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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轻松搞定《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03 11:49

一篇文章轻松搞定《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的写作。(精选5篇)"/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作文的主题,即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可以从宏观角度探讨人类与地球环境的关系,也可以从具体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或社会现象出发。
2. 结构安排:合理规划文章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人地关系思想的概念和演变背景;正文部分详细阐述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思想及其特点;结论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
3. 逻辑清晰:在论述过程中,保持逻辑清晰,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过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a.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从古代的“天人合一”到现代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不断深化。
b. 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从古代的“顺天应人”到近代的“征服自然”,再到现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地关系思想不断演变。
c. 人地关系思想的影响:分析不同时期人地关系思想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影响。
4. 丰富论据:在论述过程中,运用丰富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可以引用历史文献、学术著作、统计数据等,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5. 语言表达: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出现语法错误和

从人机交互到人机共协计算——人机关系的思想演化和未来展望 | 科技导报

作为跨学科领域,人机交互已成为推动信息时代发展、将计算技术惠及大众的重要动力。本文在回顾当下人机交互领域进展的同时,探寻技术背后的思想演化路径,尝试阐述一个更为宏观地看待人机关系和未来创新的哲学认识,其中包括:简述人机交互的定位和贡献;从人机交互的历史分析当下技术现象的演化过程;通过理解人机之间的相克问题,提出“人机共协计算”理论,讨论人与技术的理想关系。基于以上认识,从学术思想、研究教育、人类社会影响、信息传播和产品技术5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未来人机交互和相关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一些方向性启发。

随着近年来数字化浪潮延展至人类生活的各个场景,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逐渐从一个陌生的专业名词潜移默化进入人们的视野,“交互”“体验”“设计”等词汇越来越普遍地成为技术报道的切入方式。用户对数字产品的使用评价也更多集中在对交互的直接感受,而非具体的技术参数或算法。当今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智能手机,其中就包括各种人机交互理论和技术,从用户可见的窗口菜单系统(WIMP)到看不见的交互系统可用性和易用性设计等,人机交互与人类现代生活深深绑定。

本文通信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末知晓人机界面(human interface)开始,至今仍身处人机交互领域,结合自身30多年的研究,希望借此文整体性综述本领域发展。但由于人机交互包罗万象、发展迅猛,甚至每个关键词都可作为一个研究热点和领域,在此描述具体的技术细节反而会对人机交互“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本文试图通过探寻当下技术现象背后的人机交互思想演化路径,阐述一个更为宏观的人机交互和未来创新的哲学认识,重塑人机交互之于人类生存未来的问题意识,并基于此提出人机共协计算(human-engaged computing,HEC)理论和创新路径,以期为人类能力提升与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从0到1的技术形式,为学界和业界带来启发。

人机交互领域的定位和贡献

根据美国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ACM)的定义,人机交互是关于为用户如何使用计算资源而设计、实现和评估,以及解释交互系统周边现象的综合领域;交互设计基金会(Interaction Design Foundation)将人机交互描述为“一个关注于计算机技术的设计,特别是在人(用户)与计算机之间的交互方面的多学科研究领域”;而从计算机的冯·诺依曼结构来看,人机交互就是在展开理解到底什么是输入和输出。从直观生活经验来讲,人机交互体现在如何更简单、有效、愉快地将软件界面、计算机硬件等呈现给用户。从产业成果来讲,从早期图形用户界面、个人计算机等理念的实现,到引领移动化浪潮的多点触控、物联网、社交网络、扩张现实等具体交互技术形态的发展,人机交互如空气和水一样存在,是人类数字化生活的最直接推手之一。而相对于以上的狭义定义和具体例子,广义上计算作为今天的社会基础设施,人机交互所需探讨的也必然包括现实世界(人类整体)与虚拟世界(计算技术产生的数字空间)的相互关系。

从研究层面来讲,同聚焦于某一类专业知识的领域相比,从“人机交互”一词中就可见其广泛性和跨学科性——研究“人”“机”和“交互”。因为涉及到“人”,人机交互从早期设计计算机的人体工学因素出发,到1980年代初认知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陆续介入,再到当下与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医学、教育,甚至宗教研究的普遍交叉,关于“人”的领域多样性在人机交互研究中越来越丰富。即使一些工作在不冠有“人机交互”名称的核心会议或期刊上发表,但结合信息化这样一个世界性趋势,自然而然也存在共通性。例如,近年来面向老龄化、可持续发展等社会议题的设计,也都逐步成为了人机交互中的“显学”主题。此外,涉及到“机”,除了传统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电子工程之外,设计、材料、传媒、游戏等领域或媒介的加入也都成为研究人机交互的重要手法。最后,涉及到“交互”,除了通过结合前两者寻求设计,进而实施用户研究或实证实验等评估方法外,延伸探讨设计理念、广义的人与人工物(artifact)间的哲学关系等也成为重要议题。

尽管相比其他传统领域,人机交互仍相对年轻,但在一个信息化的社会中,几乎所有专业领域都可以和人机交互产生交集并提供看法,也能在技术语境里找到或扩大其意义。而在调和这种复杂的广泛性和跨学科性过程中,人机交互的独特视角和贡献也逐渐凸显:通过结合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医学等领域对人的理论性解释和计算领域的实践性技术,为改善人的存在状态和服务真实需求探索解决方案,帮助人通过计算技术认识自身、社会和自然。

从人机交互的历史发展来看,苹果、微软等各大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公司的商业成功有相当权重建立在基于人机交互的研发和产品创新上。但首先要认识到,人机交互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技术背后的观念价值问题。近年来,人机交互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工业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在思想观念、社会福祉、负面效应等方面仍需研究和探索。相比于国际上人机交互研究的普遍化,中国国内研发更多集中在头部高校和企业,其观念、思想、理论等还是以西方认识方法论为主。但正是由于国内科研人员同时面对西方认识经验与身处东方文化环境的冲击,实际上可以拥有更为全面的视角去理解人和技术的关系,进而反映在人机交互理论和技术上。

人机交互的历史演化及当下现象

总体来看,尽管人机交互的整体发展愈发迅猛,但不管是以图形用户界面(GUI)概念构建的主流人机交互体系,或近来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AI)对未来交互产生的影响,还是例如苹果公司初代扩张现实产品Vision Pro为行业所增添的预期,这些具体的技术现象和创新都需要被放在更深的背景下解释其为何演化至此。

