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策美文教你学写《非攻读书笔记》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17 10:49

写作核心提示：

《非攻》读书笔记作文注意事项：
一、理解主题
1. 确保对《非攻》这篇文章的主题有清晰的认识，了解其核心思想，如墨子的非攻理念。
2. 明确文章的写作目的，是倡导和平、反对战争，还是对非攻理念进行批判。
二、梳理文章结构
1. 分析文章的段落划分，理清文章的逻辑结构。
2. 重点关注文章的开头、结尾和过渡部分，了解文章的起承转合。
三、提炼观点
1. 从文章中提炼出作者的主要观点，如非攻理念的重要性、战争带来的危害等。
2. 分析作者的观点是如何展开论述的，有哪些论据和论点。
四、结合实际
1. 将文章中的观点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探讨非攻理念在当今社会的意义。
2. 分析非攻理念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作用，如国际关系、人际关系等。
五、论证充分
1. 在作文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引用文章中的论据和论点。
2. 结合实际案例，增强论证的说服力。
六、语言表达
1. 使用规范的书面语言，避免口语化表达。
2. 注意语言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文章更具可读性。
七、作文结构
1. 开头部分：简要介绍《非攻》的作者、背景和主题。
2. 主体部分：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鲁迅与国学续话

作者：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者按

近日，学者孙郁新著《鲁迅与国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指出，鲁迅是一个常被误解的人，在对待国故的态度上，被人批评的地方很多，然而细读鲁迅的手稿和整理国故的资料，会发现他传统学问的功底其实很深，金石、考古、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藏在他文本的背后。光明日报约请孙郁撰文，谈谈鲁迅与国学，及其文本背后的“暗功夫”。

鲁迅像（木刻） 资料图片

我上大学的时候，前辈们偶谈现代学术史，是不太提及鲁迅的，只是在文学史的课程里，其《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才被引用。更多时候，鲁迅被视为传统的对立面而存在。在人们心目中，他不过是作家而已。后来发现，曹聚仁、王瑶等学者讨论鲁迅思想的时候，是把他放在学术史脉络中加以认识的，这于我而言是不小的启示。待到毕业后去鲁迅博物馆工作，看到其藏书，发现古书比重很大，且包含的内容广泛，于是叹道：鲁迅其实是很懂传统学问的人，甚至与许多同代学人比也不逊色。

我记得世纪之交“国学热”兴起时，新文化运动的几位先驱是被绕过去的。仔细思索，这其实是未能读懂那代知识人的思想，比如鲁迅一生致力于新文化建设，一直与传统文化处于一种对话的关系之中。

学界与一般读者的误解，使我在若干年前萌生了写《鲁迅与国学》的念头，想说一些澄清的话。但迟迟不敢下笔，原因是自知功力不行，许多地方不得要领。过了许多年，心得似乎多了起来，思路好像略清晰了一点：一是觉得鲁迅的创作虽属文学，但文本背后是有幽深的学问在的。他不专门研究经学与史学，但他由艺而学，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背后埋着许多学理，其中不少地方触碰了经学与史学的问题。所以，要想真正了解鲁迅，最好懂得他的学问。二是觉得新文化运动的质疑者们讥讽鲁迅的言论不少，以为他走错了路。可是细细察看他的藏书与古文辑校工作，以及文章深处的汉魏风骨，此说也并不能成立。不这个问题，阐释鲁迅的时候，总觉得缺少些什么。

不消说，这是一个有难度的工作。有一段时间，鲁迅并不太喜欢“国学”这个概念，原因是他对民国初年的一些国学研究有一点微词。他认为，国人受限于外国考古学者的赞美，忽略了反省与批判意识。那时一些留学归来的学人不断标榜国粹的重要，却无法道出旧文明的暗区，一些孔教提倡者甚至依附于袁世凯那样的复辟者，降低了学问的品格。在鲁迅眼里，只有像王国维这样既有西学参照又有扎实诗文基础的学者，才有拓展学术新路径的可能。

《鲁迅与国学》 孙郁 著 商务印书馆 图片选自《鲁迅与国学》

博 古

鲁迅的学问博杂，一方面体现在他译介的外国作品颇多。他介绍过尼采、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译作字数总量超过自己的创作。另一方面，体现在他整理国故，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行世。除著述外，鲁迅收藏的汉魏拓片、铜镜、陶俑、明清野史数量也十分可观。他对野史颇为留意，那些不被士大夫注意的乡邦文献、文人札记，在其文章里常被提及。

