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儒家核心思想作文》,（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3 22:15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儒家核心思想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作文的主题，即儒家核心思想。可以从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核心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启示等方面展开。
2. 结构安排：作文应具备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儒家思想及其核心观念；正文部分详细阐述儒家核心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实际案例或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结尾部分总结全文，强调儒家核心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3. 逻辑清晰：在阐述儒家核心思想时，要遵循逻辑顺序，使文章条理清晰。可以从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主要观念、历史演变等方面进行论述。
4. 举例论证：在论述儒家核心思想时，可以结合具体事例或历史人物进行论证，使文章更具说服力。例如，可以引用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事迹，或列举现实生活中体现儒家思想的案例。
5. 语言表达：作文应使用规范的书面语言，注意语法、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同时，要尽量使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使文章更具可读性。
6. 适当引用：在论述儒家核心思想时，可以适当引用儒家经典文献中的语句，以增强文章的学术性和权威性。但要注意引用的适度，避免过多引用而影响文章的整体结构。
7. 结合现实：在阐述儒家核心思想时，要关注现实

「学习恩来」儒家思想在周恩来中学作文中的体现、来源及其影响

点击标题下「蓝色微信名」可快速关注 & 自助申请入会

儒家思想在周恩来中学作文中的体现

「学习恩来」

程 滨

每提起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周恩来总理，人们的脑海里总不禁浮现出一个“儒”字。周恩来“儒雅的气质”折服了国内外无数人。“文革”期间，“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运动，也企图突以“当代‘大儒’”来攻击周恩来。“文革”之后，更有人以“一代儒相”来评价这位共和国首任总理，然而周恩来的“儒”是只停留在表面上的，还是在他的思想深处中确实有“儒”的成分和根源呢？当周恩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的著述中很少再正面提及儒家思想。而周恩来早期的52篇南开中学校中作文，却为我们提供了考证这个问题的最可靠的材料。

在这52篇作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周恩来早期对待儒家经典与思想的以下态度：

（一）大量正面征引儒家经典

周恩来对儒家经典的征引，极少是一字不差的引用原文，更多地是将儒家的观点化用到自己的文章里，这在作文中是更高一级的“用其意”。譬如《方今政体维新，治术繁赜，拟诸孙嘉淦三习一弊疏，不维其迹维其心。时既不同，法亦各异，吾人居今思昔，贵由迹治心，斯足以杜諐尤而增道德，能阐发其义欤》（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写道：

平天下者，必先治国、齐家、修身、诚意、正心。正心者，万事之基也。

这段话从表面上看出自《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实则“正心者，万事之基也”的思想是来自《孟子集注·孟子序说》：“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而“万事之基”四字，语出《日讲易经解义》卷一：“夫万事之基，无所摇夺，是事之干也。”

又如《息有居学，载之礼经。人贵惜时，传于宋史。诸生于旧历年假中欲事何事，盍预言之》（一九一七年）中写道：

呜呼！十岁前，生我育我者父母也；十岁后，育我之人殆伯父矣。然天下无父无母之孤儿，几何如生之得覆荫哉！杜子诗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生读至是，不禁泪涔涔下，叹世之有蓼莪之悲者，又安得千万庇荫之所，以覆育之耶！……书云“温故而知新”，又云“学而时习之”。燕居之学，此为尚矣。然生殊弗欲埋首窗下，孜孜于字里行间，而置他事于不问也。晨兴思清，读书为宜。读而有得，继之以思。踯躅途中，睹乞丐成群也，则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

这里直接引用的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论语》以及提及了《诗经·蓼莪》，都是显而易见的。化用的则有宋代胡瑗《周易口义》：“至如禹稷事于尧朝，忧天下之饥如己之饥，忧天下之溺如己之溺。”其深层次的“推己及人”更是儒家重要的思维方式。朱熹《四书或问》卷二：“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均为推己及人之事。”至如途中睹乞丐而生感慨一段，一是个人的亲身感受，二则也来自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吿者也。”

似这样征引儒家经典，在周恩来这些作文中俯拾即是。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征引化用这些儒家经典都是作为正面的、积极的观点出现。由此可见在他早期的思想中，对儒家经典的认同。

