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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走到人生边上读书笔记》教你5招搞定！（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4-30 20:14
写作核心提示：
标题：关于《走到人生边上》读书笔记作文注意事项
一、审题与理解
1. 确保理解题意，明确写作方向。题目《走到人生边上》提示我们要关注人生历程中的转折点、成长与反思。
2. 理解作者观点，把握文章主题。通过阅读原文，了解作者在人生边上所感悟到的道理，为自己的作文提供论据。
二、内容安排
1. 开篇引入：简要介绍《走到人生边上》的作者、背景以及主要内容，为作文奠定基础。
2. 主体部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a. 人生感悟：结合自身经历或他人故事，阐述对人生的理解、感悟和启示。
b. 成长与反思：描述在人生历程中遇到的关键事件，分析这些事件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如何从中吸取教训。
c. 价值观与人生观：探讨在人生边上所形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及如何将这些观念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d. 面对挑战与困境：分享在人生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以及如何克服它们，实现自我成长。
3. 结尾总结：回顾全文，总结人生感悟，展望未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写作技巧
1. 立意鲜明：围绕主题，明确自己的观点，避免模棱两可。
2. 结构清晰：合理安排文章结构，使文章层次分明，逻辑
人生至暗时刻，是杨绛这16句话托住了我
杨绛先生以百年人生智慧沉淀出的文字，如清泉般润泽人心。以下是先生最治愈人心的16句话，配以解读与生活应用建议：
**1. "你的问题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 适用场景：焦虑过度时
- 行动建议：列出书单，每天专注阅读30分钟替代胡思乱想
**2.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 治愈方向：接受不完美
- 心理练习：每周记录3件"虽不完美但珍贵"的小事
**3.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 实践方法：晨间冥想10分钟，培养观察者心态
**4. "刚开始是假装坚强，后来就真的坚强了"**
- 行为心理学应用：面对挑战时先做"自信姿势"2分钟
**5.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 人际简化法则：设置"不争日"，记录心态变化
**6. "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
- 逆境转化：建立"挫折成长笔记"，记录每次困难带来的收获
**7. "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 认知提升：定期做"角色互换"思考练习
**8.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 成长计划：制定分阶段的自我提升路线图
**9.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 情绪管理：用彩色便签区分记录复合型情绪
**10. "肉体包裹的心灵，也是经不起炎凉，受不得磕碰的"**
- 自我关怀：设置每日"心灵SPA时间"（音乐/香薰/写作）
**11. "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
- 微习惯：每天记录1个微小进步
**12. "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
- 道德实践：每周1次"善意匿名行动"
**13. "假如说，人事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
- 自省工具：制作"自我认知坐标图"（能力/欲望/价值）
**14.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妙曼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 生活实验：尝试24小时"减速生活"
**15. "世间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 创伤疗愈：用金缮工艺修补某件物品，体会残缺美
**16. "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你才能拥有真正的自己"**
- 决策工具：制作"人生选择评估表"（初心/成长/代价）
**应用建议：**
1. 制作"杨绛智慧手账"，每日选择一句实践
2. 遇到具体困境时，用对应金句做"思维锚点"
3. 每月重读全部16句，记录新的感悟变化
这些穿越时空的智慧，需要我们以当代方式激活。建议配合先生《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作品深入理解，将哲理转化为日常修行。真正的治愈不在语言本身，而在持续践行的勇气里。
老俞闲话丨一生一事纸墨留痕，书里书外皆为人生
（抖音搜索“俞敏洪”在【节目】栏观看完整回放）
（本文源自2025年3月2日直播“对话李昕”）
俞敏洪：各位朋友好！今天我对谈的是中国最著名的编辑和总编李昕老师。李昕老师武大毕业后，于1982年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到了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后来到香港三联书店待了8年，做到了副总编和总编，再后来又回到北京三联书店干了9年，先是副总编，后来是总编，光是在三联这个体系就待了17年。
李昕老师比我大十岁，在他最成熟、最美好的年龄完整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这40年中，他经历了非常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做了很多文化推荐的工作。在他手里出版了很多好书，比如大家熟悉的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王鼎钧的《（点击视频内附购买链接）
还有一本是《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以下简称《翻书忆往正思君》），“君”是指李昕老师做出版的时候打交道的那些著名人物，所以大家看到封面上有一大堆人物的名字：周有光、钱钟书、杨绛、钱学森、王世襄、马识途、屠岸、王鼎钧，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吴敬琏、傅高义、杨振宁等等，书里记录了李昕老师跟这些著名人物打交道、约稿子、商议书籍选题的过程。今天我们就来听李昕老师讲讲每一本好书出版背后的故事，同时听听李昕老师个人的成长经历。
（李昕老师）
俞敏洪：李昕老师的出身比我更加有文化气息一些。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不识字，李昕老师出生在清华园，他的父亲李相崇老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教授和系主任，还精通好几国语言。李昕老师某种意义上是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家庭的书香教养中长大的，你青少年的时光应该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
李昕：对，我1952年出生在清华园，从清华幼儿园上起，然后上清华附小，后来没有上清华附中，上的是北大附中，都是很好的学校。我很感谢我在童年时代接受的教育，我生活在一个很优越的教育环境里。
俞敏洪：你上中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你应该是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中小学教育？
李昕：对，小学六年加初一，七年，这七年给我打了非常好的文化底子。我初一就下乡了，但好学校的教育环境是不一样的，底子打得好，我后来能考上大学，都得要感谢我中小学的七年。我后来当编辑，我知道有很多老作家，甚至是非常著名的作家，他们很有才华，也很有思想，也很善于去结构小说、故事，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很精彩，但语言“疙疙瘩瘩”的，不太过关。为什么会不过关呢？因为中小学时期的语文基础没打好。我写的东西，语言肯定没问题，这要感谢清华附小和北大附中。
俞敏洪：从你的书中感受到，你的文化功底是非常扎实的，所以对于现在的年轻孩子来说，从小在语言功底上打基础还是非常重要的。
李昕：对，特别是中小学的语文课，一定要上好，要把作文练习好。
俞敏洪：但现在一些老师也不合格啊。（笑）前两天蒙曼老师和我对谈，我们就商量，应该让孩子们继续背点古文和唐诗宋词，尽管AI时代到来了，各种信息都能查到，但个人的修养和修为跟AI是没关系的。
李昕：是的。
俞敏洪：所以这也跟你的家庭环境有关，因为你的父亲本身就是语言大家。你母亲也是大学教授吗？
李昕：她不是教授，但她跟我爸爸是同学，南开英语系毕业的。
俞敏洪：当时南开的水平是很高的。你有兄弟姐妹吗？
李昕：有两个姐姐。
俞敏洪：她们文化水平也不错？
李昕：也不错，我的家庭环境对我还是有些影响，主要是读书的环境。我父亲是一个读书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个书生，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书呆子，他的爱好就是读书。我们家里有沙发，他不怎么坐沙发，他最喜欢一天到晚坐在写字台前，正襟危坐地读书。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兴趣，他居然把《列宁全集》40卷整整读了两遍，每一卷这么厚，整整40卷，他读了两遍，70年代读一遍，90年代又读一遍，而且读的是俄文版，我现在简直想象不出中国是不是还有第二个人，可以把这40本俄文版的《列宁全集》读下来。他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他爱读书，也培养了我读书的习惯。
（李昕老师）
我父亲特别爱读文学书，在我们小时候，五六十年代，他买了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还有苏联文学。我有两个姐姐，她们都跟着他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也就拿过来读，囫囵吞枣，那时候我才10岁、11岁，读书也是半懂不懂的，但我那时候就读了很多文学作品，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牛虻》，高尔基的《在人间》等等，这对我后来上大学读中文系很有帮助。
俞敏洪：不知不觉打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学基础。
李昕：对，就是不知不觉的。
俞敏洪：你小时候家里也都是书架子的环境，特殊时期有没有被抄家？
李昕：有，但我的读书一直没有间断过，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家里觉得非常压抑，我逃到学校里去，住在学校里，正好红卫兵组织说我们图书馆需要保卫，就派我去保卫图书馆，我在图书馆里住了一年，那一年读了很多书。
俞敏洪：这不是派老鼠去保卫大米吗？（笑）
李昕：这是多巧的一件事！到我下乡的时候，我还从那个图书馆里顺走了一箱子书，二十多本吧。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对北大附中感到抱歉，所以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北大附中来找我，说你在三联书店工作，能不能给我们捐点书？我毫不犹豫地从自己个人的书柜里挑了六大箱书捐给他们，有上千本，作为我当时“偷”书的补偿吧。
俞敏洪：那应该的，很少有人“上山下乡”还拎着一箱子书。所以即使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你都没有中断读书？
李昕：没有中断。我当时16岁，去的是东北下乡，东北这个地方，11月中旬到第二年3月中旬都没活干，东北老乡也在家里待着，叫“猫冬”，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呢？反正待着也是待着，所以我下乡五年，每年冬天这四个月我都回北京。刚好我北大附中的语文老师住在北大燕东园里，离我们家很近，我就跑到她家里拿很多书回家读，我在那个时间读了大量的书。那时候四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不容易找，我都是从她那里拿的，唐诗宋词也是从她那里拿的，相当于我最初对文学经典的阅读是从她那里来的，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在文革期间借给我那么多书。
俞敏洪：小时候受父亲影响开始读书，一直到你“上山下乡”，也没有中断读书？
李昕：跟科班出身的相比，还是少读了一些，在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读书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晚上回到知识青年集体户，还是要拿一两个钟头读书。
俞敏洪：其他的“上山下乡”的孩子呢？
李昕：那时候集体户的氛围是这样的，大家都在读，读的是什么呢？中学课本。因为我们上学只上到初一，初二、初三的几何，高中的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这些我们都没读过，所以我们学习中学课本是在农村下乡的时候，干完农活，晚上9点、10点读的，而且那时候还用的是蜡烛。当时那些解析几何、立体几何之类的，学是学了，读也是读了，了解一点理论知识，但是做不出题来，所以1978年我考数学只考了32.5分，
俞敏洪：比我高多了，我才考了4分。你“上山下乡”的时候应该在生产队吧，跟东北人民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持续了多少年？
李昕：我在那儿待了五年半，在我们那些知青里，我算待得久的，因为我在那儿等机会，我想当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当时有很多当地的工厂来招工，比如到县里面看粮库，到军马厂放马，我都没去，我希望上大学。直到1974年，我已经待了五年半了，最后还是赶上了一个机会，上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中专。
（李昕老师）
俞敏洪：在农村表现得非常好，才会推举去中专吧？
李昕：这也是阴差阳错，我其实是被排挤到这个中专去的。我在农村算是表现好的，总共一两百个知青，我是唯一做了公社团委副书记兼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的，在知青里，我特受重用。结果我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怎么回事呢？有一个知青，他被弄瞎了眼睛，我觉得这时候需要有人出来仗义执言，我又是那群知青里唯一一个当了干部的，我不出来说话，谁说话呢？我怀疑这个知青被弄瞎，是有人陷害他，当然现在回过来看，好像也没太多证据，可我当时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了，这就惹恼了公社的党委书记。
其实1974年，以我这样的身份，又是公社的干部、团委副书记，又是大队的干部，我是完全可以上大学的。那年有一个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的指标，公社的教育委员和我很熟，他拿着一沓子推荐表，推荐多少个知青上学，其他都是写“同意升学”，只有我那一张表上写“同意升入大学理工科”，意思就是说，吉林工业大学的指标是明确给我的。为什么他可以写这个意见、盖上公社章呢？因为我当时是知青里面被他们高度认可的人，所以公社党委会已经全票通过了。可是这个党委会，那个党委书记没参加，他出差了，等他回来以后就问，你们推荐了什么人？大家说李昕被推荐上大学，公社书记就说，这个人不能上大学，然后他就追到县招生办，把我的名字从大学改到哲里木盟师范学校，就是我之后上的中专，后来我还因为这个事写了一篇文章呢。
俞敏洪：这也是没办法，但我觉得是祸是福没法下定论，因为你当时要是被推荐去了吉林工业大学，你后来就不会去武汉大学了。
李昕：对，这就是因祸得福。
俞敏洪：所谓祸福相依，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再回头看，任何事情都是好事。
李昕：我那篇文章里面还写，他们把我换下来以后，换了另一个女知青，那个女知青进了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学得非常好，后来又考取研究生，毕业分配回北京，在北京汽车研究所，再后来做了汽车尾气研究的首席专家，还是北京市人大的常委。她干得很优秀，我也祝福她。她后来跟我说，如果当时你来学我这个，也不一定能学好，但如果当时让我去哲里木盟师范，可能我这辈子也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咱俩当时这样调换一下，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俞敏洪：命运皆所遇，遇到的事情就是你的命运。你不能只对眼前这件事情思考，你得把它放长了来思考。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那个女知青被放在哪个位置上，最后都会发光，因为她也是奋斗者，都是愿意为自己的生命付出努力的，所以她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可能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你也是一样。你在吉林哲里木盟师范学校上了两年，毕业以后就去当中学老师了吗？
李昕：没有，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就成了很拔尖的学生，最后那个学校一共有三个人留校教书，我是其中一个，但我一天书都没教，刚报到就被哲里木盟教育局调走了，让我到教育局当干事。然后我在教育局连续主管了三年的大学招生，我最后是在教育局里做地区的招生办负责人。招生办负责人理所应当是教育局局长兼任，但他只是兼任，我是实际负责人。那时候我才二十四五岁，整个地区后来77、78级的大学招生都是我主持的，几万人的高考是我主持的。
俞敏洪：你主持的同时，自己还去高考吗？
李昕：这个事特别有意思，我自己把自己招进大学里了。所以你之前问我，你怎么没上北大？我那时候因为主持招生办，忙得晕头转向，每天加班到10点、11点，根本没时间复习，最后我跟局长说，你一定得给我点时间，他说给你三天。我用了三天时间复习，我考的分数进不了北大，是在北师大、吉大、武大这条线上，我就在这些学校里选的。
俞敏洪：其实是想去北大的？
李昕：当然，有北大谁还上别的学校啊？（笑）我一开始选的还是北师大。
俞敏洪：你是在吉林参加的高考？
李昕：在吉林农村参加的高考。我不是教育局的吗？我就选了北师大的教育心理系，结果碰巧就是教育心理系的老师到吉林招生，我见到她了，她非常喜欢我，说你是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来报我们这，我们非常欢迎你，但你分数够不够，我现在不知道，得将来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省招生办主任来找我，说你怎么搞的？你自己是考生，你怎么能在这参加录取啊？你要避嫌。你让你们局长来吧。这就把我换回去，把我们老局长调来了。
在吉林省招生会议上，要决定哪个人录取到什么学校，原来76届、77届都是我主持的，78届我自己要考了，就不让我在那儿了。临走前我就想，我报北师大有没有把握？可能还是武大把握大一点，因为我是管招生的人，我了解整个状况，当时武大的录取分数比北师大低，所以我就换成了武大。但我还报了两个专业，第一个专业是哲学，为什么报哲学呢？因为我爸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嘛，他告诉我，你要学哲学，哲学锻炼人的思维，我就听进去了，第一志愿报了哲学，第二志愿报的中文。但真正录取的时候，武大管招生的老师因为以前也见过我，她就跑去找我们的老局长，说“你们这个李昕，我给他录到哪个专业啊？他第一志愿报的是哲学。”老局长说，“还是中文有用性啊！”这是东北话，叫“有用性”，就他这一句话，就把我搁中文系里了。
俞敏洪：命。（笑）
李昕：不过后来我发现，我到中文系也对，因为我从小打的底子是文学底子。
（工作中的李昕老师）
俞敏洪：现在回头看，你走文学这条路，也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你要是选了哲学这条路，估计也会很厉害，就像赵林老师。
李昕：他是我同学，不过他是历史系，我是中文系。
俞敏洪：赵林老师跟我的关系也很好，他现在从哲学转向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我还约他说一起去希腊、罗马玩一玩。
李昕：赵林写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我看了两三遍，写得非常好，是按照他的讲稿整理的。
俞敏洪：我认为那是我读过的有关西方哲学史的书里，最能够读懂的一本。
俞敏洪：你们这一代当时上大学，都已经20多岁了，有的甚至接近30岁了，为什么在当时的成长岁月中，你们这代人里依然还有这么多人保持了读书的热情？赵林、梁晓声、你，一大堆。
李昕：我们那时候读书和现在的大学生读书，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候，机会实在太难得了，十年了，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我们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真的读起书来如饥似渴。其实我绝对不是为了学习成绩读书，在考试方面我没什么压力，我不怎么太用功也可以及格，甚至可以得比较高的分。但我们太想读书了，宿舍晚上10点熄灯，我们就坐在楼道的灯下读书，夏天还有很多蚊子，我们就一边扇扇子一边读书，再或者就去街上坐在路灯下读。那时候读书真是如饥似渴，就是想读书，觉得自己需要读书，所以那四年基本手不释卷。
俞敏洪：我比你们小10岁左右，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李昕：你上大学只比我晚两年。
