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挑选《作家的读后感》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23 19: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作家的读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的读后感要围绕哪位作家展开，是针对其某一部作品，还是对其整体创作风格进行评价。
2. 突出重点：在作文中，要突出作家的主要特点、创作风格、作品主题等，让读者对作家有更深入的了解。
3. 结构清晰：一篇好的读后感应该有明确的结构，通常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
4. 引用作品：在正文中，适当引用作家作品中的经典语句、情节或人物，以增强说服力。
5. 分析评价：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既要肯定其优点，也要指出不足之处。
6. 结合自身：在作文中，可以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谈谈作家作品对你产生的影响，以及你从中得到的启示。
7. 语言表达：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出现语法错误和错别字。
8. 观点明确：在评价作家作品时，要观点明确，避免模棱两可，使读者对你的观点有清晰的认识。
9. 展开论述：在论述过程中，要充分展开，避免过于简略，使读者能够充分理解你的观点。
10. 适当引用他人观点：在论述过程中，可以适当引用其他评论家、学者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增强

80后作家的天才和局限——评双雪涛《猎人》

《猎人》

双雪涛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双雪涛是8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以高产而高质的小说创作，被国内许多重要文学刊物和文学奖项争为宠儿。《翅鬼》《飞行家》《平原上的摩西》等小说出版后，广受好评，成为当代“东北作家群”里的一位年轻代表。

从照片和电视画面上打量，觉得相较于更年轻时就出道并成名的其他80后作家，双雪涛质朴寡言，内心平实。他写过城市，写过乡村，写过“北漂”，也写过东北故土上的众生相。在比较熟悉的几个类型的生活经验里，他借助小说文本，对人生都能有所开掘，所交出的成绩单也确实值得称道，而且没有通过写作制造娱乐噱头，更没掀起过什么偶像波澜。

双雪涛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关注的80后作家。之所以对他的小说产生兴趣，其中自然有评论家的影响，也有媒体的相关报道。于是，带着好奇，也不乏疑问，我买来他的小说集《猎人》逐篇阅读，想知道这位创作勤奋又屡受好评的年轻作家究竟有着怎样的小说“特质”。小说集《猎人》包含11部短篇小说，题材不一，手法不一，篇幅也不等，有的万把字，有的较短。每一篇双雪涛都力求精致，力求有所突破。然而，这11篇小说通读之后，在赞叹他独特而新颖的小说手法的同时，我也看到了他写作上的不少局限。

以《起夜》为例，作家在近一万字的篇幅里讲了一个故事。爱好足球的哥儿俩，日常交往甚密，无话不谈。有一天，一方（乐小旗）失手将自己的妻子致死，若无其事地将尸首装入汽车后备箱，来找主人公、也就是小说的叙述者“我”，帮忙出出主意，该怎么处理这一“杀人案”。经过一番交谈，甚至有些寡淡的叙述，“我”把乐小旗打蒙，开着他的车回到自家楼下，打开后备箱，果然看到被致死的女子，可女子在一瞬间竟然活了过来，还深吸一口气，用手刮了一下“我”的鼻梁。小说就此结束。故事是现实中发生的，可又像是一场梦魇。

我欣赏双雪涛流畅简洁的语言，看不出叙述上的吃力。与前辈作家文笔的厚重甚至沉重相比，他以类似于作家余华的轻松笔调，在短句子间自由跳跃，借此营造故事，搭建叙述框架，可令我茫然的是，我没有读出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主旨。我以为，过分将小说引向一种意识流或者现代性，生活的质感会被瓦解，而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共鸣，便在无形中消失了，至于“文学干预生活”这一点，似乎还在遥遥的彼岸呢。

《武术家》一定是双雪涛精心构思的一篇小说，否则，缘何写得那样曲折离奇，悬念丛生？日本武术家偏左为了一本剑谱，夺去了中国武术家窦冲石的性命。家道败落，窦冲石的儿子窦斗无奈远走他乡，后剑谱失而复得，又回到了窦斗手里，却被偏左跟踪。故事在此转了个弯儿，从乱世跨入太平，而窦斗复仇的对象竟然指向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政治人物。在偏左的授意下，他用一句咒语，了结了那个政治人物的性命。

