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儒学思想研究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0 18:1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李贽儒学思想研究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研究目的：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李贽儒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影响，还是为了分析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启示等。
2. 梳理李贽儒学思想脉络：在写作过程中，要对李贽儒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包括其生平、主要著作、思想体系等，以便为后续论述提供基础。
3. 突出李贽儒学思想特点：在分析李贽儒学思想时，要着重突出其与其他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如对“性”的探讨、对“理”的批判、对“圣人之道”的反思等。
4. 结合历史背景：李贽儒学思想产生于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思想多元。在研究李贽儒学思想时，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5. 重视文献资料：李贽儒学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要广泛查阅相关书籍、论文、资料，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6. 分析李贽儒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在论述李贽儒学思想时，要关注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探讨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7. 注意论述逻辑：

分析明清时期所产生的积极的儒家思想——从李贽、顾炎武等人谈起

社会矛盾长期处于某一时期的社会中是弊大于利的。倘若这种矛盾不及时加以根除，那么就会产生“滚雪球”式的效应，矛盾越来越大，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终归会危及一个政权的统治。明朝就是这样。

当时的社会长期存在社会矛盾，许多身居要职的官吏不作为，狡猾奸邪的小人趁机当道。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在此时已经分出了门派。一派“伪圣贤”的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不但把本分支称作是“儒学的正统”，而且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把孔子尊崇为“神圣”。

儒家思想在明朝发展出了虚伪了一面，思想混乱是十分严重的一种现象，思想混乱对人、社会、国家都有不小的负面影响。到了明朝的后期，社会内部矛盾史无前例地尖锐，君主统治岌岌可危。

在长期的黑夜般的混乱局面当中，涌现出了一群“清醒着的”有思想的人。他们基于正统儒学，踊跃提出应对社会局面的良策。本文借对明清时期几位主要的儒学思想家的分析，浅析当时产生的积极的儒家思想。

一、“反叛”的异端思想

明清时期，社会风气低迷。各种封建习俗，如男尊女卑，重农抑商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展现。然而，在封建社会里这些习俗、体制并不为当时人看做是“封建的”，他们接受了这些习俗体制，即使一开始有受束缚的人站出来反对，也由于势力单薄，最终无可奈何地接受并习惯。有这样习于旧制的人，就有反对旧制的人。反对旧制的人目光长远且毒辣，李贽就是其中一位。

清正廉洁的思想家李贽，为官二十余载，目睹了当时官场上的丑恶现象，而“出淤泥而不染”。李贽没有像那些贪官污吏一样为祸朝廷，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坚定而且主动地从贪官的行列里走了出来，自成一派。

在当时的官员们看来，李贽“不懂的变通”“过于顽固”。他们对不属于自己一派的人好一点的会敬而远之，而大多数则会贬低。李贽被当时的人视为“离经叛道”。但实际上，李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取悦大众”，他近乎于一个怪才，而怪才所做的正是对大众有意义的事。他眼见平民百姓在旧制度、旧思想之下受尽折磨，他为这些百姓感到不平。

李贽深深地意识到，他的国家不应该被这些乌烟瘴气的思想给迫害，应该有新的思想植入到人们的大脑里，应该有新的血液注入到人们的身体里。于是李贽勇敢地站了出来。“异端”又怎样，李贽无所畏惧，那么他就敢于以“异端”自居，主张革除旧的制度、建立新的思想制度，猛烈的批判贪官污吏、男尊女卑等蛀虫式的现象，极力地反对对人们的思想禁锢。

同时，李贽敢于向当时正统儒学的权威程朱理学发出抨击。只有清楚认识到不足，填补漏洞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否则陷入到某一个自以为前景大好的阶段，实际上是空有其表，则会停滞不前，甚至深陷于这种美好幻想里无法自拔。

有漏洞要及时填补，否则只会“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李贽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唯独他清醒着，李贽对前辈孔子的批判甚至达到了一种“非圣无法”的地步。他曾在《焚书》中表达出自己对儒学经典《论语》、《孟子》等做出这样的点评，“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

可见李贽的“反叛”思想多么非凡，敢于向孔子正统权威思想提出质疑，认为不能完全相信孔孟思想。孔孟所流传下来的书籍尽管主要表达了他们的思想主张，但书里绝大一部分内容是由他们的弟子记录整理的，并不完全可信。

诚然，李贽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相反，他的想法很有先进性。李贽这一生，前半部分多为读书做官，后半部分多专心做思想上的“异端”，他这一辈子对传统观念进行了重新考虑，他琢磨出了新境界，带头产生了反封建虚伪理学的劲头，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开明的“公私”论述

