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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7-01 06:50
写作核心提示:
《初中生思想品德评价作文注意事项》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初中生的思想品德评价成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篇好的思想品德评价作文,不仅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品德状况,还能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培养。以下是在撰写初中生思想品德评价作文时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
一、客观公正
1. 实事求是:评价时应以事实为依据,避免夸大或缩小学生的品德表现。 2. 全面评价:既要看到学生的优点,也要指出其不足,做到客观公正。
二、突出重点
1. 突出主题:作文应围绕学生的思想品德展开,抓住重点,避免泛泛而谈。 2. 突出特点: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展现其在品德方面的独特表现。
三、语言表达
1. 朴实无华: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学生的品德表现,避免华丽辞藻。 2. 情感真挚:在评价过程中,要融入真情实感,让学生感受到关爱和鼓励。
四、结构布局
1. 开头明确:简要介绍学生的基本信息,如姓名、班级等。 2. 主体部分:详细描述学生的品德表现,包括优点和不足。 3. 结尾总结:对学生的品德进行总体评价,并提出期望和建议。
五、注意以下几点:
1. 避免使用绝对化语言,如“总是”、“永远”等,以免影响评价的客观性。
窦学谦
——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传奇女性
作者:李越
窦学谦女士是一位传奇女子,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誉为中国女性参与国民外交之典范,抗日救亡宣传之先锋,也曾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她的一生经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就像一部曲折离奇的历史剧。
窦学谦1914年1月生于天津,是家中长女,父亲窦英堂是当时天津开明绅士,以其慷慨解囊造福乡里,捐资办学,修路造桥等善举赢得人们的敬重。他还曾参与营救被捕入狱周恩来的行动。他给长女取名学谦,寓意敏而好学。窦学谦人如其名,从小就天赋聪慧。南开初中毕业后她被家人送到当时北平有名的女子教会学校——贝满女中。该校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是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新型学校,教学内容与中国传统教育迥然不同,采用的完全是从欧美学校借鉴的教学大纲,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地理、语文和英语等。在这里窦学谦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教育并开始展露才华。1931年4月北平市举办“大中小学生演讲竞赛会”,窦学谦是该校中学组参赛选手,表现了出色的演口才,在36所中学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最终拔得中学组决赛的头筹。时任驻北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亲自为她颁奖并赠与一架柯达照相机。这时的窦学谦已经褪去童稚,成为了一名有思想和有才华的青年。
窦学谦是贝满女中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学生代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已成为学生会主席的她发挥其出色的演讲能力,积极参与学界抗日救亡宣传,颇具影响。据一篇题为“贝满女中抗日往事”的文章记载:1931年9月,贝满初、高中全体同学六百余人,在学生会的召集下,齐聚初中部教学楼东部的校园里,召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大会,这同时也是救亡宣传的动员大会。会上,学生会主席、高二女学生窦学谦报告“九·一八”事变经过,及东北同胞的悲惨处境。当她讲到日寇残杀我同胞种种罪行时,全场泣不成声。在窦学谦的带领下,学生们组织了救亡宣传队、为东北受难同胞募捐小分队等,配合全市各大中院校救亡大军,深入城区大街小巷和郊区农村,开展抗日救亡的募捐活动。此时的贝满中学师生已经成为抗日救亡浪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学校里有读书会,其成员之间传播革命书籍,讨论时局趋向,以及出版壁报等。很多学生通过读书会的各种活动接受了革命理论。
