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2006年思想汇报》,（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11 13:49

写作核心提示：

《2006年思想汇报作文撰写注意事项》
尊敬的党组织：
在撰写2006年的思想汇报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以确保作文的质量和效果：
一、明确主题，紧扣时代背景
1. 思想汇报作文的主题应紧密围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紧密结合2006年的时代背景。
2. 关注国内外重大事件，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将这些事件与个人思想实际相结合。
二、结构清晰，层次分明
1. 开篇简述背景，引出主题，明确汇报内容。
2. 主体部分分为几个层次，每个层次阐述一个观点或问题，层次之间逻辑清晰，前后连贯。
3. 结尾部分总结全文，重申主题，表达自己的决心和信心。
三、内容充实，观点明确
1. 结合自身实际，从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展开论述，充分展示自己在思想、政治、道德等方面的成长。
2. 针对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观点明确，有说服力。
3. 运用党的理论、政策、法规等作为支撑，使论述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四、语言规范，表达准确
1. 使用规范的书面语言，避免口语化、随意化。
2. 注意语法、拼写、标点符号等细节，确保文章质量。
3. 运用恰当的修辞手法，

最好的管理：少讲道理，多打胜仗

电影《长津湖》中，七连乘火车北上入朝，当大家自豪地说着过往战绩时，朱亚文饰演的指导员梅生，面色沉重地告诉新兵伍万里：“伤亡不值得夸耀，挺住就是一切！”

出征前，七连连长伍千里对将士们说：“我们将面对的，是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国军队。战斗，会非常艰苦，但我们要争取胜利，我们已经退无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

战争，是竞争最残酷的形态；胜利，是战士唯一的信仰。

商业竞争一样残酷，虽然不用面对枪林弹雨、经历生死考验，但是失败的代价，我们同样承受不起。

怎样才能持续地打胜仗？我们希望得到答案，希望破解常胜团队的密码，所以许多企业都会研究华为是怎样成功的，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华为的经验很多都是从军队学来的。

那么，华为从军队那里，究竟学会了什么呢？以下，Enjoy：

作者：柏奕晗

来源：管理的常识（ID:Guanlidechangshi）

得到App与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曾讲过一个和华为打交道的故事。

如果你是华为云的客户经理，会用什么方法拿下罗振宇这位明星客户呢？每年可是有几千万的订单啊！

但问题是，得到已经有合作多年的数据服务商了，为什么要换成华为云呢？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华为云的客户经理，用一封邮件就打动了他。

这封邮件里提到了四点：

1）我们为“得到”的企业知识服务，挑选了一个优质客户，只要“得到”愿意，500万的订单马上就可以签。

2）这个合作，跟“得到”是否选择华为云做数据服务商，没有任何关系，请你们不必有压力。

3）我们华为云的总裁和副总裁，都是“得到”的用户，他们非常关心华为云和“得到”的合作进展，所以一旦和“得到”合作，我们必然会投入最好的资源。

4）拒绝我们100次，也不要紧，我们会再沟通101次，因为我们坚信华为云是“得到”最正确的选择。

打仗的团队与打胜仗团队，一字之差，精气神截然不同：

打仗是干活，关注的是过程，是“有没有做”：我跟得到那边联系了，那边说已经有数据服务商了，需要的话会跟我们联系……我隔三差五就跟得到那边联系一下，真的已经尽力了……

打胜仗是责任，关注的是结果，是“有没有做好”：明知客户很难搞定，敢不敢毅然地往前上？第一次被客户拒绝了，能不能再坚持一下？这条路走不通，那就换条路再试试呗……总而言之，事在人为，真想拿到这个结果，方法总比困难多。

什么才是“打胜仗”团队？

华为管理顾问吴春波老师将之总结为“四个极度”：

团队要对胜利有极度的渴望

要有极度坚韧的意志

要有对失败的极度羞耻感

要有对结果极度负责的态度。

但是，血性是会夭折的，所以需要培育，血性也是会沉睡的，所以需要点燃。

怎么培育、怎么点燃呢？要靠制度。

华为前全球招聘总负责人冉涛老师总结说“构筑善的制度，管住人性的恶”，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明显向一线倾斜的“分钱、分权、分机会”的激励机制，引导员工往一线去、往前线冲。

趋利避害、贪生怕死是人的天性，但美军却盛传“西点好战”，美军院校学员分配时，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被分到一线服役的学员欢欣鼓舞，而被分配到五角大楼的反而一脸苦相，要求干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到一线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在《美军还能打胜仗吗》中介绍过美军的晋升机制，提拔军官时，根据战场表现分为五层：

最高一层是在前方负过战伤的，

第二层是接触过敌对火力的，

第三层是进入过危险地带的，

第四层是在前方总部服役的，

最后才是在后方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役的。

分层完毕，然后再在各个层次中，分别进行“德才表现”考核，其结果就是，分配到前线的学员机会更好，不仅晋升更快，而且综合薪酬更高。

我国古代也流传着“秦人尚武”的说法，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渐确立了“二十等爵制”，只要在战场上立功，就能分到土地，改变社会地位，而且针对一线战士、指挥官、敢死队等不同贡献，有不同的认定方式，总之制度设计的原点，就是要刺激军士上阵杀敌。