众所周知的是，君主专制在明朝达到了顶峰。当时，明朝皇帝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如废除丞相、设立锦衣卫等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且至高无上的皇帝“说一不二”，自古以来就很少出现当众讨论皇帝是非的人，更别说是有敢公然与皇帝“对着干”的不怕死之人了。

而就在这皇帝专制权利巅峰的时期，有一批思想家站了出来，他们对君主专制有着深刻的思考。君主专制难道真的有利于国家统治吗，皇帝凭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眼光犀利，从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的背后看到了社会的黑暗，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黄宗羲，顾炎武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

要问什么是“公”，明朝皇帝或许会，他就是公。然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则会大胆的说，“天下为公”。他们认为，君主专制并不是天下人的公，而是皇帝一人的“公”，是皇帝一人的“私”。黄宗羲与顾炎武首先都是饱读诗书，对历史发展有着自己见解的学者，在当时的社会上有着自己一定的社会地位。

然而是什么让这样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不顾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反抗呢？正因为他们理智且清醒，深知封建君主专制不是治国的长久之策。顾炎武曾在自己的书籍《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将当时社会以及历朝的不平等的社会弊病进行揭露。”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不错地，法制出现弊端而不去纠正错误，势必会产生难以弥补的问题。

顾炎武对君权进行怀疑，即使没有完全否定君权，没能反封建，但这种敢于怀疑君主的主张仍然使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出现苗头。

他还多方面分析了“私”，辩证地论述了公与私的关系。他主张利民富民，肯定“私”，表现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黄宗羲更是在《明夷待访录》中表达出自己的“民本”思想，促进了纠正当时盛行的学风、推进了社会变革。

三、总结

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李贽反的是什么？他反叛的就是社会里的“乌烟瘴气”。

黄宗羲提倡民本，危及统治阶级利益，难道不怕统治阶级加害于他吗？他不怕。这些充满积极儒家思想的思想家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不畏强权，主张新变革来改变现状。他们这些积极的思想家们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用自己充满张力的思想唤醒了一批又一批受禁锢的人们，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参考文献：

《焚书》，李贽，中华书局，2018年9月

《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7月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中华书局，2011年1月1日

王宝峰：侯外庐学派的李贽思想研究

摘要：以“发掘”为方法论总体特征，“侯外庐学派”的李贽思想研究，典型地表现了“纵通”与“横通”并重、文献与概念皆精、正统与“异端”共举等三个侯派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特点。继承并发展侯派“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这一研究路径与特质，对于创新世界眼光、学理“合法”的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侯外庐学派；李贽；“发掘”；方法论

“侯外庐学派”（Hou Wai-lu school）是指以《中国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为核心文本，以侯外庐的“发掘”为方法论总体特征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通史》编纂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侯外庐团结了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韩国磐等学界同仁，培养了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等青年学者（侯外庐总名之曰“诸青”），最终完成了五卷六册凡二百六十万言《通史》。此经典巨著的研究范式（paradigm）及其一系列学术创见，对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发挥了“示范作用”（任继愈语），被学界誉为“侯外庐学派”（以下简称“侯派”）。

侯派对李贽思想研究曾三致其意。侯外庐先后与邱汉生、李学勤合作，完成了论文《李贽的进步思想》《李贽的封建叛逆思想——为纪念李贽逝世360年而作》、《通史》李贽章。侯外庐主编中文版、英文版《中国哲学史略》，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下卷），等著作中，也有关于李贽思想的概要论述。张岂之说，《通史》“李贽章是邱汉生先生执笔，写得好，又经外庐先生修改定稿”［1］(P120-121)。《通史》李贽章不仅代表着既往侯派李贽思想研究的学术水平，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侯派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一系列特征，堪称侯派学术研究的一个范本。本文即以《通史》李贽章为主，初步讨论侯派李贽思想研究的内容及其方法论特点。

一、研究历程及主要内容

侯派李贽思想研究，与近代以来李贽研究有着直接关系。“五四”以降，随着吴虞《明李卓吾别传》（1927年）、嵇文甫《左派王学》（1934年）、容肇祖《李卓吾评传》（1936年）、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1949年）、朱谦之《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1956年），等一系列研究著作先后出版，近代中国李贽思想研究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溯源而观，嵇文甫“左派王学”研究理路，深刻影响了侯派李贽思想研究；而吴泽、朱谦之的研究，也实可看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李贽思想之先声。

