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招搞定《机电的读后感》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09 12: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机电的读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明确读后感的主题，即对机电领域的认识、观点和感受。这有助于文章结构清晰，观点明确。
2. 概括内容：简要概述机电领域的背景、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机电的基础。
3. 分析观点：针对机电领域中的具体问题或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展开论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a. 技术创新：探讨机电领域中的新技术、新方法，以及它们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
b. 行业发展趋势：分析机电行业的发展趋势，如新能源、智能制造等。
c. 存在问题：针对机电领域存在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提出解决方案。
d. 人才培养：探讨机电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4. 结合实际：在论述过程中，结合自身实际或相关案例，使观点更具说服力。例如，可以分享自己在学习机电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法，或介绍机电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
5. 表达情感：在作文中表达自己对机电领域的热爱、敬佩或关注之情，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6. 结构清晰：遵循引言、正文、结尾的结构，使文章层次分明。引言部分简要介绍机电领域背景，正文部分阐述观点和论述，结尾部分总结全文，呼应主题。

管理的丧钟为谁而鸣
——读《管理百年》有感

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个人种，为何今天却只剩下了我们自己？从十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本、科技、文化相互交织的人类发展，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我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尤瓦尔·赫拉利教授在《人类简史》中给了我们些许答案。

阿拉丁乘坐的“飞毯”或许只是人类社会在向往未来时，描绘想象出一个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梦想，但莱特兄弟的天才创造，把人类过去的梦想从神话变成了现实。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试飞成功“飞行者1号”。科技一直在发展变迁，但空气动力学原理却从未变过。同样，管理的方式和形态一直在演变，但管理的原理，基于人与组织的生命力探索却从未改变。

“管理上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有永恒的追问”，这句话出自《管理百年》作者斯图尔特·克雷纳，道出了管理的真谛。管理学从诞生到现如今，100多年过去了，一直是一个不断挑衅所谓的“权威定理”、再创新、反思、再超越的过程。《基业长青》中1/3的成功企业已经消失了，现如今企业面临全球化竞争的挑战，企业的死亡率更是居高不下，所谓“百年老店”的企业屈指可数，这到底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产物还是优胜劣汰进化论的延续，或许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尤其是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企业死亡指数更是居高不下，这两年从中关村的各种孵化器机构的由盛而衰的情景就不难看出，很多企业只是昙花一现，还未来得及绽放，便被扼杀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摇篮中。上世纪著名管理大师，曾在90年代断言：世界《财富》500强公司平均寿命为何只有40~50年，是因为管理者只关心利润和成本底线，而不关心构成组织的人类群体。

1.管理科学的开启

西方国家的历史短于中国，管理实践也后于中国。然而，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管理实践的发展和管理理论的形成都快于中国，比中国成熟更早、更为完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最早对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他在1776年3月出版的著作《国富论》中系统阐述了劳动价值和劳动分工理论。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是全世界英雄辈出的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商业领袖如雨后春笋般喷涌而出。由于生产技术日益复杂，生产规模的发展和资本的日益扩大，企业的管理职能逐渐与资本所有权分离，管理工作成为有人专门研究的学问，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管理理论，被称为“古典管理理论”或“科学管理理论”，尤其是以亨利·法约尔、弗雷德里克·泰勒、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时代人物。

“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1911年提出科学管理原理。他的科学管理其根本的目的是谋求最高效的工作效率，奉行效率至上的原则，就是要让雇主财富最大化，让每一个雇员财富最大化。他的管理哲学的影响在当时波及世界各地，极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力，尤其是以福特公司规模化生产T型车为代表，将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效率发挥到极致。

“管理理论之父” 亨利·法约尔1916年提出了工业管理及一般管理理论，对管理进行了定义，即对经营和管理做了界定。他把经营分为六种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管理分为五种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另外还有具体的14条管理原则：劳动分工、权力和责任、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人员的报酬、集中、等级制度、秩序、公平、人员的稳定性、主动意识、团队精神。

“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1920年发明行政集权组织上的科层制，在科层制框架下产生多种管理方法，他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中就提出了自己的预见：工业发展不可避免要使人丧失“人性”。科层制解决了一个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问题，让个人屈服于组织，让人性服从于理性。

2.管理思想的演进

从1927年到1932年间，乔治·埃尔顿·梅奥在西方电气公司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研究，发现科学管理的逻辑虽然精密而有力，但实践中会降低工人的士气。“只要企业管理方法还不曾考虑到人类本性和社会动机，工业发展就摆脱不了罢工和怠工行为。”梅奥如此总结道。泰勒发现了工作，福特发现了大规模应用的工作，斯隆组织了工作，但他们都没看见，是“人”在完成工作。

