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2014经济工作讲话》教你5招搞定！（精选5篇）-格策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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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2014经济工作讲话》教你5招搞定！（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17 09:50

如何写《2014经济工作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2014年经济工作讲话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明确作文的主题，围绕201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成果、挑战等方面展开论述。
2. 结构安排：合理规划作文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
3. 数据支持：在论述过程中，适当引用相关数据、图表、案例等，增强说服力。
4. 逻辑清晰：论述观点时，要条理分明，逻辑严密，避免出现前后矛盾、重复啰嗦等问题。
5. 语言表达：运用准确、简洁、生动的语言，避免使用过于口语化、模糊不清的词汇。
6. 政策解读：准确解读国家在2014年经济工作方面的政策，如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
7. 实事求是：在论述2014年经济工作时，既要肯定成绩，也要正视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8. 针对性：根据讲话对象和场合，调整作文内容和语言风格，确保作文具有针对性。
9. 时代背景：结合2014年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经济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0. 展望未来：在结尾部分，对2014年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以下是作文写作要点：
引言： - 简要介绍2014年经济工作的大背景和重要性。 - 提出作文主题

贾康：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政府有效投资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5年大湾区创新生态大会上的演讲（2025.4.20）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交流。我要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政府有效投资结构与机制，来做一个发言。自己愿意借这个机会，比较直率地来探讨一些相关问题。

从基本命题上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央给出的宏观政策准确的表述，怎么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掌握好相关要领，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应沟通不同意见，凝聚共识，努力优化。背景上，显然我们需要在当下应对中央所说的复杂严峻的局面，贯彻全面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结合的方针，那么已经在中央指导之下形成的超常规的宏观"双松"政策搭配下，表述多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扩张性要更加明显；而货币政策已经不再提稳健这样的概念，直接表述为"适当宽松"。这样双松的宏观扩张政策总体要求上，又要落在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全面地来扩大内需。那么应知，这反映着中央近年来反复强调的系统集成这样的系统思维框架:早就有中央文件的表述，指明消费是基础，而有效投资是关键。在基本学理上来说，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的供需互动中，基本的逻辑关系，就是我们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而使他们的消费尽可能地合乎向好意愿，这个是基础性的原生动力，但是回应这种原生动力的创新动力，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供给侧的生产经营环节，即生产经营主体，是社会上于竞争中处理其产出的产品与服务怎样形成针对性呼应关系的主体，他们出自趋利动机要千方百计提供有效的有竞争力的供给来回应需求。这个循环，在实际生活中如果讲社会再生产初始环节，一定是需要先有投资--这个投资的有效性是最关键的，以其有效，带出来合乎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也带出来人们所需要的"安居乐业"的就业机会。在就业能够稳定地使人民群众有自己可预期的收入、形成消费能力之后，当然还要配上其它的社会政策，比如说对于弱势群体的低保和扶助，以及我们必须提及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老百姓、消费大众消除各种"后顾之忧"，然后形成以这样一种有效的投资带出就业、带出消费能力有源头活水，来持续地支持着社会成员、消费大众可以用自己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做自己所意愿的消费。

今天我想向各位特别汇报的，就是这个循环中关键的"有效投资"。需要区分不同的有效主体，不同主体所适应的不同的有效领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市场主体、千千万万的企业,是在厂商竞争中间要实现自己创业创新目标的竞争性的主体，他们适合的投资，显然主要是在一般市场竞争中的商业性领域里面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方面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需要有一种权责利结合的激励-约束绩效机制，使投资的主体能够在得到产权保护、有公平竞争预期情况下，敢于勇于去加入竞争行列，去做这种商业性的创新创业活动。人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信息革命时代最前沿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化头部平台公司带出的产业经济数字化、数字经济产业化"数实融合"大潮中，总体上我们必须承认，求得投资成功真正的生命力，首先就在于企业方面，是在商业性金融支持时应特别发挥主要功能作用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在这种直接融资唱主角的支持之下，以数字经济创新龙头，形成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过程。

