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孟子的经济思想》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23 10:15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孟子的经济思想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明确主题：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是关于孟子的经济思想。在文章开头，简要介绍孟子的生平和思想背景，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背景。
2. 突出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观点：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民为邦本”，强调以民为本，关注民生。在作文中，要突出这一核心观点，并结合具体事例进行阐述。
3. 梳理孟子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孟子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重农抑商：孟子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主张重视农业发展，抑制商业发展。 b. 平均地权：孟子主张实行平均地权，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分配，保障农民利益。 c. 仁政富民：孟子主张通过仁政使民众富裕，实现国家富强。 d. 重视教育：孟子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主张重视教育。
4. 结合实际分析：在阐述孟子经济思想时，可以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实际政策进行分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5. 举例论证：为了使文章更具说服力，可以列举一些历史事例或现实案例，说明孟子经济思想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6.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出现语法错误和表达不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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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商业观，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弦高犒师图。庞亦鹏绘。采自《东周列国故事新编》。

古老的商业文化，重视财富

商业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周易·系辞下》记载说在遥远的神农氏时代，就出现了原始的市场，“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人”“商业”词汇的来源，便是擅长经商的商民族，《尚书·酒诰》说商民族的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他们驾驶着牛车到远方经商，赚钱孝养自己的父母。商民族的祖先首领王亥、王恒等人，也是擅长经商的，《周易》大壮、旅卦分别提到他们“丧羊于易”“丧牛于易”，赶着牛羊四处经商，遭到有易部落的袭击而丧生。部族首领亲自经商，甚至为此而死，说明商民族有重视商业活动的传统。商代金文族徽中，有些是人背贝串的图像，代表了以贸易为职业的氏族，以商贸为族徽，也显示了商业具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1999，第382页）。商亡国后，商王畿地区的遗民仍然擅长经商，如殷遗民的聚居中心洛阳，在周代发展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的商人“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遍布各地，十分活跃。在一般民间，如原商王畿的卫国，商业活动也活跃，人们熟悉的《诗经·卫风·氓》，就描写当时卫地民间“抱布贸丝”的商业活动，而著名的儒商子贡也出生于卫，当是受到此种风俗的熏染。

孔子为殷人后裔，应当也对商业文化并不陌生，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孔子反复说“沽”，使用商人的语言，说明他对市场非常熟悉（余英时：《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和一般人想象的陈腐穷老头形象不同，孔子本人并不敌视商业活动和富贵，他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富有是值得追求的，所反对的只是“不义而富且贵”，而“富而好礼”（《学而》），则是他最赞赏的模式。《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曾笑着对爱徒颜回说：“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希望颜回能够富有，自己来担任其管家。这也可以解释孔子对其爱徒子贡的态度，他将儒商子贡比喻为“瑚琏之器”这样的宗庙宝物（《论语·公冶长》），而不是将其批评为“满身铜臭的财主”，就很能说明原始儒学对于商业活动与财富的基本态度。

重视契约的传统，有时甚至拯救国家

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契约传统，但西周的郑国在立国时代，便和商人们建立起一项宪法性的契约，所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意思是只要你们商人不背叛国家，那么国家就保证不强买你们的商品，也不会强行索取或抢夺。你们有怎样的巨额财富，都与国家无关。这一契约，在日后对保护郑国商人财产权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两百年后，势力强大的晋国权臣韩宣子向郑国商人索要一件玉环，郑国执政官子产以“这不是国家府库收藏的器物”为理由回绝了。韩宣子又用压价的方式，向商人强行购买玉环。这时，子产搬出了两百年前的这项契约，谈到了商人与国家的约定，国家有义务保护商人的财产权，否则“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最后，韩宣子只能放弃强买的打算。

子产坚持了郑国的古老契约，守护了商人财产，他能“养民”的德性，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惠人也”（《宪问》），“其养民也惠”（《公冶长》）。郑国有保护商业和财产权的契约传统，因此商人地位较高，也愿意维护国家的利益。最著名的便是弦高犒师的典故，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到成周去经商，在滑国遇到了要偷袭郑国的秦军，为了保护郑国，他急中生智假冒郑国使者，用自己的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并派人回国报信防备，秦军认为郑国已有准备，便放弃了偷袭计划。