从人机交互的历史演化过程来看(图1),其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对人的深入认识而产生的应用方向,另一方面来自于关键性技术思想对平台性技术的推动,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具体的交互式系统和研究。本文从人机交互的3个要素——“人”“机”和“交互”分别简述人机交互的思想演化和最近的交互研究成果。

图1 人机交互的历史演化过程

01从人出发的范式迁移:人机交互的研究基础

从学界的角度来看,人机交互的历史发展大体可分为4次范式迁移,而范式迁移的核心并非从技术视角切入,更多来自于对人的渐进式认识(图1)。人机交互的第1次范式关注早期计算机的人体工学设计,这也呼应着当时整体学界以行为主义范式观察人类的倾向。1980年代初,强调人机信息处理相似性的认知心理学开始成为人机交互第2次范式的主导力量之一,并组织建立了国际会议(如CHI-The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HCI International等),带动了其他人机交互或相关国际会议的陆续出现,包括世界华人华侨人机交互协会的年会Chinese CHI等。其中CHI作为ACM旗下第二大学术会议,也被视为人机交互领域的代表性国际会议。根据CHI 2024数据显示,在将近13000名投稿者中,来自中国的作者占比不低于13%,相比往届增长率超过80%,这也反映出人机交互在中国国内学界的意识发展。这一时期,“可用性”、“可触计算”(tangible computing)、“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等理念陆续被提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加入也使人们对人机交互的理解从单人单机向多人多机发展,孕育出“社会计算”(social computing)、“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SCW)等方向。

人机交互的第3次范式迁移发生在1990年代末,一方面受欧陆体系下的现象学影响,另一方面受人本主义心理学影响,在行为和认知之后开始讨论主观意义对人的重要性,“需求层次”(hierarchy of needs)、“具身交互”(embodied interaction)、“自然交互”(natural interaction)、“可供性”(affordance)、“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多模态交互”(multimodal interaction)、“用户体验”(user experience)、“无障碍设计”(accessibility)等概念陆续被人机交互引入或提出。第4次范式和当下进一步围绕人的内在和身份理解而持续展开,由此发展出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积极计算”(positive computing),面向解释诸如什么是“Well-being”,并引申至心理疗愈等具体课题;同时关注于社会思潮的“人文人机交互”(humanistic HCI),将人文思想和哲学批判方法引入交互理论,关注于为用户身份认同启蒙后的社会议题而设计,反思传统人机交互研究者视角(WEIRD-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democratic)所带来的偏差,延伸至更多身份群体上讨论交互问题:包括更倾向情感与共情的女性主义视角、智能适老化交互、面向失能群体的设计、社区与宗教的情感支持等,通过深入不同群体从而认识更加具体的人,真正从工学的、可用的交互向个性的、体验的理念方式发展。此外,此次范式由于同时受到认知神经科学及人工智能(artifical intelligence,AI)发展的影响,发展出“计算交互”(computational HCI),引入更具预测性的计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与传统更具解释性的行为模型(behavioral model)互补。

在宏观背景上,以上4次范式也来自哲学意识、文化、社会、时代精神等诸多力量的推动(图1)。这些范式实际上都在尝试同一个问题,即根据当下的认识水平,哪些人类因素是第一性的或哪些至少从现象上观测是更加真实和科学的。由于人机交互的交叉定位,这些关于人的理解并不是割裂于其他领域的,也反映出整体学界在理解人的问题上的演化。越进一步理解,其内核就越可能倾向于不可用语言表达,而需更多基于个人的感性体会。联系到当下的交互技术和产品形态创新,一言以蔽之,人能意识到就可能做到,问题就在于,甚至人对自身也缺乏了解。所以,对人有一种怎样的认识和体会,实际上就为会出现什么样的产品提供一个基本前提;但另一方面,由于人长期将技术(甚至更广义的环境)视为一种客体与工具,却没有意识到自身思维和感受已被技术的操作或设计方式所限制,以致更多停留在技术消费者的视角上看待交互和技术的发展和价值。

02关键性技术思想对人机交互的推动

当下以ChatGPT、MidJourney为代表的产业成果,包括了多模态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知识增强等技术和交互方式的实践,体现了GAI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方面的技术发展。而物理学、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更多的技术可能性也将在人机交互领域中展开。例如,可穿戴领域“织物电子”等概念的提出,Neuralink的介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们看到的是具体的技术或交互,实则是其底层关键性技术思想的延伸。这些关键性技术思想包括计算理论、物理理论及一些底层技术概念的突破,对人机交互、计算机科学,乃至整个社会层面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图1)。而能否达成这种“关键性”,在于从基础研究、思想,到在线会议、购物这类平台性应用或技术的可复制性、自动化程度和兼容性等能否支撑一个大的生态,为新的交互方式创造场景和支持。回溯人机交互领域历史,无论是当下的深度神经网络,还是多点触控屏幕、万维网、图形用户界面、编程语言与软件、通信,乃至整个摩尔定律体系背后的这些关键性技术思想,都为人机交互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关键性技术思想并不是独立形成、突然出现或能够被明确定义的。结合2.1节人机交互领域对于人的理解,这些思想也都有一定的演化过程。例如,在万维网的诞生上,从约瑟夫·利克莱德(Joseph Licklider)提出人机共生到开发阿帕网,再到后来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的超文本、互联网、社会计算之间的渊源;也包括类似于神经网络受到人类认知和生物学的启发等,思想观念与技术发展相互促进的复杂关系最终以某个现象节点来概括。总之,这些关键性技术思想及其衍生的各种技术对推动人机交互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这为具体技术的教育和研究提供了借鉴,即当多领域的思想相互发生作用,其爆发出的观念和技术潜力将远远大于单领域发展,这也是交叉学科、交叉研究院的建设意义所在。

03创造交互式系统——人与技术的结合

如果说对人的认识演化拓宽了技术意义的广度,一代代关键性技术思想提高了技术的上限,那么透过人和机的发展变化,就推动了种种交互形式的出现(图1)。整体来看,当下人机交互领域的重要关键词集中在大模型和由苹果公司Vision Pro产品化为扩展现实所激发的预期上。沿用人机交互学者的总结,将最近的交互工作分为以下3类:旨在体现思想方法的理论概念、旨在设计系统方案的交互建构,以及旨在发现人类行为现象和交互属性的实证研究。

