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论战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08 18:49

写作核心提示：

标题：思想论战作文写作注意事项
正文：
思想论战作文是一种旨在探讨和阐述不同观点、立场和理论的文体。在撰写此类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一、明确论战主题
1. 选择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确保论战具有实际意义。 2. 确定论战的核心观点，明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二、深入分析论战背景
1. 了解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掌握论战背景。 2. 分析各方观点的优缺点，为后续论述做好铺垫。
三、严谨论证，逻辑清晰
1. 论证过程要严谨，避免主观臆断和片面之词。 2. 逻辑清晰，确保论述具有说服力。 3. 举例论证，增强观点的可信度。
四、客观公正，尊重事实
1. 尊重各方观点，避免人身攻击和偏见。 2. 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公正地分析问题。 3. 避免使用绝对化语言，如“一定”、“绝对”等。
五、注意论战作文的结构
1. 引言部分：简要介绍论战背景，提出论点。 2. 主体部分：分层次论述，论证自己的观点。 3. 结论部分：总结全文，重申论点，提出建议或展望。
六、语言表达要准确、生动
1. 使用规范的书面语言，避免口语化表达。 2. 运用

共产党人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的第一场思想交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在党的百年历史中，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和较量。如何增强斗争本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思考和认真应对的问题。这种思考和应对，甚至在党诞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19年下半年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要不要共产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但中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奉的真理，自发地、坚定地拿起理论的武器，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这场思想交锋中。

“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是学理之争，也是政治之争

最先在思想领域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前期，胡适曾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是“亲密战友”，一同冲锋陷阵、呐喊前进。然而，胡适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于是，他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尖锐地嘲讽道：“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还劝说人们“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将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文章，李大钊迅速作出批驳。他写下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寄往北京给胡适。8月，胡适将此文在《每周评论》上刊登。李大钊在文中表达了以下观点：

首先，针对胡适将问题和主义割裂，以问题否定主义的做法，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既要研究问题，也要谈论主义。他理直气壮地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其次，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错误，李大钊详细解释了主义的作用：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准则。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再次，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明了“根本解决”的必要性。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对于中国而言，“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最后，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主张，李大钊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胡适挑起的这场论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论争，这不只是学理之争，实际也是政治之争。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寸土不让、据理力争，论证了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彻底的革命。他们对中国命运的热切关心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持和运用，感染了许多有志青年，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谁更适合中国国情

“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中国知识界逐渐意识到，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的指导。但是，中国救亡图存究竟该走哪条道路？究竟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更适合中国？人们仍各执一词。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所谓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借社会主义之名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因此，罗素在演讲中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罗素演讲后，张东荪和梁启超等立即发文表态支持其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困”；中国“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的主张只是消极等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却忽视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忽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正常发展，只有通过革命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中国才能发展实业、实现富强。

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的错误观点，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纷纷著文反驳。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落后，却客观存在着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中国的内忧外患，“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中国有必要也有条件建立共产党。“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他们尖锐地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指出用“温情主义”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的幻想。

这场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持续了一年多。在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败下阵去。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运用科学真理，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揭示了中国的未来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

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驳斥“绝对自由”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交锋时，还发动了一场批驳在国内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暴露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先后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和《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提出“我们极端反对马克斯的集产主义”，正式挑起论争。随后，又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陆续发文，批判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和纪律。他们反对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凡一切政治和权力一概否认之，无论他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也好，君主专制的政府也好，劳农执政的政府也好，均反对之”。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国家的本质和革命的形式，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批判。他们指出：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阶级冲突和经济利益冲突的体现，不能抽象反对一切强权，若是“拿他来救护弱者和正义，排除强者和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在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长久的岁月”里，必须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占领无产阶级的“权力阶级的地位”；“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为此必须建立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批判了“各取所需”的平均主义，驳斥了“绝对自由”的主张，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的“绝对自由”，根本不存在。

