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酒国》读后感》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6 18:2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酒国》读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理解作品主题"： - 首先，要充分理解《酒国》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包括它对酒文化的探讨、对人物命运的描写以及对社会现象的反映。
2. "明确读后感结构"： - 一篇完整的读后感通常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 - 引言部分可以简要介绍《酒国》的作者、背景和作品的主要内容。 - 主体部分是作文的核心，要结合作品内容，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 结尾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对未来的展望。
3. "深入分析作品"： - 分析作品中的关键人物、情节、象征意义等，探讨作者通过这些元素想要传达的信息。 - 例如，可以分析作品中的酒象征了什么，酒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等。
4. "结合自身实际"： - 将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与作品内容相结合，体现个人对作品的独特理解。 - 可以谈谈作品给自己带来的启发，或者对自身生活的影响。
5. "注意语言表达"： - 使用准确、生动、流畅的语言，避免口语化和过于简单的表达。 - 注意修辞手法的运用，如比喻、拟人等，使文章更具表现力。
6. "保持客观公正"： - 对作品进行评价时，

以《红高梁》震动文坛 莫言用灵性激活历史，弘扬民族精神

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梁》，震动了整个文坛。小说以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壮怀激烈的民间抗日故事，赞颂民族大义，弘扬民族精神。这部小说是强悍的生命力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小说的主人公——“我爷爷”“我奶奶”身上迸发出的蓬勃生命力和自发的爱国热情，令无数读者震撼、感动。《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也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它不仅为莫言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埋下了伏笔，也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了先锋。

莫言题写的书名《红高粱家族》

1985年秋，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的莫言与几个当时同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学员一起，去北京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参加了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正是这次座谈会促使他在3个多月后拿出了一部脍炙人口的抗日题材小说，这便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红高粱》。

这个题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与以往的座谈会略有不同，既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也意在促使军事文学创作出现更多的大作品。会上，一批老军旅作家对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现状甚为担忧，他们拿苏联的战争文学与中国的作比较，说苏联的卫国战争虽然只打了4年，但是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层出不穷，孕育出了5代描写卫国战争的苏联作家，而我国有着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历史，却没有产生多少战争文学，更没有出现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文学经典。而中国的新军旅作家更是面临着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问题，这影响着军旅文学创作的发展。

老军旅作家们对经验断代的担忧不无道理，然而莫言颇不以为然，“我当时就说，我们固然没有见过日本鬼子，但我们可以通过查资料来解决。我们虽然没有亲自打过仗，这种间接经验还是有的。我们毕竟当过兵，也搞过军事演习。没有亲手杀过敌人，但看过杀猪、杀鸡的，都可以移植到我们这边来。”一些老作家对这样的说法嗤之以鼻，这让年轻气盛的莫言憋着一股子劲。

莫言能够很快拿出一部令老军旅作家信服的战争文学作品来，容易让人归功于其天才的创造力。其实，《红高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莫言青年时期的工友张世家为他提供的发生在家乡的抗日战争素材。

《红高粱》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

莫言在《〈红高粱〉与张世家》一文中首次披露了《红高粱》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细节。1983年的春节，莫言回老家山东高密探亲访友，与旧时的工友张世家喝酒。张世家否定了莫言此前的军事文学创作，“根本就不行”，并质问莫言：“咱们高密东北乡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去写那些你不熟悉的事？什么海岛，什么湖泊，你到过吗？”随后，他向莫言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公婆庙大屠杀”的历史。张世家是公婆庙村人，他的一个亲属在那次屠杀中受了伤，对这一事件了如指掌——“1938年3月中旬，游击队在孙家口村大桥头埋下了连环铁耙，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队，经过浴血奋战，打死日本鬼子39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将中冈弥高。几天后，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前来报复，但被指错了方向，没包围孙家口，却包围了公婆庙，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百余口，整个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这则悲惨的抗日战争故事，最初并没有引起莫言的创作兴趣，直到几年后他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这则故事猛然撞击了他的灵感之钟。

莫言对“战争感觉”的准确把握也协助其完成了这部并非来自自身战争经验的作品。莫言1976年参军入伍后一直没有得到上战场的机会，对于战争氛围的铺垫可谓无从下手，然而莫言想起了他在黄县当兵期间，一次雾中检靶时差点被误伤的经历。靶场上的他栽倒在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就从这次雾中打靶的经历，我进入了战争的感觉。所以《红高粱》里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