1)理论概念期待发展一种新愿景、新生态,涉及到对于整体发展思路的理解和解释,包括而不限于理论范式、原理、模型、概念、方法等,并期待以先进技术之力完成对某种理想科技生活的外向投射。在阶段性技术浪潮渐入瓶颈期后,理论概念的提出能够为业界提供一个方向选择,激发业界的预期和信心。但因此类概念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所以可能更考验其理念建构的系统性和合理性。最近的理论概念可关注以下3点。

(1)对于人机关系的上层认识。从2016年开始,学界陆续提出人机共协计算(human-engager computing)、人机统合(human-computer integration),到2020年以来相关思考进一步增多,包括人智合作(human-AI collaboration)、以人为本人工智能(human-centered AI)、以人为本机器学习(human-centered machine learning)、“AI亲友论”,以及工业界的有效加速主义、超级对齐等概念。在国际会议上关注人与技术关系的各类研讨会(如CHI 2017 Panel、CHI 2021 Panel等)几乎已成固定项目。从斯坦福大学成立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到本文通信作者受邀参加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于2021年5月举办的“Human-Technology Interaction Workshop”、剑桥大学2023年成立的技术与人文研究所等,也可以看出这些上层认识对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发展路线的重大影响。虽然这些思想概念简单来看都可理解为某种以人为本的提案,同时也面向未来技术在数据、隐私、虚假信息等方面的潜在风险问题,但从深层次来讲,具体到如何理解人、人机交互及关系、解释视角和实现路径等,彼此可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且进一步涉及到之后不同的方法论。人机关系的理论思想对产品开发是一种持续性的影响,尽管当下可能与终端用户体感相距较远,但从观念自顶向下所产生的系统性形态,最终会产生新的交互范式。

(2)对于由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空间的预期。伴随着可穿戴设备、机器人、通信技术、区块链等技术手段的成熟,如何以此重塑过去的交互体系必然成为理论概念的关注重点。由Web3.0/元宇宙、扩展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所组成的虚拟空间生态系统被持续讨论。

(3)方法(论)的扩展。学界从满足人类当下需求、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维”“设计2.0”等方法,过渡到主动运用“以未来为中心”的设计构想(design fiction)、设计未来(design futuring)等方法(论)。这些方法通过推测和想象未来元素,创造具有未来特征的原型或场景来探索可能的发展,帮助人们思考和探讨技术、社会和文化的潜在影响、挑战和机遇。

总体而言,有关宏观交互概念的讨论促进着一个整体性人机交互哲学的建构,也可被视作当下时代精神对人类未来理想的一体多面投射。

2)方案建构旨在促进人们对基于计算机的交互式人工物、传统概念或任务流程的重新理解与数字化转型,又上升成为更加泛化的思想或原则,而非停留在设计本身。在当下人工智能浪潮中,更多传统交互也在经历新一轮的转变(车机座舱、智能家居、机器人等),并与教育、医疗、健康、设计等垂直领域方法相结合。最近的方案建构可关注以下2点。

(1)基于GAI的建构。AI智能体(AI agent)以其更为完整的信息获取和处理方式,作为人在“知”(intellect)能力层面上的补充,有望在未来以更完整的决策、规划和记忆机制结合传统应用,使人以更小的精力代价完成任务。而结合具身智能(embodied AI)、机器人等概念的相互补充,朝向最终愿景的类人智能体发展。此外,GAI/大语言模型对人机交互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以大模型生成可用交互研究数据、移动终端中应用大语言模型的对话式交互研究、可解释性人工智能(explainable AI)在增强现实和人机合作中的应用、多模态交互机器人等。

(2)围绕交互范式的建构。大模型、扩展现实、可穿戴等技术在交互场景与实现方面相互助力,也为交互范式从平面向空间转变加快节奏,体现出从设备为中心到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转换趋势。如合姿计算(heads-up computing)通过智能眼镜与手环的搭配,以及人工智能在语音、计算机视觉等方面的支持,解除设备范式对人身体位置的约束,实现日常活动无缝协同的系统性方案。

3)实证研究关注特定交互技术环境和属性干预下所呈现出的人类因素现象,并与大量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相交叉,是人机交互的可靠性基石。在此层面,人机交互的4次范式迁移所甄别出的人类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评价技术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或定量指标。最近的实证研究可关注以下2点。

(1)跨领域结合上的人类表现。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面对普通用户如何上手使用人工智能及其周边现象问题,人机交互研究者在自动化及可解释性人工智能方面展开工作,包括自动化人工智能在真实世界用户应用中的表现,用户对可解释性人工智能、具身化形象、数字孪生的体验反馈,以及GAI对人的行为影响等。对应到垂直领域,在精神健康方面的实践是近年来的关注重点之一,研究人员利用智能化多模态交互(如智能对话、生成式绘画等),结合疗愈方法的流程及领域知识(如叙事疗愈、认知行为疗法等),能够更高效地探查、预测目标用户精神状态,为精神困扰乃至孤独症等群体带来普惠关怀。此外,随着硬件技术与游戏交互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近年来基于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等领域开发的“数字药物”(digital medicine)得到了广泛关注与急速发展,如改善老年认知健康的虚拟现实严肃游戏,以及基于移动设备的注意力改善数字冥想应用等。

(2)对基础交互属性的探索。当下人机交互基础研究(如虚拟环境中的目标选择、目标操作、环境导航等基础任务)开始倾向与人工智能领域(机器学习方法等)相结合,如最新Apple Watch的手势检测等;包括建立进一步的多模态行为模型,去匹配、预测高效合适的人类行为与感知体验。而在基础交互硬件设计上,从静电力反馈笔式交互,到热驱动液晶弹性体纤维、可持续气动计算系统、流体形变触觉显示器等研究可以看出,伴随着新材料创新所展开的交互可能性在未来可穿戴触觉反馈、可持续计算系统设计、可形变触摸屏等场景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探索构建更加符合于人“身”(biophysics)的特征和场景的输入输出方法。

人机交互技术可预见地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生活空间。随着不断反思过往交互中的观念和技术局限,更具突破性的技术潜力和产品形态有待释放。然而如何迈出面向“身”与“知”设计的下一步,从现象中看到对于技术背后的潜意识及问题,进一步认识人和人类社会在技术影响下的变化,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04人机交互的新挑战与价值方向