（二）推崇先王往圣

周恩来早期作文中有一大批是议论文，而论据（材料、事例）则是议论文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周恩来在这些议论文中大量引用儒家所推崇的先王（尧舜等）、往圣（伊尹、孔子等）。譬如《论强权教育之无益》（一九一六年二月）：

杏坛设教，鲁论之集也，群为论道之言；齐梁授业，七篇之作也，率多请益之语。孔孟先贤，尤饶斯旨。

“杏坛”是孔子的典故，“齐梁”是孟子的典故。周恩来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孔孟的教育观念是与当时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相契合的。

又如《方今政体维新，治术繁赜，拟诸孙嘉淦三习一弊疏，不维其迹维其心。时既不同，法亦各异，吾人居今思昔，贵由迹治心，斯足以杜諐尤而增道德，能阐发其义欤》（一九一六年）：

内外如一，心正迹纯，导法治国入唐虞之盛轨。

唐虞是唐尧与虞舜的并称，指尧与舜的时代，古人以为太平盛世。《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周恩来依然以“唐虞”（尧舜）为开明太平盛世的代表，一方面固出于当时作文之习惯，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周恩来早期对儒家“先王”思想的认可。

然而周恩来对于“旧学”又非一味的认同，尤其对打着圣贤名义而行盗跖之事者，更是深恶痛绝。《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尚旧学者，则务反于前以自重于国人，无所谓新思想，彼直视若仇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名，君、臣、忠、孝、公、侯、圣德之词，道之不胜其道，书之不胜其书。事实之合否，概置不问，惟返古是求。虽冒天下之大不韪，倡世界未有之奇制，以国为戏，亦未尝稍有怜色。如斯类者，吾无以名之；谓之为利禄熏心，毫无廉耻辈可也。”可见其还是有非常深邃的洞悉能力的，能清楚地辨别世人所标榜的口号与其内心行为的矛盾。

至于诸子，周恩来早期作文中还是持批判态度的。如《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智而不情，失于高逸；庄老之徒，与世何有？情而不智，流于昏弱；墨翟之流，无补于大。

这种对诸子的批判，尤其是对杨墨的批判，正是来自正统的儒家思想。《孟子集注》：“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朱熹注：“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故其反正之渐，大略如此。‘归斯受之者’，悯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可见此时周恩来所持的还是很正统的儒家观念，具有“尊经”“尊儒”的特征。

（三）重视传统文化

周恩来在《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中说道：

夫国之立于今而不败者，所恃非仅铁与血也。物质之文明，非足以卫国于永久，而延国脉于不堕者，惟精神上之国魂耳。一国之语言文字，即所以维系斯国魂，而连贯之，传播之，继续之，俾至于亿万纪而不灭磨，而不克有所沉沦者也。……吾华以四千年之历史，最古之文化，得立于今，而尚未若埃及之丘墟，犹太之荒址者何哉？岂非以先民之遗泽未斩，幽幽之国魂尚续，得以维系之乎？

在这段话中，周恩来既投入了强烈的感情，又阐述了鲜明的观点。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存在是中国存在的精神基础，也就是“国魂”。而“国魂”的基础则是“一国之语言文字”。这种以“语言文字”为学术乃至国家精神基础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小学”思想的体现。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因儿童入小学先学文字故名。《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隋唐以后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并称“小学”。而儒家“十三经”中，《尔雅》即为“小学”之书。以文字为中华文明的基础，这正是“经学”思想的又一体现。.

（四）中西并重、中体西用思想

周恩来早期非常重视西方思想，但绝不妄自菲薄。在他的文章中，经常有中西哲人并称的现象。如《读孟禄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一九一六年八月下旬）：

昔者，孔、耶、释、汤、文、武以之鸣于政纲；伊尹、周公、孟轲、诸葛亮、华盛顿之徒以之鸣其圣；许由、伯夷、屈原、张良、贾谊、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玛志尼、路德、苏格拉底之徒以之鸣其贤。

再进一步则是中西的观点并称，如《论名誉》（一九一五年三月）：

泰西人所谓人生第二生命之名誉也。……故《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一字之褒贬，严于斧钺，其所惧者名誉之不佳耳。

