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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的后果太可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乃人生大忌，看鼓楼外有感

文/行走天涯解读人生

喜欢追剧的我最近迷上了《鼓楼外》。与低头族不同的是，我至今保持着边吃饭边看电视的习惯，这或许是70后、60后、50后特有的爱好了吧。因为爱追剧，所以我在几乎每两年就要更换一款电视盒子。这么些年换下来，唯有开机没广告，能自己安装APP的纯安卓盒子方能入得了眼。

我追剧不仅挑电视盒子、播放APP，更挑剧情；一集看完后还不能吸引我看下去的剧集立即就会被我pass掉。这些年来，所看过的电视剧已经多到记不起来一部完整的了。《鼓楼外》至今已经看到了第10集，就以这10集来谈一下我的感受吧。

能为一部电视剧写读后感，足以证明这部剧集已经俘虏了我的心。看了这么多年电视剧，还没有一部像《鼓楼外》这样令我折服。不得不说，这部剧的作者把人物的内心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一位老木匠教了4个徒弟，每个徒弟的秉性各异。大徒弟于钟身，为人仗义做事情却有些鲁莽；二徒弟尹东义面善心黑，成天算计他人无情无义；三徒弟马三新追求潮流；四师兄徒弟徐备战行事畏畏缩缩，没有担当。

曲折起源于这4个徒弟的出师考试，老木匠对徒弟们的作品都不满意，并告知葫芦家有一个明式香几他们可以去参考一下。为了能看到明代香几的真容，师兄弟们绞尽了脑汁，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关键时刻，二师兄尹东义想出了办法，并约师兄弟们一同前往。

师兄四人相约到葫芦家。因为马三新有事情，临时缺席。一旁的尹东义不怀好意地让于钟声第一个爬到葫芦家的屋顶，他和徐备战紧随其后。于钟声踩到了尹东义做了手脚的屋顶面后差点摔了下去，人虽没事，可踩到的房梁却掉下去砸到了葫芦。见惹了祸后，尹东义拉着挂念葫芦情况的于钟声逃离了现场。

尽管事后去了派出所自首，但是因为葫芦在送医的途中死了，于钟声涉嫌误伤人命后逃逸，最终被判了4年。在狱中，于钟声反复回忆那天的情景，细思之后才明白被尹东义算计了。

按照老木匠的教导，师兄弟们应该相亲相爱才对。可为什么尹东义要算计于钟声呢？原来他们也逃不脱两个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的狗血剧情。尹东义和于钟声都爱上了老木匠的孙女易小船，可易小船却只爱于钟声。腹黑的尹东义为了得到易小船（其实他是打着师父孙女嫁妆的主意），借这次看明代香几的时机狠狠地算计了一把于钟声。

尹东义原以为大师兄一进了监狱，追易小船就手到擒来了。却没想到易小船已经有了大师兄的孩子，更没想到与易小船结婚只是领了一个证，婚后几年里连妻子的身都挨着；最难过的是大师兄出狱的那天，易小船就跟他离婚了。

尹东义变卖了易小船的嫁妆作本钱，开了家具厂，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很快就成了大老板。而于钟声出狱后为了多挣钱，做起了木匠手艺，并通过出色的手艺认识了有钱人文老板。在文老板及师弟马三新、徐备战的帮助下，也开起了家具厂。

为了报复尹东义，从挖走他的手下员工开始，到以低价来围追堵截，不久尹东义就破产了。于钟声虽然出了口恶气，可到头来把自己也弄破产了，硬气的父亲受不了打击也离世了。

仔细思量一下，仇恨引发的后果实在太可怕了，如此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有意义吗？爱一个人，难道就非得要占有才算吗？身为手艺人，为什么不想着把手艺做好，却总是要去打压同行呢？假如于钟声、尹东义不能摒弃心中的仇恨，还能东山再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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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手记 | 抗日战争告诉我们什么？

