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项南观后感》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7 12:2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项南观后感的作文，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了解背景"：首先，要充分了解项南的生平、事迹和影响，以便在作文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2. "明确观点"：在写作之前，要明确自己对于项南的看法和评价，这样才能在作文中围绕自己的观点展开论述。
3. "组织结构"：一篇好的观后感需要有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
- "引言"：简要介绍项南的基本情况，引起读者的兴趣。 - "主体"：阐述自己对项南的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 项南的生平事迹和成就； - 项南的思想和理念； - 项南对后世的影响； - 结合自己的经历或感悟，谈谈项南对自己的启示。 - "结尾"：总结全文，再次强调自己对项南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期望或建议。
4. "语言表达"： - 使用准确、生动的语言，避免使用模糊、笼统的词汇。 - 注意语法和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确保作文的规范性。 - 运用修辞手法，使作文更具感染力。
5. "论述深度"： - 深入挖掘项南的事迹和思想，避免停留在表面。 - 结合实际案例或数据，增强论述的说服力。 - 引用

学史力行 | 传承特区精神，赴一场40年的约

来源：台海网

40年前

湖里“一声炮响”拉开特区建设序幕

特区建设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孕育了“特区精神”

当前，湖里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和“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

汲取再出发、再奋斗的精神力量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

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

感受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和厦门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近距离感悟特区精神

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

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位于湖里区兴隆路23号，地处原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最早的综合办公楼，该楼于1983年建成，1987年成为湖里区政府办公楼，2008年改建为纪念馆。

纪念馆全方位展示改革开放特别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全景式呈现了特区成长的脚步，传承“特区精神”。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也是福建党史学习教育参观学习点之一。

首先让我们通过一则影像视频资料直观感受湖里区的发展硕果和湖里人民不断奋斗成长的精彩故事

（本视频于2019年制作完成）

伴随视频带给我们的震撼和感动

开始我们今天的纪念馆打卡之旅

走进特区纪念馆

“鹭江号”游艇格外吸睛

在特区纪念馆所有馆藏中

它体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

“鹭江号”来历不凡

1976年，中央农业部接受厦门市的请求，拟将东渡建成渔港，相关人员经常到厦门海域考察。与此同时，厦门港口建设工作加快，经常有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外国友人到厦鼓海湾考察观光。厦门对外的接待任务日趋繁重，为满足接待工作的需要，当时厦门市委、市革委会领导班子决定研究建造一艘游艇，命名为“鹭江号”，并由厦门造船厂自行设计建造完成。

“鹭江号”于1979年底投入使用，2002年停止营运，后搬迁至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安放在紧邻“小平同志视察厦门”陈列室的广场上，它见证了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与繁荣，许多当年与特区建设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都酝酿于“鹭江号”上。

“鹭江号”意义不凡

“鹭江号”先后接待过包括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多达100多位，还接待过尼克松、西哈努克、李光耀、荷兰女王等许多外国贵宾。

1984年2月8日，邓小平同志乘坐“鹭江号”游览厦门海上风光，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在船上向邓小平提出，将厦门特区从当时的2.5平方公里方寸之地扩大到厦门全岛。邓小平同志回京后不久，中央就做出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的决定，并实行某些自由港政策。喜讯传来，厦门全市一片欢腾。本事件也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看过“鹭江号”

穿过广场，走进纪念馆内

馆内正在展出“厦门 勇立潮头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题图片展”，在图片、史料和实物的见证下，一幕幕历史再次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厦门 勇立潮头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题图片展”

馆内还设有“辉煌岁月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历史陈列”

一楼巨大的喷绘图以宏大壮阔的画面和耀眼夺目的色彩，描绘了开启厦门特区历史的“湖里第一炮”。特区建设伊始，“五通一平”和兴建厂房齐头并进，创造了“湖里速度”。

二楼“小平同志视察厦门”陈列室里，复原了当年邓小平同志题词的塑像和场景，一尊邓小平同志手执毛笔、站立在桌子后的塑像，在射灯的映照下，栩栩如生。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1984年，邓小平同志在位于湖里区兴隆路23号的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办公楼里，写下了送给厦门的寄语。这个瞬间，被镜头永恒地记录下来。

