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北京人》读后感》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05 08: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北京人》读后感的作文，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读后感主题，比如对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写作手法等方面的感悟。
2. 结构清晰：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应该具备明确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
3. 引言部分： - 简要介绍《北京人》的作者、背景、故事梗概等基本信息。 - 提出自己对这部小说的整体评价或感悟。
4. 主体部分： - 人物分析：分析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如性格特点、命运走向等，并结合具体情节进行阐述。 - 情节分析：对小说中的重要情节进行解读，如高潮、转折等，探讨情节对人物和主题的影响。 - 主题探讨：分析小说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如人性、爱情、家庭、社会等，结合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述。 - 写作手法分析：探讨小说的写作手法，如象征、对比、讽刺等，分析其对小说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作用。
5. 结尾部分： - 总结全文，重申自己的观点和感悟。 - 可以提出对小说的进一步思考或建议。
以下是一些具体注意事项：
1. 语言表达：读后感要求语言通顺、表达清晰，避免使用过于口语化的表达。
2. 观点

张辛欣：那些《北京人》后来怎样了 | 正午

我住破庙，睡长江轮过道，钻入火车椅子底下。听了300人，写下100多人的口述。

文 | 张辛欣

编者按：80年代是张辛欣的高光时刻，她的口述实录《北京人》开创了当时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先河，被翻译成12种外文版；其小说成名作《在同一地平线上》被批为“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代表”。这个陌生的哲学名词，当年却是被批判的不良思想。80年代后期，张辛欣前往美国，后与律师斯蒂夫结婚，此后的30多年，她一直“选择流落”、“临时生存”。除了小说，还操练过戏剧、广播、电视、电影、多媒体出版、电子书等多种创作形式。

2022年1月，张辛欣在Amazon自出版了《语言难民》一书，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在美国孤身独居的她，用回忆和写作对抗疫情。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一卷，让我们回到80年代，听作者讲述，一个小说家为何拿起录音机做口述史，此书在海内外引起了哪些反响。这些记录既是作者的心绪投射，也可视作人世沧桑的时代快照。

第一次读到口述历史体例是在大学课堂，戏剧理论教授在念陈旧的讲义，我把讲义放桌面，埋头读刚到手的《世界文学》杂志，读到斯特卡（Studs Terkel）《美国梦寻》片段：美国小姐、推销员、农人、退休老太。

一段导语，地点、人名、年龄，这人就说话了。读得我砰砰心跳，小说要花多少心思让读者进入虚构的真实，而口述历史，神奇飞毯啊，一瞬间活人来到眼前！胖瘦、衣裳、姿势、口吻，周围的气味、飘荡的景色……

那是1981年初夏时候，绿荫遮蔽教室窗，讲义的宣教声远离了，我在冥想，一定要试试这种体例！当然，它需要花大量时间，我立刻判断了，作为戏剧导演系的学生，我超级忙，清晨练功、吊嗓子，白天满满八节课（排小品、学灯光、设计、化妆、文学理论、国际戏剧史、政治课）晚上导演作业、当演员——被同学导演，半夜时候写小说，暑假寒假都是从早到晚写小说的时间。口述历史，根本没有时间做，口述历史，潜伏心底。

第一次读口述历史，我还意识到，口述体作为文学体例和录音机这种记录工具进入大众的关系。1877年爱迪生发明的录音装置，录下他自己念的“玛丽有只小羊”，一共8秒钟声音，是世界录音史第一声。但是认同这种文字体例要到大众认为人说话容易记录了（1935年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研制成功使用塑料磁带的磁带录音机）。

1978年我拥有第一个录音机，夏普牌，比一块砖头大一点，半夜排队到第二天中午买到手，270块人民币。然后，在远洋水手免税圈子里，我看到手提式立体录音机，巨大个头，银光闪闪。我为录音机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呢，靠这篇发表小说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全国20万人报考导演系，录取20，发表小说的考生就我一个，那时候人人读小说，我的老师不例外，老师看上了小说，对我能不能当导演，指挥各种人，说很多话，很担忧的。

用稿费我买了第一个手提立体，索尼的。戴着飞行员似的厚耳机，抵挡同室谈笑和鼾声，我写小说，默默听着录音机的盒带音乐。

想来，怪异，录音机的录音功能，那时候中国有录音机的人都不用。我们用录音机盗（倒）音乐磁带。之前的记忆是深刻的，我的知识分子双亲有悠远记忆，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说的话，都可能是危险材料。录音键，是禁区。

让“蓝蚂蚁”开口

1983年我被大报大刊批判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来我大学宿舍，说代表美国侨报，让我写点东西，可以在纽约的侨报发表。我说想写口述历史，他建议写末代皇帝家族，说认识这个家族，我说，我想写普通人。和他谈了几句，听一下他的读书背景，就这么定了。此人笔名桑烨。真名叫什么我至今不知道。对这人从头到尾我不知道更多了。我从来是根据读书判断人。