窦学谦的爱国情怀与她从小耳闻目睹其父救国爱民的举动不无关系。父亲窦英堂属于早期的进步人士,多次参加各种爱国救国运动。
窦学谦父亲窦英堂先生。
“五四”运动后,抵制日货风潮日起,引起了经营日本商场老板的不满,有些店东勾结日本人殴打学生,对此,学生及各界提出强烈抗议。1920年1月29日天津学生5000余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到省公署请愿,遭到军警镇压,有50余人受伤。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代表均被逮捕。社会各界人士对代表们被捕表示极大的义愤与同情。为营救被捕代表,天津各界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窦英堂当时是天津公教基督教会的堂主,他与各界人士经常去探望、慰问被捕代表,利用自己在基督会的影响,广作宣传,用社会舆论对反动当局提出谴责,施加压力,要求当局释放在押代表。周恩来1920年7月出狱后根据被拘代表的回忆和个人日记,整理写出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本小册子,真实记录了被捕代表在狱中的生活和斗争情况,记载了包括窦英堂等各界人士对被捕代表的关心和支持,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残酷镇压爱国运动的罪行《检厅日录》记录到:“4月13日又有范连青、王西园、纪树屏和公教基督教代表窦英堂四人来警察厅看望大家”,但却遭到检察厅拒绝,“人没有见着,送进些水果给大家”。经过检狱内外的共同斗争,天津地方检察厅终于在7月17日开庭审理此案。《检厅日录》的文中提到,“7月17日午前就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到了大家拘禁的院内…,窦英堂、马仲三,还有天津商会好多职员全来了”并陪同到检察厅旁听判决结果。此前,全国各界联合会等也纷纷通电,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反动当局迫于全国的压力,不得不在7月17日被迫无罪释放周恩来、郭隆真等20多名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人民隆重迎接被释放代表凯旋,窦英堂代表基督教会将写有“为国牺牲”字样的胸花和胸章分送被拘代表佩戴胸前。父亲的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窦学谦,影响着她的社会化行为。
从贝满女中毕业后,窦学谦进入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作为大学生的她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积极参与为妇女争取法律上平等地位的活动。1935年3月她被北平女青年会推选参加了1935年全国大学女生联合扩大会议,1937年5月,窦学谦提交的一篇题为“中国妇女的地位、教育、与职业”的学士毕业论文引起广泛关注,其观点颇受宋美龄的赏识,她很快将刚刚毕业的窦学谦选为自己的助手。窦学谦大学毕业时正面临日本对我国华北的疯狂侵略,窦学谦受宋美龄委派到欧美进行抗战救亡宣传工作,外媒将窦学谦介绍为“蒋介石夫人的代表”、“蒋介石夫人秘书和闺中密友”。1939年窦学谦经香港乘意邮轮前往意大利、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以及英国。她每经过一个国家都逗留较长时间,
会晤当地朝野人士,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向他们讲述中国人民抗日的实情。批驳敌方的造谣污蔑,获得了海外华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同情和支持。
窦学谦(左2)杨惠敏(左3)杨女士因其在上海四行仓库战役中的英勇事迹而被国人记住,她的故事于2020年被拍成电影《八佰》。
荷兰当地有报道写到:“窦学谦和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中送旗的女童子军杨惠敏一起到荷兰宣传抗战,并组织当地留学生进行义演,为国内抗日军队募捐大批防毒面具”。此后她又专程前往美国进行抗日宣传。
一份美国当地华人媒体这样报道窦学谦女士的美国之行:“大飞机中国号之华人搭客,昨日由远东抵达美国,客人中有华人男女各一名,女士为窦学谦小姐,年22岁,燕京大学毕业生,现任华中大学妇女部主任,此次来美参加世界青年大会。与窦小姐同学同行的是燕京大学教授张伯瑾,他们还将会晤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及美外交部长和美国各界人士,争取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此行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到机场迎接的有国民党驻美总支部特派员吴东恒、驻美副领事庚迪以及各界代表多人”。
当地媒体在谈到他们一行访美的背景时称:“一些盟国虽对我抗日表示同情和支持,但战争的正义性欠缺宣传,固然有胡适等人相继发声,但未能形成舆论规模。国外很多人只知其轮廓,不了解其实情,产生不少误解。我各界人士与国外联系甚广,纷纷出国进行宣传”。美国当地华人另一家媒体这样报道:“窦学谦女士为我国女性参与国民外交之先锋,窦君正当年,未脱大学生风度,文质彬彬谈吐流利,潇洒中带有刚剑气,活泼且青春活力,为摩登女士之典型”。