如果光有战争新素材的获得与战争感觉的把握，莫言的《红高粱》还是难以完成对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五老峰”的逾越。“五老峰”即老题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题、老手法，在教条主义影响下，军事文学创作一度呈现出历史战争题材单一、主题思想浅显、艺术手法陈旧的创作倾向。《红高粱》的成功还得益于莫言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莫言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小说追求的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往往是从战前动员写到战役的胜利，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也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莫言意识到，新一代作家如果再这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意义”。他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作家营造一个战争的环境，再把人物放进去进行试验，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灵魂实验室”，这也是莫言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与手法的重新理解。

“那你就给章仲锷打电话，帮我把稿子要回来，你的态度必须明确！”

莫言对战争素材的提炼、对战争感觉的准确把握以及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使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非常顺利，“只用了一个星期，我就写出了初稿，又用了一个星期，抄改完毕”。小说在1985年年底经历两周的时间完成，本该刊发于《人民文学》——一直紧盯莫言创作的《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在《红高粱》创作之初，就向莫言下了“订单”。然而手稿意外地被《十月》的编辑章仲锷半路“劫”走了。

以《红高粱》为首篇的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1987年5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朱伟与莫言的相识缘于莫言刊发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朱伟看后很喜欢，“至今仍认为，这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中篇小说”。因为这篇小说，莫言接到了《人民文学》在1985年夏天举办的青年创作研讨会的，朱伟与莫言由此相识。此后，朱伟就开始向莫言约稿，“从1985年到1986年年底，我骑着一辆凤凰牌破自行车，就这样经常跑军艺，莫言当然是最重要的追踪目标。他给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是《爆炸》”。《爆炸》刊发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12期，从这部中篇小说，朱伟看到了莫言叙事中那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由此也更加看重莫言的创作。

在《爆炸》发表后，莫言与朱伟首次谈起他想以家乡高密为背景，创作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构想：“高密家乡有太多精彩的土匪传奇，高粱地为土匪出没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朱伟听到后，对这个创作话题极感兴趣，就预先向莫言“订货”，叮嘱他，“第一篇写完了一定要先给我”。鉴于上世纪80年代初各大编辑部之间抢稿事件时有发生，朱伟隔三岔五地去看莫言，但又不敢过多询问莫言的写作进度。一次看望莫言时，问他写完没有，莫言说他刚写完，但稿子被《十月》的编辑章仲锷拿走了。朱伟当场就急了：“我们事先已经说好的，怎么能写完就给了他呢？”莫言也很无奈：章仲锷是文坛伯乐，《十月》杂志的创刊人之一，他提出想看看稿子，“坐在那儿看完了就一定要拿走”，“他那么好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朱伟当时就生气了，对莫言说：“那你就给章仲锷打电话，帮我把稿子要回来，你的态度必须明确！”

朱伟又自己给章仲锷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很严厉地说：“老章，你是前辈了，这稿子是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你怎么能不讲道德就把稿件拿走了呢？如果文学界都这样，那还有信义吗？你马上给我把稿子退回来。”事后，朱伟说，亏得章仲锷老先生雅量，在电话里并没有和他争辩，过了两天他就收到章仲锷退回的稿子，《红高粱》最终得以顺利地刊登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

小说刊发前正值春节，莫言在高密休假，收到了《人民文学》编辑的信，信上说《红高粱》得到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的好评。

英文版《红高粱》

《红高粱》凸显了民间抗日力量的勃兴，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

《红高粱》讲述了高密东北乡“我爷爷”余占鳌组织民间力量，在孙家口村大桥头设立伏击圈抗日的故事。在小说中，莫言塑造了从“土匪头”转变为“抗日英雄”的余占鳌形象。

“我爷爷”余占鳌原是一名轿夫，在送新娘子到十八坡李大头家时遇到劫匪，他奋勇救下了新娘戴凤莲，同时爱上了她。余占鳌与戴凤莲在高粱地相爱，从而让戴凤莲成了“我奶奶”。余占鳌因生活所迫经常在高粱地杀人越货而落草成土匪头。然而，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余占鳌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成就民族大义这一边：

余司令怒冲冲地骂：“舅子，你打出王旅的旗号也吓不住我。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吃了十年胩饼，还在乎王大爪子……”

冷支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作为土匪头夫人的戴凤莲，也有响遏行云的豪气，主动扛起民族大义的旗帜：

冷支队长坐下，抽出一支烟点燃。

趁着机会，父亲捧着酒坛上去。奶奶接过酒坛，脸色陡变，狠狠地看了父亲一眼。奶奶往三个碗里倒酒，每个碗都倒得冒尖。

奶奶说：“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的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