管理理论之母玛丽·帕克·福列特在其著作《动态管理》中说：“企业人际关系研究和运营技术研究是浑然一体的。”这与泰勒把工人看成是会说话的机器，看成是纯粹的“经济人”等漠视人性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福列特思想中关键的一条，即人是所有商业活动的中心，也是所有其他活动的中心。“很多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事，为什么该去做，但很少有人能真正让我想去做一件事。”福列特如是说，没有参与就没有责任，她认为最成功的领导者都能看到一番与众不同但又尚未实现的景色。显然，福列特的观点比梅奥和霍桑工厂的调查员们都大大超前了一步。

真正引爆管理思想的，是战争。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柯达发明了航空照相机，吉列开创了“刀片+刀架”一统天下的模式。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人际关系理论和大规模生产技术相结合起来，尤其是休哈特的质量管理理念对盟军战时生产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极大推动了工业化革命的进程。

1945年，随着日本的投降，成为战败国后的重建工作在麦克阿瑟将军的主导下，日本开启了“质量控制理论”的管理培训项目，其中的学员包括松下电器的松下正治、三菱电机的加藤武夫、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和井深大。随着质量管理专家爱德华兹·戴明访问日本后，质量管理的思潮汹涌澎湃，日本战败后的商业崛起速度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它的振兴不是单纯靠应用质量控制来实现的，它的基础来自强劲的创业活力，以及融合了管理、社会及道德良知的企业。松下倡导的企业道德良知，他说：“厂商的使命，应该是克服贫困，把整个社会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并为它带去财富。”当时，盟军还沉浸在二战的胜利当中，日本人却把这样的见解和情操保存了下来。

3.战略管理的新思潮

谈到战略，必然就会提及军事战略中的目标管理，比如要攻下某个阵地，需要调用哪些资源作保障。常言之：“商场如战场。”军事战略与商业经营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以致于现代管理思想家经常借用最高明的军事实践。《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是美国西点军校和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人才培训必读教材。在许多人眼里，孙子是战略的最高峰。管理者们似乎完全接受了商场如战场的观点，《孙子兵法》一度成为商业畅销书的榜首。孙子在书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或许是孙子对战略的认识太过言简意赅，这也让管理者们难以理解高深莫测的中国智慧。

“……1793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变成了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所能够利用的方法和所能够做出的努力使原有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碰不到什么阻力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相比《孙子兵法》的军事战略，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对战略的认知或许要更有条理、更现代化一些。克劳塞维茨把战略视为政治博弈的根本，这就有了其著名的断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由拿破仑开创并被克劳塞维茨以最具启发性的方式发展的战争及战略问题的精明阐述，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

谁是提出现代战略理论的第一人？一直存在着争议，到底是彼得·德鲁克还是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上世纪60年代企业迅猛发展的鼎盛时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以伊戈尔·安索夫和亨利·明茨伯格为代表的大量管理学大师们对战略的研究，将战略管理理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这两位大师的大打笔仗，催生了商学院对管理学的研究与探索的盛兴，同时也造就了信息分析师的岗位，也就是后来的管理咨询顾问。

今天的商业战略类比军事战略，被商界领袖们无所不用其极。西点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将领和商业领袖，国内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中化集团的宁高宁，在商业战略上的眼光无不跟军人出身有所关系。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使企业遭受挫折的唯一最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人们很少充分地思考企业的任务是什么。”试想一下，一家没有方向意识和连贯一致经营战略的公司，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将会是什么结局？

4.新世纪的管理挑战

自上世纪末互联网诞生以来，随着信息革命、知识经济时代进程的加快，传统的组织模式和管理理念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竞争环境。人们对当今的许多管理理念都持有怀疑态度，管理思想充斥着各种学派百家争鸣的论调。尤其是看到商学院研究的过去成功企业的案例及诸多管理著作中的企业相继衰落乃至倒闭后，似乎创业者和经理人们走入了管理思想迷失的丛林，不知路在何方。

经理人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极度渴望获得管理真理的指导，然而看了诸多管理学著作后，虽然掌握了纷繁丰富的知识，却仍支离破碎，仍然对于管理的挑战与困惑束手无策。随着1990年《第五项修炼》一书的大获成功，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彼得·圣吉向管理者提供了新时期的管理工具和概念原型。他认为，愿景、宗旨、结盟和系统性思维对组织都很重要。企业愈发认识到，要想生存活下来并走向繁荣，自己必须成为“学习型组织”。这也造就了GE的时任CEO杰克·韦尔奇在内部大力推行行动学习“群策群力”的空前成功，在它的帮助下，通用电气的员工和管理层之间重新建立起了信任纽带，让员工充分参与公司的业务、管理等自己在工作中关心的问题，极大地释放了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倡导了内部“公民行为”，真正重塑了通用电气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价值观，让GE这个巨人重新起舞。