抗战时期有一个特殊部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管抗战宣传工作,受时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果。厅下设三个处,分别为文字宣传处、艺术宣传处和国际宣传处。虽然窦学谦女士被宋美龄钦点前往欧美进行抗战宣传,但在具体工作上接受周恩来负责的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窦学谦很早就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与周恩来也常有交往” 。
海外媒体对窦学谦出发的部分报道。
抗战进入焦灼阶段,中缅通道在中国战略物资输入中的地位日渐凸显,中国的各种战略物资的输入都需要得到英属缅甸方面的配合。为维系这条运输要道的畅通,当时的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对缅官方和社会各界的交往互动。窦学谦就曾作为女性和文化界代表在1941年8月随中国访缅代表团飞赴仰光,团长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副团长为国民党中委曾养甫,以及秘书长、中英及中缅文化协会秘书长杭立武等人。缅甸当时是英属殖民地,中缅之间的交流是在英国的掌控和认可下进行的,背景复杂。该团访缅的目的是加强对缅甸工作,确保抗战物资通过中缅通道进入中国,打破日本困死中国的企图。窦学谦凭借其智慧和优雅的形象,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声情并茂地讲述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抗战决心,赢得了缅甸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在出访英国时,窦学谦女士全身心投入为中国获得抗战援助的工作,尽显外交才能。在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的支持下广泛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在英国民众中积极宣传中国抗战精神,为中国争取物资援助,推动英国开放中国军事补给线滇缅公路。她的人生由此走上巅峰。
窦学谦女士外表柔美、举止优雅、气质非凡,深深吸引了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使其为之倾倒,一时间两人的特殊关系使窦学谦身背骂名。芝加哥报2010年刊登的一篇署名为周谷的文章这样描述:1941年4月2日郭泰祺在驻英国任上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回国赴任时带窦女士一同回到重庆,从此二人形影不离,郭又花65万元买下一栋别墅,金屋藏娇。1941年12月重庆大公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评论文章,戴季陶等借郭花公款购买豪宅一事,指郭泰祺回国后与一位名窦学谦的女性关系瞹昧,并以郭的所作所为与宋美龄所宣传的新生活运动相悖为由,向蒋介石举报。1941年1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开幕,蒋介石出席大会,随即在大会上宣布免去郭泰祺外交部长职务,全场委员为之震惊,郭泰祺则呆若木鸡。郭在外交部长任上仅仅工作了9个月。实际上,郭泰祺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原本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且蒋一直认为郭泰褀原是汪精卫派人物,不是其嫡系心腹之人,故在言辞中时表不满,还将不满之意多次记在日记中。郭在工作中还得罪过蒋介石门生戴笠和胡宗南,后者是想借郭的桃色事件将其除掉。另外,当时也有嫉妒窦学谦的人向宋美龄告黑状,指窦借宋美龄的名义在国外招摇,这导致宋美龄对窦学谦逐渐疏远。
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自传体《无鸟的夏天》一书中多次谈到窦学谦女士,其时窦学谦已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韩在书中写道:“我在孟买的泰姬陵旅店结识了窦小姐,她是一位妩媚动人的年轻姑娘。在重庆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她当时正患伤寒,卧病在床,和我同时等待下一条船。她将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赴任。…我确信她是戴笠与郭泰祺为仇的牺牲品,因为窦女士既不野心勃勃,也不诡计多端。但她有着我们所没有的机敏。后来的7个星期里我们同住在一等舱”。
