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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6-24 21: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设计的心理学读后感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读后感的目的:首先,明确自己写这篇读后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分享阅读体验,还是为了探讨设计的心理学原理,或是为了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2. 确定文章结构:一篇好的读后感通常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在写作过程中,要合理安排这三个部分的内容,使文章结构清晰。
3. 引入作品背景:在引言部分,简要介绍设计心理学的背景,如作者、出版时间、主要内容等,为读者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4. 介绍自己的阅读体验:在主体部分,详细描述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思考和领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a. 对设计心理学原理的理解:阐述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对设计心理学原理的理解,如认知心理学、情感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等。
b. 作品中的案例分析:挑选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分析其设计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并结合实际生活进行解读。
c. 对设计实践的启示:探讨设计心理学原理在实际设计中的应用,以及如何将心理学知识融入到设计中。
5. 结合实际案例:在写作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案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例如,分析某个知名设计师的作品,说明其如何运用心理学原理进行设计。
6. 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结尾部分,总结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收获,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当人工智能(AI)技术以不可抵挡之势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青少年的学习生活正在全面数字化。AI对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和儿童群体带来的影响,正成为一个亟待深入剖析的复杂命题。
2025年6月15日,第二届中国健康促进大会“AI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专题分会拉开帷幕,多名来自心理学、公共卫生、教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分享了他们在AI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学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的经验与洞察。
多名专家表示,AI是灯塔还是会让青少年迷航,取决于引导青少年与之共处的方式,这不仅需要AI产品开发者采取更负责任、更贴合青少年需求的态度,更需要家庭、学校与社会对于青少年的理解与支持。
当AI成为“伙伴”
青少年使用AI的频率可能超出家长与老师们的想象。温州康宁医院首席科学家、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士刘德辉展示了一项针对浙江温州某地中小学生在生成式AI使用与心理健康方面的初步研究。在这些来自53所小学和35所中学的4万多名学生中,有AI使用经验的超过半数。
学生们与AI聊各种话题,包括学习创作、娱乐消遣,乃至进行咨询和寻求情感支持。“他们问健康的问题,学业的问题,包括心理的问题:人际关系怎么样,男朋友怎么样……一些学生将AI用作陪伴。” 刘德辉说。
为了更准确地衡量AI的使用强度,刘德辉团队构建了GAI使用强度量表(GAIIS),并从中区分出了“生成式AI问题使用”(Problematic Use of GAI, PUGAI)的现象,其中青少年们可能对AI使用上瘾、频率过高、影响睡眠和正常生活。在这个样本中,PUGAI的总体检出率约为13%,其中小学生(14.6%)略高于中学生(11.3%)。
AI使用与游戏等其他网络成瘾有所不同:“每次用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短的,也不直接涉及一些人际的活动。另外不像游戏,家长不但不会反对,可能还会支持他们利用AI学习。” 刘德辉说。
AI知无不言,温柔体贴,一些学生甚至将它们当成真人来看待。刘德辉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青少年对AI的人性化感知,包含感知拟人化、感知同理心和感知与GI的关系三个维度,学生们在相关问题时越觉得AI像人、像伙伴、能理解自己,得分就越高。结果显示,这三个维度的得分显示出与AI问题使用的强相关。
刘德辉表示,这些关联并不能说明AI的问题使用导致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相反,在引入“社会焦虑”的变量之后,上述相关性减弱,这表明AI问题使用可能在社会焦虑与更深层次心理问题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与很多其他成瘾问题一样,是“果”非“因”。
“这里面的可能的逻辑是,青少年由于孤独和焦虑感导致对AI的过度使用,进而导致失眠或抑郁。” 刘德辉说。
与刘德辉的研究相呼应,科大讯飞智慧心育研究院院长常雪亮博士从产业实践的角度,分享了专为青少年设计的产品“AI心理伙伴”的真实用户数据中体现出的模式。在所有用户超过4173万分钟的对话时长中,约40%是知识问答,高达55%是倾诉和吐槽,5%是深度的心理对话。