俞敏洪：你们这批人大多是77、78、79年上的大学，到了我们80年上大学，整体上大学的年龄就下降了，尤其77、78、79届把你们这些老一代的读书人都吸纳到大学去了，到了80年我们上大学，我们一般都是16岁到18岁，但依然有比我们大好几岁的人是同学，我们的班长于晓上大学的时候就23岁了，他是从老山前线下来的，所以当时是把不同年龄的人聚集到了一起。
从1977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左右，整个大学聚集了一批非常喜欢读书的人，大家读书的氛围就开始往下传递，比如从你们传递到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身上，我们又继续往下传递……这算是造就了整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文化大解放和思想大解放。你觉得从你上大学，一直到90年代初，这段期间的读书氛围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欣喜，给中国后来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昕：我觉得我们这批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改革开放阶段的中坚力量，77、78、79这几年的大学生，后来在各个岗位上发挥的作用，真的不可小视。那时候的大学对我们的培养，主要不是学科知识。我是学文学的，因为知识不断更新，我在大学学的一些文艺理论，在今天看来基本过时了。文科是这样，理科就更不用说，那些知识在今天看来都是落后的、陈旧的、过时的，但这些人在大学里，在那个氛围的影响下，所接受的思维训练，对于他们的一生，恐怕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进武汉大学很幸运，我当时并不太了解武大，选择了武大，进去以后才知道，武大是教育部选择的六所重点大学。当时重点大学有很多，但教育部选的六所重点大学叫重中之重，而且基本是综合性大学。正好当时是刘道玉做校长，刘校长带领武汉大学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试点，怎么试呢？就是开放，实行学分制，可以提前毕业，你看雷军只学了两年就可以拿到文凭了，这就是武大开放的环境提供的条件。在当时，别的学校是没有实行学分制的，包括北大也没有，但我一进武大就是学分制，而且我们可以任选课程，我记得我选了好几门历史系的课，特别印象深刻的，我还选了哲学系的课，因为“文史哲不分家”。我还选了美学课，当时是刘纲纪教美学，刘纲纪是和李泽厚差不多齐名的一位美学大家，他亲自上台讲课，阶梯教室的台阶上坐满人，窗台上坐满人，你得提前端着午饭盒到那占座，不然你根本进不去。
俞敏洪：从1978年你进武大，到你后来毕业，其实有一大批名师在武汉大学任教。
李昕：对，当时我们还到好多别的学校和单位的名师、学者、专家到武大来做讲座，包括陈荒煤、聂华苓也给我们做过讲座，学术气息特别浓厚。学校管理的民主气息也很浓厚，刘道玉当武大校长的时候，他一个人在校园里面走，旁边也没有随从，同学可以上去截住他，向他提问题，你想想现在的大学校长，谁做得到？
我是中文系78级，我们年级在毕业前夕搞了两场活动，一场是武汉大学毕业生优秀写作讲习班，我们面向全武汉招了几百上千个学生，每个人只收五块钱，就可以听一个月的课，我还是讲师之一，我教文艺理论，这个讲习班的开学典礼就是请刘道玉校长来讲的话。我们中文系一个年级办了一个讲习班，能请刘道玉校长来讲话，校长居然可以接受。还有，我们毕业前夕还搞了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演讲比赛，刘道玉校长也被我们请来做评审专家，那天我也参加比赛，我做了45分钟演讲，还得了一等奖。很多年后我见到刘校长，他说他还记得这件事。所以当时武大的那种民主气氛、民主管理，这种氛围真的太好了。
俞敏洪：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学的历史上，我觉得刘道玉校长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和蔡元培校长相提并论，在刘校长光辉的沐浴下，整个武汉大学都变得非常开放。
李昕：是。
俞敏洪：现在回过来想想，你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做到几点，这个大学会确实变成一个好大学？
李昕：首先要开明、包容，要给学术创新以足够的自由和扶持。其次在管理方式上，少一点硬性的东西，多点软性和弹性。现在行政命令太多了，校长的自由度也相对少了一些。
俞敏洪：刘校长现在都90多岁了，我记得前两年他还出了一本有关高等教育的书，脑子特别清醒。
李昕：不做武汉大学校长之后，他办了一间民营小学，尝试新的教育模式，而且有很多经验总结，他针对这方面出了一本书，是我帮他联络出版的，叫《论爱的教育》。
（刘道玉校长 图片来源于网络）
俞敏洪：老人家真的为中国教育做了比较大的贡献。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学生的大学四年，如果能遇到一个好校长或者一个好院长，哪怕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导师，都会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刘校长以外，还有哪位武大老师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李昕：要具体说哪一个就很难，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很多名师，那些老师真的是向我们传道授业，毫无保留。我们听过很多名师讲课，印象都很深，我们同学现在都还会在微信群回忆，当初哪个老师讲的什么之类的，印象非常深。
俞敏洪：武大有一个特别好的校园环境，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到今天为止武大也是这样。武大出了不少人文学者，也出了不少企业家，陈东升、雷军都非常厉害。
李昕：是的。
俞敏洪：在武大的四年，你一直在读书吗？还是也参加了很多学生的社团活动？
李昕：我参加社团活动比较少，但武大的社团的确很多，学生当时自己办杂志，我们中文系里面还有诗社、剧社，体育方面也有社团，但我参加的比较少，我干得最专注的一件事是开了一个摄影社，给同学们拍照。
俞敏洪：你那时候有相机？
李昕：有，但我的相机是德国一个老牌子的相机，东德生产的，没什么名，叫Mimosa，但那个相机很出片。当时农村来的学生，从出生都没照过相，进入武大后希望留个影，我们就开了一个学生摄影社，我当社长。我当时跑到珞珈山照相馆，那是个国营照相馆，我去他们门口抄它的价目表，它们6寸的照片比如是7毛2，我就定价3毛6，它4寸的照片是2毛8，我就定价1毛4，我比它便宜一半。
俞敏洪：你自己有暗房？
李昕：自己有暗房，学校提供的。学校先是投资，我们算是勤工俭学。学校让我们去买了一架放大机，我们挣了钱就上缴学校，自己留一点做为出勤补贴，洗一晚照片，每人补助4角钱。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就会暗房技术，就和几个会玩摄影的同学，一起用暗房给大家放照片，最后把珞珈山照相馆给挤垮了，他们说我们不正当竞争，因为我们比他们便宜一半。
俞敏洪：那你毕业后怎么没去做生意？看来你生意脑袋也不错。（笑）
李昕：哈哈哈。（大笑）
俞敏洪：从武大中文系毕业后，发展方向是很多的，可以继续读研究生，可以到各个政府机关工作，也可以自己当作家，我北大的同学里也有作家。凭着你对文学的理解和文笔功底，我觉得你也可以当作家，大学毕业后，你为什么一心一意要选择当编辑呢？
李昕：其实我当时是比较清醒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根据自己的长处、短处做了一个自我评估，我用了排除法，觉得我不能干什么，或者我不喜欢干什么，最后选定了来做编辑。我下乡的时候也读了一些书，但我没读过什么学术著作，所以我的学术功底很差，我在上大学的那几年里，我发现一些同学在学术上已经有一些准备了，他们的理论功底比我好，所以我觉得那些人可能适合搞学术，包括到大学里当教授，但我大概不适合。
再讲才华，我觉得我和王家新、高伐林这些人相比，他们当时就是很著名的诗人了，我原来上哲里木盟师范学校的时候也写过诗，那种政治抒情诗，类似北大《理想之歌》的那种文体，当时师范学校毕业典礼上的长诗集体朗诵，那首诗就是我写的，所以我在哲里木盟师范学校的时候写诗算是小有名气呢，而且还是诗刊的主编。但我到武大的第一个月，武大搞诗歌比赛，高伐林和王家新他们上台去，把自己的诗拿出来一读，我揣在口袋里的诗就不敢拿出来了，出门就撕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写过一首诗。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受过写诗的训练，我的语言都不适合写诗，干不了那种文字工作，所以像作家、记者这种类型，我也不适合。把这些都排除以后，我觉得我可能适合当编辑，因为我觉得我的见识还不错，我在武大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写文学评论，当文学编辑是需要这种才、学、识的，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也不输别人，所以我就想去当编辑，正好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招文学编辑，我就去了。
俞敏洪：我们俩在这方面的经历还有点相似，你到了武大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写诗，我在北大也写诗，后来看了海子和西川的诗，我就认清现实了。
李昕：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还出过海子的书，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俞敏洪：你对自己的判断是非常准的，你的“识”肯定非常厉害，包括你选择这么多书，每本书一看就知道值不值得出版，出了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你的预判都非常准确。你的文学评论能力也非常强，比如我现在读了一本小说，我能知道它好，但我不太说得出来它为什么好，更加不可能写评论。比如我读陈忠实的书、阿来的书，我会觉得这些书应该都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平，但让我描述它们为什么这么好，我说不出来。
李昕：我那时候就是受这个方面的训练，所以我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朝着这条路走，我想成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所以你说我不想当作家吗？也不是，但我觉得我不适合创作，我适合文学评论，做编辑是可以兼做评论家的，所以我一开始选的是这么一条路。后来因为我去了香港，脱离了文学编辑的岗位，因为在香港，只要是人文社科相关的，他们什么书都出，所以我到香港以后，就恶补了一些文史类的图书，特别是跟香港主题相关的这些著作，占去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就没法坚持搞文学评论了。等我8年以后从香港回来，我发现我已经不再是搞文学评论的料了。其实80年代，很多人认为我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当时有一批跟我一起写文学评论的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很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但我没有坚持走这条路。
俞敏洪：你刚才提到了“才、学、识”这三个字，对于现在年轻的孩子来说，一个人往自己的长处发展可能才会有成就，你觉得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他怎样判断自己是有才、有学，还是有识呢？
李昕：通过和其他同学交流，大家应该对自己有所了解，别的同学有什么长处，自己在哪些方面不输给别人，这个应该自己心里有数。尤其你在一个比较好的大学里面，你的同龄人平均是什么层次，你应该是了解的，所以你哪方面强、哪方面弱，你在和同学的交流中就应该知道。比如我在武大的时候有文学创作比赛，我参加过好多次，我一次都没拿过奖，这就说明我的创作能力不行。但我参加过两三次讲演比赛，我都得过一等奖，所以我口才还可以，我其实是适合当老师的，但我又知道当老师需要肚子里面的学问，我在学问方面的积累又不够，所以我又不敢去当老师。其实我当老师的话，应该是一个很会讲的老师，但我可能不是一个会做很大学问的老师。所以我是比较取巧地选择了做编辑，我做编辑还是做得蛮成功的，这可能比我当老师要好。
俞敏洪：我刚才想了一下自己，发现我才、学、识都不行，我为什么从北大出来，因为才比不过、学比不过，识也比不过，我在北大混不下去了，就从北大出来了，后来我发现我做生意还不错，所以还是找到了长处。（笑）
当编辑40多年，回头看，你内心对当编辑肯定还是充满了骄傲感的？
李昕：那当然。
俞敏洪：你天天趴在那看别人的稿子，最后就做个幕后英雄，有时候不会觉得憋屈吗？
李昕：没有，我非常热爱编辑的工作。老实说，我当编辑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么清醒的认识，但渐渐就感觉到，其实编辑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当然，我工作很多年以后，读到了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说的一句话，当时就很受触动，他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就是说，做书可以对社会做出更大、更突出的贡献。你想想看，无论是从五四运动以来，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书承担了多少启蒙作用？所以我感觉，做编辑的人，如果能够出一些有利于社会思想启蒙的书，在传播知识、传播文化这些方面能够起到一些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作为一个出版人，这是很光荣的。所以我做编辑的目标比较清晰，我愿意为这些事情做一些自己的努力，也真的取得了一些成果，所以我挺满足的。
俞敏洪：从这个角度来说，你选书的标准一定不是看这本书能不能赚大钱，而是说这本书本身的社会价值是否能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不是你主要的判断点？
李昕：是的，但老实说，也需要兼顾，到今天这个时候，还是要考虑市场，考虑读者，考虑经济效益。
俞敏洪：没有市场，没人读，也不行。
李昕：对，也不行。但在我看来，这两者常常是一致的，两者背离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但你要尽可能地去选择两者一致的书来出版，一方面它是那种有思想价值、启蒙价值，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书，另一方面它也能取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所谓两个效益统一，要尽量去抓这方面的书，把这些书做出影响力来，能够让更多读者读到，同时也实现经济效益。
俞敏洪：你做这么久的编辑，你内心感觉最骄傲的是什么？
李昕：出了一些能够深入人心的好书，或者这个书引起了比较大的社会反响，得到了读者的高度认可，这会让我有一种自豪感。有很多青年编辑跟我说，你怎么能坚持一生一事呢？你怎么能做得下去呢？我们做了几年就觉得没意思了，乏味了，你怎么能一直保持激情呢？我就跟他们说，这完全是受到成就感的激励，你们需要尝试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编出一本让自己满意，也让你的同行满意，同时让社会满意的书。你是不是真的就是在尽心竭力去组到一本肯定会受到好评的书稿，然后通过你的策划，把它做成一本从内容到形式，包括在品相上都人见人爱的书？一旦你做出这样一本书，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你就会有一种自豪感。这时候你就会想，我做了这么一本，我还要做第二本，你做了两三本以后，就希望以后都做这样的书，于是你就干一辈子了，我大概就属于这种类型。
俞敏洪：这还需要有境界，把事情做成了，功不在我，在其他人。
李昕：其实编辑在这里面的自豪感是很强的，我跟很多青年人说，编辑的机会有时候比作家还多。你想，作家也希望他能留下传世之作，陈忠实一辈子就留下一本《白鹿原》，这个书传世了，他成功了。50年代丁玲主办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时候，她跟那些作家说，一个作家一辈子不需要写太多，有一本传世之作就行了，叫“一本书主义”。我跟我们那些编辑说，你们的机会比作家多，为什么？作家只能靠自己写作，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出来，那很辛苦的，一辈子也写不了几本书。但是你做编辑呢，做编辑其实一辈子也是“一本书主义”，能留下一本传世之作你就成功了。你想一想，中国这么多编辑，每个编辑要留下一本传世之作，就会有多少好书？我们的机会比作家多，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家拿一本，从那个作家拿一本，我们一辈子可以有很多传世之作经过我们的手推到社会上，我们应该可以享受到这种成功。
俞敏洪：这是了不起的，所以当你看到经过你手的、到现在还在产生影响力的书，其实内心有很大的自豪感。
李昕：我并不指望我编辑的书有多少本可以传世，但有一些书我已经编辑出版20年、30年了，现在在市场上还在卖，我认为这就属于有传世价值。
俞敏洪：那当然，有些书的版权到期了还会转到别人那去？
李昕：对，比如我在香港的时候，1997年香港回归，我编了一本《香港回归大事记》，我去年到香港，他们的书架上还摆着这个书，封面都换了，还在卖，这就是传世价值，30年为一世，这已经30年了。
（李昕老师与出版家蓝真〔右〕、萧滋〔左〕先生）
俞敏洪：“一生一事”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您提到香港，在香港的8年，您觉得跟大陆出版业有什么不同？您在香港出版业方面学到了什么？
李昕：学到太多东西了，我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它把我培养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我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我对编辑、出版业务一无所知，我是从校对做起的，然后做助理编辑、编辑、编辑室主任，一直做到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但无论如何，还只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因为我的平台还是在编辑室编辑这个层次上。我到了香港就做了社领导，平台一下就变了，眼界就打开了，我学会了站在一个社领导的角度考虑一个出版社的问题，这对我是极大的锻炼。
另外，香港和内地的环境完全不同，到了香港以后，我关注现实的意识大大加强了，因为香港是一个复杂的斗争环境，我去香港的时候，香港还没回归，那时候香港的中资企业在中共的领导下还在跟港英政府较量。我就了解到，香港的那些“老三联”，他们的那种意识跟邹韬奋在国统区做出版的意识是一样的，就是要用图书介入现实、改造现实、启蒙民众，他们这种意识特别强。我过去在北京的时候，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但至少不是自觉的意识，到了香港以后，这种现实意识加强了。
再就是市场意识加强了，你完全是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根本没人给你一分钱，这个时候感觉经济压力非常大，尤其1998、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出版社关掉了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很多出版社就剩下两三个员工了，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所以一定要看准市场，做书要赚钱，这个意识我是从香港带回来的。2005年我从香港回到北京三联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赚钱意识比他们强了，因为香港的眼光不一样，拿到一本书要考虑经济效益，而北京的同事们那时候的这种市场化意识还很淡，是后来慢慢一点一点转变过来的。
还有就是所谓的书感，你要把图书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好，要有很好的品相，它用什么面貌出现，包括装帧艺术形式，包括书里面的设计。这些方面，香港在90年代，甚至到2000年初都是一路领先的，它和国际接轨，但大陆呢？我们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书只重内容，不重形式。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比我们早运用电脑，他们用苹果电脑，他们叫Macintosh，在这个电脑上比较早地可以用PageMaker和Photoshop软件，有这些软件就可以进行图文混排，所以他们当时已经在大批生产图文书了。1996年我去香港的时候吓了一大跳，没有什么书不带图，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1996年以前，要把一张图插到书里是非常困难的，要另外制版，在铅字里去拼版。所以讲究书的装帧艺术形式，讲究设计，这种观念我是到香港培养起来的。我感觉香港给了我全方位的提升，如果说我在大陆的时候曾经就是一个编辑，我到香港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出版人，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综合认识一本书，认识一个出版社。
俞敏洪：你觉得中国今天的图书装帧形式和内容的结合赶上世界水平了吗？
李昕：完全赶上了，就是在最近十几年，现在是完全无差别。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们也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我们的书拿到国际上参加书展都没法看，跟人家摆不到一起，现在看无差别，甚至形式上更好了。我们评中国最美的书，我们玩儿的一些设计都非常奇特，外国人拿去看也吓一跳。
俞敏洪：有时候我拿到DK这样的书，觉得他们的图文水平还是比我们的高。
李昕：我们也有很多书是在模仿它，但我们也有很多创新，像莱比锡书展评“世界最美的书”，每年中国都有作品入选获奖。
俞敏洪：你现在还去法兰克福书展吗？我一直想去。
李昕：退休以后没去过了，在香港的时候去过两三次，到了北京三联也去过两次，一共去过五次。
俞敏洪：什么时候咱俩一起去一次，你给我讲讲，回忆一下参观书展的感觉。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书展，我还没去过。