通过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抛弃了错误思想，认清了个人自由、生产自由之类的“迷想”和“空想”，对阶级专政、纪律严明、民主集中等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三场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的第一场思想交锋。在这场交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惧错误思潮的攻击，以坚定不移的信念，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勇敢地进行思想上的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交锋过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不断扩大，一批有志青年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进而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小宁 整理）

“五四”思想论战：弥漫在纸上的火药味

“五四”一代决定降生的时候，现代思想观念从西方进入中国，已经有了二十年或更长的历史了。

在推介西方思想方面，翻译家严复等人功不可没。那时，像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经典名著陆续出版；《新青年》等杂志也不断发表有关政治、哲学和文化思想方面的译作。“五四”时，各种主义流行，如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实验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一时众声喧哗。“五四”一代是从国族危机中崛起的一代，他们普遍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但翻译家有针对性地选择文本，而不止于纯学理的输入，而且，众多接受者也都由于西方观念的引导，勇于进行各自的思想实践和社会实践。

对于一个时代来说，社会观念的改变是根本性的改变。然而，传统观念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外来的革新观念必然引起旧制度卫道者的不安、恐惧、愤怒、抵制与攻击。“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于是，论战发生了。最先的论战表现为父与子两代人的冲突，接着，“兄弟阋于墙”，冲突在新文化营垒内部次第展开。

东西文化论战

传统与现代的对垒

在“五四”前后从未间断的论争中，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争为时最早，规模最大，时间最长。

这场始于1915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的争论，可以说，它是清朝末年中学西学之争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延续和激化。争论大体集中在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比较上面。杜亚泉（伧父）把中西社会归纳为“静的社会”与“动的社会”，主张“以静为基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是”、“国基”，说是“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陈独秀率先批驳这种“复辟”论调，并从此顺势打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

《东方杂志》与《青年杂志》。

章士钊认为不能以新文明代替旧文明，只能在“保旧”的前提下，“逐渐改善，新旧相衔”。这种文化“调和”论，实际上是对新文明的变相的阻拒。于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多种报刊群起而攻之，一致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的”、“科学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

随着梁启超率团赴欧考察后发表《欧游心影录》，以及梁漱溟发表关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讲演，新思想运动再度受到严重的挑战。梁启超由西方文化的鼓吹者演变为反对者，认定立足于科学之上的西方文化已经破产；梁漱溟把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并列为三种不同的路向，断言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以实现“中国文化之复兴”。

胡适、张东荪、常乃惪等人奋起批判，完全取对立的立场，指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质上是古今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世界文化，只能走西方文化这样唯一的一条路。在论战后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对西方文明有所批判，引进马克思主义学说，乃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的问题。《新青年》前后有过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东西方文化论争的演进。

所谓文白之争，实质上是新旧思想之争在语言形态上的表现。由于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在一个思想剧变的时代，文言文的废除与白话的推行是势所必至的事。这时，连以拼音字母取代汉字这样激进的方案也被提出来了。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从此揭开新文学运动的序幕。至次年，《新青年》收获了第一批白话文学作品。

新文学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使白话文迅速普及，如胡适所形容的，传播“一日千里”。但是，从王敬轩（钱玄同）与半农（刘半农）著名的“双簧戏”，林琴南与蔡元培的通讯，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及章士钊等人以《学衡》《甲寅》为据点，对新文学前后发动的攻击中可以看到，书写革命并非一帆风顺，纸上谈兵同样充满了火药味。

《新青年》杂志封面。

问题与主义

探究科学的能力边界

在新文化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热情和新鲜的体验，宣传各自的主义，并试图利用这些外来的思想资源，解决面临的中国问题。这时，在他们中间，开始出现不同的偏向、不同的方法和步调。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认为问题的解决只能逐步实现，那种自以为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的办法是不足取的。文章发表后，蓝公武发表《问题与主义》与之相榷。他从多个方面阐明“主义”的实质，认为它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李大钊也写了反对的文章，题作《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问题可以并行不悖，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需要有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运动的准则，因此说主义是必要的。胡适一再反对空谈主义，并主张用“历史的态度”对输入的主义进行研究。由于发起讨论的杂志《每周评论》遭到北洋政府查禁，论争至此遂告结束。

