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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贾康访谈实录(2024.8)

更新日期:2025-05-31 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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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核心提示:

在撰写关于《贾康访谈实录(2024.8)》的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明确主题":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是关于贾康的访谈内容,重点在于访谈中贾康的观点、看法和所讨论的话题。
2. "了解背景":在写作前,要充分了解贾康的背景信息,包括他的专业领域、学术成就、社会地位等,以便在作文中更好地介绍和定位贾康。
3. "结构布局": - "开头":简要介绍贾康,访谈的背景和目的,以及作文的主要讨论内容。 - "主体":详细叙述访谈中的关键内容,包括贾康的观点、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提出的建议等。可以按照时间顺序、话题分类或重要性排序来组织内容。 - "结尾":总结贾康访谈的核心观点,评价其观点的意义和价值,并展望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4. "内容详实": - "引用原文":在作文中引用贾康的访谈原文时,要注意准确性和完整性,避免断章取义。 - "观点客观":在叙述贾康的观点时,要保持客观中立,避免主观臆断或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评论。
5. "语言表达": - "清晰流畅":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避免冗长和啰嗦。 - "专业术语":在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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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建立“有效市场”与“有限、有为政府”

问:三中全会之前,中央科技委员会亮相,紧接着多省市密集组建科技委,领导班子都是高规格,省级党政“一把手”出任是“标配”,科技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强。中国新型举国体制创新自有其优势,能集中力量破解“卡脖子”难题,但如何平衡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

贾康: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像高端芯片和高级航空发动机这类核心技术,用“天价”都买不来别人的核心技术,只剩“华山一条路”,即我们只能依靠新型举国体制攻关解决这些问题。

新型举国体制的特点与传统的“两弹一星”举国体制有类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点是,如芯片和航空电动机等,攻关突破真正成功必须要接受全球市场的检验。在“两弹一星”时代,一旦搞出样品就形成了震慑力,为数不多的核弹头,配上洲际弹道导弹的投射能力,核威慑而形成的核战略平衡方面便可基本达到我们的诉求。

而新型举国体制意味着,真正的成功不仅仅是研发出产品,而且是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持续提供大规模、高稳定性、具有竞争力和性价比持续吸引力的成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使占据某一类别产品的市场份额超过某个临界点。只有当达到这一境界时,我们才能说攻关成功,这是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体制的一个重大区别。

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最典型的挑战是,“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如何加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光讲市场不行,光讲政府也不行,有效、有序市场再加上有限政府,这是新供给经济学提出的公式,今天无法充分展开讨论。从历史上看,明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当然有进步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螺旋式上升,发展至今,政府和市场主体可以以伙伴关系共同参与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是一种新的境界。因此,“有效、有序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这一概念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在规则制定上,怎样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非常重要。虽然“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的理念被广泛接受,但政府自我革命并不容易,政府往往容易越界、过度干预,甚至做出那些邓小平所说的“管不好、管不了、不该管”的事,做起来还会非常起劲,误以为这是中央所说的“管的住”。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一定要在制度和规则体系上取得法治化的进步。

上海自贸区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原则体系范例。对于企业,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实行正面清单制度,即“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求政府行为在事前、事中、事后都要有绩效考评和问责制。这一原则体系很有助于我们在操作层面理解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要真正落实是颇有难度的,包括负面清单质量、投资准入标准、隐性壁垒、原有体制的障碍如何消解,等等。

问:中国花了40年走过了西方百年的工业化道路。今天,中国外部环境面临极大挑战,美国挑起了贸易战,世界出现“逆全球化”趋势,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实行“卡脖子”和“系统性脱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又如何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贾康:面对国际复杂局面,中国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应与国内改革联系在一起。打造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首先在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确保要素自由流动等方面实现制度规则的统一,同时这个统一大市场必须对接国际市场。广义上讲,它必须与双循环中的国际市场规则体系相对接。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我们自身要有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才能有制度型开放的与国际对接,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催化的,而且是纳入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中央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中美关系这一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朝野空前一致地认为要打压中国,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了。我们要做好底线思维,而在准备应对最坏局面的同时,也要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简单来说就是“斗而不破”。中美之间的竞争或斗争不可避免。但中国官方已明确表示,我们的态度是将合作放在第一位,中美之间有合作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利益层面上的一致之处,同时要控制分歧,防止战略误判,坚决不脱钩,脱钩断链不可取。

这种“斗而不破”的关系客观上得到了中美共享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格局的支持,多边关系也是制约双边关系的客观条件。最典型的是欧盟成员国,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和美国高度一致,但峰会之后欧盟宣布与中国签署了价值300亿美元的外贸大单,包括260架空客大飞机陆续交付中国。美国波音公司的领导马上坐不住了,在疫情还没结束时,就通过复杂的程序来到中国,亲自谈要怎么发展合作关系,这是在生产力基本层面上对美国有制约的一个案例。