随着千禧一代的员工逐渐登上管理岗位的舞台，组织面临的挑战也日趋增加。在移动互联网浪潮正值巅峰临界点的时候，谷歌首席人才官拉斯洛·博克的著作《重新定义团队》公开了谷歌人才和团队管理的核心法则，这本书席卷整个互联网公司的人力资源体系，仿佛一夜之间大家如找到管理中的《艾利之书》一样，被各家公司奉为经典（至少我听过身边好几家公司在效仿），效仿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管理由于文化的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方法论永远不可能成为永恒的管理定理。

一夜之间，各种“管理学者”通过微信公众号、今日等社交媒体和线下管理论坛，大肆批判以GE为代表的KPI管理工具，认为其极大束缚和制约了员工的创造力，扼杀了员工参与工作的积极性。极度崇尚以谷歌、因特尔为代表的OKR管理工具，仿佛不讲点KPI无用论，都不好意思说你是互联网公司的。其实，关于KPI与OKR之争，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时至今日，各家管理学派争得不亦乐乎。有时在思考，到底我们管理思想进步了吗？为何当下争论的问题与半个世纪前无异？这算不算管理学的悲哀，有待商榷，但至少，咨询公司的管理顾问和企业经理人们对于人与组织的管理探索前仆后继，从未停歇过。

今天的商业组织，已经从一个线性、确定的世界走向一个网状、不确定的世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领导者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清楚界定自己的角色和职责，也无从仅靠过去的经验就能领导组织一路向前。管理主体正在从确定走向混沌，这让许多管理者们面对的挑战日益复杂，也让他们充满不安全感和挫败感。组织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所谓基业长青，现在意味着基业常变。领导力也从过去确定的胜任力模型向适应性领导力迁移，管理的变量永远是相对的。管理客体的复杂性，在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上的变化极具时代性，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管理学大师不断推翻前人的理论，重新开辟新的疆域的原因。这也警醒着我们所有管理者，不要企图用制度的忠诚来掩盖管理的失控。因为，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没有所谓的管理“灵丹妙药”能确保企业基业长青。

科层制管理方式是上个世纪工业时代的先进产物，在当下互联网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科层制已然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信息调整连接的节奏。我们的组织是时候需要从控制型向赋能型转变了。去中心化的市场网络化组织将会是当下最为灵活高效的管理形态，共享协同，而非单一各部独立作战。这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击毙本拉登，美军先进的战场管理模式为我们开辟了组织变革的先河。组织从管控到释放、协同的过程，或许需要不断有企业交够学费，才会有不太多的公司能够顺利毕业。

诚然，学习型组织很重要，但今天光靠一个人为组织学习，已经不再够用了，不管这个人是杰克·韦尔奇、杰夫·贝索斯还是马云、马化腾。高层“想出办法”，其他人则服从“伟大策略家”的命令，也成了不可能的事。未来真正出类拔萃的组织，将会是那些探索出如何让各层级员工自觉学习、发挥出最大潜能的组织。互联网的进化，日趋加剧了商业组织的不确定性，到底是学习知识还是学习思维方式，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管理的挑战与疑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也永远不会消亡。不同的管理理论几乎都建立在对人的本性、动机等不同的认识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之上，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随着对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独立思考，自以为非在今天已成为难能可贵的稀缺品。如何激励员工，实现组织目标，确保组织能适应环境的变化？管理的丧钟为谁而鸣？是值得所有企业主和经理人去思考的问题......

“双高”建设归根到底 要让学生有获得感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以改革创新为主基调的“双高计划”，正在引领着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未来的走向。

近日，在天津职业大学召开的京津冀双高建设联盟成立大会暨高峰论坛上，“双高计划”在中国职业教育改革这盘大棋中如何落子，该往何处走，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成为会场中最热的话题。

为建设一批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而启动的“双高计划”，被称为职教版的“双一流”。

去年年底，首批入选“双高计划”的名单出炉，这些“标杆”学校如何培养人才、如何重构专业建设，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双高计划”项目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走访了全国多个省份的上百所院校，在调研访谈中他注意到，“有的总喜欢强调说，‘我们做了一项重大的改革’，我建议他不要只强调改革，而要把学生是否有获得感作为最终的目的。”

专业群建设 要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

对首批入选“双高校”的天津职业大学而言，其成长的40年与中国改革开放一路同行。

在中国如同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快速前行的几十年中，以天津职业大学为代表的职业院校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要实现中国梦，需要方方面面的人；要有高精尖的人才，也要有一线蓝领工人。”校长刘斌说，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学校也赶上了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我们是首批高职示范校，现在又站在了‘双高校’的新起点上。”

如今，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对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迫切。对职业院校而言，新的目标已经设立，要创造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要走到世界职业教育的前列。

与此同时，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刘斌说：“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不能按原来的模式培养人”。