正是在这次题词后，原特区（湖里）正式定名为湖里工业区。新成立的湖里区始终按照当年既定的战略决策不断向前推进：以工业为主，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以最快最优的速度进行规划、建设。

继续拾级而上，抚摸着历史印记，时光仿佛穿越40载。作为特区的起航之地，湖里区陆陆续续诞生了厦门的第一家外资企业、第一个投资的台商、第一份外贸订单……回望湖里的建设，每一个脚步都创下了特区速度，不断增强对外和对台贸易往来，带动了区域飞速发展，积极促进了两岸“三通”与和平统一。

特区发展40年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伟大精神必将历久弥新、永放光芒

来湖里

打卡这座纪念馆

品阅特区传奇40年

出行攻略

地址：湖里区兴隆路23号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16:30免费开放预约电话：0592-5628032交通路线：公交9路、22路、34路、43路、59路、93路、94路、109路、116路、130路、427路、843路、882路

（来源：湖里via湖里区委宣传部、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最湖里）

项南的沉浮人生（汪志馨 项小米/口述）

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人的名字时常会被提起，他就是担任过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出身于闽西革命世家的项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他的一生如此的富于戏剧性：顺境和逆境循环往复，升迁与沉浮相互交织，毁和誉并存。青年、中年、老年，就这样度过了风雨人生。今天我们请来讲述项南故事的是他最亲密的人：他的夫人汪志馨和女儿项小米。

一

1918年，项南出生于闽西连城县，他的家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世家。项南的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项南的女儿项小米的记忆里，爷爷项与年是家中最神秘的人。

项小米： 我们家人对于我爷爷的了解特别少，那时候就老讲地下工作，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特科，其实他是特科的。后来呢，就问我爸爸，我爸爸也不知道。

项南在少年时代就与父亲项与年失去了联系，此后一生中他们也是聚少离多。然而项南同他父亲一样，也辗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2年，项南在苏北革命根据地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汪志馨。

汪志馨：因为我在上海就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从读书会里面，他们挑选人到苏北去，就正式参加革命了，接待我的就是老项，他在盐城县政府里面当秘书，去的人都是他接待的，接待了以后，再分配到下面。接待我们，他了解一些情况以后呢，就分配我到一个区里面，这个区叫东垲区，不久他也到那个区里去了。到那个区里去当区委书记，我当宣传委员，那就在一起工作了。

1954年，36岁的项南成为团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随着工作的变动，项南全家来到了北京。在项南的女儿项小米的记忆中，那是她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岁月。

项小米回忆说，那时，父亲项南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也是胡耀邦的一个重要助手。他为当时团中央的建设起草了很多文件。

1956年，中共八大结束后，为了筹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项南起草了一份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文件，文件里提到了扩大自治权，扩大民主生活等问题。这个著名的《十点建议》，却在两年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时，项南的妻子汪志馨也在团中央工作。1958年，那场针对《十点建议》的大批判，至今留在她的记忆中。

1958年，项小米还只有5岁，可是她也隐约地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

项小米：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知道我爸爸反正是出事了，而且受完处分，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那个处分非常重啊，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完了下放，还行政降两级，全国通报，完了以后还到那个，我们北京周围有个叫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的，到那儿去劳动。

二

项小米：他到那个中阿友好公社后认识了好多的当地农民，养鸡的、养鸭的、喂牛的。这些人都跟他特别好，我觉得说到底，他可能还是个农民的儿子吧，就是他骨子里头，就对农民、对土地有一种亲近感。

项小米回忆说，在公社里，父亲项南学会了开拖拉机，并且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此与中国的农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1年，项南还没有被平反，当时的农机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大胆起用了他，任命他为办公厅副主任。

项小米：他搞农业机械化，那是我大了以后才知道的，他也是做到最好，他写了很多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像论文式的那种理论的文章，当时都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了，都是很大很大的整版整版地登，有个笔名叫王植，非常有水平的文章，后来他们结集，给他出了那本书，我觉得他那时候是很有水平的，很爱动脑子。