嵇文甫提出，作为阳明后学“两大领袖”，王艮、王畿将王阳明心学（简称“王学”）向“狂者”一路极端发展，使之成为时代之思潮，形成了王学的左派。“左派王学”经历了从王阳明到王畿、王艮，再到“泰州派下的几个要人”（尤其是颜钧、何心隐），最后到李贽达到高潮的发展历史。李贽一念血诚、百折不悔、爱好自由、冲抉世纲的精神，“最可以表现左派王学的特色”［2］（P64-81）。嵇氏认为：“左派王学的历史地位，颇有些像欧洲宗教改革时代的许多‘异端’。他们都受下层社会的影响，都富于自由思想，富于反抗精神，却也都不免有些怪诞，而又都是替后来新统治者作驱除，旋被镇压下去。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当下层社会还没有达到他大放光明的时代，他这点幼稚的产品只好仍在这漫漫长夜中埋没一时！”［2］（P101）嵇文甫“左派王学”观念及其研究理路，深刻影响了之后岛田虔次、侯外庐、狄百瑞（De Bary）的李贽思想研究。

吴泽表彰了李贽追求个性自由、反孔孟、反封建名教独断专制的思想；但他又同时指出，李贽并不反对反而是拥护封建制度的。在朱谦之看来，李贽思想反映了小地主和市民的思想；其哲学思想是一种企图调和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二元论，既有局限性的一面，也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作为一个接近人民的思想家”［3］(P82)，“总的来说，李贽的思想是自由的、平等的、有革命性的。他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近代哲学上是一个新的斗争开始”［3］(P83)。

侯外庐对近代李贽研究成果既有批评也有借鉴。他评价吴虞的李贽研究，对“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但也有“以绝对的态度来定好恶是非”的时代局限性。对比不难发现，侯派在泰州学派学脉、尤其是在“左派王学”视域中研究李贽思想，深受嵇文甫《左派王学》一书影响。考镜学术源流，侯派李贽思想研究，一方面是对嵇文甫“左派王学”说的批判性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吴泽、朱谦之马克思主义观念下李贽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侯派李贽思想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1959年至1962年间。侯外庐的李贽研究，起源于和蔡尚思的学术道谊。1947年2月间，侯外庐看到蔡尚思一篇文章提及李贽，颇感兴趣，便致函蔡索阅相关材料。之后，蔡尚思当面对侯外庐说：“李贽是秦汉以后反孔非儒的大思想家”。侯外庐答道：“既然这样伟大，我在思想史中一定要给予一席重要地位”。蔡因此盛赞“侯老谦虚异常，好问好学”。在观察侯外庐数次李贽研究之后，蔡尚思得出了《通史》李贽章“基本也讲得很好”的结论。以此章为例，蔡氏进一步分析道，侯外庐“解放前比较注重理论工作，到解放后比较注重史料工作，最后就把理论与史料二者密切结合起来，著成解放后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蔡尚思的观察，为我们从李贽思想研究视角来理解侯外庐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的发展及其特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959年，《历史研究》发表了侯外庐、邱汉生合写的长篇论文《李贽的进步思想》［4］，这是侯派对李贽思想的第一次全面研究。此文基于唯物史观，详细“发掘”了李贽思想中与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相联结的唯物主义，表彰了李贽反圣教、反道学的战斗思想，指出了李贽“不确切的唯物主义”所表现出的“二元论倾向及其唯心主义的彼岸”。

1959年9月，英文版《中国哲学史略》进一步阐发了李贽哲学思想之内容及特点。侯外庐说，李贽哲学主要表现在平等、自由和尊重个体的精神，“人无不载道”的哲学命题，人皆有私欲、善行源于物质利益驱动的观点，以及对儒家、道学家、封建社会神圣之流所拥有特权的恣意批判。一方面，李贽基于唯物主义者观念与人道主义，向俗世宣战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展开了抗争；另一方面，李贽还是无法挣脱当时思想的影响，其寻求思想解脱与自由之努力，最终还是陷入佛教彼岸世界的神秘主义之中去了。

1960年出版的《通史》第四卷下册第二十四章“李贽战斗的性格及其革命性的思想”（此章即《通史》李贽章），系在《李贽的进步思想》一文基础上增删而成。李贽章凡分五节，分别是“第一节，李贽生平的战斗历程及其著述”“第二节，李贽思想的承传关系、社会根源及其战斗性格”“第三节，李贽的人道主义的平等观和个性说”“第四节，李贽的反圣教、反道学的战斗思想”“第五节，李贽思想中的唯心主义的‘彼岸’”。［5］(P1031-1095)其中，除极个别增删外，第三、四、五节基本过录了《李贽的进步思想》全文；第一、二节则是李贽章新增的内容。