1983年冬天我们开始做口述历史，我穿着妈妈旧皮大衣，罩着蓝色灯芯绒面，正好混入蓝色人群，外国不是叫我们“蓝蚂蚁”吗？

我第一个采访的人是写流行歌曲的谷建芬。全国都唱她谱写的“我爱北京天安门”，而她的命运——政治命运（好像我们不配别的？），我听着，我流眼泪，我暗自想，我在遭遇的又算什么呢！

没有职业，各地流浪，倾听各种人的故事，我俩一起听，分头听，偶然用录音机，基本是倾听。一边写一边在纽约中国城的中文报纸《侨报》副刊发表。

倾听，需要技巧，你必须时刻关注说话对象什么时候停顿，听说的话，要猜测吞进肚子没有说的，你要知道这位叙述者的生命背景，是什么地方的人，考虑更大的历史映照。

我听方言是有障碍的。录音机甚至不能拿出来，别吓了说话的人。录音机摆在那里，就会威胁，会改变叙述。

我做笔记。偷偷地。听完立刻找地方速记。听太长的叙述说得去“上厕所”，在蹲坑上匆匆记下叙述结构，特别用词，出现停顿的时刻。我没有身份证，没有介绍信，印了一张侨报记者名片，用假名字，桑烨也印了一个。走到哪里，我掏出假记者证。那时候外国侨报在刚开放的中国人眼里挺新奇的，地方干部是友好的，不怀疑我（我在大报被点名批评基层干部对不上），乡干部主动领着我到处转悠，我得想办法摆脱干部，我住破庙，睡长江轮过道，钻入火车椅子底下。

听了300人写下100多人。出书时候我给总标题《北京人》（周口店猿人学名），副题是“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叙”。我意在，当代个人叙述沉积着深厚历史。

1985年我的写作一被“平反”，我立刻联合中国五家杂志：《收获》、《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长春文艺》、《钟山》，每家杂志发表十几个人，同时发表60多人的口述历史。这是中国文学杂志的丰彩时刻，《收获》杂志发行量100万份。两年前，编辑都为发表我的小说做检讨，我翻身了，受冤的编辑依旧默默，我用给作品报答编辑。多杂志多种人声，我用杂志作舞台。

作家们先是听说，一年多沉默的我要发表一大堆作品，都大惊，待到发出来，哦，不是精妙小说，是各种人水了吧唧的叙述。作家们都大松一口气。记者们很妒忌。后来我提着刚买到手的第一个摄像机来找摄影记录第一人吴文光，他一边教我怎么开机，从摘掉镜头盖教起，一边说，原谅我要用骂人词儿。我愣住了。他说我发表口述历史时候他在新疆当记者，他也读过《美国梦寻》，他一读我的，一边破口大骂：TMD怎么她占先做出来了！不少中国记者说我抢了他们的行。

外国记者最惊奇的问题是：你是怎么让蓝蚂蚁开口的？你们中国人心思如此之深！我老实，因为我听着哭，听着笑。对于专业记者，这无疑是不专业的。

占尽地理天机的中国作者

这一次语言逃难，让我大“红”。英文版是《西游记》翻译家WJE Jnner和英国Leeds大学系东方系Delia Davin和八位翻译一起做的，其中有《沈从文史诗》美国作者金介甫，在英美留学的台湾年轻学者，编辑Jnner考虑到，翻译的不同音调会给不同叙述者炫出各种色彩。

各国翻译版的思路不约而同。

瑞典版是汉学家马悦然带一帮学生翻译的，包括后来译莫言成世界级翻译家的陈安娜，译我写的中国人好像是她的翻译处女作。

德文版是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带一群学生翻译的。马汉茂是当时美英法德汉学家中活动能量最大的！他主持德国科隆大中华文学会议，让我到德国，方便我和出德文版的科隆出版社和德国媒体打交往。

马汉茂这位汉学家，在我看来，也是德国汉学转型人物。他念老子庄子学汉字，研究李渔戏曲理论拿汉学博士时候，不会—说—中文。德国老一代是研究死汉学的。马汉茂到台湾留学，娶了台湾太太（优雅礼数英文系毕业）。汉学家娶中国妻子是天下常识，有效的日夜练习。年轻马汉茂做《郁达夫研究》，自费出版，让大陆的钱钟书大惊，马汉茂从此有名了。马汉茂参与德国与中国建交的秘密谈判，翻译编辑《毛泽东选集》德文版。到80年代他带领一帮学生翻译《中国人自述》时候，中文流利，中国政治文化消息灵敏。

他和我的聊天包括《肉蒲团》。我听说但没读过，他复印给我，嘱咐我回国过海关之前扔掉。我连夜读，跟他说读后感，婆婆后花园销售性器具好看啊！马汉茂笑眯眯说，我认为你能写畅销小说，用你的红名销外国。

