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策美文教你学写《五早观后感》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04 02:12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五早观后感的作文，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五早观后感的主题，即你观看五早后所获得的感悟、体会或思考。这个主题可以是关于生活、学习、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
2. 结构安排：一篇优秀的观后感应该有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
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五早的内容，包括作者、背景、主题等，为读者提供一个大致的了解。
正文部分：正文是观后感的核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总结五早的主要观点和思想，阐述其意义和价值。
（2）结合自身经历或实际情况，谈谈对五早中某些观点的认同或反驳。
（3）分析五早中提出的观点对个人成长、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启示。
（4）探讨五早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以及如何将五早中的理念付诸实践。
结尾部分：总结全文，强调五早对你的影响，并表达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3.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1）语言要简洁明了，避免冗长和啰嗦。
（2）运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3）注意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使文章结构紧凑。
（4）适当引用五早中的经典语句，以增强说服力。
4. 思考深度：一篇优秀的观

说说思政这五年

学校说

中国人民大学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先行，2019年秋季开学开始，在全国率先全面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并融入2017级本科生必修课教学方案，坚持“三最原则”，即吸收最前沿的内容、集中最优秀的教师、给予最全面的保障。目前共设8个专题，分别由各学科权威专家授课。在2020—2021学年增设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等充分体现人大历史传统和“红色基因”、学科特色和学科优势的思政选修课，切实发挥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引领辐射作用。

天津大学

通过“三级阶梯”，让“育人大厦”既“顶天”又“立地”。“三级阶梯”即“国家教育部门试点高校—天津市试点学院—校内试点学院+精品项目”工作体系。学校设立改革试点学院3所，实施精品项目38项。提升国际化背景下学生思政教育的实效性、新媒体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意表达，发挥党组织育人实效……各学院以立项为契机，探索育人实践，形成了“热在基层”的生动局面。

厦门大学

坚持厚爱有温度，落实校院领导联系学生制度，践行“一线规则”，入选教育部首批“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高校，研究生支教团作为“闽宁协作援宁群体”之一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深化就业育人，2020届毕业生到国家重要行业和重点领域就业比例达46.7%。逐步构建“三全育人”“五育并举”新格局，增强学生幸福指数。

大连理工大学

进一步构筑立德树人新格局，持续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深化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1149”工作体系，推动思政工作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有机统一。学校致力于培养未来科学家，组建由两院院士、行业专家构成的创新创业导师团队，带领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研究团队，引导学生立大国志气，铸大国重器，建大国工程。

兰州大学

请进来走出去，打造革命纪念馆育人的“移动课堂”。学校将甘肃省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团队、宣讲展板、珍贵视频等引进校园，在教室、展厅办起“移动课堂”“红色展馆”，让学生不出校门就能聆听到革命纪念馆里的革命故事。同时，兰大师生还将暑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相结合，走进省内红色革命纪念馆，担任志愿讲解员，置身革命圣地，近距离与革命历史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对话。

学生说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张月

听过“信仰是一辈子的事”，在入党的那一刻选择要坚守一生的信仰；看过“携笔从戎，建功军营”，在摸爬滚打中实现军人的蜕变；写过“首战用我，用我必胜”，从全军英模的事迹中理解了牺牲奉献的含义；读过“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学习马克思主义便成为一份坚定的理想……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秦澜浩

在学校“新时代党旗领航工程”的指引下，参与骨干培训，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学在华中科大”浓厚氛围的感染下，以崔崑院士为榜样，勤奋学习，将科研理想融入国家需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奋斗为剑，一路披荆斩棘；以梦想为马，不负青春韶华，先后获得校本科特优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硕士生赵烁

积极参与科研项目与社会实践，自2017年起通过实地走访云南鹤庆、安徽阜阳、四川雅安等地的30余个村落，深入调研脱贫攻坚背景下乡村治理现状与成效，提炼撰写含有中国之治的中国故事。在5年广泛的社会调研中，真切感受到青年学生扎根中国大地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变化发展是最好的思政课，也更加理解经管学科经邦济世的现实意义，坚定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决心。