奶奶端起酒，咕咚咕咚喝了。

余司令端起酒，一仰脖灌了。

冷支队长端起酒，喝了半碗。放下碗，他说：“余司令，兄弟不胜酒力，告辞啦！”

奶奶按着左轮手枪，问：“打不打？”

余司令气哼哼地说：“你甭求他，他不打，老子打！”

冷支队长说：“打。”

1990年，写作时的莫言。

在小说《红高粱》中，作为土匪头的“我爷爷”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成了抗日的中坚力量，余占鳌率领一支由二十多个村民组成的民间抗击力量，领导了一场悲壮的青杀口伏击战，力战到最后一刻：

夕阳西下。汽车烧毕，只剩下几具乌黑的框架，胶皮轱辘烧出的臭气令人窒息。那两辆未着火的汽车一前一后封锁着大桥。满河血一样的黑水，遍野血一样的红高梁。

《红高粱》凸显了民间抗日力量的勃兴，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这在1985年前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格外抢眼。

小说以大片大片火一样红的高梁地，象征着这方土地上的人民强悍的生命力：

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

“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就像喝了小说中写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畅”

《红高粱》在《人民文学》刊发以后，《当代作家评论》于1986年第4期一次性推出四篇评论莫言作品的文章，一时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莫言从1984年的寂寂无名，到1985年初因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而崭露头角，而后继续发力，1985年共发表了5个中篇、8个短篇，还有几篇散文随笔，这一骄人的成绩让文坛记住了莫言，也让莫言顺利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而1986年初《红高粱》的横空出世以及评论界的共同关注，使得莫言这个初出茅庐的文坛新秀一下子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这一年评论莫言的文章有40多篇，对《红高粱》进行专论的就有近20篇。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的莫言

评论家雷达读罢《红高粱》，“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悚和惊异：震悚于流溢全篇的淋漓的鲜血，那一直渗沥到筋肉的真实感觉；惊异于作者莫言想象力的奇诡丰赡，他笔下战栗着、战叫着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华儿女，不仅是活脱脱的生灵，而且是不灭的魂灵”。

作家从维熙在《“五老峰”下荡轻舟——读〈红高粱〉有感》一文中认为，莫言的新作“在老题材下开拓出新意”，是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下“忽而荡出一叶小舟”的潇洒之作。李清泉在《赞赏与不赞赏都说——关于〈红高粱〉的话》中称赞道：“我觉得《红高粱》是强悍的民风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驰名的《黄河大合唱》的某些部分，可以和《红高粱》的某些部分在听觉和视觉上相互参照和相互辉映。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就像喝了小说中写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畅。”

《红高粱》受到了文坛评论界的一致推崇，很多重量级的批评家纷纷撰文分析莫言的文本，如李书磊的《文体解放与观念解放——也谈〈红高粱〉》，季红真的《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雷达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陈思和的《声色犬马皆有境界——莫言小说艺术三题》，李洁非、张陵的《精神分析学与〈红高粱〉的叙事结构》等。这些评论文章全方位地对《红高粱》进行了评点，“红高粱”的象征寓意、生命意识与民族精神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就连小说中余占鳌恶作剧地在高粱酒中撒尿而意外地酿出好酒的细节也为人津津乐道。

浓郁的民族风格、自由奔放的生命力与高涨的爱国热情相融合，成就了电影《红高粱》

《红高粱》也让影视界对其“虎视眈眈”。1986年夏天，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张艺谋找到莫言，提出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莫言、朱伟与陈剑雨三人共同承担电影剧本的改写。莫言对张艺谋非常信任，“什么要求也没提”，他认为把小说文本交给张艺谋是对其小说最好的交代。

电影《红高粱》剧照，巩俐饰戴凤莲

《红高粱》电影剧本的改编与同名小说差别很大。首先体现在作品的叙事上。小说文本的叙事采用了意识流和倒叙的双线结构手法：一方面用意识流的方式讲述“我爷爷”余司令带领村民在孙家口桥头伏击日本汽车的故事，另一方运用倒叙、插叙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情爱故事，最后两条线交织在一起，讲述了一个民间力量抗日的悲剧故事。电影剧本的叙事则采用了单线结构手法，清晰完整地讲述了一个“我爷爷”“我奶奶”谋划在高粱地里打伏击战的故事，加强了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的内容，凸显人物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自由生存方式。其次，电影剧本删除了小说中任副官与冷支队两个人物的内容，把一个复杂的抗战故事变成一个纯粹的民间自发组织抗日的故事。另外，电影增加了余占鳌“肉铺斗秃三炮”的情节，增加了两次《酒神曲》的演唱，使作品变得更加富有民间色彩和浪漫色彩。“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电影插曲迅速传唱开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生动记忆。