在华为的制度设计中，对一线作战部队的倾斜非常明显，比如：

薪酬上，采用奖金分配制，鼓励员工去攻城拔寨，开拓新市场、攻坚新项目，而不是坐在旧山头上吃老本，或是躺在机关里混日子；

晋升上，明确要求机关里凡是没有基层实践经验的人，不能走行政主干道路，不能提升为行政主管；

职级上，一线比机关高一到两个级别，回到机关要自愿降级；

称呼上，在《华为成长之路》中，邓斌老师举了许多华为用的心思，比如只有经营管理团队可以称“总部”，深圳其他部门只能称“机关”，而且一线人员的称谓，正式化程度普遍比较高（如总经理、总监），二线人员的称谓正式化程度普遍比较低（如部长、经理等）。

仿佛身在其中，方方面面都在暗示你：到一线去，到基层去，那里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组织建设方面，是华为向军队学习的重中之重，在《打胜仗》一书中，吴春波、田涛、杨杜、宫玉振邓斌、胡赛雄、冉涛等老师从不同侧面做了介绍，笔者根据自身理解进行整理，可以分为原则、组织与人才三个部分。

1.“五个有利于”原则

组织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作战，为了服务业务，为了胜利，中国人民大学杨杜老师指出，华为设立组织的方针就是五个“有利于”：

有利于强化责任，确保公司目标和战略的实现；

有利于简化流程，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

有利于提高协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有利于信息交流，促进创新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有利于培养未来的领袖人才，使公司实现可持续成长。

2.组织层面

1）激活前线

· 未来是班长的战争

吴春波老师在《华为向军队学习了什么》一文中，介绍了2014年任正非在听完人力资源工作汇报后的讲话，提出人力资源部门要研究一下美国军队变革，军队的作战单位已经开始从“师”变成“旅”，人数少了，但作战能力却增强得很厉害，而且美军还在变革，未来的方向是，作战单位有可能还要缩小成“排”、“班”。

未来是班长的战争，所以要划小作战单位，精简前方作战组织，通过配备先进武器、授权并提供集中性火力支持，让小团队的作战实力大大提升。

·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指挥炮火

华为提倡把指挥所建在听得见炮声的地方，把计划、预算、核算的权力和销售决策权力授予一线，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因为他们最懂客户想要什么、最了解当地市场情况。

任正非说：“我也不知道一线要多少资源合适，只能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因为他离客户最近，大家先听他的，选择先相信他，我们事后复盘时发现浪费弹药了，再‘秋后算账’、总结经验就好。”

· 少将连长

2017年8月在“合同在代表处审结工作汇报会”上，任正非提出：“在试点国家，代表处的代表应该高配，可以高于地区部总裁，我们原来说少将连长，为什么一定要少将呢？如果能力不足，一放权就会出大问题。”

以上三者在逻辑上是递进的，因为未来的趋势是“班长的战争”，一线作战部队需要更灵活地应对不确定性，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所以需要“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指挥炮火”，而不是等总部做出决定；

而一线作战部队指挥炮火的人，要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因为将军都是战场上打出来的，能力很强，价值观很正，既能在前线发光发热，又能减少组织放权风险。

2）做强基地

一线部队拥有呼唤炮火的权力，那么收到呼唤指令后，炮火由谁来提供呢？

在美国陆军军改中，有一个“重装旅”的概念，就是根据战争的不同量级，负责配置所需要的海、陆、空、太、信息等资源的中心组织。

冉涛老师详细介绍过华为“倒装式组织架构”：

以运营商体系为例，在华为的组织结构中，一线部队是面向TOP级别客户的系统部，以及所在国家主流运营商的代表处、办事处；

为一线部队提供火力支持的重装旅，就是地区部，负责区域性战略的制定与组织实施，汇集并提供区域业务开展所需的各项资源与支持服务；

而在地区部之上，还有片区联席会议，承担了22个地区部的组织建设、资源调配和干部配置等重要任务。

为什么将地区部作为“重装旅”呢？

因为在面向全球服务客户的过程中，华为发现，如果将资源配置中心设在总部机关，就无法满足灵活机动的市场响应需求，如果将其放在一线的代表处和系统部，又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所以取其中间，华为在地区部层面设立资源配置中心，兼顾5-8个国家市场的业务需求。

3）握紧拳头

· 铁三角模式

三三制战术是我军步兵训练大纲中的一种步兵“班组突击”战术，以班为单位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三人，三人战斗小组呈三角进攻队形，层层推进，交替掩护进攻，密切配合。

而华为一线作战部队的铁三角模式，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灰度法则打造华为常胜铁军》一文中，冉涛老师讲过铁三角模式诞生的故事：

2006年，苏丹电信华为和另一个供应商参加移动通信网络的招投标，在只有一个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华为败走麦城，事后分析，其主要原因是：

在一个项目中，客户经理在前段掌握的信息无法快速传递到后端，造成团队沟通布场，进而导致产品解决方案完全不符合客户需求，交付能力也让客户极度不满。

此后，代表处开始形成一个客户经理、一个产品经理、一个交付经理，三个人同事负责一个客户群的模式：

客户经理的使命就是搞定客户关系；

产品经理的使命就是提供让客户无法拒绝的产品解决方案，比如性价比最优、帮助客户挣钱，总之，让客户无法拒绝；

交付经理的使命就是兑现承诺，让客户放心，确保交付成功。

· 求助网络

华为提出，在公司的纵向等级结构中，适当引入横向和逆向的网络运作方式，以激活整个组织，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共享资源。