（来源：教育部政务新媒体）

《中国教育报》2021年12月08日第3版

专访｜李泽厚：做思想家，需要有学问的积累

李泽厚作为八十年代思想界领军人物，对文化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带着面对问题应该如何前行的思考，李泽厚先生还有话继续要说，我们的这次访谈，也谈及了李泽厚思考与写作的方方面面。

李泽厚，哲学家，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

八十抒怀

在家里无为而治

新京报：我们先从两个“80”聊起吧。第一个“80”，是你今年已经八十岁，有何感想？

李泽厚：我已经不能再年轻，我们这一代人都牺牲掉了。三十年或五十年，在历史上看来是一成不变的瞬间，但是人的一生有几个三五十年？我喜欢很多剧烈运动，骑马、冲浪、蹦极，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

新京报：你在美国的家中还放着骷髅？

李泽厚：是啊，我一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面对死亡。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

新京报：用什么心态看待死亡？

李泽厚：我曾经说过人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发，没有痛苦就死掉。其实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快乐地活着。

新京报：说到养生，你用什么方法？

李泽厚：我曾经到同仁医院看病，遇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中医，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中医。别人都觉得老中医一定好啦，结果不行，反而是年轻的中医给我一服药就治好了。我知道现在年轻人是怎么学习中医的，他们已经不像以前那种手把手的教学，现在学中医还要学西医的一些理论。西医的治疗方法，例如B超，可以帮助诊断病情。而中医强调个体差异，讲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是现代科学还不能够解释的。

新京报：现在打着中医和养生的旗号行骗的人很多，比如张悟本。

李泽厚：那不是真正的中医，所以方舟子打假很有力，指名道姓，有根有据，毫不客气。但是方舟子讲取缔中医，那是绝对错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人都不相信针灸，认为不科学，现在美国医生也在搞针灸，因为确实有效。按照现代科学，人体的经络系统确实找不到，无法证实，这是因为现代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解释中医的地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讲，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就相当于西方的辨证逻辑，都是一种概括性的对事物的认识。希腊人放血治病，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近代科学跟希腊一些理论是有关系的，其来有自，但近代科学主要从培根以后，讲究实验，追求普遍性，不管什么人，得了同一种病都吃同一种药，这就绝对化了。所以我讲“西体中用”，因人而异。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财富？

李泽厚：我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不会追求奢侈、穿名牌。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住最高级的旅馆，开最好的车，也许是需要显示自己的实力。我是做学问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前几天我看到商店里有60万元一块的手表，60万戴在手上多不舒服？现在就是人为物驭，你买一个物，反而做了物的奴隶。

新京报：谈谈你的夫人和儿子吧。

李泽厚：我马上要金婚，哈哈，能不能活到金婚还不知道。我们是1963年结婚的。在家里，我向来尊重太太，比如我们结婚十年才生小孩，就是她坚决不愿意早生。小时候她生活条件不好，带小孩有点怕，我就完全听她的。本来我希望有两个孩子，她坚决不要，我也只好放弃。哈哈，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儿子学计算机，根本不看我的书，连《美的历程》他都没看过，说没兴趣。我也尊重他，从来不要求他看。在家里，我就是无为而治。

八十年代

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

新京报：继续聊第二个“80”——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思想解放，出现“美学热”。今天再回望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你有怎样的感触？

李泽厚：做学术研究，我主张首先做小题目。八十年代我带过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是《论艺术》，我看了大为生气，对他说，你还不如写个《论宇宙》好了。他听我说这一句话就知道，我把他整个论文都否定掉了。