《红高粱》电影剧本的改编，使叙事变得更加流畅，人物个性更加鲜明。浓郁的民族风格、自由奔放的生命力与高涨的爱国热情相融合，成就了电影《红高粱》。1987年，电影《红高粱》完成拍摄并开始上映，迅速打动了亿万观众，获得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1988年2月，《红高粱》在联邦德国上映，一举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在国外电影节获奖的作品。电影《红高粱》的巨大成功反过来又扩大了小说《红高粱》文本的影响，也让青年作家莫言与青年导演张艺谋开始有了走向国际舞台的“野心”。

电视剧《红高梁》剧照，周迅饰戴凤莲

《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

《红高粱》及其后续的《高粱酒》《狗道》《奇死》《高粱殡》一系列作品成就了莫言“高密东北乡”传奇抗战故事。《红高粱》的爆红不但使莫言在中国文坛名声大噪，也让世界文坛的翻译者们对他的作品青睐有加。《红高粱》与稍后出版的《红高粱家族》被翻译成日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希伯来文、挪威文、瑞典文、越南文、韩文等多国语言文字。2001年，《红高粱家族》还被《今日世界文学》杂志评为75年来全世界40部杰出作品之一，也是入选的唯一一部中文小说。

在《红高粱》之后，莫言的创作之路越走越稳健。然而，莫言又是一个不容易满足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求新求变，接连创作出《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小说，不断向更高的文学殿堂攀登。

2001年，鉴于莫言创作上的突出成绩，中国作协决定将“冯牧文学奖·军旅文学创作奖”颁发给莫言，授奖词这样写道：“莫言以近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虽然，他曾一度在创新道路上过犹不及，但他依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创作于八十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2012年10月，莫言凭借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等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可谓实至名归。

莫言为何说：人类的好日子不多了，文学也将毫无意义

2010年12月，中日韩三国的文学团体在日本举办了东亚文学论坛，而我国受邀出席的文学大师便是莫言。

1986年的莫言凭借小说《红高粱》引发了文坛震动，而后续《酒国》，《丰乳肥臀》更是让他名气步步高升。

那是一年正值寒冬之季，彼时的莫言还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更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就论坛大会“贫富与欲望”的主题，莫言发布了一篇名为《哪些人是有罪的》的演讲稿，几乎让不少没有读过他小说的人知晓了他。

该文正如其名，观点犀利，语言直击主旨——那些有罪的人。很多初读莫言文学作品的人将此文“简单粗暴”总结为极其消极的一句话：人类的好日子不多了，文学也将毫无意义。

当时的网友质疑道“这真是莫言亲笔写下的文章吗？”，甚至更有人直言不予赞同，义愤填膺地站在与其观点对立的角度。

回首2020年这煎熬的半年，全球性新冠疫情的爆发只是一个导火索，诸多糟糕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世人的缺点在这个“消息灵通”的时代被不断放大。这时回想起这篇《哪些人是有罪的》一文时，情感与莫言共鸣的同时，也颇感此文应景。

人们的欲望犹如黑洞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城市这个概念的存在，人们便趋之若鹜涌往城市。慢慢地我们来到了二十一世纪，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才发现人们的欲望是无底洞。

城市从来没有停止发展，它不断接纳来自“下面”的只拥有简单欲望——追求吃穿不愁的人们，然而它也被来自“上面”的拥有无穷欲望的人支配着——住在高耸入云的市中心大楼上指挥着城市边沿的扩张。

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实则非常“单纯”——它是用钱便可以填满的。毫不夸张的讲，世上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都是可以用金钱交换过来的。有钱在某种意义上讲，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金钱可以把穷人的生活水平拉到富人的水平，也可以让本是富人的人再提高一个层级——更加富有。正如欲望是无法探底的，财富也是没有上限的。

在这个本该为人们提供安居乐业的钢铁森林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生活早已不复存在。

这个城市的欲望被分成好多份，想方设法地塞到了每个市民的心里，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欲望驱使着。

莫言认为被金钱欲望驱使的人是有罪过的，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财富的人是“有罪的”，为满足金钱欲望不择手段“罪加一等”。

