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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6-30 23:18

写作核心提示：

《高中语文思想教育作文注意事项》
在高中阶段，语文不仅是学习文学知识的重要学科，更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途径。一篇优秀的语文思想教育作文，不仅能够展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更能体现其思想深度和道德素养。以下是撰写此类作文时应注意的几个事项：
1. 明确主题，紧扣思想教育核心 作文的主题应鲜明，紧扣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在选题时，要充分考虑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确保作文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价值。
2. 突出个人感悟，展现思想深度 在作文中，要结合自身经历和感悟，展现对主题的深刻理解。避免空洞的论述和生硬的说教，通过具体事例和情感表达，使文章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3. 运用丰富素材，增强文章感染力 作文中应适当运用历史典故、文学作品、时事新闻等素材，以丰富文章内容，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同时，注意素材的选取要恰当，与主题相符，避免生搬硬套。
4. 注意结构布局，使文章层次分明 一篇优秀的作文，结构布局要合理，层次分明。开头要引人入胜，中间段落要承上启下，结尾要画龙点睛。注意段落之间的过渡，使文章浑然一体。
5. 运用修辞手法，提升文章语言魅力 在作文中

钱理群的语文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论及中小学语文教育，钱理群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作为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专家，国内研究鲁迅的权威学者，他不是自我沉浸在大学“象牙塔”里自己的书斋中，执着于自己的现代文学研究，而是密切地注视着现实。近十余年来，他异常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他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外，另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这点来说，他研究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属于“半路”出家，但他却深得佛家真谛。自谦“门外谈”，说的却是“门内话”，见解独到，锋锐新颖，别开生面，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卡夫卡有一句名言，说一本好书“应该是一把能击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 。钱理群之言说之著述正如一把利斧，有让人猛然清醒之功效。出于强烈的对学术、学科的“使命感”、“责任感”、“承担意识”，钱理群是把中小学语文教育“当做学术工作来做” 的，是把“整个生命都投掷其中”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钱理群就在《语文学习》杂志上开设了为中学语文老师而写的《名作重读》这个栏目，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研究的文章，这对包括语文在内的整个教育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缘起：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钱理群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中小学语文教育发生“剪不断，理还乱” 的关系，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阴错阳差”，是一种“偶然”。他在多篇文章里都谈到了这一点。在《语文教育门外谈》后记中，钱理群表示是应朋友之约，1995年为《名作重读》一书写了“代序”——《〈名作重读〉与我》，以后又写了《也说‘语文与人生’》一文，“写这两篇文章时都还没有介入中学语文教育的意思” 。“后来却被热心人拉入了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在仅有的三篇文章中，“有两篇还是访谈，即《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与《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真正自己写的只有一篇，即《‘往哪里去’？！》。” “我终于身不由己地介入了，开始认真地作了一点研究，写成了《以‘立人’为中心——关于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的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考》这篇长文，基本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并由此引发了对研究中学语文教育的兴趣，和中学老师与中学生也开始有了交往。”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钱理群的介入经历了一个程度逐步深入的过程，而且是“偶然”的，“身不由己”的。

所说的“被热心人拉入了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当是1997年，钱的得意弟子孔庆东、摩罗和余杰等人编选了《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这本书实际上就是社会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对中学语文教育批评文章的结集，把摩罗对钱理群的访谈录音整理而成的《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作为序。孔庆东在《语文教育要恒温》中也提到：“中国语文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所以后来，当我以一名北大教师的身份重新关注语文问题时，我主编了一本《审视中学语文教育》，里边的文章大多是‘炮轰’型的，因为非炮轰无以打开坚冰。”之后时隔一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钱理群参与制定新课标，三次拒绝无果后，钱理群终于被时任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的诚意打动，于是便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写了大量文章来谈教育观念。由这本书引发的“事件”，标志着钱理群正式介入语文教育的开始。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钱理群的履历，就会发现，这种偶然性中存在着必然，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偶然性的背后暗藏着必然性。与建国以来整个教育时代背景紧密相连，钱理群曾做过中学教师，有过在中学从教的经历。在上个世纪的1960年代，钱理群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就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后又到地区师范学校教书，而且一教就是18年！这18年构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的一部分。钱理群后来回忆说：“我做过18年的中专语文教师，本就有缘。” “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

