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朱熹的学术思想》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3 17:49

写作核心提示：

撰写关于朱熹的学术思想作文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主题：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是关于朱熹的学术思想。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
2. 突出重点：朱熹的学术思想丰富多样，包括理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等多个方面。在作文中，要突出重点，选择其中一两个领域进行深入探讨。
3. 资料准备：朱熹的学术思想涉及诸多方面，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如《四书集注》、《朱子语类》等，以丰富作文内容。
4. 理论框架：在论述朱熹的学术思想时，要构建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使论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5. 结合实际：在论述朱熹的学术思想时，可以结合当代社会实际，探讨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6. 正确评价：在作文中，要对朱熹的学术思想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既要肯定其优点，也要指出其不足。
7. 语言表达：作文的语言要准确、简洁、流畅，避免出现语法错误和错别字。
8. 结构安排：作文的结构要合理，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朱熹及其学术思想；正文部分论述朱熹的学术思想，可分为若干小节；结论部分总结

朱熹：南宋理学的伟大集大成者与思想巨匠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哲学思想的演变不仅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其中，南宋时期的理学思想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而在这一流派的繁荣与发展中，朱熹无疑是最为耀眼的那颗明星。他以其卓越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不懈的努力，将理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奠定了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一、早年求学：奠基理学思想的根基

朱熹，字元晦，出生于1130年（南宋建炎二年），福建省尤溪县人。从小聪明好学，天资聪颖。少年时期，他便展现出对经典的浓厚兴趣，尤其对《四书》《五经》表现出极大的热爱。据史料记载，朱熹早年便潜心研读儒家经典，勤奋不辍，表现出超凡的学术天赋。

他曾师从多位学者，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吸取诸子思想的精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年轻的朱熹不仅熟读经典，还善于总结归纳，善于提炼出核心思想，为日后理学的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理学的系统建构：融合儒释道的哲学思想

朱熹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儒家经典与佛教、道教思想相融合，创立了一套具有高度系统性和哲理性的理学体系。他强调“格物致知”，主张通过对事物的深入研究，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这一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

在朱熹看来，宇宙万物皆由“理”所统摄，这个“理”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原则，也是人类道德的源泉。他提出“理即天理”，认为天理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通过对《四书》的注释，朱熹将儒家思想系统化，使之成为指导社会伦理和个人修养的根本准则。

他的理学思想融合了佛教的“空”与“性空”思想，道教的“自然”与“无为”思想，但又将这些思想加以提炼，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追求“格物致知”的真理。这种融合既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又使其具有更强的哲学深度和实践指导意义。

三、著作与学术贡献：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一生著述丰富，影响深远。他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对中国几百年的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部著作系统整理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注释，既有深刻的哲学思考，也有详细的解释，成为儒学学习的经典指南。

此外，朱熹还撰写了大量的诗文、论文和讲义，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宇宙、道德等诸多问题的看法。他的《答洛学士书》《中庸章句》《朱子语类》等作品，展现了他丰富的思想体系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朱熹还积极推动理学的传播和普及，他在各地讲学，建立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这些弟子中，有许多后来成为理学的重要传承者，推动了理学在南宋乃至明清时期的繁荣发展。

四、政治与社会影响：理学思想的实践应用

朱熹不仅是一位哲学家，更是一位有志于将理学思想应用于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实践者。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以道德修养为基础，推行“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原则，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南宋时期，朱熹曾担任过多种官职，积极参与政治事务，试图以理学思想指导治国。他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强调君主应以德行感化百姓，推崇“以礼制国”，反对苛政暴政。

然而，朱熹的政治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理学思想的某些观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存在冲突，他曾多次遭到排挤和打压。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不畏艰难，继续推广理学思想，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影响与争议：理学的光辉与局限

朱熹的理学思想对中国文化、教育、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清两代，朱熹被尊为“理学大师”，其学说成为科举考试的主流思想体系，影响了几百年的士人价值观和社会风尚。许多儒学学派都以朱熹为宗师，形成了“朱学”流派。

然而，朱熹的理学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学者批评他过于强调理性，忽视了人的情感和个性的发展，认为他的思想可能导致社会的僵化和思想的保守。此外，朱熹在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同时，也被认为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创新精神。

