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大学问读后感》,（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06 12: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大学问》读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主题：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读后感主题，是围绕书中的某个观点、人物、情节进行阐述，还是对整本书的感悟。明确主题有助于使文章更有条理。
2. 结构清晰：一篇优秀的读后感文章，应具备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书籍背景和自己的阅读感受；主体部分重点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感悟；结尾部分总结全文，点明主旨。
3. 详实论述：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要结合书中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可以引用书中的名言、事例、情节等，以增强说服力。同时，要注意论述的逻辑性和条理性。
4. 表达真情实感：读后感是个人对书籍的感悟，因此要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情感。可以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5. 避免抄袭：在写作过程中，要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避免抄袭书中的内容。可以适当引用，但要注意注明出处。
6. 语言规范：作文语言要规范、简洁、准确。避免使用口语、俚语等不规范的表达方式。
7. 适当引用：在论述观点时，可以适当引用书中的名言、事例、情节等，以增强说服力。

世界读书日丨每一个会写故事的人都有个有趣的灵魂

故事是什么？有人说，那是让人类活下来的一种方式。在漫长的探索和进化的过程中，如若没有故事的话，我们该有多么乏味。故事是什么？或是在咖啡馆里你随意翻开的一本书，或是在深夜脑海里浮现的斑斑场景，又或者，就是身边的朋友，你们一起三言两语碰着杯，一饮而尽有些醉。这样的说法，或许更贴近我们的内心。

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故事都有所不同，它们中间一定有我们似曾相识又不曾触摸的另一面，就像那些善于写故事的人，也有着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它们和他们，就像夜里的酒和清晨的花，平淡又真实，美好又残酷。

写作废柴与躺赢玩家——起跑线算啥？能起飞还是咋滴……

提到东野圭吾，你最先想到了什么？日本推理小说界扛把子？相比推理，东野自己的人生哲理更加被人称道。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会选择“废柴”。

小时候我们经常会被父母“批评”：“少看点电视，多看点书，成大学问家！”那个时候我们如果知道东野圭吾的故事，断不会被父母逼到墙角，拿起本书来假模假样地阅读。

作为第一代电视儿童的东野圭吾，十分痛恶纸质书阅读，在他眼里，《铁臂阿童木》更有意思。来看一段东野圭吾阅读《伽利略传》的读后感吧：“科学伟大→科学以外的学问啥也不是→语文之类的不学也无所谓→语文就是读书→所以不读书也无所谓”。其实我也可以来：“动画片好看→动画片以外的东西啥也不是→读书有啥用→读书也读不出个啥来→所以不读书也无所谓”。

而谈论起东野成为作家的梦想，也是让人大跌眼镜，“写小说不花钱，可以边工作边写，如果能得奖，说不定有大笔稿费收入，也许还能买房”。地道“废柴”言论，不过我喜欢！任凭再有腔调的少年，谁还不是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劳碌呢……

相比东野的“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历，更像是“别人家的孩子”。原生家庭幸福美满、一生生活衣食无忧、世界各地到处旅行，还时不时和英国女王共进晚餐……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平平无奇”。除了为情所困离家出走被登上报纸的那11天，她这一生，毫无波澜。

人家连离家出走都能连登报纸11天，回头看看自己，都是泪。其实阿加莎·克里斯蒂也是个普通人，和普通英国人一样爱养狗，爱看歌剧，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渴望长长久久的爱。也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同时创造了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两个名侦探角色；成为了第一个站立冲浪的英国女人；创作出了《帷幕》《神秘的别墅》《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惊世名作。

逗哏奇才、捧哏巨匠与“家族败类”——文学源于生活，是真的源于生活

传统相声里总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那么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文学，也必如此。一捧一逗能为我们带来欢声笑语，一行一字也同样拥有魔力。

有着中国科幻第一人之称的刘慈欣，应该可以说是中国想象力最为丰富的人了。得过银河，拿过雨果，捧过星云。而手捧“科幻文学界的诺贝尔奖”的他，其实是个实实在在的逗~

有人问过他，“如何成为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大刘很正经地道：“首先你得找一个既有钱又过得清闲的工作，你要是每个月都从银行拿利息，在家无所事事，想象力肯定会丰富起来的”。听君一席话，胜读一席话的感觉。像极了相声里的逗哏，站在那里说句话，就是笑料。

逗哏有来言，捧哏得有去语，拿过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的余华站了出来。有人问余华：“给《活着》这本书打几分？”“9.4分。”再问：“剩下的0.6分呢？”“去问问那个豆瓣吧！”捧哏的一语致命，演绎地淋漓尽致。我想，有无数的读者同我一样期待这两人来上一场对话，应该不比一场相声带来的包袱少。