《左传·成公三年》记载，晋国的大臣知罃在邲之战中被楚国俘虏，有“郑贾人”试图将他藏在要贩运的丝绵“褚”中带走逃离，但还未行动，楚国人就将知罃放回去了。知罃想报答这位郑国商人，商人却说“吾无其功”，因为知罃是楚国人放的，自己没帮上忙，便拒绝了赏赐，又到齐国去做生意。从这里也可看出，郑国商人很讲究诚信，讲究无功不受禄。此外，他们经常参与国际间的政治活动，也说明社会地位不低，有一定道义和理想的观念。显然，只有长期生活在一个财产得到良好保护的社会，才会养成这样的品德和趣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

先秦时期的儒家，有时也以商业契约的思维，来比喻和理解君臣关系。例如清华大学收藏竹简的儒书《治政之道》中，就提出了“君臣之相事，譬之犹市贾之交易，则有利焉”（《文物》2019.9）。意思是，君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和商业交易相似的契约关系，臣带着礼物“质”寻找合作的君，双方达成合作契约，便通过“委质为臣”，建立起契约关系。通过契约合作，让君臣双方都获得受益。

鄂君启节，记载了特权贵族的过关卡免税。

孟子的商业思想，与亚当·斯密相通

到了战国时代，孟子对商业和市场也持开放态度。在《孟子·梁惠王下》，他提出治国需要“关市讥而不征”（在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在《尽心下》中，他提出“古者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意思是古代建立关隘，是为了保护社会，而不是为了多收税，他主张对民间商业不收关隘税。这一点与英国《大宪章》第13条，免除各市、区、镇、港的关卡税，皆享有免费通关权的主张是一致的（《大宪章》，商务印书馆，2016，第33页）。战国时期各国设立有很多的关卡收税，如包山楚简《集箸》简149就记载了七个邑、四个水道日常要收取“关金”，但是从战国时代的鄂君启节铭文来看，像鄂君启这样的特权贵族来说，又可以沿途关卡免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孟子的主张就是，各个关卡，无论贵族还是普通商人，都统统不收税，藏富于民。所以梁启超先生对这一主张的评价是：“儒家言生计，不采干涉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90页）。孟子认为，只要能更好地保护民间商业，就会“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孟子·梁惠王上》），天下的商人都希望来这个低税率的国家，市场则会进一步繁荣。

孟子的另一项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也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哈耶克曾谈到，远古以来的人无法理解商业活动的实质。他们看到商业“贱买贵卖”，因此将其视为一种可怕的魔法。西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商人表示藐视（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第101—102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的原始儒学这里，就没有这种偏见，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对商业活动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非蔑视。当时有神农家的许行，反对社会分工，带领其弟子自己耕田、打草鞋和织席子（《滕文公上》），对此孟子的态度是，既然许行戴的帽子、耕作用的铁农具，都是用自己种的粮食交换而来，那就说明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没必要事必亲为，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合理性。许行还认为，理想状态是市场上所有商品价格相等，轻重相等的丝绸和麻布也都价格等同，就会实现社会正义。

孟子针对这种人为干预市场价格的谬论，提出这是乱天下的观点，如果大鞋和小鞋子都同一个价格，谁还去生产大鞋子？可以说，儒者孟子是为自由市场辩护的，而那位反对社会分工，主张干预价格的许行，根据钱穆先生考证，是南方楚地的墨家，禽滑厘的弟子（《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2，第408—409页）。

即使是战国晚期，出现了荀子这种比较法家化的儒者，也仍然重视市场分工和贸易的优势。《荀子·王制》中强调，中原地区能够得到北海的走马吠犬，南海地区的羽毛、象牙，东海地区的鱼、盐和染料，西海地区的皮革。水边的人能获得足够的木材，山上的人能得到足够多的鱼，农民不用冶炼能获得足够的农具，工匠不用亲自耕田却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能产生这样神奇效果的，只能是充分发育的市场贸易和社会分工。

