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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轻松搞定《中国财政读书笔记》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9 12:15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中国财政的读书笔记，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明确主题：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明确读书笔记的主题，即围绕中国财政这一核心展开。可以选取某个具体方面，如财政政策、税收制度、财政支出等，或者从整体上对中国财政进行分析。
2. 结构清晰：读书笔记的结构要清晰，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读书笔记的主题和目的；主体部分围绕主题展开，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结论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3. 突出重点：在读书笔记中，要突出重点内容，对书中重要观点、数据、案例等进行详细阐述。同时，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实际，提出独到的见解。
4. 严谨论证：在阐述观点时，要严谨论证，确保论据充分、论点明确。可以引用书中相关内容、数据、案例等，增强说服力。
5. 语言规范：读书笔记的语言要规范，避免出现错别字、语法错误等。同时，注意使用学术性语言，使文章更具专业性。
6. 注重逻辑：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逻辑性，使文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可以采用总分总、分总分等结构，使文章更具可读性。
7. 适当引用：在读书笔记中，适当引用书中内容，可以增强说服力。但要注意引用的
读书笔记-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前言
无意间看到了这本书的前言，就让人有了惊鸿一瞥的感觉。本着费曼学习法的原则，定期分享读书笔记，给这个分享计划暂命名为秦岭计划。
中国几千年来经济的三大底线是：
1.国有企业（尤其是控制经济命脉企业，看到这里一下子就想到了中学课本上提到过的西汉盐铁官营）不放弃。
2.公有土地制度。
3.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政府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作为四川人，我想到了宋代的交子）。
而这三大底线说到底是当税收不足以支撑政府开销时，政府筹措财政的重要手段。从历史来看，一个集权制政府最关心的是要从民间经济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能够控制住社会的官僚体系（这里想到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一段对白）。
因为每一次的王朝衰亡必然是财政危机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比如唐朝财政危机衍生出节度使制度再演化为安史之乱，典型的财政问题引发军事问题。
中央集权制的很大问题是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税收养不起，尤其是战争时期。
三大代表朝代：
汉代：国有企业+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小知识：铸币时代靠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实现货币贬值）
唐代：土地公有制（出生给地，成年交租，死亡回收），农民终身是租客。
宋代：纸币，快速筹款的工具。
集权时代三个周期：
1.秦汉至南朝：特征为土地私有，伴随着劳动人口成为了官僚附庸，户籍人口消失，财政走向崩溃。
2.北魏至南宋：特征为科举制、土地公有、各种专卖的国有垄断经济、纸币。
3.辽金至明清：土地私有、封锁人民求知欲、铸币制度——形成可怕的稳定性，直到海外影响到来。
看完前言，就想来一句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每一次财政走向崩溃究竟是制度问题还是操盘者的问题，在面对每一次两难选择时，是壮士断腕、不破不立还是回避拖延、承袭前制？这个题很难……不过，也许读到后面会有答案。
「1949-1957」支撑计划运转的财政体系
上一期讲为了国家迅速强大，选择了与重工业发展优先配套的计划经济体制。本章讲述什么样的财政体系，才能支持计划经济的顺畅运行。（共4316字，阅读需要12分钟）财政管理思想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改革开放前，财政管理体制一直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统一领导，指中央通过统一财政政策、收支计划、预算编制、执行和决算，将全国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地方不得自行其事。分级管理，指在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各方一定的财权，以调动其积极性。我国在1952、1954、1958、1971年，数次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下放财权，但未达到预期目的。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计划经济是通过行政命令、计划指标配置社会资源，财政为国家筹集运用资金，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核心。放权，一大批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集权，一大批企事业单位上收中央。建国后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频繁上收下划，本质是财政权力的调整。在预算外资金安排上，将一部分财政性资金由地方自收自支，满足某些需要，但比例不大。税收管理体制。在税收立法权、解释权集中于中央，地区只能制定某些具体执行办法。税目、税率调整权，以中央为主，中央是税收管理的主导者。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财政对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体制，概括就是：利润全上交，亏损国家补，投资国家拨，福利按工资比例提。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基本建设支出居财政支出首位，财政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投资主体。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有多次改革尝试：1954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隶属财政部，专门办理基本建设拨款。1958年试行投资包干体制。在年度确定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度基础上，将基本建设投资交由建设部门和单位统一掌握，自行安排、包干使用。工程竣工之后投资如有结余，仍留给建设部门和单位另行使用。同年，建设银行被撤销。1962年恢复建设银行；1970年建设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1972年，恢复建设银行建制。这一时期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没有突破财政按国民经济计划无偿拨付基建投资模式，建设银行几经沉浮，只是专门办理财政基建拨款部门。该体制的弱点是：基本建设投资责、权、利脱节，缺乏约束机制。基建投资项目由计划部门审批、立项，列入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部门按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国家预算，安排基本建设支出，将资金拨付给建设银行；建设银行根据审批的基建计划，为建设单位提供资金，并监督资金使用。建设项目成功，皆大欢喜；一旦失败，计划、财政、建设银行很难单独承担责任。权力和责任必须是一致的，做多大事承担多少责任。当时，看似每个部门责任都很大，实质上每个部门都不用承担后果，大家对出现不好的结果自然有无数托词。因而，争项目、争投资、基本建设规模失控，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顽症。非税为主财政收入体制传统体制下，为了集中财力推动工业化建设，只能降低消费、减少支出，大量进行积累：1.农副产品的低价统购和低价统销，价差利润转移给城镇工商业部门和城镇居民。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城镇职工低工资制度，这种制度，为国家财政集中超常水平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可能。在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按规定的价格将剩余农副产品卖给国家，统一供应给城镇工商业部门、城镇居民。低价的农副产品，不仅降低了工业的原材料投入、商业营业成本，也降低了工商业的劳动投入成本。国家统一掌管国有企事业单位,通过压低工资降低劳务成本。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工商业、农业获得的利润，通过财政统收，集中到国家手中，形成了超常水平的财政收入。中国财政凭借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收入机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长时间保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通过农副产品低价这一形式，20多年间农民承担了“价格暗税”。城市职工收入26年（1952—1978），平均工资只增加了170元，农民收入到1978年也只有130多元。2.企业创造的利润基本都上缴国家财政。压低农副产品和工资，企业获得高利润基本都上缴国家财政，自主支配财力有限。1950—1978年,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虽多次调整，但财政收入的主要机制基本未变。“一五”时期，工业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后，可以分别从计划利润、超计划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企业奖励基金。