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招搞定《教育思想的演进》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07 08:1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教育思想演进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主题：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即教育思想的演进。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
2. 确定时间范围：教育思想演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范围，以便于论述和分析。例如，可以从古代教育思想到现代教育思想，或者从某个特定时期的教育思想到另一个时期。
3. 收集资料：在写作前，要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包括教育思想的历史背景、代表人物、主要观点、演变过程等。可以通过阅读书籍、查阅文献、上网搜索等方式获取资料。
4. 分析教育思想演变的原因：在论述教育思想演进的过程中，要分析各个时期教育思想产生和演变的原因。可以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5. 比较教育思想：在论述教育思想演进时，可以将不同时期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点。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教育思想的演变过程。
6. 举例说明：为了使论述更加生动具体，可以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案例进行说明。例如，可以介绍孔子、孟子、荀子等古代教育思想家的观点，以及现代教育改革中的成功案例。
7. 结构清晰：作文的结构要清晰，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教育思想演进的背景和意义；正文部分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始于孔子？一文回溯古今教育思想的演变

先秦儒家教育思想论要

赵雪波(注：赵雪波，2007级博士生。指导教师：黄克剑。）

真正的教育并不以传授特定的技能为其最终目标，这样的教育因于人性之自然而将这自然导引向某种虚灵的应然之境，从而成全人的赋有个性的生命。以此相衡，虽然中国之有学校，可以追溯至周代甚或更早的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却是从“专行教道”（注：《淮南子·主术训》。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的孔子开始的。

一、孔子之前中国教育思想之主旨

黄克剑先生曾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的自觉发端于孔子。（注：参见（注：黄克剑：《〈论语〉解读》，3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孔子之前，中国人人生关切的重心在于“命”，而在孔子以“仁”立“教”之后，“道”开始成为世人人生眷注的重心所在。“命”在中国古人那里关联着某种难以逆料的遭际。关注于这遭际，人在现实中遂或主动或被动地致意于求生避死、趋福避祸、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无论实物资料还是文辞资料都反映出，上古时人的思想是笼罩在“命”意识之下的。以史迹为证，中国上古时期曾经出现过数量庞大的甲骨卜辞，后来更产生了“人谋鬼谋”（注：《易·系辞下》。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的《易》。《易》为卜筮之书，而占卜与筮卦的主要目的无疑是要对当事者的赋有命运感的可能遭际作某种预测。此外，在初民的“帝”崇拜、祖先崇拜甚至周人对“德”的崇尚中，也充满了对“命”的敬畏感。“帝”曾是中国先民的至上神，甲骨卜辞中已经多有“贞：大甲不宾于帝”“贞：下乙不宾于帝”“贞：咸不宾于帝”“贞： 咸宾于帝”“贞：大甲宾于帝”（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28247，28249，794，28511，67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等辞句，显然殷人认为“帝”拥有护佑或惩罚下民的能力，殷族兴起的原因在于受“帝”之“命”，故而连殷王本人也要以是否“宾于帝”占问。“帝”虽被人作为至上神膜拜，但“帝”的原型却是花蒂。（注：清人吴大澂指出“帝”字“像花蒂之形……蒂落而成果，即草木之所由生，枝叶之所由发。生物之始，与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吴大澂：《字说·帝字说》，（注：转引自（注：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13页，北京，线装书局，2006）。又黄克剑先生进一步揭示“帝”崇拜的底里说：“先民们心目中的至上神‘帝’由神话花蒂而来，花蒂却又是植物结果、生籽以繁衍后代的生机所在。‘帝’崇拜，说到底是对生命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寄托了崇拜者对生命的珍爱和对生命的秘密的眷注。”（《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13页）蒂落而结果的神秘现象吸引着古人探究“生”的秘密，而“帝”的可以降下“百祥”或“百殃”的说法则代表着这探究最初的答案。“命”在这里无疑指示着“生”的祈向上的某种终极性设定，人格化了的“帝”，不仅能“生”，抑且能主宰人的命运，是以受到人的膜拜。

古人祭祖历来多为祈求福佑，如《诗》中多“汤孙奏假，绥我思成”（注：《诗·商颂·那》。 （注：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注：《诗·商颂·烈祖》。）等诗句，而卜辞中亦多“其求年于夔”（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28249。“求雨于上甲”（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672。）等记载。虽然目前学者们在祖先本人是“帝”抑或只是具有神能的“帝”的中介人这一点上观点有异（注：秦照芬认为：“在殷人心目中，先祖死后当升于天，在帝左右，因此具有帝之神能，可以降苦受佑。换言之，殷人之祖先死后可以‘配祀上帝’，当然也就可以成为殷人与帝之中介人。”（秦照芬：《商周时期的祖先崇拜》，8页，台北，兰台出版社，2003）而林惠祥则认为：“祖先崇拜是鬼魂崇拜中特别发达的一种，凡人对于子孙的关系都极密切，所以死后其鬼魂还是想在冥冥中视察子孙的行为，或加以保佑，或予以惩罚，其人在生时虽不是什么伟大或凶恶的人物，他的子孙也不敢不崇奉他。”（林惠祥：《文化人类学》，2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但在祖先崇拜反映出上古时人认为祖先左右甚至决定着子孙命运这一点上的看法则是一致的。虽然祖先崇拜的发生可能有多种原因，但对“命”的问讯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周人尚“德”的观念中同样体现出古人对“命”的关切。过去周人尚“德”曾被当作中国先民思想开始摆脱外在的“帝”“天”观念束缚的主要例证之一，但如果从上古时人崇拜的整体状况来看，则这种观点显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个毋庸置辩的事实是：周人在尚“德” 的同时似乎更注重尊“帝”而崇“天”（注：以《诗》为例，《诗》的形成约在周初至春秋中叶之间（用聂石樵、黄克剑先生观点），其中提到“帝”“天”的数量远远超过提到“德”的数量。《诗》全篇提到“帝”42处，基本为“上帝”的用法；提到“天”165处，其中言自然之天11处；合“帝”与人文意义上的“天”共207处。《诗》全篇提到“德”71处。即使是在部分篇章可能形成较晚的《尚书》中，言“帝”“天”的数量也比言“德”的数量多得多。《书》全篇提到“帝”125处；提到“天”279处；提到“德”125处。），并且，与“德”在后来主要与人的品格、境界相关联不同，周人的“德”与命运关联得更紧密。“德”对于周人来说意味的是另一种可以获致上天宠眷或避免其惩罚的行为准则。如《诗·大雅·皇矣》是“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注：朱熹：《诗集传》，《朱子全书》，第一册，66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的，而《皇矣》将周三代先王之德归为“帝”“天”之所命，故而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度其心”“帝谓文王” 等诗句。古人以“德”卫“命”的用意在《左传》中亦有记载，而且比《诗》之所吟更为突出。《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大夫里克说：“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国为与楚国争长而选帅，晋卿赵衰推荐“说《礼》、《乐》而敦《诗》、《书》”的大夫郄谷，赵衰认为“《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这里的“德”被明确表述为求“利”的根本手段。趋利避害本就是一种意图获致更佳命运的行为，以“利”言“德”，表明孔子之前的周人仍处于“命”意识的笼罩下。

