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意读的读后感》,（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06 00:2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意读的读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主题：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主题，即对意读的理解和感悟。确保整篇文章围绕这个主题展开。
2. 突出个人观点：读后感是个人对书籍的感悟和评价，因此要突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避免仅仅复述书中的内容，而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和思考。
3. 结构清晰：一篇好的读后感应该有清晰的结构。通常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书籍的背景和作者，正文部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感悟，结尾部分总结全文并表达自己的态度。
4. 丰富内容：在正文部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a. 书籍的背景和作者：介绍书籍的出版背景、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b. 主要内容和情节：概括书籍的主要内容和情节，突出书中的亮点和特色。
c. 人物形象：分析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探讨人物的性格特点、成长历程以及作者塑造人物的目的。
d. 主题思想：阐述书籍的主题思想，探讨作品对人生、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启示。
e. 个人感悟：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和思考，谈谈从书籍中获得的感悟和启示。
5. 逻辑严密：在论述过程中，要保持逻辑严密，避免出现前后矛盾或跳跃

看完《大学》，我们大声谈论理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纪录电影《大学》即将上映。

影片开始，字幕“《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别误会，这不是一部讲古籍的纪录片，镜头对准的是清华园里4个活生生的人：高三毕业生严韫洲、博士研究生宋云天、留美学者蔡峥、大学教授钱易。

在一次点映时，有观众提出了犀利的问题，既然拍的都是清华的人和事，片名为什么不干脆叫“清华大学”？

导演孙虹解释，影片中文名“大学”，英文名“The Great Learning”，“大学”意为“大学之道”，“虽然以清华为拍摄对象，但更想通过清华的个例，去窥探大学精神的一隅，去阐释大学精神对个体的影响”。

导演王静说，大学有3个含义：一是空间，即大学校园，是学生奋力学习、偶尔摸鱼的地方，是青春发生的地方；二是时间，念大学的那些年；三是生命历程，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形成价值观、学着走向社会的一段重要人生。

4位《大学》的主人公，在片尾时头衔发生了变化——他们分别成为在读本科生、基层选调生、青年教师、荣休院士。他们都跨过了自己的一个人生转折，这，就是《大学》。

人生转折

《大学》的拍摄历时3年，素材超过1000小时，最终成片时长110分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母校对三位导演的影响的产物。

孙虹说：“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相同的感受，那就是大学是塑造和定义一个人人生观和价值观最重要的阶段。每当我反思自己当下生活的时候，都会深刻地体会到毕业后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都有着来自大学时期的烙印。”

于是，孙虹开始对大学好奇，它究竟是怎样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当代青年人的？影片没有选择更为大众关注的“明星人物”，来自清华大学的主创团队，希望通过记录普通师生的日常，来寻找答案。

“在开始拍摄之前，我们就有一个大致设想，希望拍摄一些正在经历人生转折的人。因为每次进入新阶段，人们都需要抉择和适应的勇气，而这背后会透露出个体的价值观和大学给予个体的影响。”孙虹说，“大学由‘教’与‘学’、‘老师’和‘学生’共同组成，因此我们对人物的设想是一名新生、一个毕业生、一位即将入职的新老师和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授。”

有了这样一个初步框架，导演们开始寻找。严韫洲是王静发现的，也是片中第一个确定的人物。

“开拍是2018年4月底，临近高考，学校怕对学生心理造成干扰，推荐了一些不仅成绩好心理素质也好的学生，严韫洲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他身边拍，他该学学、该玩玩。”王静透露，当时同时拍摄了十来个学生，后来证明，剧组的眼光十分精准，这些孩子最后全部考入清华。

寻找正在求职清华的青年教师的时候，蔡峥进入了孙虹的视野，哪个导演能拒绝“仰望星空”的科学家的魅力呢？“在拍摄中，我们才知道进行天文观测是很孤独的，但他们所坚持的这个事业，代表了人类对于宇宙和未知的探索。”

对导演柯永权而言，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是回望母校、回顾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寻找自我、帮助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我相信这对其他青年人也是有意义的，一同通过电影去思考大学的使命，探寻大学对社会、对青年人的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为影片拍摄带来麻烦，原计划拍到2020年年中，因为疫情不得不中断。但同时，负责影片校园风物部分的柯永权捕捉到了大学的另一种情景：空荡荡的教室，只有老师对着直播设备上课，没有学生，老师的认真和热情却丝毫不减；空荡荡的校园，大雪覆盖了一切，很少有行人的脚印，但一切似乎都在等待新的生机。

大学之道

从客观条件来看，跟拍蔡峥去夏威夷观测，是《大学》拍摄过程中最艰难的。参与观测的人都要靠吸氧维持工作状态。摄制组要边吸氧、边扛设备，还要在非常寒冷的环境下拍摄星空延时。

