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团部自我鉴定》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07 23:49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团部自我鉴定作文，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明确目的：首先，要明确写作目的，是为了总结过去一段时间团部的工作成果，还是为了找出不足之处，以便今后改进。明确目的有助于调整文章的结构和内容。
2. 结构清晰：一篇好的自我鉴定作文应具备以下结构：
a. 开头：简要介绍团部的基本情况，如成立时间、人员构成等。
b. 主体部分：分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如团部工作、活动开展、团员表现等。
c. 结尾：总结全文，提出今后努力方向。
3. 突出重点：在写作过程中，要突出团部在各项工作中的亮点和成果，如取得的荣誉、完成的项目等。同时，也要注意提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4. 客观公正：在评价团部工作时，要客观公正，既不夸大其词，也不回避问题。对团员的评价要一视同仁，不偏袒、不歧视。
5. 语言表达：文章语言要简洁明了，避免使用过于华丽的辞藻。同时，要注意用词准确，避免出现错别字或语法错误。
6. 事实依据：在评价团部工作和团员表现时，要提供具体的事实依据，如数据、案例等。这样可以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7. 展望未来：在结尾部分，要提出今后团

城南连队的我（中）

1972年12月下旬，初到团部（工程指挥部），对我来说感觉一切都是陌生的。这里的环境与城南连队完全不同，城南连队上百人，只有指导员雷义祥是公社脱产干部，其余全是民工。

团部几十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民工，其他全是脱产干部，上至县级领导，下至一般干部都是县级机关的，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

在城南连队大家都是民工，身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团部论身份、论级别、论层次、论文化我都算最低的。

如果再论金钱则更不可比，只有我一个人不是领工资的。还在生产队记工分分粮食。但我的吃粮标准是4 5斤比干部高，干部的供应标准是27斤。

令我感到温馨的是级别越高的领导对我越客气，当时基建民兵团政委聂友文、副政委张荣途、杜宪安；团长尹保奇、龚节俭、洪廷瑞（后来改名工程指挥部，贺廷元任党委书记，张荣途任指挥长）团部领导人对我语气亲切。

政治处主任杨举廷，副主任戴志红、孙宗乾、杨跃；工程处处长王廷贵，副处长王泽相、田兴文、郭荣吉；后勤处处长徐秉昌、副处长周必彦、王世锡、彭太斌、袁义明、欧长太；三个处的领导也没有官架孑。

反倒是个别没有职务的干部对我有些傲气藐视，后勤处有个姓刘的干部，我和他同住在总机房的木楼上。我很尊重他，我每天早上起来得早，把洗脸水都给他端上楼，他洗脸后一般不倒水，我每次都我去倒水。他的洗脚水也是我早上起来给他倒。

楼上室内有三张床，后来话务员李胜杰（民工）来了，我们三个人住一起，李胜杰也很自觉，会把他留在盆里的各种脏水都倒掉，甚至连他读初中的儿子来了也一样做好服务。

时间一长似乎形成一种习惯，我和李胜杰成为他的业余勤务员。约半年后的一天，我和李胜杰早上因有事，没有来得及帮他倒洗脚水。

当天晚上他见到我和李胜杰脸上不悦，接着我们又是接着继续为他服务端热水倒脏水。大概又过一段时间，我们有一次事忙没有来得及为他做好服务就走了。

这次他对我和李胜杰更不满意了，首先是脸色不好看，我们主动打招呼他也不理会。李胜杰年龄比我小，心里很不舒服便对我说：“不想再服侍他了”。

这样三个人同时在屋时无言语，相处的关系很尴尬。好在总机室外边还有一个8个平方米堆杂物的小屋，我收拾一下便搬走了。李胜杰也把床搬到总机室去了。这是我第一次与脱产干部同居一室共处的经历。