遗憾我太忙，没有听他的。万万看不出，万万想不到，精明、幽默，新汉学事业最积极的马汉茂，被忧郁症深深困扰，2013年他突然自尽了。（2020年写到这一行我搜他，网上几乎没有他了）。汉学家、翻译家，马汉茂，阳光你，给了我文学异国销路的视野，就为这个我也要记你一笔。

德文版出在所有版之前，出在中文版之前。当时我因为演中文版皮特金特的绿衣公主，被挪威外交部，正在挪威周游，德文版快递到挪威，送到在明信片一般旷野景色游走的我手中。德文版封面是一个老红军给孩子喂饭。

德文版让挪威一位作家生慕。这位挪威作家是先锋作家，被无数挪威女读者爱慕，而他爱上我，一瞬间。送我一个海盗手镯。这位挪威作家是寂寞的，北欧文字斗士是寂寞的，反什么都跟在欧洲大陆更在美国后面。我看到，作为一个中国写作者，我占尽地理天机。

然后，我是美国国务院的导演，在美国东西海岸看戏，走到俄亥俄顺便地闯入世界作家大会。纽约时报书评版编辑把第二天上版的书评小样送到我手中，大会宣布了这个消息。我让多少作家嫉妒。

我是虚荣的。在此之前，我的小说有法文版和德文版，这部合作的口述历史译了至少12种语言。我进入各种语言的海洋，不由地，我计算走了几个国家，好像探险家。美国口述实录教父Studs Terkel为英文版做序，纽约时报书评小样送到我手中，是我虚荣的高潮？

这些人现在怎样了？

写下的人，存在书中，成为活人，你凝视你想，这人现在怎样了？

1984年到85年两年游走倾听中国人的生命故事，1993年的时候，我从第一本书英文版出版人安德烈·谢夫林（Andre Schiffrin）手中得到写续集的合同。给我合同的时候，谢夫林说，不要指望续集会像第一本那么红，那是西方第一次读到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文字记录。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不再在美国人视野中心了。谢夫林预付我五千块美金，并且是和翻译家葛浩文平分。“翻译和作者一样重要。“谢夫林说。

从美国回中国，我提着一个花卉布袋，白布条提手，是促销赠送的，里面装一个小录音机，在办公用品店买的，1.5吋小磁带。

第一部书采访是1983年冬天，当时的游走倾听我感受到整个国家经济在开放在活泼，人们在说话，大吃大嚼的万元户（一万元人民币！）摆阔大说。

十年后1993年这时候是邓小平南下巡回之后，国有企业开始被拆分，我的朋友，享受公有制的能跑的都跑了，跑到外国，或者外省，在美国大学当难民或者餐馆打工，有人进监狱的出来了，做生意了，准备把孩子送英国念书。

我没有中国身份证，失去北京人艺剧院导演职位，公家分配的住房被收回了，在北京父母家临时落脚。放下手提行李，立刻去拜访书中一个人。他退休前在两弹上天的科技七级部工作，他家离我父母家走路可到。1984年我在燕京宾馆宣布西餐厅对中国人开放那天遇到他，他一头银发，和太太赶着头一天开放来吃西餐。我们吃着聊，然后到他家继续聊。他早年在德国西门子做事，49年中央航空公司起义投效新中国他有功的。他叫杭晓祖。他说话有着理工科人的幽默。这一次，我跟他聊社会巨变应该会相当顺利。

他住的公寓是上世纪50年代为苏联专家修建的，比京城老百姓的公寓要宽大，我记得公寓有七个房间，他和太太两人住，他说每个房间他有不同的用处，一个房间修电视，一个修收音机，一个修立体音响，只给熟人修。儿子不能分享国家给他的住房待遇。

我敲门。一个中年人开门，我不认识他，他问我找谁，我说，杭效祖，他说，去世了。太太呢？也去世了。你是？我问，我是他的儿子。

我站在门厅里，看公寓走廊，看到各房间的门，我曾经跟着杭效祖挨个地逛。这时候我低头看光亮的水泥地面，杭效祖告诉我，他用最细号水泥自己打磨的，像不像大理石？他得意地问我。

我退出门，儿子甚至没问我是谁，是来修过电视的旧相识？

拜访第一本书里我第一个采访的人，作曲家谷建芬，她谱曲的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80年代是全中国老少皆唱的流行歌曲，她讲到，文革不能作曲，她默默唱歌，看似木雕。1983年我听着忍不住流泪，正被批判的我因此想，我遭遇的又算什么呢？听她讲述给我一副定心丸。1993年这一次，她丈夫挡在门口，丈夫认识我，敌意地问，你想干嘛？她没有盗窃别人的歌！