在“命”意识的笼罩下，上古教育自然以维护部族之“命”为其主要目标。从学校形制上看，上古学校“辟雍”（注：蔡邕《明堂章句》：“取其周水圜转如璧，则曰辟雍。”蔡邕撰，陆尧春辑：《蔡氏明堂月令章句》，陆氏小蓬山馆，嘉庆三年刻本。）或“学宫”选址于水沼西南，四面凿池以环水，池上建四桥以通内外，中间则建东西南北四室以教学，这种形制极似古代举行重大典礼的“明堂”。虽然这一点现在仍未最后定论，但上古“大学”在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等课目的同时也作为国家举行祭祖典礼的场所却是可以肯定的。如《礼记·王制》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而鲁国即曾在泮宫举行献俘仪式（注：《诗·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不告于讻，在泮献功。”），显然，献俘的仪式在这里也是学校所“教”的一部分。再从学习内容上看，由典籍可知，上古尤其是周代学校教授的内容首重礼乐，而礼乐的出现本就与“命”意识笼罩下的人们祈求神灵与祖先的护佑分不开。《说文解字》释“礼”为“事神致福”（注：许慎：《说文解字》，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王国维进一步考证说：“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注：王国维：《释礼》，《观堂集林》卷六，2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礼”在最初可能仅仅是一种“祭祀神灵以求赐福的仪式”（注：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22页。），其随后则发展为一整套关于人神关系及由这关系确定的人伦关系的规范。以周代学校中举行的“饮酒”礼为例，“饮酒”是当时学校中最隆重的典礼之一，在地方学校中举行于元日，在国家“大学”中更有周王亲自参与，每年举行四次。（注：王应麟称：“凡一年之中，养国老有四，皆用天子视学之时。”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一三《学校三》，207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饮酒”的仪节是宴飨有德行的长者，而其目的则在于“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注：《礼记·乡饮酒义》。（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周人认为尊奉老人代表着一种“合理”的人伦秩序，而这种人伦秩序的施行是为神所赞许与护佑的，故而《礼记·文王世子》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德也”，孔颖达也将“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注：《礼记·射义》。）解释为“乡饮酒，谓《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也”（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420~421页。）。古人认为“饮酒”之“礼”的施行情况关联着国家的命运，所以“饮酒”才会一直被作为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受到重视。

与“礼”的起源相近，“乐”的来源也与古人对“命”的关注分不开，“古人‘事神致福’常会以‘乐’相伴。《周易》豫卦象辞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说的就是‘乐’的缘起和效用。如果说‘礼’侧重于一种神与人、人与人的伦常秩序的规定，‘乐’的作用就在于熏陶处在这伦常秩序中的人的心灵和情致”（注：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22~23页。）。古人教“乐” 以事“神”的目的很明显。周代“大学”有“瞽宗”的别称，《礼记·明堂位》：“瞽宗，殷学也”；《礼记·文王世子》：“礼在瞽宗，书在上庠”。韦昭解释“瞽宗”的由来说：“古乐正，知天道者也，死以为乐祖，祭于瞽宗，谓之‘神瞽’。”（注：《国语·周语下》。韦昭注：《国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故而《周礼》中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注：《周礼·春官·大司乐》。（注：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三十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的说法，可见“乐”的教授实际上也是为了启示受教者领悟人神分际以安“命”而设立的。由上古学校的形制以及“礼”“乐”之教的内容可以看出，至少在周代中期以前，教育是笼罩在“命”意识之下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古的教育思想中不含有别的因素，否则子思、孟子等人也就无法对三代甚至更早时代教育的主旨从儒家的角度进行追溯了，但毕竟“命”才是这一时期教育之指归。

二、由“命”而“道”的发生

对“命”的关切是孔子以前的古人人生眷注的中心，但在人的观念主要为这眷注所主宰的同时，“善”，一种不只在功利意义上所说的“好”，也渐次受到重视。《左传》隐公六年记陈桓公不与郑国交好，引“君子”语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左传》宣公十六年记大夫羊舌职的话说：“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是无善人之谓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以上三则材料虽然仍局守着“德”以致“福”、“恶” 以招“祸”的格局，但其中所称说的“德”“善”却已有一种独立价值的味。“福”“祸”在这里意似随人行“善”或行“恶”而至的遭际。

