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策美文教你学写《(召唤)观后感》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08 06: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召唤》观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观点明确：在写作过程中，要明确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对电影的主题、情节、人物等进行评价。
2. 结构清晰：文章应具备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电影背景，主体部分阐述观后感，结尾部分总结观点。
3. 内容丰富：在主体部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a. 电影主题：分析电影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如人性、亲情、友情、爱情等。
b. 情节分析：对电影情节进行梳理，评价其合理性和吸引力。
c. 人物形象：分析电影中的人物形象，评价其塑造是否成功。
d. 视觉效果：评价电影在画面、音乐、音效等方面的表现。
e. 思想内涵：探讨电影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如人生哲理、社会现象等。
4.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a. 词汇丰富：使用恰当的词汇，使文章更具表现力。
b. 句式多样：运用不同的句式，使文章更具节奏感。
c. 逻辑清晰：论述观点时，要条理清晰，避免前后矛盾。
d. 避免主观臆断：在评价电影时，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础，避免主观臆

《目光》：见自我见众生见天地的生命书写

手术中的陶勇 资料图片

2020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遭遇恶性伤医事件。经历生活激变与生命顿挫的他，在以新的姿态重新出发时，与好友李润共同推出随笔集《目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讨论人生、重审生命，从而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作者心向光明，通过思索生命意义、人性价值、职业信仰、生活信念的文字，为人生“赋义”，以真诚而有深度的生命沉思，化解突发性事件带来的心灵冲击，从职业使命感、责任感出发，将自我与社会相连，捧出心灵，呼唤良知与爱，召唤每个人寻回对生活的初心、对光明的憧憬、对信念的持守。

《目光》字里行间显豁出一个光明的心灵世界。作品带着生命的体温，展现良知的道德光芒，提供了有价值的“反伤痕”书写，反衬出面对世界“撒娇”的“疼痛文学”的狭隘与肤浅。曾经的“伤痕文学”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反思历史，呼应社会、文化转型中的重要命题，以理性的姿态省察个人命运，蕴含着深广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心理内容。而今天所谓拥抱“后现代”、去深度化的浅俗性流行写作当中的“新伤痕”书写，则是“娇惯的心灵”以精神后撤的姿态，在大时代里营构无限放大自我的“小时代”，顾影自怜，渲染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反复咀嚼“精神剩余物”，呼疼喊痛。书写者将个人与总体性的社会结构“脱嵌”，把“意义”流放到生命的废墟，放弃对“精神高地”的攀登和对生命韧性的磨炼，用空洞的抒情、虚无的腔调来为个人犬儒主义的生活姿态张目。《目光》与这样的写作形成强烈的反差——不仅是文笔上的，更是写作者自身的精神高度、生活态度上的。

自始至终陶勇没有沉溺于创伤性事件之中，而是诚恳地对生命中关键性节点、启示性片段进行回溯，重新探究其中的意义。正如哲人所言，“苦难是美德的机会”。特殊经历给了美德现身的契机，也彰显出将自我从生命的意外中超拔出来寻求超越之道的个体心灵质量，以及这种心灵境界与时代的进取精神相匹配的高度。

作者超越一时之遭际的进取姿态，在于面对生活的重击不退缩，不因暂时性的生命处境、偶发性状况而否定职业选择的意义、恒久的人生价值，而是从生死场上走一遭的经历当中，正视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明确“向死而生”的意义。他坚信要从有限和短暂当中寻求无限和永恒，不是在人生终点处悬想一个最完满的结果作为人生展开的前提，而是要把目的论化为“过程论”，珍惜生命，把人生意义的寻得和确证放在过程展开的每一个时刻去实现——“人在这世上走一遭，过程远远重于结果，而这个过程的意义就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陶勇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生正是在于对“意义”的追寻，对于“价值”的成就。实际上，古往今来的无数贤哲已经证明，探求“意义”的冲动是推动人生发展的强大的内驱性力量，而作者愿意以这样的驱动力发动人生引擎，将自己的生命之河引向宽阔的境地。陶勇深信问道、闻道、求道、守道，可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盈、宽厚。他在书中反复申明对于哲学的兴趣：“站到哲学的高度，你就会找到解读世界之符咒。”超越具体和有限，超越现象的碎片，在更高处去理解生命、看待医学。

