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朱熹教育思想的启示》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4 01:15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朱熹教育思想的启示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明确作文的主题，即朱熹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2. 深入研究：广泛阅读朱熹的教育著作，如《四书集注》、《大学衍义》等，了解其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
3. 分析朱熹教育思想：对朱熹的教育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提炼出其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核心观点。
4. 结合实际：将朱熹的教育思想与当前教育现状相结合，探讨其在现代教育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5. 逻辑清晰：在作文中，要使论述有理有据，条理清晰，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
6. 语言表达：运用准确、简洁、生动的语言，使作文更具可读性。
7. 举例说明：在论述过程中，适当举例说明朱熹教育思想在实际教育中的应用，增强说服力。
8. 避免偏见：在分析朱熹教育思想时，要客观公正，避免个人偏见和主观臆断。
9. 引用规范：在引用朱熹的教育著作或相关资料时，要注明出处，确保引用规范。
10. 结构完整：作文应具备引言、正文、结论三个部分，使文章结构完整。
以下是作文的一个简要提纲，供参考：
一、引言 1

朱子“小学”启示成人“大道”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视察福建时，乘竹筏沿九曲溪察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和自然景观。在九曲溪畔的朱熹园，总书记详细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指出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重温朱熹“小学”教育思想，对于在义务教育阶段扎实推进素质教育有重要借鉴和启示作用。

谈到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贡献，人们通常会想到《四书集注》《周易本义》《朱子语类》《近思录》等，但对其编著的《小学》，在当代却长久没有关注。作为宋学集大成和儒学返本开新的代表性人物，朱熹的成果极为丰富，著述多达20多种600多卷。对教育而言，《小学》是其最重要和基础性的经典，可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关注者寥寥。

先秦时期的儒家教育思想包括了教育（含学校）的整个过程，从最直接、最基础的“格物致知”（不仅指记背具体的知识，也包括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重要的拓展）入手，直达能够“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表述的是学习者一生教育发展的路径和远大目标，所以未有“小学”的专论。

在先秦经典中，已有了“小学”和“大学”的分别，前者指7—15岁的“成人”教育（古时成人年龄为15岁，可行成人或成童礼，可走入社会、成家立业），内容以“六艺”为主，即礼、乐、射、御、书、数，涉及礼仪、信仰、社会规范、情感体验、身体素养、知识技能等。后者指15岁以后的教育，是着眼于“止于至善”的成贤和终身教育，内容包括“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涉及道德、伦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典章制度等相对专业化和存在未知的领域；在儒学之外，其他学派和专业的“大学”，还会涉及本学派的经典，如《道德经》《黄帝内经》等。至于在“小学”前的早期蒙学（正式蒙学也从“小学”或识字开始），主要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以养育为主，属于学习准备阶段的教育，内容包括略知孝悌规范、记背韵语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等。在民间长期流传着“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已可见古人知其重要。在总体原则确定的前提下，教育的具体做法会因人因地而异，积累的经验也会是鲜活与多元化的。

大概从汉代开始，直至朱熹的时代，“小学”逐渐被窄化为文字的教育，而且这一意识至今仍有不良影响。在当代中国高校的中文系里，“小学”就是与中国古文字相关的研究专业，而对先秦“小学”所对应的整体素质培养的问题，诸多研究均鲜有涉猎。更值得反思的是，当下的中小学长期以来解决不好“德育统领”“五育并举”和全面发展的教育问题。借鉴当年朱熹的思考和努力，或许可以给我们当代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些本土化的有益启发。

面对“小学”功能的窄化及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朱熹是深有顾虑的。他整理《四书集注》，就是为了使儒学教育能够有适宜的条件、路径和载体，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学习者和整个社会。比较汉代以来佛道思想及其教育方式的突出成效，儒学教育过于学术化、过于偏向文字和知识学习，有悖于教育的正确目标与原则。为此，他要用相对简单通俗、内容更为基础的《四书》取代复杂难懂的《五经》，改善“小学”（相当于今天的九年义务教育）教育的内容。同时他也敏锐地发现，古人没有专门论述“小学”的价值和功用，是有历史局限的，必须当仁不让地弥补这一重要疏漏。

朱熹的《小学》成书于宋淳熙14年（1187年），他的好友、学者刘清之和部分门人参与了工作。

《小学》分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分，涉及“小学”教育的根本原则和方向，“乃小学之纲”。其中《稽古》部分虽然体现为文字、知识、历史等方面的教育，但也与前三部分紧密呼应，相得益彰。所设内容，引自《尚书》《周礼》《仪礼》《礼记》《管子》《论语》《孟子》《荀子》《史记》《孔子家语》《列女传》等以及晏子、曾子、扬雄、淮南子等人的思想和事迹，具体包括幼教原则、基本礼仪、离家外教、端正习惯、立志高远、德行规范、慎于交友、明己职责、知道礼让、参与劳作、齐家善处、娶妻事亲等，虽然其中的一些内容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属于应该扬弃的糟粕，但其贴近时代和生活的小学教育教学思路是很可取的，并不过时。