她认为,倾向于找AI去倾诉和寻求心理帮助的孩子本身就具有某些特质,“自我效能感低,平时遇到困难都自己憋着的,然后也不找老师的那一群人。”对于他们来说,AI更像一个安全、私密、永不评判的情绪“树洞”,“他每天把情绪垃圾一定要倒完,然后去睡觉,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在常雪亮看来,对于这部分青少年而言,AI的帮助能够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心理伙伴”的数据显示,经常使用AI心理伙伴的学生,其主动向外界求助的意愿反而有所上升。AI的接纳和认可,似乎增强了他们正视并表达自身心理需求的勇气。
走进青少年心灵:AI能做的和不能做的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交织过程,家庭、学校、社会乃至个体特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AI的有效介入需要理解这些深层因素。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席居哲教授从家庭教育的视角切入,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的大人真的懂我们的孩子吗?”在大量的心理咨询工作中,他发现许多成人在教育孩子时,往往带着自己被遗忘的童年经验和固化认知,无意中给孩子种下了“穿心咒”——那些负面的、限制性的语言和评价,可能影响孩子一生。
席居哲引用蒙台·梭利的“儿童是成人之父”的观点,强调童年期对个体形成的关键作用,而AI或许能在认知层面帮助父母更好地认识孩子、用更科学的方式与孩子交流。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贾文斌教授将焦点放在了更早的年龄段——3至6岁的幼儿,强调培养其“社会情感能力”(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SEL)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为未来心理健康打下“童子功”。
社会情感能力,简而言之,是个体理解和管理情绪、设定和实现积极目标、感受和表达对他人的同理心、建立和维持积极关系以及作出负责任决策的能力。贾文斌指出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三个特点:个体差异性、具身性(embodiment,即通过身体动作和与环境互动来学习)认知和多元互动性,而AI可以通过定制化的互动游戏等方式,促进这些认知过程。
但同时他们也指出,在青少年心灵的健康发展过程中,很多东西是AI做不到也无法取代的。尽管家庭造成的心灵紧张可能需要用一生去疗愈,但席居哲也表示,家人的陪伴与呵护同时也是很多心智品质的来源。“高质量的陪伴、家庭教育中产生的道德情感和人际关系是无法取代的,”他说,“AI可以成为辅助,但无法取代父母真实的爱与互动。”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的唐鑫副教授指出,运动、睡眠和主动求助是世卫组织定义的影响心理健康的三个重要因素,不仅需要青少年的亲身实践,还需要社区、政府、学校、家庭的多方配合来创造条件,这些都是AI做不到的。
他以芬兰为例,描述了一个重视户外活动、课间休息、社区绿地建设的综合性生态系统,这些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没有心理问题,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好的心理技能、积极的品质,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应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唐鑫说。
AI作为辅助诊疗精神疾病的工具
如今,青少年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抑郁、孤独、成瘾等。当这些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形成更为严重的心理疾病。现代心理学与精神病学已经发展出一套对心理疾病的科学筛查和治疗方式,经过专门设计的AI作为工具,正展现出成为医生得力助手的潜力。
唐鑫指出,咨询谈话、纸质问卷等心理疾病的传统筛查方式存在客观性不足、节奏慢等弊端,而AI则能在筛查测评、数据分析和个性化干预建议方面提供助力,比如通过数字化问卷与AI评估快速生成青少年的心理状态报告,引起学校和家长的重视。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的侯舒艨副教授专注于孤独症儿童的干预研究。孤独症(ASD)儿童的核心障碍之一是社交互动困难。有趣的是,许多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似乎对机器人表现出比对真人更大的兴趣。侯舒艨团队的研究试图揭示其中的奥秘。
“孤独症儿童在面对机器人去进行互动的时候,和跟真人互动的时候相比,负责选择性注意加工相关的脑区的激活是会被放松的。”她说。换言之,与机器人互动对孤独症儿童而言反而认知负荷更小。
通过进一步研究,侯舒艨发现,孤独症儿童并非排斥“人”本身,而是难以处理复杂多变的人际互动信号。“当你(互动对象)长得像人的时候,我还可以接受你。可是当你跟我的互动方式也像人的时候,特别复杂特别多样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互动了。”
AI特别适合这样的任务。基于这些发现,侯舒艨团队开发了针对孤独症儿童的干预机器人和基于虚拟现实的智慧空间干预平台,旨在通过更适配的交互方式和沉浸式环境,提升孤独症儿童的社交沟通和心智理论(理解他人)能力。
北京工业大学的王卓峥副教授则将AI应用于精神疾病的客观诊断。精神疾病的诊断目前仍较大程度依赖量表和医生访谈,主观性较强。王卓峥团队致力于通过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与人工智能技术,为精神疾病提供一体化的诊疗解决方案。
脑机接口是一种在人脑与外部设备间建立直接通讯路径的技术。非侵入式BCI,如头皮脑电图(EEG),能够采集大脑神经元放电产生的微弱电信号。这些信号极其复杂,充满了噪声。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模型,在处理这类高维、复杂数据方面具有巨大优势。
“通过垂直大模型我们可以更好地去分别各种适应证。”王卓峥介绍道。他的团队利用EEG和心率变异性(HRV)等多模态信号,结合自研的AI模型,对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多种精神疾病进行辅助诊断。尤其在ADHD亚型区分这一临床难点上,其模型达到了90%以上的准确率。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季敬杰
来源: 澎湃新闻
点开这篇文章的朋友,来一下下面的问题。
你是否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吓自己,总感觉大难临头?你是否常常无法控制地把日常小阻碍看作重大威胁,把一时的挫折误解为彻底的失败?又或者,你是否习惯于在心里为事情的发展做最坏的打算,总是预期最糟糕的结果?