明确认为人生有功利以外的其他独立价值的话语出现在晋国执政范宣子与谥号为“穆”的鲁国大夫叔孙豹的一次对话中。《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丏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家族享受“禄之大者” 的“世禄”代表着人对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需求得到极大程度的满足，不能不说这已经是很有利的“命”了，但叔孙豹却认为“世禄”的价值还并不就是人生最高的价值，他认为人生最高的价值应该是“不朽”，而“不朽”分为三等，分别为“立德”“立功”“立言”。享受“世禄” 与“立德”“立功”“立言”相比最明显的不同在于“世禄”的享受意味着索取，而“德”“功”“言”的所“立”则带有给予的意味。叔孙豹认为给予所蕴含的价值反而高于索取所蕴含的价值，从“利”的角度着眼，这是讲不通的，亦即是说，他对人生价值的判定与以往相比开始有了某种根本的不同。不过，史籍中这一类记载只零星地出现在大量探讨生死祸福的文字中这一事实也反映出，对人生价值的新的判定在西周以至春秋时期的人那里也许还只是处于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状态。只是到了后来，如孔子这样的“轴心时代”的伟大哲人以人生“境界”的意义启迪世人之后，一种对人生价值的新的判定才在中国人这里达到真正的自觉。

“轴心时代”是20世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对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特定时代的称谓。这个时代之所以被称为“轴心”是因为“它之前的所有时代都向着它而趋进，似乎都在为它的到来做一种准备，它之后的所有时代又都一次次地回味于它；这时代俨然是它前后那些时代环绕的轴心”（注：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5页。）。黄克剑先生曾论述它的究极意义说：“在这个可以‘轴心’相喻的时代，东西方民族都曾出现此后的人们再也难以企及的伟大圣贤或哲人，如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犹太人中的耶稣、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这些圣贤或哲人把那个时代汇聚的精神陶炼为一种生命的智慧，为他们所在民族确立了从那时以来一直作着文化创造的价值神经的人文教化。如果用比较文化学的眼光去看，‘轴心时代’所确立的教化虽然无不带着民族的印痕，却都有着对于整个人类文化史来说更普遍的意义。它们的共通底蕴在于，先前人们只是更多地顾念人的可能的‘命运’，而这之后，人生当有的精神‘境界’开始成为人们的又一重终极眷注。大体说来，‘命运’问题是‘人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的问题，‘境界’ 问题是‘人生的意义何在’——由此引申出人应当如何理会当下而又超越当下——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从人生的终极处问起的，因而构成人生其他一切问题的辐辏。‘轴心时代’的圣哲们第一次把人生‘境界’问题启示给了人们，这意味着对‘命运’意识的某种超越——尽管‘命运’ 问题并未就此隐去，但往后，人们对‘命运’的寻问再也脱不开对‘境界’的关切。”（注：同上书，5~6页。）亦即是说，在轴心时代之前，中国古人的心灵是一直笼罩在“命”意识之下的，只是在孔子等轴心时代的哲人觉悟到追求“境界”的意义并以之教化世人以后，人们才真正自觉到“命运”并不是人生终极关切的唯一重心所在，人在面对“命运”的同时，还应该致力于提高“境界”，叔孙豹所提到的“立德”，实际正反映了人的一种“境界”向往。关注于“命运”与眷注于“境界”在取向上是不同的，“同是起于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关怀，智慧在‘命运’上的投射是外扑的，在‘境界’上的觅求则属于心灵之光的反观自照”（注：黄克剑：《从“命运”到“境界”——苏格拉底前后古希腊哲学命意辨正》，《黄克剑自选集》，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命运”关切使人将心力投注于与人发生对象性关系的环境，人与环境的关联属于人生的“有待”维度（注：黄克剑先生曾指出，在价值形而上学的视野下，广义上的人的生命的文化存在是由两个相对独立的人生维度（或曰向度）构成的。人与外部环境的关联，构成人生命的一个维度。在这一生命维度上，人的价值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人自己，也还受到环境的制约，故而此维度可称为“有待”或对待性维度。与此同时，人的生命中还有自我审视与自我反省的一维，这一维度不与外部环境发生直接的关联，而只是人由反观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实现的“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心灵的自我督责，人格的自我提升，境界的自我超越”，故而此维度可称为“无待”或非对待性维度。参见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27~28页。），人在这一维度上不可能完全做到自作主宰；眷注于“境界”却不同，人对“境界”的觅求只在于人的自我督责，它属于人生的“无待”维度，人在这一维度上的进取完全在于人自己，并不受制于生存境遇。这也即是说，对一种当有“境界”的致意为人在面对“命运” 的当下以求超越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超越的过程中，人获得了作为“人”的真实意义。对“境界”的觉悟必至要求人对“有待”“无待” 这两个相互独立的人生维度上的价值做出相应判断，这判断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从这一角度来看孔子的教育思想，可以发现他所教给学生的，首先是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所谓“生命智慧”，即是从这里说起的。

三、先秦儒家对人生价值重心的措置

孔子以前的教育总体上是笼罩在“命”意识之下的，孔子之“教” 则以使人觉悟一种虚灵的“境界”为指归。笼罩在“命”意识之下的教育相应于人对“有待”维度的追求，以觉悟“境界”为宗旨的教育则提示人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无待”维度上，并由此对分属两个人生独立维度的价值作出新的措置。先秦儒家教育导人移易人生眷注重心的这种用意，在孔子及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人所作的“义利之辨”“穷达之辨”“死生之辨”中显得分外明确。