我倒退着走下楼，买了一份报纸，读到她在遭遇歌版权纠纷。

在旧物里看我的书中人。我的书架拆成一块块板子堆在父母公寓凉台上，写字台也放在凉台上，上面放着母亲养的花，下面塞着母亲攒的废报纸。我的书贴着父母小饭厅墙攀到房顶，写字台里的信件和旧手稿叠摞角落，我拉开一个个空抽屉。大抽屉里旧笔记本还在！10年前为书中写的“爆米花孩子”拍的照片，依然夹在笔记本里。

凝视这个少年，衣服黑糊糊，亮着一口白牙，地铁光线不足，形象模糊，抱着一根扁担靠着车门，身后红色大字“依靠车门危险！”扁担是挑爆米花机器的，少年衣服下面露一截汗衫，原先是猩红色，褪成暗灰了。我打开书，读我记录的少年：

“我去哪儿？上八宝山。有什么好笑的？你们城里人就爱笑！见什么都笑！我住在八宝山的旅店，每天七毛钱，一屋子住二十几口人，滚通铺，我十三岁，从安徽乡下来。

“我念过书，念到四年级不念了，田亩分下来了，爸说：三娃子不用念书了，回家作田。爸不说我也不爱念书，念书没意思。我家八口人，奶奶，爸，娘，大哥，二哥，我是老三，往下还有弟弟，顶小的是个妹妹。我们村三十几户人家全是作田的，要不就是当兵的，当几年兵回家还是作田。当兵没出息了，我就想挣钱，穷人小户的就想钱，钱是王八蛋，可你偏想赚……”

那时候，周围乘客笑他说“上八宝山”，因为那是北京火葬场，那一站地铁名字叫八宝山，离我父母家，地铁三站地，我在地铁里遇上这个爆米花少年。

1993年这时候，我坐在地铁里，看着没有少年的车门，9年的光景，轮换摩擦的脊背，照片里的喷漆大字几乎完全消失了。那时候黑乎乎少年呲一口白牙笑嘻嘻说，“城里的煤凭户口本供应，我不收孩子的钱，教他们从家里偷几块煤来换爆米花。”

我走上地铁“八宝山”站，眯眼看街边，有一些小旅馆。到哪里找曾经的少年，那时候他13岁，现在23岁了，还在北京打工吗？

听杨泗贤摆新“龙门阵”

我看笔记本夹着的这一张照片：

一个光膀子中年男人举着手指说笑，挽起裤腿的脚支在竹椅上。

我是在报纸上读到他的：“四川灌县养兔状元杨泗贤，作家和编辑到家里，他主持召开文学创作与农民生活的座谈会。”报道在《光明日报》头版，那是1985年。

根据报纸的提示，我从成都坐大巴到都江堰。

1985年的时候，杨泗贤在长途车站等着我。蓝色的傍晚，勾勒他一副修长身影。走近了，我看到他的眼睛，闪烁着机智狡猾的光亮。他家离长途车站很近，是一座二层水泥小搂，在周围茅屋农舍中挺显眼的。我们坐下来，立刻开谈，一直谈到半夜，我睡他家竹床，清晨继续谈，我没有用录音机，听着听着，说上厕所。厕所是一个单间小茅屋，地面一个洞。我蹲下立刻掏出笔记本，补记他讲述的顺序，他的词汇，各种技术词汇、四川话，有儿化音但音韵不同，把四川口语记录下来的时候我特别看到它有古文言痕迹。

那时候杨泗贤支起一条腿，张嘴便说：今夜就给你摆一摆我这辈子的龙门阵。

多有趣的四川话，摆一摆，舞龙啊。

要想活，就得杀出去找钱，搞副业。约上几个人，到深山里去砍竹子，划成篾条拖出来卖。平川里的竹子都是个人家的，只有到深山里去。

那种艰难，休说！深山里没有路，全靠连手带脚地爬。在崖上，光溜溜地没地方扒，就靠抠住流水的缝缝，大脚趾拇也踩在缝缝上，一步步挪，一步也不能走错。我就眼看着一个同伴，踩错了一步，就换不过来，不能上下，人贴在悬崖上，身上还背着划好的篾条，一动也动不得。头上、脖子上、胳膊上、脚背上都是大颗、大颗的汗珠。谁也帮不了谁，脚踩悬崖缝缝，眼睁睁看着。后来从山上下来，他就起不来床了，一下床腿就哆嗦，把挣的二百元钱吃药吃光了。

……

我七天学成个木匠。怎么学的呢？我们四川农村不会造洋房子，造的是中式房子，用木头把房架斗起来，再起墙，旧式是竹篾编编糊泥巴，新的是砖。学木匠是死功夫，下料，栈柱子，斗榫头，一招一式地记，一般没几个月一年不能出师。我学了七天，遇上姨母要添房子，就背上工具头里赶去，扯个谎，说我舅舅马上就到，我先画画料，于是就干开了，又锯，又刨，又凿眼眼。我姨母觉出不对了，又没法骂，是外甥呀，只好等着看。舅来了，我干完了，閗起来试试，尺寸完全合，松紧稍差一点，赶紧放鞭炮庆祝起房子。姨母给了我二十元钱，买了锯和刨子，就这样，我成了游走四乡的土木匠。