尽管作者未必在形而上之思的层面达到了最强的穿透力，然而这种努力是真诚的，并且也确实提升了生命的境界，这从《目光》的生命之思与抒情之诗中都能体会到这一点。随笔集中每一章的后面都附有简练、明晓的小诗，或呼应或强化正文内容，一同涂抹出斑斓、缤纷的心灵色彩，以抒情的笔调向世人表露出一个点亮心灯前行的人与世界遭遇时灵魂的回声。从这回声里可以再一次听到陶勇的自白——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生命与道的深刻关联——生命不是在人与人的对立中显示出独特，而是因理解而兼容。“背着行囊/也要看遍乌云散尽后的美丽……生命是一场旅行/一路寻找价值和意义”。这意义就是从医者认清“医生所能带给病人的希望，不只是解除病痛，还有在生死之间的一种期待”，他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时间和生命力量去托举这种期待；这意义就是以“苍生大医”为最高的自我期许；这意义就是不放弃——“他们没有放弃我，我焉能放弃他们”。作者坚定地在书中“明志”：“我的‘道’就是我的事业，我热爱它，它也能带给我愉悦和价值感。”他将人生的意义、医学与自我的生命贯通起来，三者形成彼此支撑的三维坐标，从而奠定人的存在之基。

由于作者把生命的逻辑重音放在“意义”上，他就彻底地把那种将生命工具化，以物质的占有、享乐的获得、巨利的牟取为生命尺度的价值观驱逐到人生的“原野”之外。作者的目光如何注视，或者说他怎么去看，用什么依据、标尺去看，显示出《目光》的价值。作者的目光并不在物质世界的声色上流连，人，尤其是等待救治以重新拥抱生活的病人以及精神生活、精神形式的发展，才是他深深凝眸的所在。比起因物质而发起的有限游戏，他倾心于因精神而发起的无限游戏。无限游戏不是为了终结而开始的，恰恰是为了延续而展开的，它“持续带给人一种使命感”。在陶勇看来，医学正是这样一场无限游戏。实际上，为医学而奉献的人生也是无限游戏的一部分，生命的意义在其中获得无限延长的可能性，而人的精神也在对“无限”的投入中得到真正的扩充和发展，由此不断接近“人类群星闪耀时”的高远。作者的“目光”所蕴含的价值评判，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思维钳制和物质主义对人性的束缚，体现出开放的心灵对于价值的估量以及正念的力量。作者不以财富追求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不将金钱与幸福画上等号，发自内心地肯定从利他当中感受到的真切幸福——为病人捐款捐物令人有幸福感，为病人解除病苦亦是如此。他用个人的经历和感悟昭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他在《目光》里提供的启示不是由“空洞的理念”派生，他也无意于向读者说教，他的“信”皆来自他的生活实感和生命经验。因此，作者的评判和“所信”对于读者来说就格外具有说服力。