还有另外一个视角，是我今天要特别展开说的政府投资。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在有效、有序的市场后面跟上其有为、有限地"更好发挥作用"的这种功能，"市场决定论"与"政府作用论"的组合，已经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地做了表述。政府在有效投资这方面的有所作为，在当下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必须运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公债机制，包括国债、地方债，规范化、阳光化地支持政府做他应该做的有效投资。而政府的有效投资，主要是在什么样的领域里有他的适用性呢？中央现在有非常明确的表述:政府投资是"两重"为主:国家安全和重大战略实施相关领域条件能力建设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截了当地说，这对应的，都是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类公共工程的项目，这种项目会碰到所谓市场缺陷等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两重"公共工程领域里，对企业当然应该引导他们也积极参与，但是最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不能落在企业方面。这些项目建成后所提供的，是在理论上所说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这个范围内，要在厂商不能够靠纯粹的市场机制解决投资回报问题的情况之下，由政府牵头以纳税人提供的税收，以及以规范的公债筹集的资金，来支持着完成项目建造，形成"正的外部性"，服务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投资领域里的"两重"，现在其实是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要借助更加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发挥政府有效投资功能作用的重点对象。

那么，我愿意进一步说，这方面实际上碰到的一个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产生疑惑与争议的认识误区，是我接触到的不少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研究界人士，也包括企业界人士，往往有这样一种看法，是认为这些年走下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投资规模已经非常大，中国的这种大基建、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已经饱和，伴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快碰到天花板了，有很多地方抱怨地方专项债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等等。我自己愿意在此非常直率地说，这是现在我们必须澄清的一个关系到怎样更好地来应对困难、打开新局面需要解决的认识误区。

我的基本看法抓紧时间汇报一下。我认为政府可做的事情，在有效投资概念下，可选择项目很多，重点的和配套的合在一起，可谓俯拾皆是。首先，就是要于现在不失时机地在经济低迷阶段更好发力，把中央所强调的"两重"作为重点进一步打开新局面。可做之事的具体化，我在此就直奔主题说一说。所谓已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对应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整个国土上，这些年来，人们反复感受到跟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安全发展相关的是什么？是我们不断地听到在雨季形成的涝灾危害。有一些震动整个社会的不良案例，比如说当年郑州大雨之后，一条隧道里淹了多少辆车、死了多少人，大家可能对此还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也看到网上有的视频，是后来李克强总理到了那个隧道口，他站在那里说，这个隧道里面到底淹了多少辆车死了多少人，要查清、要追责。当然后来没有听到更清晰的报道，但知道原来政府报的数字低于实际发生规模。在灾害后面，人们必须反思的是什么？就是据披露，郑州早就投入巨量资金做政府主导的海绵城市建设，那为什么这些资金所做的海绵城市建设，却不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一个负责任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对这种事情必须举一反三，来考虑整个我们两重建设的必要性。在郑州以后，我们又不断听到，有从南方到中部，再到北方，出了大雨以后又发大水造成的这种灾难性的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冲击，比如后来北方的大雨造成了北京的门头沟、河北的涿州，又出现严重灾情。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的是，如果追求中国特色现代化应具有的高水平的话，一定要找到一种资源投入，去完成所需的建设项目，来对冲这种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间不安全的威胁，减灾防灾。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有效投资眼界下，没有别的选择一定要做的事情。比如郑州，就得专门地做全套反思和考察分析，为什么原来投入的那些资金不解决问题？具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综合性的原因，可能碰上工程做到一半没有赶上它发挥效应，可能是管理上和设计上有不对头的地方，甚至可能还有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延误了很多应该抓住的时点，没有把这种事情做好，等等。但无论如何往前看，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两重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防灾减灾。