腰里别着闲书，干完活儿就看书。看《水浒》、《七侠五义》，也看《安娜·卡列尼娜》、《叶尔绍夫兄弟》。到今天我还在想，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就写不出《叶尔绍夫兄弟》那样的作品呢？在你的想法里，农民不会看这些书？农民也有看书的。有。

光会造中式房子不算本事，图纸看不懂，好多活路做不了。我自个儿学会看三视图。我还钻到工厂，白天做临时工，晚上给人打家具，不收工钱，跟人学代数，空下来就做题。有年发大水，东西满屋漂，好多本本，我母亲说，这都是啥子呀？账本呀？她捞起来摊开晒着，我也看，嗬，都是我原先做的题，一大摞呢！

然后，杨泗贤跟我说新经济，当木匠改养长毛兔，成了当地养兔大户，遇到卖兔子的问题，他呼吁政府帮助，他召集作家写农民……

来找杨泗贤。和9年前一样，我坐大巴在都江堰下来。天色在暗下来，和9年前一样是傍晚。街边台球、录像带店、洗头房、酒吧、霓虹灯，比9年前的傍晚更热闹，街面水泥裂缝，到处泥巴，和9年前一样。我问打台球的少年，杨泗贤？少年摇头说不知道，一个中年人一指远处，那里。是了，就是了，我准确地朝着旧日走来。

还是浓密的树林，还是大叶子洋芋，还是在茅草屋和灰瓦顶的农舍中间孤立一座二层楼，深蓝的天倒影在水田。我走过小路，走上台阶，进了屋，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在烧饭，她认出我的时候我认出了她，杨泗贤的妻子，我记得我叫她“杨大嫂”。我按照9年前试着称呼，杨大嫂，她熟人地笑了，说杨大哥不在家。

去哪儿了？

另一个县，她说，叫儿子捎话去。

儿子冒出来，9年前的小孩子，是青年了，个子比我高，腼腆笑笑，隐身在黑夜。

问杨大嫂，长毛兔养殖怎样了？早不养了，杨大嫂说，留几只当宠物。杨大哥现在做什么？杨大嫂，说不准。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谨慎。

又一次睡在杨家。当晨光撒在竹床，我看到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后生，自己说是杨大哥的秘书，带车带司机来接我。吉普车往我从成都来的方向开，开到成都郊外，开到一个铁门口，后生一指铁门里面：二楼办公室。

我跳过铁门，跳上二楼，办公室门开着，有一个人背着身子在灰色铁皮文件柜翻东西。这个人转身来，我认出他，他认出我，他的眼圈立刻红了，泪，在眼眶转，眼角是更密集的鱼尾纹，眼神，依旧灵气，更多狡黠的光点。

我俩坐下来。

我听杨泗贤摆新“龙门阵”。

他来这个县领导生产小五金，县里出资，他是厂长。乡镇企业你懂的，贿赂，塞亲戚，接你的秘书是县长的侄子。

刚开始说，一个脸蛋粉嫩年轻女娃进来给我上茶。杨泗贤说，这个女秘书特别负责照顾我。男秘书偷偷告诉我，女秘书是杨的小情人。杨大嫂知道吧，我想，不做声笑笑。继续听杨泗贤跟我讲工业污染，土地征用。他眼神狡黠，更密集的鱼尾纹加深9年之前我看到的忧虑。

听完故事，杨泗贤开车和小女秘一直送我到成都火车站。小女秘先下车，杨泗贤悄声跟我说，“我要走了，很快他们会拿我这个外乡人顶烂账，我会进监狱的。”

“你去哪儿？”我悄声问。

“不知道，别跟任何人说，我没告诉杨大嫂。”

我看看站在车窗外，甜甜微笑的小女秘。

“带她走？”我低声问。

“带她做啥子？”杨泗贤低声回，“小傻娃儿。”

我带着一个人要逃走的秘密走了。

几年后，在网上看到一个同名人，杨泗贤，是重庆一个老干部疗养院的董事长。我根据网站信箱写了一封信。

是你？

这人回：是我！张姐，对不起，当时没告诉你我要到这里来。不过，我又要走了。

我回到美国。1983年是在纸上手写，托人一次次带到纽约侨报副刊编辑手中，匿名发表。1993年用电脑打再字，打烂了手指，16帧油墨印刷，印出来邮递翻译家葛浩文。我对这部稿子缺乏信心，唯一能讨论的人是葛浩文。他的中国认知是文学的当代的，翻译莫言（农民）老鬼（内蒙古插队）萧红本（20年代小镇居民）。我为这书起名“移动的乡村“，等待葛浩文的判断。几个月后他来电话，说他遭了不幸——家被贼洗劫，无心翻译。我表示同情，正好跟着罢手了。我们报告了出版人谢佛林，预付的钱就留下了。

