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大学语文读书笔记》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02 14:49

写作核心提示：

《大学语文读书笔记作文写作注意事项》
在撰写大学语文读书笔记作文时，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以确保你的作文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观点明确：
1. 确定主题： - 选择一本对你有启发或有兴趣的书籍。 - 确定一个明确的主题，这个主题应该是书籍的核心思想或你想要探讨的问题。
2. 阅读深入： - 仔细阅读书籍，理解作者的观点和论证。 - 做好笔记，记录下关键段落、人物、事件和主题。
3. 结构安排： - 开头：简要介绍书籍的作者、背景、内容和你的阅读动机。 - 主体：分段论述，每段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展开。 - 结尾：总结全文，重申主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或感悟。
4. 内容丰富： - 引用书籍中的具体例子和细节来支持你的观点。 -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或相关知识，进行适当的拓展和比较。
5. 观点明确： - 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要清晰、明确，避免含糊其辞。 - 对于不同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不要盲目跟从。
6. 语言表达： - 使用规范的书面语言，避免口语化表达。 - 注意语法和拼写，确保文章的准确性。
7. 避免抄袭： - 在引用书籍内容时，注明出处，避免

《经典常谈》75年阅读史 | 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

编者按

bianzhe an

《经典常谈》写于1942年，出版于1946年，是朱自清先生的代表作。

该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从《说文解字》《周易》《尚书》到诗词文赋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精髓，是传统文化经典入门必读书，更是普及传统文化的典范之作。

这本书从写作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5年。朱自清先生的初衷，希望这本书成为一艘把读者载入经典的航船。本文是安徽师范大学教授陈文忠为《经典常谈》（“语文教师小丛书”）撰写的导读的一部分。

陈教授分析了《经典常谈》75年的阅读史所折射出的国人对待读经和中学经典教育的态度。融会中西对经典的认识，阐述了没有诠释，经典将失去意义，没有经典，我们将停止思考的普遍道理。

《经典常谈》75年阅读史

文 | 陈文忠

一

作者是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其作品最权威的阐释者。1942年初，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了《经典常谈》并写了“序”，这部著作迄今已有75年的生命史，同时也已有75年的阅读史。《经典常谈》75年的阅读史，折射出的是一百多年来，在整体性反传统主义背景下，在持续不断的“废经”声中，有眼光的新文学家和现代学者，为经典辩护，为“经典训练”辩护，为传统文化辩护的曲折历程。不过，这是一个欲说还休、进一步退两步的艰难历程。

朱自清的自序，是为《经典常谈》辩护。他的辩护，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二是写作此书的理由：“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三是此书的自身特点：经典训练需要理想的经典读本，“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 （《朱自清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这三点辩护，前后两点明确地道出了本书的意图和用途，对我们今天阅读此书，依然是切要的指导原则。不过，把“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作为写作此书的理由，虽然说得辩证而机智，但无论如何，总让人有一种底气不足，强为之辩的感觉。“读经的废止”，就是“不读经典”；“不读经典”，又怎样进行“经典训练”呢？进而，既然“废止”了读经，再去“训练”读经的能力，还有什么用呢？

然而，只要我们了解了民初以来一拨又一拨的“废经”运动，了解了“五四”以后新文学家们批判“四书五经”，批判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就能理解同样是新文学家的朱自清，为什么要用“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这句机智的矛盾语来为《经典常谈》辩护了。朱自清当然比我们更清楚这一背景，《序》中的下面一段话，正概括了此前三十年“废经”与“读经”的交锋史：