李昕：对于做书的人来说，法兰克福书展是做书人的麦加，就像穆斯林一辈子至少要去麦加朝圣一次一样。你不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其实没有必要去，但你愿意去的话，一定会大有收获。
俞敏洪：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算是满足内心的一种渴望和向往，因为毕竟是读书人，能到那个展示了几十万本、上百万本书的巨大的市场上去看一看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俞敏洪：你在三联工作了17年，为什么会在三联坚守这么久？三联出版社对你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李昕：三联是非常有传统的出版社。在邹韬奋当总编辑的那个时代，三联是接受中共领导的一家进步出版社，甚至可以说它是红色出版社，它在国统区出了很多红色读物，翻译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经典书。因此书店常常被国民政府查禁，三联书店开了一间关一间，开了一间又关一间，当时还不叫三联，是“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当时还没有合并，但这三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创办，邹韬奋当时不是共产党员，是死后追认的，但第一任总编辑胡愈之就是共产党员；“读书出版社”，主要创办人李公朴不是共产党员，但主持工作的黄洛峰是共产党员；“新知书店”好几个创办人都是共产党员，包括薛暮桥、徐雪寒。所以这几家出版社风格非常相近，都是中共领导下出版进步读物的出版社。当时在国统区出版这种红色读物的好像也只有三联系统的这三家出版社，因为他们出书风格相近，1948年周恩来指示，你们三家合起来吧，就成立了三联书店。
解放以后，三联书店被“肢解”了，1951年被并到人民出版社作为其子品牌，留了十几个人在那儿成立了三联编辑室，其他人就分配到各处去了。我问过当年三联的老同志，我说，你们失落不失落？你们这么好的出版社，影响力这么强，结果解放后被拆散了。那些老同志说：“我们才不失落。”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是被当作骨干被派到各个出版社去了，到各个出版社当领导去了。比如国家当时要建立人字头的出版社，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人民音乐、人民教育，这些出版社全都有老三联的人，因为当时共产党需要有业务经验的人去开新出版社，三联在解放前就是很可靠的，三联的人又有业务经验，就派他们到各个出版社充当骨干。
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出版社的人保持那么密切的联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那些老人都没有，但老三联的人抱团特别紧，因为三联的老同志是革命战争时期结下的友谊。这批人到1986年改革开放以后，就联合起来给中央上书，打头的人是胡绳，当时在社科院当院长，他是三联1948年合并后的第一任总编辑，他们就给中央写信说要恢复三联。那封信是1983年写的，到1986年1月1号，中央批示正式恢复三联书店作为一个独立出版社。从1951—1985年这35年间，不是没有三联，也不是不能出书，但是出书很少，它只是人民出版社下面的一个编辑室，范用主持，到了1986年独立建制以后，是沈昌文主持、再后来是董秀玉主持，这个时候，三联在传统基础上又有了发展。
三联的传统是与时代同行，与时俱进，要引进新思想。邹韬奋时期引进马克思主义也是引进新思想，到改革开放时期睁开眼睛看西方，从西方引进一些新的思想、文化、科学、理论，这就成了三联的主要任务。所以80年代以后，三联出了很多这类的书，影响力非常大，最后被誉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西学源流》这些书的影响力特别大，相信你年轻的时候肯定读过三联的书。
（李昕老师）
俞敏洪：肯定读过啊。上海三联和北京三联不是一家公司吧？现在有关系吗？
李昕：不是一家，两家是亲戚，各自独立核算，但有合作关系。老三联最初是在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家都在上海，上海也有一批三联的老同志，他们看北京恢复了三联，寻思三联的老根儿在我这儿呢，怎么能恢复到北京去，要恢复也得恢复到我这儿，他们就也申请了，一年以后中央批准在上海也恢复成立一间三联书店，这就是现在的上海三联书店。现在三联书店就变成了三家，北京一家，上海一家，香港还有一家，但都是彼此独立的。
俞敏洪：但理念、互相之间的交流是一样的，在一般人心目中三家就是一家。
李昕：香港那家从来没停过，因为1948年，这三家是在香港合并的。为什么跑香港合并？那时候国民党迫害，三联的进步人士全跑香港去了，周总理就指示在香港合并。合并以后，新中国成立了，大批人回到内地，胡绳、邵荃麟、乔冠华这批人都从香港回到了内地，在北京又成立了三联。但香港三联一直有一部分人留守，大概有二十几个人，他们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的名义在经营，说起来像是总部在北京，分店在香港，但实际上没有隶属关系，只是用这个名字而已。但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三联一直在坚守，在北京间断的这35年间，他们没有间断，他们一直在出书。
俞敏洪：一直是在祖国的领导下？
李昕：当然，当时属于新华社香港分社，现在属于中联办。
俞敏洪：你去的时候是被国家派过去的？
李昕：对，那时候叫商调，由新闻出版总署和香港新华社分社商调过去的。
俞敏洪：我看书中写到，当时孩子在上学，年龄小，家里也少不了你，但你还是毅然决定去香港，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李昕：那时候40来岁，就是想开开眼界。
俞敏洪：确实开眼界了。
李昕：香港这八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要没有这八年，我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的很多理念是在那里形成的，很多人都感觉我和一直在内地工作的出版人不太一样。
俞敏洪：香港出版业一直还算是不错的。
李昕：现在比较艰难，因为市场太小。我在那儿做的时候还不错，9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是不错的。
俞敏洪：你后来到了香港，包括到了北京三联，其实就担任领导工作了，担任领导就要处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对你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进步，还是你其实很烦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李昕：很烦，我不太喜欢做行政，也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一个行政领导，后来他们给我安上这个职务，你就是行政领导，你就得处理这些行政的琐事。我如果想做行政领导，1994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机会，那时候陈早春社长想提拔我当副社长，当时我做社长助理好几年了，从接班顺序来说我也符合，但我硬是婉拒了，因为当副社长就要管发行，就不能编书了，我还是喜欢编书，我宁可不当副社长。2005年我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几年以后让我做总编辑，我的心思也不在经营和管理上，尽管我的经营管理意识并不弱，做书也要经营，也要想办法走向市场，要赚钱，这个概念我有，但我不喜欢管那些事情。
俞敏洪：但你还是坚持管下来了，因为没办法，一个硬币的两面，你要想看正面，反面的事你也得做好。（笑）但最终你还是回到了编辑，包括你现在还是在商务印书馆帮着甄别哪些书是值得出版的书。
李昕：对，退了以后，我在帮他们介绍一些选题，所谓发挥余热。事实上很多老编辑退休以后都没有退，比如三联的范用、沈昌文、董秀玉都一直在做，范用和沈昌文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做。
俞敏洪：变成了一种精神依托。
李昕：大家也希望老同志能够继续做，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退休以后，手里还有很多资源，还有很多经验，大家倚重他们。编辑有点像中医，老了以后反而更能够给人提供建议和意见。老中医，70岁、80岁，好像越老越好，但很多编辑60岁就退了，正是黄金时代，积累的经验和资源都浪费了，很可惜，所以我退休后，他们还是希望我能够继续做。
（李昕老师和马识途老先生合影）
俞敏洪：现在这样活跃的一批老编辑其实还挺多的。
李昕：挺多的，有好多人退下来以后还在做。
俞敏洪：在你的编辑生涯中，有没有这样的作者，原来他的书根本没人出过，没人看得上，你看上以后，你帮他出了，最后他变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李昕：有很多，比如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那时候才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最后我帮他把这套书争取到成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套书对于杨义来说，奠定了他这辈子的学术道路基础。
俞敏洪：是不是这种东西让你更加有成就感？比出杨绛的有成就，因为她已经很有名了。
李昕：那当然，你说得完全正确。
俞敏洪：在你的整个编辑生涯中，有没有什么挫折和遗憾？
李昕：太多了，我的书出版以后，有一些搞编辑学的研究者和搞出版史的研究者就说，你的书里最好的不在于你写了多少成功，在于你写的那些遗憾。我是比较坦诚的，无论哪一本书，我在跟作者的交往中，有什么事情给我留下了遗憾，我会照样写进去。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样，叫《做书：感悟与理念》，201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的，我总结了很多案例，其中好多案例是不成功的案例，但从这些不成功里可以总结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我写书的目的就是总结自己，启发同行，我觉得我能够给别人提供的经验可能比较少，但我能够给别人提供的教训大概不少。所以大家读我的书，也许从反的方向能得到更多启发，所以你说的那些遗憾我写到了书里面。比如林青霞，她作为一个著名电影演员，其实她的文笔不坏，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叫《窗里窗外》，实际上写的就是圈里圈外的故事，写的是艺术圈，写她周围的那些艺人，她跟他们的交往，很好玩儿，文笔很有趣，有很多香港很知名的文化人推荐她。
她当时把稿子交给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天地图书公司想出这本书的大陆版，那个老板跟我很熟，就把稿子给了我，在大陆我是第一个看到稿子的人。当时我在三联做总编，我觉得三联出版这本书没有问题，但是有两条，第一，书的装帧设计不规范，因为林青霞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张叔平，这个人在香港是一个电影设计师，做电影海报的，结果这个书设计得像电影海报，书里每页排版都不同，每一行都不齐，有的一行多一点字，有的一行少一点字，有的字体大，有的字体小，插了好多图，真的就像海报。我觉得，三联要出版，就得改变这个设计。第二，我给她报价，我们征求了当当、京东等很多网站和大的地面店的意见，最后报了5万册。结果最后竞争，我们输给了广西师大出版社，那时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总编辑是刘瑞琳，她志在必得，专门飞到香港跟林青霞见了一面，什么条件她都答应。我不知道是林青霞开口，还是刘瑞琳主动，一上来就报了8万册，也完全接受张叔平的设计，林青霞很高兴地就跟她签约了。我得承认这件事儿，刘瑞琳是有想象力的，而且做得有魄力，做得很成功。
俞敏洪：现在刘瑞琳还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吧？
李昕：她还在做“理想国”，不一定是和广西师大出版社合作。还有一件事儿跟刘瑞琳也有关，那也是我的遗憾，我们出钱穆作品系列，我们出了大概22本，我们认为钱穆的书凡是值得出的，我们全都出过了，但最后有两本，一本叫《晚学盲言》，一本叫《人生十论》，这两本我们的编辑想了想，一是觉得钱穆自己选的内容和他的其他书有部分重复，二是觉得跟他的其他书相比，这两本弱一点，质量平平，就没做。结果我们出了22本以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发现我们漏了两本，他们就出了，结果那两本做成了畅销书。特别气人的是，他们还在三联韬奋书店里卖，上了三联书店的畅销书榜。（笑）过了几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合约到期以后，三联就把这两本拿下来了，因为我们自己种的果树，所有的果子我们都要摇下来。
俞敏洪：这还好，人生中谈男朋友、女朋友，有时候第一眼没看上，错过了，再过几年，一看后悔了，也有这种情况。（笑）
俞敏洪：到现在为止，从你手里出的书，加起来有好几百本了？加上你手底下的编辑们出的，肯定不止这些。
李昕：我亲自审过的书，如果连终审都算上，大概有三千多本。但我自己做责任编辑的书其实不多，因为我后来做了总编辑以后，就不做责任编辑了。
俞敏洪：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一批又有影响力，又很畅销的好书，其实都是从李昕老师和他的编辑手里出来的。你这么多年出版的这些书中，今天回忆起来，哪些书还挺值得一提？
李昕：其实我这两本书里就提到了不少，很多读者说他们看了我这两本书，就从书里发现了一些好书，说我是“种草”了，直接就下单了。《一生一事》讲我自己这40年当编辑的过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讲，每个故事都涉及到了一些其实挺值得读的书。《翻书忆往正思君》是讲我和三十多个名家的交往，我和他们的交往就是给他们编书，当然也会涉及到他们的书，有些书确实在这两本书里有推荐。
俞敏洪：而且你这两本书里列出来的大部分书，在今天读起来也不过时，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李昕老师推荐书单）
李昕：那天你让我推荐几本书，我就写了一张纸，大概有十二三本。其实值得推荐的好书实在太多了，但我要推荐我经手过的、我参与过选题或者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因为我经手的很多书是学术的，今天又面对的是大众读者，太学术的书不适合在这个场合推荐，所以我就想推荐一些有一定的思想性，也有一定大众性的书，让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都能读。
第一本是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出版十年了，目前卖了150多万册了。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传世之作，什么时候都能看，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并不是给一个领导人作传，而是在给我们整个改革开放时代作传。所以，这个书名叫“时代”，很切题，它就是告诉你，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这条路是从哪儿走过来的，应该再往哪里走，走向何方。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了解这个路径，这本书是必读的。
（李昕老师和傅高义先生）
第二本是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是一套个人的回忆录。王鼎钧是个作家，他的回忆录属于文人回忆录，在我看来，20世纪的文人回忆录中，这套书是最有价值的，不是之一，要我说就是第一。当然，大家见仁见智，但我会这么推荐，因为光是我经手出版的文人回忆录就有很多本，相比之下，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的价值还是要高得多，因为他用一个人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了20世纪100年的时代沧桑，所以人们称王鼎钧是“一代中国人的眼睛”，这句话说得非常准确。
我还想顺带推荐他的另一本书，是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的《现代小说化读》。王鼎钧是语文学大家、语文教育大家，他除了搞文学创作，还教人写作。他说他自己的写作就是不断地向前人学习，不断摸索，他找到了路径，他说我不能私藏，我要传授给别人。所以他写了很多教人写作的书，什么《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作文六要》……大概有十来本，2024年他就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现代小说化读》，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本？因为这本书在王鼎钧的语文教育类书籍里面，算是一本奇书，他的写法不但和他自己其他的书不同，也和所有别人教写作的书不同。它奇在哪儿？王鼎钧选择了三四十篇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他在解读这些经典的时候，没有用一句理论的话，他是在说，这些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他概括了一个模式，可能这个模式是三段论，然后他说这篇小说的核心就是这个，你创作的时候能抓住这个核心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另外举例，就用这个模式编一两个故事，告诉你可以这么写。或者他从西方或者中国古代经典里面，找出符合这个模式的内容，再给你举几个例子，告诉你这个模式可以创作这样的小说。所以他本来是想给你讲理论，但他没有一句理论的话，全是大白话，用讲故事的方法来拆解故事，这种文学评论，我们在两千年的文学批评史里都没见过，所以我说它是一本奇书，可以特别推荐。
第三本是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也是武大毕业的，但我们没有见过面，只是出过她的书。齐邦媛老人家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她一辈子都是搞学术的，到了晚年才写下了这本《巨流河》，将她这辈子的经历，从她父辈到她，这两代人的人生经历写了下来，算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实际上写得非常平实，没有很多文学和夸张的东西，但她记录下来的很多故事非常感人，非常震撼。比如她写她父亲帮助郭松龄起兵反张作霖，她写她和国军的飞行员张大飞的爱情故事，写得催人泪下。所以很多人推荐《巨流河》，我觉得它确实有它的特点，它不是文学胜似文学，情感的力量特别强大。
第四本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应该算是名著了，出版了以后，这20多年一直受关注，但中间有十几年因为惹上了名誉权纠纷，没有重印，断市了。2013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后，才又再版，又再次获奖。陈寅恪是中国的史学大师，如果我说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第一知识分子，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这本书就是写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20年，从1949年到1969年他去世，这20年中的命运沉浮。实际上陈寅恪没有挨过什么特别的政治上的整肃，国家还是挺保护他的，但确实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在大多数人都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时候，他一直在坚持他的主张，那他在这20年中是怎么过来的？他在那个环境下又经历了一些什么？读这本书可以使读者很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李昕老师拜访杨绛先生）
第五本是杨绛翻译的《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下简称《斐多》）。我经手过很多本杨绛的书，很多是她自己创作的，但我特别想推荐的不是她创作的书，而是她翻译的这本《斐多》。斐多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弟子，这本书记录的是苏格拉底的临终谈话。古希腊最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因为他在当时对宗教和神有不同的看法，被认为是误导青年，结果被法庭判决死刑，给他喝毒酒。他在最后一天发表了一通讲话后，拿起毒酒饮酒自尽，非常地从容不迫，斐多在现场听了苏格拉底的临终演说，就记录下了这些内容并复述出来，而柏拉图就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了，这本书属于《柏拉图对话录》的一部分。
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大家都知道杨绛到晚年之后就完全超脱了，她已经看淡生死了，她写了很多书，谈论人的终极问题，生和死的问题，这和苏格拉底在《斐多》里的谈话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杨绛到晚年能够参透人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翻译了《斐多》，在这方面杨绛是超过钱钟书的。钱钟书没怎么谈过生死问题，但杨绛到晚年写了一本《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谈的都是生死问题。她为什么会写这些问题？因为她翻译了《斐多》。《斐多》中苏格拉底在临终前谈的话题，主要是生死问题、人的灵魂等等，杨绛到晚年也讲了很多灵魂不死之类的，都是从这儿来的。关心杨绛的读者可以读读这本书，《斐多》是苏格拉底的名著，本来就值得好好研究。