电脑换了几代，三点五磁盘换成云储存，这部书磁盘没有了，我不很在意。我对这书沮丧并感觉羞愧。直到最近。

《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 (张辛欣，与桑晔合著)
中文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1986
林白出版社 中国台湾 1987
英文版:Pantheon New York 1987，MacMillan London, 1989，Irwin Ontario, 1987，Penguin Books London, 1989 Panda Books; Beijing, 1987
法文版:Actes Sud; Arles, 1992
德文版:Diederichs; Koln, 1986
日文版:Heibonsha; Tokyo, 1986
瑞典版:Forum; 1988
荷兰版:Wereldvenster, 1987
挪威版:Aschehoug, 1988
丹麦版:Tiden, 1989
西班牙版:Editorial Ausa, 1989
俄文版、意大利文版

题图：单车上的一家人，1980年代，北京

Photo by Dean Conger via视觉中国

一个自称丧失“特权”的北京人想要火成世界巨星

▲大学时期留寸头的玖姑 图/受访者提供

北京土著，重点名校生，拿计划买房的钱留学，留学归国后工作一地鸡毛，一直自称“失去特权”或者“好牌打烂”的玖姑，似乎又坐上了一个新的牌桌——她决定成为网红。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发自浙江湖州

编辑 / 李屾淼 lishenmiao1989@126.com

“我照样是个loser，我是北京人但我没房，因为我把本来可以买房的钱拿去出国留学了，我以为我的升值空间比北京房价高。

“我在美国学的专业还是经济学，买房的钱拿去学经济，相当于花了一堆钱，学到我不该花这堆钱。”

玖姑把自己的经历放进短视频，用红底白字标上四个大字“失去特权”，成为玖姑视频账号里最火的内容。她有意为这条短视频添加带来流量的元素，“特权”，指向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贫富差距；“买不起房”，共鸣因房价而引起的普遍焦虑；“留学”，关联教育内卷和名校光环。她还在视频里抱猫抱狗，并且坦然地说出这一点：“也是为了流量。”

在玖姑的讲述中，她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但实际上，她不觉得自己的选择是错的，她认为自己所做的事都在朝着一个目标行进——火成世界巨星。这个目标早早设立，从4岁开始，没经过可行性评估，全靠自信。

她将自己的网名改为“玖姑要火了”，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和欲望。

那么，一个只想说大实话、素颜出镜、观点温和的人，真的能在当下的互联网中火起来吗？

平均值

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北京人却很难在北京买房这件事，让玖姑意识到自己错失了属于本地人的优势。那时候她从国外留学回来，不想一直和父母住，在北京租房，又碰上二房东卷钱跑路，加之工作不顺，她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为什么会选择留学？玖姑认为主要原因是在学校被孤立。从小学到高中，玖姑就读于北京排名前五的公立学校，成绩随着年级的升高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高中，玖姑觉得所有人都特别在乎成绩，只有学霸才会受到尊重，像她这样喜欢参加社团活动的人是不务正业的“异类”。

矛盾爆发于一次合唱节，玖姑负责组织排练，但班上同学认为排练挤占了学习时间，对合唱的排斥聚焦于玖姑个人身上，冷暴力像病毒一样传遍全班。玖姑觉得自己没有错，学校里的文科实验班经常有排演话剧、参加文体活动的机会，而普通班学生只能当观众，她不过是也想参与一次。

玖姑从小喜欢搞活动，北京话叫攒局，比如在家里办春节联欢晚会，让家里人出节目。她想出国留学，早些年北京许多文艺策划人都有留学背景，以便接触更多的文化资源。

那是2010年前后，家里原本准备拿积蓄去买房，因为玖姑突然的决定，这笔钱转而用作她留学的费用。“当时觉得买房没有意义啊，何必把自己困在一个空间里面，外面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她的想象中，留学回来后，她会过上光鲜的、梦想的生活，每天攒局，出席活动。

玖姑没能学喜欢的音乐剧，因为母亲觉得毕业后会找不到工作，于是她选了经济学，考入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选择经济学，是因为对营销感兴趣，她想知道，人们会因为什么而决定买一件东西。

后来她发现，经济学学的不是这个，毕业后工作一样难找。

回顾自己的教育经历，尽管拥有优渥的教育资源，但玖姑觉得自己走了很多弯路。而有些人从小没有太多资源，却明确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白手起家，例如乔小刀，“电焊工出身，在北京办艺术展，做民谣歌手，现在在大理做装置艺术。他是看书自学，一直朝着自己的方向走，不像我们，要先进学校，去考试，学会更多的为考试而学的东西，打压你真正想学的东西。出身在北京是我的特权，可这个环境只是在把我往平均值上拽。”