《抗日战争》告诉我们什么？编辑手记

长篇连播《抗日战争》编辑小雪

热销图书《抗日战争》第三卷刚刚出版，追随娱乐广播听书的听友有耳福已经先听为快了。180万字的电子版经过一遍遍地阅读，字斟句酌，大刀阔斧地删削又小心翼翼地取舍，再由认真负责的两位艺术家演播录音，在9月3日的大阅兵之前完成了。现在，线上的播出已近尾声，本编辑依照顺序，梳理自己在编辑节目时最为关注的一些看点：

1平津失守到底是因为什么？看了王树增的《抗日战争》才知道，卢沟桥事变前后的蒋介石的态度原来是这样的：

“蒋介石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蒋介石制定了应对卢沟桥事变的方针：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

——王树增《抗日战争》

那么宛平城乃至平津地区的快速失守究竟是谁的责任呢？还是不可抗拒的实力差距呢？《抗日战争》一书中清晰地告诉我们责任恰恰在于曾经激烈地进行过长城抗战，挥舞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西北军的将领们。

看完书中的相关章节，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丢失平津地区的责任应该由谁承担了。说实话，从军事上讲，以西北军当时的作战能力，平津迟早是会丢的，但是历史责任该谁负，一码归一码，不能混成一团。西北军抗战有功也有过，这也一码归一码，不能混成一团。张自忠将军在这个时期是积极参与和日军谈判的，所以全国舆论斥之为汉奸。后来他是带着以死雪耻的信念投身抗日的。

2“拼命三郎”张自忠讲到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成了千夫所指。有些人因为张自忠后来的壮烈牺牲而竭力为张自忠辩解，诸如张自忠一贯是抗日派啊，与日军谈判是虚与委蛇争取时间啊，最后受命担任北平市长是代人受过啊等等，甚至情急之下，说是舆论逼死了张自忠。其实人无完人，真的不必将英雄的历史描绘的一干二净，因为张自忠不仅是用他的殉国一洗前耻，早在徐州会战的前后，他的表现已经赢得了舆论的一致赞誉。王树增在《抗日战争》一书中坚持功是功，过是过，如实记录了张自忠的战场奔袭。3三个县长的故事当下有个说法：在中国，能当好县长就能当好省长。一县之内已经是五脏俱全了。那么民国时期的县长是什么样子的，都管些什么，有多大权力，少有著作介绍。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偏重军事战略战役进程，虽然也有经济、政治方面的背景介绍，显然不是主要的。但是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较为陌生的人物和故事穿插其中，仔细琢磨，颇有意味。其中不得不提“三个县长的故事”。

1、宛平县长王冷斋：

起初读到《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这一部分的文字时就惊讶：好一个有胆有识的县长，如何能做到？上网查了查王冷斋的资料才知，王冷斋原本是福建人，1906年入福建陆军小学，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两年后毕业，1917年随军参加了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不久后，因目睹军阀部队的腐败与混乱，弃武从文。原来县长“胆儿肥”是因为军人本色。

平津失守后，王冷斋随29军南撤，一度为29军办报纸，后来在香港隐居。

抗战胜利后，他作为重要证人赴东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1949年后任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副馆长。1960年因病去世，可谓善终。

2、山东滕县县长周同：“县长周同闻知王师长殉难，急忙从城北赶来，抚摸着王之遗体大哭。最后，缓步登上城墙，对天长叹，坠城而亡。”——王树增《抗日战争》关于川军出川抗日，关于台儿庄大捷的前奏滕县保卫战，关于川军41军代军长兼122师师长王铭章壮烈殉国的事迹人们知道的已经很多了，但是王铭章殉难之际身边始终陪伴的滕县县长周同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在王铭章固守滕县之时，兵力只有2500余人，而滕县县长周同手中的警察和保安600余人就成了宝贵的兵员。周同的事迹出自著名的战地记者范长江的通讯《悲壮的滕县之役》，而显然范长江并没有亲自参与滕县保卫战，他的资料来自于李宗仁的口述。因为历史变迁，相关历史记载变得扑朔迷离，但是作为一位县长的周同在当时的表现是真男子，大丈夫。常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如果两眼盯着朝廷和达官贵胄，自然会有如此哀鸣。但是看看周同这样的斗米微官小吏，中国文化之余脉恰如荒原寒夜之爝火，林莽晨曦之微明，在矣，在矣。