这篇小说中，双雪涛讲了一个跨越新旧时代的故事，琴心剑胆，书剑恩仇，却不见刀光血影。同样是犀利的文笔，同样是干净利落的叙述，峰回路转间，小说引人入胜，但掩卷思忖，作者要传达给读者什么？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吗？再好看的故事，如果没能触及到人的心灵，这样的好看大概只会停留在感官的表面了。

在我比较喜欢的短篇小说《杨广义》里，双雪涛倾情塑造了一位叫“杨广义”的“刀客”。这位刀客原本是工厂的一名工人，不知怎么练就一身好刀法，却与几桩命案有了瓜葛，神秘失踪。叙述者“我”的父亲陈平（陈皮）被诬与那些命案有关，生活一度陷入混乱。很多年后，“我”竟然与杨广义相逢，这位大侠是来传授“我”一套功夫的。二人进行了一段戏剧性的对话后，杨广义再次神秘消失。

这部精致的短篇里，双雪涛借助短句子，以出色的语言功夫，噼里啪啦，三五句刻画一个人物，干净利落，情节层层推进，波澜迭起，丝毫不见拖泥带水，架构起一个悬念丛生而引人入胜的故事。坦率地讲，双雪涛的笔力有着天才的小说禀赋。但离奇的故事背后，小说气韵显得不够饱满，写着写着气场就下来了，风吹落叶，整体单薄了些。

我始终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应该传达给读者一份启示，而不仅仅停留在感官的享受，但凡文学经典，都是触动灵魂的书写。《猎人》这部小说集的11个故事，我并未看出作者太多创作的“特质”，故事虽然离奇，可有的似乎偏离主题，叙述的多角度穿插，有时又给人不知所言的感觉。同时，过分着力于故事的营造，反而在读完后，很快便又遗忘了故事本身。通过《猎人》这部小说集，是不是可以看出80后作家的写作特点：只求故事好看，不求主旨深刻。然而，他们笔下的故事，更多是靠个人经验，看似信手捏来，天马行空，又恰恰是创作的软肋，而且，凭着有限的青春经历所讲述的故事，格局还是显得小了些。再则，片面地以故事性来冲淡生活的质感，把小说引向一个不知所终的结尾，无论如何是无法也不能引发读者长久共鸣的。

文学在发展，而时代变化快于文学，读者不断变换着阅读胃口，这就需要文学跟上。由双雪涛的小说，我想到了当年二十几岁便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家铁凝，以及她的那篇具有经典意味的小说《哦，香雪》。每个作家都经由不同的生活塑造，并用手中的笔书写各自的生活。然而，假使让《哦，香雪》这篇一出手就具备了经典品质的小说诞生在当下，恐怕很难再吊起读者的胃口了。那么，当下的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作家究竟要借助文学表达什么样的理念？这般拷问，想必困扰着很多作家及读者。我想，不管文学如何改换面目，有一点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生活，那就是人。双雪涛在《猎人》的《序》里感言：“爱的起落无常，凡人的工作有序，所以只能在似可把握的次序中活下来，使自己和自己的精神不致失散。”相比于他的小说故事，我倒是很喜欢这句话，是他内心相对平和与诚恳的写照，更是文学观照人心、书写生活的写照。

双雪涛是80后作家中较有影响的一位，也是正处于“上升期”的青年作家。他的写作不花哨、不喧闹，更为踏实、诚恳，可称得上讲故事的高手，这也是我购买并耐心读他的小说的原因之一。诚然，仅仅对其一部小说集的关注，还无法真正抵达他的小说意境。不过，青春经历、成长记忆渐次退去后，留给作家的书写空间必然会出现断层。归结到一点就是：有限的生活经历无法让小说变得丰厚，而且，在深刻性上，双雪涛以及他所代表的80后作家，还欠那么一点，需要沉淀，需要积累，更需要做深入的探索。

他的《她们》：既像报答，又像还泪

作者：贾嘉

那个长得好，又勤快的姑娘，差一点成了阎连科的妻子。

第一次相亲，两个人低头沉默相对，谁都不肯说一句话，过了几分钟，姑娘起身去灶房帮厨，洗菜、烧饭、扫地，甚至端起他父亲咳吐过的痰盂去倒去洗。

他沮丧地想，这场婚姻躲无可躲，退无可退。可是并没过多久，所有的隐忍认命，毁于一封被错误拆开的信。他是部队里渐具声名的作家，读《包法利夫人》的时候会激动到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去跑圈，被金发碧眼的费雯丽惊艳到恐惧；而她，尽管具备传统女性诸多美德，却是写信都要用拼音来凑字的小学二年级辍学生。他终究不能说服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安排。