“双高计划”绘制的职教发展蓝图中，专业群建设被认为是高职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黄达人表示，如果说学科建设是普通本科高校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那么推进专业群建设，就是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的关键所在。

区别于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注重宽口径，面向市场、面向岗位的职业教育，更突出针对性。这意味着，毕业生既要出了校门到企业就能干活儿，又要有未来岗位的迁徙能力，那么组建专业群更符合当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需要。

通过调研，黄达人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变，即通过专业群建设，许多学校对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构，从原来线性的课程体系变成网格状的课程体系，增加公共基础课，减少了重复课。一些学校由教师团队负责课程群的开发和建设，改变了以往教师单打独斗的局面。

在重构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时候已经出现一个新趋势，即在岗位和职业能力的确定问题上，一些高职学校把人社部出台的职业分类大典作为参考，同时更关注行业内龙头企业的标准，因为，那才是行业的最高标准。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明确要求，15%的毕业生要拿到华为的行业高级证书。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贸专业群负责人告诉黄达人，以前人才培养对标“国标”“行标”，现在直接对接龙头企业阿里巴巴，规定超过30%的毕业生要获得企业的证书。

这样的结果也使得学生的选择变多了，学生可以在专业群的不同方向中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黄达人认为，这需要学校更加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才能更有利于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不要老盯着学生的短板，要鼓励培养一技之长”，黄达人说，只有教师参与、学生受益的“双高计划”建设才是高职学校应该去追求的。

建创新服务平台 要让师生参与其中

尽管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也终于有了与“双一流建设”相匹配的重点建设财政专项投入。但一个现实是，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仍没有达到国家、社会和产业的期待。黄达人认为，其中一个体现就是高职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还亟待提高。

据《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从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来看，全国近3/4的高职学校在100万元以下，半数在10万元以下。

“双高计划”正是要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集中力量建成一批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黄达人认为，这既是学校服务于行业企业、推进校企合作的平台，也是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平台，更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学生的平台。

目前，一些学校正在依托原有行业纽带和地方产业基地，开始探索建立针对某个具体行业的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解决技术应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实现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南京国铁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成立了“南京国铁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研发和工程中心整体搬入校内，共建高铁变电所调度实训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合作开发国内领先的基于真实设备的高铁供电故障模拟系统。学校派出老师全程参与研发工作，这些老师紧跟专业领域技术发展趋势，培养实践能力、新产品研发能力，熟悉产品制造流程、了解企业对于岗位技能的要求等。

天津职业大学与世界500强企业林肯（中国）等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在学校设立了同步培训中心，确保最新的企业标准、技术资料引进学校。校企共同组建教师团队，将企业最新技术、产品标准引入教学，开发出课程培养学生。毕业后通过考核的学生可直接被推荐至林肯公司工作。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做过一项统计，参与过平台研发项目的学生，比其他学生的毕业薪酬要高出20%。

黄达人认为，每一所“双高校”对应于专业群，至少要有一个省级平台，这样既能反映学校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也能体现政府、社会和产业界对学校的重视和需求。更关键的是，让教师进入平台、学生进入项目、教学进入现场，工学结合、知行合一。

抱团合作 链接产教融合生态圈

“职业教育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表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一直以来都有着直接关联。

刚刚出炉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绘制了蓝图，邢晖认为在未来5年乃至15年的一段时期，“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必须要跟着国家的步伐往前行。”

“合作才能致远。”邢晖认为，合作一直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无论是校际间合作还是校企合作，合作的范围也愈发广阔，从省域内到跨省如今已经遍及全球。

在“双高校”建设中，如何形成一种合作共享的机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邢晖期待，“京津冀双高联盟应该把这种合作带入一个新高度，从硬件合作转向软件合作，从单赢到双赢再到多赢，“最终的目标是高质量发展。”

在此次京津冀双高建设联盟成立大会上，天津市教委副主任白海力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从顶层设计开启了三地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相辅相成的新征程，他认为，“双高联盟”成立必将产生聚核效应。

刘斌认为，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本就有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内外部资源交融的“跨界”特性。目前学校根据天津市不同区域的区位特点和产业特点，实施了“一区一策”，创新“区园行企校”的产城教合作模式，搭建实体化校企合作平台，通过资本融合、资源融合、人员融合等方式，让企业在与学校合作的过程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双高计划”让职业院校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刘斌认为，更应主动应对外部变革，全面顺应发展趋势。去年年底，天津职业大学提出京津冀双高建设联盟的设想，就是要将学校的建设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发展战略更进一步统一起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走过几年，目前，三地部分高职院校之间已经建立起学生互派、基地共享的合作基础。刘斌设想，下一步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模式，在区域内实现产业互补、资源共享，进而链接出更深层次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生态圈，“我们要打造出区域职业教育的专业品牌、师资品牌和毕业生品牌3张名片，让双高校真正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记者 胡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