3、没有名字的山西天镇县县长：“天镇县县长劝张敬俊团长不要再守了，因为拼死打下去最终也打不赢，小城里的老百姓在战火中太遭罪了。痛苦万分的张敬俊让团附把残存的部队带走，他要一个人留下来尽军人的职责。官兵们不愿意，表示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于是，“九月十一夜间，三九九团有秩序地撤出天镇城”。”——王树增《抗日战争》

一个国家的军队在和入侵者作战，他们所保卫的人民的官员却为了避免战争牵连误伤而劝军人们离开他们的家园。这位县长也算是爱民的官员，放到过去的时代或许能称爱民如子，只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似乎很荒诞，滑稽。

在目前所查到的资料中都找不到这位天镇县长的名字，但是从天镇县相关的回忆录看，这个县长并非不可能出现。天镇县守军撤离是9月11日，第二天日军占领天镇县城时，还有不少士绅打旗迎接皇军，以图避害。没想到日军为了报复399团守城时割下日军首级悬挂城头，对城中的平民百姓大开杀戒，那一天是阴历八月初八，史称“八八惨案”。

因为天镇失守造成大同会战未战即溃，阎锡山将晋绥军61军军长李服膺枪毙了顶罪。

抗日战争是用血与火对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强化训练。

4鲜为人知的抗战中的名将结局抗日战争胜利70年纪念日前后，网上不少帖子钻天猴一样蹭蹭地冒，话不大胆，没人点赞。其中最被“国粉”们乐道的就是国军在抗战中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足以证明国军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必须是抗战的砥柱中流。

抛开砥柱中流名头归属之争，小编想提及几位抗日将领的结局。在《抗日战争》中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不具典型性，代表性，就是故事而已。

1、1943年5月石牌保卫战中的胡琏“这一天是防守石牌要塞核心阵地的第十一师师长胡琏难忘的日子。战斗进行到极端残酷之时，他曾给军参谋长赵秀昆发出一封电报，以“十一师为辞公（陈诚）根基，这样牺牲了可惜”为借口，希望把第十一师调出石牌核心阵地。但是，电报发出后不久，胡琏突然发现当面日军不但停止了攻势，而且好像在战场上迅速消失了。——只是，这并没有影响国内报刊在宣扬胜利时把胡琏称为“东方的崔可夫”。”——王树增《抗日战争》胡琏可谓福将，一生多历险境却总能逢凶化吉，解放战争中南麻被围，天降七天大雨，给了国民党军解围的时间；金门炮战，独独胡琏脱身，南越大使馆被炸，他恰恰几分钟之前离开房间……不能不让人慨叹命运之偏袒。

2、1943年12月常德保卫战中的余程万“在蒋介石“余程万师长必交军法审判”的严令下，余师长被判处死刑，后经军长王耀武求情得免，改判两年，坐牢十个月后获释复出，任第七十四军副军长，抗战后的一九四八年升任第二十六军军长。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攻入云南时，他既不愿和卢汉一起宣布起义，也深知跑到台湾依附蒋介石没有好日子过，于是逃到香港隐居起来，不久就在乱世中于种菜养鸡时遭匪徒抢劫身亡。”——王树增《抗日战争》

余程万没有胡琏那么高的知名度，但是他在守卫常德时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流传之广不亚于胡琏的“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只是网上多是匿名流传，不知道是否因为余程万后来的结局不佳。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没有死在战场上的最后一颗子弹，却死于鸡鸣狗盗之辈，悲矣。