韩素音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三十年(1941)初冬,一场反对外交部长郭泰祺的政治阴谋逐渐形成,郭泰祺是戴笠和胡宗南都不喜欢的人。郭反希特勒,反日,亲英。戴笠想把他拉下马,但理由不充足。此时传出,郭同一位并非其妻的女士有不检点行为,说他与一位漂亮又能干的女性,大约和我一般年龄并和我同一年级的燕京大学学生窦小姐相恋。一时间重庆的社交界,上层人物,不谈饥荒,不论救国,而专论一部长的桃色新闻,这是一场反对外交部长郭泰祺的阴谋。实际上是蒋介石嫡系戴笠、胡宗南等的中伤與论”。
韩素音揭露说:“其实此类事情在国民党高层中早已司空见惯,戴笠本人也有着一系列的桃色事件,他把被她诱奸的一位姑娘毒打一顿,送进了他的一所‘学校’。连身居最高位的那位蒋介石,也被他的某位老三抓破了脸”。
郭泰祺曾被称为爱国的天才外交家,他的外交生涯包括1919年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曾任驻意大利公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外交部次长、驻英国大使等,1940年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中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任驻英全权大使期间,坚决反对英国对日妥协让步的绥靖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屡邀郭泰祺回国工作,郭因病未能成行,于1952年2月病逝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医院。
此事件后,窦学谦被新任驻加拿大公使刘师舜带到加拿大工作。这时,中国正进入抗战最艰难的阶段。日本几乎切断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所有联系渠道,使中国抗日战争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争取外援,打破日本围困中国的企图,窦学谦协助刘师舜公使为赢得加拿大人民的同情,使其出手援助中国做了大量工作。
后来窦学谦在加拿大嫁给了一位比利时皇家贵族成员,从此在家相夫教子。1945年3月4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则篇幅很短的消息:“昨天下午,前中国驻渥太华使馆随员窦学谦小姐与比利时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等秘书盖菲耶男爵在西四十七街433号的圣阿尔伯特罗马天主教堂喜结连理”。
窦学谦与丈夫和孩子在布鲁塞尔
窦学谦晚年生活在比利时,过着幸福而充实的生活,还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笔者曾于1997年和2002年两次去布鲁塞尔看望她,在她家小住。她喜欢聊天,汉语还是很流利的,只是多为老派用词。每当回忆自己经历中的中国岁月总是滔滔不绝,眼里时常闪着泪花。她感慨万千地说起小时在家中怎样受父亲宠爱,回忆在天津度过的少年时光,讲述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与周恩来、黄华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交往。一段段往事回忆无不流露出老人对故乡的眷念,对生养自己的这片故土一往情深。她为自己由于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一直没能实现回到祖国的愿望深感遗憾。2003年3月,窦学谦女士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因病去世,享年89岁。
1997年笔者和来奥地利探亲的女儿一起前往布鲁塞尔与姨妈相见。
窦学谦是我的姨妈,上世纪40年代离开中国。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家人都对这种亲戚关系讳莫如深。文化大革命后我通过在比利时留学的同学转交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一封信,希望他们能帮我找到生活在布鲁塞尔的姨妈。窦学谦的丈夫是比利时颇有名望的皇室成员,寻找起来不算难事,很快我就收到了姨妈的回信。她得知我的消息后特别高兴,但因为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无法相见。1993年我作为记者去维也纳常驻,姨妈热情地我去布鲁塞尔,我和来奥地利探亲的女儿一起前往布鲁塞尔与姨妈第一次相见。她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鲜为人知的经历,并给我看了她收存的大量记录她生平的原始资料。她许诺在她过世后会将这些资料全部送我。2003年3月她因病去世,她的子女给我当时在柏林的地址寄来讣告,我去参加葬礼,而我恰好在国内休假没有及时收到,以后我也没能再联系上她的家人。遗憾的是,我最终也没有得到她许诺的资料,我想一定还有很多事情我还未知,也许将永远不得而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想借此契机,追思为抗日救国做出过贡献的一代人中的一个代表,让我们感受到前辈们的爱国情怀。
注:笔者曾作为《中国妇女报》常驻维也纳记者和驻柏林特约记者,长期在奥地利和德国工作,已退休多年。
来源: 光明网