在师承方面，浙东文化对他影响很大。他曾随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对音韵训诂是了解的。如果不是因为文学创作，他可能成为一名学问家——从已有成果和为学术研究所准备的材料来看，他都颇为专业。比如他藏书中的甲骨文、金文资料和碑文图片，是为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书籍所做的前期工作。此外，在他的杂文中，对儒道释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也颇为精到。同时代的学者如钱玄同、朱自清等对鲁迅的敬重，或来自他的学者气质。

传统艺术与思想的优秀部分，在鲁迅那里是被继承下来的。对于传统中不那么闪光的部分，他批评颇多。他在文章中常常讥讽的学界中人，多集中于经学领域，他认为那些学者把活的思想僵化处理了。比如对于孔子，鲁迅认为当肯定其违逆时风的勇气，但后世将其圣化，则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对于道家思想，鲁迅受到了辞章方面的影响，但其中的消极意识，他以为并不都好。至于佛教与佛学，他也颇为了解。他欣赏的是小乘佛教而非大乘佛教，这也耐人寻味。《呐喊》《彷徨》《坟》《野草》《且介亭杂文》的审美走向，受到了佛学观念的启示，但也批评了历代文士通过宗教谋取名利的倾向。如此看来，鲁迅与传统文化之关系，说起来颇为复杂。欣赏里有保留，接受中含警惕，简单地说他是传统文化的否定者，显然是不准确的。

鲁迅研究与描摹先秦诸子、野史、乡邦文献，有时是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里进行的。比如他的小说《起死》，就从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董·吉珂德》（“董·吉珂德”现译为“堂吉诃德”）中受到启发，其中对庄子矛盾状态的描述，有异国文化的视角。他在《非攻》里刻画的墨子形象，不限于旧文化语境，而是受到左翼观念的影响。这个特点，也体现在他对一些古代诗人的评价中。他认为朱光潜对陶潜的评价限于审美趣味，未能走出书斋体味其内蕴。鲁迅是考察过魏晋文化生态的，对陶潜的生平与创作有多维感受，于是从其静谧的表面看到暗流涌动的一面，说这位诗人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这属于反诘思维，从尼采到普列汉诺夫，拒绝单面凝视艺术文本，鲁迅学到了这个方法。

除上述特征外，鲁迅研究古人，不仅能从不同版本看辞章，还能搜集同代人及后人评价，兼顾社会风气与伦理。比如他校勘《嵇康集》，就用了二十三年工夫，知其所来，道其所往，看法又与古人颇为不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嵇康表面藐视礼教，其实是看重礼教的，理由是他给儿子的《家诫》一文，说的是另一套话。熟悉嵇康文章的鲁迅，对政治环境、士人心理有深刻见解，被历代读书人简化的存在，于其笔下往往呈现出复杂的一面。鲁迅后来批评一些学者对明代小品的态度，也是出于他们简化了古人的缘故。除了经世理想，他从古人语言中也能看到忧愤、不安及怨世之情。那些钟情国故的人，在鲁迅看来，一旦失去批判意识，对古书的认识便是浅薄的。

鲁迅收藏的汉代羽人戏龙画像 图片选自《鲁迅与国学》

鲁迅《中国文学史略》手稿 图片选自《鲁迅与国学》

开 新

阅读鲁迅的书，当感到文章的千变万化。他善于活化古人语言，每每又带出新意，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一文中，就列举了鲁迅词语的庄子元素。在《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里，其语气汉魏之气缭绕，但也能够感受到西方浪漫诗人的遗风。《小杂感》的某些表述，在逻辑上带有佛经的痕迹，但也能看出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汉文学史纲要》，融入了汉赋的句式。在谈《玉台新咏》时，他的句子跌宕起伏，令人想起《文心雕龙》的表达。在为《绛洞花主》写的序言中，鲁迅的文气直接汉韵，用的也是对仗句式。这些都可看出，他是十分熟悉古代文章的。鲁迅的旧体诗中，常常可见屈原、杜甫的影子，或借用词语，或承袭意象，然而状物、抒怀中又有创新之趣。

因为深味诗文之道，又能在非传统的文脉中寻觅思想，鲁迅就能发现经史之学遮蔽的东西。他以为，中国有意味的文字，有时候并不在四书五经里，民间传说、山林之语、骚客笔记，以及墓志、石刻造像等都含有生活的趣味，有时还能看到儒家经典里少见的艺术奇想。鲁迅觉得，旧式文人的精力，有许多耗费在无谓的劳作中。所以，他的国学观其实是对传统经史之学的超脱，是对民间思想的记录，他认为，文脉在大地上。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例，其中对神话、志怪和人情小说的体悟，都开辟了认识历史的新路。