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是，朱熹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的理学思想不仅丰富了儒学的内涵，也为后世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六、朱熹的现代意义：思想的传承与启示

进入现代社会，朱熹的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当今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朱熹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无论是在个人修养、家庭和谐，还是在国家治理、社会责任方面，朱熹的理念都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此外，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也提醒我们在信息爆炸、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要保持理性思考和科学精神，不盲从，不迷信，追求真理。这对于培养具有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现代公民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传承方面，朱熹的学术思想激励着当代学者不断探索中华文化的根源，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无论是教育改革，还是哲学研究，朱熹的思想都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

结语

朱熹，这位南宋时期的伟大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以其卓越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不懈的努力，将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理学体系不仅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今天，回望朱熹的生平与思想，我们仍能从中汲取智慧，获得启示，继续在现代社会中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朱熹的光辉，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千年王安石︱“王安石之学”的符号化与去符号化

陈佩辉（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得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者……出此真迹以暴其恶於天下，便当摭其肆情反理之实，以正其迷国误朝之罪。

——朱熹

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梁启超

以上分别是伟大的哲学家朱熹和梁启超对他人的评论。观朱熹之评，可以想见此人必是恶满天下、祸国殃民的小人；观梁启超之评，可以想见此人必是德行无双、功盖天下的君子。令人惊讶的是，朱熹和梁启超有天壤之别的评论竟是针对同一个人——王安石。这不禁让人好奇，王安石及其学术究竟怎么样，又为何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本文尝试王安石学术的真面目以及何以产生截然相反的评价。

王安石是北宋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创立了体大思精的“荆公新学”思想体系。虽然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学上有所贡献，但其最卓越的贡献还是在于开创了新颖的政治模式，并尝试将其落实到熙宁变法也即王安石变法的实践中去，以实现其追复三代的政治理想。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包括且不限于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党争、用人不当、急功近利、时代错位等等，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北宋的危机，但并未实现理想之治。而在旧党眼中，王安石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破坏了祖宗法度，带来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有人甚至预言王安石必“误天下苍生”“乱天下”。不幸的是，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后六十年左右被金所灭。而在这六十年中，除元祐更化外，章惇、蔡京等人假借王安石之名绍述熙丰新政，继续将王安石之学摆在官学之位，并将王安石送进孔庙，王安石享受到了与颜渊、孟子齐尊的地位。是以王安石之学在整个北宋后六十年（除元祐时期外）基本上是各级学校学习和应试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是当时的“政治正确”。而新政反对者的洛学等则被排斥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确”之外，受到压制。

靖康之祸给了旧党批评甚至攻击王安石的绝佳机会，朝廷上下都将王安石作为最适合的替罪羊。在大量笔记小说和话本中，王安石被彻底抹黑，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恶意攻击。官方正史也将王安石描绘为靖康之祸的罪魁祸首。但各类史家并未对王安石之学展开深入批评，王安石之学依然被朝廷认可。理学家早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就对王安石之学展开批评，靖康之祸给了他们更好的时机去否定王安石之学，并借以扩大对政治社会的影响力。

理学家对王安石之学的批评

王安石之学的重点在外王，在内圣上措意不多。在外王上，王安石以国家为本位，力求从政事出发齐整万家，“以义理财”，进而“榷制兼并、均济贫乏”。为此，王安石强调法度建设的重要性，无论青苗法、市易法还是均输法，都在积极扩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至于内圣，王安石没有系统的功夫论，在性格和生活习惯上也有其个性，是以招致不少批评。而在理学家看来，为政应遵循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的路径，王安石从天下国家出发齐整万家的路径颠倒了为政本末，所谓的以义理财也突破了传统王霸义利的限度。与王安石同朝共事的程颢在答复宋神宗时就径直否定王安石之学，而其根据即在于王安石“身犹不能自治”。二程还从义利之辨的角度批评王安石之学以利心说人主，化革了天下人心，其害甚于新法。

面对类似的批评，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反驳说“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虽然王安石没有系统的功夫论，但王安石之德尚佳，这也是为何刘安世（司马光弟子）认为反对派攻击王安石为李林甫、王莽等奸臣的合体而不被神宗认可的原因。南宋陆九渊也强调王安石“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虽然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在神宗那里收效甚微，但在地方精英那里却得到了强烈认同，毕竟新法给地方官吏诸多腐败的机会，给基层带来了一定的混乱，这应是为何丑化王安石的笔记小说和话本流行的原因。