而且，更重要的，钱理群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是深入骨髓的责任的使命感与内在的驱动力使然。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大学和中小学之间有过交流、合作的优良传统，有不少大学教授、作家以及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介入早中小学教育中来。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思想文化大家都曾著书作文对中小学语文教育发表过见解、意见与建议，朱自清、叶圣陶、夏丐尊等都曾直接参加了语文课本的编写，更是在中学任教过。其他诸如鲁迅、陶行知、黎锦熙、陈望道、吕淑湘、周谷城、周予同、刘半农，名单是长长的一串。钱理群血管里流淌着“五四”精神的血液，后来自己也说到了这一点，“受到了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包括胡适、鲁迅、朱自清、叶圣陶等在内的一大批学术与文学前辈都对中小学语文教育表示过极大的关注；而更为根本的驱动，则来自内心，在自己历尽沧桑、步入老年时，又处于世纪之末，我越来越感到，或许为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做点事，才是更为实在而又有意义的——这几乎是看透了一切之后，唯一没有、也不愿看透的一点。”

思想：以“立人”为中心

钱理群提出了一个“以‘立人’为中心”的教育观，这是“整个教育的中心”，也是他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认为，“语文教育的任务，是要通过‘立言’来‘立人’。”所谓“立人”，即以“人”、“人的生命”为关注中心，立“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人”，使得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发展”，“健全、和谐的全面发展”。——这里有“很强的人本主义的色彩”，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理论对此也有更为详尽地阐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基于此，钱理群从“公平的观念与参与的观念”的出发，认为教育要面对的对象是所有人，地域上包括教育资源薄弱的农村，而不是只注重城市，围绕“培养少数精英人才”。

“以‘立人’为中心”教育观的提出，其思想理路是来自于鲁迅。鲁迅在20世纪出就提出过“立人以立国”的思想，并认为，立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但另一面，这之中又有着钱理群个人独自的思考、忧戚，是建立在他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和长期地研究、思考中的。针对我国目前教育存在的诸多弊端——明显地倾向于“国家的需要”，忽视了“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国家工业化的现代教育“所要求的是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专门人才，强调知识的专一化与标准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知识有效率的专门科学技术人才，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与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钱理群意在“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与“促进学生个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一点上，寻求二者的某种统一。

具体到语文学科上，关于长久以来学界存在着的语文教育性质之争，钱理群倒是赞成陆志平、王富仁两位的观点，“不争论”。即不从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争论出发，而是从“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出发。认为“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人是人的生成过程，教育是促进这一过程的努力，而语言和文学的教育对于青少年心灵的成长发展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可以说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由此，钱理群强调要打好两个“底子”——终身学习的底子和终身精神发展的底子。首先是新时代的变革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不断地补充新知识来适应世界的变化，即要终生学习。而语文学习正是为终生学习提供听、说、读、写的基础能力，这就是语文学习的基础意义。另外，语文教育在培育人、塑造人方面有着特殊的功能和意义。语文教育在“育人”的问题上相对于整个教育来说应有特殊担当，这也是钱理群有所侧重的一面；在他的北大同事也是朋友温儒敏那里得到了呼应，温儒敏也认为，语文教育不是文人教育，而是人文教育，要注重对人的“精神灌注”和“文化熏陶”。

在不同的文章中，钱理群写有如下的句子来阐述：

“语文教育是为人打精神的底子”，“应该培养学生对真善美的征求，对彼岸理想世界的向往与想象，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并由此焕发出内在与外在的激情，生命的活力，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永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批判与创造的欲求。”

“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是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