我们既要确保纵向直线职能系统在制定和实施决策时政令畅通，又要对逆向和横向的求助系统，做出及时灵活的响应。

其目的就是让最贴近客户、最先察觉到变化和机会的、高度负责的基层主管和员工，能够及时得到组织的支持，哪怕是公司的最高领导层，也是求之即来。

在华为工作超过11年的邓斌老师，举过一个例子：即便是一个“小毛孩”，因为需要项目资源，便可以三更半夜拨打机关里一个他不认识的机关干部的电话，而且对方还得接这个电话。

华为的电话会议往往开始时有三个人在开电话会议，两小时后，电话会议快结束时，在线的可能已经有12个人了，为什么?

一线向你的部门求助，你说只能提供部分资源，其他资源还需要某部门配合，于是一线会议召集者会把你说的那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拉上线"，当下就把资源确定下来。

更绝的是，当这个电话会议快结束时，一线会议召集者会直接说:“感谢家里各位兄弟的支持，我稍后写份纪要 并抄送给各位，大家明早回到部门，就请把资源落实一下。”

· “主官”与“主管”

吴春波老师在《打胜仗》书中介绍道，华为将各级管理者区分为“主官”和“主管”：

主官负责的是战役方向，一心一意盯着战略目标的不确定性，精力集中在胜利上，把确定性的事务授权下去。

主管就是高级职员，主要负责处理确定性事务，可能比主官在专业上更精通，在确定性的工作中，实行首长负责制。

对主官强调的是管理者必须为部门结果（即打胜仗）负责，对主官强调的是管理责任，特别是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责任。

· 考核团队，而非个人

华为提倡集体英雄主义，“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考核机制也是以团队为主，比如员工能拿到多少奖金，取决于其所在作战单元的整体业绩情况。

正职考核不合格，副职是不能升为正职的；员工因为团队业绩不好要调到别的团队去，也要降一级等。

通过这些措施，引导员工共担责任，尤其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能够选择集体利益，为集体做出贡献。

4）走对路线

为了降低决策风险，华为在2006年成立蓝军参谋部，隶属于公司战略Marketing体系，目的就是要构筑组织的自我批判能力，推动在公司各层面建立红蓝军对抗机制，通过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使公司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吴春波老师在《华为向军队学习了什么》讲解过蓝军参谋部的工作：采用辩论、模拟实战、战术推演等方式，对当前的战略思想进行反向分析和批判性辩论，在技术层面寻求差异化的颠覆性技术和产品。

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公司的战略和技术发展，进行逆向思维，审视、论证红军的战略、产品、解决方案的漏洞或问题，模拟竞争对手的战略、产品、解决方案，指出红军战略、产品、解决方案的漏洞和问题。

3.人才层面

1）考军长

2018年6月，我军陆军13个集团军军长依据抽签确定的顺序，依次接受考核，是陆军首次针对高级指挥员开展的军事训练等级考评。

短短五个月后，华为受此启发，由人力资源管理部率先启动了考军长的试点工作，通过两个多月19次尝试，逐步形成了针对中高级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考军长方法，进一步完善督促自我改进的组织化机制。

具体怎么实施的呢？根据吴春波老师的介绍，分为考前准备、考中实施、考后闭环三个部分。

考前准备：包括确定评委资源池、围观范围管理、考军长命题、合议维度、形成周边访谈报告、提前有针对性地收集问题、现场保障及检查；

考中实施：包括军长陈述、评委线上提问、评估组合议三个环节；

考后闭环：包括输出合议报告、完成与军长点对点沟通、军长制定自我改进计划、发布考军长简报四个环节。

2）战略预备队

任正非提出，新兵训练要像残酷的西点军校训练一样，天天考试、天天学打枪，一定要会开枪才允许上前线。

西点军校入学录取率仅有10%左右，而且入学之后还要进行频繁而严格的各种考试，不断淘汰一些不合格的学员，尤其是入学前六周的“野兽训练”，不断挑战学员体能和心理的极限，有10%-15%的人最终会决定放弃西点军校。

而华为战略预备队，就是采用军队训战结合的赋能模式，其核心是：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训的部分：采用标准化、场景化、案例化的方式进行课堂集训，尽可能贴近实际，还原真实的业务挑战。

在华为大学的培训中，华为主张多考试，一个星期至少考三次。培训结束之前，学员要先把自己的沙盘讲清楚，毕业后带着沙盘回去，一边实践，一边修改。

战的部分：华为信奉“宰相起于州郡，猛将发于卒伍”，任正非讲得非常形象：

“我给你个机会，你打下了50万的仗，我再给你500万的仗的机会，又打下来了，好，给你另外一个实践的机会……年轻干部怎么上来？你能扛着炸药包打下两个山头，你就当连长，没有什么服气不服气，华为不讲论资排辈……将军必须从实践中产生，必须从成功的实践中产生，必须从项目管理中产生。”

