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14 07:48

写作核心提示：

题目：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应注意的事项
随着社会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选择委托律师代理处理法律事务。一份规范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对于保障委托人和律师双方的权益至关重要。以下是在签订委托律师代理合同时应注意的几个事项：
一、明确代理事项
1. 详细列明委托代理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调解、非诉讼法律事务等。
2. 明确代理权限，如一般代理、全权代理等，避免因权限不明导致纠纷。
二、明确代理费用
1. 明确代理费用的计算方式，如按小时计费、按案件结果提成或固定收费等。
2. 明确代理费用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及违约责任。
3. 如有其他费用，如差旅费、资料费等，也应明确约定。
三、明确代理期限
1. 明确代理期限，如从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案件终结之日止。
2. 如需延长代理期限，应提前通知对方，并协商一致。
四、保密条款
1. 约定双方在代理过程中所获得的对方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的保密义务。
2. 约定违约责任，如泄露保密信息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争议解决方式
1. 约定在代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解决方式，如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等。
2. 明确仲裁机构或

2019，律师签订“风险代理合同”的适用与禁忌

来源：法务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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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第五十九条同时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这是我国法律对“诉讼代理人”的规定。而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正常的律师代理之外，还存在一种律师与当事人风险共担的模式，即风险代理。所谓风险代理，是指根据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暂不支付律师代理费用,或只支付部分律师费或前期差旅费用,待其债权实现或其他委托事项完成之后,再支付约定比例或一定数额律师费的代理形式。

▌那么对于这种形式，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有关案例：

(一) 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关于和解、撤诉或终止代理时仍按收回额一定比例提取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以(2017)最高法民申2833号民事裁定书，对河南弘创律师事务所与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作出裁定，驳回了河南弘创律师事务所的再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首先，从风险代理行为的本质看,风险代理收费能否实现与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切实得到实现密切相关。本案中，西工联社并未实际收回案涉五起案件对应的不良贷款，弘创律所也未举证证明西工联社存在同债务人恶意串通之情形，故其要求西工联社支付风险代理费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其次，从弘创律所所述内容看，其主张862万元代理费的合同依据主要是2011年《风险代理协议》中第七条第二款“本协议签订后，在乙方已提供追加被告或可供执行财产证据的前提下，如甲方私自与被告和解，放弃诉讼或终止代理等，仍按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收回额的40%提取风险代理费”的约定，该约定虽然是由当事人自愿达成，但确实加重了委托人的诉讼风险，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共利益，原判决认定该条款为无效条款，并无不当。即便认可其效力，因西工联社并未实际收回不良贷款，本案也不满足向弘创律所支付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条件。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如弘创律所认为西工联社解除双方合同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可向西工联社主张赔偿，原审法院也已向其释明可提供证明其所受损失的相关证据，但其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不予提供，此种情况下，原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二) 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最高人民法院以(2012)民再申字第318号民事裁定书，对重庆悦诚律师事务所与肖文书代理合同纠纷本案作出裁定，驳回了重庆悦诚律师事务所的再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肖文书与悦诚律师事务所在《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若经悦诚律师事务所工作，肖章军被判处缓刑(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取保候审而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撤销案件)，则肖文书再向悦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报酬40万元”的约定内容，属于风险代理。原再审判决认定该合同条款内容无效，并判决悦诚律师事务所返还该部分约定的律师报酬40万元，在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首先，刑事案件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代理，如果允许刑事诉讼中进行风险代理，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有了足够的经济动机，因此可能会采取作伪证、帮助犯罪分子规避刑事制裁、开脱罪责等来谋取胜诉判决，还可能导致司法腐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悦诚律师事务所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部门，应当知道《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但是，其在从事刑事委托代理诉讼过程中，仍然与肖文书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收费内容的条款。对悦诚律所的不当行为，重庆市江北区司法局已认定其行为违法，并给予停业整顿、罚款等行政处罚。在此情形下，如果认定悦诚律师事务所与肖文书所签订的刑事案件风险委托代理合同有效，将不利于规范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行为，不利于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可能引起部分律师事务所利用当事人急于求胜诉结果的心理而违规高收费，导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发生。为此，原再审判决认定悦诚律师事务所与肖文书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条款内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在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从上述案例不难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达成的《风险代理合同》并不完全认定为合法有效，纵观相关的法律、法规，下列案件并不适用风险代理：

