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招搞定《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03 23:49

写作核心提示：

撰写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作文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熟悉《长恨歌》背景：在写作之前，首先要对《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创作背景、历史背景等进行深入了解，以便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题思想。
2. 分析作品主题：对《长恨歌》进行深入分析，提炼出作品的主题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a. 情感主题：探讨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感慨。
b. 伦理道德主题：分析作品对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念的阐述。
c. 社会现实主题：揭示当时社会的黑暗面，如权谋、腐败、贫富差距等。
d. 哲学思想主题：探讨作品中的宿命论、人生观等哲学思想。
3. 举例论证：在论述主题思想时，应结合作品中的具体情节、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进行举例论证，使论述更具说服力。
4. 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作品主题思想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阐述作品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5. 突出个性化观点：在论述过程中，可以结合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对作品主题思想进行个性化解读。
6. 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在写作过程中，注意文章结构要清晰，层次分明，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

罗应奉 |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复杂性浅析

罗应奉

《长恨歌》是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它对后来的诗歌影响十分巨大。但历代对其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有所纷争，各执一说。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讽喻说”，认为《长恨歌》揭露了唐明皇的贪色荒淫和误国。一种是“爱情悲剧说”，认为《长恨歌》描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二人之间的爱情悲剧。一种是“双重主题说”，前部分对唐明皇有所谴责和不满，后部分对唐明皇和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有所同情。

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种种说法，历来不一。但就上面三种而言，笔者还是坚持“双重主题说”这一观点。至于前两种，虽然各自对《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提到了一些，但未免不够全面，有偏颇之嫌。《长恨歌》主题思想表现很复杂，为什么复杂？对它的复杂性应怎样看待？本文就如何看待《长恨歌》主题思想复杂性这个问题，略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

《长恨歌》写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当时诗人35岁），也就是写于安史之乱平复后的暂时安定时期。当时的诗人白居易可以说是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人。此时正是诗人“志在兼济”的时期。他二十九岁，一举成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由校书郎为盩厔尉。对于这时期得意的仕途生活，诗人感到的是快乐，他对此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二》）（十年是指诗人二十九岁至三十九岁。为盩厔尉后不久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遗。）

从诗人白居易此时的生活情况来讲，他写作的《长恨歌》，对唐明皇和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皆以明经出身。他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道、佛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褚斌杰《白居易评传》）正是因为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得意之时，社会生活暂处安定之际，他对《长恨歌》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流露同情，并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彼此刻骨相思之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这是很自然的事了。

诗人对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的爱情悲剧采取同情的态度，而为什么诗一开头，诗人则不是同情而是谴责呢？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行文呢？其实，这是诗人表现的艺术手法奇巧而已，并无他意。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讽劝世政起到劝君贤治的作用。只要了解两汉时期的文人知识分子的创作，知道他们在歌颂的后面带一点讽喻的尾巴时所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那么，对白居易这种一反前人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就感到不奇怪了。

“汉皇重色思倾国”，虽然有讽喻的意味，但不是主要方面，而是为“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作注脚，一个“惊”字，就把造成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的前兆，表现出来了。接着一个“破”字，使之成为现实，这“惊破”二字，既点出了二人“长恨”的悲剧原因，又起到了提醒统治者应放弃纵乐荒淫的生活来励精图治的作用。

“盖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白居易《与元九书》）反映了白居易的“忠君爱民”的思想。由此可知，他追求“达”，就是要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他用无畏的言行（任左拾遗时）来表示“忠君爱民”的高风亮节，正是为的是要追求“达”，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另外，白居易只反昏君，不反明君。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寄托在明君的身上，这也就是他在任左拾遗时极力劝谏皇帝行仁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唐玄宗的前期，曾是一位励精图治的贤明君主，他的腐朽是始于杨贵妃入宫之后。那么，白居易借历史题材和民间传说来写成的《长恨歌》，既有谴责、讽喻，又有同情，这种既讽喻又同情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诗人思想上的复杂性，反映到创作中去，无疑会使作品的主题思想也显得复杂了起来。建安时期的曹植、建安七子中的王璨及后来的归隐田园的陶彭泽等，莫不如此。因此，纵观历代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之间的关系，白居易的《长恨歌》在主题思想上表现的复杂性，是可以理解的。