抑制和打击商业是秦朝和法家文化

在诸子百家中，儒学对商业和市场的态度最为肯定，而最为敌视商业和市场的则是法家。《商君书·弱民》提出弱民的主张，主张“利出一孔”，只有为君主耕战才能获取利益，而民间若能通过经商致富，即所谓“商贾之可以富家也”（《农战》），显然会削弱“利出一孔”的机制，民间便可以“皆以避农战”，不会为君主所用。在《垦令》篇中，商鞅将商人视为“辟淫游惰之民”，要“赋而重使之”，达到“商劳”的效果。主张“商贾少，则上不费粟”，认为商业活动是消耗了社会资源，要达到“商怯，则欲农”，“商欲农，则草必垦”，另一方面加重关口的税率，“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逼迫商人成为耕战之民。同样，韩非子对商业也极其敌视，他认为“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将工商业者视为可恶的游民，要让他们身份卑贱，因为商人“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韩非子·五蠹》），经商致富会破坏耕战的吸引力，削弱“利出一孔”的制度。

秦国坚持法家重农抑商的耕战政策，导致秦国几乎没有出现著名的大商人，如吕不韦是来自东方，并非秦人，而且在秦国的身份也只是参与政治，而非商人。又如《史记·货殖列传》中出现的两位“秦国大商人”乌氏倮、寡妇清，其实也并非秦人，而是属于受到政策优待的边境少数民族。乌氏倮是甘肃戎狄游牧部落的商人，通过给戎狄王送礼而得到便利，因而发财致富。巴寡妇清是西南巴族豪酋的子孙，经营祖传的丹砂矿致富，能“用财自卫”，即当地拥有部落武力的豪族，并非秦国的编户齐民。秦始皇为其筑怀清台，并非是重视商业，而只是笼络边境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权术而已。秦始皇对商人的真实态度是敌视的，在秦《琅邪刻石》中，他就吹嘘自己“上农除末”，即尊崇农业，打击了末业（商业），这才是秦皇真实的想法。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附录有收入秦律的《魏奔命律》，其中提到对“假（贾）门逆旅”即商人和开客店者的仇视，要将他们全部抓到前线当炮灰，吃犯人的伙食，“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壕”（《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第294页），拿这些商人和店老板去填壕沟，当炮灰。

整个秦朝，儒家、商业社会都遭受重创。岳麓书院收藏秦简《金布律》中，规定“禁贾人毋得以牡马、牝马高五尺五寸以上者载以贾人市及为人就载，犯令者，赀各二甲，没入县官马”（陈长松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不允许商人使用高头大马经商，否则没收马匹并重罚款。此外，《金布律》规定，商贾如果在大路上做买卖，就会被“没入其卖也于县官”，当然，官府卖东西，则“不用此律”。刘邦集团继承了秦的基本遗产，继续执行“抑商”的政策，“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盐铁论·本议》），降低商人的政治地位。《史记·平准书》记载，“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不但用重税打击商人，并且规定商人子孙不得当官，不能乘坐马车和穿丝绸。应该说，汉代国家继承了秦朝的基本政治遗产和治理观念，所不同的是，汉初经济凋敝，又部分吸取了亡秦的教训，而官方的道法家思想虽然和纯法家思想之间具有共同渊源，但却更加灵活，可以在不全面启动秦制的前提下实行部分“无为”，以启动民间巨大的经济创造力。

