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屋顶的小孩读后感》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05 11: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屋顶的小孩》读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理解作品主题"： - 首先要理解《屋顶的小孩》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如成长、家庭、社会现实等。 - 分析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以及作品中的象征意义。
2. "明确个人感受"： - 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阐述这部作品对自己产生的触动。 - 诚实地表达自己对作品中的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的看法。
3. "组织文章结构"： - "开头"：简要介绍《屋顶的小孩》的基本情况，如作者、出版时间、故事背景等，并引出读后感的主题。 - "主体"：详细阐述作品中的几个关键点，如情节、人物、主题等，结合自己的感受进行分析。 - "结尾"：总结全文，强调自己的观点，并展望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4. "注意语言表达"： - 使用准确、生动的语言，避免使用模糊不清或过于口语化的词汇。 - 注意段落之间的过渡，使文章读起来流畅自然。
5. "避免抄袭和套话"： - 在写读后感时，避免直接引用原文，而是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概括和分析。 - 避免使用套话和陈词滥调，力求表达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6. "注意篇幅和字数"： - 根

专访｜李泽厚：做思想家，需要有学问的积累

李泽厚作为八十年代思想界领军人物，对文化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带着面对问题应该如何前行的思考，李泽厚先生还有话继续要说，我们的这次访谈，也谈及了李泽厚思考与写作的方方面面。

李泽厚，哲学家，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

八十抒怀

在家里无为而治

新京报：我们先从两个“80”聊起吧。第一个“80”，是你今年已经八十岁，有何感想？

李泽厚：我已经不能再年轻，我们这一代人都牺牲掉了。三十年或五十年，在历史上看来是一成不变的瞬间，但是人的一生有几个三五十年？我喜欢很多剧烈运动，骑马、冲浪、蹦极，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

新京报：你在美国的家中还放着骷髅？

李泽厚：是啊，我一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面对死亡。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

新京报：用什么心态看待死亡？

李泽厚：我曾经说过人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发，没有痛苦就死掉。其实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快乐地活着。

新京报：说到养生，你用什么方法？

李泽厚：我曾经到同仁医院看病，遇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中医，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中医。别人都觉得老中医一定好啦，结果不行，反而是年轻的中医给我一服药就治好了。我知道现在年轻人是怎么学习中医的，他们已经不像以前那种手把手的教学，现在学中医还要学西医的一些理论。西医的治疗方法，例如B超，可以帮助诊断病情。而中医强调个体差异，讲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是现代科学还不能够解释的。

新京报：现在打着中医和养生的旗号行骗的人很多，比如张悟本。

李泽厚：那不是真正的中医，所以方舟子打假很有力，指名道姓，有根有据，毫不客气。但是方舟子讲取缔中医，那是绝对错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人都不相信针灸，认为不科学，现在美国医生也在搞针灸，因为确实有效。按照现代科学，人体的经络系统确实找不到，无法证实，这是因为现代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解释中医的地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讲，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就相当于西方的辨证逻辑，都是一种概括性的对事物的认识。希腊人放血治病，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近代科学跟希腊一些理论是有关系的，其来有自，但近代科学主要从培根以后，讲究实验，追求普遍性，不管什么人，得了同一种病都吃同一种药，这就绝对化了。所以我讲“西体中用”，因人而异。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财富？

李泽厚：我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不会追求奢侈、穿名牌。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住最高级的旅馆，开最好的车，也许是需要显示自己的实力。我是做学问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前几天我看到商店里有60万元一块的手表，60万戴在手上多不舒服？现在就是人为物驭，你买一个物，反而做了物的奴隶。

新京报：谈谈你的夫人和儿子吧。

李泽厚：我马上要金婚，哈哈，能不能活到金婚还不知道。我们是1963年结婚的。在家里，我向来尊重太太，比如我们结婚十年才生小孩，就是她坚决不愿意早生。小时候她生活条件不好，带小孩有点怕，我就完全听她的。本来我希望有两个孩子，她坚决不要，我也只好放弃。哈哈，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儿子学计算机，根本不看我的书，连《美的历程》他都没看过，说没兴趣。我也尊重他，从来不要求他看。在家里，我就是无为而治。