而更进一步的，周恩来此时认为当时中国需要用欧美的技术来实现物质文明的强盛，至于精神文明则应该通过推崇“国学”来完善。如《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一九一五年秋）中说道：

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一则崇尚教育，涤除恶习，使国民之德性日益张，而达于尧天舜日之境；一则振兴实业，厚培民生，使国民无不恒之产，国家有仓廪之余，而比隆于欧美。

以“尧天舜日”作为“民德”的最高境界，可见周恩来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应该依靠中国固有的“国学”提升。又如《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然欧风美雨，日遍神州。吾不图存，彼将代之。爱国者筹补救之方，要莫外乎二途，维新复古，冀国安之之道耳。

此时周恩来的思想还比较稚嫩，只能从“维新”与“复古”两个途径来振兴中华。但是周恩来此时就具有一种辩证、包容的思想，并不拘泥于“维新”或“复古”其中一途，而是认为两者并重。然而并重并不是没有主次之分。在这篇文章里，周恩来又提到当时的教育现状：

且学校潮流，多趋重于西学，故吾言国学之当视为要图。西学非可卑也，兼而学之，要不失将来实用之旨。

然后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以国学役西学，吾主之。切勿使西学役吾，而国学转置之无用之地也。况各类科学，又非由西学不达。吾学之，吾宝之，而不传之于国人，则学焉用之。国人非皆能习西学也，必有恃乎一二学者为之作导。今吾学者，止知惟西学是求，视国学无所用而不重也，遂卑之。殊不知国魂国魂，惟斯是附。今吾弃之，国何以立？数十年后，皇皇汉族，其无噍类矣！

这种观点在有些人眼里或许显得稚嫩与狭隘，但是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观点成为普世价值观之后，人们或许能够反思这种思想的合理性。

（程滨：天津南开中学教师）

长安街

读书会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崛起好好学习读书，学习养才，读书报国。现有近千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直机关及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全国青联委员、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大家以书相聚，多读点好书！

·END·

长安街读书会

相聚长安街 走读长安街

长按上方二维码即可关注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经典铸就中华民族的入世精神

儒家经典知多少？

四经：在春秋初（孔子之前）只有四部，包括《诗》《书》《礼》《乐》四经

六经：至春秋末年孔子集历史文献之大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传”，“修《春秋》”，完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系，而后形成中华民族永世不绝、亘古不易的六经

后来经典逐渐有所增减或阐释，形成——

七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

九经：《诗》《书》《易》加《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十三经：“九经”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

四书五经：“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为《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

经典是历史的根、文化的源、民族的魂，是人们生产生活、再造文明的精神食粮和心灵家园。认识经典的存在和价值，研习和传承好文化经典，是一个民族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重要途径。儒家经典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中华民族认识宇宙、社会、人生的许多成果。今天，我们提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事文化建设，向文化强国迈进，首先就是要从品味经典的积极入世精神入手，从这些在历史上长期流传的文化经典中，汲取前知上世、近修现世、下传后世的智慧。

□舒大刚 邱雪来

儒家经典“以史为教”积极入世

●儒家经典能成为奠定民族习性、规范文化特征的强大精神力量，不仅与经典本身的内涵和价值分不开，也因着儒家思想高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

“经”是织布车上的纵线（或编联竹简的丝绳），“典”像竹编简册尊撂在案头上，“经典”则有经过整理而后形成的完备系统的要籍之意。儒家经典，在孔子之前只有四部，包括《诗》《书》《礼》《乐》四经，《左传》载“说《礼》《乐》而敦《诗》《书》”；《王制》讲“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管子》称“泽其四经”，都是春秋初以前经典的真实情况。至春秋末年孔子集历史文献之大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传”，“修《春秋》”，完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系，而后形成中华民族永世不绝、亘古不朽的六经。后来经典逐渐有所增减或阐释，形成七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九经（《诗》《书》《易》加《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十三经（“九经”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或者四书五经，“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为《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

自孔子弟子散游四方，友教诸侯，为王者师，而后六经得到广泛传播、民众智慧大为开启，于是形成诸子游说、百家争鸣的局面。自文翁于西汉景帝末年在蜀郡开设学宫、实施七经教化，以经术通明者为官吏，而后开启“以文化人”“以文选吏”的新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后经学成为全民教化，经典遂成为觉世牖民、移风易俗、塑造人格、影响政治，进而奠定民族习性、规范文化特征的强大精神力量。