刚到民兵团时，办公用房正在装板壁，建设进入扫尾阶段。新建的办公用屋是传统木结构瓦房，七柱六间加一间偏屋作厨房，共170余平方米，厕所与南海公社革委会共用。

位置在南海公社革委会房屋后边，隔一条水沟，相距不足十米，坐东向西。土地属于南海公社大路大队第五生产队。办公房屋的装修可用简陋来描述。装修粗糙板壁是用铁钉钉的，仅作遮风避雨而已。

办公房的底层是泥土地平，天晴室内走动起灰尘，下雨天室内潮湿鞋底沾泥。瓦房屋顶是斜坡屋面，脊梁中间高两边屋檐低，若不弯腰就会撞破头皮。

住在楼上的人，站着头部顶着瓦，睡下双眼看着瓦，冬天吹冷风，夏天蒸桑拿。1973年初，团部领导陆续搬进新修的办公房（之前住在南海公社）

这六间木屋从北边数起，山头底层第一大间（24平方米），隔开一分为二分为两个十二平方米小间住团部两位领导的宿舍兼办公室，室内没有椅子，只有一张简易木床，一个独凳、一条长板凳。

第二大间（24平方米）底层做团部会议室兼接待室；中间一张会议桌，两边是高低不同的长短木板凳，没有椅子。

第三大间（24平方米）底层与第一间相同，还是中间隔开为两小间分别住团部两位领导宿舍。

这三间房的楼上是团部广播站播音室，《小南海大堰战报》油印室，政治处干部工作人员宿舍。

第四大间（24平方米）底层做电话总机交换室，楼上住话务员宿舍；第五大间（24平方米）底层做食堂饭厅，楼上住机修班的女民工宿舍；

第六大间（24平方米）底层一分为二隔开为两小间，阶檐前面半边底层屋做食堂物资保管室，后面半边底层屋做食堂打饭的窗口间。楼上做炊事人员宿舍；第七间（20平方米）是偏房牛毛毡盖的，做团部厨房。

后勤处干部人员宿舍住团部仓库房楼上，工程处人员宿舍分散安排在南海公社下属各单位。卫生队医生宿舍在南海公社卫生院。

1973年3月初取消基建民兵团名称，改称小南海大堰工程指挥部，设临时党委会，原团部领导和三个处主要领导进入临时党委会作委员。县委副书记贺廷元任工程指挥部临时党委书记，县革委副主任张荣途任指挥长。

1975年5月贺廷元调任武隆县委书记，张荣途任黔江县副书记接替工程指挥部临时党委书记，雷国山（县革委副主任）继任指挥长。

工程指挥部领导职数少，干部人员精。指挥部只有三个处，没有设办公室，也没有秘书人员，只有政治处《小南海大堰战报》编辑宋永珍一人做专业文字工作，采访、编辑、刻字全程承包。领导也没有小车，当然也没有小车驾驶员。

28公里长的主干渠工地，书记和指挥长下工地检查指导工作，基本都是步行，偶尔顺便坐工程车。县里开紧急会议时有小车来。

领导干部无特殊，当时的领导工资没与职务挂钩，张荣途是副县级领导干部工资47元，工程处处长王廷贵，副处长王泽相，政治副主任孙宗乾，后勤处副处长彭太彬是部队连级转业的副科级干部工资72元。领导也没有奖金可发。唯一的特权就是比一般干部多承担一份责任。

我抽到工程指挥部机关，政治处主任杨举廷给我谈话说：“抽调你来工程指挥部是为领导的工作做好服务，团部主要领导（当时是指张荣途、尹保奇等）安排你干什么事你就去办，如果主要领导没有安排什么事，你就自己临时找事做”。

这个工种就是领导的临时听用，我是指挥部机关的第一个民工，因为当时脱产干部少不够用，通讯又落后，领导开会或临时要找个人，还没有安装电话，需要人发个通知，取个信件等。“身兼数职”。