孔子极重视“义利之辨”。对于“利”，他本人是坚持“义然后取”（注：《论语·宪问》。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的。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论语·里仁》。）他虽认可人追求富贵与厌恶贫贱的心理，但同时也告诫人们，获得富贵与去除贫贱都必得有一个前提，此即合于“道”。对于孔子来说，为人所敬仰的君子与为人所鄙视的小人正是在以求“道”为先还是以求“利”为先上区分开来，故而他反复提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注：《论语·宪问》。）“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注：《论语·里仁》。）。曾子继承了孔子在“义利之辨”上的态度，他说：“鹰隼以山为卑，而曾巢其上，鱼鳖鼋鼍以渊为浅，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饵也，是故君子苟无以利害义，则辱何由至哉？”亦即是说，“利”往往构成败坏“义”的诱因，故而曾子提醒人“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注：《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十三经清人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子思学派在“义利之辨”上的态度也很分明，《礼记·缁衣》云：“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仁不坚，而恶恶不著也。人虽曰不利，吾弗信也。”（注：《礼记·缁衣》，并见郭店楚简《缁衣》。）在子思学派看来，君子取人的标准首重其人是否“好仁”“恶恶”，而不是首先考虑是否对自己有利。孟子也承继孔子、曾子、子思对“义”“利”的观点，他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注：《孟子·尽心上》。焦循撰：《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孟子并不是要人彻底舍弃“利”，但他也明确指出一个人如果只知道逐求“利”，那将成为像盗跖一样为人所不齿的小人，一国之人如果都以追求“利”为先，则势必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局面，故而他指出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要懂得以“义” 为先的价值。与以上几位大儒相比，荀子对“利”的价值看得更重些，但荀子同样明确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注：《荀子·荣辱》。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9。）。荀子指出：世道的治乱只在于世人追求“利”的心理与追求“义”的心理孰先孰后罢了。（注：《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由此，荀子提出一种“欲恶取舍之权”（注：《荀子·不苟》：“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大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要人在见到“利”的时候多思考其有害的一面，最终做到“欲利而不为所非”（注：《荀子·不苟》。）。“义”所体现的人生“无待”维度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追求“利”必须以符合“义”为前提，这是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辨”上一致的观点。

“穷达之辨”是贯穿先秦儒家教育的又一重大主题。困窘或通达不仅关联着一个人由其真实的社会地位所赋予的尊严，而且关联着一个人的抱负。儒者的志向在于教化天下，“达”对他们来说当然也就格外重要，然而真正的儒者并不一味执着于“达”。以孔子为例，为传道布教于天下，孔子非常需要有一个能够借以行“道”的职位，为此，他甚至曾认真考虑是否要接受背负叛臣之名的公山弗扰和佛肸的召请（注：《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然而孔子却又曾几次主动弃职而去：“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注：《论语·卫灵公》。）；“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注：《论语·微子》。）。孔子的辞仕，主要并不在于当政者不能相容或自己不受尊崇，而是他看到留在职位上已经无助于推行“道”，为了实现自己使“天下归仁”（注：《论语·颜渊》。）的夙愿，孔子宁愿主动放弃禄位而选择受“穷”。孔子以生命化的方式显示了自己在“穷”“达”问题上的态度：不被命运的“穷”或“达”所局限，可以为“道”而“达”，也可以为“道”而“穷”。与孔子对于人生“穷”“达”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相比，曾子在“穷达之辨”上更倾向于守持孔子所言“君子固穷”（注：《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信念。曾子说：“不得志，不安贵位，不怀厚禄，负耜而行道，冻饿而守仁，则君子之义也。”（注：《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承继孔子“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注：《论语·泰伯》。）的教诲，曾子提出：“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土；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他赞赏古代贤人的气节，认为在无道的时代中真正的君子宁愿“错在高山之上，深泽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注：《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下》。），也不去干求诸侯。子思学派继承了曾子的思想，由楚简《穷达以时》（注：郭店楚简《穷达以时》：“遇不遇，天也。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怨，隐非为名也，故莫之智而不吝。芷兰生于林中，不为人莫嗅而不芳。无□□□□，愈宝山石不为开，非以其善负己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誉毁在旁，听之弋母，缁白不釐。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敦于反己。”）的文字可知，子思学派明确将人的“穷达”与“德行”区分开来。人的命运的或“穷”或“达”很大程度上要看时际是否成全，而“德行”境界的高下却只取决于人自己，子思学派由此提示人通过真诚笃实的反躬内省来追求“德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子思对“达”是无所措意的，实际上，《穷达以时》中即有“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这样豪壮的言辞，其间所涵希望有更大作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但子思学派也指出，如果并无实现功、名的时机，君子则应做“生于林中，不为人莫嗅而不芳”的芷兰而“不怨”。这种选择，与曾子的说法并无二致。孟子在“穷”“达”问题上的态度也一依前哲，但他的说法似乎更贴近孔子的原意。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注：《孟子·尽心上》。），这说法实际是对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注：《论语·泰伯》。）意涵的一种阐发。孟子没有更多地沿着曾子以来儒者所守持的“固穷”的思路来阐发，他的兴趣在于使士人彻底摆脱对“穷”“达”这样的人生“有待”维度价值的执着，而将人生眷注的重心完全确立在对“仁”“义”等“无待”维度价值的追求上。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注：《孟子·尽心上》。）对于孟子来说，“独善”与“兼善”都意味着“尊德乐义”，君子的遭遇虽有“穷”“达”之别，但在向“善”这一点上则是始终不变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法实际是对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说法的最好注解。荀子在“穷达之辨”上则采取了另外的说法。荀子认为人们通常所谓的“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他说拥有德行的人有如拥有一件“千溢（镒）之宝”一样，看似贫穷，其实却是真正富有的人。（注：《荀子·儒效》：“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宝，虽行貣而食，人谓之富矣。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偻售也；然而人谓之富，何也？岂不大富之器诚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已，岂不贫而富矣哉！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由这样的说法，荀子提出君子要“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注：《荀子·修身》。），不被命运的“穷”“达”所局限。他认为儒者如果“达”，则是天子诸侯一类的人物，或是社稷之臣，是国君的财富；如果“穷”，即使住在穷巷陋室，人们也将以他为尊贵，因为“道”真切地体现在他的身上。《荀子·儒效》：“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餒，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荀子说，像孔子与子弓这样的“大儒”已经达到一种“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注：《荀子·儒效》：“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囯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的境界，这样的说法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意味是十分相近的。