在一本《中国农业百科》全书里，能看到项南的名字排列于中国农机专家的词条之下。然而正当项南准备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努力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项小米：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爸爸，就是大概“文革”第二年吧，就给关起来了。关到八机部，那时候叫八机部，就是农业机械部。

一年多的牛棚生活之后，项南被发配到了远在黑龙江依兰县的五七干校，而此时的项小米早已随同母亲到达宁夏的干校，在那里参加劳动。

项小米回忆说，1970年5月，她的父亲项南恢复了工作，调回北京，后来被任命为一机部农机局局长。

1976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历史转折。就在这个时候，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项南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那就是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考察。这次考察，让项南提前认识了资本主义。

项小米：就是1975年左右，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党内，也开始有了一些要打开国门的呼声了，还没有明确地提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也很难得的，就是他作为农机部的副部长，带着代表团曾经出访过好几次，德国、美国、法国，他都去过。他那个时候给政治局讲他出国的一些见闻，包括他出去，带一个小摄影机，到美国他就拍电影，把片子拿回来给政治局看。我记得那时候有华国锋，华国锋还是很支持他这么做的，就是我爸爸把那个片子拿来放，完了以后就写考察报告。我记得有什么欧洲几国考察报告，美国的考察报告，都是印成书给他们看。

项小米回忆说，也是由于当时能够走出国门的机遇，让她的父亲项南，对当时他所从事的农机工作，有了新的思考。

项小米：他那个时候，就去国外考察，在北京市周围，引进的什么机械化养鸡、机械化的割草、机械化的喂牛，都是他干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开玩笑，我们说北京市的市民那时候能吃上这么多的鸡蛋，鸡蛋供应能够这么充足，我觉得都应该感谢我爸爸，那是他最早引进来的。

他提出来，就是要大规模地引进机械化的操作，比方说养鸡、养牛这些东西，他就提出来很多，比方说多少多少人的粮食和牛奶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还要这么原始的、这么多人，这样集约化的去劳动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只是局限于对农业机械化的一些思考，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是他当省委书记以后，我觉得他一下子，他的眼光就跳得更远了，他干了很多事情，都是咱们国内没有的。

1979年2月，项南出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并且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受到了重用，但是身上仍然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项南没有急于要求组织上为自己平反和落实政策，而是集中精力抓农机工作。

项小米：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说，项南的这个案一定要翻，完了以后才委托团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因为是在团中央受的处分嘛。等批了以后，我父亲才被平反。

项小米：我记得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我那时候在部队嘛，给我们每个孩子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材料。

从40岁蒙冤受屈，到花甲之年获得平反，项南的人生已经走过了21年。在项小米的记忆里，获得平反之后，她的父亲项南却显得格外的冷静。项南此时未必意识到，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他的命运又将出现新的转折。

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酝酿着新的政治气象。而刚刚获得平反，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也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1981年1月14日早晨7点半，一列45次特快列车抵达福州车站。一位身穿旧式棉袄，脚蹬黑布鞋的长者出现在了清静的月台上。他就是时年62岁的项南。这次项南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省委的常务书记。从这一天起，他的名字便和福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这些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据项南回忆：1980年的冬天，中央领导同志把他找到中南海，说福建省是一个侨乡，有几百万名华侨在海外，但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福建省的省长，没有一个是福建人，华侨感到很遗憾。所以中央考虑，要找一个福建籍的同志，会讲福建话的，了解福建情况的人，到福建去主持工作。

就这样，项南成为主政福建的“封疆大吏”。他谢绝了福建省委的盛大欢迎仪式，而是静悄悄地登上了去往福建的列车。从11岁起，项南就离开了故乡福建，在50多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了这块土地。然而，当时的福建，基础建设之落后，经济之困难，都超乎项南的想象。由于海峡两岸的长年对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福建一直被牢固地定位为“海防前线”，几乎没有建设。