首先我是通信员。指挥部各处人员居住分散，又没有电话，召集开会需要有个人传达通知，当时下属各营还没安装电话，一营住九盘岭距离指挥部3公里，二营住海口隔指挥部2.5公里，步行往返一趟两个小时左右，发个通知也需要人去送。这是我的任务。

其次是兼职话务员。指挥部安装总机室后，抽调两个民工郭荣斌、李胜杰，电话外线经常发生故障，需要外出查线路。当总机室缺人值班时我又当话务员。

第三是给领导当陪伴下工地。指挥部没有设办公室，领导也没有秘书，偶尔安排我陪他们下工地。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县级领导干部，当时的领导看不出领导身份的样子，同普通干部一起三两米一角钱买饭票，在伙食堂和一般干部排队拿票打饭，一碗米饭一瓢菜。

我是一个农民工与主要领导身份不同，等级悬殊天壤之别。虽然在一起吃饭，却没有资格参加领导主持的各种会议，不能直接听领导讲话，只是从别人口中听到对领导的评论。

我对贺廷元书记的印象是中等身材，长得很精干，说话直爽很有气场。他在指挥部时一般都是在开会，散会后就下工地或者到县里开会，从贺书记1973年5月到指挥部至1975年5月调走的两年多时间里，很少他见过呆在公室一天半日的情况。

偶尔见他处理问题，一次我在屋外做事，听到贺廷元书记的办公室里说话声音很大，好像在批评人，过一阵见一个姓毛的技术人员从他的宿舍走出来，用手擦眼泪。可见贺书记批评人很厉害。

后来听说这技术员工程责任心不强，他负责指导的7号隧洞方向打偏了，隧洞都是两头施工往中间打，如果打方向偏了就无法对接。

1974年秋第一次浇筑进水闸底层，当天下午指挥通知所有人员到海口参加浇筑进水闸劳动。

我随贺书记是提前就到工地的，大概下午六点正式开始，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只有沙浆搅拌机，人工搬运水泥、碎石、碎沙放进搅拌机，搅拌好由拌机倒出来由人工用鸳篼挑到工地。

从头天到第二天中午近20个小时，我参加用鸳兜端水泥沙浆，开始戴的手套，两个小时后手套就磨破了，后来手指尖的肉皮也被水泥磨穿血渗出来。

贺书记从未离开现场指挥，上下观察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浇筑混凝土结束时，只见贺书记嘴巴在张口，听不到在说什么，他声音嘶哑了。大约一个星期后才恢复。

张荣途指挥长身材较胖，活佛形象。眼睛近视。1965年由县人委办公室主任提拔当副县长，接着碰上文化大革命，他在文革中受到批斗最残酷，我是从红卫兵批判走资派挂的黑牌子名字上认识他的，他当时不认识我。

我到指挥部后他才认识我，我对他记忆最深刻的印象是1973年的一天晚上，我刚入睡，估计晚上零点左右，他敲我的门，我马上穿衣服起床。

他手上提着一盏马灯对我说：“小祁，陪我去海口、看看晚上工地情况，了解一下安全问题。”我便跟着他一起往海口方向走。

先到海口进水闸工地，随后又去二、三、四号隧洞施工现场。一边走他一边说各工地的出现的情况，一边聊了一些家常之事。

第四是食堂帮工，七十年代南海公社是到湖北省咸丰县大路坝公社街道上交易农产品，五天赶一次场。

当时乡下只有几个单位的职工吃商品粮，而且人数不多，农村无居民。平常无人卖蔬菜，只有逢天才有少数农民带点蔬菜上街赶场交易。

修小南海大堰开始后，才有大批人员进入大路坝流动。食堂购买蔬菜只有在五天一次的逢场天到大路坝乡场街上购买。

指挥部伙食堂每天约五六十人就餐，伙食团长朱德文是粮食局的干部，年近五十，逢场天到大路坝街道上买蔬菜，趁赶场机会买500斤左右的蔬菜吃五天。

伙食堂距离大路坝街道上单边500多米，人工挑运蔬菜每一趟100斤左右，往返5趟劳动强度有点大，朱德文完成不了。于是遇上逢场天我就是伙食堂的蔬菜搬运工。

除了挑蔬菜之外，食堂有半亩蔬菜地，种菜也是我的任务之一。食堂还喂有两头猪，经常到距离3公里远的南海酒厂挑运酒糟，每次肩挑120斤左右，劳动强度大。甚至有时还要到15公里之外的后坝公社粮点挑运米糠。