相对于以上二位发出的捧逗言论，伊塔洛·卡尔维诺基本站在了一个“上帝”的视角，客观地看着这个世界，辩证地看着自己。他曾经自嘲：“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受到尊重，我是败类，是一个从事文学的人”。也正因为童年亲近自然的生活，卡尔维诺的作品中总是充满着童话色彩。

正应了前文所说的，文学来源于生活，是真的源于生活。因为有了在生活中的种种趣事、各异环境，才使得作家们笔下如有神助，创作出了诸多“看得见又好像抓不住”的文学作品。

偏科文豪与口红女王——你有所恨，必有所爱

曾几何时，你是否爱过一个东西无法自拔，恨过一个东西备受煎熬？文坛上还真有这么两位，爱到发狂，恨到发疯。

偏科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多少时候，因为偏科，受到老师的责备，家长的误解……但是有这么一位文坛大家，同你我一样，让偏科给折磨惨了。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重度偏科患者。对于数学，他的评价是“憎恨”！曾经说：“7和9的加法口诀，我怎么也记不住。我永远学不会除法或求平方根”。但是对于诗歌，马尔克斯看上几遍便可以倒背如流，可以说这是一位骨子里流着“偏科血”的人士。就算这样，马尔克斯依旧成为了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获得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著作了《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名著。

相比马尔克斯对数学恨到无以复加，张爱玲对口红可以说是爱到狂热，民国“口红狂魔”的称号实至名归。第一次拿到稿费，就立刻去买了当时最时髦的唇膏，她的遗物中最让世人印象深刻的也是那一大堆名牌口红。性格清冷的张爱玲，在生活中把所有的热情都寄托在口红上了，口红是她窥见欲望的一道小口，口红的红就是她的生命之火。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还能保持一颗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心，只要还有口红可以用，冰激凌可以吃，哪怕日子再难，生活总还是有希望的。

我们听过了太多的故事，它就像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娱乐形式，带给我们瞬间的快乐与悲伤，无限的欲望和满足。正因为有了故事，这个世界拥有了另外一种运行模式，在影响着我们的认知，改变着我们的处事。而那些故事背后的人，那些最会讲故事、写故事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可以延续很久的故事。

来源： 东方网

专访｜李泽厚：做思想家，需要有学问的积累

李泽厚作为八十年代思想界领军人物，对文化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带着面对问题应该如何前行的思考，李泽厚先生还有话继续要说，我们的这次访谈，也谈及了李泽厚思考与写作的方方面面。

李泽厚，哲学家，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

八十抒怀

在家里无为而治

新京报：我们先从两个“80”聊起吧。第一个“80”，是你今年已经八十岁，有何感想？

李泽厚：我已经不能再年轻，我们这一代人都牺牲掉了。三十年或五十年，在历史上看来是一成不变的瞬间，但是人的一生有几个三五十年？我喜欢很多剧烈运动，骑马、冲浪、蹦极，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

新京报：你在美国的家中还放着骷髅？

李泽厚：是啊，我一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面对死亡。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

新京报：用什么心态看待死亡？

李泽厚：我曾经说过人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发，没有痛苦就死掉。其实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快乐地活着。

新京报：说到养生，你用什么方法？

李泽厚：我曾经到同仁医院看病，遇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中医，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中医。别人都觉得老中医一定好啦，结果不行，反而是年轻的中医给我一服药就治好了。我知道现在年轻人是怎么学习中医的，他们已经不像以前那种手把手的教学，现在学中医还要学西医的一些理论。西医的治疗方法，例如B超，可以帮助诊断病情。而中医强调个体差异，讲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是现代科学还不能够解释的。

新京报：现在打着中医和养生的旗号行骗的人很多，比如张悟本。

李泽厚：那不是真正的中医，所以方舟子打假很有力，指名道姓，有根有据，毫不客气。但是方舟子讲取缔中医，那是绝对错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人都不相信针灸，认为不科学，现在美国医生也在搞针灸，因为确实有效。按照现代科学，人体的经络系统确实找不到，无法证实，这是因为现代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解释中医的地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讲，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就相当于西方的辨证逻辑，都是一种概括性的对事物的认识。希腊人放血治病，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近代科学跟希腊一些理论是有关系的，其来有自，但近代科学主要从培根以后，讲究实验，追求普遍性，不管什么人，得了同一种病都吃同一种药，这就绝对化了。所以我讲“西体中用”，因人而异。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财富？

李泽厚：我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不会追求奢侈、穿名牌。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住最高级的旅馆，开最好的车，也许是需要显示自己的实力。我是做学问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前几天我看到商店里有60万元一块的手表，60万戴在手上多不舒服？现在就是人为物驭，你买一个物，反而做了物的奴隶。