当时也有人说我：“你要别人做小题目，你自己怎么老做大题目？”哈哈，我也是先从小题目做起的。五十年代我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1955年发表文章，我是从1952年就开始研究，这三年间材料积累相当多。那时候我都是看原始材料，线装书。要做卡片都没有钱买，就拿一张非常薄的纸，非常便宜，抄下来以后把它分类，剪开以后再贴到一个破报纸上。

新京报：当年做学问的物质条件确实很艰苦。

李泽厚：那时候借书也很不方便，我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每个学生只能借五本书。我就想办法，借了一个老师的借书证，就是任继愈先生。因为图书馆规定老师可以借三十本，我用任先生的借书证，每次弄一大堆书出来，要一个大袋子，分两趟背回宿舍里。

当时我有肺病，学校把我们得病的学生隔离在一栋楼里，两个人一间宿舍。楼顶层还有一些没人住的房间，为什么没人住？因为有个斜下来的大屋顶，靠墙这边很矮，蹲下去都没有空间，窗户很小，白天也要开灯。我发现了这种房间，就破门而入！在那里一个人看书，谁也不来往，抄了很多最原始的资料。我一直强调要重视资料，这都是硬功夫、苦功夫。

新京报：你还讲过，八十年代以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李泽厚：现在好像连学问家都没多少了。八十年代之前当然思想家难做，我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是通过康德。比如我有一批手稿带到美国去，其中讲康德的这本书是什么意思？人家都以为我在讲康德，其实我在讲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个内涵，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看出来。

学界批判

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是好事

新京报：你对当下的学界，包括大学，提出过很多批评意见。

李泽厚：是的，我讲对于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建象牙之塔”，恢复大学精神。比如北大把金庸、成龙都聘为客座教授，教授治校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荒唐事情？

新京报：这种乱局的责任在于谁？

李泽厚：首先是大学校长要负责，校长不懂什么叫学术吗？国家定那么多项目，投入很多钱，大家就是在分这些钱。你看现在书籍的装帧都非常精美，但是里面没有学问，只有垃圾。学者们忙着上电视，忙着开各种会，哪有时间做学问？

新京报：你对《百家讲坛》这类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节目怎么看？

李泽厚：一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我认为是好事。当年搞“文化热”的时候，有人就说中国出现这么多问题，责任在传统文化，在国民性。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意见，我觉得文化没那么大责任。如果一律简单地归罪于文化，那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不就逃脱罪责了吗？这个看法当时没有人接受，我被骂得一塌糊涂。现在的问题也是这样，责任不在于这些文化传播者，而在于大环境的变化。

新京报：批评声音也很多，你会在意吗？

李泽厚：别人对我怎么评价都可以，讲出理由就行。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子，一视同仁，众生平等。比如我的学生都知道，在我这里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不过当代学人的心态有问题，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互相攻击。有人是老师不出面，指使学生去发表文章，这就太可笑了。

理论交锋

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新京报：看来你与自由派和“新左派”都有理念上的分歧？

李泽厚：1999年我在《己卯五说》里面有篇文章，讲到我跟自由派、新左派的区别，现在十年过去了，有必要进一步引申。我也讲过“情本体”，这是“中用”，但现在觉得还不是“情”的问题，而是理性不足。但我也不同意自由派提出的“天赋人权”。

新京报：为什么不同意“天赋人权”呢？

李泽厚：其实没有什么天赋人权，西方也没有。古希腊奴隶社会，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便杀掉，哪有什么人权？“天赋人权”恰恰是近代人想出来的概念。

新京报：那么你怎么看新左派的观点？

李泽厚：我和新左派相同的地方在于，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现代化不是美国化。但是这十年来，我和新左派的距离拉大了，为什么呢？他们讲的东西就是照搬西方的后殖民、后现代。我所讲的走中国道路，恰恰不是这种。

目前的情况就是，新左派搞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绝对价值，每种文化都有道理，所以裹脚也是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好的——我反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采写｜ 武云溥

编辑｜涂志刚；走走

导语校对｜卢茜

正文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