而关于语文教育“立人”功能的培育，钱理群认为主要从知识、能力、习惯三个方面来进行。知识方面，要在选择教材的篇目时进行慎重地考虑，采取科学的态度，“应以一批经典名作作为基本的相对稳定的选目，在课外阅读中更是应以经典名作为主。”当然，进入教材要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选目与编排“还要考虑到学生的阅读发展心理。”能力方面，即要培养听、说、读、写四种基本能力，以“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实现对人的精神觉悟的唤醒。“脱离原始状态，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听、说、读、写构成一个统一体，“实质上是对人的智力、潜能的全面开发，是人的精神素质、境界的全面提高。”其中，听与读“是内敛的指向人内心的思维过程，是自我精神生活逐渐丰厚与升华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培育学生理解力、感悟力、审美力和归纳力，“还有一个将‘他者’提供的信息内化为‘自己’东西的过程”。而说与写是“从内向外的发散”，与“听与读构成了一个反向运动”，培育学生的感知力、表达自己的能力、与他人、外部世界交流的能力以及自我审视、质疑的能力。在知识和能力的背后，还应该注重习惯的养成。“所谓习惯就是将外在的要求化为内在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与行为。” 语文教育要养成的习惯，“应着眼于学生终身的可持续发展”，从语文学习、语言文明入手。而良好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是持久的，潜移默化的，“比如，认真写字，天天看报，多读书，勤动笔，记日记，查字典，多提问，勤思考，等等。”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文明精神就体现其中。

基于汉语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钱理群认为这决定了汉语教学要有特殊的方法、方式。要“提高对国语的关注，培养尊重国语的态度”，要按照汉语文的特点来建构语文教育体系，要考虑到汉字难学的特点和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分化的客观存在。他说：“我们传统的启蒙教育，发蒙时，老师不做任何解释，就让学生大声朗读经文，在抑扬顿挫之中，就自然领悟了经文中的某些无法言说的神韵，外后再一遍一遍地背诵，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像钉子一样地楔入学童几乎空白的脑子里，实际上就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读书人的心灵深处，然后老师再稍作解释，要言不烦地点拨，就自然地懂了。即使暂时不懂，已经牢记在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一定的阅历，是会不解自通的。”

实践：教书、写书与编书

在2008年的“洪宗礼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上，钱理群作了《语文教育改革呼唤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书面发言，文章说：“洪宗礼先生也正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显示了他的特殊作用和价值。”——说的是洪宗礼，其实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写照？钱理群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空谈；与之恰恰相反，他同时也是一个实践者，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既着眼于教育理念的建设，同时也在努力将这种理想转化为实践，“试图将思想者与实践者的不同逻辑统一起来”，以完成自己由“思想者”向“实践者”的转化。这么说不是否定理论、理想主义在教育上的意义，而恰恰教育是一种理想，是需要扎实的前沿的理论为之做支撑的，同时还需要有大量的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斯大林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又说：“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教育也正是这样。

钱理群很看重他的“教师”这个身份，一直以来他就以语文“教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很多场合，他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他“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而不仅仅是学者。他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是当教师的料。”钱理群于2002年8月从北大正式退休，一年后的2004年3月，他就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给学生上课了。其实还在未退休之际，他就决定退休之后要去中学上课了，而且是要讲“鲁迅”。继南师大附中之后， 2005年他又在北京大学附中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再度开课讲“鲁迅”。这既是对自己理论的回应、自我价值的一次尝试探索，也是对教育界—些专家发出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的质疑的有力回击。原来，钱理群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大有把钱理群逐出而后快之势。“我脾气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这回关心到底。”“你要赶我走，我偏赖着不走了！”钱理群不仅讲而且持续讲，比以前讲得更多。十年间他走遍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只要有人找到我做基础教育的事，我就去。”“既得利益者”的围剿，不仅不能让钱理群屈服，更激发了他深入介入的斗志，绝地反击愈战愈勇。

这也是钱理群不同于其他人的。他曾经的同事、学生、朋友等“一大批实力型学者都加盟到语文工作的队伍中来”，“搞调研、抓课题、编教材、促教学，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语文的改革事业”，“对全国产生了具有核心作用的影响力”。包括自称“敲边鼓”的温儒敏在内，同时还有陆俭明、何九盈、周先慎、陈平原、曹文轩、苏培成、沈阳、刘勇强、高远东、吴晓东、杜晓勤、姜涛、孔庆东，等等。而钱理群是到中学开课的第一人，可以说是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最深入最为彻底的。还有，钱理群始终是“民间姿态”，“草根立场”， 不囿于“名利场”、“权力场”的束缚。虽自谦“门外谈”，却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吃螃蟹”的第一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与崇高。