相较于“穷达之辨”，“死生之辨”更能体现先秦儒家以“无待”维度价值为先的彻底性。“生”代表着人最可珍视的“利”，然而孔子却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注：《论语·里仁》。）。孔子认为人生最高的价值在于“闻道”，他宁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孔子也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注：《论语·卫灵公》。）曾子与子思承续了孔子的思想，曾子有“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视死若归”（注：《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的说法，而子思在困于卫时不避齐寇的事迹（注：《孟子·离娄下》：“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更可以作为他以生命化的方式践行“杀身以成仁”悟见的见证。与孔子“杀身以成仁”的说法前后相呼应，孟子提出“舍生而取义”的观点。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注：《孟子·告子上》。），“义”是“仁”的表达，“舍生而取义”的说法表达的正是“杀身以成仁”的意涵。在孟子之后，荀子也提出君子“畏患而不避义死”（注：《荀子·不苟》。）的观点。“畏患”是为了维护生，但在生与“义”不可兼得时，荀子采取的同样是舍生取“义”的态度。“死生之辨”实际是对“义利之辨”的一种彻底化。君子“杀身以成仁”“视死若归”“舍生而取义”“不避义死”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珍爱生命，曾子、荀子说人都有“避辱”“畏患”的心理，孟子说君子与常人一样是欲生恶死（注：《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的，但他们都认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由于他们将“仁”“义”的价值看得更甚于生的价值的缘故。“死生之辨”用一种预设的极端状态将人追求“无待”维度价值的意义逼显了出来，从而引导人对人生两个维度的价值做出具有终极意趣的决断。通过“义利之辨”“穷达之辨”与“死生之辨”，先秦儒家教育实际已经清楚地展现出不同于轴心时代以前的教育宗旨，“命”在儒家之“教”中不再是人生之主题词，对“命”的诘问从此被收摄于儒者对“道”的虚灵意蕴的探究中。

「教育强国」石中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演进

石中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演进

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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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担负着价值传承、价值规范和价值引导的任务。价值观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教育都离不开价值观教育。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是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正式提出的，但是相应的价值观教育早已经在我国中小学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开展。所以，对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演进展开研究，不能只从党的十八大开始，而应追溯到新中国成立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也标志着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价值观的胜利，自此掀开了价值观教育的新篇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主要历史阶段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内容和途径进行研究，有助于廓清70多年来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演进历程，总结其宝贵经验，为未来更好地开展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历史借鉴。鉴于党的十八大之前价值观教育并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和实践领域，而是渗透在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教育活动当中，因此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分析也是建立在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有关的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综合分析基础上。在历史阶段划分上，本文采取当前学界常用的三阶段划分作为分析框架，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中小学的价值观教育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新中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探索和奠基阶段。在此时期，我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制定并颁行了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完成了“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时也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挫折。这些宏观的社会背景对该时期的中小学价值观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决定了该阶段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也确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观教育的基本途径与方法，奠定了新中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基础。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目标

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目标作为国家教育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个时期国家的总体教育目标高度一致。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文简称《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教育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以“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体现了新中国新的价值主张。1957年，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我国教育方针首次作出明确阐述，强调“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将我国教育的总体目标表述为“劳动者”,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觉悟”的要求。在此基础上，1958年党正式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确立了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权，为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上述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指引下，这一时期我国相继颁发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1952)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1952)等政策文件,确定了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具体目标，可总结概述为以下三点。第一，引导中小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热爱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养成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工人阶级的阶级观念、群众观念和集体观念。第二，使中小学生具有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核心的国民公德意识，特别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价值取向。第三，培育中小学生具有诚实、友爱、勇敢、团结、互助、刚毅、勤俭节约、遵纪守法和尊老爱幼等优良价值品质。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

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即所开展的价值观教育的具体范畴。为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制定的教育目标，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时期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强调为人民服务、热爱劳动、勤俭节约和遵纪守法等品质。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主义教育毫无疑问成为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内容和主旋律。《共同纲领》明确指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将爱国放在基本公德意识要求的首位。20世纪50年代初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主要以抗美援朝为中心展开，以反对美帝国主义、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树立国际主义精神为主要内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与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自1957年毛泽东提出新中国教育方针以来，“有社会主义觉悟”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重点强调的价值观教育的目标。所谓“有社会主义觉悟”是指“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求进步；要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培育新的政治价值观是这一时期价值观教育的突出特色，也是鼓励人们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

第二，培育学生“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立场。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就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44年为悼念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张思德，毛泽东作了题目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详细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内涵，并在1945年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1949年《共同纲领》进一步明确“为人民服务”是国家建设人才应该具备的核心价值观。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此后我国每年开展学习雷锋系列活动，核心是培育中小学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第三，这一时期我国还非常重视中小学生的劳动价值观教育。培养对劳动的正确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情感是区别新旧教育的重要标准。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观完全不同于旧社会奉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价值哲学，而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钱俊瑞1954年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中心问题，社会主义基本精神是劳动，不劳动不得食，按劳取值是社会主义原则。”1963年出台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指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目的是使学生养成劳动习惯，克服轻视体力劳动者的观点，同时学习生产知识和技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因此一直被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途径和原则，只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错误解读。

第四，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的品质也是这一时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历来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统美德继续得到发扬。1952年我国中小学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为肃清学校浪费现象、树立廉洁节约新风气。1953年全国推行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运动。1956年，毛泽东指出“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唯有勤俭节约反对浪费，才能够通过艰苦奋斗几十年实现国家富强。1958年，我国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大力倡导学生进行勤工俭学。

第五，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校还非常重视法制和纪律教育，注重培育中小学生的法制精神和纪律意识。1952年，高中设置“共同纲领课程”,法制教育开始进入高中政治课教学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法制教育正式走进高中课堂。1956年高中三年级正式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课程”,学习宪法成为法制教育的中心内容。与此同时，中小学校也非常重视 “纪律教育”,通过周会、团队活动、学生管理等各种形式培养中小学生自觉遵守组织纪律和学校规章制度的习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法制和纪律教育被严重忽视，一些中小学校甚至鼓励学生无视国家法律和学校纪律，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肆意妄为，破坏法纪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

一般而言，价值观教育的途径即教育的途径。学校教育的所有途径都承担着价值观教育的任务。谈论一个时期价值观教育的途径，主要指为达到和实现这一时期的价值观教育的目标而普遍采用的带有时代特征的途径。在这一阶段，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包括借鉴学习苏联的经验、课堂教学渗透以及继承老解放区经验开展课外主题教育活动。