《目光》所彰显的进取的生命姿态，还在于作者“用心”看见，因而心生光明。作品用温润的情感浸润理性平和的叙述，娓娓道来，情理皆入人心；文章不诉诸激切的倾诉呼喊，却富有心理深度。《目光》里的目光实是多向度的“看见”。个体既见自我，也见众生、见天地。作为医生，陶勇以仁医之爱看见病人的病苦，看见他们生的坚强和热爱生命的勇气。他专攻专业难度高的葡萄膜炎领域，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为那1%的世界带去光明，他恪守与医学所定之约，一约既定，万山难阻。他对小岳岳这样病情复杂的病人不抛弃、不放弃，精心治疗，为了1%的可能性竭尽全力。他为从小罹患眼部肿瘤的天赐及其父亲同病魔搏斗的韧劲与达观的生命态度所动容，他喜爱因白血病而导致严重眼病的小病人薇薇的阳光可爱。他为病人付出，也从病人那里收获爱，更从他们那里得到最有力的生命启迪。当陶勇一度成为病人的时候，他看见的那些人和他们的生命热力化为他自身重建心灵的精神资源。于是，“看见”成为双向的照见，目光点亮了人与我的心灵之光。注视他人与事物，“就是把自己置于与它的关系之中”，陶勇见病人、见众生的目光建构了正向的对人我关系、医患关系的认知。首先是信任，以人对人的生命“同情”建立信任。其次是将他人的生命存在、他们面对病症的生活反应作为认识自我和反省自我的参照。或者说，因为“看见”，更着力省察自身，获得对自我的深度认知，培养对于生活和生命的定力，以换位思考的方式理解大医精诚的境界——如果医生在治疗的同时，尽可能地去关爱患者的心灵病苦的话，那么希望和爱就会离我们更近。

《目光》如同这样一种目光，清澈、坚定。作者理性而不乏温情地审视人与我之间的关系，把无穷的远方等待光明希望的人们视为自我的使命，他深沉地反视自己的生命来路与命运，从生活的考验里更加确定信仰与爱对于生命的意义，决定更加勇敢地面对世界写下“活着”这首属于医者的生命之诗。（作者：叶李，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旧诗重提——《前茅》与它的时代

《前茅》是郭沫若继《女神》《星空》《瓶》后编辑问世的第四部诗集，包括序诗在内该诗集共有23首诗歌作品，1928年2月10日作为创造社丛书第22种，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前茅》是写于1921年至1924年间作品的合集，其中《暴虎词》创作于1921年，《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哀时古调》两首创作于1922年，仅有《太阳没了》是1924年的作品，剩余18首诗歌均创作于1923年，上述这些诗歌在结集为《前茅》前绝大多数都已经在《孤军》《创造周报》等报刊上刊发过。

一

读过《前茅》的读者,应该都能感受到它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战斗檄文，是一首首提振精神的励志诗篇。我们随口诵读其中的诗句，如“我们把伸着的手互相紧握吧！/我们的赤脚可以登山，可以下田，/自然的道路可以任随我们走遍！”（《前茅·上海的清晨》）；“我的耳边突然有默雷的声音怒吼：/你我都是逐暗净魔的太阳，/各秉赤城的炬火，前走！前走！”（《前茅·太阳没了》）都能感受到诗句所传递出的催人奋进的强大力量，甚至有些诗句就直接催促你勇往直前，如“前进！前进！前进！/胸中有热血沸腾，眼中有热泪滚滚，我们前途的行军，不是蔷薇的路径。/前进！前进！前进！挥起我们的镰刀，/开除路上的荒荆！”（《前茅·前进曲》）殊不知，类似上述语气的诗句直接成为郭沫若一场大病后的精神救赎和振作方向的济世良方。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便不顾生命安危毅然决然南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在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郭沫若绕道香港返回了上海，此后便隐居在窦乐安路的一所民居之中。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郭沫若到上海后不久便病倒了：“十二月八号的晚上，我突然得了重病。头痛，四十度的高热，脸色发红而带浮肿，两眼充血。……第二天睡了一天，病情毫无起色，经过日本医生的诊察，疑是斑疹伤寒。于是在第三天上便不能不进病院了。”最后病情不断加重，甚至于“完全失掉了知觉。不断发出谵呓，时而表现狂暴。听说在最严重的时候，医师已经关照了安娜，可以准备后事了”。虽然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后，他病情不断好转，但是身体依然非常虚弱，“回家的时候还不能走路，上楼是两脚两爪爬上去的”。