关于海绵城市建设在北京，我知道也有前些年的试点，比如说海淀区的海淀公园，就是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个试点区域。这种事情必须首先在中心区域争取全面铺开，天文数字的资源就得砸到地底下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别无选择的。那么，这个海绵城市建设实际上连带着一定要考虑，必然关系整个水系的整治，那么我们多年所注重的江河湖泊与水库治理、基本农田灌溉体系建设，当然要跟上，而整个国家现在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又跟这个事情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在我国主要的中心区域，海绵城市建设一定还要有对接到需要通盘设计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我国地下综合管廊多少年前只有天安门广场做到了--地面上看不到电线杆子，是吧？后来大家发现，所有的管线，都应该放到地底下去，这才符合高水平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这些年在反复地讨论推动这个事情，它的基本模式已经清楚了。建设综合管廊虽然有大量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去，但一旦建成，就可以管一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段内不扰民，高质量形成社会公共服务环境，综合地算总账，是非常合意的。综合管廊的管理部门，要对入网的所有管线收取年费，这是它对应的弱的现金流，源头上是各种相关管线公共服务的使用者付费。这个弱的现金流，再对应到我们现在的地方专项债顶格30年、特别国债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50年，是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资金闭环的，不必体现在财政赤字上。这30年、50年的资金闭环，可解决平时我们难以想象能够下决心大规模去做的这种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它又一定结合着海绵城市建设--需要通盘设计。那跟着来的又是什么呢？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和其他一系列成规模的中心城市，必须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如纽约、东京、莫斯科、德累斯顿等等，无一例外必须建成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中心区域就是建在地面之下的地铁。可想而知，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网的地铁系统，必须打通规划作高水平设计，通盘建设。当然，地铁到了比较靠外的郊区，为了节省成本，它可以走到地面上成为轻轨。纽约是非常典型的，中心区域都是在地下，到了旁边靠近人们所说的郊区，开始走到地上了。在东京中心区，最典型的这种轨道交通是立体化的，加上地面交通和行人通道可以三层到四层。他们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些现代化城市中心区域的基础设施所具有的支撑力，可以避免和弱化像北京、上海等等城市这样的路面堵车，以及老百姓收入提高了想买机动车却要受限，必须摇号，必须出钱（北京市是摇号，而上海是摇号跟出钱结合买那个"最贵的铁皮"--机动车牌）。用车的时候，北京还有限号，你那怕买到了一辆机动车，五个工作日里有一天你不能开，逼着很多家长再买第二辆车，因为那一天他必须还要接送他的孩子上下学。这都造成了多少社会矛盾和综合成本？我们早就做过研究，东京、纽约的机动车拥有率明显高于北京，人家为什么没有必要采取这些限购、限号、限行的措施？就是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轨道交通网布局及其发达程度与密度，足够使所有的买车者是想买就买，买了以后主要在节假日他们往外开出去享受生活，和在平时作为特殊情况的应急之用。一般的通勤，比如住在远郊区的，开车走到政府规划好的各个停车场、停车位，停下车来便进入轨道交通系统，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地到达目的地--这才是现代化的水平。不要看北京现在也是高楼大厦林立，跟曼哈顿看起来差不多，真实的水平差距就在这儿。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说"两重"建设，这不正是一些中心区域必须做的、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吗？北京地铁建设这些年在跟时间赛跑，现在已有积极的迹象，也引进了PPP机制（引进了港资，他们是全球首先做到有地铁系统不亏损这样先进经验的主体）。北京地铁4号线、16号线都是运用PPP来做的，应可以更积极地把其他一些主要地铁线路也引入PPP机制来做。政府出一部分钱，就可以带动可观规模的非政府的钱，来做这样的事。

除此之外还要做什么？我接着说啊，这还只是举了一些简单例子，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呢？早就有交通部门说，中国缺少5000万个停车位，现在又说不止5000万了。我注意到在北京是非常典型的情况，你要把一辆车停下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政府有些管理部门在反其道而行之（在周边原来有相对宽松的停车位的地方，比如说玉泉山周围一大片那个三山十三园的郊野公园区域，路旁边现在全都画满橘黄色的禁停标志，老百姓去那儿大多数都是驾车，不得已得停下车来，那做什么呢？交罚款。何苦来呢？跟老百姓过不去。这是现在一种实际生活中矛盾的体现）。这方面应该提供的基础设施的要求是什么？政府高水平规划，必须把覆盖整个辖区各个节点上合理的停车场、停车位赶快建出来。北京的平安大道是多少年前的一项首都重点工程，终于建成了和长安街平行的一条东西向直接贯通的干道。当时所有的配置都是最高水平，旁边的店铺是雕梁画栋式颐和园的风格，第一批的路灯是宫灯（当然后来发现不实用又改掉了），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平安大道两边怎么设置停车场和停车位。这么多年，两边的店铺嗷嗷叫也没有办法，人气就是上不来。现在怎么办？必须要有通盘规划，以立体停车位的方式在这个平安大道两边解决问题。这个事情要做起来，政府当然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牵头做好，后边完全可以跟着PPP的方式，接着由企业进场建设和运营。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力量进来，对应着停车的使用者付费机制，能够把这些事情解决得快而好。