(一)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

(1)婚姻、继承案件;

(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

(4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

(二) 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三)申诉的案件不适用风险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逐步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意见》第十五条规定：“强化律师代理申诉执业管理。对律师在代理申诉过程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规定，具有煽动、教唆和组织申诉人以违法方式表达诉求;利用代理申诉案件过程中获得的案件信息进行歪曲、有误导性的宣传和评论，恶意炒作案件;与申诉人订立风险代理协议;在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驻点提供法律服务时接待其他当事人，或者通过虚假承诺、明示或暗示与司法机关的特殊关系等方式诱使其他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等行为的，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律师协会应当相应给予行业处分和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既然风险代理有禁止的规定，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应注意什么呢?

第一，必须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律师服务收费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律师事务所首先应当向委托人告知律师收取代理费的政府指导价，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委托人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才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也就是说，是否实行风险代理应由委托人自行选择、决定;律师事务所不能为获取高额回报，而对委托人有所隐瞒。

第二，对以上所列的九类案件不得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因为律师是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律人，对不得风险代理的规定他们应当比当事人更加清楚，因此，如果因对法律禁止不得风险代理的案件而形成了合同，律师应承担主要责任。

第三，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不得超过一定的金额，即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风险代理费一般是按当事人最终通过代理人的代理活动实现的标的额收取的，该标的额来源于其他当事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第四、《风险代理合同》适用书面合同。《律师服务收费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因此，在《风险代理合同》中，当事人及律师事务所均有风险，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在与委托人订立合同时，应当对双方应承担的内容及可能的计算方式向委托人作出必要的提示和告知。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对风险代理必须作也明确一致的表示，不适用默式的推定合同成立的方式。

最高法案例：风险代理的律师费能否由被告承担?(附判决书)｜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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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本案律师代理费的计收为附条件的约定，需要根据实际回收的为现金或非现金以及金额价值的不同阶段，按不同的比例计算，因此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计算方式但尚未实际发生的，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最高法民终2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凤凰村泓瑞花园3单元9楼。

法定代表人：闫政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华，云南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北市区金江路1号。

负责人：高存宏。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社民，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健，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置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昆明置地公司、被上诉人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昆明置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请求支付为实现债权支付律师代理费2120230.06元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按各自胜诉比例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在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按年22.5%计算的重组宽限补偿金及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后，还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高额律师代理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相关请求。(一)被上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律关系源于相应债权的转让，故应当适用《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关于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相关规定。(二)被上诉人所称的律师代理费并未已经发生，庭审中，被上诉人仅出具了20万元的律师费发票，故200多万的律师代理费并非被上诉人已实际支付费用，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其未实际支付的实现债权费用。(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依法不具有诉权，其律师费主要是为其附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而产生，且相关案件已向法院申请执行，该费用不应重复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本案中，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享有诉权的依据。一审法院在既无公证机关出具的不予执行强制执行文书的决定书，也无人民法院不予执行裁定书的情况下，就直接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高额律师代理费，无法律依据。

华融资产云南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保证协议》中对上诉人的保证范围进行了明确约定，上诉人的保证范围包括了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二)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与被上诉人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已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中对律师费计算标准进行了明确约定，且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费用未超过《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引标准》的规定。(三)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已按照《委托代理合同》中的约定提供法律服务，因此，上诉人应承担被上诉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昆明置地公司为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与昆明兆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新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编号为Y24130115—14的《还款协议》、与兆新城房地产公司、云南恒基创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建筑公司)签订的编号为Y24130115—15的《债务清偿协议》承担保证责任，向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74700000元，重组宽限补偿金61355145.83元(暂计算至2017年2月6日，2017年2月7日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违约金28973612.29元(暂计算至2017年2月6日，2017年2月7日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二)请求判令昆明置地公司支付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2120230.06元;(三)请求判令昆明置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4年6月26日，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了编号为云南Y24130115—17号《保证协议》，约定昆明置地公司为兆新城房地产公司与恒基建筑公司与华融资产云南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财务顾问协议》及《债务清偿协议》所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2.4亿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还款协议》的保证期间为2016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3日。双方还约定同意对本协议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根据双方的申请于2014年7月3日出具了(2014)云昆明信证经字第21130号《公证书》。2017年6月8日，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出具对(2014)云昆明信证经字第21130号《公证书》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情况说明》;2、根据华融资产云南公司的申请和云南省昆明市真元公证处(2017)云昆真元证字第6号《执行证书》及相关公证书的内容，一审法院将华融资产云南公司申请执行兆新城房地产公司、恒基建筑公司及其他担保人的案件指令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现在执行过程中;3、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与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刘胡乐律师所事务所办理华融资产云南公司诉兆新城房地产公司、恒基建筑公司等一系列金融合同纠纷及派生案件，并约定了律师代理费的计算方式。