项小米：一个他，一个任仲夷，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两个省委书记。当时为什么把他放到福建，把任仲夷放在广东？这是两个地理位置最特殊的省，一个（广东）面对着香港、澳门，一个（福建）面对着台湾，而且当时福建的工业基础是最薄弱的，比广东，那根本没办法比，福建没有任何的工业。我记得我爸爸去的时候，我说爸爸，福建什么工业都没有，他说好像记得，就三明，就是福建的一个深山里有一个火柴厂，这是福建的工业，我去的时候，当时福州有一个7层的楼房是当时最高的一个建筑，叫华侨大厦。

初到福建，项南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查研究上。项小米回忆说，三个月的时间里，父亲项南差不多跑遍了全省的每一个县市。

项小米：他特别喜欢跑出去，因为福建是山路嘛，到处都是山，就在山路上跑来跑去，看到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他就把车一停，坐那儿就跟农民聊起来了。聊完了农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就觉得这个老头不错，就跟他聊。而且我记得他好像跑出去以后回来，他老有很多的心得，他就说，这个事情对，就应该这么做。

1981年底，以项南为首的福建省委在全省落实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项南提出，福建不能孤立地进行粮食生产，更应该发挥依山靠海的优势来发展农业。他把这种做法，称作“唱山海经”。

项小米：他说这个山林啊，都开荒，都砍柴，都给搞秃了，他说就把它包给农民，一包包它个几十年，结果就那样。这些东西，好多都是他坐着车到外面去听农民讲，完了以后他就回来决定的事情，他特别喜欢这样。

在项小米看来，父亲项南主政福建，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但是当时中国的具体政策环境还并不乐观，项南却已经在福建举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

项小米：他在福建的好多社论是他自己写的，《福建日报》的社论是他自己写的，我记得有一个社论，一共39个字吧，好像是说为什么有些单位，就是那个罗织冤假错案，为什么有些单位长期搞不下去，有些人自己屁股上有屎，不妨回去想想看。这社论就这样，还评上那年的好新闻，还得了个一等奖。他特高兴，他有时候还跟我说，哎，不光你会写啊，我也会写。我记得特别清楚。

可是，这个在工作中解放了思想的项南，工作作风却依旧没有改变。即使是在自己女儿的眼中，项南也显得“顽固不化”，太过“马列主义”。

项小米：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的时候可能都近乎到苛刻吧。他到了那个省里以后，省里原来有一个特供的小食堂，就是给这些省委书记们一些特殊的供应，什么肉啊、鸡蛋啊，或者说一些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吧，他去了就给停了。我觉得他也挺武断的，他就是反对一切特殊化的东西，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警车开道，他就烦这个。因此他的秘书跟我们讲，你们能不能跟你爸爸说一说，有些事情还是随和一点儿好，要不然他脱离群众啊。他的秘书那意思就是，他脱离群众，不是脱离底下的群众，是脱离那些省委书记的群众，省委书记有四五个呢，你弄得别人怎么过呀，人家的脸上怎么看啊。他根本不管那个，所以我估计他在党内，可能出了名的也是这个铁面无私。

当时他那个小车是个尼桑，后来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有点儿钱了，省里觉得可能太寒酸了吧，就给他们配了大概六辆奔驰，上来就让他给扣了，又是发了一顿脾气。那个尼桑不是还能开吗，为什么要换奔驰呢？他就把那六辆奔驰全给封了，可是这车，你用它也是那么多年损坏，你不用它，封到那，它也是那么多年就损坏了。有时候秘书不敢跟他讲，就跟我们小孩讲，就说劝劝你爸爸吧，不要太过了，脱离群众啊。我们跟他说，他根本不听。他说，就是不好，影响太不好了。

四

项南初到福建上任，福建的干部和老百姓都在打量观察这位新书记。还有人拿项南的名字做文章，说：项南项南，项项都难；也有人说，项南项南，向着困难。在福建搞特区，在当时的环境下，项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中央领导人对经济特区作出了原则性的支持，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要靠自己摸索。而摸索，在那个年代，就很有可能犯错误，甚至付出代价。项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止步。在给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信中，项南这样说：后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主要是人民不允许。