1962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侯外庐、李学勤合写的《李贽的封建叛逆思想——为纪念李贽逝世360年而作》一文。文章论述了“泰州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贽对儒家经典、道学正宗理论和道学先生的尖锐批判和打击，表彰了李贽思想对晚明文艺界及五四运动时期吴虞思想的积极影响。同一年，“中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了邱汉生撰写的《李贽》一书。该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泰州学派“异端”思想家李贽“战斗的一生”及其“反道学思想”。1962年6月，侯外庐的《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一书出版。在此书中，侯外庐“破门而出”（李学勤转述侯外庐语），将思想史研究与汤显祖《临川四梦》文艺研究相结合，考察了李贽的豪杰思想、男女平等、恋爱自由思想、人文主义平等学说思想，如何作为“启发神志”的思想“武器”，对汤显祖文艺思想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通观历次研究，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侯派李贽思想研究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底色。在侯外庐看来，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了李贽思想处在新旧思想交织的矛盾之中。李贽思想基本倾向，是以反封建战斗思想为“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因而是“顺着健康的途径发展”的。李贽思想充满了平等、自由和尊重个性的精神，具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的战斗意义；以“异端”自居的李贽，其思想“无可怀疑地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革命性格”［5］(P1054-1060)。但是，这种思想还没有完全达到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或人类学的原则。李贽理论体系的积极方面是批判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的战斗精神，消极方面是受禅学的影响。在离开人伦日用自然的俗界，幻想“彼岸”以求心理上的超脱或解放时，李贽便堕入了禅学的唯心主义之中。［5］(P1061-1095)

此外，侯外庐还特别指出，包括李贽在内的16至17世纪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是历史的觉醒者，他们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学诸方面的‘别开生面’，就不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6］(P30)。此说直接开辟了学界从启蒙思想家角度研究李贽思想的先河。

二、以“发掘”为主的方法论体系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志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整理和总结丰富的、珍贵的中国思想史历史遗产。经过长期研究，以《通史》为经典著作（classic work，库恩），侯外庐学术团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和方法，代表着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学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性理论成果。侯派李贽思想研究，典型地反映了侯派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特点。

1.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思想史研究中的“横通”与“纵通”相结合，是侯派方法论根基。

侯外庐曾说：“研究思想史，既不是如冬烘先生们之读书，以为古人一切言行都是今人的宝筏，也不是把古人当做今人和他争辩；主要的工作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地发掘其优良的传统。”［6］(P506)侯外庐实事求是、批判性阐发中国传统思想遗产的主要方法，便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他说：“自我从事史学研究以来，一向等量齐观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地位，夙志完成的中国思想通史，便包括着完整的、平行的社会史研究计划。”［7］(P303)侯外庐一向反对对思想家及其思想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他特别强调，以唯物史观观之，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因此，“要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7］(P327)。因此，《通史》“紧紧掌握的原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史以至思想史，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7］(P327)

受章学诚《文史通义》之《释通》《横通》二篇启发，侯外庐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之“纵通”与“横通”说。章学诚云：“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者也”（《释通》），“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横通》）。侯外庐解读道，章学诚“通史人文，上下千年”之论，说明章氏之“通”，在于认识人文的流变；章氏分别横通、纵通之论，说明“纵通指横通的集合”，君子应当择取无不可议、有待征实之“横通”。［6］(P501)在批判性发展章氏上述论说的基础上，侯外庐提出了《通史》之“通”，既包括考察每种思想学说与它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时代之“横通”，也包括注意梳理、阐发每种思想学说之思想源流演变之“纵通”。不难看出，侯氏之“横通”，实质即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其“纵通”说，则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中国传统学术史范式有密切关联。

李贽章一开始，便以李贽反封建礼教、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假道学为主线，以年谱的形式，详尽考察了“李贽的战斗历程”。这种做法，既是对“知人论世”这一中国传统思想史学统的继承，更是在社会土壤中对李贽生平及其思想发展历程的“有血有肉”的唯物史观考察。李贽章第二节考察了李贽思想的“承传关系、社会根源及其战斗性格”。侯外庐指出，李贽思想的承传关系比较复杂。李贽不仅是继承、发展王艮、何心隐思想传统的“泰州学派后起之秀”。其思想学术的形成，也有着批判承继诸子百家古代传统的历史渊源，更有着当时历史条件下“深藏在物质经济事实中”的根源。侯外庐具体分析道，受到明代中期以后长江和东南沿海区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李贽常把一切事物放在商品交易关系中去考察，从而明显地反映出一种市民的思想。李贽之所以与封建特权者存在“抵触”，与封建社会的道学教条势不两立，都是因为李贽将市井小人、力田者、愚夫愚妇引为同类,与其意见一致，从而“和人民有联系”所致。而“这就是李贽反封建思想的深刻的社会根源”［5］(P1055)。在以经济基础为核心的思想社会背景中来历史地、具体地说明李贽思想的起源，此“横通”式的研究，显著地表现了侯派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特点。

