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策美文教你学写《俄国近代思想史答案》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28 16:49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俄国近代思想史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主题：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即俄国近代思想史。在写作过程中，要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确保文章内容与主题紧密相关。
2. 确定范围：俄国近代思想史涉及众多思想家和学派，如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等。在写作时，要确定一个具体的研究范围，如某个时期、某个流派或某个思想家。
3. 理论框架：在论述俄国近代思想史时，要构建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以便对各种思想进行分类和分析。可以参考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
4. 逻辑清晰：文章结构要清晰，论述要逻辑严密。首先，要介绍俄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背景；其次，分别阐述各个时期、流派或思想家的主要观点；最后，总结俄国近代思想史的特点和影响。
5. 举例论证：在论述过程中，要结合具体事例进行论证。例如，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过程中，可以列举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和实践活动。
6. 注意时间线：俄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要把握好各个阶段的时间线，确保论述的连贯性。
7. 分析比较：在论述过程中，可以对不同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异同点和影响。例如，可以将启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分析其

百余年间俄国思想史的激荡与嬗变

《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 安杰伊·瓦利茨基 著 刘文飞 译 译林出版社

安杰伊·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是一部极具分量的学术巨著，自1979年英文版问世以来，它始终被视为研究俄国思想史的经典教科书。这部作品以宏大的视野、严谨的脉络和深刻的洞见，全景式地展现了18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思想的激荡与嬗变，既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进化史，也是民族身份与文明命运的沉思录。

构建独特的民族主体性

瓦利茨基的写作立场是其著作的独特价值所在。作为波兰学者，他既深谙斯拉夫文化的复杂性，又能以“他者”的冷静视角审视俄国思想的内在张力。他拒绝将俄国思想简化为“西方化”与“斯拉夫本土化”的二元对立，而是将其置于欧洲思想史的坐标系中，揭示俄国知识分子如何在接受与反抗西方思潮的过程中，构建独特的民族主体性。例如，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启蒙运动虽受法国哲学启发，但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已显露出对农奴制的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并非简单的“舶来品”，而是根植于俄国社会现实的自我觉醒。瓦利茨基指出，俄国思想始终在“模仿”与“独创”、“欧洲化”与“本土化”的悖论中挣扎，这种挣扎恰恰构成了其思想史的核心动力。

瓦利茨基将俄国思想史视为一部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进化史。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教育普及和社会变革，俄国诞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多为贵族出身，却以“忏悔者”姿态为底层民众发声，如赫尔岑所言：“我们的罪孽是生来享有的特权，我们的救赎是为此赎罪。”书中详细梳理了三个关键阶段：

1.启蒙思想的萌芽（1760年-182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推动的“开明专制”催生了拉季舍夫和十二月党人，他们以自由理念挑战农奴制，却因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失败。

2.批判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1840年-1870年）：别林斯基以文学批评为武器，将美学问题转化为社会批判，其“美即生活”的命题奠定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哲学根基。

3.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1870年-190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点燃了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而普列汉诺夫则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为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埋下了伏笔。

这一脉络揭示了俄国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到“革命者”的转型，以及思想如何从沙龙辩论演变为社会运动的催化剂。

“文学即思想”

瓦利茨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文学家纳入思想史的核心叙事。在俄国，文学从未局限于审美领域，而是承载着沉重的道德与哲学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通过宗教大法官的寓言拷问自由与信仰的边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史诗笔法探讨历史决定论与个体意志的冲突。这种“文学即思想”的传统，源于俄国社会的特殊性：当政治表达被专制政权压制时，文学成为知识分子唯一的公共论坛。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在俄国，诗人的笔比政客的演说更有力量。”瓦利茨基通过分析文学文本中的哲学隐喻，揭示了俄国思想史上“审美救赎”与“社会革命”的双重路径。

全书贯穿的核心命题是俄国文明的自我定位问题。19世纪的思想家们深陷“东西方之争”的泥沼：斯拉夫派（如霍米亚科夫）将东正教和村社制度视为俄国的灵魂，而西方派（如恰达耶夫）则痛斥俄国的野蛮，主张全盘欧化。瓦利茨基指出，这种撕裂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心理的投射。俄国始终处于欧洲的边缘，既渴望融入西方现代性，又恐惧失去独特的民族性。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弥赛亚主义”，本质上都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试图在资本主义与传统村社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这种身份焦虑在当今世界依然回响。瓦利茨基的论述暗示，俄国的思想史实为一部“未完成的现代性”寓言，其核心问题“如何调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仍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共同挑战。