第五是南海客车售票员。修建小南涌堰之前，南海公社这条线距离县城三十公里还没有开通客车线路。小南海大堰开工后来往流动人员大量增加。

1973年冬，经工程指挥部提议，开通县城至南海公社的客车，确定我作为客车代理售票员。当时用两吨半的南京牌货车代理客车，称为“代客车”。全程票价为0.8元。至中塘为0.40元。

当时的自行车是国家的计划商品，即使有钱没有计划指标也买不到自行车的，按申请计划指标，南海大堰工程指挥部购买了2辆上海永远牌自行车。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是国内名牌产品。

一台放在黔江县城后勤处物质仓储点，便于与城内工作联系。由县物资局干部罗绍扬使用。

一台放在工程指挥部，当时工程指挥部总机室还没有安装，没有专用电话，是借用南海公社的电话与县城联系。

工程指挥部人少事多，没有人专人负责传递信息。于是便安排我来使用这台自行车。用于联系工程指挥部下属的一营、二营。

一营营部驻九盘岭，离工程指挥部约3公里。下设城南、城北、城市、舟白、县坝、中塘6个连队。负责5、6、7、8号隧道的施工。民工约800人。

二营营部驻海口，距工程指挥部约3公里。下设正阳、正谊、寨子、女子连4个连队，负责进水闸、1、2、3、4、5号隊道进口的施工，民工约500人。

当时的信息传递全部是最原始的方式，人工传达。领导安排后勤处的干部教我学骑自行车，骑自行车送信一是赶时间，二是省力。

我从未学过自行车，也不知道教成人学自行车是个累人的活儿。开始教我骑车的人在南海公社小学操场坝子推了几圈就累得不行了。他说我学不会。于是第一次学骑自行车半途而废。

一月之后，指挥部召开各个连队干部会议，从各连队抽调几个炊事员来帮厨，我协助管伙食，册山连队一位叫张太平的炊事员骑自行车技术好，听说我还不会骑自行车，他说包把你教会。

他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教我两个小时，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很感激他。从此送信到一营二营就省时省力多了。

十五、调中塘点上当伙食“团长”

南海堰总干渠28公里到中塘巧好一半。在中塘还有一个控制性大工程“嘉禾倒虹管”。指挥部在中塘是设的一个指挥点，习惯称“分团”。

设点之初，重点是工程物资管理收发，人员少。伙食堂在仓库旁边搭个偏房，抽调一个农民工当炊事员。

伙食管理由负责仓库保管的县物资局干部周照贤代管。大家都称“周保管”。凡是到中塘点上办事，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先找“周保管”多下三两米。

随着工程向前推进，中塘的指挥点往来人员逐渐多起来了。人多了“周保管”也顾不过，需要另设一个伙食堂解决往来人员吃饭的问题。

指挥部决定在中塘点上新设一个伙食堂，地址选在中塘公社铁联社，这里地方较宽敝只有几个铁匠师傅。

选择利用中塘铁联社伙食堂的房屋合伙组成指挥部伙食堂做到物尽其用，既不影响铁匠吃饭，又解决指挥部往来的人员吃饭问题。一举两得。

1975年秋，南海堰工程指挥部后勤处的领导给我谈话说，现在中塘点上来往的人员不断增加，经常都有四五十人过往要吃饭。

工程指挥部党委关心工程人员生活，领导研究，根据你的工作表现决定派你去中塘点上管理伙食堂，相信你能胜任。管伙食不是轻松的事，希望你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