侯派特别地从泰州学派的思想学术源流，“纵通”地梳理了李贽思想的根源及其特色。沿着泰州学派固有的人民性、人道主义及其反封建的“叛逆”思想这一学术脉络，侯派详细考察了泰州学派的“后起之秀”“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李贽的老师是泰州学派创始者王艮的儿子王襞；李贽称颂泰州学派的许多学者为“英雄”，又十分佩服、衷心赞扬泰州学派学者罗汝芳“泛爱容众”之“真平等”学风；更崇敬王艮，推尊封建思想“叛逆”者泰州学派学者何心隐“是一个英雄汉子，慧业文人”。侯外庐认为，李贽关于人类平等的观点，“是王艮、何心隐思想的进一步发掘”；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之说，也是对泰州学派“当下日用是道”观点的继承与发展。如此种种，皆说明李贽是泰州学派的继承者。李贽“继承了泰州学派王艮、何心隐的思想传统，并进一步予以发展，从而建立了反道学的思想体系”。［5］(P1051)

2.坚实的文献学工夫与精深的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发掘”方法，是侯派学术研究方法论根柢。

将中国传统考据学与马克思主义史料观相结合，是侯派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侯外庐重视文献学工夫，与他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吸收与借鉴清儒“朴学”方法有关。侯氏以为，乾嘉学者的功绩，在于其“谨慎的治学方法以及由经学的整理而普及于一般文献的史料工作”［6］(P426)。清儒考据“朴学”遗产，“以存古之真迹为其本色”［6］(P424)，“从方法论上讲来，不盲从，重裁断，比较归纳，以经文的实事以求是，而不以传注的心传来附会，这是朴实说理的传统”［6］(P408-409)。侯派中国哲学思想史方法论，特别注重“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可以看作是对清儒考据学这“一门专门学问”的继承与发展。［7］(P117)

侯外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要求，在乎详细地占有史料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史料，解决疑难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7］(P29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重视对历史事例和实际问题下苦功搜集和占有材料，他们都严格遵守“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8］(P831)，“从来不用未经检验的材料，而总是要尽量占有第一手材料和找出材料的最初出处；甚至对于一些次要的材料，也要查出它的原始根据”［8］(P833)。秉此马克思主义学风，侯派学者皆“重视第一手资料，而不愿转引他人著作所用的现成资料”，“在引用材料方面，注意其完整性，力戒断章取义，取其所需”［9］(序三，P9)。事实上，正是由于坚实的文献根柢，才造就了《通史》这部求真务实、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术经典。

侯外庐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植根于对《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侯外庐说，正是通过翻译《资本论》的“那段苦斗，赢得了理论上的武装，才构成我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真正支柱”［7］(P67)。侯派精深的理论研究，与其“研译同施”的翻译方法密切相关，构成了侯派理论研究方法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中国传统译场的做法，侯派翻译工作的最大特点便是“研译同施”：翻译是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理论、训练理论思维能力；研究工作又促进了翻译工作的深入开展。此侯派翻译工作特点，尤其表现在对待理论基本概念进行集体往复讨论，“一丝不苟、务穷其源”（何兆武语）。何兆武回忆道：“侯先生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习惯于深入钻研每一个重要概念的确切涵义；每每遇到一个重要概念时，不弄清楚，不肯罢休。作为他的助手，我曾多次协助他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反复推敲，以求明确各词的原文原意之所在。”何兆武特别指出，通过翻译对“研究所运用的原理的基本概念加以正确而深入的理解和澄清”，是侯派学术特色“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加以发扬光大的”。［10］(P104-106)

侯派“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7］(P117)之原则，最终落实于“发掘”的方法。《李贽的进步思想》开宗明义，明确表述了“发掘”这一精深理论辨析与笃实文献根柢相结合的侯派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原则：

思想家各有自己的研究问题的路数和著作的风格。要掌握李贽的理论实质，自然必须占有他的全部著作，但更重要的在于审查、分析他的这些著作，并进而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领会其中的精神。我们把这种研究工作叫作发掘。［4］（P1）

占有思想家的全部著作，在《通史》李贽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秉持其一贯的“尽最大努力占有和梳理尽可能多的材料”学风，邱汉生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搜罗了当时已知存世的李贽所有材料。李贽章专门编制了《李贽著作表》，分三部分详尽梳理及评价了李贽存世著作的版本及存佚情况；考证了《李氏文集》等处的讹说；断定了《四书评》等著作真伪；并提出了对《说书》等未见之作，“当进一步访求”的期待。李贽章全面深入的史料工作，为还李贽以本来面目的唯物史观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学基础。