从人机交互的历史演化到为当下社会带来的技术成果,发展背后的价值方向驱动着知识成为看似中立的技术实践,实则决定了人机交互的本质意义。然而,在当今社会强大的计算技术支撑背后,一些人直观感知到,而更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因技术所加剧的不平等、电子成瘾、网络暴力、注意力衰退等问题。广泛又无数的交互对人意味着什么:工具、消费或是一种消遣?结合当下信息过载而非匮乏、应用外在体验的边际效应递减、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潜在替代等问题,技术之于人类物理性和精神性的生存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领域先驱们就有过对技术价值判断的思考,以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等学者所主导的“人工智能”和恩格尔巴特等学者所提出的“提升人类智能”(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IA,也就是现在的HCI)就在关于人与技术的理想关系上给予了不同的期待,分化出人工智能和HCI 2条历史演化路径(图2)。基于图灵机模型的成功,人工智能一派尝试进一步理解人的认知系统,从而通过数理逻辑形式化“造人”的愿景,以机器智能解决现实问题,也可以说是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乃至数字永生的思想前提。而提升人类智能一派则以如何通过计算机提升人类自身能力和集体智慧为使命,构建出如今所看到的计算机原型,包括鼠标、图形用户界面及许多专业软件的早期设想,以及后来个人计算、移动计算等理念的开启,成为人机交互领域的奠基石,也加速了计算机普及到每个人的过程。

图2 人工智能(AI)与人机交互(HCI)的历史发展关系

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新的担忧也随之而来,例如,“奇点”何时发生或人类被人工智能所控制等观点,加上当下世界林林总总的问题,人类仍需不断为自身规划新的价值意义。面对这些挑战,恩格尔巴特给予通信作者的赠言“Let's focus our HCI attention on increasing human capabilities to develop,integrate and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required for improving society's survival probability.”(让我们将人机交互的注意力着眼于提升人类能力上,去开发、整合及理解为改善社会生存概率所需的知识),似乎可以为打开超越技术性争论的新视角提供线索,即从造福人类、提升人类生存概率的本质上思考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和未来方向。为此,希望人工智能和人机交互两者携手走出“此起彼伏”的历史阶段,以更加统一的解释方式来看整个人机关系及衍生问题,为各个方向的相互合作探寻共同目标,进而探寻超越方向。这也是人机共协计算的出发点所在。

人机共协计算——

面向人与技术的理想关系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人机共协计算旨在建立一套清晰且系统性的思想理论框架去思考人与技术的理想关系,进一步探索未来人机交互的研究和价值。通过认识基于西方思维的围绕人的“身”和“知”层面在科技研发上的意义和局限,将东方思想中对“心”(xin)的思考引入人机交互技术、ICT设计,以求对人类的能力和需求、未来计算机的可能形态、人与技术的理想关系有进一步理解。人机共协计算思想不仅期待促进形成人机交互的第5次范式转变,更在于思考如何用超越的技术观念提升人类的心智能力,完善人的整体性,进而促进人类生存的可持续发展,而非被人工智能替代人的存在意义。

人机共协计算理论框架提出了5个主要概念成分(图3):相克态(antibiosis)、共协用户(engaged human)、共协态(engagement)、共协交互(synergized interaction)、共协计算机(engaging computers)。

图3 人机共协计算示意

人机共协计算首先确定问题意识所在——相克态,将传统人机交互研发所忽略的对人类能力的负面影响纳入问题范畴。总体来看,人机交互通过关注人的生理性“身”的层面去解决信息获取的带宽和体验问题,又通过计算重新理解某一具体事物的“知”的层面帮助构建人类知识库。然而,对这2个层面的过度工具理性——推崇高效、愉悦服务于“身”最终演变出孕育诸如成瘾、网暴极化、虚假消息的注意力流量经济(信息流过载、虚假消息传播等),而对“知”的扭曲则强化了隐私问题、信息茧房、身份认同的混乱与消费主义等问题。用户在高度的信息服务中看似主动,实则被动接受着标签化塑造,名实不符下导致个人和社会幸福感的偏失也就不足为奇。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当然不止人机交互,但交互设计却是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和放大营造了一个结构性的技术干预和环境前提。相克态本质上反映了业界对人不完整的认识和由此而来的异化,其所指射的本质并不是人的个别现象,而是因人在自然人的“身”与理性人的“知”这2种人类的“元能力”上的高度不自觉,它们暴露于各种交互乃至社会干预后的一体多面投射。而相克态的产生可能在相当微妙的粒度(如对用户念头产生的影响)上就已经展开了,而不是非要违背成文的伦理限制。

为应对相克态,人机共协计算提出共协用户概念,从思想史的演化中寻求对于更完整的人的理解,并不可回避地落脚在东西方思想的异同上。参考历史学家余英时“外向超越”与“内向超越”的总结,如果说对传统人机交互“身”和“知”的探索来自西方式的外向延伸式超越,东方式的内向超越则在于如何寻找那个剥离掉外在物质、身体、念头和情绪等后所保留的高度抽象的第3种“元能力”——“心”(xin)(图4),将其视为人的真正主体,并作为道德、思想和行为等基本概念的正当性来源。展开解释“心”(xin)的定义、范畴及优缺点等已超出本文的目的和范围。简略来说,本文从东方思想(尤其从儒释道思想及其产生背景,历史、社会文化及语言演化等视角)所理解的“心”(xin)和西方哲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的“心”(mind)及其所涵盖的情感(affect)和情绪(emotion)存在不同,其主要差异来自于东方对超越语言的人原初状态的内向体会和知行高度统一性的追求和西方以柏拉图理性论为基础的唯理论/经验论的外向分析,故选择用“心”(xin)来表达。共协用户意在通过研究“心”(xin),从而为技术探索新的超越性方向,而这是传统西方人机交互范式下所忽略的重要人类经验。尽管东方对“心”(xin)的解释并不能单纯从现象学、心理学或精神分析体系下展开,但“心”(xin)或与此相关概念的理论位置却逐渐升高(如社会学对“原初状态”的描述和冥想乃至“心理健康”背后的哲学意义等)。进一步来说,“心”(xin)反映的是人超越性的一面,在外在不断强调“身”和“知”的现实性下,人如何以自身能力从那些外在的负面影响中再回归到一个高度自觉的意识——从“身”的看山是山,到“知”的看山不是山,最后回归到“心”(xin)的看山还是山。作为具体的设计方向,希望将对正念、审美、共情等软能力(soft skills)的理解融入日常交互中。这些软能力的重要特性在于其拥有无法否定的以人作为发展目的的一面,而非仅是手段,这也是区别于人工智能的、人类存在的重要意义,而我们所提倡的共协态则反映了人在交互中的高度心灵体验。“身”(biophysics)、“知”(intellect)、“心”(xin)三者共同构成了对于共协用户的建模,也是对人的完整性的一种理解:既要从这三者出发看到对于同一交互概念的不同面向解释,又要在最终设计中调和这3种解释,不忽略人的任何一面,并最终融为一体。结合东方的整体性思想,面对从当下到未来的技术世界,技术对人的影响会贯穿人的一生而非仅其工具层面意义,这种对人的完整性和存在质量的理解也由此需具备从“局部使用体验”过渡到“整个生命体验”的终极关怀。

