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汉朝初年奉行什么的统治思想》,（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06 08:17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汉朝初年奉行什么的统治思想作文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主题：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是关于汉朝初年奉行的统治思想。在写作过程中，要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
2. 研究背景：在写作之前，要对汉朝初年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研究，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以便更好地阐述汉朝初年奉行的统治思想。
3. 确定核心观点：在写作过程中，要明确自己的核心观点，即汉朝初年奉行的统治思想是什么。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4. 逻辑清晰：在论述过程中，要保持逻辑清晰，使文章条理分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a. 汉朝初年的政治环境：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政治斗争以及统治者的治国策略。
b. 汉朝初年的经济政策：探讨当时的经济状况、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政策。
c. 汉朝初年的文化思想：分析当时的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以及它们对统治思想的影响。
d. 汉朝初年统治思想的实际效果：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汉朝初年奉行的统治思想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5. 举例论证：在论述过程中，要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政策等进行

秦汉王朝的统治思想

秦汉建立起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制时代，甚至可以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百代皆行秦政制”（毛泽东）。其中比较吊诡的是，为什么汉武帝时期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显然，陆贾（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叔孙通（重建儒家礼仪规范）、董仲舒（天人合一、天人感人、君权神授“天人三策”）等，汉代儒家已经不再主张恢复西周制度（分封制、宗法制），而是已经认可了法家制度的儒家亦可称为“法儒”，在此基础上试图让儒家借尸还魂。

汉儒究竟是要恢复什么样的儒家？如何借助先秦儒家资源？或者说在汉朝统一全国，法家制度成为实质上的治国制度后，儒家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一.主要益处。一是论证王朝建立的合法性。暴力夺取政权以自证合法性毕竟太过赤裸裸，披上“以德配天”的道德外衣，十分必要。二是维护等级秩序的现实需要。儒家宗法伦理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一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社会等级秩序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道德外衣，具备了伦理合法性。

二.无法排除的弊端。一是任人唯亲。儒家宗法伦理制强调血缘亲疏，表面上的“选贤举能”“乡举里选”（察举、征辟等），操作中很容易变成“任人唯亲”的“九品中正制”，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门阀士族”，并美其名曰“举贤不避亲”，严重堵塞社会阶层流动。二是侵蚀法治。法家强调“制度治国”，不依赖于道德。而儒家理论强调“以礼治国”，汉代“亲亲得相首匿”“春秋决狱”、魏晋“八议”、隋唐“重罪十条”等均反映儒家人情伦理对严明法律的侵蚀。

三.本质性的安排。“天人感应”学说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君主进行了必要的压制，君主的“罪己诏”即是明证。但是法家与儒家的有限合作，根本上在于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体制。由此，形成“阳儒阴法”“外儒内法”的大一统帝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四.道家的调和互补。老子《道德经》最显著的思想内涵有两个：一是相对主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二是愚民弱民。“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相对主义思想为庄子所承继并在《庄子》一书中无限扩展，形成“逍遥游”“齐物论”“庄周梦蝶”思想，日渐走向消极虚无。其在哲学文艺思想中“越名教而任自然”或许飘飘欲仙、令人神往，但将其应用到政治上就是“犬儒主义”，相对主义导致黑和白没有区别、贵和贱没有区别、好跟坏没有区别，自然鹿和马也没啥区别，就形成了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奇特景观。老子愚民弱民思想为法家所承继并发扬光大，在《商君书》《韩非子》等书籍中大发异彩，读来令人毛骨悚然。集权主义和犬儒主义形成了良性互补。

《论语》“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为孔子的境界。《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本身就是先秦儒家的进退之道，不存在需要道家精神互补的情况。古代需要互补的主要还是法家与道家的互补，即极权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互补。

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及其影响

一、引言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阶段。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汉武帝在位长达53年，几乎占据西汉全部历史的四分之一，是封建社会中少数在位时间超过50年的皇帝之一。汉武帝登上皇位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卓然罢黜百家”，不仅开启了他数十年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程，更是汉代统治思想变化的关键标志。这一决策深刻地影响了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走向。

二、汉武帝继位前后统治思想变化的背景

（一）“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弊端

从汉初到武帝即位以前，西汉统治者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这种统治策略在汉初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帮助西汉王朝消除了秦苛政之弊，实现了“休养生息”，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稳定了封建社会秩序。然而，“无为而治”也存在明显的姑息、妥协一面。在对内统治政策上，它带来了一系列不利于中央集权加强的后果。

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封建政府对农民控制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成为“亡人”。西汉的生产发展与汉王朝的户口控制成反比例关系，汉王朝控制的农民减少，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其次，在地主阶级内部，尽管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势力也被削弱，但皇室贵族、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的势力不断膨胀，有的甚至无视君礼，不佐国家之急，成为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最后，在对外政策上，西汉王朝的妥协退让使得匈奴势力日益扩大，不断侵扰边境，直接威胁到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

（二）经济实力的积累与统治思想转变的需求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恢复，西汉在经济方面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此时，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已无法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西汉王朝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加强专制统治。而要强化政权统治，就必须改变软弱无力的“无为而治”，代之以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这就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有力的统治理论，统治思想的转变成为必然趋势。这种转变从汉景帝时期就已逐渐开始，最终在汉武帝即位后完成。

