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挑选《语言思想》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06 01:14

写作核心提示：

《撰写关于语言思想的作文时应注意的事项》
在撰写关于语言思想的作文时，以下事项应当引起重视，以确保文章的深度、广度和说服力：
1. 明确主题： - 在动笔之前，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即你想要探讨的语言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关于语言的起源、功能、演变，还是特定语言现象的分析？
2. 研究背景知识： - 深入了解与主题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知识，这将有助于你更准确地把握语言思想的发展脉络。
3. 确立论点： - 在作文中应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论点，这个论点应当是新颖的、有见地的，并且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
4. 结构安排： - 作文应有一个清晰的结构，通常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 - 引言部分应简洁有力，引出主题，并简要介绍背景。 - 正文部分应分为几个段落，每个段落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展开，段落之间应有逻辑联系。 - 结论部分应总结全文，重申论点，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或建议。
5. 语言表达： - 使用准确、简洁、生动的语言，避免口语化、模糊不清的表达。 - 注意语言的逻辑性和连贯性，确保句子之间、段落之间的过渡自然。
6. 引用和论证： - 在论述过程中，适当引用权威文献、专家

发掘恩格斯语言思想 科学把握语言的本质

民族的复兴往往伴随着语言和话语权的崛起，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语言和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们要高度重视语言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切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语言和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同向同行，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尽管恩格斯不是专业的语言学家，也没有对语言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但语言从来不在恩格斯的视野之外。恩格斯关于语言的论述内容涉及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演变、语言与现实生活等诸多方面。这为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认识语言、把握语言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对于今天我们深化对语言本质的科学认识，正确处理语言与精神世界的建构、语言与国家繁荣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劳动是语言产生的物质前提。恩格斯从人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了语言的产生，他认为人的产生与进化是语言产生的生理前提。“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恩格斯强调劳动是语言产生的物质前提，劳动创造并促进了语言发展。“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而人在劳动交往中需要表达的要比动物复杂和丰富得多。他认为劳动以分工和合作为基础，在劳动过程中，人们之间由于有效分工、合作而产生交往的需要与实践，这样的需要与实践激发了语言冲动，奠定了语言生产的内涵及其变动的物质基础。劳动促使每个社会成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促使人们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因为劳动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使用语言的意识便在劳动交往中产生了。可以说，语言是人类物质生产交往实践的结果，人正是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语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正是在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中，由于交往的需要，才促使语言的产生。因此，语言是“人们的社会产物”，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

语言是现实生活的表现。恩格斯认为语言作为意识的载体，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语言和意识一样都是对客观世界的表现。“‘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简言之，即语言。”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里，语言、意识等精神世界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独立于客观世界的独立王国，“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借助于语言对事物形成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形成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语言不在人的实践活动、客观世界之外，语言、意识虽然具有主观性、相对独立性，但归根结底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对存在的反映。“凡是用语言表现出来的各种精神生产，（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都不过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尽管语言有特殊独立性形式，但在内容与本质上，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产物，而不是相反。恩格斯认为从思维过渡到现实，也就是从语言过渡到生活的整个问题，只存在于哲学幻想中，是脱离生活的性质和根源的。就像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语言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要了解语言内容，就要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出发”。因此，物质和语言是决定和被决定、被反映和反映的关系。语言、思维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反映。实践而不是语言是人与客观世界的根本联结点，不是语言决定实践，而是实践决定语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只有从实践出发，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语言的本质，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语言所反映的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

民族语言是历史的、具体的。对方言和民族语言的研究，是恩格斯在语言学上的一大贡献。《法兰克方言》是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语言学的范例，它分析了日耳曼方言的历史发展，为法兰克语言区部族间关系之亲疏提供了“语言证明”。恩格斯强调方言、民族语言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产物，“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他强调共同的民族语言对民族认同有重要影响，“只有方言相同的部落才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但恩格斯也认为语言和民族认同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他说“尽管种族上血统亲近、语言上有共同性，并且还有阿尔卑斯山脉，但是萨瓦居民似乎没有半点愿望想要人家用伟大的法兰西祖国的各种帝制设施去为他们造福”；“匈牙利的德国人尽管仍然保持着德国的语言，然而在精神、性格和习俗方面，都成为道地的马扎尔人了”。恩格斯特别强调要尊重民族的语言权益，他说：“强迫这些可怜的拉伯兰人不只是说他们的野蛮的半爱斯基摩方言，还要他们学文明的挪威语或瑞典语，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压迫啊！”民族语言并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一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民族语言是历史的、具体的。恩格斯指出：“其实，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语言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尔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同时，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过程中，被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者的语言，“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语言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客观现象。恩格斯认为正如“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一样，语言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它不是单一、固化、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纠缠式互动、螺旋式进步中不断演进的。他说，经过长期的演化，人和猿区别开来，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发展的基础。他还认为，“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育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推动语言变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恩格斯强调南方法兰西民族在中世纪时代“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但是历史的发展是铁面无情的。经过300年的斗争，普罗温斯人的优美的语言沦落到了地方方言的地步，他们本身也成了法兰西人”。19世纪，随着德国经济的发展，“德国的工业、德国的贸易和德国的文化自然也把德国的语言带到了这些地区”，也就是斯拉夫部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成新的力量和观念，产生新的交往方式，产生新的语言。正是在人类不断演进的物质生产活动中，语言变得丰富而多彩。