同样那些不可控的欲望除了金钱，还有权势和美色：虚伪的政治家剥削着穷人，好色之徒不断铤而走险。他们无不被欲望支配着，而他们无不被莫言认定是“有罪的”。

在资本，权利，贪欲横流的社会中，大部分人在拥有满足其基本欲望的能力时，都忍不住滑向“黑洞”。没有人敢保证自己成为资本家后，不再剥削如自己曾经一般的穷人；更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平步青云拥有权势后，不会与其他权势之人玩起“权利的游戏”。

因为几乎没有人能讲出“我没有欲望，我不想有钱有势”时诚心诚意、问心无愧。如此看来，莫言认为人人皆可“有罪”，也不是空穴来风。

而防止“有罪”成为真正的有罪的有效措施只有法律。莫言提到“法律如同笼子，欲望如同野兽”，无休止的欲望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我们无法克制欲望，只好让法律来约束我们的欲望。

许多人把文章读到这里时，心里觉得莫言的观点颇为绝对。但是美国疫情当下，当警察无法约束部分人民时，很多人便借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到街上打砸抢，无恶不作，来填补自己的欲望。

其实，在网络这个虚拟的平台，当很多时候没有道德甚至法律约束时，人们便“毫无保留”地释放自己压抑已久的欲望。莫言说的没有错，只是我们小看了自己的欲望。

文学一直肩负着“拯救世界”的重任

“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而何为“放下”呢？莫言演讲中的“放下”便是克制自己的欲望。

而我们如何让前者这样的人更多呢，担任这个角色的不是法律，也不是道德，而是文学。

许多人会质疑这写在纸上的文字究竟有如何的力量，它是如何“劝说”人们克制欲望的。正如我们读到莫言这篇东亚文学论坛的演讲稿，优秀的文学会让我们思考，不仅从自身思考，也要站在莫言的角度思考。

我们能听到莫言歇斯底里的呼吁和呐喊，我们也会深受触动而为之呐喊。我们在他的文字中会看到我们自己，因为他笔下的文字可以包含整个社会的缩影。

我们会晓得莫言费尽心思想要劝说我们“克制欲望”，学会“放下”，这便是文学的力量，你中有我，时代中有我。读罢此文，文学肩上的重任便少了一份，我们心中的觉悟便多了一份。

“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这便是莫言想要传达的重任。因为无尽的欲望让这个时代逐渐偏离这个终极使命：科技日新月异，快速发展，起初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正常健康的发展做贡献。

可是科技发展总伴随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总与某些拥有“无尽欲望”的资本家的腰包挂钩。他们为了填满自己的欲望而让科技发展逐渐偏离正常的轨道，去追求人类社会并不需要的病态要求，而最终反映到的便是地球的资源日益稀少，地球表面的生活环境日渐恶劣。

莫言的文章是写给他们，更是写给我们的。让那些“有罪”的人懂得“放下”也许是最终目的，但是他更想警醒世人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采用犀利的文字，颇为强硬的道理念给我们听。

生活在平凡岁月的我们普通人，可能只是满足自己微不足道的欲望，我们道听途说到莫言的观点也许会感到偏激。但真正读完这篇《哪些人是有罪的》，才会知晓了这篇背后意义非凡的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点开文章，展开全文，我们可能会断章取义。如果我们没有读到文中的“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五分用，留给五分给子孙”，那么文学便无法发挥作用。

当然，人类的欲望会因为这篇文章而收敛吗，答案当然不容乐观，但是正如莫言所言“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文字背后的莫言

读过很多莫言作品的我们知道，他的文学创作源泉主要来自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底层社会的痛苦和魅力都深深地刻画进了他的文字里。

偏激的文字里透着由表及里的深刻，批判麻木愚昧的背后也有真诚与纯粹。莫言常常将过度的权利与欲望呈现到大众面前，来达到对现状一针见血的批判与反思，从而彻底地唤醒世人的觉悟。

然而文学背后的他是什么模样的呢，一直在创作的莫言起初常常在文学圈子里活跃，直到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才逐渐频频出现在大众面前。很多人才知道写出如此犀利又一针见血的莫言，是如此的亲民且彬彬有礼。

获得诺奖后的莫言慢慢发现，网上很多正能量鸡汤文常常署着自己的名字，内容更是与自己的文风差个十万八千里。

然而他常常打趣道文学已经到了全民创作的阶段，这又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呢。近几年来，他一年受邀参加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不计其数，让无数人们感觉到了自己与文学界的巅峰可以多么亲近。

这时也常常有人发问，如此繁忙的社会活动是否拖慢了莫言的脚步，直到今年七月《晚熟的人》出版很多人才长吁一口气。其实，我们当然不必操心过多，毕竟生活才是作家的创作源泉，而且只有更贴近百姓，才能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莫言文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