第六本是曾彦修的《平生六记》。曾彦修是我特别敬佩的老出版家，他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的社长。他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写了一本书叫《微觉此生未整人》，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的，后来在内地改了名字叫《曾彦修访谈录》。很多人可能会奇怪，怎么会把《微觉此生未整人》作为一个书名？你这辈子没整过人难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优点吗？不整人是正常的，为什么要整人呢？你一辈子没整过人有什么好炫耀、好得意的？这里就要联系具体环境了，曾彦修一直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手里是掌握大权的，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他有机会整人，但他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坚守良知，不去整人，这个非常难得。《平生六记》就是记录了他在六次政治运动中，从刚解放的“三反五反”，一直到后来“反右”和“四清”，在这些运动中他是怎么保护别人的，在整人的运动到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思考的，包括1957年，他发现如果不给他的同事打成右派，他过不了关，怎么办？他把自己打成了右派，救了他的同事，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周有光最后给他这本书题了四个字：良知未泯。如果你想了解解放后的思想运动史，这本书是必读书。
第七本是何兆武的《上学记》。这本书读起来比较轻松，何兆武从他年轻时候的求学经历写起，一直写到他上中学、大学，再到1949年，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写西南联大的故事。现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也算是热点，大家都在读和西南联大相关的书，但那些书的记录都比较粗，何兆武是那里的学生，他有自己的第一手观察和记录，这一点有点像许渊冲，许渊冲也记录了，许渊冲的日记里有很多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何兆武也是，他评点了很多西南联大的人，包括吴晗、冯友兰，他还评点那些教授，有很多东西很有趣。这本书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无论怎么争议，这本书的史料价值都很高，出版之后也很受读者欢迎，一直是畅销书。
（李昕老师和吴敬琏先生）
第八本是吴敬琏前几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改革大道行思录》，吴敬琏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且行且思”，所以我和他商量起了这个书名。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大家应该知道，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在改革开放中，很多人各抒己见，但没有一个人像吴敬琏这样跟踪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且这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的参考意见。吴敬琏有一个外号叫“吴市场”，为什么？他是最坚定的市场派。实际上，吴敬琏这几十年所有的著作，如果要提炼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一句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我们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财富怎么分配的问题，到底是政府主导、官方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我们就是要把官方主导变成市场主导，这就是改革。我这么说当然不完整，但这是核心观点，吴敬琏就是坚决主张这个观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写进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决议、会议公报里的，但这句话执行起来仍然还有很多困难，仍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吴敬琏一直还在为他的市场化主张大声疾呼，于是在十八大以后，他又写了一些论文，就放在了《改革大道行思录》里。之前我们也出过吴敬琏的《重启改革议程》《直面大转型时代：吴敬琏谈全面深化改革》，所谓大转型时代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改革大道行思录》是他比较新的、谈这个问题的论文集。
第九本、十本是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以后的思想运动中的经历，这两本也是必读书。陈徒手是一个资料专家，他会搜集档案，比如《人有病，天知否》里写的都是中国最著名的一批作家丁玲、赵树理、沈从文等等在解放以后的历次思想运动中的经历、心路路程。他怎么写的呢？他跑到作协的档案室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档案抄出来写的。这本书是王蒙作的序，非常肯定他的做法。他抄了很多第一手材料来研究这些人，讲他们的心路历程，当时他们怎么写检讨、怎么自我认识……这些东西都在里面。这本是早几年出版的，后来我在三联的时候又重新出了。《故国人民有所思》不是写作家，而是写学者，以北大的教授为主，周培源、贺麟、冯友兰等等，同样写他们在50年代以后一直到文革时期的思想改造历程、心路历程，写他们个人奋斗和个人选择，以及他们陷入的那种困境，这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不可不读。
（李昕老师和杨振宁先生）
第十一、十二本是杨振宁的《曙光集》和《晨曦集》，一本是三联出版的，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都经手了。杨振宁是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甚至可以说他是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世的物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但杨振宁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仅是物理学家，同时还是社会活动家、人文学者。杨振宁写了很多人文方面的话题，写了大量的散文，而且他的散文写得非常好，比如他写邓稼先的文章是进了中学课本的。《曙光集》和《晨曦集》里就收录了他晚年的散文、随笔，《晨曦集》里还附了一些其他人介绍杨振宁的文章，很值得大家读一读。
最后再推荐第十三本，徐泓的《韩家往事》，去年刚刚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出的。韩家是清末天津的大家族，开始是经商的，到二十世纪初渐渐变成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家族，名人非常多。这本书以韩家五姐妹为线索，写下了这个家族三四代人的百年历程。五姐妹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女性，她们不缠足，学文化（包括学英文），而且全部嫁给了海归知识分子或者高官，其中包括西北大学校长傅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卫立煌等。这些家庭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下两代的故事，反映了百年的社会变迁，不仅史料价值很高，而且非常引人入胜。
以上这些书是我经手过的且现在能买得到的，出版得都不是太久，最多十来年。90年代、2000年前后出版的书我都没有推荐，我没有经手的也没推荐。
（李昕老师推荐书单）
俞敏洪：这里面我也有五六本没读过，这个书单很值得年轻孩子们读，因为它会把孩子们带到中国过去的历史阶段和对未来的展望中。
俞敏洪：你这几十年接触了那么多的出版人、出版社，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你觉得最好的出版机构有哪些？哪些出版家在你心目中特别了不起？
李昕：咱们就说国内的。我特别尊敬的国内出版家，三联的老前辈邹韬奋就不用说了，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我也很尊敬。陆费逵为什么要创办一个中华书局？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要为中国出版争口气。其实他原来是中国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部门主任，但商务印书馆当时在跟日本合资（他们最早的印刷机都是从日本引进的，那是在1913年以前）。陆费逵觉得不舒服，他想，我们干嘛要跟日本人合作，我要自己搞一个出版社，所以开宗明义叫“中华书局”。实际上他出的书都是跟商务印书馆对着干，一开始就是以和商务印书馆竞争的姿态建立的中华书局。当然，商务印书馆两年之后结束了跟日本的合资，变成了纯粹的中资民营出版机构，像张元济、王云五都是商务印书馆最著名的出版家，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备受尊敬。三联这个系统里面，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几位著名的出版家，比如我们的老前辈范用、沈昌文，以及岁数并不算太大，我们也都敬重的董秀玉，这都是三联历史上出版人的标杆。
俞敏洪：而且直接跨入了改革开放时代。
李昕：是，这些人留下的业绩是非常值得我们记录的。我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出版人，我写了8个出版人，他们都特别值得我们敬重。其实我对出版人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为他人做嫁衣，一辈子自己默默无闻，但他们的事迹非常值得我们铭记，值得我们敬佩。
俞敏洪：他们包括你在内，对传统文化价值，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内在的共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那你觉得你接触过的这些作家、名人中，哪些人从人格、人品到思想方面，给你带来的印象最深？
李昕：很难说哪一位，应该是一批。要说对我个人专业发展影响比较深的是刘再复，因为我在80年代是搞文艺理论的，刘再复是文艺理论家，当时他提出的那些关于文艺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特别是文学主体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等理论，对我们来说是振聋发聩的。我当时要走文学批评这条路，看到刘再复的文章都非常震撼。刘再复当时还搞了新学科的讲习班，我也去听了，觉得我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全可以放一边了，我得整个接受一种新思维。
要说从人格上对我有影响的，那就有很多作家了。我写这两本书，特别是《翻书忆往正思君》，我写了30多个作家，对每个作家，其实我都很强调他们的人格，就是王鼎钧那句话，“做值得写的人，写值得做的人。”这是他在纽约跟一些传记文学作家讲的话，说你们自己也要努力地好好做人，做值得写的人。你们要写谁呢？写值得做的人。值得做的人是什么人？有人格的人，有风骨的人。所以我写这本书很强调这些人的风骨。
俞敏洪：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中国大先生传”，因为我们对有人格、有风骨的人都叫大先生。
李昕：《翻书忆往正思君》很注重写这些人的风骨。说实在的，风骨得作稍微广义一点的理解。风骨不一定都是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一定都是“金刚怒目”。像鲁迅所讲，“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就是中国的脊梁。”既然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当然是有风骨的。所以我在书里写了好多人，包括一些埋头苦干的人，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惊人之举，但他们也是有风骨的人。比如杨振宁，他是温柔敦厚的人，你怎么说他有风骨呢？但很多人不了解，杨振宁是一个非常敢于坚持自己不同意见的人，是有独立思考的人，独立思考就是一种风骨。比如70年代，中央领导要搞大加速器，听了中科院的意见以后，就来征求杨振宁的意见，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非常急切地希望杨振宁表态支持，但杨振宁说，“以中国目前的条件不适合搞，钱不应该用在这里，你有更多其他需要用钱的地方。”他这个观念一直坚持了40年，一直到二零一几年他还坚持这个观点，因为现在大加速器的作用已经不像70年代了，花太多钱搞高能物理这一项研究还是不值，他就一直坚持这个观点，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
另外，杨振宁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在70年代的时候来过一趟中国，他对新中国有很多感慨，回到美国后到处讲演，“敢教日月换新天”。他成了美国的华人领袖，他主持了美国的华人协会，还当主席；而且当时还在报纸上登整版的声明呼吁中美建交；美国的留学生有“保钓运动”，杨振宁就是“保钓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为了宣传新中国做了很多事情，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找他至少谈过三次话，他甚至有被暗杀的危险。杨振宁当时是这样的人物，这跟李政道就不一样，李政道是物理学家，他是实实在在地做物理学学问，他不参与这些，但杨振宁和何炳棣（美籍华人史学家）在这方面都非常积极热心，他们同时也是人文学者，这就是有风骨的人。
再比如杨绛和钱钟书，现在有些人甚至质疑，说杨绛和钱钟书这样的人在50年代怎么没站出来对当时的极左政治表过什么态？他们不是沉默不语吗？我要说，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风骨。大家想一想，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大家都在互相批判，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杨绛和钱钟书去批判别人？比如“反胡风”运动，你见过杨绛和钱钟书批过胡风吗？没有。但多少作协的领导人，那些大作家、大学者全都批胡风，钱钟书和杨绛没有。1957年反右运动，你见过钱钟书和杨绛有什么落井下石吗？他们没有参与。当时那种运动，政治上是互害的，但他们这辈子不害人就很了不起，这就是风骨。文革期间，“四人帮”请他们去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钱钟书不去，江青让杨绛陪她逛颐和园，她不去，就凭这个，我就觉得这是有风骨的人。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能够得到这种殊荣，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但他们可以婉拒，这就是风骨。
俞敏洪：这也是你的书想要传递的。
李昕：《翻书忆往正思君》写了我所接触的文化人、学者、作家。我一辈子和他们打交道、为他们服务、与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他们的很多品质是值得读者和我本人学习和借鉴的，所以我说我要写出这些人的风骨，这些人确确实实是一些有风骨的人。
我从90年代就提出过一个观点：我们为一个人立传，绝不会为成功立传。就像我说我敬重你老俞，不是因为你做企业成功，而是因为你的人格。我写这些人也是因为敬佩他们的人格，我才会写他们。所以我写的都是故事，我希望读者从这些故事中看到的不仅仅是故事，如果大家从这本书里能读到一些人的思想、闪光的东西，我会感到非常满意、知足。
俞敏洪：《一生一事》想传递什么呢？
李昕：《一生一事》主要是我总结自己，启发别人。我觉得我做了一辈子编辑，有很多心得可以和大家分享，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借鉴。当然，这里面主要不是我的经验，更多的是我的教训。不光是编辑，也许从人生的角度也可以给青年人一些启发。那年我住院动手术，跟我临床的一个工信部老局长，比我大10岁，他是60年代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我们聊天聊得很高兴，我出院后就把这本书寄给他了。他读完以后，给我写了一封2页纸的信，拿钢笔写的。这封信的结尾就说，“你这本书应该推荐给每一个大学生读。”他说，“我相信每一个大学生都能从你这本书里得到人生的启发。”
俞敏洪：《一生一事》和《翻书忆往正思君》是两本又轻松又有深度的书。《一生一事》相当于中国个体的文化发展史，或者说个体参与文化发展的个人史；《翻书忆往正思君》是文化人和文化人在出版方面的故事和对谈。两本书的侧重点有点不太一样，而且李昕老师的文学功底非常深，又当了这么多年的编辑和总编，所以他的文字可读性非常强，轻松、亲切、幽默，非常容易读懂，里面的故事也非常精彩。当时这本书，我拿起来就没放下，一直读到底了。
《一生一事》的书名就已经道尽了人生的美好，因为人尽管有很多雄心壮志，但其实一个人一辈子被世界记住通常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件非常到位的事情。李昕老师做编辑40多年，帮着中国人民筛选了这么多的好书并出版，而且一心一意做编辑做到今天，可以说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书消得人憔悴”。（笑）我读了这本书非常感动，李昕老师写了他从武大中文系开始，一直到今天编辑工作的全过程。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到香港三联再到北京三联的过程中，他是如何跟这些著名作家打交道，自己思想的改变、选书的标准，以及为什么要终身坚持当编辑。他比我大10岁，算是老大哥，他上学的时候是1978年，只比我高两届，所以我们经历了共同的时代和变革。我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世界上的很多不确定性，在迎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但又让人期待的新时代的到来，尤其这次美国的改变，让我们有了更多内心的不确定性，希望中国能抓住这个发展机遇，给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翻书忆往正思君》可以说是寻找人生榜样之书。李昕老师跟大量的作者打交道，书里列了三四十个优秀的作者，包括名人，还有大家没见过的人，李昕老师在书里写了自己跟这些作者的交往所带来的感悟，以及对这些作者的书的分析和对他们思想的分析。书里面充满了很多人情味，充满了很多见识，充满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涌动的脉络。
可以说每个人为这个世界做的贡献，如果放在一个人身上来说，都算是涓涓溪流，不管是李昕老师编了这么多书，还是新东方送了那么多留学生出国去迎接世界眼光，或者去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科学和文化。总而言之，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但重要的是，这些涓涓溪流最终会汇成奔流的大江，而正是每个人在几十年中的努力汇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江中，才有了中国今天的美好局面，有了中国的繁荣和昌盛，也有了我们进一步走向美好未来的基础。
李昕老师的书不仅仅是在写一个个人，而是在写一个时代。就像李昕老师说的，一本书在写个人故事的同时，如果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洪流和走向，以及这个时代的各种挑战和奋进，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是一本好书，王鼎钧的四本回忆录就是如此。我在《一生一事》《翻书忆往正思君》中读到的是我们这代人，在这几十年中是怎么过来的，表面上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实际上，在表层下面，真正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的，恰恰就是这些作家和这些书中所提到的文化变革力量。希望大家去了解这个时代，知过去而向未来，知道了过去，我们走向未来的时候就会更加确定，更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
李昕：谢谢，总结得好精彩。
俞敏洪：在我们对谈之前，我用一句话给李昕老师的人生做了个总结，我说李昕老师过了一个简单但非常丰富的人生。“简单”是指他从武大毕业一直到今天依然在当编辑，一心一意发掘好的作家、作品，让大家阅读更多好的书。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当编辑会让人感觉是给人做嫁衣的工作，尤其像李昕老师，文笔这么好，有些人就会冲到前面去，不当编辑，而是当作者，当然你现在也没亏待自己，写了两本这么好的书。“丰富”是因为李昕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丰富中国的文化，自己的人生也因此变得更加深邃，而且他让更多优秀的作品展示在了中国人民面前，让大家看到了不断丰富的文化，也看到了多种多样的灵魂。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最后有个问题想问李昕老师。现在很多人想读书，也希望读一些好书，在读书的方向和读书的选择上，你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