夏威夷的莫纳克亚山，海拔4206米，世界最著名的天文学研究场所之一，那里遍布世界各国的天文望远镜，是旅美十年的蔡峥曾经“看星星”的地方。但他这些年最开心的事，是拿到了一张回国的单程机票，他现在更喜欢去青海冷湖的塞什腾山，海拔4576米，2021年5月，一架口径6.5米的光谱巡天望远镜，确定落户于此。

人类离星空更近的地方，蔡峥离梦想更近。

6月27日，《大学》在青海点映。映后交流时，一个小女孩问蔡峥，“黑洞里面有什么”，蔡峥很老实地，“我也不知道”。“那一场有很多孩子来看，他们对宇宙有天然的好奇，问的很多问题，是成人观众不太关注的。只要永远有孩子好奇，我想问题终将会得到答案。”王静说。

三位导演都上过一门钱易开了20多年的全校公选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年过八旬的她，全程站着上这门90分钟的课程。她说，能做一点工作还是做一点好，还是要继续上课啊……而钱易是所有人中最后一个答应拍摄的，原因是“她实在太谦虚、太低调了”。即便在最后的成片中，钱易依然说：“不要拍我，有太多比我厉害的老先生……”

正因为她的谦逊，更坚定了想拍摄她的意愿，去呈现她身上所体现的“行胜于言”的校风。最后，剧组给钱易手写了一封信，向她解释，通过拍摄她的工作和生活可以非常自然地呈现许多跟她年龄相仿，甚至年龄更大的老一辈教师。

也许在了3回加上手写信的“加持”下，钱易最终同意了拍摄。观众也得以跟随钱易的脚步，去探望她的老师们——年逾百岁的许保玖、陈志义（2021年过世）。

剧组每次去钱易家中，都发现她家里其它房间的灯都是关着的，只有书房的灯亮着；去湖北出差，钱易的博士生怕老师热，在开会前打开了酒店房间的空调，但等学生一走，钱易就把空调关了。王静说：“她时刻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她教给学生的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许保玖的家中墙上，挂着一幅字画，落款是“学生钱易”。影片的另一个镜头，在人文清华的一次讲座上，钱易的学生集体录制视频感谢恩师，唱了一首《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歌声并不专业，但绝对真诚。

这大概就是大学之道，就是大学精神的传承。

大学是理想永远年轻的地方

《大学》的宣传语是“理想与你皆耀眼”。孙虹说：“大学是理想永远年轻的地方。这几段故事，告诉我们理想是如何萌发、生长、蓬勃和坚守的，也呈现了个人的理想如何与国家和时代互动。”

严韫洲的理想不仅是好好学习考上清华，更是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将来想做的事；宋云天的理想不仅是去当村官“造福一方百姓”，更是“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命运、发展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蔡峥的理想不仅是推动光谱巡天望远镜项目在中国落地，更是发展中国人探索宇宙未知的设备和技术；钱易年轻时的理想就是当老师和做环境保护工作，她用一辈子践行了自己的理想，通过自己和同仁的努力，让“可持续发展”概念家喻户晓。

“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想并不是所有观众都能对电影里的几位人物产生强烈共鸣；但是鲁迅先生还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每一个人都可能在电影中看到自己此刻所处的阶段和处境。”柯永权说，“所以，这部电影与此刻的我们有关，与我们此刻的时代也有关。”

看完这部电影，也许你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大学时光，这是人生中最青葱美好的岁月；也许你会恍然大悟，虽然他们的高考分数比我高一些，但是大家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啊……

王静说：“也许大家不在同一个校园，也不是在同一个时间读大学，但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一段重要的人生。这部电影意义在于唤起观众：如果你觉得生活艰难，那就让曾经那个读大学的你来鼓励此刻的你。”

“我记得大家小时候的理想都是当科学家、大文豪、宇航员……一个赛一个宏大；长大一点，想当老师、医生、警察……眼中也满是憧憬；直到跨进大学校园，谁还不是个热血少年？！踏入社会，理想却似乎成了羞于被谈及的话题，仿佛距离现实生活遥不可及。”王静说，这部电影与当下年轻人最大的共鸣，也许是回到做梦光荣的大学时光，在走出影院后，我们又敢大声地谈论理想。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读懂时代，从读懂语言开始

作者：惟 见

日常语言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方言维系了民族的历史记忆，政治语言决定了国家的现实意识。然而，全球化浪潮下，今天语言消失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从个人到国家，乃至所有民族，都有无尽的记忆与传统渐渐被我们忘却。但语言就如生物基因一样，储存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东言西语：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以下简称《东言西语》）可以说是一部打破个人思维模式，追寻民族失落历史，探求家国意识逻辑，挑战读者智识边界之书。郑子宁以共时的现代汉语方言为经，横观汉语方言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现实全景，发散式阐明了凝聚于其中的文化偏见；以历时的古代汉语嬗变为纬，纵览中国语言与传统的历史面貌，系统性揭示了遮蔽于其下的文化记忆。