外篇包括《嘉言》《善行》两部分，以汉唐尤其是宋儒诸贤的言行为引领和榜样，便于学生学习、感受、效法和践行前述原则。所涉人物包括董仲舒、霍光、汲黯、庞公等多位历史人物的相关语录、事迹，不仅可读性强、寓理于事，还将宋以前积累下来的“小学”思想做了重要的梳理，为后世“小学”的发展树立了言与行的典范。

对于中国先秦确立的“小学”传统，朱熹明确，在“小学”阶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圣贤坯璞”，为后续的发展打好综合性的基础，而不仅仅是文字知识。在这一起步阶段，教育不能钻入故纸或文字难以自拔，要在日常生活的具体环境氛围中，以“学其事”为整体思路，通过言行的学习、模仿、体验，使学习者形成良好的习惯、真有所得、终身受益。

朱熹著《小学》，既为纠汉以来“小学”之偏，又为明确“大学”“小学”之关联，使人生之教育不违传统“大学”一以贯之的整体原则和思路。《小学》虽未专门提及文字教育的内容，但学习的过程，就是在下文字的功夫。有了总体原则的引领，有道德、志向作支撑，有鲜活的文字和故事吸引与激励，文字和知识的学习必定会有巨大而持续的动力。正如元代国子监祭酒许衡在《小学大义》中所说：“先之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进之以《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功也。”清人张伯行亦说：“朱子以前，小学未有书，自朱子述之，而做人样子在是矣。”

自朱熹注“四书”（相当于“小学”教育的内容）、著《小学》（相当于“小学”的教学大纲与综合标准）以后，中国的基础教育思想有了明显的改观。对于学习者的要求及基础教育的目标、方法和标准等，也有了进一步的自觉和思想建设。对应西方教育的历史，朱熹在《小学》中展示的传统和思想，如贴近社会生活、兼顾综合素养（包括德智体美劳等）、重视德育统领、在做中学（从模仿贤哲的言与行开始）、知行合一等，对于今天明确义务教育的原则和素质教育的标准等，对于切实提升国民整体的综合素养，均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1年04月22日第7版

作者：程方平

朱熹教育革新的启示（中）

一）新理念

朱熹直承孔孟，把孟子关于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宗旨，阐释说“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一句话，教育的宗旨是使人向善，不仅是个体人格的完善，还要使社会性集体人格完善。《大学》开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儒家的“三纲领”。朱熹注释“亲民”解为“新民”，也就是要求社会精英们在自己拥有高尚德行后，还要引导全社会明德善行，不断追求至善境界，造就一代又一代新的社会有用人才。朱子规划了圣贤君子培养的“路线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儒家所谓的“八条目”。在这个发展链条中，“修身”是“内圣外王”的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也是教育的全部价值所在。其哲学依据可从朱熹的理气论和人性论上进行说明。“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统一于天理，“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这样，他就在理一元论的前提下，构建了道德伦理的形而上学，使道德教育具有了本体论依据。由此推出“性即理”，人与物因其理各得其性。现实中的人性总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前者是天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本质，后者则是人的特殊本质，是天理和人欲的综合体。但“性可复”，性发而情，“心统性情”，“只是这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是善，人心“可为善，可为不善”，只要主敬涵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变化气质，就能人心变道心，止于至善，成为圣贤君子，成就天下大业。

（二）新学校

朱熹的教学活动既重官办学校，更与私立书院关系密切。史志记载，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书院多达67所。其中亲手创建的4所、修复的3所、读书的6所、讲学的20所、撰记题诗7所、题词题额的6所。钟情书院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朱熹可谓第一人。中国书院始于唐初，盛于宋代。如果说唐代的书院只是作为官学的补充，那么朱熹的教育实践则赋予书院全新的内容，邓洪波教授撰写的《中国书院史》指出，书院规制在北宋就已经形成，但书院教育制度的确立却是朱熹完成的。朱熹将书院规制扩展为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问六大事业；朱熹制定了书院的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出了“圣贤所以与人人为学之大端”，分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揭物之要，朱熹还编写刊印了系列教材。

由于书院大多由民间设立，国家虽有支持和褒奖，但其经济和办学思想是独立的，主要由私人管理和组织教学，书院就大大有别于官学和一般私学，书院教育主要是完善个人品德和增进学识，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书院有着自身的学术师承。书院不是单纯的师授生学的被动学习，而是以学生读书思考为主，辅之以硕儒会讲、师生讨论、学生切磋等教学形式，十分注重“对话”学风的发扬，追求极大的自由精神。书院有教育更有教化，强调德行的圆满，人格的完善，心灵的满足。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中国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孔门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则人而道天，由人文重归自然。此乃中国文化教育一项重大目标所在。”书院不同于官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它是对科举考试的修正和批判，也是对教育宗旨的正本清源。虽然通过书院教育不乏金榜题名者，虽然朱熹本人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且他的著作后来作为开科取士之制，但他却是科举考试的坚决反对者。朱熹在《信洲洲学大成殿记》文中说，“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学问。”在《答腾德章》信中说，“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且技愈精，其害来愈甚。”朱熹极力主张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既不同意当时宰相赵汝愚的“三舍法”，也不赞成其他人提出的“温补法”。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求州县共同承担选拔人才的责任，要求以德为先培养人才，选拔敢于承担大任而有实学者。朱熹对科举考试的批判是严厉的，甚至直斥士子“钓声名，干利禄”，“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成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这就是朱熹为什么热衷于兴办完全不同于官学教育路线的书院的原因。