图4 在“心”(xin)的语境下,结合“身”与“知”,思考共协计算机形态

共协交互代表了对实现共协用户概念的价值方向,即人(或人类)和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等任何交互式技术、广义人工物或任何由技术产生的虚拟空间)之间达到“中庸”式的动态平衡,达到共同提升的结果。人的全面提升——不仅是身体的强健、感官的敏锐或是知识建构的体系化,而且是在“心”(xin)的本质层面找到安定和原则,突破“有限身体”与“无限知识”的局限与束缚,最终达成外向超越(为“知”与“身”设计的现实需求)和内向超越(为“心”而设计)的中庸结合。通过探索人自身的超越性和能动性,我们希望为走出“技术双刃剑”的困境寻求一种方式。从“心”(xin)的角度反思,会发现“慢”相对“快”等传统评价体系同样有意义。工业时代以来的评价标准只是一种方便之法,尤其在业界习惯性向下兼容“人性”的问题上。结合近年经常提到的“科技向善”,可能只有通过意识和激发人“心”(xin)性善层面的超越性,才能确保技术越发达越不会被滥用,产生更多从0到1的创新。

最后,能够与人共协交互、提升,乃至超越的共协计算机(计算机只是一个代词,包括不限于结合任何一种信息交互技术或人工物)应具备一种怎样的形态?计算机区别于过往机器的本质在于软件的诞生,而在过去50年,软件形态仍主要依托于桌面隐喻(desktop metaphor)体系中。桌面隐喻本质上符合了认知范式所理解的人与计算机信息处理逻辑上的相似性,并选择将贴近人现实生活的各种事物符号化达到易用目的。但这并非唯一答案,从桌面隐喻,乃至对其他数字内容的体验中,人们可能也意识到使用习惯和偏好实际上又反向塑造了自身,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和技术形态如何,很可能是人类能力外在表现的一体两面。而如果说当下火热的种种技术形态(人工智能、扩展现实、元宇宙等)及其他宏观概念代表了人类对未来理想的一种外向投射,那么共协计算机的基础就是对“心”(xin)的结构及其与“身”“知”关系的体会和内向投射,而人们日常所经验的时间、空间,以及各种符号的表达都会需要一个新的(但可能是很朴素的)诠释方式,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本·施奈德曼(Ben Shneiderman)提出的以人为本人工智能,其强调“机器智能不能取代人类智能、创造力与责任”。这一观点与人机共协计算相似,但其以人为本的基本立场来自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参照余英时的归纳,经验主义仍归属于一种外向超越的思考方式。共协计算机的本质贡献在于,如果用户自身难以克服瓶颈问题,那就尝试创造一种每个人都能接触到的环境,潜移默化地帮助用户回归人应有的感受结构,提升观念意识,隐喻心的空间,使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也能实现一种共协发展。这是人机共协计算对下一阶段“计算机”(及任何交互式人工物)、科技范式超越的思考。

面向未来人机交互的发展思考

人机共协计算的精神实质在于如何从人类思想根基上看待技术的发展和局限,尤其在引入东方思想视角后,从人的终极生存语境上思考交互问题(特别联系到人与交互式技术高度连接的当下和未来),探索为人的超越性而设计,并进一步延伸至思考广义的人与技术、人工物、他人、社会和自然的理想共协关系。结合人机共协计算的视角,为人机交互的未来发展提供若干思考。

1)学术思想层面,多领域共建理论框架,重塑评价体系。(1)人机交互的独特视角脱胎于不同领域和思想的交叉,但面对日益增长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应反思这些研究视角,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数字方案背后希望达到的大目标是什么,而非止于离散性的交叉或协同,这也关系到价值问题。人机交互的领域交叉背后应致力于整合、建构并更新一个关于人的共识模型,将偏向具体的交互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本身也是技术研发的前提。尤其考虑到面对技术瓶颈期和过往技术过快发展所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人机交互也应存在一个从“为学日益”到“为道日损”的周期性统合和标准化阶段,而从中可能找到更健康的发展灵感。(2)由于过往价值目标的模糊性,导致人机交互的主流评价体系仍局限在工业时代的性能维度中,受限于“好用”“快速”“高效”“愉悦”“满意度”等标准。而其造成的问题在于,现实世界不像虚拟世界一样可以无限延伸和轻易改变,但这种评价体系却强烈影响着现实世界的人的观感,从而导致看似“无缝”,实则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脱节。人机交互需要建立一套更加中庸的方式去调和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优势和局限。针对以上2个大问题,人机共协计算是一个基础选项,但更加完整的顶层架构需要多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

2)研究教育层面,把握概念本质,注重人文精神。人机交互研究与教育并非单靠技术、逻辑、公式传递,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概念涉及到对更深层次背景的思想把握。最明显的例子可能就是“用户体验”和“以人为中心”,尤其对缺少西方经验论、现象学、实用主义等思想基础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来说,单纯根据概念描述很容易将其窄化为情绪感受或与自然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而忽视背后的理论建构,乃至不能用语言或量化表达的本意。这进一步又联系到人机交互的定位。人机交互设计并非传统单纯面向硬件或实体的理工类设计,它会很大程度影响人外在和内在的生活方式。站在多领域交叉点上,如果没有对人文精神(而非教条)的基本敬畏,人机交互乃至广义的技术创新一定会陷入瓶颈。因为这些精神本质上首先同理于人的普遍问题和价值,而非将人作为一种想象中的符号看待,这也是解释并进一步解决人类需求、探索出创新空间的基础,同样也是理解人机共协计算的前提。基于人机交互在跨学科领域交叉和融合中所体现的重要位置,期待有更多关于人机关系、人机共协的学科、学院或研究院的建立。