俄国思想家的启示

作为一部跨越半个世纪的经典，《俄国思想史》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1.方法论创新：瓦利茨基打破思想史与政治史、文学史的界限，以跨学科视角还原思想的实践维度。

2.史料整合：书中涉及百余位思想家，从启蒙哲人到马克思主义者，从文学家到革命家，文献爬梳之详尽令人惊叹。

3.批判性视角：作者对俄国思想的矛盾性和极端性保持清醒，既肯定其人道主义光辉，也批判其乌托邦狂热。

在当代语境下，这部著作的启示尤为深刻。当全球化遭遇逆流、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时，俄国思想家的挣扎提醒我们：任何文明的活力都源于对“他者”的开放与反思。瓦利茨基的笔触冷峻却暗含温情，他让我们看到，思想的真正力量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持续追问的勇气。

无论是赫尔岑流亡伦敦的孤独，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死刑的顿悟，抑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监狱中的写作，这些瞬间凝结成俄国思想的璀璨星座。瓦利茨基以史学家的严谨与诗人的敏感，让我们听见了那些在历史暗夜中回响的声音，它们或许未能改变世界的轨迹，却永远照亮了人类对自由与正义的渴望。

（作者为书评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冯新平

《俄国思想史》：追寻俄国知识分子的源起，重走俄罗斯文明的转型之路

俄国的19世纪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时代：正是在这一时代，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出现，他们关于俄国命运、关于自身使命等问题的思考，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近日，译林出版社推出波兰历史学家安杰伊·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一幅19世纪俄国思想史全景图。作者集中描写了一百多年里俄国思想的汹涌浪潮，以一己之力写尽俄国历史上的思想交锋与路径挣扎。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擎所说：“历经半个世纪的时间洗礼，瓦利茨基的这部著作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俄国思想史论述的杰作之列。”

很多读者都熟知俄国有灿烂的文学，而误以为俄国只有文学而没有哲学。看到这本《俄国思想史》以后，就会发现俄国有不仅哲学家，甚至就是这些文学家本人，他们也有哲学家的气质，甚至写过相当多的哲学或者思想类的作品。

《俄国思想史》一书的译者、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刘文飞介绍道，正如本书的副标题“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所点明的，这是一部断代俄国思想史，论述的时间始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即1760—1796年，止于1900年代，跨越共130余年。瓦利茨基将俄国的思想史看成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论及百余位俄国思想家，各种思想流派琳琅满目，读来却又井然有序，脉络清晰。

刘文飞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思想史都可以说是群星璀璨的，但只有俄国的思想家是以如此大的密度集中出现在19世纪这一百年的时间。他总结了俄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叶卡捷琳娜女皇希望借助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让俄国上升到与欧洲平齐的程度，启蒙主义思想由此在俄国传播开来。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拉季舍夫，种下了俄国启蒙思想的种子，也启发了后来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第二阶段是1840年到1870年这二三十年间，这是俄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也是俄国文学崛起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别林斯基，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美学，正是从别林斯基开始的。第三阶段从1870年代开始，有赖于教育的普及，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涌现出来，他们出自平民家庭，既拥有像贵族知识分子那样的批判意识，又保有对贵族知识分子的批判，代表人物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利波夫等。也正是从他们开始，出现了民粹主义，进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流行。

在18 世纪后期和19 世纪的俄国，大文学家往往也都是大思想家。在《俄国思想史》中，俄国文学重要人物几乎悉数登场，其中，拉季舍夫、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廖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十多位作家和批评家更是得到了专章或专节论述。俄国文学家被纳入思想史范畴，就是因为俄国文学自身的思想史属性。