恩格斯关于语言的论述，使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语言是人类现实生活的表现，语言也是人肯定自我、自身解放的工具和基本力量。民族的复兴往往伴随着语言和话语权的崛起，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语言和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们要高度重视语言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切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语言和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同向同行，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淑娉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

汪曾祺：小说的思想和语言

有的作家、评论家问我，小说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最重要的是思想。思想就是作家对生活的看法、感受和对生活的思索。我觉得，小说的形成当然首先得有生活。我比较同意老的提法：“从生活出发”。但是，有了生活不等于可以写作品，更重要的是对这段生活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思索，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写作要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或积淀，所谓酝酿和积淀，实际上就是思索的过程。有的人生活很丰富，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作家。

我在内蒙认识一个同志，这个同志的生活真是丰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打过游击，年轻时候从内蒙到新疆拉过骆驼。他见多识广，而且会唱很多民歌。草原上的草有很多种，他都能认识。他对草的知识不亚于一个牧民。

他是好饭量、好酒量、好口才，很能说话，说得很生动。他说过很多有关动物的故事，不像拉封丹写的寓言式的故事，是生活里的故事，关于羊的啰、狼的啰、母猪的啰，他可以说很多，但是他不会写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善于思索。我觉得要形成一个作品，更重要的是对于你所接触的那段生活经过长时期的思索。有时候，我写作品很快，几乎不打草稿，一遍就成，但是我想的时间很长。

我写过一篇小说，是写我在昆明见到的一个小孩。那小孩未成年，应该是学龄儿童，可他已挣钱养家，因为他家生活很苦，他老挎一个椭圆形的木桶，卖椒盐饼子西洋糕。所谓椒盐饼子就是普通的发面饼子，里面和点椒盐，西洋糕就是发糕。他一边走一边吆喝卖，我几乎每天都听到他吆喝。他是有腔有调的：“椒盐饼子西洋糕”，谱了出来就是“556—6532”。这篇小说我前后写了四次。

结尾是有一天，这孩子放假，他姥姥过生日，他上姥姥家去吃饭，衣服穿得干干净净的，新剃了头。他卖椒盐饼子西洋糕时，街上和他差不多年龄的上学的孩子都学着他唱，不过歌词给他改了：“捏着鼻子吹洋号。”他跟孩子们也没法生气。放假那天，他走到一个胡同里头，回头看没有人，自己也捏着鼻子，大喝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

写了以后觉得不够丰满，我就把在昆明所接触的各种叫卖声、吆喝声，如卖壁虱药的、卖蚊香的、卖玉麦粑粑的、收破烂的，写了一长串，作为小孩的叫卖声的背景。这样写就比较丰满，主题就扩展了一些，变成：人世多苦辛。

很多人活着都是很辛苦的，包括这个小孩，那么小他就被剥夺了读书、游戏的机会。

我的小说《受戒》，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那篇小说的生活，是四十三年前接触到的。为什么隔了四十三年？隔了四十三年我反复思索，才比较清楚地认识我所接触的生活的意义。闻一多先生曾劝诫人，当你们写作欲望冲动很强的时候，最好不要写，让它冷却一下。所谓冷却一下，就是放一放，思索一下，再思索一下。现在我看了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觉得写得太匆忙，他还可以想得更多一些。

我在山东菏泽有一次讲话，讲完话之后有一个年轻的作家给我写过一个条子，说：“汪曾祺同志，请您谈谈无主题小说。”他的意思很清楚，他以为我的小说是无主题的。我的小说不是无主题，我没有写过无主题小说。

我写过一组小说，其中一篇叫《珠子灯》，写的是姑娘出嫁第一年的元宵节，娘家得给她送一盏灯的习俗。这家少奶奶，娘家给她送的灯里有一盏是绿玻璃珠子穿起来的灯。这灯应该每年点一回，可她这盏灯就只点过一次，因为她丈夫很快就死了。我写她的玻璃珠子穿的灯有的地方脱线了，珠子就掉下来了，掉在地板上，她的女佣人去扫地，有时就可以扫出一些珠子，她也习惯了珠子散线时掉下来的声音。后来她死了，她的房子关起来，屋子里什么东西都没动，可在房门外有时候能听到珠子脱线嘀嘀嗒嗒地掉到地板上的声音。这写的就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我的作品还是有主题的。