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古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有“使学生从本国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朱自清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这段话一波三折，意涵丰富。首先，朱自清站在新文学家的立场，批判了旧日“读经教育”的偏枯失调；这实质也是民初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废止读经”的基本理由。接着，回顾了民国以来“一两回”读经运动“失败”的历史。仔细说来，不是“一两回”，而是“三回”：一是民初（1912年前后）康有为与“孔教会”的“尊孔读经”；二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章士钊主政教育部时决议中小学的读经；三是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辟“读经专号”讨论学校的读经问题。三十年“三回”的读经运动，都“失败”了。其中，“十四年的读经”为时最短，影响却最大。因为，鲁迅写了《十四年的“读经”》，对读经和读经派作了最彻底的批判。鲁迅的判词，影响了此后近百年的“废经”史，也影响到《经典常谈》75年的阅读史。不过，首先影响到的应是《经典常谈》的写作，这时朱自清只能搬出“教育部制定的课程标准”来为自己辩护，并最后说出了“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这句机智的矛盾语。一个学者搬出教育部门的“红头文件”来为自己的学术行为辩护，这无论如何让人有一种学理不足、底气不足之感。不过，了解了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我们就知道，这是深知传统不能割裂，薪火必须相传的朱自清，所能说出的最圆融、最智慧的话了。在稍后发表的《古文学的欣赏》开头，朱自清几乎用同样的理由来为自己提倡“古文学的欣赏”作辩护。

叶圣陶是除作者之外，《经典常谈》阅读史上，最重要的“第一读者”。1945年，他写了《读〈经典常谈〉》，1980年，他又写了《重印〈经典常谈〉序》。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显示出叶圣陶对经典和读经的态度，在朱自清“进一步”的基础上，似乎“退了两步”。1945年的文章中，叶圣陶认同朱自清“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这句开宗明义的话。然后，笔锋一转，又对直接的“经典训练”作了坚决的否定：“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这显然是有违朱自清通过《经典常谈》“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的“本心”的。1980年的“重印序”，叶圣陶似乎又后退一步，他说：“在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对朱先生和我自己的这样考虑——就是，经典训练是中等教育里的必要项目之一——想有所修正了。”“修正”后的结论是：“我想中学阶段只能间接接触，就是说阅读《经典常谈》这样的书就可以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20世纪的中国语文教育，是以反传统为背景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读经”到“废经”；二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三是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把“文”从“经、史、子”中独立出来。深入了解这一教育文化背景，了解1945年和1980年的社会思想背景，叶圣陶的“退两步”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读者”的意义，在于奠定阅读史的基调。叶圣陶的看法，以其在语文教育界的崇高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经典、对“经典训练”、对《经典常谈》的看法和评价。二十年后的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把《经典常谈》收入“蓬莱阁丛书”出版，钱伯城先生撰写了长篇“导读”。“导读”开篇，钱先生细心地指出，《经典常谈》“可以同时适应三个层次读者的需要”；继而谈到“经典训练”问题，钱先生马上亮出“废经”的坚定立场：“我们知道，经典训练并不就是恢复读经教育。恢复读经教育是开倒车，这是‘五四’运动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钱伯城：《〈经典常谈〉导读》，朱自清撰《经典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转而，钱伯城先生以大量篇幅指导我们欣赏《经典常谈》的“散文特色”“通俗化手段”，以及“采择近人新说”和朱自清“平和宽容”的学术气度等等。钱先生的这些论述精辟而精彩，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作者，认识作者的学问，认识作者用散文手法介绍古代经典的本领。然而，我总感到有一点缺憾，那就是没有像朱自清所期望教育者的那样，最终目的是“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

回顾《经典常谈》75年阅读史，可以发现，从朱自清、到叶圣陶、再到钱伯城，有一个共同立场，那就是首先坚定撇清与“读经”的关系，然后再来谈经典，谈“经典训练”，谈《经典常谈》。那么，“读经”真的那么可怕吗？不“读经”怎么进行经典训练？“四书五经”究竟是洪水猛兽还是民族瑰宝？

二

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语文教育史，是“废经”与“读经”的交锋史。自民国初年废止读经后，几乎每十年就有人发起一场读经运动。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学热”，读经活动在民间兴起，在社会推广，并逐渐深入校园课堂。

从晚清民国到改革开放后的共和国，为什么不断出现国学热，为什么不断有人发出读经呼声？对这种不断出现、不断重复的文化现象，是不能简单斥之为“复古”“保守”“开倒车”的，其深层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一种思想观念或学术思潮的兴起和衰亡，无不具有社会文化的必然性，其背后无不体现了特定时代人们的心灵诉求。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是当今西方世界呼吁“读经”的著名学者。他在研究西方文学史上“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西方正典》中，有一句结论性的名言：“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为什么“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实质上，歌德老人早已给出了：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前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再思考而已。（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程代熙、张惠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页）