比如:
伴侣没有及时回复信息,你会立刻联想到对方可能出了严重事故,或者不再爱你了,甚至开始想象自己孤独终老的悲惨人生;
领导发了一条语音让你过去谈话,你会瞬间紧张,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甚至联想到被批评、失业,继而想象未来穷困潦倒的生活;
例行体检结果有些异常,你会开始担忧这是不是重大疾病的征兆,脑海中浮现出治病花光积蓄、家人生活艰难的画面……
这些例子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却并非个例。
事实上,从小到大,我们仿佛被教导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还记得小时候考试得80分,父母是怎么说的吗?“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娶/嫁不到好老婆/老公;娶/嫁不到好老婆/老公,就过不上幸福生活;过不上幸福生活,人生就毁了!”
听起来荒谬,但这种思维模式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将任何微小的失误、困难或风险“灾难化”,仿佛一根线断了,整块布就会散掉。于是,我们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杯弓蛇影、小题大做,宁可想错也不愿放过,深陷在“最坏可能性”的假想中。而这一切,都是“灾难化思维”在作祟!
灾难化思维
就像“白日噩梦”
想象力是人类的超能力,它赋予我们创造力与灵感,帮助我们构建未来的蓝图,解决复杂的问题。然而,这一超能力也有“副作用”。当想象力脱离现实的边界,不受理性控制时,它可能将我们拖入一种名为“灾难化思维”的漩涡,让我们的头脑反复上演“白日噩梦”。
灾难化思维是一种认知扭曲,指我们在面对问题或挑战时,习惯性地夸大负面事件的严重性,甚至在几乎没有实际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得出最糟糕的结论,并对其深信不疑。它让我们将小问题放大成巨大的危机,仿佛每一个挫折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
因此,灾难化思维也被称为“放大化”或“极端化”,这些术语反映了这一思维模式的本质:我们总是把问题看得比实际严重得多,并在想象中建构出噩梦般的场景,误以为那就是即将发生的现实。
如何识别灾难化思维?
灾难化思维是一种将普通问题夸大为灾难性后果的思维模式,其核心逻辑通常包括两个部分:
① 预测一个负面结果:从“如果……怎么办?”开始
灾难化思维的第一步是启动假设。
面对困难或不确定性,人们通过“如果……”的框架,构建出一个可能的负面场景。这一阶段的预测通常是基于焦虑和恐惧,而不是基于客观事实或合理推理。
例如,如果老板对我的工作不满意怎么办?如果这是某种严重疾病怎么办?如果伴侣不回消息是因为不想搭理我怎么办?
② 跳到灾难性结论:用“……一切都完了!”结束
灾难化思维的第二步是直接将假设的负面结果当作必然发生的事实,并通过绝对化的语言对其定性。这种语言模式常用“肯定”“一定”“完了”等词汇,忽略了事情可能有其他发展方向或解决办法。
例如,那老板肯定对我很失望,我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一切都完了!我可能得了重病,我的人生会因此彻底毁掉,一切都完了!她一定是不爱我了,想和我分手,一切都完了!