在19世纪的俄国思想史中，思想家论争的核心聚焦于“东西之争”和“改革之争”。《俄国思想史》的作者安杰伊·瓦利茨基是一位波兰学者，在欧美斯拉夫学界30余年的执教和研究生涯，使他对西方的斯拉夫学，尤其是西方学者的俄国思想史研究有广泛把握。瓦利茨基毕生的学术研究，就是致力于在俄国与波兰，乃至俄国与西方之间构建起一座思想的桥梁。刘文飞认为，瓦利茨基关于俄国思想史的叙述是心平气静的，不偏不倚的。这使得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著作1979年译成英文后，30余年间一直被当作英美高校的俄国史教科书，得到了西方学界和俄国学界的共同认可，几乎每年再版。在安杰伊·瓦利茨基看来，俄国思想史在当时的美国（1960）成为一个时髦研究课题，原因显而易见：如同在波兰，这种日益增长的兴趣首先是美国知识分子不断强化的一种意识之表达，即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更深入认识和理解对于美国而言至关重要，而这样一种理解的关键之一，则只能通过对俄罗斯民族的思想传记之研究去发现。“此书系在波兰写成，是本人约20年间俄国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某种程度而言，此书不仅是我个人努力之产物，也是波兰的哲学史家、社会思想史家以及波兰的俄国文学史家积极的思想交流之结果。我对俄国思想的兴趣源于我许多同胞所共有的一个意识，即对俄国文化感同身受的理解对于波兰人而言至关重要。”安杰伊·瓦利茨基介绍道，“仅需举出这些事例：最早的俄国革命运动史著之一就出自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路德维希·库利奇茨基之手（此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同类著作中首屈一指）；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波兰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斯坦尼斯拉夫·布尔热佐夫斯基写出了第一部歌颂‘民意党’英雄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历史小说；最后，波兰天主教哲学家玛里安·兹德齐霍夫斯基是欧洲最早充分意识到俄国宗教哲学之重要性的人士之一（与捷克哲学家和政治家托马斯·马萨里克同时）。当我在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我的俄国思想史研究时，此处提及的前两位作者曾对我的想象和思维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巴尔干研究中心特聘兼职研究员柏琳长期研究巴尔干地区和南斯拉夫的历史与文化，她认为，《俄国思想史》“不仅仅是一部通史，读完以后会收获很多专业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平行比较的视野”，为将俄国与其他斯拉夫国家进行比较提供了启示。俄罗斯民族与巴尔干半岛的各民族有一个共同点，即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他们处于交界地带，始终要面对强大的“他者”，也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自己究竟属于亚洲还是欧洲，东方还是西方？经过几百年来与欧洲的冲撞，巴尔干与欧洲有了大量的交流，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巴尔干文化，即在边缘寻找主体性。虽然身处边缘，却并不自我孤立，而是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和枢纽。比如启蒙主义思想。启蒙主义思想在俄国出现的条件于数十年间逐渐发生着变化。这一进程虽发端于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俄国的强制西化，但历史学家仍认为，启蒙运动直到18世纪下半叶，即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96）初年方才开始。“彼得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俄罗斯国家最迅速、最有效的军事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18世纪上半叶杰出领袖们对启蒙运动的态度是‘着眼于启蒙运动直接的、实际的利益’。他们未曾料到，政治和社会制度或也需要进行彻底改革。……然而在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某种类似独立的公众舆论的东西开始出现，它有异于开明的宫廷人士所持的观点。此时对西化的社会效果和道德效果以及西化的未来前景进行评估，时机似已成熟。如今人们对道德问题更为敏感，这使得人们对现实更具批判眼光，对眼下的恶有更广泛的认识。反省的进程一旦开始，人们便会在那些由社会制度和政府权威所奠定的、之前貌似确凿无疑的原则中寻找恶的根源。现代的政治反对派由此现身，这自然会削减“开明的”独裁政权的改革热情，而由此导致的镇压反过来又强化了当局和国家知识精英之间日趋激烈的冲突。在这一进程中，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哲学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盛行于俄国。俄国启蒙运动事实上成熟于法国启蒙思想所造就的氛围，其中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对于各种被盲目接受的传统和社会制度所持的批判态度，我们后面将看到，就连那些启蒙运动最坚定的敌人也曾受到这一氛围之影响。”

瓦利茨基的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到1905年革命前夕的所有重要的俄国思想家，以兼容并蓄和开放的同情心，展示出一幅俄国哲学发展的图景。从瓦利茨基对俄国思想史的梳理中，可以提炼出了三大核心命题：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俄国与欧洲、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面对这三大“该诅咒的问题”，俄国思想就像一只巨大的钟摆，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矛盾性和极端性，是俄罗斯民族性格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俄国思想家们都反复强调的。

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就总体而言是西化的产物，从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末的百余年间，俄国知识分子接受着西欧各种思想成果的滋养，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他们最早感受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特性，成了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和成熟的化身。俄国长期的农奴制剥夺了很多人受教育的机会，造成了俄国精英阶层与广大底层民众之间的巨大割裂。

刘文飞指出，这部《俄国思想史》并非纯粹的理论哲学，更多的是在实践层面。俄国思想家与作家、诗人一样，属于“忏悔的贵族”。他们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在野的思想具有建构性，不是主流，却具有改天换地的作用。刘文飞在活动现场引用了赫尔岑的话：让有力量的思想产生思想的力量，这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发挥的作用。这也正是有使命感的俄国思想家始终坚守的信条。（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