南海堰各连队都是安排脱产干部当事务长管理伙食堂。指挥部更是如此。现在中塘点派我这个农民工去做脱产干部的活，确实是对我的信任。

我听了领导的谈话，我感到意外又激动，没有想过领导会安排我去当伙食“团长”，有点受宠若惊。表示服从安排，一定尽力把伙食堂管好。

于是我心情愉快的收拾行李，给原来的伙伴们分别打过打呼，坐个顺道去中塘点的工程车便到了中塘点。

中塘点的日常工作负责人是后勤处副处长袁义明。他是一位资深老领导。五十年初曾任过黄溪区副书记。

论资格比工程指挥部现任领导还老，论能力也不差。由于诸多原因挫折导致他的官位越来越低。

我到中塘点上，首先向袁义明副处长报了道。我们之间已都认识，袁义明是领导早就知道是我来。

他把我带到中塘铁联社看了房屋环境情况，把铁联社伙食堂的黄师傅介绍给我，黄师傅作为炊事员，今后由我安排。

如果伙食堂缺乏什么工具由我拟出计划报给后勤处，后勤处领导审查同意报上级领导签字批准了派人采购。

另外，将原在南海堰工程指挥部的炊事员肖立华（绰号“肖二胡”）调到中塘点来。再从三营连队抽一个炊事员叫万红石。三个炊事员加上我，一共四人组成南海堰工程指挥部中塘点伙食堂。

我这个伙食“团长”手下三个兵。第一次召开会议大家分一下工。

肖立华擅长发面就做面食，由他负责做馒头作早餐；黄师傅负责煮米饭；万红石负责挑水、洗菜、清洗餐具及打杂。

伙食堂4个人三种身份，肖立华是国家正式工人，黄师傅是铁联社集体所有制工人，他们两个吃国家商品粮。

我和万红石是农民工生产队计工分分粮，由生产队卖粮食给当地粮点，再转手续给连队换商品粮，连队再转给工程指挥部食堂。

这样南海堰工程指挥部中塘点伙食堂的工作就算开展起来了。

伙食堂里吃的菜饭很简单。当时国家干部的粮食供应标准基本都是每月27斤。伙食标准全县全省几乎都一样。三两米饭一角钱。吃三两面条也是一角钱，吃三两馒头还是一角钱。但要办好伙食堂却很难。

在粮站凭供应证买大米每斤一角三分八，面粉每斤一角八。三两米需要四分一厘四，三两面粉五分四。除了买米买面，还要买油买盐买柴买煤等。三两米饭一角钱的伙食标准既不能饱更不能吃好。

我是农民工管伙食堂最担心的有两点：一是担心超生活费超支了我没有钱贴补，因为我没有领月工资。二是担心伙食堂成员误会我贪污生活费。

我经常与几个炊事员商讨用什么办法把三两米一角钱的伙食办好。

“肖二胡”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增加吃肉的次数，每吃一次肉可以节省一顿炒菜的油。二是买猪大骨顿汤增加菜里的油脂。

伙食堂想增加吃肉的次数还需要“特权”。买猪肉要计划供应，没有计划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肉吃。