钱理群到中学开课引起很大的反响的同时，也有着现实的种种尴尬。上课总是—开始人很多，慢慢的就少了。不是讲得不好——顺便提一句，钱理群北大上课常常爆满，曾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第一名。从学生“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这无奈地话语中，透露出来的是应试教育的挤压。钱理群本想在应试教育的“铁屋”上砸个洞，孰料是头破血流！不过这也就让他更清醒地看到了当下中国教育的弊端，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而实际应试教育做得扎扎实实，行政领导的“教育政绩”是分数，是升学率。钱理群自我总结是“节节败退”，而自己的言说、呐喊也就更具了底气、针对性。“到中学讲鲁迅后，我十分失望，因为我感觉到，城市理念的学校，特别是重点中学，已经是‘针插不进去水渗不进去’。” “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

在进入中学课堂上课之外，钱理群的另—种实践方式，就是写书、编书，以此为载体，保证持续地言说、发声。值得注意的是，钱理群的书的写成，不是躲在书房的一隅空想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他大量实践的基础上。他关注着年轻一代语文教育教学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成长，把培养他们作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与之结成朋友，结成“忘年交”，并把认识这些老师视为他最大的收获。这些人中，除了“因为有共同的学生和朋友”，更多是“素不相识的笔友”。钱理群和他们保持通信，解疑答惑悉心给予理论上的指导，还为他们写的书作序。这对这些有思想、有理念而又处于底层的默默无闻的“弱势群体”“真正的教师”，是一种有力的支持。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算是其中一个，大学时代追着赶着去听他的讲座，毕业从教后有一天突然有了把困惑向他倾诉的欲望，因为心底早已把看成一个宅心仁厚的长者，一个“可爱”可敬的老人。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收到了他的回信，而后我更知道给青年人回信指导这是他一贯的行为。在被中学教育界广泛批判长达半年1999年，是钱理群回信最多的时候，—年要给两百多个教师回信，而且是“亲笔手写”。他把这看成他工作的一部分，并且成为他日后介入基础教育最主要的—种形式。“语文老师要做一个有思想的杂家”，不仅是写给我也是写给其他老师更是写给所有语文老师的，饱含着一个老人对教育的深深地期待。后又有补充，认为语文老师同时也应是一个“语文专家”，“可爱的人”。 钱理群在论争中坚守、调整、完善、发展自己的思想，他认识到了民间的伟力，认识到真正有活力的教育思想就存在于民间。

就这样，钱理群与一线青年教师通信还包括与一些大中学生的通信，为青年人书所作的序构成了他著作的一部分。即便是理论较强、理想主义倾向呈现较多、被视为其思想者阶段的具体物化成果的《语文教育门外谈》，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卷二、三、四、五其实也都是他具体实践工作的积累（书序、书评和通信）。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钱理群的书是一部又一部地面世：《名作重读》、《语文教育门外谈》、《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做教师真难、真好》、《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小学生鲁迅读本》、《对话语文》、《经典阅读与教学》、《解读语文》、《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等多部著作。

在教材的编撰上，也同样体现着钱理群的“立人” 的教育观。他不仅为城市教育“锦上添花”，更为乡村教育“雪中送炭”。他从城市转向，关注西部贫困山区教育。与上课首选地是自己的母校南师大附中一样， 2005年钱理群带领一群朋友为自己曾经呆过18年的贵州编写了乡土教材《贵州读本》，做了《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课题研究。而和王尚文、曹文轩等人编辑的《新语文读本》更是一个浩大工程。小学卷、初中卷、高中卷，煌煌36册，从1999年8月启动到2001年3月开始出书再到2006年8月进行修订，前后耗时7年之久！“自身已经形成一段历史”，同时“还在进行中”，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 为“打通学界、超越年龄界限” ，实现“知识的互补、思想的共识与精神的相通”，参与人员“由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范围之广，“有研究文学、历史、教育学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有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也有中学语文教师。”在选文、编排体系上，“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从个性出发的自由选择”，“尽最大努力开拓学生精神自由的空间”。一时间，《新语文读本》风靡全国，受到了广大师生、家长的喜爱。