许多企业认为，只有判断人才能够胜任这个岗位，才敢把他放上去，但华为顾问、华为蓝血十杰奖得主胡赛雄老师认为，如果不把人放到相应的岗位上，他怎么可能习得相应的能力呢？

就像一个从来都没开过车的人，不可能成为候选司机。把一些年轻人调整到相应的岗位上去，也许局部上会暂时收到影响，但是会激活整个组织，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开端。

3）轮岗

美国政府规定，军官在一个单位的任职时间为三年，最多不超过四年。

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如果一件事情熟悉到人闭着眼睛都能去干，那么人剩下的就全是惰性，没有创造力了。对事情越是不太了解、不太熟悉，人在工作时就越会小心戒惧。

而且一个军官如果能够适应这样频繁的调动，在不同战区、不同岗位、不同任务中都能开展工作，足以证明他的能力。

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在华为负责过全球招聘工作的冉涛老师介绍说，在华为每年都需要补充大量的海外客户经理，除了部分人员要由一线部门在所在国自己招募外，华为每年都会由机关组织，强制要求产品行销部门向客户线输送客户经理，研发部门向行销线输送产品经理，再由校招补充优秀研发人才，让人才流动起来。

4.“不可胜在己”的竞争策略

《孙子兵法》曰：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大意是说，在战场上我们是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只要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就能确保敌人无法战胜自己。在此基础上，一旦敌人有失误，就可以立刻抓住战机，取得胜利。

市场竞争中，如何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呢？华为也做出了榜样。

1）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战争中经常有这样的例子，赢了眼前，却输掉了长远；赢了局部，却输掉了全局。

宫玉振老师举过一个例子，二战中著名的“基辅会战”，苏军5个集团军被消灭，仅被俘的就达到65万人，德军缴获3500门火炮、900辆坦克，但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认为，基辅会战是东方战役中最大的一个战略性错误，因为在基辅耗费了2个多月，错过了攻占莫斯科的最佳时机，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

怎样才能始终坚守正确的方向呢？

如果过于关注竞争对手，眼光就会被对手限制，陷入跟对手较劲的世界中不可自拔，错失了真正的机会，王兴有一次很形象地谈过美团与竞争对手的关系：美团和竞争对手的关系就像是开车——你要时不时看一眼后视镜，但你不能盯着后视镜开车。

真正决定一个企业成功的要素是什么呢？

还是要回归到企业的本质上来，那就是专注于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力量，华为之所以能在ToB、ToC、ToG三条不同的赛道上，面对不同客户、不同需求，都能做出卓越的成绩，根本原因就是能够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客户的商业成功。

2）坚持自主研发

从1990年开始，华为就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自主研发之路，三十年来，坚持投入科研经费不少于营收的10%，这才有了如今，至少在五个世界级领域，对抗或超越六家世界顶尖企业的实力，华为前全球招聘总负责人冉涛老师做过总结：

在传统通信领域，摩托罗拉、朗讯这两家曾经伟大的企业已经在5G时代来临前就销声匿迹了；

在芯片领域，随着5G芯片的崛起，海思已经超越高通；

在手机领域，华为手机2020年全球出货量居世界第二，已经超过苹果；

在操作系统领域，从PC时代的微软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iOS和安卓，美国都是绝对领导者，而华为自研的鸿蒙打破了这一格局，并很有希望在未来的物联网时代一骑绝尘；

在网络安全领域，华为与思科的双雄时代已持续多年。

3）因信而聚

在《选择·相信·行动·打胜仗》一文中，华为管理顾问田涛老师写下“因信而聚”四个字，给我许多启发：

员工为什么会选择在一家企业长期发展呢？表面上是利益的权衡，深层次却是因为信念，员工真的相信，在这里自己能够打胜仗，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浩浩荡荡，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小波李顺高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李自成号称“闯王来了不纳粮”，太平天国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社会底层吃不饱饭的老百姓，因为相信了这些口号，所以冒着生命危险，加入起义队伍。

但为什么这些起义，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呢？因为没有把“信念”贯彻到底，老百姓发现，口号仅仅只是口号，自己被骗了，所以愤然离去。

对企业而言，能够凝聚员工的“信”是什么？能不能准确地表述出来？

毕马威曾经干过一件事，请员工“你在毕马威做什么”，参与的员工都要写一个使命型的标题，比如“我在对抗不良资金流动”“我在打击洗钱行为"等，通过这种方式去提炼、去总结。

《华为基本法》的编写历时2-3年，有一种观点非常有趣，说《华为基本法》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文件本身写了些什么，它的制定过程大于它的结果，通过大家长期地、共同地讨论，让大家最终达成共识，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企业而言，能不能让员工真的“信”？领导者要扪心自问，办公室高悬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自己是不是真的信？或是把这些作为忽悠员工、装点门楣的工具？

我们的信念，会通过自身的一言一行、通过企业的每项决策体现出来，长期来看是造不了假的，即便员工起初觉得是忽悠洗脑，但只要感受到了这种真诚，自然也就信了。

对企业而言，能不能带领员工实现“信”？

这就需要我们既要有“能打仗”的能力，也要有“打胜仗”的结果，员工因为看见这个结果，所以选择相信，有因为相信，所以能看见更高远的山、更广阔的海。

任正非说，为什么四野的队伍这么彪悍？是因为他们跟着林总一直打胜仗，打胜仗就是最好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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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冠华：中国科技发展的回顾和几点建议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中国科技伴随新中国的成长走过了艰辛、不平凡的 70 年。70 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科技工作者不懈努力下，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70 年科技事业的 5 个重要里程碑