郭沫若此时患上重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跟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辗转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多地，身体极度劳乏，最后也因体力不支与作战部队走散，毕竟郭沫若还是一介书生，行军打仗并不是他的特长，况且他也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这种转徙游击式的行军对体力的要求肯定要超出了常人所能承受的范围，最后郭沫若不得不绕道香港后才平安撤回到上海。再有，郭沫若自被国民党通缉后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必然会忧劳成疾，外界任何的变化都可能使他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处于崩溃的境地。蛰居在上海窦乐安路并非是长久之计，随时可能有被国民党捕捉的危险，为此中央决定将郭沫若的全家送往苏联避难，在12月5日得到通知将于次日有人来接往海参崴，郭沫若得到此消息后非常兴奋，终于可以重获自由与新生，但是在临行前却被告知，计划取消，至于何日启程未有定数。由不期而遇的极度兴奋到意想不到的彻底失望所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使郭沫若一病不起，为此也错过了12日前往苏联的客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他还是先暂时前往日本避难。

处于彷徨、苦恼、困境中的诗人革命家郭沫若，要摆脱眼前精神窘境的直接方式，便是到自己曾经过往的人生经历中去寻找精神支撑点，重新唤起继续奋进的勇气。创作于后《女神》时期，《力的追求者》《上海的清晨》等20余首诗歌便在郭沫若脑中显现而出，那时正是他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之时，年轻的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仁犹如一颗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照耀在“五四”文坛的上空。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无顾忌、最有自信、最能战斗的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借助于诸如“在这黑暗如漆之中 太阳依旧在转徒，/他在砥砺他犀利的金箭 要把天魔射死”（《前茅·我们在赤光中相见》）的诗句，郭沫若驱散盘桓于内心中的苦闷，背负起革命重任远赴日本，保存战斗的坚定信念，迎接满血复归的艰苦斗争。

二

《前茅》的序诗中郭沫若特别强调了“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声音，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喊叫”（《前茅·序诗》）。的确《前茅》所收录的是郭沫若在1921年至1924年间所创作的诗歌，其中既有白话新诗，也有古体诗，虽然是“旧诗重提”，但并不是旧思想、旧观念的重复，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郭沫若革命精神的理性升华和前进方向的明确指南，尤其是赓续了“五四”青春中国的反抗力量，成为“革命时代的前茅”。

郭沫若横刀立马在“五四”文艺战场，在筹建与领导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与胡适、茅盾等文化名人的论争，以及创作《女神》、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系列文艺实践中萌发出初期革命思想的萌芽，那就是与旧社会、旧势力绝不妥协的反叛意识和抗争精神，他大声呼吁“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哟，快起！起！起！/快在这二十世纪的舞台上别演一场新剧！/人们哟，莫用永在泪谷之中欷歔！/你们把人权恢复了之后，/人类解放的使命，/世界和平的使命，/要望你们二十世纪的两个新星双肩并举！/人们哟，起！起！起！”（《前茅·黄河与扬子江对话》） 特别是1924年，《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翻译对郭沫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仅较为完整地翻译该书，并对原著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更正，而且还对该译作作者河上肇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围绕《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中的不同观点，郭沫若在与河上肇及其学生论辩过程中，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苏俄革命模式和列宁主义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认同，藉此郭沫若也实现了在理论认知上由单纯无序的反抗向马克思主义系统学理的转变与提升，他“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主义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感召下，郭沫若走出了狭小的书斋，投入到火热、残酷而真实的革命斗争现场之中。1924年郭沫若带领周全平等人，深入到南翔、真如、尚儒村等宜兴战事的发生地展开实地调查，亲身感受战争给底层民众带来的疾苦与灾难，1925年5月，他在上海南京路的先施公司三层楼上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发生的全过程。种种真实的社会现实情形，使郭沫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仅仅只是靠诗歌、小说等文艺创作是改变不了中国现状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革命与文学》）郭沫若说到了，也做到了，1926年7月，郭沫若跟随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从广州出发，正式踏上了北伐的漫漫征途。经过半年多的激烈斗争，北伐取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但是革命成果却被蒋介石所窃取。郭沫若对这种倒行逆施的叛变革命行为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大声疾呼“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他所寄予希望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却对蒋介石采取容忍、纵容和妥协的态度。至此，郭沫若终于认清楚了无论是国民党左派还是右派，都不能领导革命中的中国走向胜利，他抛弃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坚决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正是在社会的大熔炉中，郭沫若历练精神、辨明方向，从而在人生道路的生死抉择时更加睿智和理性。