尾声：“教育之外言教育”

2012年9月13日的《南方周末》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一组题为《钱理群“告别教育” 》的报道。“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老教师钱理群表达了‘告别’教育的意图。”这距钱理群从上个世纪的1960年任教算起，已50多年了。

在报道中，还有这么一段话：“但一如十年前的退而不休，钱理群的离开决定同样‘告而不别’。他告诉老师们，他虽然告别，却并不打算走远，而是准备‘在教育之外言教育’。”给钱理群头像特写为压题照片所配的文字是：“钱理群以鲁迅自励，要在绝望中反抗，但是基础教育十年试水，却令他收获‘丰富的痛苦’。”

《丰富的痛苦》是钱理群一本书的名字，副题是《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本书探讨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及他们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钱理群自己仿佛堂吉诃德，在和风车打了一仗。从2002年退休由大学转教中学，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屡挫屡战，屡战屡挫。在绝望中前行，“反抗绝望”。他说：“鲁迅老说绝望啊绝望，他最可贵的一点是绝望还能反抗”。导师王瑶也是宁肯“垂死挣扎”，也不“坐以待毙”。要“烧完”“有为”而非“冻灭”“无为”。 虽然“经常遇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尴尬和悲哀”，最后也要变成—种自我“坚守”的证明，即便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

“没有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立身之地了。我想我不会再到中学上课了，我的教师生涯结束了。”钱理群说得叫人心酸悲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背后始终会有一位老人殷切关注的目光。“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苟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望于江湖。”“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文/高殿杰

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初探

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①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粹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②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肇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从他的论述来看：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言之，“了解与欣赏”即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分析文学的能力的任务。由此可见朱自清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教育内容论

朱自清把作文训练确定为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③他认为，学生通过写作能力的培养，会增长文学运用和认识社会人生的知识经验，因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可见写作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朱自清显然排斥长久以来以思想训导作为语文教育的主体内容，他高度肯定了写作能力培养的社会功能。他尖锐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④这里朱自清集中地否定了一些教育者对于思想训导的偏重，它攻击这种偏导而极力张扬包括词汇、字句、篇章、声调在内的技术训练。他欲匡正语文教育中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的作风的贫乏和单一，使语文教育的建设真正具有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仅仅接受文化思想远远不能证明学生已经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阅读古书的能力、理解古书的语言形式、篇章结构、句式体裁的能力。因此朱自清进而提出“技术训练”。这两方面即构成了他的语文教育内容的框架：特别强调学生在接受写作能力培养的同时尤其迫切需要切实加强学生运用文字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这些语文基本技能的训练。

（一）作文训练

朱自清认为学生作文的最大毛病是文脉不清层次不清思路不清，其次是乱用标点符号。朱自清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他对学生的作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

“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支离便是宽泛的废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贯联，字句重复，也触皆然。……他们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在意……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多半学生对标点符号的作用轻视或认识不足，随处乱点。其实不充分利用，写作的效果便会因此减少。”⑤

长久以来语文教育过程中的作文训练大多有忽略文脉和标点的倾向，朱自清这些言论可谓切中时弊。人们注重的是文章写作的思想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文脉条理、标点符号。朱先生这番话自然是一种倡导，即为纠正语文教育的作文训练中散漫无纪的忽视文脉和标点的毛病而建立起一种新观念：学生作文必须以文章条理清晰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为最首要的条件。

朱自清尤其强调当时语文教育中所存在的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学生错误地不自觉地把作文当作了说话的记录，使语脉蒙蔽了学生自己，因此造成层次技术拙劣。二是教师在授译讲书过程中多说不相干的闲话，也给学生作文思路带来坏影响。三是学生阅读太少或不仔细，并且过分依赖说话。朱自清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教师讲课闲话过多影响学生作文文脉和学生阅读太少导致作文过分依赖说话的不良倾向。他还以一种犀利的目光发现学生写作中所隐藏的通病：即学生把作文与说话等同。在朱自清看来：(1)作文不是说话，必须剔除一些无用的废话。(2)作文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不同于说话，它必须让人读了觉得文字的好处。