诸如此类，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再展开说很多的例子，但还可点到为止:老旧小区改造要不要做？从一些大的中心城市到一些三、四线城市，都有类似的、非常必要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是造福于老百姓的建设任务，也是我说的政府应对应的有效投资的应选项目。至于说乡村振兴方面增长点区域的建设，那更是可以举出各种各样、各地不同的对象，找到对象里面的适应性。

还要简单强调一下:我前面列举这些例子的政府该做的投资，只要掌握好使它的规划有高水平，它的工程监理以及资金使用（运用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这方面体现应有的专业化、规范化、阳光化，接受监督等等，就一定能够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发挥现在说的扩大内需，后来跟着的优化结构、改善民生、提升增长后劲等一系列的正面效应。做这些有效投资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我们一样也不缺:中国现在所谓的产能过剩它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有办法提供钢材、水泥（把产能的过剩转为不过剩），还有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我们能有可靠的把握把这些两重建设为主的政府有效投资，以更加有声有色、更加有水平的方式做出来。这样一来，我前面说到的项目对象有、生产要素有，把匹配的公债机制掌握好，便没有妨碍的问题！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反复说，中国公共部门负债与主要经济体相比，我们现在水平是低的，我们政策工具箱里有它充足的冗余度，可以把这个事做好。

那么这样一来，我愿意跟着强调:做事的机制创新非常重要。过去的政府投资由于种种原因，容易落到所谓低效的状态，必须注重机制上的和管理上的提效。当然，对这个低效状态还要有具体分析，你如果简单以微观眼界的成本效益分析看，青藏铁路的建设是不合算的，但我国必须抓住时机于前面一轮政策扩张期，把它建出来。什么道理？这里追求的是国民经济综合绩效，它有超越一般的经济成本效益核算的眼界。要考虑到增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考虑到怎么样支持西藏区域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以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力量进一步巩固整个国家安全大局。什么时候可以启动？如果太早了，则没能力；太晚了，则贻误时机。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以上一轮四万亿投资计划刺激、支持，我们就把这样的事情做出来了。新的一轮，现在可能于青藏铁路之后还要考虑川藏铁路，是同样的道理。在高铁建设方面，也一定要打提前量，现在高铁账面盈利主要是京沪线，以后会越来越多有那么几条。再以后呢，这个盈利面可能会扩大，但也很难设想什么时候全国所有的高铁线都盈利。然而，这方面的大前提是必须成网，必须有一个准公共产品性质的网状体系支撑。欠发达地区跟上整个发展，是"要想富先修路"，进而支撑我们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结语说，如果从我们讨论的以人工智能+、数实融合带出整个产业创新大潮这方面，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的同时，政府怎么做好冲抵现在经济低迷的压力、冲抵美国特朗普2.0版给我们施加的压力，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把握好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要领，那么我们这样以政府更加积极财政政策所做安排的有效投资，也一定是要匹配上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PPP机制、产业引导基金等，在超常规宏观政策的支持配合下大干一场。在当下失业压力普遍造成民众不安、不愉快的时候，这些政府两重项目和配套项目，正是搞了"以工代赈"，是直接对应到当下社会现状的:只要工地上有了工程开工，马上就有就业机会，马上就有工资发放，马上就产生设备、原材料等订单投放市场的景气，马上就有老百姓提升消费能力方面的实惠。而从当下联结长期来看，一做这个事情，就是扩大内需，提供改善民生的就业机会，跟着提升景气，还跟着优化结构，增加我们发展的长远后劲。惠民生，而且会引致民资来一起做。以后在中国要做越来越高水平的社会基础设施，那么带出来的，当然就是我们在"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能更有底气、更有可能在正视困难的同时，冲抵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情况下去实现行稳致远。所以，我从财政政策支持政府有效投资优化这个视角上，所谈的这些看法，是愿意引起大家更多的探讨，也请大家批评指正。在我们企业未来冲入人工智能+这个创新大潮的同时，我们整个社会的有效投资，是要把企业的有效投资加上政府的有效投资，形成更加可依赖的合力，来支持我们开创意愿中的现代化新局面。

这些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专家简介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1985 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
1988 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
1995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
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
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3年后，多次受温家宝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6-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
2013年后，多次应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李克强总理建言经济工作。
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
参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
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
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21年与刘薇合著出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被评为年度“中国好书”和全国党建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人民日报刊文：高质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重大创新