新京报：谈谈你的夫人和儿子吧。

李泽厚：我马上要金婚，哈哈，能不能活到金婚还不知道。我们是1963年结婚的。在家里，我向来尊重太太，比如我们结婚十年才生小孩，就是她坚决不愿意早生。小时候她生活条件不好，带小孩有点怕，我就完全听她的。本来我希望有两个孩子，她坚决不要，我也只好放弃。哈哈，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儿子学计算机，根本不看我的书，连《美的历程》他都没看过，说没兴趣。我也尊重他，从来不要求他看。在家里，我就是无为而治。

八十年代

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

新京报：继续聊第二个“80”——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思想解放，出现“美学热”。今天再回望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你有怎样的感触？

李泽厚：做学术研究，我主张首先做小题目。八十年代我带过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是《论艺术》，我看了大为生气，对他说，你还不如写个《论宇宙》好了。他听我说这一句话就知道，我把他整个论文都否定掉了。

当时也有人说我：“你要别人做小题目，你自己怎么老做大题目？”哈哈，我也是先从小题目做起的。五十年代我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1955年发表文章，我是从1952年就开始研究，这三年间材料积累相当多。那时候我都是看原始材料，线装书。要做卡片都没有钱买，就拿一张非常薄的纸，非常便宜，抄下来以后把它分类，剪开以后再贴到一个破报纸上。

新京报：当年做学问的物质条件确实很艰苦。

李泽厚：那时候借书也很不方便，我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每个学生只能借五本书。我就想办法，借了一个老师的借书证，就是任继愈先生。因为图书馆规定老师可以借三十本，我用任先生的借书证，每次弄一大堆书出来，要一个大袋子，分两趟背回宿舍里。

当时我有肺病，学校把我们得病的学生隔离在一栋楼里，两个人一间宿舍。楼顶层还有一些没人住的房间，为什么没人住？因为有个斜下来的大屋顶，靠墙这边很矮，蹲下去都没有空间，窗户很小，白天也要开灯。我发现了这种房间，就破门而入！在那里一个人看书，谁也不来往，抄了很多最原始的资料。我一直强调要重视资料，这都是硬功夫、苦功夫。

新京报：你还讲过，八十年代以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李泽厚：现在好像连学问家都没多少了。八十年代之前当然思想家难做，我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是通过康德。比如我有一批手稿带到美国去，其中讲康德的这本书是什么意思？人家都以为我在讲康德，其实我在讲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个内涵，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看出来。

学界批判

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是好事

新京报：你对当下的学界，包括大学，提出过很多批评意见。

李泽厚：是的，我讲对于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建象牙之塔”，恢复大学精神。比如北大把金庸、成龙都聘为客座教授，教授治校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荒唐事情？

新京报：这种乱局的责任在于谁？

李泽厚：首先是大学校长要负责，校长不懂什么叫学术吗？国家定那么多项目，投入很多钱，大家就是在分这些钱。你看现在书籍的装帧都非常精美，但是里面没有学问，只有垃圾。学者们忙着上电视，忙着开各种会，哪有时间做学问？

新京报：你对《百家讲坛》这类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节目怎么看？

李泽厚：一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我认为是好事。当年搞“文化热”的时候，有人就说中国出现这么多问题，责任在传统文化，在国民性。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意见，我觉得文化没那么大责任。如果一律简单地归罪于文化，那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不就逃脱罪责了吗？这个看法当时没有人接受，我被骂得一塌糊涂。现在的问题也是这样，责任不在于这些文化传播者，而在于大环境的变化。

新京报：批评声音也很多，你会在意吗？

李泽厚：别人对我怎么评价都可以，讲出理由就行。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子，一视同仁，众生平等。比如我的学生都知道，在我这里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不过当代学人的心态有问题，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互相攻击。有人是老师不出面，指使学生去发表文章，这就太可笑了。

理论交锋

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新京报：看来你与自由派和“新左派”都有理念上的分歧？

李泽厚：1999年我在《己卯五说》里面有篇文章，讲到我跟自由派、新左派的区别，现在十年过去了，有必要进一步引申。我也讲过“情本体”，这是“中用”，但现在觉得还不是“情”的问题，而是理性不足。但我也不同意自由派提出的“天赋人权”。

新京报：为什么不同意“天赋人权”呢？

李泽厚：其实没有什么天赋人权，西方也没有。古希腊奴隶社会，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便杀掉，哪有什么人权？“天赋人权”恰恰是近代人想出来的概念。

新京报：那么你怎么看新左派的观点？

李泽厚：我和新左派相同的地方在于，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现代化不是美国化。但是这十年来，我和新左派的距离拉大了，为什么呢？他们讲的东西就是照搬西方的后殖民、后现代。我所讲的走中国道路，恰恰不是这种。

目前的情况就是，新左派搞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绝对价值，每种文化都有道理，所以裹脚也是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好的——我反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采写｜ 武云溥

编辑｜涂志刚；走走

导语校对｜卢茜

正文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