歌德所说的“前人”，指的是哪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处于笼统理解的状态。当我读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了解了他关于“轴心时代”的深刻论述，恍然大悟：歌德所说的“前人”，就是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

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出现在什么时期？雅斯贝斯认为，可以“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人类最不平常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例如，“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总之，“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源端。”（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这也是轴心时代最重要的特征。

雅斯贝斯进而指出，“轴心时代”的文化，在轴心期以后的世界历史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写道：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雅斯贝斯认为，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不断回顾“轴心时代”的文化冲动，从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就是“六经”的时代，就是“诸子”的时代，就是“孔、孟、老、庄”的时代。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不断出现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正是这种回顾“轴心时代”的文化冲动的表现，其深层动机就是从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从中获取历久弥新的生命智慧。“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雅斯贝斯的思想，同样包含在鲁迅这句智慧的格言中。

“现代人”是多么傲慢啊！傲慢的现代人无不抱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偏见：既比上一个时代的人更聪明，也比下一个时代的人更睿智。真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自我为老大！在傲慢的现代人看来，历史从我开始，我在开创未来，几千年前的古人古书，怎么可能为现代人指点迷津，怎么可能给现代人以智慧启迪？

然而，《圣经》作了肯定：“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谢灵运作了肯定：“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钱锺书作了肯定：“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古今哲人对文化的古今相通性的肯定。

为什么文化具有古今相通性？为什么我们需要到经典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朱自清说得好：“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我愿对这句“常谈”更进一解：文化是生命的升华，生命的一次性决定了文化的重叠性。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次性，决定了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而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层累重叠性。扩而言之，人类文明五千年，个体生命一百年；个体生命是重复，文化生命是重叠。因此，五千年的哲学史，是百年人生问题反思史；五千年的文学史，是百年人性情怀咏叹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千年的人类文化，只有一百年的生命长度。因此，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够，以个体百年生活史，理解五千年人类哲学史；以个体百年情感史，体验五千年人类文学史。

杜牧《阿房宫赋》曰：“嗟呼！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陆象山《杂说》曰：“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其深层根源就在于此：即生命的一次性所决定的文化的重叠性。因此，历史是教育的核心，经典是智慧的源泉；割断了历史，失去了经典，我们将一无所有。“历史从我开始”的无知之见，是以庸俗进化论为基础的线性时间观导致的对人类智慧史的误会。

三

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论及“真正的传统”时指出：“原始经文和对其所做的诠释都是传统……这种‘传统’就是对经文累积起来的理解；没有诠释，经文将只是一种物件。经文的神圣性使其与众不同，但若没有诠释，经文便毫无意义。”（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经典和对经典的诠释延续着传统，形成“真正的传统”的双重结构。

为什么“没有诠释，经典便毫无意义”？首先，经典是沉默的，诠释使它开口说话。一种文化的活的生命力，并不无条件地表现在这一文化遗留的典籍文字中，而是表现在由该文化典籍所体现出来的普遍的精神价值中。然而，该文化的典籍文字是不会说话的，只有该文化中的人不断对典籍文字进行充满存在感和历史感的诠释，典籍文字中的普遍的精神价值才会被激活，这一文化才会具有活生生的生命力。其次，经典是过去的，诠释使它“现时化”。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曼指出：“一旦文化连续性的重担完全落在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之上，相关的人群必须想方设法让这个文本保持鲜活的状态，尽一切可能克服文本与现实之间不断加大的距离”；而实现“现时化这一过程，是在对流传下来的经文加以阐释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1、8页）因此，经典必须“诠释”，经典必须“常谈”——必须经常地谈，持续不断地谈，以激活经典活生生的生命力，以实现经典的“现时化”。

在20世纪大量经典“诠释”，经典“常谈”的著作中，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就是这样一部特色鲜明、引人入胜、充满学术活力的著作。