李昕：一本书的价值可以是学术价值，可以是艺术价值，但最主要的是思想价值。你去看，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像《白鹿原》这样的小说，当然有很好的故事吸引着你，也有很高的情感价值会感动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说中作者体现的思想。不仅是小说，各种类型的书都是这样。三联也出了很多学术著作，三联过去有一个口号叫“学术中的思想，思想中的学术”。我们要挑有思想的著作出版，有一些纯粹的学术著作不能够体现思想，我们就要慎重选择。跟商务印书馆相比，三联是一间很小的出版社，但三联的品牌影响力不输给商务印书馆，三联出的书很少，大套书也很少，都是单本书，但单本书的影响力非常大。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为什么说三联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因为三联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书打动了知识分子的人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书中的思想。所以建议读者选书，优先选择思想价值高的书，其他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情感价值也都重要，但排在第一的是思想价值。
俞敏洪：你涉猎的书特别多，而且有着非常敏锐的眼光，尤其现在你的眼光已经非常老道了，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约定，每隔三四个月我就找你，让你推荐5—10本你觉得值得读的书，然后我跟你一起推荐，咱们一年推荐15—20本，甚至可以更多，有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的书。现在尽管出版业表面上越来越兴旺了，确实出版的很多书，至少我作为一个“半吊子”读书人来看，真正值得大家读的书越来越少了，在这样的前提下，有读书的引路人就变得特别重要，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生命有限，同样花一个礼拜的时间读一本书，读完以后觉得没学到什么东西，和读完以后觉得这本书对我非常有启发，是不一样的。
李昕：我也在我的短视频账号“编余闲笔”上推荐书，因为读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看到了好书就忍不住要推荐一下，所以我现在就做做小视频什么的。今后的生活可能还是这样，不断地读书，不断地给大家推荐书。
俞敏洪：我李昕老师来对谈的时候，我引用了当时卢照邻诗歌中的一句话，“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我觉得特别符合你的感觉。
李昕：我大概还不至于隐居。
俞敏洪：主要是接受一种平淡的、和书相伴的、和岁月共进的生活。我想问，到你八九十岁，依然做着编辑、读书、推荐好书的工作，你是不是对自己的人生依然会很满意？
李昕：对，我觉得我不能停下来，因为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停下来我会觉得很闷。
俞敏洪：当然，除非你觉得有更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去做。
李昕：对，是这样。
俞敏洪：好像对你我这样的年龄来说，也没有什么能比推荐一些好书或者自己到大千世界去看一看更有价值的事情了。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李昕：谢谢大家，再见！
俞敏洪：各位朋友好！今天我对谈的是中国最著名的编辑和总编李昕老师。李昕老师武大毕业后，于1982年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到了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后来到香港三联书店待了8年，做到了副总编和总编，再后来又回到北京三联书店干了9年，先是副总编，后来是总编，光是在三联这个体系就待了17年。
李昕老师比我大十岁，在他最成熟、最美好的年龄完整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这40年中，他经历了非常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做了很多文化推荐的工作。在他手里出版了很多好书，比如大家熟悉的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王鼎钧的《
还有一本是《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以下简称《翻书忆往正思君》），“君”是指李昕老师做出版的时候打交道的那些著名人物，所以大家看到封面上有一大堆人物的名字：周有光、钱钟书、杨绛、钱学森、王世襄、马识途、屠岸、王鼎钧，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吴敬琏、傅高义、杨振宁等等，书里记录了李昕老师跟这些著名人物打交道、约稿子、商议书籍选题的过程。今天我们就来听李昕老师讲讲每一本好书出版背后的故事，同时听听李昕老师个人的成长经历。
俞敏洪：李昕老师的出身比我更加有文化气息一些。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不识字，李昕老师出生在清华园，他的父亲李相崇老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教授和系主任，还精通好几国语言。李昕老师某种意义上是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家庭的书香教养中长大的，你青少年的时光应该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
李昕：对，我1952年出生在清华园，从清华幼儿园上起，然后上清华附小，后来没有上清华附中，上的是北大附中，都是很好的学校。我很感谢我在童年时代接受的教育，我生活在一个很优越的教育环境里。
俞敏洪：你上中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你应该是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中小学教育？
李昕：对，小学六年加初一，七年，这七年给我打了非常好的文化底子。我初一就下乡了，但好学校的教育环境是不一样的，底子打得好，我后来能考上大学，都得要感谢我中小学的七年。我后来当编辑，我知道有很多老作家，甚至是非常著名的作家，他们很有才华，也很有思想，也很善于去结构小说、故事，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很精彩，但语言“疙疙瘩瘩”的，不太过关。为什么会不过关呢？因为中小学时期的语文基础没打好。我写的东西，语言肯定没问题，这要感谢清华附小和北大附中。
俞敏洪：从你的书中感受到，你的文化功底是非常扎实的，所以对于现在的年轻孩子来说，从小在语言功底上打基础还是非常重要的。
李昕：对，特别是中小学的语文课，一定要上好，要把作文练习好。
俞敏洪：但现在一些老师也不合格啊。（笑）前两天蒙曼老师和我对谈，我们就商量，应该让孩子们继续背点古文和唐诗宋词，尽管AI时代到来了，各种信息都能查到，但个人的修养和修为跟AI是没关系的。
李昕：是的。
俞敏洪：所以这也跟你的家庭环境有关，因为你的父亲本身就是语言大家。你母亲也是大学教授吗？
李昕：她不是教授，但她跟我爸爸是同学，南开英语系毕业的。
俞敏洪：当时南开的水平是很高的。你有兄弟姐妹吗？
李昕：有两个姐姐。
俞敏洪：她们文化水平也不错？
李昕：也不错，我的家庭环境对我还是有些影响，主要是读书的环境。我父亲是一个读书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个书生，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书呆子，他的爱好就是读书。我们家里有沙发，他不怎么坐沙发，他最喜欢一天到晚坐在写字台前，正襟危坐地读书。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兴趣，他居然把《列宁全集》40卷整整读了两遍，每一卷这么厚，整整40卷，他读了两遍，70年代读一遍，90年代又读一遍，而且读的是俄文版，我现在简直想象不出中国是不是还有第二个人，可以把这40本俄文版的《列宁全集》读下来。他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他爱读书，也培养了我读书的习惯。
我父亲特别爱读文学书，在我们小时候，五六十年代，他买了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还有苏联文学。我有两个姐姐，她们都跟着他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也就拿过来读，囫囵吞枣，那时候我才10岁、11岁，读书也是半懂不懂的，但我那时候就读了很多文学作品，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牛虻》，高尔基的《在人间》等等，这对我后来上大学读中文系很有帮助。
俞敏洪：不知不觉打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学基础。
李昕：对，就是不知不觉的。
俞敏洪：你小时候家里也都是书架子的环境，特殊时期有没有被抄家？
李昕：有，但我的读书一直没有间断过，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家里觉得非常压抑，我逃到学校里去，住在学校里，正好红卫兵组织说我们图书馆需要保卫，就派我去保卫图书馆，我在图书馆里住了一年，那一年读了很多书。
俞敏洪：这不是派老鼠去保卫大米吗？（笑）
李昕：这是多巧的一件事！到我下乡的时候，我还从那个图书馆里顺走了一箱子书，二十多本吧。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对北大附中感到抱歉，所以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北大附中来找我，说你在三联书店工作，能不能给我们捐点书？我毫不犹豫地从自己个人的书柜里挑了六大箱书捐给他们，有上千本，作为我当时“偷”书的补偿吧。
俞敏洪：那应该的，很少有人“上山下乡”还拎着一箱子书。所以即使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你都没有中断读书？
李昕：没有中断。我当时16岁，去的是东北下乡，东北这个地方，11月中旬到第二年3月中旬都没活干，东北老乡也在家里待着，叫“猫冬”，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呢？反正待着也是待着，所以我下乡五年，每年冬天这四个月我都回北京。刚好我北大附中的语文老师住在北大燕东园里，离我们家很近，我就跑到她家里拿很多书回家读，我在那个时间读了大量的书。那时候四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不容易找，我都是从她那里拿的，唐诗宋词也是从她那里拿的，相当于我最初对文学经典的阅读是从她那里来的，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在文革期间借给我那么多书。
俞敏洪：小时候受父亲影响开始读书，一直到你“上山下乡”，也没有中断读书？
李昕：跟科班出身的相比，还是少读了一些，在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读书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晚上回到知识青年集体户，还是要拿一两个钟头读书。
俞敏洪：其他的“上山下乡”的孩子呢？
李昕：那时候集体户的氛围是这样的，大家都在读，读的是什么呢？中学课本。因为我们上学只上到初一，初二、初三的几何，高中的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这些我们都没读过，所以我们学习中学课本是在农村下乡的时候，干完农活，晚上9点、10点读的，而且那时候还用的是蜡烛。当时那些解析几何、立体几何之类的，学是学了，读也是读了，了解一点理论知识，但是做不出题来，所以1978年我考数学只考了32.5分，
俞敏洪：比我高多了，我才考了4分。你“上山下乡”的时候应该在生产队吧，跟东北人民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持续了多少年？
李昕：我在那儿待了五年半，在我们那些知青里，我算待得久的，因为我在那儿等机会，我想当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当时有很多当地的工厂来招工，比如到县里面看粮库，到军马厂放马，我都没去，我希望上大学。直到1974年，我已经待了五年半了，最后还是赶上了一个机会，上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中专。
俞敏洪：在农村表现得非常好，才会推举去中专吧？
李昕：这也是阴差阳错，我其实是被排挤到这个中专去的。我在农村算是表现好的，总共一两百个知青，我是唯一做了公社团委副书记兼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的，在知青里，我特受重用。结果我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怎么回事呢？有一个知青，他被弄瞎了眼睛，我觉得这时候需要有人出来仗义执言，我又是那群知青里唯一一个当了干部的，我不出来说话，谁说话呢？我怀疑这个知青被弄瞎，是有人陷害他，当然现在回过来看，好像也没太多证据，可我当时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了，这就惹恼了公社的党委书记。
其实1974年，以我这样的身份，又是公社的干部、团委副书记，又是大队的干部，我是完全可以上大学的。那年有一个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的指标，公社的教育委员和我很熟，他拿着一沓子推荐表，推荐多少个知青上学，其他都是写“同意升学”，只有我那一张表上写“同意升入大学理工科”，意思就是说，吉林工业大学的指标是明确给我的。为什么他可以写这个意见、盖上公社章呢？因为我当时是知青里面被他们高度认可的人，所以公社党委会已经全票通过了。可是这个党委会，那个党委书记没参加，他出差了，等他回来以后就问，你们推荐了什么人？大家说李昕被推荐上大学，公社书记就说，这个人不能上大学，然后他就追到县招生办，把我的名字从大学改到哲里木盟师范学校，就是我之后上的中专，后来我还因为这个事写了一篇文章呢。
俞敏洪：这也是没办法，但我觉得是祸是福没法下定论，因为你当时要是被推荐去了吉林工业大学，你后来就不会去武汉大学了。
李昕：对，这就是因祸得福。
俞敏洪：所谓祸福相依，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再回头看，任何事情都是好事。
李昕：我那篇文章里面还写，他们把我换下来以后，换了另一个女知青，那个女知青进了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学得非常好，后来又考取研究生，毕业分配回北京，在北京汽车研究所，再后来做了汽车尾气研究的首席专家，还是北京市人大的常委。她干得很优秀，我也祝福她。她后来跟我说，如果当时你来学我这个，也不一定能学好，但如果当时让我去哲里木盟师范，可能我这辈子也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咱俩当时这样调换一下，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俞敏洪：命运皆所遇，遇到的事情就是你的命运。你不能只对眼前这件事情思考，你得把它放长了来思考。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那个女知青被放在哪个位置上，最后都会发光，因为她也是奋斗者，都是愿意为自己的生命付出努力的，所以她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可能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你也是一样。你在吉林哲里木盟师范学校上了两年，毕业以后就去当中学老师了吗？
李昕：没有，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就成了很拔尖的学生，最后那个学校一共有三个人留校教书，我是其中一个，但我一天书都没教，刚报到就被哲里木盟教育局调走了，让我到教育局当干事。然后我在教育局连续主管了三年的大学招生，我最后是在教育局里做地区的招生办负责人。招生办负责人理所应当是教育局局长兼任，但他只是兼任，我是实际负责人。那时候我才二十四五岁，整个地区后来77、78级的大学招生都是我主持的，几万人的高考是我主持的。
俞敏洪：你主持的同时，自己还去高考吗？
李昕：这个事特别有意思，我自己把自己招进大学里了。所以你之前问我，你怎么没上北大？我那时候因为主持招生办，忙得晕头转向，每天加班到10点、11点，根本没时间复习，最后我跟局长说，你一定得给我点时间，他说给你三天。我用了三天时间复习，我考的分数进不了北大，是在北师大、吉大、武大这条线上，我就在这些学校里选的。
俞敏洪：其实是想去北大的？
李昕：当然，有北大谁还上别的学校啊？（笑）我一开始选的还是北师大。
俞敏洪：你是在吉林参加的高考？
李昕：在吉林农村参加的高考。我不是教育局的吗？我就选了北师大的教育心理系，结果碰巧就是教育心理系的老师到吉林招生，我见到她了，她非常喜欢我，说你是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来报我们这，我们非常欢迎你，但你分数够不够，我现在不知道，得将来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省招生办主任来找我，说你怎么搞的？你自己是考生，你怎么能在这参加录取啊？你要避嫌。你让你们局长来吧。这就把我换回去，把我们老局长调来了。
在吉林省招生会议上，要决定哪个人录取到什么学校，原来76届、77届都是我主持的，78届我自己要考了，就不让我在那儿了。临走前我就想，我报北师大有没有把握？可能还是武大把握大一点，因为我是管招生的人，我了解整个状况，当时武大的录取分数比北师大低，所以我就换成了武大。但我还报了两个专业，第一个专业是哲学，为什么报哲学呢？因为我爸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嘛，他告诉我，你要学哲学，哲学锻炼人的思维，我就听进去了，第一志愿报了哲学，第二志愿报的中文。但真正录取的时候，武大管招生的老师因为以前也见过我，她就跑去找我们的老局长，说“你们这个李昕，我给他录到哪个专业啊？他第一志愿报的是哲学。”老局长说，“还是中文有用性啊！”这是东北话，叫“有用性”，就他这一句话，就把我搁中文系里了。
俞敏洪：命。（笑）
李昕：不过后来我发现，我到中文系也对，因为我从小打的底子是文学底子。
俞敏洪：现在回头看，你走文学这条路，也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你要是选了哲学这条路，估计也会很厉害，就像赵林老师。
李昕：他是我同学，不过他是历史系，我是中文系。
俞敏洪：赵林老师跟我的关系也很好，他现在从哲学转向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我还约他说一起去希腊、罗马玩一玩。
李昕：赵林写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我看了两三遍，写得非常好，是按照他的讲稿整理的。
俞敏洪：我认为那是我读过的有关西方哲学史的书里，最能够读懂的一本。
俞敏洪：你们这一代当时上大学，都已经20多岁了，有的甚至接近30岁了，为什么在当时的成长岁月中，你们这代人里依然还有这么多人保持了读书的热情？赵林、梁晓声、你，一大堆。
李昕：我们那时候读书和现在的大学生读书，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候，机会实在太难得了，十年了，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我们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真的读起书来如饥似渴。其实我绝对不是为了学习成绩读书，在考试方面我没什么压力，我不怎么太用功也可以及格，甚至可以得比较高的分。但我们太想读书了，宿舍晚上10点熄灯，我们就坐在楼道的灯下读书，夏天还有很多蚊子，我们就一边扇扇子一边读书，再或者就去街上坐在路灯下读。那时候读书真是如饥似渴，就是想读书，觉得自己需要读书，所以那四年基本手不释卷。
俞敏洪：我比你们小10岁左右，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李昕：你上大学只比我晚两年。
俞敏洪：你们这批人大多是77、78、79年上的大学，到了我们80年上大学，整体上大学的年龄就下降了，尤其77、78、79届把你们这些老一代的读书人都吸纳到大学去了，到了80年我们上大学，我们一般都是16岁到18岁，但依然有比我们大好几岁的人是同学，我们的班长于晓上大学的时候就23岁了，他是从老山前线下来的，所以当时是把不同年龄的人聚集到了一起。
从1977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左右，整个大学聚集了一批非常喜欢读书的人，大家读书的氛围就开始往下传递，比如从你们传递到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身上，我们又继续往下传递……这算是造就了整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文化大解放和思想大解放。你觉得从你上大学，一直到90年代初，这段期间的读书氛围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欣喜，给中国后来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昕：我觉得我们这批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改革开放阶段的中坚力量，77、78、79这几年的大学生，后来在各个岗位上发挥的作用，真的不可小视。那时候的大学对我们的培养，主要不是学科知识。我是学文学的，因为知识不断更新，我在大学学的一些文艺理论，在今天看来基本过时了。文科是这样，理科就更不用说，那些知识在今天看来都是落后的、陈旧的、过时的，但这些人在大学里，在那个氛围的影响下，所接受的思维训练，对于他们的一生，恐怕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进武汉大学很幸运，我当时并不太了解武大，选择了武大，进去以后才知道，武大是教育部选择的六所重点大学。当时重点大学有很多，但教育部选的六所重点大学叫重中之重，而且基本是综合性大学。正好当时是刘道玉做校长，刘校长带领武汉大学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试点，怎么试呢？就是开放，实行学分制，可以提前毕业，你看雷军只学了两年就可以拿到文凭了，这就是武大开放的环境提供的条件。在当时，别的学校是没有实行学分制的，包括北大也没有，但我一进武大就是学分制，而且我们可以任选课程，我记得我选了好几门历史系的课，特别印象深刻的，我还选了哲学系的课，因为“文史哲不分家”。我还选了美学课，当时是刘纲纪教美学，刘纲纪是和李泽厚差不多齐名的一位美学大家，他亲自上台讲课，阶梯教室的台阶上坐满人，窗台上坐满人，你得提前端着午饭盒到那占座，不然你根本进不去。
俞敏洪：从1978年你进武大，到你后来毕业，其实有一大批名师在武汉大学任教。
李昕：对，当时我们还到好多别的学校和单位的名师、学者、专家到武大来做讲座，包括陈荒煤、聂华苓也给我们做过讲座，学术气息特别浓厚。学校管理的民主气息也很浓厚，刘道玉当武大校长的时候，他一个人在校园里面走，旁边也没有随从，同学可以上去截住他，向他提问题，你想想现在的大学校长，谁做得到？