二

作为一代宗师的大诗人白居易，不仅在诗歌创作上为后人留下了光辉灿烂的诗篇，而且在诗歌理论上也给后代总结了宝贵的创作经验。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

在《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理论，认为诗歌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政治目的。正是这种诗歌理论主张支配了他的诗歌创作热情（当然他的诗都是“感于事，发乎情”的），于是他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新乐府》）。诚然，这些讽喻诗是和他的“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是一致的。如此看来，作于元和元年的《长恨歌》，无疑地也具有讽喻诗的性质。他讽喻唐明皇的好色误国，是为了劝诫后人，尤其是当时的当权者——唐宪宗（李纯）。关于这一点，也不能不说是他作《长恨歌》的一个主观因素。在另一本汇集他政治主张的《策林》中，他把君王的喜怒同百姓的苦乐之间的关系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夫如是，则君之躁静，为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其情，而下有以获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则天下之心同其喜；一违善道，则天下之心共其忧。”（《策林·二十一》）由此可见，诗人在讽喻诗中劝政的目的是很明白的，《长恨歌》开篇的讽喻也是有意而为之。

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白居易，对统治阶级还是有一定的依附性。因为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只有通过苦学力文侧身于仕途才能得以施展和实现。当时的唐宪宗的头脑还是清楚的，当他看到《玄宗实录》时，曾向李绛问政道：“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旧唐书·李绛传》）李绛就说了“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专引柔佞之人。”（《旧唐书·李绛传》）乃是天宝大乱的原因，指出了“安危理乱，实系时主所行。”（《旧唐书·李绛传》）由此观来，白居易借同情唐明皇和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来暗冀唐宪宗实行贤政，这大概不为过分吧。

此外，白居易的好友《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的目的在于“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诗人既然要“惩尤物，窒乱阶”，那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就不得不对君王宪宗有所希冀的了。

三

分析一部作品的主题也好，或是作品的艺术特色也好，都不能离开作品内容的本身去谈。将作品的内容束之高阁而去漫无边际的旁征博引，都是不正确的，也达不到探讨的目的。

《长恨歌》长达一百二十句，八百多余言。从整个诗的内容上看，全诗可分为三个部分。“汉皇重色思倾国”到“不重生男重生女”，是诗的第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汉皇重色”、杨贵妃专宠、杨氏家族的权赫，意在讽喻。“骊宫高处入青云”到“回看血泪相和流”，为诗的第二部分，写马嵬坡杨贵妃之死，实质上是对历史上“安史之乱”重大社会内容的缩写。第三部分，是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描写的是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的刻骨相思之情：唐明皇的凄婉哀凉的相思，孤独待晓；杨贵妃的仙宫惊梦之希冀，寄物言誓。

诗的三部分合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第一部分，既是诗人的揭露之笔，也是诗人的讽喻之意。第二部分，可看成一个过渡段，它是前部分行文的必然结果，又是造成后部分唐明皇杨贵妃二人长恨相思的原因。第三部分，既是对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的描写，又是诗人为之同情的感情流露，并给予热情的歌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诗的第一段，共有26句，约占全诗的四分之一；诗的第三段，共有78句，约占全诗的三分之二。由这个比例可以推出，诗的重心该是后部分，既然找到了诗的重心所在，那么白居易把大量的笔墨用在对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悲剧的描写上，可想而知，他对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是深厚的。这样看来，那种“讽喻说”主题的观点，是避开诗的后部分不论，难免有给人以有头无尾的感觉。分析一部作品，不能只看前半部分，而不注意后半部分，这是分析作品时不可取的。

再说《长恨歌》中的人物（主要是唐明皇）和事件的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唐明皇的初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贤明皇帝，他统治的前期（约二十六年），社会是安定的（当时危机只在暗滋）。他的昏庸是晚年的事，这样看来，唐明皇本人就是一个贤君和昏主的相互矛盾统一的人。对他是歌颂或是批判？诗人在诗中没有表露出自己明确的思想，而是有所回避，只是描写他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让人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长恨歌》描写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重大社会生活内容的一个缩影。诗中描写这一史事仅有12句。而作者则是把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的爱情悲剧，放在这样重大的社会生活内容中去加以描写的，从而作为全诗的重要结构部分。如何表现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把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既写“安史之乱”来引以为训，又写出对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悲剧同情的心理，这才是作者创作《长恨歌》的真正动机，从而“垂于将来也。”这一点，也是造成《长恨歌》主题思想复杂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长恨歌｜大唐盛世的倾城之恋