八十年代

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

新京报：继续聊第二个“80”——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思想解放，出现“美学热”。今天再回望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你有怎样的感触？

李泽厚：做学术研究，我主张首先做小题目。八十年代我带过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是《论艺术》，我看了大为生气，对他说，你还不如写个《论宇宙》好了。他听我说这一句话就知道，我把他整个论文都否定掉了。

当时也有人说我：“你要别人做小题目，你自己怎么老做大题目？”哈哈，我也是先从小题目做起的。五十年代我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1955年发表文章，我是从1952年就开始研究，这三年间材料积累相当多。那时候我都是看原始材料，线装书。要做卡片都没有钱买，就拿一张非常薄的纸，非常便宜，抄下来以后把它分类，剪开以后再贴到一个破报纸上。

新京报：当年做学问的物质条件确实很艰苦。

李泽厚：那时候借书也很不方便，我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每个学生只能借五本书。我就想办法，借了一个老师的借书证，就是任继愈先生。因为图书馆规定老师可以借三十本，我用任先生的借书证，每次弄一大堆书出来，要一个大袋子，分两趟背回宿舍里。

当时我有肺病，学校把我们得病的学生隔离在一栋楼里，两个人一间宿舍。楼顶层还有一些没人住的房间，为什么没人住？因为有个斜下来的大屋顶，靠墙这边很矮，蹲下去都没有空间，窗户很小，白天也要开灯。我发现了这种房间，就破门而入！在那里一个人看书，谁也不来往，抄了很多最原始的资料。我一直强调要重视资料，这都是硬功夫、苦功夫。

新京报：你还讲过，八十年代以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李泽厚：现在好像连学问家都没多少了。八十年代之前当然思想家难做，我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是通过康德。比如我有一批手稿带到美国去，其中讲康德的这本书是什么意思？人家都以为我在讲康德，其实我在讲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个内涵，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看出来。

学界批判

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是好事

新京报：你对当下的学界，包括大学，提出过很多批评意见。

李泽厚：是的，我讲对于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建象牙之塔”，恢复大学精神。比如北大把金庸、成龙都聘为客座教授，教授治校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荒唐事情？

新京报：这种乱局的责任在于谁？

李泽厚：首先是大学校长要负责，校长不懂什么叫学术吗？国家定那么多项目，投入很多钱，大家就是在分这些钱。你看现在书籍的装帧都非常精美，但是里面没有学问，只有垃圾。学者们忙着上电视，忙着开各种会，哪有时间做学问？

新京报：你对《百家讲坛》这类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节目怎么看？

李泽厚：一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我认为是好事。当年搞“文化热”的时候，有人就说中国出现这么多问题，责任在传统文化，在国民性。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意见，我觉得文化没那么大责任。如果一律简单地归罪于文化，那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不就逃脱罪责了吗？这个看法当时没有人接受，我被骂得一塌糊涂。现在的问题也是这样，责任不在于这些文化传播者，而在于大环境的变化。

新京报：批评声音也很多，你会在意吗？

李泽厚：别人对我怎么评价都可以，讲出理由就行。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子，一视同仁，众生平等。比如我的学生都知道，在我这里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不过当代学人的心态有问题，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互相攻击。有人是老师不出面，指使学生去发表文章，这就太可笑了。

理论交锋

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新京报：看来你与自由派和“新左派”都有理念上的分歧？

李泽厚：1999年我在《己卯五说》里面有篇文章，讲到我跟自由派、新左派的区别，现在十年过去了，有必要进一步引申。我也讲过“情本体”，这是“中用”，但现在觉得还不是“情”的问题，而是理性不足。但我也不同意自由派提出的“天赋人权”。

新京报：为什么不同意“天赋人权”呢？

李泽厚：其实没有什么天赋人权，西方也没有。古希腊奴隶社会，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便杀掉，哪有什么人权？“天赋人权”恰恰是近代人想出来的概念。