在李贽章中，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发掘”及评价李贽思想的意义论述随处可见。侯外庐从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中，寻求深藏在物质经济事实中李贽学术形成的历史及社会根源；又以矛盾分析的方法，说明李贽行为与思想是矛盾结合的统一体，其中以反封建的战斗思想为“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侯外庐进而说明:“李贽思想中的矛盾，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新旧斗争，又反映了新旧矛盾中新的为旧的束缚的痛苦。”［5］(P1057)李贽道德论的平等、自由和尊重个性的精神，与初步萌生的资本主义关系相适应，具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的战斗意义。宋明道学，要凡人上同于圣人，是统治阶级的标准；泰州学派及李贽主张凡人就是圣人，则是愚夫愚妇的标准，李贽思想是“平民反对派”阶级思想的反映。李贽主观上试图对人与社会作唯物主义的理解，将其道德观、伦理学安放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并以此反抗中世纪的神学。但是，限于时代历史条件，李贽不是从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原则，尚达不到唯物主义的高度。因而李贽也不能在历史、社会领域达到历史唯物主义，而不自觉地在这些领域中转向唯心主义。

3.着力表彰“异端”思想，是侯派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发明和方法论特色。

侯外庐指出，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偏重于正统儒学诸家。而事实上，中国思想史中的正统代表人物都是现成的，而许多异端思想家、无神论思想家、唯物主义思想家，则有待去“发掘”。侯外庐明确提出：“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其发展规律。”［11］(P254)又说：“‘异端’一词，历来的注疏家多指为错误的学说或危险思想的别名，而与所谓圣学正宗为对待之语。”［12］(P183)侯外庐强调，“异端”是与“正宗”对举的一对观念。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古旧的传统制度，作为其巩固专制制度的工具；利用传统的思想材料进行改编，为统治阶级说教，这就是“正宗”。于此同时，尤其在封建社会后期，有些传统的精神以及思想材料，也被进步的阶级加以改造，用来作为反抗统治阶级、攻击封建制的武器，这就是所谓“异端”。［11］(P1-2)侯外庐特别强调，中国中世纪封建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7］(P281)。贯穿于《通史》的一条重要脉络，便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王充、王符、仲长统、范缜等“异端”思想家的发掘与表彰；便是用确实的史料，揭示中国思想史中唯物主义“异端”思想与中世纪神学思想、儒教“正宗”思想的斗争全貌。总体而观，在侯派上下文中，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根柢，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是所谓“异端”思想及“异端”思想家的本质。开创性地发明中国思想史中“异端”思想及其代表性思想家，是侯派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及其独特学术贡献。

作为“异端之尤”，李贽“异端”思想受到侯外庐的格外关注。李贽作《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不无讽刺地表明自己对“大圣”与“异端”的看法；又以剃发出家的举动，自居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侯外庐认为，人们指斥李贽的言行为“异端”，是一种“反动”的态度及看法；李贽承认自己的异端头衔，则是一种“反抗”的态度及看法。李贽挂孔子像于芝佛院，是对正统信仰的讽刺与嘲弄，揭露了“封建制社会中信仰主义者的虚伪形象”。耿李论战中，李贽对乡愿、假道学代表人物耿定向的无情批判，说明了李贽“异端”思想所指，是要坚决反对封建制社会的虚伪欺骗，与封建社会的道学教条势不两立。

进一步发挥嵇文甫“左派王学”异端说，侯外庐特别强调：李贽的“异端”不是别的“异端”，而是“神学异端”。侯外庐认为，恩格斯分析欧洲中世纪的结论“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具有普遍的意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思想取得了中世纪封建统治阶级支配思想的地位。宋明道学家进一步把儒家思想条理化，使之更适合于钳制人民思想、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元代以后，程朱理学之“四书五经”注释，成为统治阶级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的必读经典。道学家们取得了如同欧洲僧侣一样的特权地位。封建社会的政教风俗，按照道学的原则来处理。道学成为维护和承认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力量。