到汉武帝时期，汉朝重新启动半休息状态的秦制，打击商人以汲取财富。元朔二年，强制将天下“訾三百万以上”的富商迁徙到茂陵，进行控制（《汉书·武帝纪》）；另一方面是垄断盐铁经营，“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经过桑弘羊将其直属于大司农，进行全国性的垄断；并且实行酒类的国家专卖，“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汉书·武帝纪》）；此外又对商人收取算缗的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两千钱就要上交一百二十钱作为财产税，其后又鼓励告缗，如果商人不如实登记和上缴财产税，有人告发，就可以获得该富商的一半财产。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西汉墓葬M1中出土的木牍，记载有“贾皆没入所不占”，“令诸郡国贾”等文字，正是对商人进行管制和打击的记录（《考古》2014.7），整理者认为这批简牍文书内容与汉武帝的算缗、告缗政策有密切关系（《考古》2016.5）。严酷的告缗打击，导致当时一半中产以上的人家破产（《史记·平准书》）。著名的铁器大商人卓氏家族、程氏家族，在西汉中期以后便没有相关的记载了，很可能便是在武帝的盐铁和算缗打击下，走向了衰败和灭亡。武帝死前将负责盐铁垄断的桑弘羊作为精心安排的托孤之臣，后来实际上仍然继续执行武帝的时政方针（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三联，2015，第27—28页）。

汉朝官营工厂效率低下，儒者主张“盐铁皆归于民”

面对此一困境，儒家士人的态度是反对此类抑商政策。早在武帝刚实行盐铁政策不久，儒者董仲舒就主张“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将盐铁经营还给民间商人，并减少过高的赋税（《汉书·食货志上》）。在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辩论会议上，主要以儒家士人为主的“贤良文学”站在民间立场，高度反对武帝遗留下来的盐铁政策。主张盐铁垄断的官僚们赞美商鞅，垄断了山泽大川的利益，实现了“国富民强”。相同的道理，盐铁垄断也是“有益于国”的。贤良文学们则反驳，汉文帝时没有盐铁垄断，而民间富裕，而现在则导致了“百姓困乏”（《盐铁论·非鞅》）；主张垄断的官僚们认为民营盐铁的商人是“不轨之民”，如果一旦“利归于下”，保障了民间能获取利益，就会“县官无可为者”。针对此说，贤良文学们强调“公刘好货，居者有积，行者有囊”（《盐铁论·取下》），强调古代的贤王从来不会与民争利。他们还指出，官府垄断的铁器生产，质量低劣，“县官鼓铸铁器……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盐铁论·水旱》），官府役使大量卒徒生产，这些被役使的劳动力也不会尽心，保证产品质量。官府生产的烂农具，价格还定得特别高，导致很多农民只能“木耕手耨”，用木头耕土，用手薅草。

汉代官府垄断导致铁器品质低劣，这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居延汉简记录，铁官所造武器，弩口有伤洞，釜口缺漏。连军用铁器的质量尚且如此，当时农具的品质可以想象得到。而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则记载了数量颇为巨大的库存武器，仅仅是一个东海郡的武库，就藏有五十三万多件弩、上千万的箭矢、十四万件甲、九万八千件盔、四十五万件铍、九万九千把剑等数量极其巨大，可以武装上百万人的武器。一个东海郡，显然并不需要这么巨大数量的武器。如此众多的闲置武器，也可以窥见官府铁器生产的规模甚巨，有庞大的生产计划，所谓“务应员程”，即“计其人及日数为功程”（《汉书·尹翁归传》颜师古注），但产品却是质量低劣，一般铁器不能卖出，只能“颇赋与民”，强行摊派，掠夺民间。而武器装备，则堆山填海地储存在各地武库中。最新考古资料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2017年在山东青岛土山屯147号西汉晚期墓出土木牍记载，元寿二年，一个小小的堂邑县，就储存了二十七万三千多件武器，而其中竟多达三万二千多件都存在质量问题，需要“可缮”（《考古学报》2019.3）。从这些迹象都能看出，汉朝官铁垄断的效率和质量非常低下。

针对官营盐铁的低效和扰民，贤良文学们强调了以家族为纽带的民营效率：“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盐铁论·水旱》），民营的家族企业，家人们同心协力，能够制作高质量的商品，品质低劣的产品根本无法流入竞争充分的市场。此外，贤良文学提出，“王者务本不作末”，“是以百姓务本而不营于末”，“天子不言多少”，看起来好像是看不起“末业”和赚钱，但其实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所反对的是朝廷垄断的“末业”，而非民间。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贤良文学此处真正所反对的，不是民间工商业，而是以盐铁、均输等重大措施，由朝廷直接经营的工商业。”（《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大学版社，2002，第86页）。