这并不是一个能简单地用陈世美秦香莲模板概括的故事，在那个时代甚至不是什么新鲜的故事，比如路遥小说《人生》里的高加林。她希望通过婚姻过上好日子，但这不是他想要的好日子。他有追求自己更好生活的权利，也通过努力获得了通往新生活的车票，而她想改变命运，只能依靠他，或别的男人。

她是如此，《她们》中的大多数也一样。

阎连科花了十年的时间，为“她们”写故事——母亲、大姐、二姐、嫂子、婶娘、姑姑们、表姐、妻子、孙女、相亲对象，以及那些出现在新闻轶事和街谈巷议中的女人。她们在历史中是不配拥有姓名的，但她们是他的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存在，与他的父辈们一起，为他构筑起一个完整的精神故乡。就如曹雪芹在《红楼梦》引子里说，念及当日那些女子，何等行止见识，却注定声名湮没无闻，便决意为她们作传。

并没有注定的命运，只有受控的人生

她们的故事并不新奇，她们的经历，是我们祖母、母亲、姐姐们的共同回忆，是那几代中国农村女性命运的最大公约数。

她们生于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时代，也是新旧时代转换的渐变色，一边要适应新时代赋予的个体解放话语与角色任务，一边还要继续承担旧时代宗法体系里的角色任务。比如作者笔下的母亲，她既要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旗帜下，与男人们一起修水库，抬石头，挖沙土，即使生理期也不能停工（血顺着裤腿流下来）；那个有勇气自主选择婚姻的姑姑，觉得自己嫁去的村庄“没有饿死人”便算幸福生活；成绩更好的二姐，为了弟弟的前途（也是家族的前途）放弃上学的机会；而辛苦操劳半生的母亲，在暮年才有机会看到大海，到香港走了一趟便觉得人生值得了……

即使是那些看似极端的故事，比如那个为了集齐一百块手表出嫁而出卖身体的赵雅敏，杀死丈夫后埋尸在自家厨房地下的王萍萍，都可以在各种报纸的社会新闻里找到影子。

并不是只有波澜壮阔的人生才有被记录的价值。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恰恰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不得不选的路，不得不重复的人生轨迹。

突破常规的是仝改枝的故事，那个本来安安分分为人妻人母的女子，某次进城时偶然与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才知道真正的“高潮”是怎么回事，于是毅然抛夫弃子，即使受骗上当无枝可依都不后悔——放在《水浒传》的时代，这是要被一刀结果了的。

在传统或半传统的社会，婚姻的最终目的是生育，与感情无关，与性需求也无关。才子佳人的感情是人不人鬼不鬼的离经叛道，而性需求则是男性的垄断专利，女性是作为性资源而存在的，甚至是可以被买卖的，她们的性需求更是禁忌中的禁忌。

对于一个传统社会的中国女人来说，从女儿到妻子到母亲到祖母，她们的身份一直被那个她们必须依附的男人来定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古老封闭的社会形态下，宗法制度和道德规则，保证了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都处在可控范围，个体的受控与认命，也构成了稳定社会的基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曾观察过中国乡村里夫妇之间的感情淡漠现象，但正是这种排除了感情的两性组合，使家庭或家族得以长期维持稳定。群体生存策略之下，任何个体的自由选择与情感需求都是奢谈，所以金陵十二钗从不是十二种命运，而是只有一种，那一个“她们”，终归是钗黛一体万艳同悲。

但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传统价值渐渐被扫进故纸堆，感情和性的禁忌仍然没有退场，社会个体的婚姻与家庭的可控，仍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就如作者在“聊言”（每一个故事后的作者拍案说法）中所说，“千年的媒妁婚姻被打破后，婚姻权被悄然转移到革命和时代的名下了”——你爱谁，谁爱你，需要组织的审查和批准；你不爱谁，谁不爱你，也要组织的审查和批准。所以，一个年轻军官和他的未婚妻在停电的半小时内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出门或点起蜡烛，会被默认为干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丑事，结果是一个人失去了被提干的资格回乡务农，另一个背负了一生的罪责。而“我”在给未婚妻写退婚信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一旦女方不肯接受而上诉到“组织”，也会毁掉自己的人生。