儒家经典在历史上之所以能起到这些作用，不仅与经典本身的内涵和价值分不开，也因着儒家思想高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

首先，经典是历史文献，是后世考知历史的主要依据。与其他宗教经典多为教主口说开示的性质不一样，儒家经典是历史文献的结集和先贤智慧的结晶。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说明儒家六经并非只是圣心独运的空言垂教，而是依据“旧法世传之史”整理而成的“以史为教”的经典。《尚书》是尧舜夏商周文诰的汇编，《诗经》是商周朝野诗歌总集，《礼经》是三代文明制度的积淀，《乐经》是尧舜以来音乐教化集成，《易经》是伏羲以来圣贤记录已知、推导未知的经验总结，《春秋》中虽有孔子寄托的“王道”（或“王心”），但是“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故《庄子·天运》写道：“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如此看来，我们要讲明尧、舜、夏、商、周以及上古历史，明确古代思想学术的渊源，主要靠的就是六经，后儒所谓“六经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先秦以来儒者的共识。《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正是以史为教，以先王经验为说，以文诰、诗歌、历史、哲学、礼仪，甚至占筮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教化的宝典。故前此之历史赖之以存，后此之智慧由是而启。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同理，如果没有儒家经典，哪里有持续不断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孔子以积极入世之心，将儒家经典修订成为讲明道理的主要载体。六经虽皆“旧史”，但也是先民关于天地万物和人伦社会的经验总结，其中蕴含有“先王之道”“成败之迹”，特别是经过孔子“论次”和“笔削”“阐释”后，其中的“仁义”思想和“德义”精神得到充分凸显，“经”就成了载“道”之书，也成了问“道”之津。按汉儒的观点，六经是圣人认识“道”的记录，包括天地之位、日月之行、阴阳之变，四时之运、五行之德等自然之道，也包括行政区划、君臣职守、声律历法和古今成败等王者之治。六经就是天道、地道和人道的总汇。《汉书·儒林传序》也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六经成了人们学习文化知识，实现个性修养，关心社会治理的重要教材。

由于儒家“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社会功能的自我觉醒，儒家经典还成为历代儒生、儒吏甚至开明君主实施教化的主要手段。孔子主“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性本善”，荀子主“人性恶”，但都主张推行社会教化、实现移风易俗，而“礼乐政刑”与经典教育则是必由之路。无论孔子出于“学道易使”“闲邪存诚”的考虑，或是孟子出于恢复“四端”以致“良知”的诱导，或是荀子出于“化性起伪”的礼乐防设，儒家各派都不否认六经教化的作用。荀子所谓“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最后成为圣人的教育模式，仍为儒家各派所共同遵守。自从儒家经典明确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联师儒”（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以后，开明的统治者也时常提倡庠序之教，化民成俗。汉人说理重视五行（金木水火土），因为五行为事物之本、万化之源；汉人言治重视五常（仁义礼智信），因为五常为人性之本、教化之基。六经也正好具有对五行之理和五常之教的揭示与促成功能。《汉书·艺文志序》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乐经》民神同乐效果，体现了“仁”的精神；《诗经》提倡准确表达感情，体现了“义”的原则；《礼经》讲明行为规范，体现了礼制文明；《书经》的博古通今，体现了“知”的精神；《春秋》善于评断事理，体现了“信”的精神。六经是与“五行”（或“五常”）原则互相匹配的，从知识到人格，从形下到形上，进而实现了儒家经典教化的最高境界——通神达道。汉武帝“表章六经”，更进一步推动了儒学入世经世的理想变为现实，同时也迎来了中华文化第一个高峰时代的到来。