二程和杨时都曾从道德上反驳王安石之学的合理性，但即使在元祐和南宋初期否定王安石变法之时，王安石之学并未被当朝所否定，只是失去了官学地位。既然通过批评王安石之德难以驳斥王安石之学，那就要寻求更为深入的本原。朱熹说：

然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其所论说，盖特见闻亿度之近似耳。顾乃挟以为高，足已自圣，不复知以格物致知克已复礼为事……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败之於后。此其所以为受病之原。……若夫道徳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於刑名度数，而道徳性命则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则於彼也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读两陈谏议遗墨》）

朱熹将学术之是非与更为根本的作者之器质相关联。这样做比简单的人身攻击更有说服力，毕竟王安石在器质上确有不足之处，经常被攻击。朱熹认为王安石器量不足，又以圣自居，不知克己复礼，是以不仅学术浅近，而且行事刚愎任意，汲汲于财利，必然败天下风俗，坏天下大事。

朱熹还认为朝廷之所以不废王学，在于廷臣将道德性命与刑名度数分裂开来，肯定王安石在法度上有创见。而事实上，道德性命与刑名度数乃密不可分的本末关系，有其本必有其末，无其末必无其本。王安石既不知其本，则其于末亦无所得，执拗变法，只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但朱熹又偶尔赞美王安石之德，前后有不一致之处。魏了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于平治天下，初无二本……今曰“不通政事却深于经术”，又曰“其人节行过人甚多”，审如是说，是能格致诚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国家……养成乱本。（《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

显然，魏了翁认为平治天下与修身齐家是一体的，无有不能修身齐家反能治国平天下者，同样，能治国平天下则必能修身。而王安石若不通政事则其学术必不通，同样，不通政事其节行必在中人以下。

经过几代理学家的努力，王安石最终被塑造为德行不美、器量偏狭的形象；其学则不达道德性命之理，不知刑名度数；其政则颠倒本末，汲汲于利，酿成靖康之祸。这样，理学家完成了对王安石政治理论的否定。从理学自身立场出发，理学家对王安石之学的否定有其道理。但跳出理学立场看，其在理财方面的反驳往往并未击中王安石之学的痛点，其对王安石之学的否定不仅不会被王安石所接受，还不被后来的梁启超等人所接受。

当然，理学家对王安石之学的否定显然不同于笔记小说和话本那般恶意攻击，比如朱熹就明确反对“峻文深诋而矫枉过直”的做法。他们在否定王安石之学的同时还指出王安石在经学解释上的某些优胜之处。比如程颐肯定王安石对《易经》的部分诠释，朱熹对于《三经新义》等经学解释的部分认同。但王安石之学在整体上被否定，被肯定的文本也被“杂学”化，处于被收编的附庸地位。由此，理学家们否定了王安石之学的精神“头脑”，王安石之学只剩下碎片化的文本被拼凑于浩瀚的经学注释中，以“某氏曰”的形式成为他人思想的嫁衣，不再表达作为体系的王安石思想。理学群体成功塑造出一种思想符号，附属于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之下，共同维护着传统的社会模式和思维定式，用于防止“霸道”、“行利之臣”的崛起。那么王安石之学又是如何获得如潮之好评呢？

形象的逆转：王安石之学的“现代化”

要摆脱符号的影响，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并非回到事情本身，在历史语境下重新发掘王安石之学的真相，而是用另一种符号化来消解固有的刻板印象。虽然蔡上翔等同乡为复原王安石的真相而在考据史料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用事实驳斥了诸多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和学术偏见，但在当时并未产生摧枯拉朽的影响。毕竟，民间接受的王安石形象已经深入文化之骨髓，植根于社会政治的运行逻辑之中。换言之，王安石政治思想在诸层面不仅不被理学所接受，也与宋以后的社会模式不相适应。是以王安石之学的新生必待新的政治环境甚至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才可能出现。