虽然盐铁论战未能战胜与民争利的制度垄断，但儒者有理有据地展现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到东汉儒学更进一步发展后，他们坚持的努力终于起到了效果。章和二年四月，朝廷下诏书，“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后汉书·和帝纪》），废除了盐铁垄断的制度，允许民间商业自由参与，这正是多年来儒者与社会一起努力的结果。

记载了儒者反对抑商政策的《盐铁论》。

司马迁赞美商业和“素封”，是儒道合一的文化背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司马迁对商业的积极态度。可能一些人会说，司马迁不是儒家，而是道家或杂家。实际上，司马迁的学术虽然确有百家驳杂的色彩，但却又以儒学为基本底色。徐复观先生认为“他以儒家为主，同时网罗百家”（《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194页），应该是很准确的归纳。《汉书·司马迁传》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清代学者王先谦注释说“史公从安国问”，意思是司马迁从小就跟随大儒孔安国，学习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先秦儒书。他关于《春秋》的知识则是“余闻之董生”，就是跟随大儒董仲舒学习《春秋》，后来他写《史记》也是模仿作《春秋》。在学术训练和知识传承上，受业于两位儒学名家，以儒学作为底色。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将孔子尊奉到诸侯级别的“世家”，并评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他将孔子尊为至圣，正是儒者背景的体现。周德伟先生曾谈到：“吾人须知司马迁乃儒学正统，孔子之大成至圣地位，即由彼所确定，其所言点点均符合孔子及以后圣哲之教……圣哲何尝不重视经济因素及人民之利。但反对以政治手段干涉经济势力的自然发展，则以司马迁表现得最明朗”（《周德伟论哈耶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165页）。

作为以为儒学为根基的学者，司马迁对商业和市场的态度与《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们相似。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并赞美了大量优秀商人和家族企业，如范蠡、白圭、倚顿、邯郸郭纵、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宣曲任氏、韦家栗氏等，他赞美儒商子贡，能通过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子贡对儒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司马迁甚至发明了一个词汇“素封”，就像将并没有实际王位，但却行有王者之事的孔子被尊为“素王”一样，优秀的商人和企业家被他尊为“素封”。他指出，工商业和社会分工是必须的，而这一切会自然形成，所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人们为了牟利，便会竭尽所能，参与市场分工。自由的市场一旦形成，便会“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社会变得繁荣。“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的意思是，农民生产粮食，虞人运输物流，工人将原材料制作为产品，商人把产品四处贩卖，这些市场分工是自发形成的，根本不需要官府事先通过人为设计把他们配置在一起。根据自由市场的规律，价格的波动自然调配商品流动，就像水一样日夜不息地自然流淌，不用强制的行政命令，市场自然会将产品送到消费者面前。

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有误解，其实儒家反而影响和启发过西方

对于自然形成的市场秩序，最佳状态是应该不加干涉，即“善者因之”，其次才是进行引导和教导，“最下者与之争”，最糟糕的情况便是朝廷去与民争利，其实是批评当时的盐铁垄断和均输政策，其态度与贤良文学是一致的。过去一些主张自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的经济思想有误解，如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就认为，儒家与法家接近，而老庄才主张自由经济的，鲍芝（David Boaz）也认为，老子是第一个自由经济的主张者。但实际上，随着认识的深入，已经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根据《论语》《孟子》以及《盐铁论》等文献中反映的儒家思想，恰恰是主张自由经济和商业传统的（Roderick T. Long;Austro-Libertarian themes in early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Volume 17, no. 3 (Summer 2003), PP35—60）。