没有女汉子，只有第三性

这本书的封面，用了歌德的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很多人都喜欢引用这句话，但解释口径五花八门，甚至还有反向的解释，比如不算很久之前，有一位知名男企业家发言说，“女性的堕落”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这句话当然遭遇了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批评，后来这位企业家不得不道歉说：“我想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一个国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越描越黑。可以想见，若是这位企业家在“我”的三婶面前讲这类话，那三婶怕是不止要请神来告男人的状，还要堵在门口骂到语难入耳、话难复述的。

今天的公共领域，男性作家介入女性话题，委实是一件危险的事。许多作家都感受过网络批判的汹涌。特别是涉及到乡俗与文明的冲突时，连怜悯与理解的态度都可能是可耻的。作者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也自嘲说“一个男人讨论女性之疑问，多少有如盗贼参与谈论一个社区的安全法”。

不过，作者虽一再声明自己无意于加入女性主义的讨论，但“第三性”的概念，注定会成为女性话题光谱中不可忽视的一面。而且，对于很多主张女性权利的人来说，这个概念是个提醒：有时候，时代馈赠的每一样权利，背后也都标好了价格。

回溯历史，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女性从家务劳动者渐渐变成社会劳动者，这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而后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由于征兵导致的劳动力紧缺，让女性的广泛就业成为现实。从科技的角度来看，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网络时代，不断产生的新工种让女性有更多参与就业的机会，平权的呼声也渐渐成为主流。实际上，女性解放的过程，从来不是男性主动让渡权利的结果，而是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新的规训形式。

于是，当经济建设需要女性站出来的时候，“铁姑娘”那一代人成为了全民榜样；当工业化需要劳动力的时候，那些“外来妹”便要走出村庄到城市打工；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对“女汉子”“独立女性”的歌颂，也从未跳出这种角色塑造套路——多少看似光鲜的职场女性，一边要在工作上与男性寸土必争，甚至连休产假都可能是奢望，另一边还无法放下生育的天职和养育的天性，在虎妈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几十年来，铁姑娘从未退场，对女性牺牲奉献精神的歌颂也未退场。反观男性，至少在社会期待方面是一路减负的，以至于出现了“女性强则男人强”的反套路。

科学地讲，世上从来没有女汉子，只有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第三性。男女传统分工角色被打破的结果，却是一部分女性先变成“女男人”。她们还未获得平等的权利，却首先背负了双重的义务。

那个讲故事的还泪者

多年以后，当“我”在城市缔结良姻，一家三口回乡之时，那个被“我”退婚的姑娘迎面走来。“背上背着很大一个蓝包袱，左边有个三四岁的姑娘扯着她的衣襟儿，右边还有个两三岁的姑娘扯着她右边的衣襟儿，而在她的怀里边，还抱着一个女娃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步一步走近时，我看见她又怀孕了……”

“我”拉着儿子躲进了厕所，不敢与她见面。

这个场面，比起迅哥儿多年之后重见闰土的叹惋，更令人唏嘘。设若子君未曾死去，多年之后以“豆腐西施杨二嫂”般的姿态与涓生重逢，与此差可比拟。鲁迅并不曾有机会改变闰土的人生，涓生也无力为子君的人生负责，但“我”却是曾经有可能改变“她”的人生。

“我”并没有任何义务去为“她”的人生负责。但在“她”的命运前，“我”的耻感如此深重。因为“我”的人生之所以能够不走回头路，或多或少受益于“她”不曾动用组织的力量，去拼一个玉石俱焚。

这种耻感，就像是有人会因为自己没有见义勇为而惭愧一样。在《她们》的故事中，“我”的角色除了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中所有人物的连接点，更是整个故事里最具有“既得利益”色彩的人物。作为整个家族里唯一成功逃离村庄走进城市的人，在“我”逃离的背景里，有着母亲的期待，兄嫂的承担，姐姐的退让，妻子的成全，甚至前未婚妻的放手……如果加上在这本书之外，在作者几次人生转折中从家庭获得的支持，那么，这本《她们》，对于作者而言，既像报答，又像还泪，更是反思。

阎连科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这本书能让人对女性多一点理解和尊重。看似轻易，却并不容易做到。在两性话题版面充斥着“田园女权”和“直男癌”般粗鄙话语的现今，两性之间要互相尊重，必须设一个前提：把对方当做人，无论是“作为人的男人”或是“作为人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