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有诉权?2、本案涉及的主债权金额是多少?昆明置地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华融资产云南公司认为：1、本案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明确。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合法享有对兆新城房地产公司、恒基建筑公司本金2.4亿元及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的债权，昆明置地公司为该笔债务提供了连带保证担保;2、本案所涉主债权属分期还款债权，第一笔应还款7200万元的日期为2015年7月2日，保证期间为2017年7月2日止，华融资产云南公司提起诉讼尚在保证期间内。而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与主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不影响昆明置地公司应承担的保证责任，主要理由为补充协议相关内容的调整，不涉及放弃昆明置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内容。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及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保证协议》第十条的约定，昆明置地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执行程序不影响昆明置地公司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因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与主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申请了新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故在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向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时，明信公证处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况且在另案的执行中，昆明置地公司未被列为被执行人。因此昆明置地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及法律规定向华融资产云南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昆明置地公司认为：1、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依法不享有诉权。根据《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本案中由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债权文书合法有效，依法不能提起诉讼。(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指明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原则上不可诉。(2)允许债权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提起诉讼，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冲突。(3)允许债权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提起诉讼，会引起法院执行混乱。(4)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是经过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定程序形成的，允许债权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提起诉讼，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5)允许债权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提起诉讼，与“当事人权利义务平等”原则相冲突。(6)允许债务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提起诉讼，与诚实信用原则相冲突。在公证时，债务人已经承诺直接接受强制执行，因此依照该承诺，债务人不能再提起诉讼。(7)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不可诉指的并非是执行证书。公证程序的核心是公证书，而非执行证书;2、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享有诉权的依据。该情况说明并非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若债权人对公证处不予出具执行证明文书不服的，可以申请复查。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只有在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时，债权人才享有诉权;3、在新的展期及公证中，昆明置地公司并未作为当事人参与，昆明置地公司的担保责任在2015年7月已经解除，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1、本案中，华融资产云南公司提交了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由于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与债务人就债权进行了展期，并由其他公证处重新办理了公证，故原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因此对(2014)云昆明信证经字第20178号、(2014)云昆明信证经字第21130号《公证书》不予出具执行证书。而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的执行申请时，债权人需要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及执行证书，本案中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已经明确不再出具执行证书，因此华融资产云南公司针对昆明置地公司已无法通过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对于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对昆明置地公司的起诉应予受理;2、根据华融资产云南公司提交的证据，截止起诉前，本案所涉债权本金为1.747亿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昆明置地公司并未在法庭指定的期间内提交证据对该欠款本金予以否认，因此对该欠款本金应予以确认。至于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主张的重组宽限补偿金及违约金，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系按照当事人所签协议计算标准计算，故应予以确认。此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已向法院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委托的律师也参与了本案的审理，且华融资产云南公司所主张的律师代理费2120230.06元也并未超过《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引标准》的规定，况且在《保证协议》中对律师代理费也有约定;3、根据双方当事人所签《保证协议》的约定，昆明置地公司自愿为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保证期间为2016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3日止，因此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尚未超过该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的规定，昆明置地公司仍然需要根据《保证协议》的约定在协议约定的保证期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华融资产云南公司要求昆明置地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向其偿还借款本金及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并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的诉讼请求成立。昆明置地公司认为本案中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不具有诉权，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华融资产云南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一)由昆明置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74700000元;(二)由昆明置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偿还截止全部款项清偿完毕的应付重组宽限补偿金(截止2017年2月6日为61355145.83元，之后费率按年22.5%计算);(三)由昆明置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融资产云南公司支付截止全部款项清偿完毕的违约金(截止2017年2月6日为28973612.29元，之后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四)由昆明置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融资产云南公司支付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的律师代理费2120230.06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377545.00元，由昆明置地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昆明置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材料。