新京报：那么你怎么看新左派的观点？

李泽厚：我和新左派相同的地方在于，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现代化不是美国化。但是这十年来，我和新左派的距离拉大了，为什么呢？他们讲的东西就是照搬西方的后殖民、后现代。我所讲的走中国道路，恰恰不是这种。

目前的情况就是，新左派搞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绝对价值，每种文化都有道理，所以裹脚也是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好的——我反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采写｜ 武云溥

编辑｜涂志刚；走走

导语校对｜卢茜

正文校对｜赵琳

书写一群和这座城同呼吸共命运的人

张黎明

《叉仔》书影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张锐

一条巷，一座城，三代人的生存记录，见证深圳的蝶变历程。今年，由作家张黎明创作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献礼作品《叉仔——与深圳一起成长》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讲述一个深圳的普通孩子“叉仔”的长篇小说，从1979年秋天的最强台风写起，至叉仔长大后的1999年结束。其中，经济特区建立、国贸大厦兴建、废止票证、香港回归……叉仔读博返深参加论坛。从细微深处见真情、见精神，张黎明用浓浓的“深圳味道”讲述了深圳从小城蜕变为国际大都市的过程。日前，张黎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叉仔》的故事，根植于挥之不去的故土情结

近12年间，张黎明一直以“半隐居”的状态生活在距离深圳约150公里的惠州边缘鸡笼山脚下，这是一处安静的居所，是能够“从屋顶上一片明瓦透出的晨光感知天亮的地方”，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张黎明于2018年春节后产生了《叉仔》的构思，2019年3月完成第一稿，并按自己的习惯放下两个月后再修改，7月完成了第二稿。“算起来，创作的时间大约一年半。”

习惯了远离都市生活的张黎明，在乡间完成了这部深圳故事的书写，“‘身在山中不知山’，确实要远眺才能看到山形。看深圳整体，和深圳保持距离是必要的，更重要是40年的时间距离，才是最好的长焦和广角。”张黎明表示，《叉仔》这部作品时间跨度20年，她希望在远离城市现场，拉开时间距离的冷观状态完成创作。

以一个孩子的成长作为主线贯穿全书，“城和人共进退是一种共生的逻辑关系”。张黎明在早期描写深圳的小说中看到的“大多表现个性和欲望、彷徨和孤独，在‘别人的城市’中漂泊的困惑和纠结，揭示常见的都市窘境”，而自己作为祖辈在深圳生活的本土人，情感则稍显复杂。她熟识1979年前的小小县城，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街一巷，父母兄弟同学亲友街坊邻里，一代又一代盘根交错。在微信群里，张黎明称自己最喜欢和大家讨论的，还是深圳的老故事：“说着原来同住一小巷，同一幼儿园，同游深圳河，当年广州至深圳火车票6元一张，一瓶百事可乐2毛4分钱，国贸大厦的原址是湖南围……这就是一生挥之不去的故土情结，也就是自己的根。”

写出一群真实的普通人，一群和深圳同呼吸共命运的人

张黎明表示，《叉仔》中的人物和地点的原型来源多样，他们是自己的家人朋友和熟识的“老深圳”们，故事也多源自各自的亲身经历，也正因如此，许多精彩细节甚至不需想象便能在笔尖涌出。比如，叉仔从天台掉落的细节，源自张黎明的顽皮弟弟的童年经历，“他爬上近3米高的围墙玩，结果摔了下来”；探究电的秘密因此触电的故事，源自女儿曾用两根针插进电插板里探秘，却把自己电倒的经历。“七叔公”讲述的日本兵火烧梧桐山的故事，是张黎明父亲的经历。“而叉仔巷就是当年的许多深圳小巷的样子，不管是十字街前后的小巷，还是一横二横街，或我熟识的东郊街一、二、三巷，大都是宽不过三四米的小巷，许多邻里之间的故事数不胜数。”