我是中文系78级，我们年级在毕业前夕搞了两场活动，一场是武汉大学毕业生优秀写作讲习班，我们面向全武汉招了几百上千个学生，每个人只收五块钱，就可以听一个月的课，我还是讲师之一，我教文艺理论，这个讲习班的开学典礼就是请刘道玉校长来讲的话。我们中文系一个年级办了一个讲习班，能请刘道玉校长来讲话，校长居然可以接受。还有，我们毕业前夕还搞了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演讲比赛，刘道玉校长也被我们请来做评审专家，那天我也参加比赛，我做了45分钟演讲，还得了一等奖。很多年后我见到刘校长，他说他还记得这件事。所以当时武大的那种民主气氛、民主管理，这种氛围真的太好了。
俞敏洪：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学的历史上，我觉得刘道玉校长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和蔡元培校长相提并论，在刘校长光辉的沐浴下，整个武汉大学都变得非常开放。
李昕：是。
俞敏洪：现在回过来想想，你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做到几点，这个大学会确实变成一个好大学？
李昕：首先要开明、包容，要给学术创新以足够的自由和扶持。其次在管理方式上，少一点硬性的东西，多点软性和弹性。现在行政命令太多了，校长的自由度也相对少了一些。
俞敏洪：刘校长现在都90多岁了，我记得前两年他还出了一本有关高等教育的书，脑子特别清醒。
李昕：不做武汉大学校长之后，他办了一间民营小学，尝试新的教育模式，而且有很多经验总结，他针对这方面出了一本书，是我帮他联络出版的，叫《论爱的教育》。
俞敏洪：老人家真的为中国教育做了比较大的贡献。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学生的大学四年，如果能遇到一个好校长或者一个好院长，哪怕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导师，都会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刘校长以外，还有哪位武大老师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李昕：要具体说哪一个就很难，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很多名师，那些老师真的是向我们传道授业，毫无保留。我们听过很多名师讲课，印象都很深，我们同学现在都还会在微信群回忆，当初哪个老师讲的什么之类的，印象非常深。
俞敏洪：武大有一个特别好的校园环境，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到今天为止武大也是这样。武大出了不少人文学者，也出了不少企业家，陈东升、雷军都非常厉害。
李昕：是的。
俞敏洪：在武大的四年，你一直在读书吗？还是也参加了很多学生的社团活动？
李昕：我参加社团活动比较少，但武大的社团的确很多，学生当时自己办杂志，我们中文系里面还有诗社、剧社，体育方面也有社团，但我参加的比较少，我干得最专注的一件事是开了一个摄影社，给同学们拍照。
俞敏洪：你那时候有相机？
李昕：有，但我的相机是德国一个老牌子的相机，东德生产的，没什么名，叫Mimosa，但那个相机很出片。当时农村来的学生，从出生都没照过相，进入武大后希望留个影，我们就开了一个学生摄影社，我当社长。我当时跑到珞珈山照相馆，那是个国营照相馆，我去他们门口抄它的价目表，它们6寸的照片比如是7毛2，我就定价3毛6，它4寸的照片是2毛8，我就定价1毛4，我比它便宜一半。
俞敏洪：你自己有暗房？
李昕：自己有暗房，学校提供的。学校先是投资，我们算是勤工俭学。学校让我们去买了一架放大机，我们挣了钱就上缴学校，自己留一点做为出勤补贴，洗一晚照片，每人补助4角钱。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就会暗房技术，就和几个会玩摄影的同学，一起用暗房给大家放照片，最后把珞珈山照相馆给挤垮了，他们说我们不正当竞争，因为我们比他们便宜一半。
俞敏洪：那你毕业后怎么没去做生意？看来你生意脑袋也不错。（笑）
李昕：哈哈哈。（大笑）
俞敏洪：从武大中文系毕业后，发展方向是很多的，可以继续读研究生，可以到各个政府机关工作，也可以自己当作家，我北大的同学里也有作家。凭着你对文学的理解和文笔功底，我觉得你也可以当作家，大学毕业后，你为什么一心一意要选择当编辑呢？
李昕：其实我当时是比较清醒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根据自己的长处、短处做了一个自我评估，我用了排除法，觉得我不能干什么，或者我不喜欢干什么，最后选定了来做编辑。我下乡的时候也读了一些书，但我没读过什么学术著作，所以我的学术功底很差，我在上大学的那几年里，我发现一些同学在学术上已经有一些准备了，他们的理论功底比我好，所以我觉得那些人可能适合搞学术，包括到大学里当教授，但我大概不适合。
再讲才华，我觉得我和王家新、高伐林这些人相比，他们当时就是很著名的诗人了，我原来上哲里木盟师范学校的时候也写过诗，那种政治抒情诗，类似北大《理想之歌》的那种文体，当时师范学校毕业典礼上的长诗集体朗诵，那首诗就是我写的，所以我在哲里木盟师范学校的时候写诗算是小有名气呢，而且还是诗刊的主编。但我到武大的第一个月，武大搞诗歌比赛，高伐林和王家新他们上台去，把自己的诗拿出来一读，我揣在口袋里的诗就不敢拿出来了，出门就撕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写过一首诗。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受过写诗的训练，我的语言都不适合写诗，干不了那种文字工作，所以像作家、记者这种类型，我也不适合。把这些都排除以后，我觉得我可能适合当编辑，因为我觉得我的见识还不错，我在武大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写文学评论，当文学编辑是需要这种才、学、识的，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也不输别人，所以我就想去当编辑，正好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招文学编辑，我就去了。
俞敏洪：我们俩在这方面的经历还有点相似，你到了武大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写诗，我在北大也写诗，后来看了海子和西川的诗，我就认清现实了。
李昕：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还出过海子的书，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俞敏洪：你对自己的判断是非常准的，你的“识”肯定非常厉害，包括你选择这么多书，每本书一看就知道值不值得出版，出了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你的预判都非常准确。你的文学评论能力也非常强，比如我现在读了一本小说，我能知道它好，但我不太说得出来它为什么好，更加不可能写评论。比如我读陈忠实的书、阿来的书，我会觉得这些书应该都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平，但让我描述它们为什么这么好，我说不出来。
李昕：我那时候就是受这个方面的训练，所以我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朝着这条路走，我想成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所以你说我不想当作家吗？也不是，但我觉得我不适合创作，我适合文学评论，做编辑是可以兼做评论家的，所以我一开始选的是这么一条路。后来因为我去了香港，脱离了文学编辑的岗位，因为在香港，只要是人文社科相关的，他们什么书都出，所以我到香港以后，就恶补了一些文史类的图书，特别是跟香港主题相关的这些著作，占去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就没法坚持搞文学评论了。等我8年以后从香港回来，我发现我已经不再是搞文学评论的料了。其实80年代，很多人认为我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当时有一批跟我一起写文学评论的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很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但我没有坚持走这条路。
俞敏洪：你刚才提到了“才、学、识”这三个字，对于现在年轻的孩子来说，一个人往自己的长处发展可能才会有成就，你觉得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他怎样判断自己是有才、有学，还是有识呢？
李昕：通过和其他同学交流，大家应该对自己有所了解，别的同学有什么长处，自己在哪些方面不输给别人，这个应该自己心里有数。尤其你在一个比较好的大学里面，你的同龄人平均是什么层次，你应该是了解的，所以你哪方面强、哪方面弱，你在和同学的交流中就应该知道。比如我在武大的时候有文学创作比赛，我参加过好多次，我一次都没拿过奖，这就说明我的创作能力不行。但我参加过两三次讲演比赛，我都得过一等奖，所以我口才还可以，我其实是适合当老师的，但我又知道当老师需要肚子里面的学问，我在学问方面的积累又不够，所以我又不敢去当老师。其实我当老师的话，应该是一个很会讲的老师，但我可能不是一个会做很大学问的老师。所以我是比较取巧地选择了做编辑，我做编辑还是做得蛮成功的，这可能比我当老师要好。
俞敏洪：我刚才想了一下自己，发现我才、学、识都不行，我为什么从北大出来，因为才比不过、学比不过，识也比不过，我在北大混不下去了，就从北大出来了，后来我发现我做生意还不错，所以还是找到了长处。（笑）
当编辑40多年，回头看，你内心对当编辑肯定还是充满了骄傲感的？
李昕：那当然。
俞敏洪：你天天趴在那看别人的稿子，最后就做个幕后英雄，有时候不会觉得憋屈吗？
李昕：没有，我非常热爱编辑的工作。老实说，我当编辑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么清醒的认识，但渐渐就感觉到，其实编辑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当然，我工作很多年以后，读到了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说的一句话，当时就很受触动，他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就是说，做书可以对社会做出更大、更突出的贡献。你想想看，无论是从五四运动以来，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书承担了多少启蒙作用？所以我感觉，做编辑的人，如果能够出一些有利于社会思想启蒙的书，在传播知识、传播文化这些方面能够起到一些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作为一个出版人，这是很光荣的。所以我做编辑的目标比较清晰，我愿意为这些事情做一些自己的努力，也真的取得了一些成果，所以我挺满足的。
俞敏洪：从这个角度来说，你选书的标准一定不是看这本书能不能赚大钱，而是说这本书本身的社会价值是否能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不是你主要的判断点？
李昕：是的，但老实说，也需要兼顾，到今天这个时候，还是要考虑市场，考虑读者，考虑经济效益。
俞敏洪：没有市场，没人读，也不行。
李昕：对，也不行。但在我看来，这两者常常是一致的，两者背离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但你要尽可能地去选择两者一致的书来出版，一方面它是那种有思想价值、启蒙价值，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书，另一方面它也能取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所谓两个效益统一，要尽量去抓这方面的书，把这些书做出影响力来，能够让更多读者读到，同时也实现经济效益。
俞敏洪：你做这么久的编辑，你内心感觉最骄傲的是什么？
李昕：出了一些能够深入人心的好书，或者这个书引起了比较大的社会反响，得到了读者的高度认可，这会让我有一种自豪感。有很多青年编辑跟我说，你怎么能坚持一生一事呢？你怎么能做得下去呢？我们做了几年就觉得没意思了，乏味了，你怎么能一直保持激情呢？我就跟他们说，这完全是受到成就感的激励，你们需要尝试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编出一本让自己满意，也让你的同行满意，同时让社会满意的书。你是不是真的就是在尽心竭力去组到一本肯定会受到好评的书稿，然后通过你的策划，把它做成一本从内容到形式，包括在品相上都人见人爱的书？一旦你做出这样一本书，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你就会有一种自豪感。这时候你就会想，我做了这么一本，我还要做第二本，你做了两三本以后，就希望以后都做这样的书，于是你就干一辈子了，我大概就属于这种类型。
俞敏洪：这还需要有境界，把事情做成了，功不在我，在其他人。
李昕：其实编辑在这里面的自豪感是很强的，我跟很多青年人说，编辑的机会有时候比作家还多。你想，作家也希望他能留下传世之作，陈忠实一辈子就留下一本《白鹿原》，这个书传世了，他成功了。50年代丁玲主办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时候，她跟那些作家说，一个作家一辈子不需要写太多，有一本传世之作就行了，叫“一本书主义”。我跟我们那些编辑说，你们的机会比作家多，为什么？作家只能靠自己写作，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出来，那很辛苦的，一辈子也写不了几本书。但是你做编辑呢，做编辑其实一辈子也是“一本书主义”，能留下一本传世之作你就成功了。你想一想，中国这么多编辑，每个编辑要留下一本传世之作，就会有多少好书？我们的机会比作家多，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家拿一本，从那个作家拿一本，我们一辈子可以有很多传世之作经过我们的手推到社会上，我们应该可以享受到这种成功。
俞敏洪：这是了不起的，所以当你看到经过你手的、到现在还在产生影响力的书，其实内心有很大的自豪感。
李昕：我并不指望我编辑的书有多少本可以传世，但有一些书我已经编辑出版20年、30年了，现在在市场上还在卖，我认为这就属于有传世价值。
俞敏洪：那当然，有些书的版权到期了还会转到别人那去？
李昕：对，比如我在香港的时候，1997年香港回归，我编了一本《香港回归大事记》，我去年到香港，他们的书架上还摆着这个书，封面都换了，还在卖，这就是传世价值，30年为一世，这已经30年了。
俞敏洪：“一生一事”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您提到香港，在香港的8年，您觉得跟大陆出版业有什么不同？您在香港出版业方面学到了什么？
李昕：学到太多东西了，我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它把我培养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我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我对编辑、出版业务一无所知，我是从校对做起的，然后做助理编辑、编辑、编辑室主任，一直做到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但无论如何，还只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因为我的平台还是在编辑室编辑这个层次上。我到了香港就做了社领导，平台一下就变了，眼界就打开了，我学会了站在一个社领导的角度考虑一个出版社的问题，这对我是极大的锻炼。
另外，香港和内地的环境完全不同，到了香港以后，我关注现实的意识大大加强了，因为香港是一个复杂的斗争环境，我去香港的时候，香港还没回归，那时候香港的中资企业在中共的领导下还在跟港英政府较量。我就了解到，香港的那些“老三联”，他们的那种意识跟邹韬奋在国统区做出版的意识是一样的，就是要用图书介入现实、改造现实、启蒙民众，他们这种意识特别强。我过去在北京的时候，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但至少不是自觉的意识，到了香港以后，这种现实意识加强了。
再就是市场意识加强了，你完全是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根本没人给你一分钱，这个时候感觉经济压力非常大，尤其1998、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出版社关掉了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很多出版社就剩下两三个员工了，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所以一定要看准市场，做书要赚钱，这个意识我是从香港带回来的。2005年我从香港回到北京三联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赚钱意识比他们强了，因为香港的眼光不一样，拿到一本书要考虑经济效益，而北京的同事们那时候的这种市场化意识还很淡，是后来慢慢一点一点转变过来的。
还有就是所谓的书感，你要把图书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好，要有很好的品相，它用什么面貌出现，包括装帧艺术形式，包括书里面的设计。这些方面，香港在90年代，甚至到2000年初都是一路领先的，它和国际接轨，但大陆呢？我们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书只重内容，不重形式。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比我们早运用电脑，他们用苹果电脑，他们叫Macintosh，在这个电脑上比较早地可以用PageMaker和Photoshop软件，有这些软件就可以进行图文混排，所以他们当时已经在大批生产图文书了。1996年我去香港的时候吓了一大跳，没有什么书不带图，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1996年以前，要把一张图插到书里是非常困难的，要另外制版，在铅字里去拼版。所以讲究书的装帧艺术形式，讲究设计，这种观念我是到香港培养起来的。我感觉香港给了我全方位的提升，如果说我在大陆的时候曾经就是一个编辑，我到香港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出版人，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综合认识一本书，认识一个出版社。
俞敏洪：你觉得中国今天的图书装帧形式和内容的结合赶上世界水平了吗？
李昕：完全赶上了，就是在最近十几年，现在是完全无差别。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们也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我们的书拿到国际上参加书展都没法看，跟人家摆不到一起，现在看无差别，甚至形式上更好了。我们评中国最美的书，我们玩儿的一些设计都非常奇特，外国人拿去看也吓一跳。
俞敏洪：有时候我拿到DK这样的书，觉得他们的图文水平还是比我们的高。
李昕：我们也有很多书是在模仿它，但我们也有很多创新，像莱比锡书展评“世界最美的书”，每年中国都有作品入选获奖。
俞敏洪：你现在还去法兰克福书展吗？我一直想去。
李昕：退休以后没去过了，在香港的时候去过两三次，到了北京三联也去过两次，一共去过五次。
俞敏洪：什么时候咱俩一起去一次，你给我讲讲，回忆一下参观书展的感觉。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书展，我还没去过。
李昕：对于做书的人来说，法兰克福书展是做书人的麦加，就像穆斯林一辈子至少要去麦加朝圣一次一样。你不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其实没有必要去，但你愿意去的话，一定会大有收获。
俞敏洪：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算是满足内心的一种渴望和向往，因为毕竟是读书人，能到那个展示了几十万本、上百万本书的巨大的市场上去看一看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俞敏洪：你在三联工作了17年，为什么会在三联坚守这么久？三联出版社对你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李昕：三联是非常有传统的出版社。在邹韬奋当总编辑的那个时代，三联是接受中共领导的一家进步出版社，甚至可以说它是红色出版社，它在国统区出了很多红色读物，翻译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经典书。因此书店常常被国民政府查禁，三联书店开了一间关一间，开了一间又关一间，当时还不叫三联，是“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当时还没有合并，但这三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创办，邹韬奋当时不是共产党员，是死后追认的，但第一任总编辑胡愈之就是共产党员；“读书出版社”，主要创办人李公朴不是共产党员，但主持工作的黄洛峰是共产党员；“新知书店”好几个创办人都是共产党员，包括薛暮桥、徐雪寒。所以这几家出版社风格非常相近，都是中共领导下出版进步读物的出版社。当时在国统区出版这种红色读物的好像也只有三联系统的这三家出版社，因为他们出书风格相近，1948年周恩来指示，你们三家合起来吧，就成立了三联书店。
解放以后，三联书店被“肢解”了，1951年被并到人民出版社作为其子品牌，留了十几个人在那儿成立了三联编辑室，其他人就分配到各处去了。我问过当年三联的老同志，我说，你们失落不失落？你们这么好的出版社，影响力这么强，结果解放后被拆散了。那些老同志说：“我们才不失落。”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是被当作骨干被派到各个出版社去了，到各个出版社当领导去了。比如国家当时要建立人字头的出版社，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人民音乐、人民教育，这些出版社全都有老三联的人，因为当时共产党需要有业务经验的人去开新出版社，三联在解放前就是很可靠的，三联的人又有业务经验，就派他们到各个出版社充当骨干。