第一，借鉴和学习苏联学校开展价值观教育的经验。这种途径的选择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1949年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时指出，我国要向苏联学习教育学。在中小学价值观教育方面，我国学习苏联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法制价值观教育方面，我国学习苏联建立“工学团”模式。1955年建立新中国第一所工读学校——北京市温泉工读学校，该校以招收流浪少年为主，兼收有违法行为的学生，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从而培养他们逐步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苏联教育学中有关青少年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中小学校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有直接影响。

第二，通过课堂教学主渠道开展中小学价值观教育。课堂教学是知识学习和智力发展的主渠道，也是价值观学习的重要渠道。课堂教学中的价值观教育以理论讲授的政治课教学为主，同时在其他各科教学中渗透政治思想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而价值观教育更多地被涵盖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中。这一时期我国在初中和高中阶段，通过开设中国革命常识课、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课、“共同纲领课”、时事政策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课”等，加强学生关于“五爱”“为人民服务”、勤俭自强和遵纪守法等价值观教育。与此同时，教育部还要求中小学“各科均应贯彻政治思想教育”,渗透价值观教育，比如要求历史课以抗美援朝为主题，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等。

第三，延续苏区和老解放区的做法，以团(共青团)、队(少先队)、学校、班级、小组的组织方式，举办各种主题活动开展价值观教育。主题活动一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慰问抗美援朝烈士军属、学习先锋榜样、继承革命精神、“除四害”、讲卫生、义务劳动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向抗美援朝英雄和雷锋学习的活动中，先锋榜样以实际行动向学生们展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等精神，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中小学的价值观教育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进行拨乱反正，确立改革开放新国策，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一方面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优良的价值观教育传统，另一方面也因应时代变革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目标、内容和途径等方面作了一些新的探索。

(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目标

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教育的目的仍是毛泽东1957年提出的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20世纪80年代，基于“文化大革命”后经济逐步恢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邓小平提出我国中小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为培养“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其中，“有理想”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与“有理想”并行，邓小平强调培养人民具有道德、文化和纪律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最根本内容。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教育的总体目标完善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也是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总体目标。

这一时期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四项。第一，培育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掌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有正确的劳动观、群众观、集体观以及为人民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远大志向。第二，知道基本的法律知识，包括法律基本的作用和意义；知道我国基本国情、基本路线、基本国策和世界概况等。第三，使学生具有“五讲四美三热爱”(“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公德意识和“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第四，培育学生具有自尊自爱、注重仪表、真诚友爱、文明礼貌、遵规守纪、勤奋学习、勤劳俭朴、孝敬父母、诚实守信、严于律己等日常行为习惯和价值品质。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内容

为实现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的价值观教育在内容上继续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并重点关注对法治、文明、诚信等价值观念的培育。

第一，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情况的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为党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的完成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方略。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诞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它们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问题，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包括教育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构成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里，中小学校持续开展了以“五爱”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教育，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改革开放后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与落后价值思潮的融入，造成了不少人特别是青少年对爱国主义价值的严重误解甚至怀疑。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指出，教育要将青少年培养成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将热爱祖国和热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之后，国家通过颁布系列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地位。针对国际霸权主义和台湾问题，爱国主义价值观教育以继续加强巩固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和民族团结，联合各界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荣，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第三，加强法制教育，培养中小学生的民主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1985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三五”普法教育，向中小学生普及交通管理、治安管理、公民权利等相关法律常识，培育遵纪守法的品德和明辨是非的能力。2002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法制教育要实现根据各学龄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育。2007年颁布的《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对中小学法制教育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内容、实施途径和措施等提出了明确规定，为培养中小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为形成全民自觉学法、守法和用法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四，注重文明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教育，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主要从文明礼貌方面推进中小学文明价值观教育。1981年中宣部、教育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以北京、天津、上海等大中城市为重点，普及到全国各省各地区中小学校，着力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此后，我国在“五讲四美”的基础上增添了“三热爱”,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与“五讲四美”相统一,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各地教委颁发了加强中小学生文明礼貌和行为规范养成的“礼仪常规”,促进了中小学生文明礼仪和规范的养成。

第五，重视诚信教育。诚为德之本，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失信问题逐渐从一种个人品格问题上升为一种社会问题。中央在2001年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特别强调诚信教育的社会意义。而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公民道德教育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将诚信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重点关注的价值观。2004年教育部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诚信教育的通知》,对中小学开展诚信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主要内容、途径方法和制度等方面进行规定，有力推动了中小学诚信教育工作的开展。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

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途径基本延续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基本途径，并逐步重视开发和利用社会的德育资源。

第一条主要途径是开设专门的思政课程并开展课程思政。1978年我国小学开设政治课，后更名为思想品德课，中学基于已有课程调整并设置“法律常识”课以培养学生的民主观和法制观。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渐重视在其他学科中渗透价值观教育，强调在语文、历史和地理等学科教学中，结合国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一些教师主动在课堂教学中加入价值观相关的教学内容。比如，我国语文特级教师李镇西就提出语文民主教育的主张，把民主价值观教育融合在语文教学活动中，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树立民主价值观，成为具有民主精神和创造性的公民。

第二条主要途径是价值观教育主题课外活动。这一时期开展的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具体来说，主要有：以爱国月、文明礼貌月、普法宣传月、民族精神月等为代表的价值观教育宣传月活动；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红军长征、纪念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等为代表的重大纪念日教育活动；以庆祝香港、澳门回归，“五讲四美三热爱”“三优一学”(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学习雷锋等先进人物)、“知荣辱、树新风、我行动”“青少年维权岗”等为主题的培育爱国、文明、法制等价值观的主题活动。此外，各地中小学校以学校、班级和小队等为单位，借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曲艺、舞蹈和摄影等多种形式，并通过组织聆听先进事迹报告会、诗歌朗诵会、知识竞赛、征文演讲比赛等方法深入开展各项主题活动。