——1956 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会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郑重地提了出来。这成为我国现代科技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

——1978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标志着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之后他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把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成为第二个重要里程碑。

——1995 年，江泽民同志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明确将科技发展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成为促进经济建设的重要动力，这是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2006 年，胡锦涛同志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标志着全党全社会对科技进步和创新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自主创新成为科技事业的旗帜，这是第四个重要里程碑。

——2012 年，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科技创新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味着中国进入全面创新时代，成为第五个重要里程碑。

正是有了这些科技战略的深入实施，才有了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与探月、“北斗”导航、载人深潜、大型客机等重大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第 14 位，是中等收入国家中仅有的进入前 30 名的国家；2018 年全口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1．97 万亿元人民币，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 2．19％。作为人的生活水平和健康的重要标志，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 1957 年的 57 岁增加到 2018 年的 77 岁。中国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有机会亲历并见证祖国科技事业的巨变，特别是任科技部部长以后，直接参与组织编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对中国科技事业有了更加宏观、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其中有 6 个方面是我感触最为深刻的。

统一了科技要与经济相结合的认识。这经历了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1982 年提出“面向、依靠”方针时，就引起了一些争议。在此期间，国家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建立国家高新区，制定了“火炬计划”“星火计划”“攀登计划” “863 计划”和“科技攻关计划”，推进院所改革计划等，这些计划和举措的有效实施，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统一认识，由点及面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更好地发展。

科技研发队伍逐步壮大，建成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学研究机构仅有 30 多个，科技人员不超过 5 万人，到 2018 年科技研发人员总量达到 418 万人，形成了其他国家罕有的学科门类齐全、人才规模庞大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科研活动也从科研院所走向大学、走向企业、走向全社会，形成了科技发展新格局。

自主创新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深入人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关键技术受制于人、高技术产业“低附加值”陷阱、扩大内需以及能源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社会对创新驱动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科技活动“以人为本”认识深化。科技发展的重心已经从放卫星、搞亩产、做项目更多地扩展到对人的关心、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关心上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当前更加突出了人在科技活动中的关键地位，并把资源、环境、能源、健康等涉及人的领域作为科技发展重点优先领域，“科技发展为了人”已经深入人心。

可持续发展理念确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科技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发挥科技作用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环境恶化、饥饿、传染病等），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初还默默无闻，现在这项事业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

（6）政府在科技管理中的作用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去，我国科技政策长期立足于计划经济体制，以项目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影响深远。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政府职能已经从“宏观、微观一起抓”向规划制定、宏观管理、政策实施、平台建设和环境营造转变。

中国迈向科技强国亟待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

我国科技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任务依然艰巨。那么，中国在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征途中，还面临着哪些挑战呢？

世界级科学技术专家和战略科学家严重缺乏

当前，我国科技发展中最突出的是人才问题。人员总量虽然庞大，但世界级科学技术专家和战略科学家严重缺乏。

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美国之所以到现在这么有创新的活力，保持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从全世界网罗到最优秀的人才。美国有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据统计从 20 世纪初至 2014 年，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有 308 人，占世界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 47．5％。日本 21 世纪以来 18 年间有 18 人获诺贝尔科学奖，平均每年 1 人，21 世纪获奖人数仅次于美国，世界排名第二位。

美国是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原始创新能力、新兴产业发展能力最强的国家，几乎主导了近代从信息、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纳米材料等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多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日本科学家都对应着一个高技术产业。日本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占了很高的比例，同时日本的半导体芯片技术包括硅晶圆、合成半导体晶圆、光刻胶、靶材料、封装材料等 14 种材料上均占 50％ 及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全球范围内长期保持着绝对优势。

可见，顶尖人才带动的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尖子人才往往决定着一个研究机构、一支研究队伍的水平和实力。一个国家的人才和知识的储备像一座金字塔，顶尖人才位于金字塔的顶端——顶尖人才越多，塔基和塔身一定越宽厚。巨大金字塔的塔基支撑了不同高度的不同层次人才，这正是支撑一个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潜力所在。

中国诺贝尔科学奖的缺乏也正是映射了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薄弱，各个层次尖子人才不足的现状。我一直相信，中国 GDP 赶上世界最发达国家是顺理成章之事，但中国要在国家综合实力、产业竞争力等方面赶上发达国家，没有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没有一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是几无可能的。这也是我的忧虑所在。

科技和经济结合不通畅，市场化环境仍是突出的薄弱环节

创新过程是一个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过程，不仅包括研究开发的创新，也包括产品的设计创新、制造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市场模式、市场开拓创新，所有这些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品技术创新链。

在创新过程中，主要面临两大不确定性：① 技术突破的不确定性；② 市场多元化需求的不确定性。这两种不确定性就决定了往往有多种的创新方案。技术突破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当从事一项研究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出想要的结果，甚至根本不知道能不能做出结果。

那么，既然面临这两种不确定性，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如何实现呢？国内外的成功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经济与社会系统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市场同样是科技与经济之间结合的桥梁和纽带。