我觉得，没有主题，作品无法贯串，我曾打过一个比喻，主脑就好像是风筝的脑线，作品就是风筝。没有脑线，风筝放不上去，脑线剪断，风筝就不知飞到哪去了。

脑线既是帮助作品飞起来的重要因素，同时又给作品一定的制约。好像我们倒杯酒，你只能倒在酒杯里，不能往玻璃板上倒，倒在玻璃板上怎么喝？无主题就有点像把酒倒在玻璃板上。当然，有些主题确实不大容易说得清楚。人家问高晓声他小说的主题是什么？他说：“我要能把主题告诉你，何必写小说，我就把主题写给你就行了。”

综观一些作家的作品，大致总有一个贯串性的主题。比如契诃夫，写了那么多短篇小说，他也有一个贯串性的主题，这个贯串性的主题就是“反庸俗”。高尔基说，契诃夫好像站在路边微笑着对走过的人说：“你们可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就是他总结的契诃夫整个小说的贯串性主题。鲁迅作品贯串性的主题很清楚，即“揭示社会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他作品的贯串性主题是“民族品德的发现和重造”。

另外，跟思想主题有关系的就是作家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或者作品的社会功能。没有社会功能，他的小说能激发人什么？我是意识到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有人说：我就是写我自己的，不管自己的作品在社会上起什么作用。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作品产生的作用往往是不一样的，有的比较直接，有的比较间接，有的比较明显，有的比较隐晦。有的作品确实能让人当场看了比较激动，有所行动。比如解放区农村上演《白毛女》，人们看了非常气愤，当时报名参军，上前线打敌人，给白毛女报仇。

这个作用当然就很直接。但有很多小说从接受心理学来说，起的作用不是那么太直接，就好像中国的古话“潜移默化”。一个作品给人的思想情绪总会有影响，要不就是积极的，要不就是消极的。一个作品如果使人觉得活着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人还是很美、很富于诗意的，能够使人产生一种健康向上的力量，它的影响就是积极的。尽管这是不大容易看得清楚的，这也是一种社会效果。我觉得，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就好像杜甫写的《春夜喜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好像一场小小的春雨似的，我说我的作品对人的灵魂起一点滋润的作用。

我很同意法国存在主义者加谬的说法，他说任何小说都是“形象化了的哲学”。比较好的作品里面总有一定哲学意味，不过层次深浅不一样。但总会关联作者自己独到的思想。如果说，一个作者有什么独特的风格，我说首先是他有独特的思想。但是，有的作品主题不那么明显，而有的主题可以比较明显，比较单纯。现代小说的主题一般都不那么单纯。应允许主题的复杂性、丰富性、多层次性，或者说主题可以有它的模糊性、相对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有相对的未完成性。一个作品写完后，主题并没有完全完成。我们所解释的主题，往往是解释者自己的认识，未必是作家自己的反映。有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而这一千读者所解释的哈姆莱特都有它的道理，你要莎士比亚本人解释，他大概也不太说得清楚。所以说主题有它一定的模糊性。林斤澜有一次讲话，说人家说他的小说看不明白，他说，我自己还不明白，怎么能叫你明白？确实有这种情况，一个作者写完了以后，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说不确定性呢？你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也行。主题的解释不能有个标准答案，愿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但是有一点，必须有你自己独到的理解，有一点你自己感到比较新鲜的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现在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史，有的说是钗黛恋爱的悲剧，你叫曹雪芹自己来《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他也可能不及格。

我觉得小说以及其他文学作品，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这几年讲语言比较多，人家说你对语言的重要性强调过多，走到极致了，也许是这样。我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就像绘画，是线条和色彩的艺术。音乐，是旋律和节奏的艺术。有人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点，我认为这话是不能成立的。就好像说这幅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个曲子还可以，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种话不能成立一样。我认为，语言不好，这个小说肯定不好。

关于语言，我认为应该注意它的四种特性：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

过去，我们一般说语言是表现的工具或者手段。不止于此，我认为语言就是内容。大概中国比较早提出这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在年轻时写过一篇关于《庄子》的文章，有一句话大致意思是：“他的文字不只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本身就是目的。”我认为，语言和内容是同时依存的，不可剥离的，不能把作品的语言和它所要表现的内容撕开，就好像吃桔子，语言是个桔子皮，把皮剥了吃里边的瓤。我认为语言和内容的关系不是桔子皮和桔子瓤的关系，它是密不可分的，是同时存在的。斯大林在论语言问题时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我觉得斯大林这话说得很好。从思想到语言，当中没有一个间隔，没有说思想当中经过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形成语言，它不是这样，因此你要理解一个作家的思想，唯一的途径是语言。你要能感受到他的语言，才能感受到他的思想。