朱自清提出的作文训练显然注重这两大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学生作文的文脉条理，二是帮助学生弄清作文不同于说话。朱自清实质上是以文章写作的结构形式（即所谓文脉条理）对作文训练提出了极高要求，这是一个相当明晰和重要的见解。

如何进行作文训练？朱自清的主张独具一格：(1)通过朗读、诵读的帮助提高写作。他提出：“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或语脉（文脉）。……因为朗诵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⑥朱自清希望学生通过朗诵的训练获得清晰的文脉。他设想：“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语脉混入文脉的情形将可减少，学生作文也将容易进步。”⑦对于作文，朱自清出人意料地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读”（朗读诵读）。他认为，“读”是帮助学生作文的良好形式，依靠着读的因素、功能可以使学生至少在语脉、文脉方面得以明晰，亦就让学生最终区别了作文和说话。其次是朗读诵读的作用还在于学生通过“读”的长期积累帮助他们在作文方面突然闪光的自觉的艺术创造。(2)从报章文体开始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最好从写新闻短论开始。他主张：“必须从报章文体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拣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练习写，象关于学校中的伙食问题，你要抓住要点，清清楚楚的写出来。”⑧(3)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朱自清认为：“实际生活中说明文和议论文比叙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而且一面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思想。因此应该多练习这两种文字。”⑨这种练习的方法是：“给学生一些熟悉的小题目……或者给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演说辞或壁报文字，假想的读者是一般民众……这才可以引他们入胜。”⑩

朱自清在强调朗读诵读对作文训练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题材和文体写作实践的观点。一个是，他认为学生应当从写作新闻短论开始，选择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小范围的题材内容来作文。这种做法的意义是：让学生作文切用、感到亲切、并且有效。另一个是，他主张应让学生多加强议论文说明文的练习。他的结论是：这两种文体不仅实用，而且它可使学生通过这些文体的实践深入到现实内容，加大学生认识社会人生的广度。这些论点足可证明作为作家的朱自清往往以语文教育如同创作自持，以作家注重题材和文体的见解来谈论作文训练，恰恰显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作文训练要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朱自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决不可忽视。第一，重视学生在完成作文时讲究清晰的文脉条理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第二，特别要认同朗读诵读与学生作文的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第三，从新闻短论入手，激发学生从小处着笔，切近生活和自我。第四，注重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让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获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思想认识。

（二）技术训练

朱自清认为，技术训练是语文教育核心内容之一。与此有关的是他在《了解与欣赏》一文中有一段别开生面的见解：

“了解与欣赏为中学国文课程中重要的训练过程。儿童从小就能对于语言渐渐的了解，不过对于文学的了解必须加以强制学习的训练。……了解是分析原文的意义并加以批判……而欣赏就在正确的透彻的了解之中。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神妙……’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些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11)

这里所谓的“了解与欣赏”即“技术训练”的涵义，也就是注重让学生弄清文章的修辞语汇、组织结构和作者旨意。朱自清在语文教育里倡导技术训练，表现出他坚定独立的教育观念。事实上，忽略语文自身的内涵而倾斜于思想意识的训导的观念显然需要纠正过来，语文教育对结构、字义、词汇、段落、句式等文章技术方面的漠视确实让朱自清有些不满了。他提出了“技术训练”的主要内容，它包括：(1)注重字义。(2)了解与分析文章的句式尤其是特殊句式其实表现特殊的心理状态。(3)讲清段落。“要能显示原文的组织和发展的次序”。(12)(4)讲清主旨。“提醒学生注重重要词句和指导学生研究全文主旨如何发展。”(13)(5)弄清组织结构。“说明这种文章组织的变化，是了解与欣赏范围内极重要的事。”(14)(6)讲解词语。(7)讲清比喻典故例证。