因此，政府在创新的过程中要建立起健康的市场机制，建立起鼓励创新的环境氛围。这方面其实我们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具体问题，比如，为什么大量社会资源进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投资者缺乏有品牌的、可以信任的技术无形资产评估机构，以助其投资于科技企业。为什么中小企业缺乏创新积极性？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社会化的研发服务平台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监督机制。这些都是需要市场化的环境来解决的。没有创新服务业的支撑，大量的企业得不到社会化科技服务，科技和经济结合就是一句空话。

为什么科技服务业缺失的情况如此严重？那是因为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科研院所直接将其研究成果转给国有企业；科技与经济如何结合，中间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机构，是薄弱环节，甚至是空白。况且创新服务业是高智力行业，经验缺乏、人才短缺、成长周期很长，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很难成功。

科学精神缺乏，自信心不足

自主创新的信心不足，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中国百年封闭落后的局面，一旦开放，乍一看到眼花缭乱的技术和五光十色的产品，深感自卑，缺乏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技术设备等，有效地推动了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严重不足的问题。这造成了一种文化，在科技创新中我们选择的众多科技项目大都是跟踪式、模仿性项目；一些事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项目也多因为信心不足、争论不休而多次搁置；我们做的一些具有创新性的题目往往是由国外先提出的，我们具体实施；在科技项目的确定过程中，我们习惯于拒绝支持有争议的项目，排斥没有国外先例的研究等。这反映了我们对自己科学研究能力的不自信。

中国轿车在 20 个世纪 50 年代几乎和日本、韩国同时起步，但 70 年后，日本汽车和韩国汽车走遍全球，而是我国汽车市场仍没有改变以外国品牌车为主的局面。很多的创新型国家，都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发展出在全球有竞争力的若干产业，如：德国的汽车、光学器件产业，瑞士的钟表制造业，日本、韩国的汽车、消费电子产业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基于自信的文化选择自主自强的路径。

这说明，有了民族自信的文化，才会有基于自信的创新政策，才会有健康、快速发展的民族产业。

自主创新是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他提出：“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要求“坚持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把自主创新事业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为什么自主创新如此重要？自主创新这一重要方针是在 2004 年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中提出的。当时国家组织了 2 000 多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经过一年多的关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热烈讨论和反复论证，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中存在的 3 个关键薄弱环节——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上取得了共识，并且用“自主创新”集中表述。① 原始性创新，也即通过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② 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③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就是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和吸收形成属于自己的再创新能力。

原始创新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自主创新当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基础研究和前沿高技术研究是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之母，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志，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生命线。通过基础研究和前沿高技术研究形成的人才、知识和能力的储备，一旦我们遭遇“卡脖子”的问题，这些储备就能迅速形成关键技术，形成生产力。

集成创新——如果没有集成，单项技术很难面向市场，最后可能就消失了，错过了发展时机。如何把我们自己的和引进的单项技术，集成起来形成以产品为中心的技术，同样很重要。集成创新其实不是单纯的科技内涵，而是产业经济发展的内涵。

然而，单纯引进技术，忽视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倾向依然严峻。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投入严重脱节。2002 年我国引进消化吸收和投入的比值是 1 ： 0．08，也就是买了 1 块钱的设备我们只用了 8 分钱去消化吸收。2006—2014 年是 1 ： 0．4，有所提升。但是和我们的邻国——韩国、日本相比差距还很大。韩国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是 1 ： 5，最高的时候 1 ： 8。日本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时候是 1 ： 7，高的时候达到 1 ： 10。我们的差距太大了，所以我们引进一代落后一代是必然的，这么少的投入，怎么消化吸收？

我还想特别强调，“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不是一回事，是有本质区别的概念。“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引进。“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实践。

过去十几年，自主创新的方针经受住了考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主创新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我们坚信有了这种精神，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我们就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创新大军，形成全国自主创新万马奔腾、蓬勃发展的局面。

加强自主创新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确保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战略决策真正落到实处，关键是要制定有效的政策和实施强有力的举措。

大力引进、培养和稳定一批世界级的顶尖人才

人才决定一切，不仅决定现在，还决定未来。高水平的尖子人才是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和激烈争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

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青年科技人才奖，大力培育德才兼备的中青年人才。青年是创新活跃期和高峰期，对做出“诺奖成果”时人才年龄的研究表明，在 1901—2003 年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 547 人中，35 岁取得成果的最多，平均年龄分别是 38 岁、41 岁和 42 岁。因此，要把培养人才重点放在中青年人才。虽然目前每年归国人员超过留学人员，但顶尖人才的流失依然严重。单纯的数量不能说明问题，质量是关键。对优秀中青年人才，不仅要给待遇、职务和荣誉，更重要的是给事业。同时也要特别注重对人才的爱国、品德、奉献精神等品质考察和培养，当前对中青年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仍显不足。建议借鉴国外经验，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青年科技人才奖，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上，每年遴选 100—200 名给予奖励，鼓励青年人冲击世界科技最前沿，做出世界级的科研成就。