郑子宁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化门槛与难度极高、向来被目为“绝学”的方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为近50个精彩绝伦的故事，把汉语普通话、拼音、方言、古汉语、姓名、称谓、外语习得等几乎所有语言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融会贯通，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连贯逻辑，为我们在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语言不是来自实验室 而是生猛的日常生活

《周易·系辞》中有两句名言一直被征引：“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人们用这两句话时，落脚点往往在强调语言无法完整、准确、透彻地传递意义，于是扬意义而抑语言，而忘了前半句语言面对文字时，也同样具备自己的“寸有所长”。然而语言面对不能尽言的文字，是否真有所谓的优越感呢？这在中国恰恰相反，自秦朝开始，中国实现了“书同文”，文化、政治的大一统由此奠定，古代人口的流动性不强，各地方言走出故乡百里恐怕就难以交流，人与人的无碍沟通，靠的是统一的文字体系。读音可以不同，文字还是一个，会各地方言，不妨碍是个文盲；学了文字，才称得上知识分子。所以，哲学认证的意义至上和政治认证的文字至上，就这样把语言贬低成了“齐东野人之语”，只在“礼失求诸野”的时候，才偶有一点“采风”的价值。

一些立足意义本位或文字本位的学者，将语言学这个领域经营得枯燥乏味，他们的办法，仿佛把鱼捞到案板上研究它怎样游泳，而忘记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如赵元任、吕叔湘的学人传统，都是擅长把学院式的知识和道理拉回到常人身边，让人感觉语言的道理，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

郑子宁不是语言学科班出身，反倒是接续了这个传统，有机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他自称从小生活在吴语区和江淮官话交界的一个普通话家庭，所以对复杂的语言环境有与生俱来的体会。中学时，他偶然读到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从此步入方言学和音韵学的领域。他曾考虑是否以学术为业，但他最终选择了自学。幸好语言这门学问，新知不是来自实验室，而是生猛的日常生活。他像考古挖掘大地一样深入挖掘与语言有关的文化现象（又有什么文化现象是与语言无关的呢），阐释现象下面隐藏着的深远文化信息。他在《东言西语》中，关注普通话与拼音，方言与古汉语，涵盖中西各种语言文化现象，耕耘在语言学的田野现场。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以一个很小或者富有争议的角度切入，深入探究问题的本源，而行文又轻松易读。

非科班出身，并非意味着其结论就不科学、不靠谱。许多所谓科班出身的学者，其学术结论也未必靠谱多少。关键是，语言学与生俱来就应该有草根气息，筛去了草根气息的语言，还能是语言本身吗？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哪个建房子的人会把家建成虚无缥缈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语言学三个字，听上去比文学、历史学甚至哲学都显得更为曲高和寡，但语言不就是说话吗？我们言说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我们曾有过的生活。

全书分五章：《普通话与拼音》《方言与古汉语》《语言与文化》《姓名与称谓》《异域与新知》。《普通话与拼音》一章，涉及标准语的流变、汉语拼音化、协和语与克里奥尔化、黑话等方面，比如《汉语拼音为什么不好用》《台湾腔为什么这么“温柔”》等。《方言与古汉语》解答了许多人的疑问，比如“粤语真的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吗？”“北京话是满人从东北带过来的吗？”等。《语言与文化》一章颇有考据趣味，看完这一章，才知道许多人爱吃的卤煮最早是甜的。《姓名与称谓》一章读来甚有趣味，《如何避免起一个烂大街的名字》《如何起个与时俱进的英文名》更是令人捧腹。《异域与新知》则涉及口音、继承法、元素命名等，也是从细部入手，一步一步将读者带入一个新的知识领域。

语言是载体，是我们交流的工具，然而现在大部分讲语言的书，只见工具，人没有了，生活没有了。郑子宁在分析语言现象时，涉及的民族文化、政治历史、交际心理、社会风尚、宗教信仰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拆字、隐语、双关、歇后语，甚至扣钱的谐音梗，都是看似枯燥的语言学研究本自具足的游乐场。

“合理的阐释”往往是一种意外的巧合

语言的交流属性，注定了它无法教条主义地从几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推出一系列符合逻辑的结论，而是需要对现象进行经验主义的归纳，以大致摸索出一些规律。