第三条主要途径是开发和利用社会德育资源。这主要包括下列方法：第一，重视价值观教育基地建设，1996年我国颁布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单，2002年提出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建设意见，2004年确立公益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实施意见等；第二，发挥退休同志作用，1990年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工委”)正式成立，关工委中的退休老同志们通过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报告团、帮教失足青少年等活动，帮助青少年确立正确价值观；第三，运用优秀影视作品及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传递正确价值观，营造适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社会氛围。

三、新时代我国中小学的价值观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年党的十八大指出，我国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部分内容，如“爱国”“文明”“法治”等，在前面两个时期都有强调，但是此时它们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被提出，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我国中小学的价值观教育也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一)新时代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都明确提出，我国的教育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时期中小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与上述总体的教育目的高度一致，并确立了中小学各学段价值观教育的具体目标：一是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感，增强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学生理解、认同和拥护国家政治制度；二是引导学生了解党史国情，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三是引导学生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培育热爱生命、积极向上、身心健康、遵纪守法、诚实勇敢、文明礼貌、爱护环境、友善待人、勤俭节约和热爱劳动等良好品质和行为习惯；四是引导学生理解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法律常识和生态环境等相关知识，具备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明辨是非、参与社会生活、与他人平等交流与合作等能力。

在上述总体目标表述中，首次明确将“爱党”“爱国”“爱人民”并提，并且将“爱党”置于首位。这个目标要求，体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有助于准确完整地理解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本质特点。这个目标表述中，还首次对“四个自信”提出了要求，要求在青少年学生中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少年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教育的新发展。这个目标表述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要引导学生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

(二)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一方面继承了之前各个时期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而在思想意识、爱国、道德品质和法治等方面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同时更加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劳动、生态文明和生命健康等突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教育内容。

第一，增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关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之后逐步凝练、党的十九大上正式提出的思想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提出了许多重大的论断，如中华民族正处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重大论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指南，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二，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要求。

这一时期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内容方面最显著的特色和最大亮点就是提出弘扬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团队组织、文化建设、主题活动、榜样示范等方式，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小学生思想意识中扎根，努力帮助他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总体框架，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要求，包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深入开展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广泛开展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

第三，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教育部于2014年发布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在中小学大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的学习和理解，引导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就是对本民族秉持价值观的认同和传承。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但要紧随时代的步伐，也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四，加强法治教育。

这一时期“法制教育”转变为“法治教育”,体现了从对法律法规文本的研读转向对青少年法律意识、法律精神和运用法律的能力的培育转型。我国陆续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2013)、《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2016)、《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2016)等不同位阶的政策文件。政策文件提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宪法教育为核心，以提高教育效果为目的，以构建系统完整教育体系为途径，为培育中小学生法治价值观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五，继续加强文明价值观教育。

在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一方面继续加强中小学生礼仪规范的培养，另一方面着重引导学生树立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环保理念。自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这一理念之后，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作出了系统阐释，并在国家“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和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等。各省市地区也纷纷颁布相关实施意见，比如天津市教委印发《天津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意见》(2017),海南省印发《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大力推行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意见》(2018),等等。这些都表明了文明价值观教育从个体文明、社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重塑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

第六，进一步突出劳动价值观教育。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教育被淡化、中小学生劳动意识淡薄、轻视劳动和不珍惜劳动成果等不良现象，新时期我国重新重视和培养中小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念。2015年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及全国少工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通过各科教学渗透、校内校外开展劳动活动、鼓励完成适当家务劳动等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劳动习惯和积极的劳动态度。202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要全面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提升劳动教育支撑保障能力以及加强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崇尚、尊重和热爱劳动。

第七，心理健康和生命价值观教育。

这一时期教育部出台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确立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主要内容、途径方法和组织实施办法，全面推进心理健康教育。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后，热爱生命、关注身心健康的话题引起我国教育界重视，生命价值观教育成为近年来价值观教育的重点内容。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等传播方式宣传相关防护和健康知识，各中小学校响应国家号召，通过校级公众号、班级群等方式加强学生身心健康知识宣传，并设立心理辅导教师岗位，加强对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和相关问题的辅导工作。

(三)新时代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

近十年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我国中小学校更加重视价值观教育。一些中小学校教育者逐渐从价值观教育的视角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基于此，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途径得到了新的扩展。

第一，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德育、价值观教育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加强。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着眼于对“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根本问题的战略思考，陆续出台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3)、《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2019)、《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20)、《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21)等重要政策文件，教育部也陆续出台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2014)、《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2014)、《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2017)等，就如何开展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全面部署，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与此同时，各省市也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出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相关指导性纲要，例如：北京市于2014年制定了《北京市中小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意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层面的教育要求与德育五要素及新增专题教育的内容相衔接；海南和重庆则编写了《生态文明教育》和《法治教育读本》等价值观教育读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组织领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这为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政策指导、规范和落实力度越来越大，实施性、系统性和保障性越来越强。

第二，学科教学途径受到进一步的重视。

这个时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的途径更加规范、系统且有针对性。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的统编工作正式启动，统编教材于2017年投入使用。同时，多地加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科教育中的渗透。例如，厦门市于2015年出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科教育指导纲要》涵盖了从小学到高中各学段36个学科，要求在课堂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所有知识点，并且提出教学建议，帮助教师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学科教学的“交汇点”。在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的同时，一线教师也十分注重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采取多元化教学方式加强学科教学中的价值观教育，主要体现在运用典型案例、模拟人大、模拟政协、辩论会、教育戏剧、项目学习和师生共读等教学方法，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得课堂中的价值观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第三，创新课外主题教育途径。

这一时期各省市地区非常注重结合本地域情况，运用班会、辩论、讲座、演讲比赛、读书、篆刻、连环画、编童谣、书法、戏曲、观影、拍微电影和研学旅行等多种形式开展各类主题系列活动。例如：北京市率先启动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建设，通过资源建设拓展学校思想政治和价值观教育的载体和途径。资源单位每学期为中小学生提供2 000多个市级社会大课堂活动课程，并在学生寒暑假、春节和中秋节等节假日，为中小学生提供200余个主题活动。各省市地区和各学校结合多种方法开展的系列主题活动，积极引导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第四，文化育人途径受到高度重视。