毕业回国后，玖姑参与过做创新教育的教辅公司，设计项目制学习课程，启发学生的创造力。她没做太长时间，因为发现国内的创新教育偏向“极端”。“一类是有钱人的特权，即使失败了，也有资源把孩子送到一个好的系统里去；一类是给底层辍学者或打工子弟提供再教育的学校。中间的人都在随大流。”

▲玖姑在美国四处游历

主流之外

在美国念大学时，玖姑从经济学转为心理学，并利用选修课机会学习大量感兴趣的语言学、音乐学的课程。学习之外，玖姑找到了更有趣的事情——在嬉皮士社区居住。

上世纪70年代，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为了探索可持续生活方式，发起了一次社区住房实验，建了一个独特的宿舍区。玖姑第一次看见那些白色半球体的小房子就觉得很酷，房子之间分布着花园、菜地、养鸡棚，她随后申请入住，一共住了三年。

社区由居住者共同塑造，每周有一次社区会议，集体讨论公共决策，遵循共识原则，“所有人都同意要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才能做”。每个工作日晚上大家在社区中心的毛毡房里聚餐，轮流做饭。

起初面对强烈的文化差异时，玖姑有疏离感，她用一段长而缓慢的过程来适应，并希望保持更加平等的文化交互，她会在社区里发起中国文化活动，用原创诗歌朗诵（slam poetry）和脱口秀的形式介绍“我是谁”、“中国是什么”。

社区第一代居住者大多是参与过嬉皮士运动的青年，到玖姑入住时，社区仍然保留了对主权文化的批判精神，反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不一样的是没有那么大的对抗性，没有那么激进，而更加持续。”

回国后，玖姑保持着对公共事务和平权议题的关心。看到一则一人大笑引发全车厢都在笑的视频后，她发起在地铁上传播笑声的行动，体验过后，她的感受是，“在想要笑的时候不再压制，大方地笑出来，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回应。”有感于女性摇滚歌手少，她采访从事“非典型”职业的女性，探究职业对性别设立的壁垒。还加入女权主义小组，参与创作并演出了团队根据伊娃·恩斯勒的《阴道独白》原创的话剧《阴道之道》，创作女权相关的说唱歌曲。

但玖姑的事业并不顺利，她喜欢更有创意的工作，找的都是创业型公司，例如做创客教育、开发年轻人社交社群，失败率很高，“这些公司本身盈利也不好，最后都在走下坡路。”四年多的时间里，她换了六七份工作，2019年她又一次失业后，大半年没有找到工作，无论是创业型公司还是互联网大厂，她都没被录用。

摆在眼前最直接的一份工作是留学中介，一单佣金高达几万，但玖姑无法从心里认同这份工作，觉得没有意义，“它是一个有钱人的捷径，你只要有钱，就可以找人帮你写材料，可以包装自我。”

并且，留学归来做留学中介，“很难说明留学有前途”。

2020年初，玖姑找到一份在上海的工作，母亲说她是北京的叛徒，“北京那么多工作你一个都找不着吗？”玖姑把这句话改成段子，“偌大的京城就容不下你了。”

这份工作也没能持续很久，两个月后她又被开除了。她不再找工作，自己开营销工作室，打造个人账号展示创意。

为了提升热度，她决定成为一个网红。

▲为了拍短视频，玖姑将妆容化成一颗心

保持真实

刚开始写文章、做视频时，玖姑发现很难吸引流量，一个视频只有几十个播放量。她转而在上海讲脱口秀，积累线下的人气。此前她一直在讲英文脱口秀，想出来的梗更贴合英语的语感和幽默，她要重新培养中文的语感，费了好一番功夫。

一次玖姑在线下的开放麦讲砸了，下台碰上李诞，问他怎么克服语言困境。李诞建议她多听郭德纲，她于是把德云社的综艺节目看了一遍，练口音，练语感，学习脱口秀的技巧，研究文字结构。她的脱口秀商演从仅有8个人看，逐渐变成30人、60人、700人，收入开始超过本职工作。

她把自己的失业、脱单失败和所有世俗标准里的不成功写入脱口秀段子，通过自我消解来引发观众对负面情绪的共鸣。但她自称没有为过去后悔过，如她在视频中所说，“我说这些失败的经历并不意味着我不自信，我正是因为自信，才敢把这些失败的经历都拿出来当素材。”

2022年，以脱口秀演员的身份，玖姑参与拍摄一档线下相亲纪录片。或许是为了增加冲突感，节目组给28岁的玖姑安排了一位61岁的男相亲对象老邬，比她爸年纪还大一岁。节目播出后，玖姑的片段引发了大量争议和讨论。

打招呼时，老邬故作幽默地说“好久不见”，问她“你觉得今天黄浦江美吗？”玖姑直接回，“在这看不见江。”