三、刘彻的身世、即位及“罢黜百家”主张的提出

（一）刘彻的身世与即位

刘彻能继承帝位，是宫廷内部斗争的结果。他生母原是宫内美人，其母臧儿是西汉初叛王臧荼之孙女。刘彻出生于景帝初元元年（前156年），初元四年（前153年）被立为胶东王。当时太子是齐栗姬所生之子刘荣，刘彻几乎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然而，景帝之姐长公主刘嫖为巩固自家地位，想让女儿阿娇成为皇后，便设法使景帝改立太子。她在景帝面前散布不利于栗姬的言论，最终景帝废了栗姬和太子刘荣，王美人被立为皇后，7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景帝死后，刘彻顺利登上帝位，即汉武帝。在他当政之初，祖母窦太后、母王皇后、舅田蚡及窦太后之侄窦婴在政治舞台上均起过重要作用。

（二）“罢黜百家”主张的提出与曲折发展

刘彻自幼受到较为全面的教育，虽成长于黄老之学盛行的文景时期，但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的老师、太子太傅卫绾就是儒生。汉武帝即位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罢黜百家”。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汉武帝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一奏议得到武帝批准。卫绾所举的法、纵横两家实际代表除儒家以外的一切学说，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黄老之学。这表明汉武帝和卫绾在“罢黜百家”上意见一致，实则是以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

然而，用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并非一帆风顺。汉武帝即位之初，窦太后笃信黄老之学，她要求皇室宗族人皆读道家的老子书，对《老子》稍有非议者都会遭到惩罚。建元元年“罢黜百家”之议提出后，因窦太后摄政，规定送皇帝之奏须向她禀奏，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该议只是一纸空文。建元二年（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及郎中令王臧奏请上书不必“奏事太皇太后”，结果不仅未能达到目的，二人还被关押“下狱”，被逼自杀，这反映了窦太后势力的强大。直到建元五年（前136年）春，汉王朝正式置“五经”博士，标志着儒家学说被尊为官方认可的学说，黄老之学开始退出统治地位。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死去，“罢黜百家”才得以顺利实现，儒学逐渐被奉为至尊地位。

四、汉武帝提倡儒学的措施

（一）置《五经》博士与兴太学

建元五年（前136年）设《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设太学，他认为太学是养士和教化之本。太学实际上是专门培养《五经》博士的场所，而非培养“百家之学”的地方。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为相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为西汉统治者鼓吹儒学和培养儒者提供了重要条件。此后，公卿大夫士吏中出现了许多儒生，儒学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二）行封禅之礼

封禅并非儒家学说专有，秦代曾举行过封禅。但汉武帝时期，儒生将封禅说编织在儒家思想体系内，以神化儒学。由于封禅也是神化皇权的手段，所以很快被武帝接受。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方士公孙卿等“封禅则能仙”的鼓动下，举行了隆重的封禅礼。他先勒兵十余万北巡朔方，扬威匈奴，然后东巡海上，至泰山行封禅礼。此次封禅，武帝极为重视，将年号改为“元封”。汉代封禅与秦始皇之封禅不同，它已从属于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使儒学涂上了“神圣”的光环，与宗教更加接近，因此儒学又被称为“儒术”。

（三）太初改制

根据汉初与五行学说结合的儒家理论，每个帝王的统治权力受命于“天”，不同帝王的权力来自不同的“天命”，即五行学说中的“德”。儒生认为秦为水德，汉当土德，与土德相应有一套服饰、历法等规定。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主要内容包括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太初改制所确定的历法是司马迁、唐都、落下闳等天文学家长期精心研究的结果，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汉武帝将其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为巩固统治服务。

（四）建立年号

公元前113年，有人在汾阴出土一宝鼎并向朝廷报告。朝臣根据儒家的符瑞说鼓吹应以天降祥瑞为年号，于是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前此之年均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六年。这是鼓吹儒家天命观的一种手段，进一步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生活中。

五、“百家”并未彻底废除及与“焚书坑儒”的对比

（一）“百家”未被彻底禁止

以往许多历史著作将汉武帝时期提倡儒术概括为“独尊儒术”，这与历史不符。“罢黜百家”后，只是提高了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统治思想，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还有不少进入宫廷为官。例如，武帝时名臣汲黯、郑当时、司马谈都是治黄老之言者，宗室中也有继续崇尚黄老者，如刘德“修黄老术”。此外，大臣中治杂学、纵横术、阴阳学等诸子百家者也不乏其人。

（二）儒法结合的统治策略

汉武帝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多是既知儒术又熟谙刑法的人，他们更多地倾向于法家思想。如张汤、公孙弘得到武帝重用，他们注重运用刑法来实行统治，儒学只是作为法的辅助和装饰。这说明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不仅利用儒家学说，也利用其他各家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汉代推行儒家“德”治的同时，也重视法家的“刑”，汉代的儒学不断吸收其他各派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内容，与其他学说并非水火不容。

（三）与“焚书坑儒”的对比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目的均是为统一思想，但结果却大不相同。“焚书坑儒”仅仅禁绝一些书和诛杀一些儒生、方士，导致举国上下更为强烈的反抗，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而汉代“罢黜百家”并没有采取诛杀或刑罚等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和束缚广大人民的思想工具。儒学不仅在当时，对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结论

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从“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转变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是西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转变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通过置《五经》博士、兴太学、行封禅之礼、太初改制、建立年号等一系列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使之成为统治思想。同时，“罢黜百家”并不意味着彻底废除其他思想学派，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采取了儒法结合等多元的统治策略。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汉代“罢黜百家”的方式更为温和，取得了更好的统治效果，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一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

参考文献：翦伯赞《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