我曾经有一句说到极致的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

语言文化的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是民间文化，民歌、民间故事，特别是民歌。因为我编了几年民间文学，我大概读了上万首民歌，我很佩服，我觉得中国民间文学真是一个宝库。我在兰州时遇到一位诗人，这个诗人觉得“花儿”（甘肃、宁夏一带的民歌）的比喻那么多，那么好，特别是花儿的押韵，押得非常巧，非常妙，他对此产生怀疑：这是不是农民的创作？他觉得可能是诗人的创作流传到民间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有一次，他同婆媳二人乘一条船去参加“花儿会”，这婆媳二人一路上谈话，没有讲一句散文，全是押韵的。到了花儿会娘娘庙，媳妇还没有孩子，去求子，跪下来祷告。祷告一般无非是“送子娘娘给我一个孩子，生了之后我给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这个媳妇不然，她只说三句话，她说：“今年来了，我是给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咯咯的笑着哪。”这个祷告词，我觉得太漂亮了，不但押韵而且押调，我非常佩服。所以，我劝你们引导你们的学生，一个是多读一些中国古典作品，另外读一点民间文学。这样使自己的语言，有较多的文化素养。

语言的暗示性、流动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写作》一九九0年第七期上已经讲过，重复的内容就不再说了，只是对语言的流动性作一点补充。

我觉得研究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好的书法家写字，不是一个一个的写出来的，不是像小学生临帖，也不像一般不高明的书法家写字，一个一个地写出来。他是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一篇一篇地写出来的。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字怕挂”，因为它没有行气。王献之写字是一笔书，不是说真的是一笔，而是指一篇字一气贯穿，所以他的字可以形成一种“气”。气就是内在的运动。写文章就要讲究“文气”。“文气说”大概从《文心雕龙》起，一直讲到桐城派，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讲“文气说”讲得比较具体，比较容易懂，也比较深刻的是韩愈。他打个比喻说：“气犹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轻重者皆浮；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我认为韩愈讲得很有科学道理，他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韩愈提出语言跟作者精神状态的关系。他说“气盛”，照我的理解是作家的思想充实，精力饱满。很疲倦的时候写不出好东西。你心里觉得很不带劲，准写不出来好东西。很好的精神状态，气才能盛。另外，他提出语言的标准问题。“宜”就是合适、准确。世界上很多的大作家认为语言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准确。伏尔泰说过，契诃夫也说过，他们说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韩愈认为，中国语言在准确之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这“言之短长”，我认为韩愈说了个最老实的话。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声之高下”是中国语言的特点，即声调，平上去入，北方话就是阴阳上去。我认为中国语言有两大特点是外国语言所没有的：一个是对仗，一个就是四声。郭沫若一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约翰逊主教说郭沫若讲话很奇怪，好像唱歌一样。外国人讲话没有平上去入四声，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两个调，上声和去声。外国语不像中国语，阴平调那么高，去声调那么低。很多国家都没有这种语言。你听日本话，特别是中国电影里拍的日本人讲话，声调都是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注意语言的音乐美，语言的音乐美跟“声之高下”是很有关系的。“声之高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前有浮声，后有切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平声和仄声交替使用。你要是不注意，那就很难听了。

我在京剧团工作时，有一个老演员对我说，有一出老戏，老旦的一句词没法唱：“你不该在外面散淡浪荡”。“在外面散淡浪荡”，连着七个去声字，他说这个怎么安腔呢？还有一个例子，过去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有一句词，杨子荣“打虎上山”唱的，原来是“迎来春天换人间”，后来毛主席给改了，把“春天”改成“春色”。为什么要改呢？当然“春色”要比“春天”具体，这是一；另外这完全出于诗人对声音的敏感。你想，如果是“迎来春天换人间”，基本上是平声字。“迎来”“春天”“人间”，就一个“换”字是去声，如果安上腔是飘的，都是高音区，怎么唱呢？没法唱。换个“色”呢，把整个的音扳下来了，平衡了。平仄的关系就是平仄产生矛盾，然后推动语言的声韵。外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外国也有类似中国的双声叠韵。太多的韵母相似的音也不好听。高尔基就曾经批评一个人的作品，他说“你这篇作品用‘S’这个音太多了，好像是蛇叫”。这证明外国人也有音韵感。中国既然有这个语言特点，那么就应该了解、掌握、利用它。所以我建议你们在对学生讲创作时，也让他们读一点、会一点，而且讲一点平仄声的道理，来训练他们的语感。语言学上有个词叫语感，语言感觉，语言好就是这个作家的语感；语言不好，这个作家的语感也不好。

本文原载《写作》1991年第4期，转引自“汪迷部落”公众号，图片源自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