南海堰工程指挥部经常要接待客人，县食品公司给予南海堰指挥部空白计划票，根据用量填单到食品经营站买猪肉。于是指挥部伙食堂成员想吃肉时可以享受到这点特殊。

当时猪肉价格每斤六角六，买十斤肉炒熟后分为二十二等份，每份三角钱，伙食堂成员现场掏钱买肉。伙食堂要补贴葱姜蒜及柴火钱，但每次吃肉都用肉汤煮菜，节省炒菜的油。

顿大骨汤是个增加油水的好办法，当时大骨价格便宜，每斤四分钱。但需要特殊条件和“特权”才能买得到，能买到大骨的时候很少。

每个公社只有一个经营站杀猪，称肉凭票供应，乡下公社五天才杀一头猪，大骨不要肉票，是个抢手货，多数时间都是被经营站有关系的人买走了。

黄师傅还提出铁联社有一块菜园地可以多种点蔬菜，减少买菜的支出。

更没有想到是袁副处长在1976年冬天的一个早上花4元钱买到一支约有五十斤重的白色山羊。

“羊半头”，五十斤毛重的山羊，除去羊皮内脏后，只有二十五斤带骨内，除去头、蹄羊骨头后，羊肉更少。

那张羊皮卖给供销得到三块九六。仅用四分钱让全体伙食堂成员敝开肚皮饱食了一顿羊肉。

可惜这样的机会极少，不易撞到卖山羊的人。如果经常碰到真是妙招不可言。

这是计划经济价格机制的一种怪现象。食品公司收购鲜羊肉二角七一斤，凭供应票证卖羊肉三角三一斤。

供销社收购羊皮分三个等级。划分羊皮等级的标准不是分大小，而是论质量，检查羊皮的虫眼豆巴。下等羊皮每张三块零六、中等羊皮每张三块五六，上等羊皮每张三块九六。

县水电局有几个职工从吃这顿羊肉得启发，隔三差五跑去高山嘉禾大队买小山羊杀来吃，两块钱买一只小山羊吃顿羊肉后，又卖一张羊皮三块九角六，倒赚两块钱。

在食品计划供应的年代，伙食堂成员最关注伙食“团长”和炊事员。尤为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开饭时，双眼盯着炊事员打饭的手，不只是斤斤计较，而是粒粒计较，那怕是炊事员无意之间的手晃一晃抖一抖都在意。

在食用脂肪缺乏，清汤寡水的时光里，成年人每顿定量三两米的饭，每个人几乎顿顿都是处于半饱半饥状态。那怕是多半口饭或者少几颗饭也看得重。食堂甚至有为了少几颗饭闹事的。

“干不断的河堰田，饿不死的炊事员”。伙食堂炊事员的个人品质尤为重要。如果贪嘴多吃，贪心偷米拿油。伙食堂成员利益必然受到侵害，同时伙食“团长”要背冤栽跟斗。

既要充分尊重炊事员，又要时刻注意炊事员的行为，这是伙食“团长”对全体成员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二是紧盯按月公布伙食账。按月公布伙食堂帐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更是我关心的。大家关注的是怕伙食人员多吃多占，我关心的是怕超支。

我在城南连队时，事务长郑仁和就不能按月公布伙食帐，大家议论纷纷。在指挥部伙食堂朱德文当“团长”也是不能做到按月公布伙食帐。

他们觉得按月公布伙食帐是一件很难做到事。我总结了他们不能按月公布的问题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天没做日记帐。累计多天了自己心里无数；第二，制作饭票时没有确定总数，不清楚伙食堂人员手里还存有多少张饭票。

在总结了他们的不足之处，我一开始就加强改进，预防重复他们的老路。

我改变他们的做法：首先，制作一张当日收支统计表，把一日三餐支出用的米面油过称登记，记在日记帐上，再把一天三顿收回多少张饭票清点完毕登上日记帐。

其次，制作饭票总计为1000张，时时清点已经收回的饭票张数，就知道未回收的饭票张数。我时时刻刻心中有数。在我的心里每天都有帐，莫说按月公布一次帐，就是一天公布一次帐也是易事耳。

