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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7-07 08:16
写作核心提示:
标题:撰写关于最新指导思想作文时应注意的要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和社会的指导思想也在不断更新,为了更好地传达党的最新精神,撰写关于最新指导思想的作文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在撰写此类作文时应注意的几个要点:
一、深入理解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动笔之前,首先要对最新指导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学习和理解。通过阅读相关文件、新闻报道、专家解读等,把握指导思想的核心要义,明确其提出的背景、目的、意义和具体要求。
二、明确作文目的和受众
在撰写作文时,要明确作文的目的和受众。是为了宣传党的最新精神,还是为了引导群众学习、贯彻指导思想?了解受众的需求和兴趣,有助于提高作文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三、注重作文结构
一篇优秀的作文,结构要清晰、严谨。一般来说,作文可以分为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在引言部分,简要介绍最新指导思想的背景和意义;正文部分,重点阐述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具体措施和实施要求;结尾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期望。
四、运用生动事例和案例
为了使作文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可以运用生动的事例和案例来阐述最新指导思想。这些事例和案例应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时代性,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五、注重语言表达
语言是作文的灵魂。在撰写作文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严谨规范:遵循语法规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提出“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的新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将系统集成和突出重点相结合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需要,亦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要求。通过系统集成构建整体性治理框架,借助矛盾分析实现关键领域突破,继而增进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是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法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充分体现新时代系统论与矛盾论辩证统一的本土化创新。
系统集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观念辩证进路
系统论从整体性角度研究系统及其内在要素相互关系,核心意涵在于系统观念下要素的整体性配置以及对问题风险的应对防范,继而把握系统整体并达到最优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进程必须在系统观念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与战略聚焦等辩证统一,构建超大规模文明体的协同演进机制。
一方面,系统论视域下的“要素-结构-功能”分析框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复杂系统演化的认知模型,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家安全等不同子系统的多种复杂问题及其非线性作用机制构建提供方法论基础和系统科学支撑。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层面赋予系统实践的社会主义属性,在系统优化目标上呈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等“中国式”特质,彰显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下复杂社会系统治理的范式创新。
如果说系统论提供顶层设计、整体关联等哲学认知指引,那么系统集成则在具体实施层面提供要素整合、流程再造等方法论工具,旨在支撑现代化目标的落地实施。系统集成强调要素、结构、功能、成效的辩证统一,在全局通观、整体谋划和系统布局前提下把握要素组合效率、内部结构优化、叠加倍增效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要求,亦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系统观念”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现实运用,其关键在于“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这就要求以系统思维把握现代化规律、以集成手段激活改革动能,加强全面规划、整体协调,发挥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辩证思维效用,协同整合各种制度要素、生产要素、交往要素,对中国式现代化各要素单元进行组合优化并使其共同发力,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突出重点:中国式现代化的矛盾观念辩证进路
矛盾论系统阐述对立统一规律主要内容和根本方法,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但具有不同性质和表现方式,在复杂矛盾体系中由主要矛盾支配事物发展方向,且矛盾主次方面随着条件变化而改变。矛盾论在直面问题导向、构建动力机制等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突出重点作为矛盾论基本要义和唯物辩证法内在要求,是矛盾论从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关键环节,核心在于抓住主要矛盾并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根据矛盾转化及时切换战略重点。这就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抓准改革的主要矛盾,突出重点领域改革,从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协同推进,共同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
首先是突出重点现实问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其重点应聚焦事关全局的战略性改革举措上,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民生发展的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问题。比如,就社会主要矛盾而言,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再比如关于人与自然矛盾问题,通过实现绿色发展,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结合,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机制体制,推动经济增长和生态建设协同共进。简言之,改革因问题产生并在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应强化问题意识,深入分析问题形成根源及其影响因素,在统筹全局基础上突出重点、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果清单”,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并取得成效。
其次是突出重点任务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譬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触发经济系统的链式反应,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适应,实现改革重点突破和协同推进。再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和向往,在发展中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推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逻辑旨归。
再次是突出重点关系处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在统筹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关系中,既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整体性谋篇布局、科学性顶层设计,又要在基层实践探索中积累经验、反馈意见,完善和促进顶层设计,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在统筹战略与策略关系中,既要谋划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举措,又要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策略,将战略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有机结合,使二者互为影响、互相成就;在统筹守正与创新关系中,既要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之正,还要坚持创新,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时代之问”,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变”与“不变”辩证统一;在统筹效率与公平关系上,既坚持促进效率,又突出强调公平,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在统筹活力与秩序关系上,把握二者边界及其动态平衡,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统筹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上,将国家和民族发展置于优先地位,在与世界互利共赢、良性互动中拓展发展空间。概言之,一系列重要关系处理体现了矛盾论视域下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系统把握,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行动指南。
系统论与矛盾论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辩证逻辑的方法论创新