同时，王安石之学要从理学的话语中被释放出来，必然伴随着理学的被质疑和去中心化。而这个时机，先是在明亡之后的反思中昙花一现，然后在晚清改革中井喷。在清代，王安石之学先是被反对理学的颜元等实学派引为同道，后被维新派的梁启超“封神”，彻底扭转了理学所给予的形象，奠定了王安石之学体大思精、积极进取的新形象。我们简单第看一下颜梁二人对王安石形象的再塑造。

历史总是重复着过往，在一些反理学的人士那里，理学遭到了与玄学、王学相似的待遇。颜元将理学归为腐坏社会的“伪学”，并批评朱熹“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颜元集·朱子语类评》）又批评宋儒“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颜元集·学辨一》）相应地，颜元将重视理财的王安石夸奖为“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所行法……皆属良法”。（《颜元集·宋史评》）颜元还否定了《宋史》的可信性，并认为反对派将王安石小人化的做法使得天下“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搘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这就扭转了王安石的负面形象，荆公从小人变为君子。但颜元对王安石之学的肯定，受限于社会文化环境未有根本性变化，并未得到士人群体的广泛认同。

至于晚清，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理学已无法有效应对紧迫的现实，仁人志士开始尝试多元化学术思想，在亡国危机和西方思想刺激下寻求传统中的革新思想以应对时局。理学的地位也开始边缘化，并被质疑和抑制。主张维新和改革的梁启超、陈焕章等人，寻找到了同道王安石。他们敏锐地看到王安石“榷制兼并、均济贫乏”政治模式对于应对时局的重要性。王安石政治模式中的均平思想，以及推崇国家在政治经济中的凝聚力和支配力，恰恰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相似。在祖国思想资源中发现颇具先进性的思想，自然令人兴奋，但王安石及其学的遭遇让同情者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慨。而在愤慨之中，同情者难免美化王安石，梁启超言：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王安石传·叙论》）

梁启超首先从道德上肯定王安石人格的伟岸，称颂其德行气节。梁氏观察到王安石变法及其理论与政治原理和先进国的政治实践相合。这就将王安石政治思想以“现代化”的面貌合法化。由此，梁启超及其后继者借助“现代化”的旗帜去除了蒙在王安石思想之上的理学话语。同时，梁启超也批评了宋儒混淆人格与政见，为政见之争而“架虚辞以蔑人私德”的做法。虽然梁启超也指出王安石经济思想如市易法的一些问题，但其批评也是为其政策主张服务的。

显然，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学术的研究并非无立场的学术研究，所勾勒的王安石及其学术虽然能反映王安石之学的面貌和精神，但其研究主要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用于对抗传统保守势力以及合法化其维新主张。虽然梁启超颠倒了王安石在君子小人框架中的位置，但并未完全冲破君子小人框架下的学术评判。王安石依旧是符号化的王安石，只是这次成了积极进取的象征，呈现了历史真相的另一面。但梁启超的研究借助其饱含感情、直指人心的文字得到广泛地传播，助推了整个20世纪王安石研究的繁荣。而理学，则成了烘托王安石之学的背景，被加以各种否定性符号，丧失了其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结语：走出符号化研究

王安石之学经过理学家的符号化和梁启超等人的符号化，成了争议最大的学说，但恰恰是这两种不同的符号化解释和型塑，给我们打开了王安石之学意义世界的大门。理学家尽可能地放大了王安石之学的理论失误及其可能带来的问题，而梁启超等人又尽可能地现代化了王安石之学所描绘的政治图景。真实的王安石之学的学术价值当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之间，并偏向梁启超等人的评判。

有必要指出，目前有关王安石之学的史料，除了文集之外，大都散佚，不少佚文都保存在多少对王安石有偏见的著作之中。而史书中有关王安石变法的记载最终定型于旧党之手，对王安石变法的书写多少带着有色眼镜。而梁启超以后的王安石研究不少又出自对王安石饱含感情的研究者。因此，要想了解王安石之学，必须剥离这两类符号化评论的影响，弱化立场，考辩史料，以还原真相和进行更为合理的阐释。可喜的是，近年来的不少研究尤其是几部博士论文已经呈现出这一趋势，深化了学界对于王安石之学的认知。

（本文写作受益于诸多学界前辈的研究，在此一并感谢）

责任编辑：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