1954年开始，超计划利润40%留给企业主管部门，主要用于发展生产，一部分用于职工福利。整个“一五”时期，共提取企业奖励基金和超计划利润留成21.4亿元，占同期企业收入的3.75%。1958年“大跃进”时期，以“一五”时期拨付的四项费用，加上企业奖励基金和40%的超计划利润为基数，国家核定各工业部门的利润分成比例，再由企业主管部门按具体情况核定企业留成比例。1963—1965年调整时期，恢复一度取消的企业奖励基金制度。1968年以后，取消企业奖励基金制度，统并为职工福利基金。企业奖励基金制度的废除，使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1978年恢复企业基金制度。规定企业完成国家各项指标后，可以按工资总额的5%提取企业基金。主管部门或企业还可以从超计划利润中再提取一定比例企业基金，并恢复了职工奖金制度。3.企业固定资产折旧亦由财政集中。在经济性质上，固定资产折旧，是固定资产消耗的价值补偿，应留给企业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建国初，大批国有企业新建投产，还未进入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时期，固定资产折旧，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有一定合理性。但后来大量国有企业设备老化，技术改造力量不足，生产经营陷入困难，留下了隐患。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改变。4.国有、集体经济税收收入居次要地位。在1950—1978年的财政收入机制中，税收地位、作用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出现“非税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公有制内部分配不需要税收。1958年在部分城市搞“利税合一”试点，试图取消税收，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但“非税论”的影响根深蒂固，加之极“左”思潮冲击，税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功能被贬低、甚至否定。1973年的税制改革，以合并税种，简化税制为重点，只剩工商税、工商所得税等为数不多的税种。1956—1978年期间，企业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2.45%,而税收收入占46%。当然，税收在财政收入机制中的地位，也与计划经济运行机制密切相关。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职能的附属物，企业纯收入是以利润形式上缴财政，还是以税收形式上缴财政，都无关紧要。当时，也不存在发挥税收功能优势客观经济条件。事无巨细财政支出体制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财政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企业部门财务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国家财政的基层环节，包括生产、投资，乃至职工消费。1.国家财政代替企业成为社会投资主体。传统财政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是生产建设型财政，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建设拨款，居财政支出首位，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40%。高额基建拨款支出，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甚至有的年份先确定基建盘子，再安排其他支出。各单位基建拨款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发展速度。因此普遍存在“投资饥饿症”，基本建设规模膨胀，成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除基本建设拨款外，国家财政还承担为国有企业供应流动资金的任务。流动资金分为定额、非定额流动资金。定额流动资金为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非定额流动资金是企业季节性、临时性资金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定额流动资金主要由财政无偿拨付。非定额流动资金几经变革，主要由银行供应。2.财政支出负担沉重。在传统财政支出运行机制中，除承担国防、外交、行政经费等支出外，还包揽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负担沉重。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国家财政筹集资金，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体系。这些社会事业主要由国家举办，财政负荷沉重。国家财政实际上承担国有企业职工“从摇篮到坟墓”社会保障。住房、医疗、离退休金等由企业支付，与财政拨款无异。这种社会保障，随着人口增加，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扩张，财政负担日益加重。3.在传统体制下我国财政运行机制评述。推动计划经济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建国到1978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挫折，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仍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稳定金融物价。建国后面对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民族工业奄奄一息、工人大量失业，部队仍在扫清残敌、开支浩大，新生的国家政权还不巩固。统一财政，在很短的时间，国家经济秩序好转。凭借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运行机制，为国家筹集资金，投资、兴建、改造大批国有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并配合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集体所有制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利用工农业“剪刀差”，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高度集中的管理机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了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1950-1978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累计达5621.56亿元，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健全发展，为新中国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条件。4.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运行机制的适用性高度集中的财政运行机制，在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关系日趋复杂，弊病逐渐显露。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运行机制，使权力过分集中，政府职能过度膨胀，压抑了各地区、各部门及各单位的积极性、创造性。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低工资为基础的财政机制，使国家财政几乎集中了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所有纯收入。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并包办了各项社会事业，难以适应经济事务的丰富性、多样性，不利于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益。忽视物质利益原则，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1957—1977年的20多年间，城镇职工工资基本没有提高，农民收入徘徊不前，1978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只有133.57元，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人。国家利用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制，积累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1970年工业总产值已占全社会总产值的60%(而1950年这一指标为27.9%)。“重经济建设、轻人民生活”，使人民生活整体贫困。在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新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了长远利益，在一定时期内，做出一些牺牲可以理解。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就会对人们生活造成伤害，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初衷。财政运行缺乏规范化。30年间中国财政运行体制变动频繁，地方收支指标、分成比例、包干数额都由中央审核一年一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当然，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曾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困难的。财政调整、变革,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预告： 财政调整为计划插上飞翔的翅膀。但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特点，要求必须对国内所有制进行调整。下期看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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