在陈独秀等人提倡民主与科学之际，梁启超把科学悬为“科学万能梦想”而撰文加以否定。张君劢1923年2月14日在北京大学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提出“人生观”的概念，说明科学与人生观是不同的，并推论说：“不管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他的意向很明确，就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只不过措辞迂回一点罢了。他的朋友丁文江随即写下《玄学与科学》一文，痛打“玄学鬼”，说人生观是受科学方法制约的，知识和心理学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就是万能的，中国需要“科学神”。两人来回多个回合，张君劢得到张东荪、林宰平、范寿康、瞿菊农和梁启超等人的支持，文章集中发表在进步党的报纸《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上；丁文江则有胡适、王星拱、任叔永、朱经农、唐钺、陆志韦和吴稚晖等人的声援，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争论持续了一年之久，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科学玄学大战”。

1923年，论战中的主要文章被收集整理成书，名为《科学与人生观》。陈独秀和胡适分别写了序言，以不相同的观点，对论争做了总结。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摄影。前排左起为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中排左四为冯友兰。

国故与宗教

对偶像的批判

“整理国故”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批评，大约与“科学玄学之争”同时进行。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批判“东方文明”，散布对于传统文化大胆怀疑的风气。这时，一些学者开始“整理国故”，运用西方的观念和方法进行史学、哲学和美学研究。像梁启超、胡适、汤用彤、冯友兰，包括王国维，都在整理和阐释古籍方面作出了带有开拓性的贡献。但是，他们对于“国故”缺少足够的批判态度，甚至盲目推崇传统，有悖于“五四”的时代精神。

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公然提出，新思潮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整理国故，主张青年“踱进研究室”。他创办了《读书》杂志，鼓励青年学生钻研古书，随后又同梁启超为青年开列研究国故的书单。鲁迅针锋相对，在报社征求“青年必读书”时，公开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理由是社会实践对于青年来说是首要的。对于“整理国故”，吴稚晖持极端反对的立场，这位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学大盛是政治腐败的表现。

“五四”时期，一面是宗教自由，一面是反对迷信。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对于宗教，大抵是反感的；特别把“孔教”作为国教，尤为他们所不容。1920年以后，反宗教的势力开始加强，连把宗教作为“偶像”，作为“政府与教育的工具”而加以反对的陈独秀，也一度遭到沈玄卢等人的批判。1922年4月，鉴于教会学校与爱国学生的冲突，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大会。这次事件，导致一场普遍的反宗教运动。知识界几乎一边倒，这时，马相伯、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提出异议，主张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蔡元培建议以美育取代宗教；陈独秀则主张以科学代替宗教。

回顾“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论争，我们看到，引起论争的问题在时过百年之后依然存在，可见当时讨论的范围之广。一代现代思想前驱者在论战中写下的檄文极富于启蒙的意义，今天重读，我们一样有醍醐灌顶之感。

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问题，都有一种现场感，一种切肤之痛。他们自觉地背负历史的使命，有一颗正义与探求真理的勇敢的心，因此，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种学者”，没有犬儒主义者，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侠客、斗士、肇事者，都是从格斗中过来的。在论战面前，为了捍卫各自的原则，他们不惜短兵相接，而周旋到底。即使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对于社会思潮和诸种问题，也都抱有关注的热情。他们是“五四”精神的体现者，唯其有了他们，才有了一个思想斗争的范式，一个自由开放的、宽敞的公共空间。“五四”借由他们，开拓出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主义时代，平民的时代，创造的时代，让后世的我们追慕不已。

作者：林贤治

编辑：徐悦东 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