历史上，秦汉的大统一得益于《春秋》“大一统”思想，“书同文，车同轨”来自于《中庸》的启示，两汉经学、历代史学得益于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和模仿，历代礼仪等制度建设受启于儒家《礼经》的典范，中华诗国得益于《诗经》教化，宋明理学得益于“四书”的讲明，中华孝悌忠信等道德伦理得益于《孝经》的垂范，中国哲学的阴阳、五行、三才、时中、常变、经权等观念，得益于《周易》《尚书》的启迪，似此之类，不一而足。从思想学术讲，中国是一个经学的国度；从社会治理讲，中国是一个文治（“以经术文饰吏事”）的国度。我们无论是研究历史、文化、文字、语言、思想、学术，还是讲明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等，都离不开对儒家经典入世精神的细心品味。

充分发掘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

●阅读儒家经典的过程，就是文化自觉过程；读懂儒家经典，就会增强文化自信；宣传好儒家经典，让儒学积极入世精神深入人心

从现实的需要来看，儒家经典也是新时代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据。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具体谋划和定义了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任务和途径，其中“主要内容”明确划定“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还具体提炼了各方面的优秀内容，其所设定都是古今辉映与经相通的，如“修齐治平”出自《大学》；“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出自《周易》；“脚踏实地”虽是俗语，但宋儒李过注《周易》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即“所谓脚踏实地也”，可见也是《易》义之一。“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出自《左传》；“道法自然”出自《老子》；“天人合一”正式见于张载《正蒙》，但张氏明确说是“《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至于“讲仁爱”明见于《论语》“仁者爱人”；“重民本”出自《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守诚信”本于《论语》《中庸》；“崇正义”取自《论语》；“尚和合”出于《周易》《国语》；“求大同”正见《礼运》。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梁启超对顾炎武《日知录·正始》的提炼。“精忠报国”（又作“尽忠报国”），见于《周书·颜之仪传》《宋史·岳飞传》；“振兴中华”见于清儒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及孙中山《兴中会章程》；“崇德”（又作“据德”）出于《国语》《论语》；“向善”见于《亢仓子》；“见贤思齐”见《论语》；“孝悌忠信”见《孟子》；“礼义廉耻”见《管子》；“自强不息”见《周易》；“敬业乐群”见《礼记·学记》；“扶危济困”意蕴见于《尚书》《论语》；“见义勇为”见于《论语》；“孝老爱亲”见于《孝经》；“求同存异”见于《左传》《晏子春秋》的“和同”之辨；“和而不同”见于《论语》；“文以载道”是韩愈等人提出的创作理念；“以文化人”化用《周易》“人文化成”；“形神兼备、情景交融”是王维、苏轼等人的艺术造诣；“俭约自守”意蕴取于《周易》；“中和泰和”亦是《周易》。

举凡《意见》提出的30余条值得传承发展的基本内涵，都是从经典及古文献中提炼出来的，其中除个别（“道法自然”等）见诸子史文献外，其余绝大多数出于儒家经典，其中又以《周易》《左传》《论语》《孟子》等文献最多。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精髓，其实就在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之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应当从传承儒家经典入手，而儒家经典之所以跨越二千五百余年后仍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是与其人民本位、积极入世的精神分不开的。儒家经典中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价值观，其实是一套提升个人修养，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备理论。正如《大学》中所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很显然，在儒家思想中，个人修养的提升和修行是为了齐家。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了良好的品德和思想道德修养，才能建设好自己的家庭，拥有健康幸福的家庭生活。进而，才会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和胆识。值得注意的是，修身的核心在心正。心正是身修、家齐、国治的根基。从孔子提倡仁智勇君子人格，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修养，到宋明时代的正心诚意的天理、人欲之辨，无不体现了儒家关心现实、重视修身、社会治理等积极入世精神。

儒家经典在漫长传承的历史长河中，以其人本入世风格，培植了中华历史之根、思想之源、信仰之魂。作为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承载、文化典型，具有源头活水、精神家园的价值，体现了信仰体系和价值标准，是知识和道德的统一，教育和教化的结合。我们提倡文化自信，这些儒家经典记忆是应该被唤醒的，尤其是它们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传承价值更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今天复兴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从学习儒家经典入手。让儒家经典走进课堂，让儒家经典融入国家教育体系。因为阅读儒家经典的过程，就是文化自觉过程；读懂儒家经典，就会增强文化自信；宣传好儒家经典，让儒学积极入世精神深入人心；传承发展儒家经典，就可以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等精髓发扬光大。

（作者分别系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院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