核威慑所形成的核战略平衡制约,跟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一模一样,但美苏当年在利益上没有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带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形成的是各自闭环的“北约”和“华约”,互不求人。

所以,相较于当年美苏关系的处理,我们多了一大块,就是中美共享全球产业链,要维系基本利益,在基本盘上寻求“斗而不破”,这关联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崛起对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意义,是我们应当在主观努力方面千方百计去实现的境界,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问:美国是影响中国外部的最大变量,现在特朗普的呼声很高,他曾首次提出了脱钩的政策,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会对中国造成怎样的影响?中美关系有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贾康:特朗普脱钩断链是政客极限施压的一种姿态而已,在他当政期间,中美实际上也并没有脱钩断链,做不到的。至于高端芯片,从来就没有挂上钩,其他贸易往来,有少量回撤,而后在一定时间里又创新高。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方面,数据表明贸易没有脱钩,投资方面,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以曹德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中美也并没有脱钩断链。

拜登上台以来,后半段双边贸易有一定的回撤,但更多的是通过转口贸易了,还在维系着中美之间的利益共享,这种情况不是少数极端政客能改变的。如果特朗普竞选成功,他怎么变,我们还得观察,但真正完全的脱钩断链是做不到的,这是有确定性的。

06

改革必须伤筋动骨,动真格

问:您提到过,在推进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我们造就“中国奇迹”的同时,也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骨头再硬也必须啃下来,这将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命运。今天中国的经济还面临哪些挑战?改革的难点和突破点在哪里?

贾康:当下阶段首要的挑战是提振经济信心和使预期向好。去年经济增长率达到5.2%,今年一季度提升至5.3%,有向好的趋势。然而,二季度经济增长同比回落至4.7%。经过努力,下半年还是有希望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5%左右,甚至是5%以上,这非常重要,这个增长率是中高速增长的底线,也是中央所说的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底线,是实现2035年目标的保证速度。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当下,进一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贯彻中央指导文件精神,标本兼治,延续向好趋势。短期政策要衔接中长期规划,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带出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伴随思想观念的创新,这就需要中央所说的系统集成、协调配套。

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更进一步地自我革命。政府改革是伤筋动骨的事情,比如涉及扁平化、大部制的架构性调整。由于种种原因,二十届三中全会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但长期来看,这是绕不开的问题。

在政府与市场主体、市场机制的关系方面,三中全会再一次重申了市场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这是非常好的重申。

此外,三中全会更加强调公平竞争,有研究者注意到,会议决定在字面上已经没有再强调主体、非主体的区别。如果中央精神领会好的话,有利于更好地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这提振市场信心和改善企业预期就联系在一起了。

现如今,改革要动真格,同时也应该考虑进一步政策加码。比如央行又降息了,财政方面有必要再做加码,像去年四季度的预算方案调整,提高赤字率、加大公债的发行规模,起到了积极作用。

问: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但这两年民企的信心偏弱,社融数据比以往要低,您认为2024年下半年,如何提振民营企业预期和信心?

贾康:民营企业早就被领导人说明是“自己人”,但自己人待遇的落实还有种种的堵点、难点。怎样真正地解决问题?一是在实务层面上,要改变歧视——拿融资来说,实际上是有两种不同风险,造成了歧视,支持国有企业没有任何顾忌,支持民营企业要反复斟酌。二是我们一定要克服思想观念上宁左勿右的阻碍,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了,点到为止说一下。

曾有一所985高校的资深教授特别引述了《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一下子让整个市场人心惶惶。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董辅礽、胡德平等研究者提到,《共产党宣言》德文原版中准确的翻译是“扬弃”而非“消灭”,这在语义上,两者有着重要的区别。

我们后来专门写了论文,“扬弃”这个概念在《资本论》里得到了很好的回应,即马克思在有生之年认识到股份制的发展——我们称之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性形式,它带来了资本私有制的扬弃,引出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可能性前景,通过股份制使得持股者联合占有生产资料,从而"重建"一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生产力要求的"个人所有制"的形式。马克思的思想指引非常清晰,但由于过去的种种顾虑,谁也不敢展开讨论,直到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存在。马克思相关论述的精神实质非常清晰,如何创新性地在中国推进这种思想观念,是非常重大且不易解决的问题。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民营经济方面,“预期管理”太重要了,一定要让老百姓可感可及地知道民营经济这块不止“56789”的成分,他们是自己人,消除实际生活中说是自己人却得不到自己人待遇的矛盾。

07

人性,决定了未来赚钱方向

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投资驱动,但这两年,传统投资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低效、无效投资的项目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需求不足,居民消费在推进中面临不少难度,在推进“生产性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中,我们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去克服?