原文@知月 载于中读App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为什么要叫长恨歌？

因为杨玉环说，她和她的三郎立誓要「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是她却死在了马嵬坡。一对恋人天人永隔，故而「长恨」。

答案或许没那么简单。

「长恨」到底是谁的恨？作者对这段爱情的态度是同情还是否定？《长恨歌》是写实还是虚构，抒情还是叙事，讽谕还是感伤？马嵬兵变有没有隐藏剧情，杨玉环到底死了没有？为什么杨玉环死后，诗里还要写「海外仙山」的内容？

是不是有点乱？听过几个前人开的脑洞后，也许你就更乱了。

比如俞平伯在上世纪20年代做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杨玉环其初没有死，而是在马嵬坡下被六军劫走，下落不明，三郎背了那么多年赐死杨玉环的罪名其实有点冤。临邛道士鸿都客「上穷碧落下黄泉」要找的不是杨玉环的魂魄而是她本人，结果找到了疑似做了女道士并沦落风尘的贵妃。「长恨」，恨的不是死别而是生离。

80年代，这个推测被周煦良旧事重提，但他理解的「长恨」恨的是杨玉环把唐明皇给忘了，恨的是她对爱情不忠（此处应有吐槽）。

马嵬坡的隐藏剧情在索隐派的不断深挖下，细节不断丰富，一直讲到了贵妃跟着遣唐使的船东渡到日本。

这类「隐事说」的基础，其实是把《长恨歌》等同于真实的历史，所以不仅要解决杨玉环做寿王妃那段为啥不见了，更要努力把「海外仙山」的内容落到实处。

除此之外，白居易本人的八卦也被人挖了 。王拾遗在《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中考证，白居易有一个相恋却没能相守的地下恋人「湘灵」，当他被贬做江州司马时，随身还带着这位「东邻婵娟子」赠他的一双鞋，想象着和她「双行复双止」。所谓「长恨」，不过是借他人酒杯，一抒自己的爱情之恨罢了。

除了这些太过「小说家言」的脑洞，「长恨」到底恨的是什么，最大的分歧还是在爱情说还是讽谕说上。

在和《长恨歌》同题材同内容的《长恨歌传》里，陈鸿写了《长恨歌》创作缘由：元和元年冬十二月，王质夫、陈鸿和白居易一起游览仙游寺，闲聊时侃到了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对白居易说，你那么会写诗，写写这个故事吧。于是白居易就写了《长恨歌》，用来「感其事」，也「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陈鸿一下子给《长恨歌》安了两个创作目的，那么「长恨」究竟是打算「感其事」还是「惩尤物」呢？或者兼而有之？

白居易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自己把《长恨歌》归到了感伤一类，但《长恨歌》中真的没有讽谕吗？

诗的第一句，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唐朝人喜欢以汉代唐众所周知，「汉皇」显然即是「明皇」。

以当时的价值观而言，「重色」绝不是一个君王的优点。从这一句一直到「渔阳鼙鼓」之前，所写的内容只有两个字——「专宠」。

这不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钟情，而是一个帝王对宠妃的沉迷。「三千宠爱在一身」之后，「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土」以及六宫粉黛的怨旷（这个主题元白等人曾反复题咏）等等，都是这份专情的副产品。站在客观的视角写两人的这段「爱情」生活，诗中流露出的绝非赞赏的语气。

花团锦簇的文字背后，是山雨欲来的预警。这一切在「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达到顶峰。蒙太奇式的剪接，是古人惯用的春秋笔法，熟悉古诗套路的，都能感觉到这句话中的讽谕味道。

无论如何，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是安史之乱的因。这不是「女色误国」的兴师问罪，而是历史的蝴蝶效应。处于大唐帝国权力核心的李杨之爱，从一开始，就无法超脱于权力的游戏。

在「渔阳鼙鼓」之后，叙事视角切换到了杨妃身上，笔调也从评判转为了同情。「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不是「红颜祸水」的下场，而是一个美丽形象的殒落，甚至可以说，马嵬坡下的这一幕，就是整个大唐盛世由盛转衰的一个象征。