早在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市，各自划出一定的范围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项南主政福建之时，正是特区建设刚开始的时候。

项小米记得，她的父亲项南曾经多次跟她提到过“特区”最独特的地方。

项小米：我曾问我爸爸，什么叫特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特区就是一分钱都不给你。就说别的省，都有国家政策，或者给你钱，你要拿这些钱去做什么，做生意，完了以后就搞城市的建设，特区是一分钱都不给你。

项南提出要引进外资进行特区建设。可是这样的设想，既没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当时的福建，也缺乏引进外资的资源环境。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项南就提出，要在福建修建一条由福州到厦门的高速公路，改善特区的交通状况。项小米说，在当时的中国，父亲项南是第一个提出“高速公路”这种设想的人。

项小米：当时所有人都笑话他，有的人，包括专家来论证说，这个修高速公路要花多少钱、要占多少农田啊，就是觉得，我父亲这个设想是不对的。所以当时可以说是省委否决了他的提议。但是现在通过了，他退下来以后有20年了吧，现在回过头又去修高速公路。后来好多省都开始搞了，事实证明，高速公路的确是应该修，可是比他提出来已经晚了很多年。

除了交通，项南把福建的通讯与国际接轨也提上了日程。

项小米：我爸爸也是第一次引进了国外的程控电话，当时国内是不同意的，因为要花很多钱，但是我爸爸说，这个是方向，程控电话的声音特别清晰，说现在国际上已经都用程控电话了，如果我们福建想吸引国外来投资，外商打个电话这么困难，谁还来投资啊。

有感于外界对于福建、对于特区了解得太少，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项南决定开展公关宣传。1981年，在项南的建议下，几十位港澳记者应邀到福建参观访问，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首开先例。在这次访问中，来自港澳的记者们，第一次听说福建要利用外资，在厦门特区建设一个国际机场。

项小米：我们国家那个时候还没有从国外贷款做事情的，从资本主义国家贷款，那是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就提出来从科威特贷款，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科威特有一个王子、有一个亲王，跑到中国来了，特别想跟中国做点什么生意，我父亲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因为福建没有钱。但是你从国外贷款，这可不可以，这个（在当时）就是一个未知数。

除了投资来源备受争议，在厦门修建机场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反对意见，他们主要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

项小米：就福建怎么能修机场呢，福建面对着金门，面对着台湾，那炮打过来，不一下就把你机场给打了。我记得我爸爸当时为了修这个机场拉了杨成武，杨成武是军区司令，他们跑到北京，又找国务院，又找军委，就是修一个机场，就不知道有多少困难。我记得我爸爸当时特别有智慧的一段话，我爸爸说，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要怕金门，就是金门，究竟是金门怕我们，还是我们怕金门？所以后来他就提出这个，结果后来真的就是每一层、每一关都是这样批下来的。后来就是用的科威特的贷款，修了这个厦门的国际机场，而且修的速度特别快。

从1982年1月10日动工，到年底机场主跑道提前建成，厦门国际机场的这次工程，创造了中国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在当时被誉为“特区速度”。

项小米：福建除了一条鹰厦铁路，还有了一个机场可以跟境外直接往来，而且是国际机场，国际上的飞机都可以直接落到厦门。有了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有了这个程控电话，后来福建的招商，一下子就很快都来了。

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项南和他的同事们，为吸引外资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中日合资的福日电视机厂、中美合资的厦门烟厂，成为当时福建引进外资的企业样本。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对于特区的政策尚不明朗，这些引进外资的企业引发了种种争议，甚至有人把经济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80年代初，一场围绕福日电视的争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福日电视机厂是改革开放后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公司，也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但是，中国最初阶段与外国合作的项目，几乎难免被画上是否是卖国主义的问号。福建与日本合资的这个项目更不例外。有人说它是殖民地性质的厂子，是向日本投降，是打击民族工业。铺天盖地的帽子，就这样落在福日这个不大不小的合资企业头上。