作者:向世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境界”既涉乎对象又离不开主体,是中国文化从目的、意义层面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中国哲学的境界追求,始终是学术发展与人格塑造的一大动力,突出了人生的意义所在。
“境界”意识肇端于先秦诸子。《论语》中关于尽善尽美、乐山乐水、孔颜乐处、曾点气象等的论述,体现了儒家先贤对于境界追寻某种程度的自觉。庄子的“逍遥”境界与儒家境界通常以善为内涵不同,他以“无待”的精神自由和心灵的舒适惬意为最高的境界。郭象注《庄子》提出“玄冥之境”的概念,意味着形上层面的“境界”思维由此开始。事实上,随着晋代佛经翻译而来的“境界”一词的正式露面,便是与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密切相关。佛教境界概念的特点,在主客观的相互联系,即境界不是与修行者、实践者无关的绝对外境,它与实践者实际是一共生和相互感通的关系。因而,在一般意义上,境界是因人而成立的、同时也是人所追求的对象物,它体现了人的修养所可能达到的(完善)程度。
进入宋明理学,境界又与对天理的“体贴”、心性未发已发的讨论、圣人气象的追寻密切关联。但是,直至现代社会,“境界”概念才真正绽放出它的思想价值。王国维于20世纪初第一个把“境界”作为专门的美学哲学范畴提炼出来,其《人间词话》讲词学的境界论,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尤其是他关于“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说”,乃现代第一种人生境界论。
王国维讲:“(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人间词话》第9则)类似于当年程颢自诩“自家体贴”出天理,王国维也是自诩自家“拈出”了“境界”。不过,王国维虽然“拈出”了“境界”一词,却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从他言说中可以获知的:一是对言不尽意说的继承;二是境界高于兴趣、神韵,双方是面目(末节)与根本的关系。这可说是王国维境界说的本体论基础,其思辨逻辑可以说是对魏晋玄学以来以本统末说的接续。
其中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就是陶渊明。王国维在他的境界说的类别——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境界之隔与不隔上,都突出了陶渊明的境界,而最后又归宗于“自然”。冯友兰概括说,《人间词话》提出的“意境”“不隔”这两个大原则其实只是一个,那就是意境。“隔与不隔是就意境说的,如果没有意境,那也就无所谓隔与不隔了”。又评论说,王国维论隔与不隔的数条诗句“都是作者的直观所得,没有抽象的概念,没有教条的条条框框,所以作者能不假思索,不加推敲,当下即是,脱口而出,这就是不隔。用抽象的概念加上思索、推敲,那就是隔了”(见《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意境的特点在人之意与物之境、或曰人之情与自然之景的浑然合一,境在这里已融入意之中,亦即主客合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是如此。如果需要抽象的概念推演和义理思索,那就是隔了。
对比一下东晋玄言诗代表孙绰的《秋日诗》:“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虽然是咏物寄情,从秋天肃杀的气氛和风声呼啸中走出了某种悲凉之景,也有一定的“自然”意蕴,但其在林野、远市朝的行为与他所怀有的心之淡然和对庄子濠上境界的追寻,着意渲染的色彩较浓,不离概念的思索推敲,这应该就属于隔。
陶渊明晚孙绰半个世纪,他的“境界”与孙绰等玄言诗人自然有别。陶氏在《饮酒诗》中所渲染的,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忘言”的境界,从庄子到嵇康都给予了描述,但总体上还停留于“得鱼忘筌”的意义上,是在“寄言广意”之后从功用的角度判定其不再为人所需,故而当忘;陶渊明则进了一步,强化了“真意”本不可辨的蕴含。“言”之被忘不是因为它已无用——得鱼之后的筌,而是根本就不需要,真意是在心境交融中自然呈现的。苏轼后来在《题渊明〈饮酒诗〉后》评价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望南山”显系人有意为之,而“见南山”则是“南山”自然呈现于心,用后来王阳明的话,可谓南山于心“一时明白起来”。此时的心境,无法通过语言析出谁是心谁是境,故“不隔”可以理解为人与境已融为一体,无言可以叙说。“写景如此,方为不隔”(第41则)。
陶氏有意无意间,由“篱下”到“山上”,托出的是一幅和谐惬意的静谧美景。“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第4则)。只有静下心来,才可能有悠然闲情。北宋周敦颐在其名篇《爱莲说》中虽称颂的是莲花,但他对菊花其实也是有所“爱”的,也因之惋惜陶渊明以后再也没有人去继承这份情缘了。在他的内心,是始终向往仙风道骨的隐逸生活的。他有诗称:“久厌尘坌乐静缘,俸微犹乏买山钱。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周敦颐集·宿山房》)这就不难理解,对于“乐静缘”而“徘徊真境”的周敦颐来说,他自然是要既讲“无极”又需要“无欲”,由此“二无”而走向他的“主静”境界的。