3)人类社会影响层面,以交互建设社会软环境,提升人类能力。人机共协计算提倡计算系统乃至未来更多先进技术的设计,不能只围绕自然人“身”和理性人“知”的面向,因为如果没有对冲的力量去探寻人的完整性,无处不在的数字环境将无意识地促进人类欲望和工具理性的极化,并逐渐解构社会凝聚和道德价值体系,构成人类生存危机。尤其考虑到人工智能对传统交互“知”的层面的进一步放大,这也是从社会意义上讨论面向超越人“心”(xin)的设计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计算系统可作为相对于现实世界的结构性软环境,通过建立一个“心”(xin)的平台性隐喻,使人能够在日常交互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其感知和观念能力的下限。结合学术思想层面的目标和评价体系,当下的计算表现形式有可能从硬件、日常应用到操作系统等各方面找到新的解释方向,但更重要在于通过建立一个面向人类能力提升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与现实世界相互带动、共协发展。

4)信息传播层面,“知”的体系搭建和超越“知”的高度自觉。人机交互领域一直以来关注信息效率,但需考虑信息到达人后又发生了什么。一方面,借助作为外化知识库的计算系统,人类如何获取知识在当下实则不构成瓶颈,瓶颈在于人身边的信息更多以碎片化经验的方式存在,而缺乏被人组织内化成为思维的条件。结合上一条创建结构性环境,进一步构建“知”的载体和传播是面向人的超越性的重要步骤,至少也能通过提升人的信息素养去缓解电子成瘾和网络暴力等问题。另一方面,“知”也并非最终目的,而是面向发展出高度自觉的“心”(xin)的一种工具——不被思维框架所束缚,也能去还原经验所带来的真实感受。总之,在“心”(xin)的语境下面向人类能力的提升和超越,为人类创造、传播、接收、内化信息的整个周期设计新的交互方向。

5)产品技术层面,回归价值体系,寻找创新可能。随着新一轮技术浪潮逐渐覆盖到日常事物的各个角落,无论是体验还是效率,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都愈发明显。如果人机交互将其注意力都放在局部细节优化上,自然也无法延展成支柱型平台;而执着以流量为主的注意力经济背后实则也付出了大量被忽略的社会代价。无论是日常应用还是操作系统级别的交互建构,本质上都是以计算为媒介的研发者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的反映和延伸。对于人机交互研究者来说,创新的核心首先在于其对人自身的体会和理想是怎样的,进而以“心”(xin)体会需求的正当性,避免落入“为技术而技术”的陷阱。反思这些问题,会发现长久以来,国内对于人机交互产业的思考和创新仍然过于被动。如果向上追溯,可能最表层在于缺乏类似于苹果、微软等公司因设计和交互所取得的商业成功与信心,进一步地,缺乏对交互的系统和前瞻思考,而这些讨论又潜移默化继承于领域先驱者们,例如恩格尔巴特、艾伦·凯(Alan Kay)等在计算领域发展早期积累的大量整体性上层思想但却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技术细节讨论所掩盖)。再进一步联系到西方外向性的思想传统、个人计算机等成果诞生背后的跨领域交叉和社会文化时代浪潮,这其中很多并不直接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刺激了某些底层技术的诞生。但即便如此,国内的人机交互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正是在调和当下所处时代、文化环境、世界观间冲突的同时,认识东西方思想因历史、地理、文化等经验因素所造成的差异、意义和局限,在技术现象之外认识到人的真正需求和问题。通过对“心”(xin)这一元能力的理解,去探索一种新的设计方向,例如,可持续发展/交互是什么:其不光是外向性的,因种种原因所激起的对于环境保护的看法,而是一个人真正意识到向外索求并非心的本质,在超越“身”和“知”的能力之外,发展出高度自觉的克制,而这也同理于当今如何面对强大技术所做的方向选择。

结论

当人工智能的崛起成为一种发展现象,Web3.0、脑机接口、量子计算机等技术也正在纷至沓来,人类会从硬核技术的外向延伸中受益;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自经济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也显示了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由此看未来,单纯以技术为指向的发展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实则难以评估,所以人机共协计算倡导未来的人机交互通过认识全面的人,并以提升其能力,特别是提升“心”(xin)的能力为轴心发展共协技术,向内通向人的自身福祉,向外寻找更健康的技术设计模式,由人的提升进而激发社会能力。在将人机交互回归到面向个人、集体、社会、超大社会的内求和外求、礼与法、超越与现实之间高度复杂的中庸平衡问题后,将产生对于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巨大需求,这不仅需要本领域研究者的自身体会,也需更多其他领域、产学研的加入和共同建构。当下的信息技术发展带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仍可有更好的交互形态,并减少各方面代价。而计算系统作为观念系统的投射,只有人,尤其是技术研发者的自身超越才能带动科技范式的超越,帮助更多人不被技术和环境所困。人机共协计算期待以上视角能够为人机交互的未来,乃至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整体技术方向的思考带来一些启发。

作者简介:王晨,高知工科大学信息学院,世界华人华侨人机交互协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机共协计算;任向实(通信作者),高知工科大学信息学院,世界华人华侨人机交互协会,教授,研究方向为人机交互和人机共协计算。

原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24年第8期,欢迎订阅查看。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的演变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的演变

习近平指出,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长期主管中共对外工作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曾亲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斗争,在党际交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邓小平根据以往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以及改革开放的需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缚,对党际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形成新型党际关系思想,确立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新时期中共对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关于这一问题,中共党史学界和中共对外工作职能部门已有不少梳理,但主要是从总体上总结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的基本特点,尚缺乏对这一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变化的具体阐述和分析。本文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置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分三个阶段进行梳理和分析,展现其在不同阶段的内容特点和整体贡献。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际关系思想的拨乱反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以及国内“左”倾指导思想不断发展,中共在对外交往中“以我划线”“以苏划线”,与苏共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关系逐步恶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逐渐转移,中共与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得以恢复或调整。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开始思考如何对待国际共运中的争论、如何处理党际关系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共对外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变成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虽然邓小平此时仍认为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爆发战争的危险,但他对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开始出现变化。1979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调整规划的汇报时指出:“世界大战十年内打不起来,不必那么急。”这一时期,他反复强调,“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因此,中共在对外交往中一些不合适的思想及做法亟须调整。

