。张大可认为真正补续的只有褚少孙一人，其余均为续写西汉史，大都单独别行，与褚少孙续补附骥《史记》而行不同。赵生群则根据有关资料，认为真正补续《史记》的除褚少孙之外，还有冯商，《汉书·艺文志》对冯商所续《太史公》保留七篇，当是补亡之作；删除四篇，应是续《史记》之文。

《史记》中哪些属于窜入文字，古今以来的学者也有许多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崔适，他在《史记探源》中认为，《史记》属于今文学，由于刘歆的窜乱，乃杂有古文说。刘歆伪造《左传》，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皆为刘歆所窜入。而且，崔适列举八条理由证明《史记》断限止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所以，“麟止”（元狩元年）后的记载皆为窜入。他认为，《史记》中有29篇为后人所补和妄人所续，它们是：《文帝纪》《武帝纪》《年表》第五至第十（6篇）八书（8篇）《三王世家》《张苍传》《南越传》《东越传》《朝鲜传》《西南夷传》《循吏传》《汲郑传》《酷吏传》《大宛传》《佞幸传》《日者传》《龟策传》。崔适还认为《年表》五至九为褚少孙所补，其余妄人所续。崔适的一些观点颇有偏激之处，朱东润《史记考索》附《史记百三十篇伪窜考》一文，对“十篇亡佚”和崔适提出的29篇补续及其他说法涉及到的篇目共48篇进行辨析，有肯定前人者，也有反驳前人者。

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总论》“史记附益条”，涉及《史记》补窜的篇目有34篇，分别是：

本纪2篇：《秦始皇本纪》《今上本纪》。

表6篇：《三代世表》《汉兴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书8篇：《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

世家7篇：《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曹相国世家》《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

列传13篇：《贾生列传》《郦商列传》《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田叔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酷吏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

这些篇目中，有些是褚少孙所补，有些则是后人补窜。今人张大可经过详细考释，认为窜补篇目除以上34篇外，还有《孔子世家》《韩信卢绾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并将所有补窜篇目内容分为四类：褚少孙等续史篇目内容、好事者补亡篇目内容、读史者增窜篇目内容、司马迁附记太初以后事篇目内容。共有16篇涉及太初以后记事，凡22人，是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综其终始”的简略附记，总计1541字，这些人和事集中在两件大事上，一为巫蛊案，一为李陵案。赵生群则认为，《史记》记事迄于太初，太初以后所记载的事件，是后人补窜。

创作背景

名称来由

《史记》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93年——96年。史料记载，司马迁自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动手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投降”事件，含冤入狱，但他顾念《史记》还没有完成，忍辱苟活下来，三年后出狱（公元前96年）。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在他写给朋友任安的信（即有名的《报任安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由此可见，这时《史记》己基本写就。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灵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创作原因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取材方法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创作过程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作品目录

卷数 内容

【本纪】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

①不列名义上的天子汉惠帝本纪，以吕太后有实际统率，理由与项羽同

②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荀子的《礼论》及《议兵》来代替正文

③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礼记》《乐记》代替正文

④未阐述诸侯国之俗，仅记司马季主之事

作品鉴赏

叙事艺术

史记独特的叙事艺术，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纵向以十二本纪和十表为代表，叙写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横向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和行业，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独特的效果。

项羽本纪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从历史上说，具体记录了楚汉相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从文学上说，本文是中国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艺术杰作，文中描绘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画卷，塑造的项羽经典的悲剧英雄形象，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即：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人物刻画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但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

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在《李将军列传》中，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就是为了衬托李广。

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

四)、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

五)、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六)、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风姿。

《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很自负。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恰如其分给以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风貌，各有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

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

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宝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史记》描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有选择，各有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笔下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风格特征

深邃意蕴的叙事和生动鲜活的人物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形成一种雄深雅健的独特风格。《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并富有传奇色彩。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思想感情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当时的倾危之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大显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产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付出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自身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雎、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对于像萧何、陈平那样的幸运儿，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吴起为了当上鲁国将军而杀妻，未为卿相而母死不归，名缰利锁把他变成一个刻暴少恩之人，最终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绩与人性的严重异化形成直接冲突。张耳、陈余早年为刎颈之交，后来却反目为仇，也是利欲把他们拆开。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帝国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显示其灵异。除了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田单列传》的传主田单是一位智谋之士，这篇传记写了一系列的奇谋奇计，尤其是用火牛阵大破齐军一节，更是精彩绝妙。传记赞语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迹，可谓奇上加奇。《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作品影响

史学影响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榜样，仿效这种体裁修史相继而起。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里，附在《春秋》之后。自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后世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西晋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将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

文学影响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作者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生平事迹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

作品评价

西汉刘向、扬雄：然自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西晋华峤：迁文直而事核。

西晋张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唐代韩愈：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唐代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十国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明代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明末清初杰出的点评家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鲁迅：《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毛泽东：“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

近代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现代作家、文学史家郑振铎：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出版信息

《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宋刻十行本。

史记第二系：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绍兴年间淮南东路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史记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耿秉重刻张杅本。

史记第四系：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第一支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元中统二年（1261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而从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而清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刻本则从北监本出。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刻）。

学术研究

研究概况

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

主要注家

宋元之后，《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著作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南朝（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史记正义》（唐张守节）。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宋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史记探源》(清朝·崔适)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

近人陈直之作，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史记》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注译者

陈曦，文学博士。出版有三全本《孙子兵法》《六韬》《司马法 吴子》《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等。主持参与“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史记》白话翻译。

王珏，历史学博士。出版有《长城与中国历代王朝边疆安全》《秦穆公谋霸研究》《春秋时期齐国军队研究》《孙子兵法与当代战争》等专著。“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史记》重要译者。

王晓东，文学硕士。著有《潘岳研究》《曹植选集》《史记·佞幸列传》发覆等专著与论文。“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史记》主要译者。

周旻，文学博士。编著有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史记》、“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史记》。

参考资料

史记豆瓣(引用日期 2021-09-06)

从勒菲弗尔改写论看《史记》英译知网(引用日期 2022-02-18)

走进历史长河——我与《史记》翻译（英文）中国知网(引用日期 2022-02-24)

司马迁《史记》全文在线阅读、注释与翻译华语网(引用日期 2023-02-20)

史记古诗文网(引用日期 2023-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