可以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底色既不贬低商业活动，更不是主张“抑商”，而是尊重市场的基本自然法则，体现为“无为”。这一思想，在近代传播到欧洲，并对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法国重农学派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如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曾通过西卢埃特受到过“中国哲学家的书籍”影响，并且颇为崇尚儒家思想，而西卢埃特是在1687年从孔子的著作中获取到了关于“听从自然的劝告”，“自然本身就能做成各种事情”的观点，由此联想到以天道观念为基础的中国“无为”思想，有助于对西方自然法的研究。英国学者赫德森认为魁奈的自然秩序思想就是中国主张君主“无为”的观念，日本学者泷本诚一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观念与中国思想相同，我国学者侯家驹也曾指出“我国儒家经济思想启发了西方自由经济思想”。谈敏先生认为，儒家主张的无为，以治理为目的，尤其讲究德治，这对于魁奈当时正在积极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原则，以此取代他所坚定反对的国家干预型重商主义政策来说，显然产生了很大启迪作用。综合考察来看，“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212—214页）。

李竞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事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始于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形成理论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发展理论于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这一思想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从国外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世界经济深陷大萧条而不能自拔，国际贸易低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我国发展面临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从国内看，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多方面原因，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工业品价格下降，金融风险隐患增多，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进入新常态。面对新时代的新矛盾新问题，中国经济该去向何处，迫切需要给予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世界经济大势和中国经济形势做出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明确提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明确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等等，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精深、理论深厚的科学思想体系，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里需要特别阐述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飞跃，是指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民族性这六个理论品格。

政治性。政治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品质，集中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关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这个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关于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反复强调，“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党能够综合运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集中资源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实现各种体制机制和要素的优势互补与系统集成，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方向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既是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制胜关键，也是今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人民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首要的理论品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因此，《资本论》被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品格，不仅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而且阐明了一系列实现这一发展思想的理念、方针和政策。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他还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还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根本都是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也要紧紧依靠人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刻阐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发展实践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他强调，在新发展阶段，要更加注重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更好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品格，既鲜明了我们的发展是着眼于物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问题，又鲜明了这个发展是为少数人的发展还是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从而更加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

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因此它的科学性品格集中体现在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分析，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客观规律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社会再生产实现规律、资本周转与循环规律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且遵循、运用和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比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对科学发展的经济规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规律、包容性发展的社会规律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科学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的“指挥棒”。又比如，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的理念，也是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规律出发得出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说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既包括对正确开展经济工作的要求，也包括正确判断经济形势的要求。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经济发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经济不波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再比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样是从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得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正是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科学分析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格局，因而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下我国能够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动经济发展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品格，集中体现在它的问题导向和对实践中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性问题的上。《资本论》是在深入研究和科学英国这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写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是在破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大量新矛盾新问题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论断，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四降一升”现状而提出的。他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正是基于这一实践逻辑的认识，他创造性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举措。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他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源于实践又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在指导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有效化解“三期叠加”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有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使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跃升了一个大台阶。

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品格，主要体现为它兼容并包，批判地合理吸收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流派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各种学说。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不仅从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中汲取理论营养，而且大胆借鉴圣西门、傅立叶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内核，创造性转化和运用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和辩证的方法。这种开放性理论品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充分继承和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和丰富发展，不仅科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经济思想以及包含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经济思想中的“理论精髓”，而且广泛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当然，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的科学理论品格，使其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注重解决中国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又充分吸收国外经济理论的优秀成果、借鉴各国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展现出强大的理论创新活力和实践引领能力。

民族性。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又实行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指导和引领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稳健发展的指导思想，必然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品格，这主要体现为它始终坚持文化自信，重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因此，“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道德经》《论语》《管子》《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盐铁论》《尚书》《中庸》等中华传统经典中的著述来分析解释当前的经济问题，这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弘扬，更饱含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高超智慧。比如《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国家治理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执政者是否施仁政、合民心，反映了“以民为本”“立君为民”的价值观，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人民性”的重要源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强调避免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社会动乱，主张均衡社会财富。《论语》指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种共同富裕的观念也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共享发展观念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注重从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孕育的优秀经济思想、积淀的丰富治国理政经验中汲取营养，更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因而使这一思想不仅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性特质，而且更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从而为引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凝聚起广泛社会共识、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的这些优秀理论品格，使它能够创造性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辈先人未曾预见、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使它能够深刻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新的内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成熟定型，开拓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从而成为引领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