国际共运史上曾有一些教条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如较多地强调统一和服从“国际中心”,忽视各国党的独立自主;过分强调超越各国具体情况的共同规律,忽视各党在具体条件上的差异;把一国一党的经验教条化、模式化,干涉别国内政;等等。这些思想和做法严重损害了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某些问题在中共身上也有所体现。此外,中共还存在着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简单理解为无偿支援兄弟党的一切革命活动的认识,以及“以我划线”、过于看重意识形态分歧等做法。“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极左思想干扰,中共在对外关系方面贯彻“支援世界革命”“支左反修”的方针,对外交往形式和内容严重扭曲,范围大大缩小,国际形象受到很大损害。

这一时期,为了纠正以往的错误方针和政策、为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条件,邓小平在恢复和发展同外国政党关系的过程中,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对于党际关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如何看待党际关系的历史。邓小平承认过去在处理同兄弟党关系时有错误,提出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回避争论和矛盾,同时要不计前嫌,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1977年8月至9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邓小平在会见铁托时指出,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一切向前看。1980年4月,他又在会见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时说:“过去吵架没关系,有不同意见不要紧,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说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

关于如何评价别国党的功过。邓小平认识到,不应以固定模式或一党一国的经验来判断和评价别国党的功过是非。1980年5月,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总之,“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

关于如何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邓小平认为,考虑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应该着眼于自身长远战略利益,同时尊重对方利益;应该把党和党的关系同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区别开来,党的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1977年8月,南斯拉夫党和国家领导人铁托拟以总统而非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身份访华时,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在党的关系上不要缩手缩脚,要敢于并善于打破两党关系的僵局,一开始就主动称呼“铁托同志”,可以让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书记多兰茨和铁托一起来。对于东南亚国家一直非常关注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表示:“作为共产党,在道义上不支持共产党,说不过去。”但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内政,应由其自己处理。1978年11月,邓小平在泰国出席记者招待会时指出:“就中国来说,把党和党的关系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根据这一思想,中共十二大明确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中共相关领导同志努力说服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指出:“搞革命依靠外援是不可能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口头上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实际行动上输出革命,不仅使社会主义形象受损失,有关共产党的形象也不好”。经过几年的细致工作,中共逐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为发展国家关系扫除了障碍。

关于如何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邓小平认为,党与党之间不分大小、强弱、在野还是执政,都应该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各国党应该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的事情,不能由别人来发号施令。邓小平指出:“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主张国际主义,认为有义务援助其他国家,却无权控制别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剥削别的国家”。“在所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是不存在的,即使意见完全一致,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会不同。”“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每个党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

关于能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建立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主要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政党交往,虽然毛泽东曾认为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的政党可以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与非马列主义政党并没有建立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逐渐打破这一局限,开始与意识形态不尽相同的政党建立关系。1981年2月,密特朗率领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华,邓小平会见了代表团,并表示“赞成今后增进相互交流”,两党正式建立关系。邓小平在会见随密特朗访华的法国记者时还指出:“所有法国的政治力量我们都愿意接触。”这意味着他开始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主动拓展党际交往范围。

在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思考并展开新的实践探索基础上,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四项原则还被写入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成为指导中共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尤其是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指导下,中共对外交往逐渐打开局面,在继续保持与朝鲜、罗马尼亚等国共产党传统友谊的同时,积极地、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了与一些“老党”的关系。以恢复与南共联盟关系为开端,中共相继恢复了与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也有初步缓和。中共还与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等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政党正式建立关系。此外,中共有选择地同日本、法国等国家的社会党进行了接触。对外交往范围的拓宽,不仅有利于经济建设,而且有利于开阔眼界、解放思想。

二、中共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的新发展

中共十二大以后,随着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提出和国际形势好转,为更好地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继续对如何处理党际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中共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而且与社会党等各种类型政党的关系也有很大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形势明显趋于缓和,邓小平就国际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论断。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1983年3月,邓小平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1985年5月,他在会见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时说,“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虽然战争的威胁始终存在,但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发展,制约战争的因素在增长”,“我们争取一个比较长时间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关于时代主题,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将和平与发展表述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为中共对外工作思路和举措的新发展提供了契机。

这一时期,邓小平的党际关系思想更加深入和丰富。如果说之前提出若干处理党际关系问题的准则,主要是为了放下历史包袱、划清与国家关系的界限,那么此时邓小平已经开始思考党际关系中有关发展道路、意识形态等深层问题。他明确提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确立了新时期中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关于各国党如何探索本国发展道路。邓小平认为,各国党探索本国发展道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不能照搬照抄,任何他国党都不能干涉。1982年10月,他在会见法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党自己独立处理,任何外国党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肯定会犯错误。”1983年4月,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邓小平强调:“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1989年5月,他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再次指出:“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关于国际共运是否需要革命中心。历史上,苏联党曾领导国际共运半个多世纪,犯了严重的大党主义错误,中共既对此进行过正确的坚决斗争,也曾错误地自称国际共运中心。邓小平坚决反对以“老子党”自居和设“领导中心”。1986年11月,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1987年6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在谈到党际关系时,他强调:“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

关于中共如何促进国际共运。邓小平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比重的增加,而且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认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关于如何看待党际交往中的意识形态差异。从80年代初起,随着中共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及社会党接触,邓小平认识到,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有关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的政党可以合作的认识,提出“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他指出:“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

关于如何处理同外国党的思想理论分歧。以中苏论战为代表,理论分歧问题曾对中共对外工作造成极大影响。对此,邓小平在1983年11月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指出,60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时,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其中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判断国际共运的是非。对于如何处理此类分歧,1984年3月,邓小平指出:“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

在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发展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理论内涵,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198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对外联络部《进一步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新局面的基本设想》,提出中共对外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和可能与我党来往的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把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愿同自己交往的所有外国政党,大会报告不再使用“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这一意识形态限定,而是提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至此,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成为中共开展一切党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随着对党际关系认识的深入以及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共中央提出党的对外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198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联部《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情况和体会》的报告。报告提出:“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通过党的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党的对外活动中也要注入经济因素,主要是通过党的关系和群众团体的渠道,促进经济合作和技术引进等。”此后,中共对外工作更加重视经贸领域的联络与交流,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中共十二大以后,按照邓小平关于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根据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针,中共发展了新型的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