原福建省机械工业厅厅长施今伟后来回忆说，搞合资企业，当时确实有很大的风险。今天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当时却会引起轩然大波。现在我们说项南站得高看得远，但是谁又能知道他当时顶着多大的压力。五

1983年底，种种不利于经济特区的传言不断袭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央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项南多次向中央提出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设立自由港，但是迟迟没有答复。这期间，项南与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时常通电话，互通信息，互相鼓励。两个沿海开放省份，就是在这样惨淡经营的气氛中走进1984年。

1984年1月，广东、福建两省得到了这样的通知，邓小平同志即将南巡。通知中说，邓小平要去几个经济特区走一走、看一看，主要是休息。然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都认为，邓小平的南巡，另有深意。项南做好了汇报工作的准备。

项小米：最早的时候，特区只开放了厦门的那个叫湖里的加工区，那个特区。邓小平视察厦门的时候，我父亲陪着邓小平在湖里加工区走了一圈，另外陪着他乘坐了一个快艇，环着鼓浪屿绕了一圈。

在鼓浪屿的游艇上，借着汇报工作的机会，项南向邓小平提出了扩大厦门特区的设想。

项小米：我爸爸就跟邓小平汇报，提出来能不能够把这个（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当时邓小平视察完了，回去以后，很快地就扩大到了厦门全岛。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父亲还跟他提到了，就是能不能够把是沿海的城市都给它开放，不要光广东和福建这样两个特区，不够。后来回去以后，我记得，很快地中央文件就下来了，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我记得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项南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厦门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甚至提出过发行特区货币的想法。项小米说，也许是因为过去常常走出国门的关系，她的父亲项南有很多想法，远远超前于时代，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同时，对于新生事物，项南总是格外关注。正是因此，闽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吸引了项南的目光。

项小米：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当时就老跟我们讲，他说福建哪有什么工业呀，就还是那句话，特区又不给你钱，但是，历来福建人很会做生意，就通过那种原始的资本的积累，比方烧瓷砖，就有了钱了。那这么多的钱他们就是要搞企业，支不支持他们？我父亲就认为，就要坚决支持他们。你不支持他们，福建你还能搞别的吗？国家又不给你钱，你能搞什么呢？所以我父亲对乡镇企业历来是非常热情的，而且我觉得他倾尽全力去支持他们。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乡镇企业到底该不该办，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项小米：实际上在我的印象里，中央对这个乡镇企业究竟是应该扶持还是要控制，还是有很激烈的争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报纸上经常在登，有一段叫“关停并转”，所谓“关停并转”，全是冲着乡镇企业去的。

就在闽南的乡镇企业逐步发展之时，一场晋江假药案引发了全国的议论。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触目惊心的晋江假药案”。此后不久，晋江假药案逐步升级，矛头指向了福建的乡镇企业建设。面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项南坚持认为，假药案应该处理，但是绝不意味着今后不再搞乡镇企业。

项小米：我父亲给晋江提了一句话，叫“乡镇企业一枝花”，就在这种风口浪尖上，我父亲去了晋江，他就认为乡镇企业必须得扶持它，我爸爸说，既然你栽花，它就有可能长虫，你要给它捉虫，而不是要去把这个花给掐掉，他就是这么看这个问题。而且我父亲认为，这样的一个小事情，你如果处理得不好，它会影响到一个大的方向，影响到福建整个乡镇企业的局面。

所以晋江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后来是保住了。

就在晋江假药案之后不久，1986年春，项南接受中央的决定，离开了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但是晋江人从来没有忘记过项南。

1986年，67岁的项南从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6月2日，项南和夫人还有他的老母亲，一同乘坐46次列车离开福州，告别了他工作5年的家乡福建。当天晚上，在北上的列车上，项南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离开后，自然是有人高兴有人惋惜，但前者毕竟是极少数。是非功过后人会去评说。

杨志栓是项南生前最后一位秘书，从1994年起，他伴随了项南人生中的最后岁月。在他的记忆里，项南在北京的生活，清贫但是并不平静。1997年11月10日，项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直到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坚持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