由此可见，鲁迅看重的国学，乃民间思想之学，乃灵思飞动之学。他于战国瓦当中得审美之思，于汉代画像中见谣俗之趣，从六朝碑文里悟文章法度。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写作。与王国维一样，他的行文深带古风，但审美与伦理观已含西学元素。所以今天看他的述学文体，可感其文字厚重与通脱的特征并存，也由此可知，他之整理旧的文化遗产与旧学之士不同——他的思想是放飞的。经学与旧史学是自上而下地讨论天下诸理，鲁迅则相反，乃自下而上地展示人生和存在的要义。他留意金石学，以此滋养现代版画运动；研究旧小说史，自己则由旧而新，在白话小说领域创造甚多；钟情字体与辞章之学，又催生出有质感的现代语体。可以说，许多研究国学的人，是匍匐在旧思想躯体之上的，对文学与文化的推动甚微。倒是鲁迅等人，引人们到了新的领域。

我有时想，学者多不太留心鲁迅的学问，并非没有原因。小说史与文章学，在传统治学者那里不过小道。但现代以来，艺术是影响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海德格尔就从尼采、荷尔德林的诗文中所获颇多。鲁迅弥散在文中的思想，涉及哲学、民俗、考古、艺术诸多领域，不仅有先锋意识，见识也多是鲜活的。个人以为，讨论现代学术史，固然要谈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但鲁迅等亦不能不有所兼顾。作为新文化的先驱，他们刺激了学界的神经。现代学术的演进，是吸收了这些先驱的建言的。他们与传统之间的关系，需细细分析和整理。撇开新文化而谈现代学术史，在认知上大概是不完备的。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07日 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读书随笔｜勇者

勇者

中岛敦生于公元1909年，死于1942年。这段时间，正是日本侵华的重要节段。1932年3月，中岛敦结婚。11月，到旅顺旅游。而中国的大事记上则记录着这一年1月发生了“一二八”抗战，2月，东三省沦陷。1936年8月，中岛敦再次到中国旅行。这是他与中国大陆的两次交集。我们现在很难揣测当时的一位日本作家会持怎样的态度登上这方土地，但我们知道的是，在那个时候以及再以前，特别是甲午战争结束后，在日本人看来东方神圣帝国的神话就已经成为了梦幻泡影，他们需要的是脱亚入欧，甚至在文化上与中国切割。

中岛敦的祖父、伯父以及父亲都是汉学家，深受汉学滋养的中岛敦在这种情况下，内心的抉择自然和他人更为不同。在那个大时代，不但他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华文化，中国作家同样也在重新审视。就在他第二次用脚步探索这片土地的那年，一位中国诗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中国过去的历史，还是中国当代的历史，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残酷的又是壮烈的，这个时代充满了野蛮的绞杀和文明的冲撞。

中岛敦为什么在那两个年份踏上大陆呢？是为了寻找文脉正统？是为了探索典籍实迹？还是作为天皇的使徒来加以窥测？或者，仅仅因为出于年轻人对新鲜世界的好奇？我没有答案，网络上也没有查到他的目的。

或者这就是两次偶然的漫游。他不过想走一走书中人物走过的路，在条条道路上思索一下古人想过的那些事情。

《名人传》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取材于《列子·汤问》中“纪昌学射”的故事。

《列子》原文中这样叙述纪昌师从飞卫学成绝技以后的事情：“纪昌既尽卫之术，计天下之敌己者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锋相触，而坠于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昌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刺之端扞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涂，请为父子。克臂以誓，不得告术于人”。网上某百科按照课堂教学标准答案，对该文的中心思想和寓意阐明如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要把基础打好，一是要能吃苦，持之以恒才会成功。二是大本领往往要从小处练起。三是要严格遵守老师的教诲。”如此标准答案，并没有解释两个人为何要“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继而“克臂以誓，不得告术于人”，似乎是因为不够正能量？但因为是典籍，传世太久，一时不便删改，就暂且留下这段，让读者利用唯物主义观点自行评判吧。

中岛敦的《名人传》，相当于“纪昌学射”的白话译本。但不同的是，作者在里面加了一些心理描写，而且改写了结尾——纪昌跟着师傅又修炼了九年后，神情变得呆若木鸡，以至于扔掉弓，说什么“至为无为。至言去言。至射不射。”及至老去，变得更是“不知人我之别。不知是非之分。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甚至竟然连弓的名称和用途都忘记了。

由此可见，《名人传》更像取材于《庄子》的一个故事，中岛敦将传奇故事延伸到了生命层次的反思。原来不过是一个神奇而又世俗的“魔幻现实主义”，他将其改编成了“魔幻浪漫现实主义”。

《名人传》发表于1942年12月1日，三天后，中岛敦因病去世。所以，难免会让人会起这样的浮想，就是，中岛敦预见了自己的死亡，而且符合他“无为而化”的预期，践行了一位汉学者“入则儒，出则道”的至为纯粹的精神路径。