灾难化思维是
射向自我的第二支箭
陷入灾难化思维的人,往往因为过度聚焦于假设的负面后果而感到强烈的焦虑和恐惧。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他们沉浸在“最坏结局”将要发生的笃定中,忽视了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削弱了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能力,还进一步加剧了无助感。因此,灾难化思维对情绪健康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同时,它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研究表明,慢性疼痛患者更容易陷入对疼痛的灾难化思维。这种思维模式会产生连锁反应(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它让患者减少活动,增加疼痛敏感性,延长痛苦的持续时间,并进一步强化灾难化思维的循环。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赵阳瑞雪和林恩·马蒂尔,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贝丝·达纳尔进行了一项关于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的研究。他们对143名患者进行了每日跟踪,记录了患者的疼痛灾难化思维、身体活动以及久坐行为的时间。
研究结果发现,早晨对疼痛产生强烈灾难化思维的患者,通常会感到夸大的无助感和绝望感。这种情绪会促使他们避免日常锻炼和身体活动,进而影响情绪状态,增加抑郁症状和疼痛敏感性。结果是,他们花更多时间久坐或卧床,形成恶性循环。这种行为模式不仅加剧了当天的痛苦,还会导致次日甚至未来几天的灾难化思维和久坐行为持续恶化。
如果说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失误、令人不愉的琐事、突如其来的意外、微不足道的挫折是生活和现实射向我们的第一支箭,那么灾难化思维就是我们向自己射来的、不必要的第二支箭。
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第一支箭的“轰炸”,从早上堵车导致迟到,到关键时刻电脑崩溃;从客户投诉导致工资被扣,到加班加点睡眠不足;从重要场合的言辞失误,到朋友聚会时被爽约,仅仅应对第一支箭,就让我们分身乏术。
然而,真正让我们感到筋疲力尽的,往往不是第一支箭,而是第二支箭。当我们把堵车解读为“生活的失控”,把电脑崩溃视作“命运的不公”,把客户投诉扩大为“无能的证明”,把被朋友爽约理解为“关系的崩盘”,灾难化思维便如同第二支箭,将第一支箭带来的痛苦放大数倍。第二支箭不仅让我们陷入自责、焦虑和无助之中,还会削弱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让第一支箭的伤口难以愈合。
如何从“灾难化想象”中
脱离出来?
许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信念:世界是危险的,因此,我们需要警惕潜在的问题,考虑最坏的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好准备,至少在面对“暴风雨”冲击时,不至于措手不及而陷入绝境。从这个角度出发,灾难化思维似乎是有帮助且具有保护性的,是一个人未雨绸缪、规避风险的重要方式。
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灾难化思维的形成,往往是因为过高估计消极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同时过低估计自己应对消极后果的能力。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上会让人陷入过度焦虑和恐惧之中,使情绪被放大的不安所裹挟,进而降低行动力和决策能力。长期来看,灾难化思维不仅无法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反而会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和积极性,甚至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不能任由灾难化思维裹挟我们的思想,也不能简单地用“别想太多”来否定它,或者用“一切都会好的”来进行积极替换——这些方式可能在短期内带来安慰,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赛利格曼在为美国陆军设计的“心理韧性训练计划”中,提出了一项名为“正确对待”的练习,旨在帮助人们纠正灾难化思维,减少因对事件进行灾难性解读而引发的恐慌与焦虑。这项练习通过引导人们客观分析事件的可能性,帮助他们从极端化思维中脱离出来,更加理性地面对问题。
赛利格曼将这个练习分为以下4个步骤:
第一步:列出最坏的结果;
第二步:列出最好的结果;
第三步:列出最有可能的结果;
第四步:制定一个计划来应对最有可能的结果。
例如,朋友聚会时没有你:
第一步,列出最坏的结果
朋友们不再喜欢你,刻意孤立你;
你被排除在他们的朋友圈之外;
你可能会失去这群朋友。
第二步,列出最好的结果
朋友们可能只是忘记通知你;
他们以为你可能太忙,不想打扰你;
聚会主题可能和你无关,或者只是一次随意的聚会。
第三步,列出最有可能的结果
朋友们忘了联系你,但并不是有意忽略你;
他们觉得这次聚会不一定适合你参加。
第四步,制定计划应对最有可能的结果
主动联系朋友,了解情况并表达你的感受;
提议下一次聚会时提前通知你;
反思自己是否最近疏远了朋友,试着加强联系。
陷入灾难化思维的人的眼中,自己的人生就像一部疼痛文学小说,每一个节点都充满痛苦,每一段旅程都布满荆棘,即使偶尔发糖,也会混着玻璃碴子。然而,灾难化思维并不意味着你过于戏剧化或软弱,而是你的大脑试图用一种“保护”的方式来帮助你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只是这种“保护”过了度,反而让你背负了过多的心理负担,削弱了你面对现实的能力。
因此,无须对“灾难化思维”进一步“灾难化”。这种反应虽然过度,却并非不可改变,试着挑战它,调整它,让它成为适度的警钟,而非生活的主旋律。
网上有一句话是“不要去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希望能帮到正在焦虑的你。
作者丨苏静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审核丨樊春雷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策划丨杨雅萍
责编丨杨雅萍
审校丨徐来 林林
来源: 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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