（三）新教材

朱熹捍卫道统，又发展道统，思想解放疑经惑传，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中国古代教育经典内容，在汉代是“六经”，汉代以后除去《乐》称为“五经”。随着时代的发展，“五经”对大一统的国家意志指导不强，与释老抗衡的针对性不够，也不利于士子学人循序渐进地学习。朱熹与时俱进地以《四书》代替“五经”，使中国古文化主题鲜明，体系完整。《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短文，而《论语》在汉代仅为小学所必修，《孟子》在汉以前不被认为是经书。朱熹用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临死前三日还在改写《大学·诚意章》的注释。1182年，朱子在浙东任职上第一次将“四书”刊印，并第一次提出“四书”之名，在武夷书院教学期间刻印了“四书集注”。朱熹认为“四书”体现了孔孟的基本思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容，何事不可为。”朱熹认为学习儒家著作，要先“四书”后“六经”。“《四书》，《六经》之阶梯。”而就《四书》体系的内部而言，朱熹主张应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先后次序来学习，道理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

朱熹关于教材的革新是成套、系统的，将士子个人的“学”与为公众的制度的“教”加以沟通，考虑到儿童与成人、普通人与统治者的不同教育特点；注意到不同学者的水平差异；也考虑到了课程教材结构的平衡；兼顾了儒家经典的重新编注与中心的突出；关联了经典的学习和新近的学术，特别是新儒学的发展，这样就为新儒家教育理想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学者狄百瑞把这一套新的系统化的教材列为十一项，即：1、《小学》，作为学习的最基础的教材；2、《乡约》，广涉乡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及交际规范；3、朱子公告类（如《谕俗文》）《晓喻词话谍》《晓谕居表持服遵礼律事》等），对一些特殊领域的地方事务及人际活动的指导；4、《白鹿洞书院揭示》，基本的学校教条；5、《朱子家礼》，家庭生活礼仪与传统礼仪；6、《四书集注》，反映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与理想；7、《经筵讲义》，为统治者所谈基本讲义；8、《近思录》，《旧书》入门及成圣贤之序；9、《伊洛渊源录》，新儒家的学说本源；10、《通鉴纲目》，修正《资治通鉴》，立正统正人心；11、《学校贡举私议》，所有为学之要旨。

（四）新方法

钱穆先生言，“在理学家中，正式明白主张教人读书，却只有朱子一人”。 朱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他说，“道有实体，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共性个性统一。朱熹总结了孔子的教学方法，在有教无类，同等教育前提下因材施教，因人培养。朱熹的门徒众多，年龄不同，知识底子不同，禀赋、兴趣也有差异。他根据各人“人品之高下”，“材质之大小”而成就之。他说，“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

教育学习相长。朱熹根据《礼记·学记》所说，“学，然后能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又引用孔子和子贡问答，要求师生在教学中都能日新其德、共同进步，而且指出，教是仁，学是智，对己对人都是高尚的。基于此，“学不厌”“教不倦”。基于此，朱熹对学生采取诱导为多，而不仅仅是授受。朱熹对学生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去思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用商量而已。”基于此，朱熹要求学生多多向教师提问。《朱子语类》中记载的门人所提的许许多多问题，都得到朱熹的详细。朱熹提倡师生之间相互问疑，“学贵有疑”，“疑而后问，问而后智，知之真则信”。他们经常在夜间就着烛光进行问答讨论，仿佛像“夜大学”。

致知笃行并重。朱熹十分注重学习的实践性，并要求理论联系自己。他所说的“知行相须”如此，“博文约礼”也是如此。他指出，“致知力行，用功不何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知行相须，有如眼睛和脚的关系。当然学贵践行，“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方面的用语，朱熹多有强调，如力行，践行，躬行，践履等，朱熹把读书与其功夫论结合，要求与自身修养联系起来，“学者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一一体察，须是晓然无疑，积日既久，当自有见，但恐用意不精或贪多务广，或得少为足，则无由明白”。用现代人的话语，就是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所说的践行，也包含经世致用的精神。他一生提倡“崇德进业”“成就德业”“措诸事业”“因于世用”“经天伟地”的实学。

课里课外结合。朱熹注重课堂常规教学，既有师道尊严的一面，又有营造轻松气氛的一面。喜欢用生活中熟悉的事例和画图讲解书本知识。著名的解《易》图就是，以图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既浅显易懂，又生动活泼。朱熹还把课堂延伸到室外，举行讨论，辩论和会讲，同时带领学生游历灵山秀水，放怀吟唱。“兴发千山里，诗成一笑中”，其门人叶贺孙说：“及无事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千古绝唱《九曲棹歌》就是在武夷书院办学期间写就的。来源：闽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