《名人记》是收录于中文版《山月记》里的一个短篇。《山月记》目前国内有多种版本，而且收录参差不齐，翻译亦是上下有分。但是贯穿其中的思想并不难以琢磨。有好多人说中岛敦写得就像是小学读本，这却正是文章的妙处，简而不凡，自然而然，清白如水。

这并不说因为中岛敦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文字之中就没有显现出自身的民族性，或言之为日本式的表达。《山月记》中收录的《弟子》，尽管讲述的是孔子弟子子路的传记性文字，但给人的印象如同观看黑泽明的电影。作家的视角不时会流露出自己的“日本观”，也就是所谓“菊与刀”的美学中“刀”的痕迹。

《弟子》创作于1942年6月，作者死后第二年才正式发表。和《名人传》追求的无为相比，这一篇则体现了对庄严的一种赞颂。他没有完全按照《史记》或者《论语》仿写，而是追求精神气质上的描摹，有一恍惚我觉得他是在写李逵，但随即否定掉了。对夫子无条件的忠诚来自于他的信仰，类似于“护法尊者”，而非李逵之因“孝悌”依附于宋江。他这样写子路的死——“在敌人的利刃之下，浑身是血的子路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叫道： 看吧！君子是正冠而死的！”恍若在写一个日本武士在展演最后的尊严。但是，“君子”二字却带有鲜明的儒家传统。

何谓君子？只有谦谦者谓之君子吗？否，杀身成仁者亦为君子。子路用自身形象否定了“文雅”是文明的终极目标，一个阳刚的、正大的勇者，照样可以承担“君子”这一称号。这可能就是中岛敦要表达的——文明不能是文弱，君子不能是弱者。至于这是不是他对中华文明的反思，我也是说不上来。

中岛敦对中国古代文学故事改编的时候，中国的作家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譬如之前，鲁迅在二三十年代写作的《铸剑》《非攻》等文章，其中则有着中国式的文化反思。《故事新编》，无不有着现实的影子，思想比中岛敦的作品意旨更为激烈深刻。中岛敦将中华故事注入现代思维，是不是受过鲁迅的影响，我也不好说。但是可以看出，中岛敦在文字里追求的还是美学的表达居多，思考人性居多。中岛敦第二次到中国旅行的那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两个人有没有过交集，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山月记》中收录的最为重要的一篇是《李陵》。《李陵》里边写了三个主要人物，李陵、司马迁、苏武。这三位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其故事也都了解个大概。如《名人传》的写法，中岛敦在其中注入了刻画妥帖的心理描写，让人感同身受。他用相对客观的视角，试验了人性在强大压力下的几种可能。李陵被汉室屠门，司马迁被汉室净身，苏武被汉室遗忘，于是有了三种选择方式，就有了三种不同的人生：肉身富贵而灵魂耻辱，肉身摧残而灵魂不朽，肉身超脱而成为英雄。其中有着不得已，又有着必然的因果。但是作为同时代的人来说，我们无法评定此三人谁在精神上更具有英雄品质。庙是苏武庙碑是李陵碑，二者放在一起，后世的抗辽将领自然觉得违和。可是当时的天汉朝廷未必不是态度暧昧。

能够战胜精神上的耻辱，并且顽强活着的人，你能说他是懦夫吗？这是个体生命与宏观叙事的相对论。这种矛盾冲突，自然是文学家需要正视的。当这个人所有的血缘关系被连根拔起斩尽杀绝，亲缘丧失、亲情断绝，甚至在文化和意志上一并得到清算，成为整个国家机器的敌人——区区李陵，难道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吗？即便活下去，也不可能如同小强般心无波澜，特别是还有个苏武对照。耻感，追悔，种族的隔膜，每时每刻不在折磨着李陵，如同受刑的盗火者，每日每夜承受着剖心剜腹的痛苦。

看似痛苦是李陵的自我选择。因邀功而孤身涉险招致身败名裂，能够怨谁呢？可惜的是生命的膏火仍在，却不过徒在消耗，等待着熄灭的来临。这是一个漫长的熬煎过程，中岛敦攫取了这一过程中的一小段，想要说明，生命就是一种受活。接受，承受，忍受，不受也得受，除非不想活了。

艰辛生活的人，都是勇者；坚信生活的人，都是勇者。

子路是勇者，苏武是勇者，司马迁是勇者，李陵未必不是勇者。至于纪昌呢？之所以放弃了做一位勇者，是因为他知晓了勇者的秘密。因为勇者，都需要终生和耻辱为敌。他不想这样，他只想得到灵魂平静的安放。

2022.03.13

壹点号东夷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