从形式上看，李贽对程朱理学的攻击与王守仁有些相似。但是，“王守仁是道学家，而李贽却是反道学家”，“王守仁吸收了二氏的宗教内容，进行简易的神学说教，妄图消除一切矛盾；泰州学派特别是李贽，以‘异端’者自居，嘲笑了神学的圣光，揭露了社会的矛盾”。［5］(P1054)“李贽是在历史进程的正途上迈进，而和王守仁在历史进程中倒行是完全相反的。”［5］(P1058)“王守仁是从右的方面对道学不满，而泰州学派如李贽却是从左的方面对道学不满，这就必然成为‘异端之尤’。”［5］(P1060)李贽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与千万人对垒、与封建势力英勇搏斗。李贽的反道学思想，“猛烈地冲击了道学原则的堤防，使它有发生溃决的危险，这就是所谓‘儒教防溃’。我们必须从这一意义和作用上来衡量李贽思想的战斗的革命性格。李贽所以成为‘异端之尤’或‘神学异端’，其理由也就在这里”［5］(P1061)。五四时期，李贽“异端”思想还被当作武器用来打击旧礼教，其原因即在于此。

三、侯派李贽思想研究的学术意义

侯外庐始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说：“我本不过平平一介书生”于此可见，唯有将李贽思想观念、言行，还原到其曾经生存过的历史现场，庶几才能征实不诬地理解李贽思想之真实性、复杂性、生动性。事实上，思想史研究与单纯的概念史研究的本质区别，即在于思想史视域下的概念性研究，始终强调在思想“有机整体”中首先确立思想的“客观意义”。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历史真实是逻辑真实的前提，正确而有效的观念史及概念性研究，必须是历史与观念相结合的研究。继承并发展侯派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论特点，无疑对于消解“选出而叙述之”范式（the paradigm of selection and narration）下“自由其说”式抽象谈论中国哲学概念之研究流弊，具有积极的现实学术意义。

2.兼具坚实文献学根柢与精深哲学理论素养的侯派学术研究方法论，合乎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学理的内在要求，对创建学理“合法”的未来中国哲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发意义。

蔡尚思说，侯派“理论与史料的结合，即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15］(P92)。邱汉生指出，侯外庐学术研究之所以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方面，得力于他数十年“寝馈于”《资本论》，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论这样“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另一方面，得力于他不架空立论、不自由其说，研究工作从深入探寻史料出发。蔡、邱二人皆认为，侯外庐学术研究的理论高度，当时学者难以企及；而其坚实的史料学工夫，也是同侪难以做到的。邱汉生说：“外老凭这两条，发为笃实的学风。他所得出的史学结论，比较坚实，不易动摇，关键就在这里。”［16］(P86)实际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侯派文献与理论融合之方法论特质，对于当下重建学理“合法”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现实意义。

经历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洗礼之后，我们终于认识到了过去百年习焉而不察的中国哲学之学理本质。要言其学理，中国哲学思想研究，是在古今中西四重维度与视域中的比较性研究（comparative study）；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必须兼具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之根柢（“中国效度”，Chinese validity）与借鉴西方哲学理论（“哲学效度”，philosophical validity），方能从学理上成立。化解中国哲学学科“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学理危机（crisis，库恩），通过“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重建兼具二重效度、学理“合法”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哲学才有可能“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冯友兰语）。

侯派史料与理论结合的方法论本质，完全契合中国哲学思想必须兼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这一根本学理要求。侯派的史料工夫，使其《通史》研究深具“中国效度”。张岂之指出，《通史》“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特别是清代乾嘉朴学的实证方法，将此作为从整体上对思想史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补充，以达到两者的圆融统一，体现了作者们高深的国学修养”［17］(《再版说明》P2)。侯派融合马克思主义史料观与乾嘉汉学方法，特别强调思想史研究的前提，在乎全面掌握材料，以实事求是、存古之真的史料辨析工夫，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较之教条主义、公式化的思想史研究，侯派这种立足于历史实际，建立在坚实文献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无疑是深具“中国效度”的研究。

侯派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之世界眼光、“哲学效度”，其来有自、一以贯之。侯外庐说：“悠久的、从未中断的中国历史及其丰富而深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史足以自豪的硕果。”［18］(P422)侯外庐始终注意以世界的眼光、比较的视域，来考察和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1946年，侯外庐在其《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宣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从前他们讲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看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迹，而现在却不用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19］(《再版序言》P1)侯外庐在总结其一生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时说：“作为一个历史科学的探索者，我常注意从世界史的总范围去考察以及从各个时期中外历史的比较中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自信不是削足适履。”［7］(P263)事实确乎如此。基于精深的西方哲学理论研究，侯派深入“发掘”了中国传统思想之现实意义与世界意义，为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范式”（the paradigm of Marxism）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侯派李贽思想研究兼具二重效度且有世界性学术影响。对李贽著作的全面爬梳及考辨，典型地反映了侯派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基于坚实文献的“中国效度”。而以唯物史观考察李贽思想产生及发挥作用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发掘”李贽思想中“人道主义的平等观和个性说相联结的唯物主义思想”，彰显李贽启蒙思想的现代意义，等等，更可见侯派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之世界视野及其深刻的“哲学效度”。狄百瑞评价侯外庐的李贽思想研究“是一种学术性很强且资料丰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包含很多有用的信息。”［20］(P237)狄氏本人思想史进路的李贽思想研究，既受惠于《通史》丰富的史料和“有用的信息”，又批判性地借鉴了侯外庐一系列观点和研究方法。