第一组，《关于华融逾期借款期资金费用的说明》及附表，拟证明一审判决确定2017年2月6日前拖欠重组宽限补偿金及违约金计算超过法律规定。第二组，《关于720万财务顾问费的说明》及转款凭证和《财务顾问服务协议》，拟证明上诉人除重组宽限补偿金及违约金以外还支付了名为财务顾问费用720万元，其性质也是资金利息。华融资产云南公司质证称，上述两组证据不应作为新证据予以认定，关于第一组证据，因我方系非银行性金融机构，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与本案亦无关联性。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在二审过程中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庭审中，昆明置地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未对具体偿付的本金以及其他费用明细进行描述，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昆明置地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未对具体偿付的本金以及其他费用明细进行描述，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实则并无异议，故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至于昆明置地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将结合一审证据综合评判，在说理部分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应否支持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对于2120230.06元律师代理费的请求。经查，2014年6月26日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作为甲方(债权人)与昆明置地公司作为乙方(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协议》载明：“4.1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协议项下债权本金、重组宽限补偿金、财务顾问费、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以及为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14.5除法律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因本协议订立、履行及争议解决发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用)由乙方承担。”因此，双方当事人对于应由乙方即昆明置地公司承担律师费用已有明确约定，昆明置地公司并未主张《保证协议》的签订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昆明置地公司仅就律师代理费提起上诉，但其上诉理由中，又针对一审判决的第二项重组宽限补偿金和第三项违约金主张超出了《民间借贷规定》年利率24%的规定。二审庭审中，经合议庭当庭释明，昆明置地公司明确其上诉请求仅就一审判决的第四项律师代理费主张，不包括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借款本金、第二项重组宽限补偿金、第三项违约金。由于昆明置地公司的上诉理由和二审阶段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庭审中认为一审判决未对具体偿付的本金以及其他费用明细进行描述等，实则均系针对一审判决所判令偿付的借款本金、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本院认为，当事人明确不作为其上诉请求提出的，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无证据表明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故本院仅围绕昆明置地公司二审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至于昆明置地公司认为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不具有诉权的主张，其在一审中已经提出，但二审亦并未将驳回华融资产云南公司的全部诉请作为上诉请求，故对昆明置地公司没有提出的此项请求，本院亦不予审理。昆明置地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律师费主要是为附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而产生，但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已在一审诉讼中将其与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作为证据提交，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能够证明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为本案诉讼产生了律师代理费，故一审支持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主张律师代理费并无不当，律师代理费属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实现债权费用。二审中，双方当庭确认，2120230.06元律师代理费并未超出《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引标准》，但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与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方式为一般风险代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律师代理费计算标准“甲方按照乙方回收现金的具体数额分段确定代理费”，区分了：实际回收现金金额在8735万元以下的按执行实际回收金额0.7%支付律师费;实际回收现金金额超过8735万元不足1.747亿元的部分，超出部分按执行实际回收金额0.9%支付律师费;实际回收现金金额超过1.747亿元的部分，超出部分按执行实际回收金额0.8%支付律师费;回收的为非现金的，按一定比率折算为现金确定代理费;以及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利用自身资源达成诉讼或执行和解的，对前述律师费按照60%支付等五种情形。故华融资产云南公司除实际支付的前期费用10万元外，剩余律师代理费的计收为附条件的约定，需要根据实际回收的为现金或非现金以及金额价值的不同阶段，按不同的比例计算，因此，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而需要承担的律师费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故对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已经实际支出的10万元律师代理费应予支持，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计算方式但尚未实际发生的，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一审对尚不确定的律师代理费支持2120230.06元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昆明置地公司的第二项上诉请求，要求判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按各自胜诉比例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本院将按照一、二审的裁判结果确定负担。

综上所述，昆明置地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8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8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为：由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支付为实现本案债权的律师代理费10万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1377545元，由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负担1367127.75元，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负担10417.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761.84元，由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负担1120.72元，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负担22641.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晓云

审 判 员　张　纯

审 判 员　潘勇锋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肖玉坤

书 记 员　刘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