3、衡阳保卫战中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就在这一时刻，战局突然发生陡转。

先是传来了一个消息：白马山九团残存官兵停止抵抗，并在阵地上竖起了一面白旗。

更令人错愕的是，方军长随即召集师长们开会，会议最后作出这样一个选择：放下武器，与日方取得联系。

晚上十时，方先觉的第十军与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接上了头。

日方指定方先觉军长八日拂晓出城，到五桂岭面谈，守军的全部武器集中到南门外马路两旁。

历史的档案残缺不全。

历史的真相模糊不清。

无法确切地知晓，刚刚给蒋介石发出“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的方军长，何以紧接着作出了放下武器的决定。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第十军的将领们是如何商议的？方军长的心灵深处又是怎样抉择的？

——王树增《抗日战争》

往事如烟，后人却不知从何而言。历史是一条浑浊的大河，从来没有那么容易清晰可辨。即使在我们整理的这些故事中，仍然有百家百言，各执一端。

至少我们当有对于历史的敬畏，对于真实的执着。5谁发明的持久战？本编辑写到这儿，不得不说说抗日战争中的共产党的贡献。具体战役先不讲，要理解共产党军队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就要先理解毛泽东所著《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近来关于持久战的发明权的讨论颇为热烈，引出各种论点，有将持久战的发明权归于蒋百里的，有归于白崇禧的，某蒋介石日记的专家从蒋介石日记中发现了不少可资热议的材料，于是还有人将发明权归给了蒋介石的。如此抢夺持久战的发明权，是否也说明持久战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意义是基础性的，决定性的？

其实《论持久战》的书名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毛泽东论“持久战”，就说明他不是发明了持久战的概念，而是要对早已经出现的持久战的观念进一步阐述清楚：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的特点，将要发展的几个阶段，如何使用战略战术……这才是毛泽东的贡献。

今天我们读《论持久战》似乎老生常谈不觉新鲜，要知道在70多年前，这些观点确实极大地鼓舞了人心，也指明了方向。抗战初期一大批政客对于坚持抗战是并不以为然的，称之为“唱高调”，高调好唱，国家如何收拾才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而不少“有文化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也掺和在里面，包括很被后人推崇的胡适，陈寅恪等。自诩是理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以理性的态度算经济账，算军事账，算政治账，算来算去都是抗日亡国的结论。卢沟桥事变后，胡适上书蒋介石，建议以承认东北公投自治为条件换取华北恢复旧观。倒是蒋介石惜才，将胡适任命去美国，远离了汪精卫，周佛海的小圈子，保全了胡适的一世英名。

认同持久战的理念是一回事，使用持久战的理论是另一回事。作为国家元首，任何丧土失地都是一种耻辱，这使得国民党军队的战役部署总是犹豫不决拖泥带水的样子，又要表示抗战的决心，又要保存现有实力，打一下做个样子，并没有认真布置作战意图，结果往往是牺牲地方军阀的部队。而在具体战斗中则是不断地添瓢续水，让日军歼灭一个又一个有生力量。空间是客观存在的，时间也换回来了，但是部队的作战能力却是越打越弱。抗战初期尚且可以用十比一的兵力拼一下子，到了抗战后期则是一触即溃，一泻千里。所以雅尔塔会议不容中国置喙，那是西方的偏见，也是国军战场上不争气啊。

最后提醒各位读者，《论持久战》一书有多种版本，了解历史应该读最初的版本，否则你会得出蒋介石实在是胸襟宽阔大肚能容的结论。如果通读过王树增的《抗日战争》，或者听过我们制作的长篇连播，你会发现，作者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描述已经接近“360度无死角”了。对于历史，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已经给出了公正的评判；对于战争，无论是亲历者、本书的作者还是读者，都会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反思。如果你也想全面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不妨读一读《抗日战争》，不妨来听一听由娱乐广播倾力制作的这部精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