张黎明写的故事就地取材。她喜欢与年轻人亲近，称女儿“有时是我的故事原型，有时是我的材料库，有时是我的批评家，有时是我的同伙……早年我有过一个网站，来过不少深圳‘80后’、‘90后’的孩子们。”年轻人的喜好与言行都变成了她的素材，出现在她过往的一些纪实或散文中，在翻看这些旧作时，《叉仔》的灵感也会随之涌现。此外，书中对于深圳的大事件，和关键的时间节点的表述，张黎明会查阅文献，力求与历史现场吻合。张黎明告诉记者，她曾在创作《她的老街 深圳1979—1983》时创建过一个由“老深圳”组成的微信群，其中还有几位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当文献也不能解答自己疑问的时候，她会在群里向这些特区发展的亲历者发问。

“我的初心很简单，写出一群真实、普通的人，一群和深圳这座城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我们根在此地别无选择，人跑了根跑不了，骨子里凝聚的故乡之爱是独一无二的本土情怀，我要写的正是这一种‘根’状态。”《叉仔》是张黎明执笔的《与你的城同在》丛书的开篇，下一部《细妹》也即将与读者见面，背景则发生在2000年至2020年。“有什么样的城必然产生什么样的人，城和人一起剧变和成长，就是丛书所说的‘同在’关系。”

作品文本力求呈现“白米饭”的味道

“我刚来山野的时候，曾经好些天出大力、流大汗，吃嘛嘛香，一碗白米饭吃出很纯粹的、常常回味的香美。”而写出平实的“白米饭”的味道，也是张黎明希望自己这部作品能够呈现的风貌，“如果一定要给《叉仔》定义，应该是一部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品。”

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深圳汇集了各地方言，张黎明在写作中运用了不少粤语白话、客家话和闽语系的潮州话，以贴近本土生活的细节。“我想要达到‘熟悉深圳的读者读着亲切，不熟悉深圳的读者读着感到新奇’的效果。”为此，张黎明采用了这样的处理方式：“一般叙述以普通话为主，夹带一些保存了古汉语成份，有极强表现力且容易‘悟’的词语，若粤语白话和客家话词意和读音基本相同的方言更妙，如‘冇’，粤语白话和客家话的读音高度相似，字体本身很灵动，‘有’字中间没了两点就是‘冇’，第一次出现加括注，若读者好奇，一查字典就知道。”

此外，张黎明还在文中插入一些具有奇妙冲击力的独特方言用语，如粤语白话“玩你个头”相对普通话“玩啥”，及“流马尿”相对普通话“流眼泪”都更形象和灵动。她说：“插入一些普通话取代不了，让人‘一激灵’的，且是粤语白话最常用的，如书名‘叉仔’，还有‘凳仔’、‘刀仔’、‘车仔’、‘细蚊仔’（小孩）、‘奀皮仔’（捣蛋鬼）等等，这里‘仔’的意思是通用的‘小’，这类方言特别好记好懂。”另一方面，张黎明还会根据对话场景设定方言对话，加入充满想象力的歇后语，以完整保持方言语境的原汁原味，如客家话“泥伯公过河——自身难保”、“头拉毛扎豆腐，提都唔好提”（大意：头发丝捆豆腐，提不起来）等等。记者在豆瓣读书等平台看到，有读者表示，书中对于方言的巧妙运用不但没有影响阅读体验，反而平添不少“寻宝”的惊喜和乐趣。读者邓丽云表示，《叉仔》中对于民情、地名、史实的描写，使得故事更加贴近本土生活，真实可信，而语言更是如同“一锅深圳本地的老火汤，朴实、鲜美、回味无穷。”

而对于文本的“如果用两个字概括深圳的气质，我会说‘坚韧’。”张黎明表示，写作的文本终归来源于个体对城市的情感与理解，“外来人多会惊叹她的年轻、她的现代化吧？若用一棵树来比喻，我看到的是枝繁叶茂下的泥土，更留意深埋泥土下的根。”

来源： 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