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出版社的人保持那么密切的联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那些老人都没有，但老三联的人抱团特别紧，因为三联的老同志是革命战争时期结下的友谊。这批人到1986年改革开放以后，就联合起来给中央上书，打头的人是胡绳，当时在社科院当院长，他是三联1948年合并后的第一任总编辑，他们就给中央写信说要恢复三联。那封信是1983年写的，到1986年1月1号，中央批示正式恢复三联书店作为一个独立出版社。从1951—1985年这35年间，不是没有三联，也不是不能出书，但是出书很少，它只是人民出版社下面的一个编辑室，范用主持，到了1986年独立建制以后，是沈昌文主持、再后来是董秀玉主持，这个时候，三联在传统基础上又有了发展。
三联的传统是与时代同行，与时俱进，要引进新思想。邹韬奋时期引进马克思主义也是引进新思想，到改革开放时期睁开眼睛看西方，从西方引进一些新的思想、文化、科学、理论，这就成了三联的主要任务。所以80年代以后，三联出了很多这类的书，影响力非常大，最后被誉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西学源流》这些书的影响力特别大，相信你年轻的时候肯定读过三联的书。
俞敏洪：肯定读过啊。上海三联和北京三联不是一家公司吧？现在有关系吗？
李昕：不是一家，两家是亲戚，各自独立核算，但有合作关系。老三联最初是在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家都在上海，上海也有一批三联的老同志，他们看北京恢复了三联，寻思三联的老根儿在我这儿呢，怎么能恢复到北京去，要恢复也得恢复到我这儿，他们就也申请了，一年以后中央批准在上海也恢复成立一间三联书店，这就是现在的上海三联书店。现在三联书店就变成了三家，北京一家，上海一家，香港还有一家，但都是彼此独立的。
俞敏洪：但理念、互相之间的交流是一样的，在一般人心目中三家就是一家。
李昕：香港那家从来没停过，因为1948年，这三家是在香港合并的。为什么跑香港合并？那时候国民党迫害，三联的进步人士全跑香港去了，周总理就指示在香港合并。合并以后，新中国成立了，大批人回到内地，胡绳、邵荃麟、乔冠华这批人都从香港回到了内地，在北京又成立了三联。但香港三联一直有一部分人留守，大概有二十几个人，他们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的名义在经营，说起来像是总部在北京，分店在香港，但实际上没有隶属关系，只是用这个名字而已。但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三联一直在坚守，在北京间断的这35年间，他们没有间断，他们一直在出书。
俞敏洪：一直是在祖国的领导下？
李昕：当然，当时属于新华社香港分社，现在属于中联办。
俞敏洪：你去的时候是被国家派过去的？
李昕：对，那时候叫商调，由新闻出版总署和香港新华社分社商调过去的。
俞敏洪：我看书中写到，当时孩子在上学，年龄小，家里也少不了你，但你还是毅然决定去香港，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李昕：那时候40来岁，就是想开开眼界。
俞敏洪：确实开眼界了。
李昕：香港这八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要没有这八年，我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的很多理念是在那里形成的，很多人都感觉我和一直在内地工作的出版人不太一样。
俞敏洪：香港出版业一直还算是不错的。
李昕：现在比较艰难，因为市场太小。我在那儿做的时候还不错，9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是不错的。
俞敏洪：你后来到了香港，包括到了北京三联，其实就担任领导工作了，担任领导就要处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对你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进步，还是你其实很烦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李昕：很烦，我不太喜欢做行政，也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一个行政领导，后来他们给我安上这个职务，你就是行政领导，你就得处理这些行政的琐事。我如果想做行政领导，1994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机会，那时候陈早春社长想提拔我当副社长，当时我做社长助理好几年了，从接班顺序来说我也符合，但我硬是婉拒了，因为当副社长就要管发行，就不能编书了，我还是喜欢编书，我宁可不当副社长。2005年我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几年以后让我做总编辑，我的心思也不在经营和管理上，尽管我的经营管理意识并不弱，做书也要经营，也要想办法走向市场，要赚钱，这个概念我有，但我不喜欢管那些事情。
俞敏洪：但你还是坚持管下来了，因为没办法，一个硬币的两面，你要想看正面，反面的事你也得做好。（笑）但最终你还是回到了编辑，包括你现在还是在商务印书馆帮着甄别哪些书是值得出版的书。
李昕：对，退了以后，我在帮他们介绍一些选题，所谓发挥余热。事实上很多老编辑退休以后都没有退，比如三联的范用、沈昌文、董秀玉都一直在做，范用和沈昌文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做。
俞敏洪：变成了一种精神依托。
李昕：大家也希望老同志能够继续做，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退休以后，手里还有很多资源，还有很多经验，大家倚重他们。编辑有点像中医，老了以后反而更能够给人提供建议和意见。老中医，70岁、80岁，好像越老越好，但很多编辑60岁就退了，正是黄金时代，积累的经验和资源都浪费了，很可惜，所以我退休后，他们还是希望我能够继续做。
俞敏洪：现在这样活跃的一批老编辑其实还挺多的。
李昕：挺多的，有好多人退下来以后还在做。
俞敏洪：在你的编辑生涯中，有没有这样的作者，原来他的书根本没人出过，没人看得上，你看上以后，你帮他出了，最后他变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李昕：有很多，比如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那时候才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最后我帮他把这套书争取到成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套书对于杨义来说，奠定了他这辈子的学术道路基础。
俞敏洪：是不是这种东西让你更加有成就感？比出杨绛的有成就，因为她已经很有名了。
李昕：那当然，你说得完全正确。
俞敏洪：在你的整个编辑生涯中，有没有什么挫折和遗憾？
李昕：太多了，我的书出版以后，有一些搞编辑学的研究者和搞出版史的研究者就说，你的书里最好的不在于你写了多少成功，在于你写的那些遗憾。我是比较坦诚的，无论哪一本书，我在跟作者的交往中，有什么事情给我留下了遗憾，我会照样写进去。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样，叫《做书：感悟与理念》，201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的，我总结了很多案例，其中好多案例是不成功的案例，但从这些不成功里可以总结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我写书的目的就是总结自己，启发同行，我觉得我能够给别人提供的经验可能比较少，但我能够给别人提供的教训大概不少。所以大家读我的书，也许从反的方向能得到更多启发，所以你说的那些遗憾我写到了书里面。比如林青霞，她作为一个著名电影演员，其实她的文笔不坏，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叫《窗里窗外》，实际上写的就是圈里圈外的故事，写的是艺术圈，写她周围的那些艺人，她跟他们的交往，很好玩儿，文笔很有趣，有很多香港很知名的文化人推荐她。
她当时把稿子交给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天地图书公司想出这本书的大陆版，那个老板跟我很熟，就把稿子给了我，在大陆我是第一个看到稿子的人。当时我在三联做总编，我觉得三联出版这本书没有问题，但是有两条，第一，书的装帧设计不规范，因为林青霞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张叔平，这个人在香港是一个电影设计师，做电影海报的，结果这个书设计得像电影海报，书里每页排版都不同，每一行都不齐，有的一行多一点字，有的一行少一点字，有的字体大，有的字体小，插了好多图，真的就像海报。我觉得，三联要出版，就得改变这个设计。第二，我给她报价，我们征求了当当、京东等很多网站和大的地面店的意见，最后报了5万册。结果最后竞争，我们输给了广西师大出版社，那时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总编辑是刘瑞琳，她志在必得，专门飞到香港跟林青霞见了一面，什么条件她都答应。我不知道是林青霞开口，还是刘瑞琳主动，一上来就报了8万册，也完全接受张叔平的设计，林青霞很高兴地就跟她签约了。我得承认这件事儿，刘瑞琳是有想象力的，而且做得有魄力，做得很成功。
俞敏洪：现在刘瑞琳还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吧？
李昕：她还在做“理想国”，不一定是和广西师大出版社合作。还有一件事儿跟刘瑞琳也有关，那也是我的遗憾，我们出钱穆作品系列，我们出了大概22本，我们认为钱穆的书凡是值得出的，我们全都出过了，但最后有两本，一本叫《晚学盲言》，一本叫《人生十论》，这两本我们的编辑想了想，一是觉得钱穆自己选的内容和他的其他书有部分重复，二是觉得跟他的其他书相比，这两本弱一点，质量平平，就没做。结果我们出了22本以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发现我们漏了两本，他们就出了，结果那两本做成了畅销书。特别气人的是，他们还在三联韬奋书店里卖，上了三联书店的畅销书榜。（笑）过了几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合约到期以后，三联就把这两本拿下来了，因为我们自己种的果树，所有的果子我们都要摇下来。
俞敏洪：这还好，人生中谈男朋友、女朋友，有时候第一眼没看上，错过了，再过几年，一看后悔了，也有这种情况。（笑）
俞敏洪：到现在为止，从你手里出的书，加起来有好几百本了？加上你手底下的编辑们出的，肯定不止这些。
李昕：我亲自审过的书，如果连终审都算上，大概有三千多本。但我自己做责任编辑的书其实不多，因为我后来做了总编辑以后，就不做责任编辑了。
俞敏洪：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一批又有影响力，又很畅销的好书，其实都是从李昕老师和他的编辑手里出来的。你这么多年出版的这些书中，今天回忆起来，哪些书还挺值得一提？
李昕：其实我这两本书里就提到了不少，很多读者说他们看了我这两本书，就从书里发现了一些好书，说我是“种草”了，直接就下单了。《一生一事》讲我自己这40年当编辑的过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讲，每个故事都涉及到了一些其实挺值得读的书。《翻书忆往正思君》是讲我和三十多个名家的交往，我和他们的交往就是给他们编书，当然也会涉及到他们的书，有些书确实在这两本书里有推荐。
俞敏洪：而且你这两本书里列出来的大部分书，在今天读起来也不过时，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李昕：那天你让我推荐几本书，我就写了一张纸，大概有十二三本。其实值得推荐的好书实在太多了，但我要推荐我经手过的、我参与过选题或者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因为我经手的很多书是学术的，今天又面对的是大众读者，太学术的书不适合在这个场合推荐，所以我就想推荐一些有一定的思想性，也有一定大众性的书，让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都能读。
第一本是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出版十年了，目前卖了150多万册了。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传世之作，什么时候都能看，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并不是给一个领导人作传，而是在给我们整个改革开放时代作传。所以，这个书名叫“时代”，很切题，它就是告诉你，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这条路是从哪儿走过来的，应该再往哪里走，走向何方。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了解这个路径，这本书是必读的。
第二本是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是一套个人的回忆录。王鼎钧是个作家，他的回忆录属于文人回忆录，在我看来，20世纪的文人回忆录中，这套书是最有价值的，不是之一，要我说就是第一。当然，大家见仁见智，但我会这么推荐，因为光是我经手出版的文人回忆录就有很多本，相比之下，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的价值还是要高得多，因为他用一个人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了20世纪100年的时代沧桑，所以人们称王鼎钧是“一代中国人的眼睛”，这句话说得非常准确。
我还想顺带推荐他的另一本书，是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的《现代小说化读》。王鼎钧是语文学大家、语文教育大家，他除了搞文学创作，还教人写作。他说他自己的写作就是不断地向前人学习，不断摸索，他找到了路径，他说我不能私藏，我要传授给别人。所以他写了很多教人写作的书，什么《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作文六要》……大概有十来本，2024年他就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现代小说化读》，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本？因为这本书在王鼎钧的语文教育类书籍里面，算是一本奇书，他的写法不但和他自己其他的书不同，也和所有别人教写作的书不同。它奇在哪儿？王鼎钧选择了三四十篇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他在解读这些经典的时候，没有用一句理论的话，他是在说，这些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他概括了一个模式，可能这个模式是三段论，然后他说这篇小说的核心就是这个，你创作的时候能抓住这个核心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另外举例，就用这个模式编一两个故事，告诉你可以这么写。或者他从西方或者中国古代经典里面，找出符合这个模式的内容，再给你举几个例子，告诉你这个模式可以创作这样的小说。所以他本来是想给你讲理论，但他没有一句理论的话，全是大白话，用讲故事的方法来拆解故事，这种文学评论，我们在两千年的文学批评史里都没见过，所以我说它是一本奇书，可以特别推荐。
第三本是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也是武大毕业的，但我们没有见过面，只是出过她的书。齐邦媛老人家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她一辈子都是搞学术的，到了晚年才写下了这本《巨流河》，将她这辈子的经历，从她父辈到她，这两代人的人生经历写了下来，算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实际上写得非常平实，没有很多文学和夸张的东西，但她记录下来的很多故事非常感人，非常震撼。比如她写她父亲帮助郭松龄起兵反张作霖，她写她和国军的飞行员张大飞的爱情故事，写得催人泪下。所以很多人推荐《巨流河》，我觉得它确实有它的特点，它不是文学胜似文学，情感的力量特别强大。
第四本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应该算是名著了，出版了以后，这20多年一直受关注，但中间有十几年因为惹上了名誉权纠纷，没有重印，断市了。2013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后，才又再版，又再次获奖。陈寅恪是中国的史学大师，如果我说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第一知识分子，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这本书就是写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20年，从1949年到1969年他去世，这20年中的命运沉浮。实际上陈寅恪没有挨过什么特别的政治上的整肃，国家还是挺保护他的，但确实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在大多数人都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时候，他一直在坚持他的主张，那他在这20年中是怎么过来的？他在那个环境下又经历了一些什么？读这本书可以使读者很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第五本是杨绛翻译的《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下简称《斐多》）。我经手过很多本杨绛的书，很多是她自己创作的，但我特别想推荐的不是她创作的书，而是她翻译的这本《斐多》。斐多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弟子，这本书记录的是苏格拉底的临终谈话。古希腊最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因为他在当时对宗教和神有不同的看法，被认为是误导青年，结果被法庭判决死刑，给他喝毒酒。他在最后一天发表了一通讲话后，拿起毒酒饮酒自尽，非常地从容不迫，斐多在现场听了苏格拉底的临终演说，就记录下了这些内容并复述出来，而柏拉图就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了，这本书属于《柏拉图对话录》的一部分。
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大家都知道杨绛到晚年之后就完全超脱了，她已经看淡生死了，她写了很多书，谈论人的终极问题，生和死的问题，这和苏格拉底在《斐多》里的谈话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杨绛到晚年能够参透人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翻译了《斐多》，在这方面杨绛是超过钱钟书的。钱钟书没怎么谈过生死问题，但杨绛到晚年写了一本《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谈的都是生死问题。她为什么会写这些问题？因为她翻译了《斐多》。《斐多》中苏格拉底在临终前谈的话题，主要是生死问题、人的灵魂等等，杨绛到晚年也讲了很多灵魂不死之类的，都是从这儿来的。关心杨绛的读者可以读读这本书，《斐多》是苏格拉底的名著，本来就值得好好研究。
第六本是曾彦修的《平生六记》。曾彦修是我特别敬佩的老出版家，他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的社长。他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写了一本书叫《微觉此生未整人》，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的，后来在内地改了名字叫《曾彦修访谈录》。很多人可能会奇怪，怎么会把《微觉此生未整人》作为一个书名？你这辈子没整过人难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优点吗？不整人是正常的，为什么要整人呢？你一辈子没整过人有什么好炫耀、好得意的？这里就要联系具体环境了，曾彦修一直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手里是掌握大权的，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他有机会整人，但他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坚守良知，不去整人，这个非常难得。《平生六记》就是记录了他在六次政治运动中，从刚解放的“三反五反”，一直到后来“反右”和“四清”，在这些运动中他是怎么保护别人的，在整人的运动到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思考的，包括1957年，他发现如果不给他的同事打成右派，他过不了关，怎么办？他把自己打成了右派，救了他的同事，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周有光最后给他这本书题了四个字：良知未泯。如果你想了解解放后的思想运动史，这本书是必读书。
第七本是何兆武的《上学记》。这本书读起来比较轻松，何兆武从他年轻时候的求学经历写起，一直写到他上中学、大学，再到1949年，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写西南联大的故事。现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也算是热点，大家都在读和西南联大相关的书，但那些书的记录都比较粗，何兆武是那里的学生，他有自己的第一手观察和记录，这一点有点像许渊冲，许渊冲也记录了，许渊冲的日记里有很多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何兆武也是，他评点了很多西南联大的人，包括吴晗、冯友兰，他还评点那些教授，有很多东西很有趣。这本书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无论怎么争议，这本书的史料价值都很高，出版之后也很受读者欢迎，一直是畅销书。