原标题：高质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重大创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纵横谈）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重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高质量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等，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范畴的原创性和科学性，对于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揭示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魂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作出科学判断，从而为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根本依据，是我们党推动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划分。比如，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及其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终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并把资本主义划分为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把工业资本主义划分为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两个发展阶段。又如，认为股份资本是不同于私人资本的“社会资本”，股份公司是不同于私人企业的“社会的企业”，并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发展阶段划分为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等阶段。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分析，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具有重要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我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的科学认识和理论概括，与时俱进提出一系列重大判断。比如，2012年提出“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2013年提出“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强调“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2014年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017年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等等。可以看出，无论是“三期叠加”还是“经济发展新常态”，最后的落脚点都是高质量发展。正因如此，高质量发展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及其本质特征进行科学总结而形成的理论结晶，为我们党制定新的改革发展战略与政策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也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支撑。依据对我国经济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并结合我国发展所处外部环境重大变化的前瞻性科学研判，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阶段思想的方法论精髓，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规律，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阶段思想的衡量标准和理论内涵，即从经济发展速度以及质量辩证关系的角度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全新的理论划分，创新了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认知。

深刻阐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经济发展质量”这一术语，但在其诸多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质量的提升，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再如，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突出了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核心作用，强调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能够更有效地转化为商品价值和社会财富；又如，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必将不断深化和发展，从而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经济发展质量严重下降的集中体现；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蕴含的这些丰富思想，对我们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具有重要指导和启发意义。

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发展质量持续提升，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作出深刻分析和清醒判断。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想着过去的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的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是总爆发。”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重大判断，在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首创性地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这一经济范畴，把“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体现新发展理念”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衡量标准，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而且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质量及其衡量标准的理论认知，突破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和评价体系的局限性，实现了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理论认识的一场深刻革命，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都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和主线来谋篇布局的。正因如此，高质量发展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深刻理解和系统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的重要枢纽和线索。

系统阐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正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充分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同一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成功转变发展方式的结果就是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阐述了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原理，为我们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阐明，资本积累和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扩大再生产又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经济发展方式表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两种类型，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以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为前提和手段；同时，还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内在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原理出发，全面阐述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和要求。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供给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从投入产出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分配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从宏观经济循环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这一重要论述，从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宏观经济循环等多层面多维度出发，深刻阐明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使高质量发展这一范畴的实践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现了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思想方法论。

深刻阐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全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多方面实践要求，更要抓住关键环节和“牛鼻子”，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联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把物质生产力及其发展理解为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基础，理解为决定社会性质和形态及其变化的终极力量，是马克思主义为人类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列宁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是因为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说明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提出了自然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资本生产力等十分丰富的生产力概念，揭示了生产力的量变质变规律、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逻辑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等，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我们更加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202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出发，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和思想，系统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基本内涵、核心标志、特点、关键、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深刻揭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从而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4年，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作出深刻概括，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对高质量发展概念的坚持和继承、深化和升华。从坚持和继承来看，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指导思想上一以贯之，都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为只有进一步深化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重大意义的认识，才能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从深化和升华来看，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揭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深层力量，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更加凸显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作用，标志着我们党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新境界。

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虽然马克思提出了“新生产力”“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等，但并没有明确地对生产力进行质态划分。新质生产力概念第一次对生产力进行了明确的质态划分和理论规定，推动“术语的革命”，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还有巨大的方法论价值，其中蕴含的生产力质态概念，赋予生产力更为鲜明的历史性和发展的阶段性，从而在方法论上有助于我们从生产力不同质态出发，对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认识和深入理解，对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力质态在理论上作出清晰界定和概括，并运用于对人类社会形态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更加精细和准确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质生产力概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特别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以前沿科技创新引领和驱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自我发展能力显著提升，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是科学的理论，为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成好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代世界贡献最大的确定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往期回顾

6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5月30日人民日报刊文：全面准确认识新发展理念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5月29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交流研讨座谈会发言摘编

5月28日人民日报刊文：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伟力

5月27日人民日报刊文：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内涵和原创性贡献

5月26日人民日报刊文：深刻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与创新贡献

5月23日深入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

5月22日人民日报刊文：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深刻内涵和实施重点

5月21日人民日报理论聚焦：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5月20日人民日报刊文：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