实行世界级科技人才计划。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关键就在于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不断放宽对技术移民的限制，每年允许 6 000 名外国科学家到美国合法定居。据统计，2016 年，6 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竟然全部是美国之外出生。目前，硅谷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领域中超过 60％ 的全球顶尖技术人才来自移民，超过 50％ 的硅谷企业是出生在美国之外的人所创立。他们所创造的巨大贡献维持着美国领先全球的地位。当前，全球有近 30 个国家制定了不同的人才入境政策或计划。因此，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创造环境，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刻不容缓。我们当前应当在继续扩大引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把引进人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特别是西方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引进国际人才就更有突出的重要意义。引进国际高质量人才，不仅是引进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智慧、理念和文化，这是重要的溢出效应。“中国绿卡”目前仍然是当今世界最难取得的永久居留资格之一，2016 年公安部发放的绿卡仅有 1 576 张，这种现象应当予以扭转。这不禁让我回忆起 20 世纪 70 年代，邓小平同志史无前例大规模派学生出国留学的情形。邓小平说：“我赞成加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派 3 000 人出去。”小平同志的决心魄力非常大，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今天在西方围堵新的背景下，应该用同样的决心、勇气和魄力把引进国际一流人才作为国家战略举措，实行世界级科技人才计划，以质量为中心，引进一批世界级、不分肤色、不分国籍的国际顶尖人才，组成一支世界级的人才队伍。我们当前具备的条件和 20 世纪 70 年代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足够的外汇储备，高校有全世界最好的设备、最好的试验室，以及科研人员具有良好的语言交流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虽然我们现在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创新能力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赶上的速度很快。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通过放宽技术移民政策，设立合作研究项目，解决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方式，把世界尖子人才吸引过来，助力中国创新驱动发展。

创造自由宽松的创新环境。营造自由宽松、学术宽容的学术氛围。建立起允许失败、鼓励冒险的科研机制。坚决抵制各类学术腐败之风。现在各种人才计划多不胜数，许多青年人成天忙于写本子、找关系、戴“帽子”，申请项目、多写论文；评奖浮夸、造假、拉关系，以及“家族式”科研模式等风气蔓延；这些现状滋生了许多寻租和腐败。

加强基础研究，建立可年度考核的国家财政固定增长机制

明确基础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6 世纪起，科学精神和知识传播，使欧洲的科学研究和创新不限于经院式的研究模式，个人兴趣驱动的研究比比皆是，形成了自然科学百花齐放的局面。自 20 世纪初以来，生产、技术、科学相互作用机制出现了新的变化。科学理论往往更多地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生产的发展开辟着各种可能的途径。据统计，现代技术革命的成果约有 90％ 源于基础研究及其他原始性创新。特别是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基于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的突破和伴随而来的新产业的诞生将对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发生重大影响。只有立足于本国的科研力量加强原始性创新，并最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在全球化创新格局中强化竞争优势，在落后领域迎头赶上。

全面认识我国基础研究的进展与不足之处。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加，2018 年达到 1 118 亿元人民币，增速显著高于美、英、德、法、日等国。同时我国科技论文产出数量持续增长，据统计，2017 年我国发表论文 32 万篇，居世界第 2 位。2008—2018 的 10 年段，我国论文被引用总次数也居世界第 2 位。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但我们要正确认识我国基础研究的质量还有待提高。例如，论文虽多，高影响力论文占比低，篇均被引用次数仅 10 次，居世界第 16 位，显著低于美、英、德、法等第一梯队国家；在三大国际标准组织（ISO、IEC、ITU）中的标准必要专利拥有量排在世界第 11 位，该数量仅为美国的 4％。特别是，我国基础研究在 R＆D 活动中比例也严重失衡，2018 年我国仅为 5．7％，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 15％—25％ 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为此，应建立财政支持基础研究可年度考核的固定增长机制，以及引导有条件的地方、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投入的政策和机制，确保基础研究获得长期稳定支持。力争在 5—10 年内，使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尊重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不同规律。经济活动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发展，目标明确，短时间就要发挥作用，一次失败就可能被淘汰出局。科学技术是人类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探索，突出特点是不确定性。经过了大量的探索和失败以后才能获得成功，每一个成功者的后面，都有众多的失败者。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结合，首先要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的不确定性，不能要求项目都要成功，也不能要求项目都要立竿见影地解决市场应用问题。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改革科技计划管理思维和管理体制。基础研究要注重积累，把稳定支持放在突出位置，不能都是 3—5 年换一个项目，调整一次方向。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科技管理改革，一是大力加强原始性创新，二是改变科技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

坚持国家需求和问题导向，突出原始创新。美国国会要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审查项目时必须考虑项目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从国家经济竞争力、人民健康、STEM人才培养、公众科学素养与科学参与、与产业界合作、国防和科学事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要求。这是发达国家比较通用的做法，重在发挥基础科学研究提供解决重大实际问题方案的基础作用。因此，不仅要重视纯基础研究，不断开辟新方向、新领域，也应关注应用基础研究，特别是关系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民生需求的问题。