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是《长恨歌》写得最好也最动人的部分。如果说《长恨歌》是一首爱情叙事诗，那么直到这一段，展开的才是关于爱情的内容。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在前一段中致祸的「专宠」，在这里成了可贵的「专情」。「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回銮之后，李隆基面对的就是这样物不是人亦非的现实。空有一个太上皇的名分，改变不了江山、皇位、爱情乃至整个人生都已在这场动乱中失去的现实，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一个人生已走到尽头的老人，对着旧时光的遗迹怀念起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个女子。

玄宗的人生，往前已无路可走，只能向人间之外寻一份希冀。虚无缥缈间那个非人非仙非鬼的杨太真，与其说是道士寻到的，倒不如说是玄宗想象中的那个「天上人间会相见」的心上人。

因此这个杨玉环会思念，会伤感，会「含情凝睇谢君王」，会重提七月七日长生殿的密誓，唯独不会恨李隆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虽是接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来的，但却不是杨妃之恨。

从头至尾，诗歌对于杨玉环的刻画一直都是外视角，甚至在这一段里，她的一言一行也都是出现道士眼中的。《长恨歌》写的不是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而是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爱情。唐明皇才是这首诗的主角，杨妃只是作为他爱情的客体存在的，所以她只会爱，而不会主动去「恨」。

无论是「感其事」还是「惩尤物」，写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也就足够了，白居易为何还要写一段海外仙山的传奇故事？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认为，这一段混入了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贵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李夫人》）「泰陵」就是唐玄宗的墓，「此恨长在无销期」似可作《长恨歌》注脚。《李夫人》显然是为了讽谕的目的而写，但卒章显志的「不如不遇倾城色」，仅仅是在追悔吗？

白居易的《新乐府》中，有一首写明为「止淫奔」而作的《井底引银瓶》。诗中最后的劝诫，是「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但这段「政治不正确」的「爱情」，呈现在诗中却是 「妾弄青梅凭短墙，郎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的美好，诗中对这位女主人公，不见指责只见同情。

无论是写汉武帝，还是唐明皇，还是这位大胆私奔的女子，这几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诗中存在着社会与个人两种不同的参照系。在社会的范畴，个人的情欲是不被赞同的，但这不等于否定了它在个人世界中的美好。

「人非草木皆有情」，「惑人」的不是平时我们理解的贪欲，而是「情」。情能惑人，不是因其邪恶，而正是因为其美好。越是美好，才越会让人沉溺其中难以割舍，但这种沉溺是非理性的，在社会的范畴是不被赞同的。而回到个人的世界，显然，白居易并不是不懂爱的。

如果「湘灵」的那段传言属实，也许这一切就找到了原因。

陈允吉在《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的观点，似可提供一个理解《长恨歌》的思路。

这篇文章认为，《长恨歌》很可能受到了唐代流传甚广的《欢喜国王缘》变文的影响。变文故事讲的是欢喜王宠爱一位有相夫人，一天突然发现夫人的气色预示着她会七日而亡。夫人去向一位比丘尼求延寿之法，对方劝她莫贪恋尘世而应求诸天上，让夫人受斋戒。夫人归来后身亡，国王思念不已。夫人在天上也对国王念念不忘，下凡与他相见，劝说他也受斋戒，最后两人一起生天。

根据论文中的考证，在原来的佛经故事中，有相夫人夭亡是因为恃宠让国王违背规矩为自己弹琴。放纵的情欲，在人间是致祸的根源，而在超脱于凡俗的快乐之后，两人才终于得以在天上团圆。

这与《长恨歌》的确异曲同工。「渔阳鼙鼓」始自李隆基对杨玉环「帝王家罕见」的真情，这段爱不为不真不为不切，然而当李杨二人沉溺在爱情中浑然忘记了周围的世界时，却给周围的世界带来了毁灭，最终也拉上了他们的爱情作陪葬。但是最终，能于一切毁灭之后给人惟一的安慰的，却只剩下了爱情。

耽溺的情欲是罪恶之源，升华的爱情却是救赎之道。「长恨」，恨在个人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理性与感情的矛盾。这个冲突，唐玄宗解不了，白居易也解不了，人间解不了，只好寄望于「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所以只能「长恨」，只能「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最终《长恨歌》中的这个「恨」，最后在《长生殿》中被洪昇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