一方面是了解字义、词语、句式、典故等，另一方面是欣赏主旨、段落和结构。实际上这“了解与欣赏”即技术训练是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核心内容。语文教育应当以此作为基础和背景把培养学生了解与欣赏能力置于一种相当突出的位置。朱自清在这方面崭新的观点是：弄清文章的组织结构是培养学生了解与欣赏能力的最重要的部分，由此把握文章的句式、主旨、段落、典故等。

朱自清还归结了怎样进行“技术训练”的几种方法：(1)教师讲解。要求教师“分析课文详尽……给中学生以充分的练习。练习的每一步必须有许多细目，要求练习切实的有恒的施行……练习的主旨无非是让学生自己发现困难寻求解决。”(15)(2)学生加强熟读，还可常常举行默写和背诵。(3)问题研究。“最好教师只居于被动地位，用暗示方法帮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16)朱自清公开标榜“学生加强熟读背诵和老师帮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技术训练的重要方法。并特别强调老师的讲解在技术训练中学生应当占据主导地位。在这里朱自清又一次突出倡导“读”（熟读背诵）在语文教育中的巨大作用。

　　三、“精读略读讲读诵读”的关于“读”的教育方法论

朱自清关于“读”的教育方法理论在历来重于“讲”的语文教育界看来似乎是一奇谈。但我以为：第一，“读”这一奇特观念恰恰是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中最为独特的部分。他事实上把“读”看作是语文教育的最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从“读”的观念来理解语文教育解决具体问题，这当然是独特的崭新的。第二，朱自清所谓的“读”观念包括了他的精读、略读、讲读、诵读（朗读、吟诵、默读）等方面的内容，他最为强烈地感受到“读”在语文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他说：“读的用处最大，语文教学上应该特别注重它。”(17)第三，结合语文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老师重于讲解，学生忽略“读”的事实存在由来已久。朱自清最主要的是力图摆脱那种老师的讲解占统治地位的课堂气氛，致力于以老师指导精读略读学生抓紧讲读诵读的新观念的建立。第四，他多么希望通过学生的精读略读讲读诵读的慷慨之情得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并且坚信“读”在语文教育中具有不世之功。他实质上以此批评了长久以来语文教育忽视“读”的内容训练，他特别要求语文教育在具有了一种教化作用的基础上通过“读”的帮助增添一种感染力。他具体的主张如下。

（一）精读必须“纤屑不遗，发挥净尽”

它包括两项内容：一是令学生预习。即诵读全文、分析标点、理解全文和弄清生字生词意义以及解答教师提出的问题。二是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有错误要加以订正，有疏漏要给予补充，有疑难要加以阐明，有些非讲不可的东西讲过以后要给学生一个简明的提纲便于复习。”(18)就是说，朱自清把精读的观念具体理解为在预习和讨论中以学生为主体解答问题阐明疑难，并且尤其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精读的真正含义则在于发掘问题解决问题，这是颇有见地的。

（二）略读却需“提纲挈领，期其自得”

朱自清认为：略读指导是指在版本、序目、参考书籍、阅读方法、问题五个方面给予学生以精心引导和说明。朱自清的略读观念显然是指在教师的引导下由学生自己抓住主要纲目内容去阅读并更快地获取知识。这种观念立即让人们觉悟到略读的意义则在于让学生把握良好的工具古籍和阅读方法以此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性的。

（三）讲读须“切实计画，细心启发”

朱自清指出：“其实重读也只是个幻想，一般的讲解只是逐句讲解，甚至于说些不相干的话敷衍过去。学生们毫无参加和练习的机会，怎能够引起他们趣味、领导他们努力呢？”(19)他认识到重讲轻读的现象难以更改，但他把握住这样一个观点：讲读教学不仅仅是一种正确详细的讲解，最重要的内容则是给予学生浓厚的兴趣和参加练习的机会。因此他明确主张：“老师的讲解不该逐句讲解，更不该信口开河，得切实计画，细心启发，让学生多讨论多练习，才能有合乎课程标准的效率。”(20)

（四）诵读要“专注用心，慢慢揣摩”