这一时期各中小学非常重视通过学校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价值观教育氛围。一些中小学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中，进一步提炼学校办学理念中的价值追求，加强校风、学风、教风建设，其具体措施包括：结合文明校园、“清廉学校”“书香校园”“三节”(节粮、节水、节电)校园等创建活动，充分利用现代媒体营造体现主流意识、时代特征、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打造具有引领性、示范性、辐射性的校园；各学校结合本校及所在地特色等，针对学校的宣传栏、广播站、校报、墙面挂饰和学校官方网站等进行布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校园物质文明建设之中等。

第五，持续改善价值观教育的社会环境。

价值观教育的成效取决于学校价值观教育、家庭价值观教育和社会价值观教育在目标、内容、方向等方面的一致性以及在方式方法上的互补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得到持续优化，具体表现为学校价值观教育的社会支持网络正在形成。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提出要“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庭教育全过程，形成以家庭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内容体系和服务体系”的目标。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进一步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开展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劳动的正确价值观教育。有关部门陆续开展的影视、网络和“饭圈”文化等整治活动，也为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营造了良好的网络和社会环境。近些年推选出的一大批优秀影片，如《战狼》《我和我的祖国》《湄公河行动》《长津湖》等，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极大地激发了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影片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为中小学生理解、接受和树立正确价值观产生了巨大作用。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回顾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的经验和启示。

第一，七十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目标方向上与不同阶段党的教育方针中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是贯彻落实不同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工作。从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来看，既包括国家层面的价值观，也包括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和个体行为层面的价值观，形成了系统的价值观教育目标和内容体系。从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来说，既重视直接的途径(如专门的思政课程和其他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也重视间接的途径(如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同时也注重校园、家庭等外部环境在价值观教育中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价值观教育中，党和政府的价值倡导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学雷锋，无论是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还是“强国有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开展的，具有很强的价值引领、气氛营造和政策推动作用。另外，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价值观教育方面的主体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有效的价值观教育的新路径、新方法，推动了价值观教育在国家、社会层面的落实、落细，真正实现价值观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目的。这条经验启示我们，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中小学校要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开展价值观教育，保持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与党和国家的总体教育目标高度一致，并将价值观教育贯彻于德智体美劳“五育”之中。同时，各中小学校还需要结合所在区域特征、校情和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特征，具体、高效且有针对性地开展价值观教育。

第二，七十多年来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始终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主线。这是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立场上、内容上与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及国外中小学价值观教育根本不同的地方。七十余年来我国中小学校致力培养青少年学生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的价值情怀，引导他们辨别和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陈旧、腐朽的价值观念与生活习惯，如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培育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而引导他们在思想上、精神上和人格上健康成长，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条经验启示我们未来在中小学开展价值观教育时也必须从国情出发，坚持和体现中国特色与中国自信，坚定引导中小学生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念，涵养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教育的主旋律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可能就偏离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的根本方向，就会影响到我国教育根本目标的达成。

第三，七十多年来我国中小学的价值观教育无论是在目标表述，还是在内容和路径的选择上，都体现了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鲜明特点。根据每个阶段的社会和时代需要，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既有始终不变的主题，也有特定的阶段性特征。如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新中国的自由独立，努力成为国家的建设人才。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主要体现在拥护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秉持时代精神，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鲜明主题，坚持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坚持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坚持立足中国和面向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引导和激励广大青少年在服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这条经验启示我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的关系，着眼于时代发展对人的价值素养提出的新要求，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与途径，从而培养出适应和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一代新人。

第四，七十余年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基本途径主要分为直接与间接两大类。具体来说，直接途径主要通过思政课程、校会和班会等开展价值观教育，通过透彻的理论学习和深入的讨论，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正确的价值观念。间接的途径比较丰富，覆盖学校教育的所有活动，包括课外主题活动(活动育人),学校文化建设(文化育人),学校制度建设(制度育人),党、团和少先队的组织建设(组织育人),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劳动与社会实践育人),网络资源利用(网络育人)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育人)等，让正确的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对正确的价值观产生认同并付诸实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出现了动漫、短视频和微电影等更加新颖活泼的、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提升了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这条经验启示我们，未来开展中小学价值观教育要重视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两手抓，既要重视通过课堂教学等直接途径进行价值观的理论学习，也要重视从多视角、全方位开展价值观育人，使价值观教育渗透在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要特别注意结合科技进步的成果推出更加新颖、高效和为学生喜闻乐见的价值观教育形式。

第五，七十余年来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逐渐呈现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协同联动的特征。价值观教育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教育，单靠学校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坚持以学校为价值观教育主阵地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家庭和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和资源。七十多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在开展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将校内校外的价值观教育协同起来，注意发挥家庭和社区的支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更加重视培育家长的价值观教育能力，加强社会实践基地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借助互联网构建家长、学校、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协作桥梁，并颁布系列政策推进和规范化家庭和社会的价值观教育。这条经验启示我们，未来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要继续坚持以学校为主阵地，重视发挥家庭、社会和政府等多方面力量，促进中小学校与家长、社区和政府部门的沟通协作，构建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社会协同联动网络，破解“5+2=0”的价值观教育困局，追求“5+2>7”的理想效果。

总之，回首七十余年来我国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这是一部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目标越来越明确且全面，内容越来越丰富且具有时代特征，途径选择越来越宽广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教育演进史。它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树立积极的、高尚的价值观念，为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也形成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中国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的中小学价值观教育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解决。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德育、价值观教育等各种概念的交替使用和教育内容的交叉重叠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价值观教育的目标维度还需要进一步厘清；特别是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和要求如何反映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如何回应一些西方竞争性价值观的挑战；价值观教育的家庭、社区和政府等社会支持体系与机制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广大教师的价值观教育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这些问题有待在将来的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作者：耿博雅、石中英。其中石中英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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