老邬摆出一副说教的态度，“你觉得女性要独立吗？”玖姑反问，“什么叫独立？”

老邬引经据典，“你看过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吗？他们在实验，如何把女性从第二性变成女性为第一性。”

玖姑不接招，“我不觉得波伏娃在女权这个话题上比我更懂，我也不觉得我比她更懂。”

▲线下相亲纪录片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节目中的表现让玖姑小火了一把，她开始坚持每日更新视频，趁着时机做红账号。相亲时谈到的女权，成为她的第一个流量点。玖姑不谈理论，不讲学术，有出版社给她寄女性主义书籍，在拍短视频时，她直言自己没看，“对于女权的理解，我都是从我的生活经验中亲自提炼出来的，我也不觉得这些所谓社会地位比我高的权威，比我更懂我的女权诉求。”

尽管玖姑认为自己主张的是性别平权，甚至写过“男女平等的油腻”“爱干嘛干嘛，媚男也可以，媚女也可以”这样的段子，但是她的性别权利观点不断引来争议，有网友指责她是“女权”，也有网友骂她“媚男”。玖姑时不时地会“回击”这些评论。她发现“性别对立”的确是流量密码，有对立就会有争议，有争议评论数就会高，就容易被算法推荐。

而当她使用“平权”时，却被视频平台认定为“不符合社区规范”。

最吸引流量的还是追热点，“平台推流量跟热点直接相关，只要是热点，甭管你说得多差都有，有热点跟没热点是质的区别，流量至少相差10倍。”2023年9月份，玖姑所追的热点包括“秀才直播间被封”“茅台咖啡”“李佳琦直播间翻车”等等，虽然追热点，但她表示不说一句违背内心意愿的话。

对于中老年阿姨打赏秀才，玖姑说，“咱们女人操劳了半辈子，就应该花钱让自己爽。”

拉踩他人也是引流的一种方式，“可以让他们粉丝来骂你，增加我的热度。”比如玖姑拉踩过另一个网红曲曲，“她还是不如我，因为她教你取悦别人，而我教你自洽……虽然我单身没钱皮肤还差，但我很自洽，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还能火。”

面对蹭流量、拉踩的指责，玖姑非常坦然，“对啊，那就是一种营销手段，做营销人必须要做的事儿，我还摆在明面上呢。”拉踩曲曲的那则视频封面上就写着四个大字——“拉踩同行”。

“保持真实吧，我发现大家都太不真实了。”玖姑说。

▲玖姑在线下脱口秀的舞台

成为世界巨星

玖姑视频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素颜出镜，并且不加滤镜。她的理由也很真实，“我可是日更啊，每天化妆30分钟多累啊，我又化不好。”

几乎每一期视频下方都有对她外貌指指点点的言论，“化上点什么吧，看不下去了。”几乎没有女性网红不化妆，这塑造了网络的审美和礼貌准则，有的网友即便不从美丑的角度去评判，也会指责玖姑对人不尊重，“公共场合，化好妆，收拾利索点，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玖姑坚信这不是自己的问题，用短视频回击，“如果你觉得我不化妆就是不尊重你，那你根本就不值得被尊重，如果你看别人不顺眼还非得说出来，那是你眼睛有问题，喜欢评论别人外貌的人本身都没什么教养。”视频最后她又用自我调侃来消解严肃的气氛，“不像我，不化妆也超美丽，化完妆后还不如不化。”

评论区或许还算得上是言语温和的地方，私信里的网络暴力泛滥成灾，玖姑收到过无数条带着脏话和黄色笑话的辱骂。

单从他们的名称、头像和账号内容上看，很难想象他们平时会对人如此不客气，有叫“温柔知进退”的人说“你爸妈怎么敢把你生出来啊”，有头像是学士服照片的人反复说她“丑逼”。

玖姑的自信让她没有感到受伤害，但也不想沉默，她几次发视频，主张用“网抱”抵制“网暴”，“我无法控制别人对我评论的恶意，我也可以选择不被他们影响，而是主动传播善意，把世界往我想要的样子推一把。”因为一个谈论女性主义的视频引起过评论区“性别对立”的争吵后，为了不制造对立，她用“平权”来替代“女权”，因为想做“解决问题的人”，她将视频整理出一个合集，名称是“解决男女对立”，解释关于性别和权利的偏见。

玖姑在网上的人气为她的营销工作室带来不少订单，也为她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我在现实里特别单调，我没有办公室，没有同事，如果不上网，我很少跟人聊天，就去朋友店里坐一坐。”即便在网上会收到大量的负面言论，但在现实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全部被压在了平静之下。

玖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很火了，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在路上认出她，每条视频的流量数据都不错。

但还不够，她的目标是火成世界巨星。

“成为巨星之后呢？”

“影响世界，去做有价值的事，消除贫困，提倡环保，给女性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