从陶渊明到周敦颐,突出的是真意、真境和真性情,而“自然”则贯穿始终。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是魏晋时期的理论热点,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陶渊明归隐田园,也是从实践上对名教政治的摈弃。按陈寅恪概括的“谓旧自然说与名教说之两非”的陶渊明“新自然说”(见《金明馆丛稿初编·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重在人与自然的一体,不赞同名教对自然的约束。陶氏号称“忘言”和“无我”,便是建立在这浑沦一体的境界基础之上。
从哲学的思辨说,无我之境区别于有我之境的关键,在从何角度去观物。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第3则)不论是“以我”还是“以物”去观物,“观”都是属人的,故有世界“观”、宇宙“观”云云。但是,“以我”去观物,人难免有前见掺入,将主观情绪强加于物;同时,有情就可能有蔽,有蔽则有昏,结果便是“我”之情干扰了物之性。最初考虑这一问题的邵雍,便认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见《观物外篇》下之中)。所以,“观物”不当以目、以心之“我”去观,而当循客观之理去观,做到“因物”而“无我”,忘情而复性,“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观物内篇》)。问题的关键,在如何摒除个人情感的干扰,“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发而中节者也”(《观物外篇》下之中)。“发而中节”,在《中庸》是联系着人的喜怒哀乐之情的,是由未发到已发最理想的状态;而在邵雍,则是依循天道本性的情性自然流淌和从容中节。但在根本上,这也是符合主流社会的价值规范的,带来了“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的良好精神风尚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宋史·道学一·邵雍》)。那么,即便是讲“无我”,但喜物、悲物仍带有道德的潜意识在其中。邵雍之“安乐”,作为一种精神洒脱和心境超然的圣贤境界,在一定意义上可与周敦颐要求少年二程“寻孔颜乐处”相呼应,为正在兴起中的理学的人生境界说和性情修养工夫奠定了基础。
喜怒哀乐之情需在“发而中节”的情境下才能得到肯定,王国维于此却并不认同。他虽然移植了邵雍“无我”的“观物”心境,但在更为彻底的“自然”心态下,认为只要是反映人的“真”性情,其喜怒哀乐本身就是一种境界,而不需要道德的选择在其中,所谓“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第6则)。“真”是“美”的核心,真美一致,却无关乎善,这是王国维境界说的一大特色。事实上,他所欣赏的陶渊明,本来也正是如此。陶氏之“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应该说也反映了王国维自己的心声。
不过,“立善”既然为人所歆慕,“善”本身便不是一个贬义词。一方面,在全部《人间词话》(含未刊稿和删稿)中,均无直接论及善和德行之言。似乎要讲真美,就需要与“善”相割裂,讲道德就不是真性情了。但另一方面,王国维也提及:“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人间词话》第45则);“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人间词话未刊稿·八》)在前一条,苏轼、辛弃疾的词气量宽宏、情趣崇高,这尚且还可仅仅从文学和审美上议,但伯夷、柳下惠之风骨,却主要不在文气,而在德行了。还在孟子当年,伯夷、柳下惠二人就因为自身的德行而被归入到了圣人的行列。后人赞许伯夷、柳下惠,也在于德而非文。至于后一条,与扼杀文学天才相呼应的杀许多善人的社会习惯,哪朝哪代都不罕见,表明王国维对于不堪于善的社会道德沦丧一定程度的谴责,或许披露了王国维的境界说也暗含有一定的道德考量,但这属于有意还是无意,不是那么好确定。事实上,该评价本身在其全部《人间词话》中并不显眼,后一条还属于未刊稿,故容易让人忽略。毕竟,他直接推崇的境界,是无关乎善的真景物、真感情。
就此“真情”言,王国维最为欣赏的是纳兰性德那样能够“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其缘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人间词话》第52则)。这个“真切如此”,明面上是指没有受到汉地注重格律和过度雕饰的文风的影响,但是否也预示着王国维的境界论对作为“自然”对立面的“名教”所承载的善和德性的某种不屑,仍是一个值得斟酌和思考的问题。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28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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