系统论和矛盾论均是对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系统论是把握各种矛盾的前提,矛盾论则为系统集成提供具体抓手和动力支撑。因此,系统论与矛盾论的辩证统一体现在方法论层面的时空耦合,即以系统集成保证现代化进程的整体稳定性,以矛盾突破构建发展动力机制,形成“集成中重构、突破中跃升”的方法论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性、系统性、复杂性、协同性等特征决定了将系统集成和突出重点相结合的实践哲学,不仅要注重整体谋划、统筹推进,发挥系统集成效应,还要找准突破口,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有的放矢实现改革目标,在点面结合、系统论和矛盾论的辩证统一中带动全局性问题解决。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演进逻辑。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不同领域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重点环节改革的传导性影响性日益增强,改革实现从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这一向纵深推进的演化态势要求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和突出重点,即不仅要以全局性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注重整体顶层设计,还要突出重点,把握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注重要素协同,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以突出重点带动系统集成,充分体现系统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比如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整体上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堵点,还要注重解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破解内需不足等矛盾,实现以内循环质量提升增强外循环韧性。再比如,推动乡村振兴,不仅要注重系统集成的整体设计,发挥“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子系统效用,还要重视矛盾重点突破,关注粮食安全、返乡创业、人才培养、村落保护等专项行动,通过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形成“重点突破—系统响应—整体跃升”的演进路径。
系统集成和突出重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构成,核心要义在于系统集成的整体性思维与突出重点的矛盾分析有机融合,形成既注重全局统筹、又注重关键突破的治理方式,有效克服单一视角局限性,为复杂社会系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指引和借鉴。通过结构分析和过程分析的辩证统一,实现“系统-矛盾”协同方法论的本土化创新,诠释“在把握系统中抓取矛盾,在解决矛盾中优化系统”的辩证法意蕴,揭示现代化进程非线性发展规律,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方法论的创新路径。新时代新征程,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须运用好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的工作方法,在系统论与矛盾论相结合的方法论范式创新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披荆斩棘、行稳致远。
(作者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标题:《系统集成与突出重点:中国式现代化方法论的本土化创新》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解放日报 张海峰 摄 图片编辑:邵竞 编辑邮箱:shhgcsxh@163.com
来源:作者:孙珊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善于从历史、实践和规范三个维度挖掘和提炼标识性概念——
深入推进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检察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检察制度具有很多独有的特点,也有很多原创性概念。在前不久召开的第二十六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上,最高检党组首次提出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笔者认为,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坚持一个指导思想、把握三个维度。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检察学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我国的人民检察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检察制度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党的领导与法律监督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制度设计,区别于西方检察制度。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来说,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要将“十一个坚持”全面贯彻到检察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体系建构之中。比如,关于检察权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的争议曾一度甚嚣尘上。这种争议的理论预设建立在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划分的基础之上。我国的检察权本质上是法律监督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监督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权力,应当坚决抵制“三权分立”,跳出传统权力划分的窠臼。我国的检察权制度设计是源于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并结合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列宁的指导下,1922年苏俄建立了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检察机关,承担法律监督的专门职责。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提出:“检察机关和任何行政机关不同,它丝毫没有行政权,对任何行政问题都没有表决权。检察长有权利和义务做的只有一件事:注意使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理解,不管任何地方差别,不受任何地方影响。”1922年5月列宁在相关信件中提出建立以保障法制统一为专责的检察机关的意见,同年5月28日通过了《检察监督条例》,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区别于行政权。可见,检察权区别于行政权,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我国宪法明确了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也深刻阐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定位、主要职责、基本任务,为新时代党的检察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把握三个维度“概念是建构理论的基石”,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知识体系都是以概念为基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程。标识性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要善于从历史、实践和规范三个维度进行挖掘和提炼。
一是历史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挖掘和提炼中国检察学标识性概念的宝藏。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坚持“两个结合”,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例如,“和”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博大精深,在现代法治社会迸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蕴含了以和为贵、无讼的理念,对中华法系具有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历来重视和解、调解,其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的重要路径。我国刑事检察中的刑事和解、行政检察中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均是独创性概念,也是“和”文化的延续。儒家“和”文化思想,还蕴含着“天人合一”“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理念,其表达的意涵是法律专业判断与普通大众正义观念的一致性,也就是法律判断不能背离常识、常理、常情。我国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及“三个善于”办案理念和方法,也体现了“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思想。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原创性概念,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先秦时期就有“刑罚世轻世重”“宽猛相济”的政策,魏晋、隋唐以至明清一直沿袭不断。认罪认罚从宽也是我国的原创性概念,不同于西方的辩诉交易,从思想渊源上可以追溯到儒家“慎刑”“恤刑”思想。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要加强对我国现行检察制度中的原创性概念、独有制度进行深入阐释,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将二者结合,提炼出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并使之理论化、体系化,进而成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二是实践维度。检察学是一门实践科学,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提炼具有自主性、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不能脱离检察实践。包括检察学在内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可行路径是“走向实践”,深入把握实践逻辑,通过与前沿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自主理论体系构建。在检察实践中并不缺少原创性的经验做法,例如检察听证、检察公益诉讼、行刑反向衔接、侦监协作、综合履职、一体履职,等等。当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实务界一定程度存在就经验谈经验,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的问题,缺乏与前沿理论的充分对话,导致一些原创性概念缺乏理论品质;另一方面,理论界存在就理论谈理论,没有深入把握实践逻辑的问题,没有真正将检察实践中的一些原创性经验上升为理论概念。
三是规范维度。检察学属于法学类的学科,是一门关于规范的科学,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规范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实定法,致力于研究实定法中所蕴含的“应然之理”和“规范意涵”,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遵循规范学科的这一基本规律。近年来,理论界出版了一些检察学教材和检察学理论著作,其中一部分成果侧重于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检察制度,对于实定法规范的关注度和研究深度不足。
(作者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李勇)
(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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