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郭沫若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路线方针，他冒着被全国通缉随时被捕的风险，接受中共中央的召唤与任命，紧紧追随南昌起义的革命队伍，与革命者共进退、同生死。自1924年译介《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起至南昌起义失败隐居上海止，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对于郭沫若来讲却是决定其一生的重要时段，他在思考和辩驳中接受了先进的思想理论，他亲自走向了中国社会的底层，走向了广袤的战场，亲身感受并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戎马书生”是孙炳文在北伐战争临行前送给郭沫若的徽号，也是对革命年代的郭沫若的真实写照和形象比喻。书生有书生的革命方式与斗争策略，我们不能期望他们如战场上魁梧高大的勇士一样，肩扛炸药包，手握冲锋枪，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他们在血淋淋的真实战场上，寻找和探寻中国革命的理论、方法和道路，与攻城拔寨的战士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前茅》即是郭沫若开始“戎马书生”生涯后的重要篇章，它在更高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兑现了郭沫若早期的革命幻想和愿景期望。

三

《前茅》中的诗歌创作于《女神》结集出版之后，同步于《星空》与《瓶》，作为郭沫若同时期创作的作品，无论从诗体结构还是语言风格等角度来讲，《前茅》的美学价值和时代意义，并不逊色于其他诗作。

利用词句的反复和句式的重叠，表达作者情绪的起伏变化是《前茅》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作为白话新诗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女神》首创了“内在律”创作的先河，那就是借助于词语搭配和句式组合所产生的内在张力，展现出作者思绪情感的曲折发展变化，《前茅》中的多数诗篇也多延续此种创作方式，如在《留别日本》中“你们岛国的风光诚然鲜明，/你们岛国的女儿诚然诚恳，/你们物质的进步诚然惊人，/你们日常的生涯诚然平稳”，这样作者利用连续四句词语的重复，如《力的追求者》中，作者在三个分段的第一句分别使用了“别了，低回的情趣！”“别了，虚无的幻美！”“别了，否定的精神”等利用句式的不断反复，既可使诗歌的创作达到了外在形式结构的整齐划一，又可表达出由弱到强不断递进的情绪色彩。

丰富而具象性的意象塑造也使读者阅读《前茅》时更加直观生动。郭沫若善于从自然界和传统文化中寻求写作灵感，汲取写作素材，构建了《前茅》多样的意象组群，自然界中有太阳、黄河、扬子江等，历史传统文化中汉主、大禹、孙等都被郭沫若作为诗歌意象纳入创作的视野之中，以此也弥合了诗歌文本与读者接受之间的鸿沟，使《前茅》的阅读更加自然贴切，如《太阳没了》《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等诗歌皆是如此。

直陈现实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表达出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强烈的战斗激情和理想主义色彩，并赋予了《前茅》厚实的社会价值。《上海的清晨》一诗中，作者在描述上海清晨的街头所见到的悲惨情景后，终于迸发出“兄弟们哟，我相信：/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

郭沫若虽自谦地认为“前茅并不高妙，只有点历史的意义”。（《离沪之前》）的确如此，如果仅仅从诗体本身来讲，《前茅》更多是沿袭了《女神》《星空》等诗集的创作风格，创新性并不强，但如果从承载的历史讯息来看，《前茅》中的诗篇寄寓了郭沫若在自我发展道路的抉择和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他的人生际遇、思想情感、价值选择等方面重要的信息密码，作者用旧诗重提的方式复述了一段生动起伏的命运传奇。（张勇）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