贾康: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拉动,过去被比喻为“三驾马车”动力体系,但按照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形成的认识,三驾马车的认知框架有其局限性,它把需求总量结构化分为三个不同组成要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进出口需求,以支撑经济运行。但这话没有说完,这些结构化的三大方面应该合乎逻辑地再引到供给侧,处理更加复杂的结构问题,来说明整个经济循环过程。从全过程的投资与消费两个概念的关系来说,中央的表述在学术上是相当严谨的——消费是基础,有效投资是关键。从社会再生产原理来说,所有经济活动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成员的消费,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消费,这是无疑的。但老百姓消费的源头活水是什么?另从社会再生产的第一环节投资来看,有效投资是关键——当然要避免无效投资。那么,什么是有效投资呢?有效投资可以通过绩效考评体系来界定,这套体系可以由粗到细来设定,比如优化结构,在具体的综合绩效考评中,它应达到合格标准,这叫有效,这样的投资能带动和支撑内需,为老百姓创造就业机会。这样所谓安居乐业在底盘上就有了保障,老百姓有稳定的收入和随之而来的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才可持续地使得消费环节顺畅进行,因此,从投资到消费是一个全流程,其中有效投资一定是源头活水,是推动整个经济循环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如果不讲有效投资,光讲刺激消费,那么消费很快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持续发挥支撑作用的,更谈不上三驾马车中的一驾了。

老百姓有了就业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减少后顾之忧,使边际消费倾向达到合格水平,而不是一味地存钱以备不时之需。过去中国居民储蓄倾向就过高,三年大疫后又有了这种表现,怎么消除居民的顾虑呢?让老百姓就业、敢消费、减少预防性储蓄的一大关键,是在于完善社会保障,使信心提升和预期向好、没有预防性储蓄存钱压力,自然就敢消费了。

人类社会从来是个消费社会,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出发点和归宿最后会落在满足老百姓过日子的消费需求上,但如让消费在社会中起到更多积极因素,与发达经济体和成熟社会相比较,我们仍然存在差距。在追赶发达经济体过程中,较高的储蓄率未必全是坏事,处理得好,能支持我们形成更多有效投资去追赶发达经济体。

当下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原因也与三年大疫有直接关系,抚平“疤痕效应”中,老百姓心理预期的恢复不如人意。信心提振的表现就是预期向好,而预期有其自我实现、自我加强的特征。如果预期普遍不好,大家都有预防性储蓄的打算,都不敢花钱,那么有效需求必然不足。

问: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政策的着力点转向惠民生、促消费。目前来看,哪些需求领域更具潜力?

贾康:新消费需求的潜力总体上是由人性决定的。如果自己对未来生活的预判越来越好,又有收入支撑那么消费升级的诉求一定会显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小康到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富起来、再求强起来,这里面隐含了什么?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经历了从温饱到更高层次需求的转变。起初,改革的重点是解决温饱,要先解决吃、穿、用的需求,其后发展到住、行、学(住房、旅游、学习)等更高需求,现在又更为看重医、养、娱(医疗、养生、娱乐)这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

现在虽然存在收入分配悬殊的问题,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以上人群越来越看重住、行、学、医、养、娱,康养更合意,娱乐更享受,这表明除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外,还要满足发展和享受的需求,这些领域都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具体要看实际生活中怎么在住、行、学、医、养、娱等方面提供更好的有效供给。有效供给引领需求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乔布斯天才地创造出苹果手机,消费者就不会知道智能手机所带来的用户体验,这就是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很多需求潜力是由有效供给创新带出来的。

问: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将是下阶段扩内需关键的一招,有数据显示这是一个5万亿的大市场,这一次的设备更新与以往有何不同?哪些行业能够从中获益?

贾康:政策所说的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有人称之为“两新”政策,对扩大内需很有必要,市场对此有规模性特质,5万亿的规模相较于中国一年126万亿的GDP来说,比重还比较低,如果处理得好,实际效果可能还不止5万亿。

和过去相比,这一次的设备更新不仅仅局限于家用电器,还扩展到了生产领域和其它生活耐用消费品领域,用更先进、更绿色低碳的设备来替代旧设备,特别是在私家车领域,从传统燃油车转变为新能源汽车,在政策支持下,新能源车行业、制造业、绿色低碳、先进产能的主体都会受益。

问:大众的预期偏弱是否会影响消费需求?

贾康:我认为管理预期,关键是让市场主体和社会大众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感觉有奔头,就是向好,而不是说宣传讲得好,自己感受不到。温差明显,这种情况必须消除。消除这样的情况后,真正的预期管理才见效。想要解决这个事情,就要以动真格攻坚克难的改革创新为龙头,把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思想观念创新都跟上,这是全局性的大事。

(全文完)


专 家 简 介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1985 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

1988 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

1995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

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

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3年后,多次受温家宝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6-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

2013年后,多次应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李克强总理建言经济工作。

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

参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

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

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21年与刘薇合著出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被评为年度“中国好书”和全国党建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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