朱自清反复强调：“现在国文教育成绩最坏，其原因，第一在忽视诵读技术……所谓‘耳治、口治、目治’这诵读教学……值得我们注意。”(21)他意识到诵读是语文教育的关键所在。他尖锐提出：“要增进学生了解和写作白话文的能力是得从正确的诵读教学下手。”(22)“现在只是到了我们加以自觉的努力的时候了，这种自觉的努力就是诵读教学。”(23)“中学生对于读的功夫是太差了……你能否从文学中体会出古文的感情呢？这需要训练，需要用心。慢慢的去揣摩古人的心怀，然后才发现其中的奥蕴……然而只要多读它几遍，多体会一下，了解的程度就不同，所以读的功夫我以为非常重要的。”(24)

朱自清所拥有的对于诵读的鲜明的具体感，源于他对语文教育具有切身透彻的体验。他把诵读作为一种教学危机在他的文字里进行描述，他切实感悟到诵读与提高语文教育质量的密切关系。因此他认为诵读需要自觉地广泛使用。在诵读方面，他有两个结论非常深刻，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诵读并非简单的“口齿清楚、吐字分明、字字清朗”(25)的朗读，它“要求了解和欣赏意义”，(26)“了解文章的组织……怎样发展出来，中心在哪里，还要注意它表面的次序”。(27)诵读依朱自清看来：“是一种教学过程，目的在培养学生的了解和写作的能力。”(28)第二，“诵读不但可以帮助写，还可以帮助说。”(29)这足以表明诵读可以独特地使学生积累写作知识，掌握不同的语调词汇，从而使学生的口头表达能适应各种变化。

长期以来，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讲析”部分推崇备至，恰恰忽略了语文教育关于“读”的重大特征。朱自清的包括诵读在内的关于“读”的理论正是敏感于语文教育现实的逼迫而尖锐提出，当然希望语文教育从“读”的方法途径上解放自己回归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朱自清对“读”的极力倡导也正是对一种崭新的语文教育方法的追求和呼唤。

　　结语

正是由于朱自清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对提高学生欣赏文学能力是语文教育崇高的目的所在，从而在他的论著中自觉地独特地展示出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理论见解，这些论述都是他依据当时国文教育的现状有感而发，其中可以概括出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从语文教育的深切内涵看，朱自清认为：要求学生掌握文章清晰的文脉条理，弄清文章的组织结构以及修辞语汇、作者旨意，这才使语文教育回归本体和真正的主题。

第二，从语文教育的广阔范围看，朱自清反复强调必须紧紧围绕让学生从小处着笔作文、加强练习议论文说明文、注重朗读诵读这三个方面教育学生。

与朱自清上述教育内容的见解紧密相连的就是他的独具一格关于“读”的教学方法论。它整体包括了精读、略读、讲读、诵读（朗读吟诵默读）等内容。在他看来：只有当教师深切地感到以一种“读”的需要与语文教育质量、前途紧密联系起来时，才会发现语文教育的天地里竟会有如此崭新的方法和手段，朱自清早已厌倦语文教育课堂里一成不变的讲解、分析、辨别、练习的方法，在他深厚的诗情激荡的内心世界里却以一种特别的情绪认定“读”是语文教育最为适用的手段和方法，并且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真正推动语文教育发展的艺术力量，从而确立了一种语文教育以“读”为中心的理论，应该说，这是朱自清对三四十年代语文教育理论的重大发展与补正。

注释：

①②朱自清《古文学的欣赏》。

③⑩朱自清《国文教学•论教本与写作》。

④朱自清《文心•序》。

⑤朱自清《国文教学•谈作文的思路》。

⑥(21)朱自清《诵读教学》。

⑦⑧⑨朱自清《写作杂谈》。

(11)(12)(13)(14)(16)朱自清《了解与欣赏》。

(15)朱自清《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17)(18)朱自清、叶圣陶《精读指导举隅》，也可见于《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19)(20)朱自清《〈国文教育〉序》。

(22)(24)朱自清《怎样学习国文》。

(23)(25)(26)(27)(29)朱自清《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28)朱自清《论诵读》。

文/宾恩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