事实上，无论是冯友兰的“旧邦新命”还是侯外庐的“发掘”，其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宗旨，皆致力于实现中国固有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世界化。从中国哲学思想学理本质来看，以世界的眼光、比较的视域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现代价值，始终是中国哲学思想史方法论的本质特点和内在要求。当下中国在世界的核心地位，决定了今后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宗旨及致力方向，应当超越过去百年“旧邦新命”的阶段。继承并发扬侯派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世界性格局，“先中国、再哲学”“宅兹中国，返本开新”，让以经学礼义为核心的中国哲学成为人类哲学之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思想理论，是时代对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现实要求，也是新一代中国哲学思想研究者的时代使命。

3.侯派注重中国传统“异端”思想的研究进路，对于我们相反相成、“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傅伟勋语）中国传统主流思想文化，具有特殊的现实学术意义。

《通史》始终表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异端”思想，源于在侯外庐看来，中国哲学史中“有一条贯穿着的红线”：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之“异端”思想反对历代“正宗”思想的斗争。这种“异端”与“正宗”的斗争，是无产阶级“进步的文化”与剥削阶级“反动的文化”之间的斗争。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哲学遗产，就是要表扬那些以“叛逆”行径与封建正宗思想相对抗的“异端”进步思想家，“批判继承”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良传统。由于历史原因，在侯外庐的上下文中，所谓“异端”思想及“异端”思想家，有着特定而具体的时代性内容。世易时移，我们今天面对侯派重视“异端”思想研究的传统，就不能仅仅拘囿于此一研究进路的原始意义，而要通过“创造性解释”（creative interpretation）来对其进行“继往开来”地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

正是由于其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之研究范式，侯派发现并阐明了中国哲学思想史中“正宗”与“异端”思想斗争的历史线索。就其“正宗”一极研究而言，侯派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的、主流正统的意识形态。在“正宗”思想脉络中，董仲舒创建“中世纪神学思想”，成为“封建制思想统制的发动者”。汉武帝“钦定”董氏思想为“神学的正宗”，“为中世纪‘经学’开拓了地基”。后经石渠阁、白虎观两次经学会议，皇帝“亲制临决”、钦定经义，遂以“官学”、法典的形式，使得儒学、经学国教化。侯外庐进一步分析道，宋明道学进一步把儒学条理化，用于巩固封建统治。元代以后，程朱道学的“四书”“五经”注释，成为统治阶级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的必读经典。道学原则是处理政教风俗的标准，也独断地统治着人们的精神及世俗生活。

侯外庐这种“正宗”儒教思想的历史性梳理，使得我们看清了儒学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贯穿中国汉代以降的官方意识形态，要从整体和主流思想上把握儒学之全体大用，离开这种“正宗”观念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纠正以纯粹概念“自由其说”式研究儒家哲学无根游谈之弊，今后儒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要采取思想史、社会史与概念史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庶几才能确立儒家哲学、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效度”之前提与根本。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兵法·九变篇》）。从“异端”批判性的视角审视并判断中国传统主流思想文化的现代出路和价值，无疑对于我们探索“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传统哲学思想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历代“异端”思想家对经学礼义中的等级观、女性观等的理论批判，无疑为我们处理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问题，为我们当下重建兼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学理合法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都是不无裨益的理论资源。李贽思想发展史，非常典型地为我们展开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正宗”与“异端”之间的张力。事实上，李贽思想研究史上几乎所有理论难题，如李贽尊孔与否、耿李论战的实质、李贽三教思想之间的关系等等聚讼不已的问题，皆可在“儒教社会”（Confucian society）之“正统”与“异端”的视域下，得到比较接近于历史事实的客观、公允之理解与解答。

（谨以此文敬祝业师张岂之先生九十五岁华诞。）

［1］陈战峰，夏绍熙.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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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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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2］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3］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专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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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邱汉生.沉痛悼念侯外庐先生［M］//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纪念侯外庐文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7］张岂之.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九卷［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

［1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9］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M］.上海：文风书局，1946.

［20］Wm. Theodore de Bary. Inp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 ［M］//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本文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64-74页。为方便传播，注释已删除，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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