首先，在风格上，这是一部用散文手法谈学术的佳作。如果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以小说的笔法写散文，那么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则是用散文手法谈学术。朱自清是散文大家，平易亲切，委婉尽情的优美风格，在现代散文史上别树一帜。朱自清又是古典文学专家，在诗歌史、诗学史和批评史领域，见识独到，成就卓著。对于作家、学者一身二任的朱自清来说，用散文手法谈学术，可谓本色当行。《经典常谈》的散文手法，除了平易亲切的叙述笔调，生动活泼的“儿化词”的运用等等，特别在意每一篇开头的经营，让每一篇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凤头”：或从传说入手，或从风俗入手，或从时代背景说起，或从人物故事说起。全书十三篇，每一篇的开头各不相同。这种由事入理的写法，极大地增强了学术文章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其次，在内容上，本书具有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特色。全书十三篇，从“小学”开篇，然后依次介绍传统的经、史、子、集。十三篇可分两大部分：前九篇谈“小学”和经史，以经典为主，力求点面结合；后四篇论子部和集部，以文体为中心，又做到点线结合。前九篇的“点面结合”，有多种表现：有的是一部书一门学问，如《说文解字》与文字学，《尚书》与尚书学，《诗经》与诗学，《史记》《汉书》与历史学；有的是一部书一种生活风俗，如《周易》与上古巫术礼仪，三《礼》与“生活的艺术”；有的是一部书一段历史，如《春秋》与春秋五霸，《战国策》与战国策士等等。后四篇的“点线结合”，基本上是一种文体一部历史：“诸子”是一部子学史，“辞赋”是一部从《楚辞》到汉赋的辞赋史，“诗”是一部从乐府、古诗到唐宋诗的诗歌史，“文”则几乎是一部从卦爻辞到白话文的散文通史。因此，《经典常谈》虽说不是“国学概论”，但只要细读全书，在深入经典文本的同时，又可以获得系统的国学常识。

再次，在表述上，全书导入生动，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是一部“一线教师”切实可用的“经典导读”的参考教案。全书的每一篇，一段一层意思，层层有序推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在我看来，有意愿开设“经典导读”课程的语文教师，只要细读全书，然后按照每一篇的主题，分出逻辑层次，拟出恰当标题，就能适用于课堂讲授。例如，“《说文解字》第一”，共十个自然段，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逻辑层次：第一，“仓颉造字”与文字的起源，一、二自然段；第二，从“字书”到《说文解字》，三、四、五自然段；第三，文字的发展与“六书”，六、七、八、九自然段，这是全篇的重心所在，讲授时还可以分出若干层次；第四，书体的演变，最后一个自然段。以《说文解字》为中心，文字学的常识已囊括其中。再如“《诗经》第四”，共十个自然段，按内容也可分为四个逻辑层次：第一，《诗经》的成书或从歌谣到唱词，一、二、三自然段；第二，“诗言志”与用诗，四、五自然段；第三，《毛诗传》与解诗，六、七、八、九自然段；第四，“六义”说，最后一个自然段。以《诗经》为中心，对先秦诗学作了扼要介绍。其实，《经典常谈》全书，都应作这样的阅读。只有剖析了著作的思维结构，才能把握作者的思想精髓。

本文为“语文教师小丛书”《经典常谈》导读的一部分，原题为“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 。

《经典常谈》目录

序
........................................................................ 1

《说文解字》第一
...............................................1

《周易》第二
...................................................... 1

《尚书》第三
.................................................... 21

《诗经》第四
.................................................... 32

三《礼》第五
.................................................... 41

《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48

四书第七
...........................................................55

《战国策》第八
................................................ 63

《史记》《汉书》第九
.................................... 69

诸子第十
...........................................................87

辞赋第十一
..................................................... 102

诗第十二
.......................................................... 112

文第十三
.........................................................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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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经典常谈》入选初中语文教材，1月销售超百万册

来源：澎湃新闻

新的学期马上开启，澎湃新闻获悉，2023年春季，八年级下的语文教材进行了调整，最突出的内容为，在“名著导读”部分，将《傅雷家书》替换成朱自清的《经典常谈》。

澎湃新闻联系到上海某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他表示，在教学过程中，“名著导读”部分，老师不会详细讲解，只是提供一个参考，让学生阅读这本书。