于是我的伙食帐做到日清月结，当天的日记帐就挂在伙食堂的墙壁上，大家随时可看可查。

在三位炊事员的配合下，在我当伙食“团，长”的近两年时间里，基本做到每月微有盈余。五一节、国庆节、元旦节、春节可以免票会餐吃一顿饭。

十六 、返回生产队

1977年3月5日，农历丁巳年正月十六，我移交结束中塘点上伙食堂的全部帐务，打点行装返回生产队，从那里来又转那里去。

我是1971年11月21日，农历辛亥年十月初四，年过十九岁。从家里出发到南海公社大路大队三队曹家坝城南连队住地。

1972年底离开曹家坝到小南海堰工程指挥部机关。1975年秋季从工程指挥部派到中塘点上管理机关伙食堂。共计历经五年零三个半月

这五年中我有四年是指挥部机关度过，以农民的身份与脱产干部一起共同生活，近距离的接触县委领导。可谓机会难得。受益匪浅！

五年中眼界大开，增长了不少见识。见到了以前没有见过的人，遇过以前没有遇过的事。

以前在生产队里看到的只是当地的人，在城南连队见过全公社的一部分人。在指挥部见到的是全县的一部分人。偶尔还能见过县以上的一些领导干部。

近距离接触县级领导和我以前的想象大相径庭，他们原本是那样朴实真诚，对人友善和蔼可亲。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如何做人做事。

我竟然还曾经写信上书言事，批评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他们不仅没有对我产生反感，而且引起他们对我的重视。

看看领导比比自己高下立见，真是天壤之别。自己所学知识简直是夏虫不可语冰。见识更是天上与地下之差。由此引发我对学习的冲动。

当然也看到从县级各单位抽来的一般干部也好，领导干部也罢，性格各异，为人处事方式多种多样。领导水平也高低不同。个人品质也有区别。

临走时还有一件事非常遗憾，我入党的申请一直未能通过。1973年我就向工程指挥部机关党支部交了入党申请书。

分管组织工作的是政治处副主任兼工程指挥部机关党支部书记他给我说，你父亲的历史问题缺乏书面证明材料。

我父亲1953年被选为环城乡副乡长，在工作中性格过于倔强，1957年时浮夸风、高指标开始出现他感到更不适应，经常与上级领导争论顶牛。

于是父亲自己提出申请要求退职回家继续务农。组织上批准同意了父亲的退职申请。还安排父亲回村后担任城南村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

这个事成为我入党时的问题，需要有证明人的书面材料。我回家就向父亲说了这个情况。父亲便去找他当时一起共事的环城乡指导员龙元生写了个书面证明。

我把龙元生写的证明材料拿去交给政洽处副主任，他说你这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怎么可以自己去找人写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应该是党组织派人去调查。这属于严重的入党动机不纯。

主管组织发展的领导说我的“入党动机不纯”，只要他还在主管组织工作，等于对我直接关了门。虽然说党组织不是他个人的，但他在主持工作就得由他说了算。

大家共同评论说这个副主任观念固执，是从“机械系”毕业出来的。我对他心里有意见，他是我的克星。但也无可奈何。这算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挫折吧。

现在回忆往事，我才发现自己是个超级大傻瓜。我在指挥部时就直接认识县委的书记、县长这些人，在我后来几十年工作中，他们长期是我的上级，经常开会还碰面，竟然没有去用过一次这些关系。让这种难得的重要资源白白浪费了。真可惜呀！

甚至还愚蠢的认为，什么事都要凭自己的本事去办才光彩，无论顺境与逆境，软着陆还是硬着陆，连想都没有想过去单独见一面老领导。如果要评选傻瓜冠军无疑我排第一。这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傻的人吗？所以我老是长不大。

其实普通平常人身边也不缺乏人际关系，往往是自身缺乏如何运用关系的意识和能力。善于利用关系办事是一个人的天赋。正确运用关系并非贬意负面。没有这种天赋的人教也教不会。我属于教不会的一类人。

五年多的修堰历程，初偿进入社会生活的酸甜苦涩。初略领教到社会的复杂多样性，偿试到人性的多重性。

前行的路上，既有人喜欢你支持你，也有人讨厌你看不惯你。既有可能遇到福星关照你，也可能碰上克星打击你。既有主观原因，也有运气成分。

无论顺境与逆境。都是你的必经之路，苦难也是你的财富。正如伟人毛主席说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9100字

2025.4.23

‬

那年我在王牌部队当兵，如今退休享县（团）级待遇，但仍怀念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