第八本是吴敬琏前几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改革大道行思录》，吴敬琏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且行且思”，所以我和他商量起了这个书名。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大家应该知道，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在改革开放中，很多人各抒己见，但没有一个人像吴敬琏这样跟踪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且这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的参考意见。吴敬琏有一个外号叫“吴市场”，为什么？他是最坚定的市场派。实际上，吴敬琏这几十年所有的著作，如果要提炼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一句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我们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财富怎么分配的问题，到底是政府主导、官方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我们就是要把官方主导变成市场主导，这就是改革。我这么说当然不完整，但这是核心观点，吴敬琏就是坚决主张这个观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写进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决议、会议公报里的，但这句话执行起来仍然还有很多困难，仍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吴敬琏一直还在为他的市场化主张大声疾呼，于是在十八大以后，他又写了一些论文，就放在了《改革大道行思录》里。之前我们也出过吴敬琏的《重启改革议程》《直面大转型时代：吴敬琏谈全面深化改革》，所谓大转型时代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改革大道行思录》是他比较新的、谈这个问题的论文集。
第九本、十本是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以后的思想运动中的经历，这两本也是必读书。陈徒手是一个资料专家，他会搜集档案，比如《人有病，天知否》里写的都是中国最著名的一批作家丁玲、赵树理、沈从文等等在解放以后的历次思想运动中的经历、心路路程。他怎么写的呢？他跑到作协的档案室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档案抄出来写的。这本书是王蒙作的序，非常肯定他的做法。他抄了很多第一手材料来研究这些人，讲他们的心路历程，当时他们怎么写检讨、怎么自我认识……这些东西都在里面。这本是早几年出版的，后来我在三联的时候又重新出了。《故国人民有所思》不是写作家，而是写学者，以北大的教授为主，周培源、贺麟、冯友兰等等，同样写他们在50年代以后一直到文革时期的思想改造历程、心路历程，写他们个人奋斗和个人选择，以及他们陷入的那种困境，这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不可不读。
第十一、十二本是杨振宁的《曙光集》和《晨曦集》，一本是三联出版的，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都经手了。杨振宁是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甚至可以说他是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世的物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但杨振宁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仅是物理学家，同时还是社会活动家、人文学者。杨振宁写了很多人文方面的话题，写了大量的散文，而且他的散文写得非常好，比如他写邓稼先的文章是进了中学课本的。《曙光集》和《晨曦集》里就收录了他晚年的散文、随笔，《晨曦集》里还附了一些其他人介绍杨振宁的文章，很值得大家读一读。
最后再推荐第十三本，徐泓的《韩家往事》，去年刚刚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出的。韩家是清末天津的大家族，开始是经商的，到二十世纪初渐渐变成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家族，名人非常多。这本书以韩家五姐妹为线索，写下了这个家族三四代人的百年历程。五姐妹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女性，她们不缠足，学文化（包括学英文），而且全部嫁给了海归知识分子或者高官，其中包括西北大学校长傅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卫立煌等。这些家庭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下两代的故事，反映了百年的社会变迁，不仅史料价值很高，而且非常引人入胜。
以上这些书是我经手过的且现在能买得到的，出版得都不是太久，最多十来年。90年代、2000年前后出版的书我都没有推荐，我没有经手的也没推荐。
俞敏洪：这里面我也有五六本没读过，这个书单很值得年轻孩子们读，因为它会把孩子们带到中国过去的历史阶段和对未来的展望中。
俞敏洪：你这几十年接触了那么多的出版人、出版社，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你觉得最好的出版机构有哪些？哪些出版家在你心目中特别了不起？
李昕：咱们就说国内的。我特别尊敬的国内出版家，三联的老前辈邹韬奋就不用说了，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我也很尊敬。陆费逵为什么要创办一个中华书局？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要为中国出版争口气。其实他原来是中国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部门主任，但商务印书馆当时在跟日本合资（他们最早的印刷机都是从日本引进的，那是在1913年以前）。陆费逵觉得不舒服，他想，我们干嘛要跟日本人合作，我要自己搞一个出版社，所以开宗明义叫“中华书局”。实际上他出的书都是跟商务印书馆对着干，一开始就是以和商务印书馆竞争的姿态建立的中华书局。当然，商务印书馆两年之后结束了跟日本的合资，变成了纯粹的中资民营出版机构，像张元济、王云五都是商务印书馆最著名的出版家，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备受尊敬。三联这个系统里面，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几位著名的出版家，比如我们的老前辈范用、沈昌文，以及岁数并不算太大，我们也都敬重的董秀玉，这都是三联历史上出版人的标杆。
俞敏洪：而且直接跨入了改革开放时代。
李昕：是，这些人留下的业绩是非常值得我们记录的。我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出版人，我写了8个出版人，他们都特别值得我们敬重。其实我对出版人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为他人做嫁衣，一辈子自己默默无闻，但他们的事迹非常值得我们铭记，值得我们敬佩。
俞敏洪：他们包括你在内，对传统文化价值，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内在的共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那你觉得你接触过的这些作家、名人中，哪些人从人格、人品到思想方面，给你带来的印象最深？
李昕：很难说哪一位，应该是一批。要说对我个人专业发展影响比较深的是刘再复，因为我在80年代是搞文艺理论的，刘再复是文艺理论家，当时他提出的那些关于文艺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特别是文学主体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等理论，对我们来说是振聋发聩的。我当时要走文学批评这条路，看到刘再复的文章都非常震撼。刘再复当时还搞了新学科的讲习班，我也去听了，觉得我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全可以放一边了，我得整个接受一种新思维。
要说从人格上对我有影响的，那就有很多作家了。我写这两本书，特别是《翻书忆往正思君》，我写了30多个作家，对每个作家，其实我都很强调他们的人格，就是王鼎钧那句话，“做值得写的人，写值得做的人。”这是他在纽约跟一些传记文学作家讲的话，说你们自己也要努力地好好做人，做值得写的人。你们要写谁呢？写值得做的人。值得做的人是什么人？有人格的人，有风骨的人。所以我写这本书很强调这些人的风骨。
俞敏洪：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中国大先生传”，因为我们对有人格、有风骨的人都叫大先生。
李昕：《翻书忆往正思君》很注重写这些人的风骨。说实在的，风骨得作稍微广义一点的理解。风骨不一定都是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一定都是“金刚怒目”。像鲁迅所讲，“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就是中国的脊梁。”既然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当然是有风骨的。所以我在书里写了好多人，包括一些埋头苦干的人，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惊人之举，但他们也是有风骨的人。比如杨振宁，他是温柔敦厚的人，你怎么说他有风骨呢？但很多人不了解，杨振宁是一个非常敢于坚持自己不同意见的人，是有独立思考的人，独立思考就是一种风骨。比如70年代，中央领导要搞大加速器，听了中科院的意见以后，就来征求杨振宁的意见，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非常急切地希望杨振宁表态支持，但杨振宁说，“以中国目前的条件不适合搞，钱不应该用在这里，你有更多其他需要用钱的地方。”他这个观念一直坚持了40年，一直到二零一几年他还坚持这个观点，因为现在大加速器的作用已经不像70年代了，花太多钱搞高能物理这一项研究还是不值，他就一直坚持这个观点，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
另外，杨振宁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在70年代的时候来过一趟中国，他对新中国有很多感慨，回到美国后到处讲演，“敢教日月换新天”。他成了美国的华人领袖，他主持了美国的华人协会，还当主席；而且当时还在报纸上登整版的声明呼吁中美建交；美国的留学生有“保钓运动”，杨振宁就是“保钓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为了宣传新中国做了很多事情，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找他至少谈过三次话，他甚至有被暗杀的危险。杨振宁当时是这样的人物，这跟李政道就不一样，李政道是物理学家，他是实实在在地做物理学学问，他不参与这些，但杨振宁和何炳棣（美籍华人史学家）在这方面都非常积极热心，他们同时也是人文学者，这就是有风骨的人。
再比如杨绛和钱钟书，现在有些人甚至质疑，说杨绛和钱钟书这样的人在50年代怎么没站出来对当时的极左政治表过什么态？他们不是沉默不语吗？我要说，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风骨。大家想一想，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大家都在互相批判，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杨绛和钱钟书去批判别人？比如“反胡风”运动，你见过杨绛和钱钟书批过胡风吗？没有。但多少作协的领导人，那些大作家、大学者全都批胡风，钱钟书和杨绛没有。1957年反右运动，你见过钱钟书和杨绛有什么落井下石吗？他们没有参与。当时那种运动，政治上是互害的，但他们这辈子不害人就很了不起，这就是风骨。文革期间，“四人帮”请他们去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钱钟书不去，江青让杨绛陪她逛颐和园，她不去，就凭这个，我就觉得这是有风骨的人。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能够得到这种殊荣，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但他们可以婉拒，这就是风骨。
俞敏洪：这也是你的书想要传递的。
李昕：《翻书忆往正思君》写了我所接触的文化人、学者、作家。我一辈子和他们打交道、为他们服务、与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他们的很多品质是值得读者和我本人学习和借鉴的，所以我说我要写出这些人的风骨，这些人确确实实是一些有风骨的人。
我从90年代就提出过一个观点：我们为一个人立传，绝不会为成功立传。就像我说我敬重你老俞，不是因为你做企业成功，而是因为你的人格。我写这些人也是因为敬佩他们的人格，我才会写他们。所以我写的都是故事，我希望读者从这些故事中看到的不仅仅是故事，如果大家从这本书里能读到一些人的思想、闪光的东西，我会感到非常满意、知足。
俞敏洪：《一生一事》想传递什么呢？
李昕：《一生一事》主要是我总结自己，启发别人。我觉得我做了一辈子编辑，有很多心得可以和大家分享，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借鉴。当然，这里面主要不是我的经验，更多的是我的教训。不光是编辑，也许从人生的角度也可以给青年人一些启发。那年我住院动手术，跟我临床的一个工信部老局长，比我大10岁，他是60年代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我们聊天聊得很高兴，我出院后就把这本书寄给他了。他读完以后，给我写了一封2页纸的信，拿钢笔写的。这封信的结尾就说，“你这本书应该推荐给每一个大学生读。”他说，“我相信每一个大学生都能从你这本书里得到人生的启发。”
俞敏洪：《一生一事》和《翻书忆往正思君》是两本又轻松又有深度的书。《一生一事》相当于中国个体的文化发展史，或者说个体参与文化发展的个人史；《翻书忆往正思君》是文化人和文化人在出版方面的故事和对谈。两本书的侧重点有点不太一样，而且李昕老师的文学功底非常深，又当了这么多年的编辑和总编，所以他的文字可读性非常强，轻松、亲切、幽默，非常容易读懂，里面的故事也非常精彩。当时这本书，我拿起来就没放下，一直读到底了。
《一生一事》的书名就已经道尽了人生的美好，因为人尽管有很多雄心壮志，但其实一个人一辈子被世界记住通常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件非常到位的事情。李昕老师做编辑40多年，帮着中国人民筛选了这么多的好书并出版，而且一心一意做编辑做到今天，可以说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书消得人憔悴”。（笑）我读了这本书非常感动，李昕老师写了他从武大中文系开始，一直到今天编辑工作的全过程。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到香港三联再到北京三联的过程中，他是如何跟这些著名作家打交道，自己思想的改变、选书的标准，以及为什么要终身坚持当编辑。他比我大10岁，算是老大哥，他上学的时候是1978年，只比我高两届，所以我们经历了共同的时代和变革。我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世界上的很多不确定性，在迎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但又让人期待的新时代的到来，尤其这次美国的改变，让我们有了更多内心的不确定性，希望中国能抓住这个发展机遇，给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翻书忆往正思君》可以说是寻找人生榜样之书。李昕老师跟大量的作者打交道，书里列了三四十个优秀的作者，包括名人，还有大家没见过的人，李昕老师在书里写了自己跟这些作者的交往所带来的感悟，以及对这些作者的书的分析和对他们思想的分析。书里面充满了很多人情味，充满了很多见识，充满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涌动的脉络。
可以说每个人为这个世界做的贡献，如果放在一个人身上来说，都算是涓涓溪流，不管是李昕老师编了这么多书，还是新东方送了那么多留学生出国去迎接世界眼光，或者去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科学和文化。总而言之，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但重要的是，这些涓涓溪流最终会汇成奔流的大江，而正是每个人在几十年中的努力汇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江中，才有了中国今天的美好局面，有了中国的繁荣和昌盛，也有了我们进一步走向美好未来的基础。
李昕老师的书不仅仅是在写一个个人，而是在写一个时代。就像李昕老师说的，一本书在写个人故事的同时，如果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洪流和走向，以及这个时代的各种挑战和奋进，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是一本好书，王鼎钧的四本回忆录就是如此。我在《一生一事》《翻书忆往正思君》中读到的是我们这代人，在这几十年中是怎么过来的，表面上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实际上，在表层下面，真正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的，恰恰就是这些作家和这些书中所提到的文化变革力量。希望大家去了解这个时代，知过去而向未来，知道了过去，我们走向未来的时候就会更加确定，更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
李昕：谢谢，总结得好精彩。
俞敏洪：在我们对谈之前，我用一句话给李昕老师的人生做了个总结，我说李昕老师过了一个简单但非常丰富的人生。“简单”是指他从武大毕业一直到今天依然在当编辑，一心一意发掘好的作家、作品，让大家阅读更多好的书。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当编辑会让人感觉是给人做嫁衣的工作，尤其像李昕老师，文笔这么好，有些人就会冲到前面去，不当编辑，而是当作者，当然你现在也没亏待自己，写了两本这么好的书。“丰富”是因为李昕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丰富中国的文化，自己的人生也因此变得更加深邃，而且他让更多优秀的作品展示在了中国人民面前，让大家看到了不断丰富的文化，也看到了多种多样的灵魂。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最后有个问题想问李昕老师。现在很多人想读书，也希望读一些好书，在读书的方向和读书的选择上，你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
李昕：一本书的价值可以是学术价值，可以是艺术价值，但最主要的是思想价值。你去看，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像《白鹿原》这样的小说，当然有很好的故事吸引着你，也有很高的情感价值会感动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说中作者体现的思想。不仅是小说，各种类型的书都是这样。三联也出了很多学术著作，三联过去有一个口号叫“学术中的思想，思想中的学术”。我们要挑有思想的著作出版，有一些纯粹的学术著作不能够体现思想，我们就要慎重选择。跟商务印书馆相比，三联是一间很小的出版社，但三联的品牌影响力不输给商务印书馆，三联出的书很少，大套书也很少，都是单本书，但单本书的影响力非常大。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为什么说三联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因为三联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书打动了知识分子的人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书中的思想。所以建议读者选书，优先选择思想价值高的书，其他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情感价值也都重要，但排在第一的是思想价值。
俞敏洪：你涉猎的书特别多，而且有着非常敏锐的眼光，尤其现在你的眼光已经非常老道了，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约定，每隔三四个月我就找你，让你推荐5—10本你觉得值得读的书，然后我跟你一起推荐，咱们一年推荐15—20本，甚至可以更多，有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的书。现在尽管出版业表面上越来越兴旺了，确实出版的很多书，至少我作为一个“半吊子”读书人来看，真正值得大家读的书越来越少了，在这样的前提下，有读书的引路人就变得特别重要，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生命有限，同样花一个礼拜的时间读一本书，读完以后觉得没学到什么东西，和读完以后觉得这本书对我非常有启发，是不一样的。
李昕：我也在我的短视频账号“编余闲笔”上推荐书，因为读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看到了好书就忍不住要推荐一下，所以我现在就做做小视频什么的。今后的生活可能还是这样，不断地读书，不断地给大家推荐书。
俞敏洪：我李昕老师来对谈的时候，我引用了当时卢照邻诗歌中的一句话，“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我觉得特别符合你的感觉。
李昕：我大概还不至于隐居。
俞敏洪：主要是接受一种平淡的、和书相伴的、和岁月共进的生活。我想问，到你八九十岁，依然做着编辑、读书、推荐好书的工作，你是不是对自己的人生依然会很满意？
李昕：对，我觉得我不能停下来，因为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停下来我会觉得很闷。
俞敏洪：当然，除非你觉得有更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去做。
李昕：对，是这样。
俞敏洪：好像对你我这样的年龄来说，也没有什么能比推荐一些好书或者自己到大千世界去看一看更有价值的事情了。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李昕：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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