得到这一消息后，各家图书公司都在跟进。在各个销售平台上，朱自清《经典常谈》一书的商品描述已加上“《语文》八年级阅读”“教材配套阅读”等说明。

各个销售平台上，朱自清《经典常谈》一书的商品描述已加上“《语文》八年级阅读”“教材配套阅读”等字样。

销售数据方面，果麦出品的《经典常谈》首印虽只有5000册，但目前加印到第8次，发行量近20万册，出版方表示，随着该书被收入教材，近期还会计划加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2年8月推出新版《经典常谈》，但是仅仅在2023年1月这一个月，已经发行了130多万册，1月在京东平台销量环比增长了6.7倍。

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朱自清《经典常谈》的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它的写作，是由当时负责统筹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杨振声建议的。编写这类普及传统经典知识的书籍，其思想来源应该是胡适于1923年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

版本上，人文社推出的《经典常谈》以文光书店1946年刊本为底本，全文无删减，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和时代特色。由于该书已经出版发行了七八十年，学术界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为作者当时所不及见。再版时，为保证相关知识的准确性，个别地方采用“编者按”的方式做了补充说明。

人文社《经典常谈》

大家的关注点也聚焦于《经典常谈》是一本怎样的书？

《经典常谈》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篇，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脉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作品。

2022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后，语文学科增加的核心素养中的一点是“文化自信”。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在之前的一个讲座中谈到“整个中小学所有的课程都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要通过语文课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而朱自清在前言中已经提及，他写作《经典常读》的目的正在于培养读者的文化自信：“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在这种意义上，《经典常读》更适配于这种教学理念。知乎上一位认证为“历史专业、语文教师”的答主认为：“《经典常谈》弥补了学生在语文学习（特别是古代文学学习）中背景知识不足的缺陷。在现行部编版语文教材中，各学段都选用了一些古代文学经典篇目，比如《二首》《二则》《曹刿论战》《十二章》《邹忌讽齐王纳谏》《陈涉世家》等等。在教读这些文章时，由于学生缺乏相应的知识背景，教师需要做大量的知识补充，才能让学生略有领会。但因为没有完整的背景知识体系作为支撑，这种领会也往往是机械的、粗浅的。很多同学对这类文章的学习就是囫囵吞枣、食而不化。而朱自清先生这部《经典常谈》，恰是：‘介绍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是学习传统文化典籍（也叫国学）的入门书、打基础书，又是极有学术分量的书。’”

果麦《经典常谈》

我国的古代经典浩繁艰深，而且有文言文与白话文转换上的阅读障碍，读起来十分困难，正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言中所说：“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朱自清认为，为了让更多读者能够接触到，并更容易理解和沉浸于古代经典，《经典常读》书中，朱自清对每一篇都有概括，做到知识上简洁精辟，例如：

《说文解字》：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

《尚书》：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

《诗经》：诗的源头是歌谣。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

《春秋》：“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

果麦《经典常谈》目录页

同时，朱自清的文字更通俗流畅，以书中解读《春秋》为例，“西狩获麟”的原文其实很简短：

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获麟，击之，伤其左足。将以示孔子。孔子道与相逢见，俯而泣，抱麟曰：“尔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而朱自清在本书中，写到孔子见麟而泣的故事时，以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解读：

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了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儿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的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也非常注意对于庞杂的古代史源流、发展等内容进行总结，让年轻读者们获得一种简明的印象，如对于书体的演变部分，他写道：

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这种字体究竟和小篆差不多。

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准。晋唐之间，又称为“八分书”。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汉晋间的木简里最能见出。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今草”。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这起于魏代。

晋唐之间，却称为“隶书”，而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言里，曾表达过他的一个心愿，他希望“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叶圣陶在读完《经典常谈》后评价：“因为这本书的引导，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

果麦《经典常谈》内容页

附：朱自清撰写 《经典常谈》序言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

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

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做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

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