一方面,恢复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工人党的传统关系。随着与苏共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共同古巴、蒙古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关系也实现正常化,与法国、英国、美国等多数发达国家共产党,亚非拉地区一度中断关系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巴西共产党等“老党”也都陆续恢复关系。通过调整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共进一步改善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对外党际交往进入不断开拓的新时期。

另一方面,与不同性质的政党及组织建立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新老社会党开展联系与交往,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发展关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翼资产阶级政党开始初步接触,并与各国民间及国际组织建立联系。1982年至1989年,以各种形式与中共建立联系的社会党由3个增加到40多个,与中共有交往的民族主义政党由45个增加到110多个。这不仅拓宽了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而且为国家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实现了党际关系的全方位发展。

三、苏东剧变后应对党际关系新挑战中的新认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中共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关系受到很大影响。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中共积极应对挑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工作指导方针,不断拓展政党外交新局面。

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与此同时,东欧和苏联局势也出现急剧变化。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持续几十年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宣告结束。这一系列变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政治格局及中共的党际交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下台,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中,也有一些更名易帜,改变了党的性质,有的甚至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非洲和拉美地区出现多党制浪潮,原苏东地区在短时间内成立了上千个新党,中共党际交往面临的局面日趋复杂;许多国家的政党,包括一些共产党和社会党,对中共进行指责、攻击,甚至中断来往,给中共开展对外党际交流造成了很大困难。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反复强调要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并对如何处理党际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应对方针和政策。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苏东剧变后,一些人出现了悲观情绪。对此,邓小平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他坚定地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苏联解体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希望中共成为社会主义的“柱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也提出要中共当头,以抵御西方世界的冲击和压力。对此,邓小平及时提醒全党:“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他强调:“切不要打旗,不要去干涉别国的事情。关键是自己要搞好,自己搞好了,本身就是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他明确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

求同存异,不搞公开争论和论战。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中共党内进行了一场关于如何吸取苏联和东欧教训、防止“和平演变”的讨论。讨论中出现了要把防止“和平演变”置于优先地位的观点,有人甚至主张再同苏共搞一场意识形态辩论。这种意见并未被采纳。邓小平表示:“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批评。”他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努力有所作为。邓小平认为,中共能否很好地处理党际关系并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国内的发展。他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他强调,“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广交朋友,争取合作。针对一些政党对中共的指责和攻击,邓小平表示,在绝不示弱的同时,要积极做工作,尽量争取朋友。他提出,“我们还是要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有数,不乱了自己的方寸,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对那些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政党和国家,邓小平强调,“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相处,相互合作”。

根据党际关系实际情况,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有关方针,中共高度重视按照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推进对外工作,更加注重求同存异和相互合作。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强调:“我们将继续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经过努力,中共对外交往逐渐走出低谷。

其一,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困境,努力发展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友谊,相继与老挝人民革命党、越南共产党实现关系正常化,中朝两党传统友谊继续发展,中古两党关系不断深化。同时,按照“讲清原则立场、不咎既往、注重团结”的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向欧洲国家共产党做解释说明工作,与欧洲大部分共产党的关系很快恢复正常。中共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发展,捍卫了社会主义,推动国际共运继续前进。

其二,面对苏东各国政党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积极、稳妥、有序地同这些国家的各类新老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中共积极与各国原执政党建立联络或重建关系,随后又把交往面扩展到新建或改建的左翼政党,其间还与一些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开展交往,填补了因剧变造成的政党交往空白,也对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针对多党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中共积极主动而又慎重稳妥地开展政党外交,通过派团出访和来华访问等方式,向各国主要政党介绍中国在处理改革、发展等问题上的立场,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其三,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及其政党对中共的指责,努力把“危机”变成“机遇”。中共贯彻“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指导方针,从国家总体外交的大局出发,积极做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政党的工作。同时,基于“仅有政府关系而无党的关系,国家关系是不完整的”这一认识,中共还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这对于中国打破西方“制裁”和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同各类政党交往的新局面。

四、结 语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邓小平是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决策者。他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根据国内建设需要,对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阐述,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完整地论述了党际关系问题,形成了有关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这一思想奠定了新时期中共对外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处理同各国政党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针,为中共对外交往和国际共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实现了中共对外交往指导方针的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对党际交往的历史进行反思,彻底摒弃“支左反修”方针,提出不计前嫌、一切向前看,并按照时代要求,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大局出发,主动与一些国家共产党恢复和调整关系。在其推动下,中共恢复了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工人党的传统关系。这是邓小平对国际共运的历史性贡献,对解放思想、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二,实现了中共对外交往原则由“以我划线”“以苏划线”向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转变。邓小平认为,党与党之间应该完全平等、相互尊重,要建立新型党际关系,即“新的、健康的友好关系”。根据这一思想,中共中央提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政党的关系。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创立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一项伟大成果。

第三,实现了中共对外交往对象由共产党向各类政党及民间组织的转变。80年代,邓小平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扩大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应用范围,使其成为与外国政党发展关系的普遍原则,进而据此与各种不同性质的政党及组织建立了联系。至1991年,中共同116个国家的272个政党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和交流。同外国政党的交往也日趋频繁和活跃,不断向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方向发展。据统计,1977年至1992年,中共接待外国政党来访团组3679批、17407人,来自13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团组710批、4468人,访问了110个国家和地区。邓小平有关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为中共与世界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广阔道路,为在党际关系中最大限度排除意识形态因素障碍、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实现了中共对外交往目标由“支援世界革命”向为国内建设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转变。邓小平强调,要把党和党的关系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党的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要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开展党的对外工作。在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提出,党的对外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党际关系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关系的发展,并解决了一度存在的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错位问题,例如妥善处理了与东南亚国家及其共产党的关系。

第五,实现了中共对外交往工作的历史性跨越。邓小平始终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面对冷战后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现实,中共中央不搞公开争论和论战,坚持改革开放,广交朋友,积极发展同各类新老政党的关系。中共对外工作很快度过暂时困难,进入全面开拓的新阶段。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坚信:“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的对外党际关系思想及其为中共对外交往历史性调整作出的重大贡献,正是这一历史性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写了中共党史百年辉煌的华彩篇章。

(作者:孙艳玲,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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