把发现、培养、稳定尖子人才作为基础研究第一战略任务。尖子人才在基础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稀缺性，并且尖子人才问题具有空前的紧迫性。培养尖子人才，需着重突出 3 个重点：① 把发现、培养和稳定青年尖子人才作为首要工作。基础研究管理应当把发现和培养一流的研究人才作为第一目标，避免再出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的项目做完了，参加项目的博士基本都出国了”的青年人才流失现象。② 关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的现象。由于基础研究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和非共识性，选题的多样性、发散性是必然的，应当关注尊重自由选题。要给前沿探索的人减负、减压，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科学研究上。③ 注重从小单位、小人物和小项目中发现培养尖子人才。据有关资料分析，20 世纪中后期，美国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成就， 75％ 来自不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小项目，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也大都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不单是一种现象，而且有可能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在科技项目的支持中，要使那些有独立思考、独创精神的小人物和青年人才进入我们的视野。几万元、十几万元的支持经费，有可能使他们步入科学殿堂，孕育出伟大的科学家。

以最大的决心组织、参与和实施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在全球化背景下，科学研究进入大科学时代，许多科学问题的范围、规模、复杂性不断扩大，已远远超出单一国家的承受能力，使国际大科学合作成为一种必然。因此，主持或参加大科学国际合作计划，不仅能在合作中获得技术、知识产权，而且还能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感情。现代科技发展史证明，在大科学工程实施和发展中，常常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产物，甚至会有重大原创性成果和思想的迸发，这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参加重大国际科学计划、科学工程，参与的过程和其结果同样重要。

把握住世界科学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的历史机遇。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发生和科学技术活动的地理分布密切相关。16 世纪以来，世界科学中心经历了从意大利，依次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转移。这些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影响世界科技发展的重大突破和大科学家，它们保持世界科学中心地位的周期短则 60—70 年，长则 100 年以上。当今，美国仍然是世界重要的科学中心，但世界已然处于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全球科技创新力量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未来 20—30 年内，北美、东亚、欧盟 3 个世界科技中心将鼎足而立，主导全球创新格局。中国正处于东亚，虽然还有日本、印度、新加坡等竞争，但我们极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世界重要科学中心。这需要我们抓住机遇，积极参与科技资源和优秀人才的全球化竞争，努力实现基础研究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在下一轮科技革命中取得先机。

推广深圳经验，实施大规模创新服务业振兴计划

多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去深圳，有一点印象深刻——高效发达的创新服务业成为深圳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曾在发达大城市发展的科技型企业，屡经曲折，最终选择落户深圳。他们告诉我很多有趣的现象。例如，如深圳的政府更扁平化，市级领导更容易接触到创新者创业者，了解创新的需求，及时解决困难。另外，创新活动需要的各种工具以及产品测试、市场调研等在深圳可以得到好得多的供应和咨询服务，信息流的通畅、快速，极大地降低了创新的成本。我也曾经参观过深圳市的创业投资、信息咨询、知识产权评价等服务机构，他们的高效服务让企业之间的交流更加畅通，效率更高。

我以为，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创新服务业的极端重要性。制定创新服务业振兴战略计划，将其放在与高技术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考虑，实现科技服务业的腾飞。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创新”就是不断突破科技前沿，“普及”就是让公众理解创新成果，使科技创新真正进入社会，成为大众的财富，成为全社会的力量。当前，“一翼”——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并成为全民行动。“另一翼”——科学普及，无论是在重视上、观念上、政策支持上均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如何改变一轻一重的现状？怎样从根本上解决？值得科技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深思。

科学普及的目的是要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不仅要普及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提倡创新思维，更重要的还在全社会启发和弘扬科学精神。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取决于包括科学素质在内的国民素质不断提升，没有热爱科学、关注科技、具有较高科学素质水平的宏大公众群体，就不可能形成创新型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我国科技发展就会有明显缺口。从世界范围来看，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国家公众科学素质一般在 10％ 以上。2000 年美国的水平就已达到 17％，而我国 2018 年才达到 8．47％，与发达国家已经有较大差距。

科普工作不能再耽误，要以落实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为抓手，从校内校外两方面着力，通过制定大计划、经费大投入推动科普工作。① 健全全社会动员机制，切实加强重点人群科学素质建设，重点加大对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群众的科普服务力度。② 加大对关键群体，如公务员、青少年、农民等的科普教育。③ 加大科技馆、科技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④ 抓住大数据时代重要机遇，大力加强推进科普信息化和现代化。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等传播技术，硬媒和软媒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扩大科普传播的覆盖面。⑤ 倡导科学家带头做科普，强化科研与科普的结合；进一步推动落实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增加科普任务的要求，明确各类公立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在科普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对国家支持的重大项目，要求要形成科普读物，对一般性项目要求要有科普报告，并定期进行考核评比。⑥ 高度重视青少年科学素质养成，推动提升学校科学教育水平，发挥好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等校外科普设施和科普资源的科学教育功能。提倡每人每年至少读一本科普书活动。不仅要阐明科学事实，更要传播理念，传播思想。

另外，建议总结当前科学教育的经验教训，改变当前单一的科学教育模式，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加强青少年儿童科学教育。带领孩子们走出教室，走进科学馆，走进大自然。让孩子们从死记硬背和过多的作业中解放出来，把他们好奇的天性释放出来。充分激发青少年儿童的科学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让他们用自己的心灵去探究世界。鼓励孩子们独立思考，提倡批评质疑，激发孩子们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从小树立起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

致谢 感谢张赤东、黄写勤在本文整理过程给予的帮助。（作者：徐冠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原党组书记、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