郑子宁在文化现象中描摹出语言的许多出人意料的规律。例如语言的使用可能具有多者更多、少者更少的“马太效应”。只要人们在公共场所和口头书面交流中频繁使用某语言的某种变体，该变体就能够演变成为这种语言的标准语，然而一旦这种标准语被确定下来，使用久了，原地域使用它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说得越来越不标准，因此语言又仿佛符合二律背反或曰波粒二象性。这是因为，所有自然语言都始终处于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语发源地的方言也会产生新的变化。但标准语是人为规定的，其变化往往跟不上方言的脚步，结果标准语发源地的人说话就不再那么标准。懂得了这一点，相信除了要参加普通话考试的语文老师或播音员外，其他朋友再也不用为普通话说不标准而“难受，想哭”了。

如果人真的能穿越，语言会是问题吗？穿越到清朝，勉强还能够圆梦，穿越到元明，古人会觉得你口音怪异，而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较惨了，运气好会被当作他国来客，运气差点就会被当作外国奸细处理了。

唐朝时，广东属于中原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当时真正地位崇高的是中原读书人的口音，尤其是洛阳一带的口音。当然，粤语虽非唐朝官话，还是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在中唐以后，北方陷入长期战乱，岭南却少受北方音变的影响。

作为发展一千多年的汉语分支，粤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但远远说不上是古汉语活化石，千年演变之下也让它在很多时候不能还原古诗的押韵。所以，想要穿越回唐朝，说一口粤语也是不太有用的。

郑子宁的文章，都是在有趣的文化现象背后勾连出语言学的分析。他在分析这些语言现象时，立足于音和义的结合在先、文字的联系在后这一现代语言学的基础认识。中国人囿于汉字思维，往往习惯于专从会意的角度解字，虽然有趣，却并不科学。词的引申义是在词的动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约定俗成有了某一含义并在日常语言中普及传承，需从客观事实上予以承认，却不一定非要在字源上找到依据。这种寻找依据的做法，即便偶尔得到“合理的阐释”，也往往是一种意外的巧合。文字学专家裘锡圭先生指出，形声字的产生有一个动态的过程，“最早的形声字不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而产生的。就是在形声字大量出现之后，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形声字，仍然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词与意的最初关联，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清晰确切，仿佛可以在对其音译符号原型的探本中“正本清源”。语言的意义，只能在语言的动态使用过程中去归纳总结。

许多人往往因“汉字是象形文字”这一错误常识曲为解说，但专业的语言文字学者早已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历史的、动态的语言形成的过程，望字生义只是一种“阐释学”，与文字发展过程的真相并不对等。郑子宁在涉及古汉语的论述时，往往从音韵和阐释入手，这是把专业知识作为立足点的正道，避免了中国人分析语言文字最常落入的象形陷阱。

有了文字，人类才迈进了文明时代

专业的语言学知识运用于汉语世界，最有趣的结果是对许多象征主义的玄想进行了祛魅。传统文化里经常充斥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伪古董。例如古诗词吟诵，本是古人辅助记忆的手段，没什么神秘可言，不是用来表演的艺术形式，更不是了不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子宁甚至认为，吟诵的作用原理和以“哔哩哔哩”为代表的网络流行的“鬼畜”视频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不断重复的语音和乐段配合，达到让人印象深刻的目的。至于方言吟诵，更是清朝以来才形成的新“传统”，因为根据明朝到中国的传教士记载，明朝上流社会的读书人说的都是官话，只有不识字的贩夫走卒才说方言。但今天的吟诵却普遍使用当地方言，对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而言，这是假古董无疑了。

文字的产生，的确是文化的重大进步，因为有了文字，人类才迈进了文明时代，那些原来只能靠口耳相传的历史知识和生存技术，才能穿越时空，留存至今。

今天我们回忆传统文化遗产，最为清晰的，肯定是甲骨卜辞之后的文献。此前的历史，如混沌未凿，因为口语时代的那些口传心授之法，早已灰飞烟灭。古人造字，初衷大概是为了更好地保存那些靠语言传承的精神成果，但由于文字这一载体并不能真正还原口语的全部鲜活和当时的整体语境，所以对文字的依赖往往让人忽视了语言和语境的变迁，使我们蒙受的文化损失也难以计算。如神话传说、英雄史诗这些口传心授时代的作品，在汉字崇拜的世界未得充分流传。对比极其重视声音而轻视文字的印度，这种文化差异尤其明显：印度留下的大部头史诗、上万首“本颂诗”的思想文化著作，都是口诵传承的产物。西方有关于变乱了人类语言的巴别塔隐喻，其实从语言学中我们便能得知，不需上帝显灵，语言在交流的历史中自己就能变乱了自己。

文字时代人们因忽略了语言而留下的各种疑难杂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说不定可以得到解决。音频技术可以存储我们的语音，视频技术可以保留我们的语境，计算机可以编辑出各种拟声效果。语言学研究在新媒体时代，可能会引爆其全部活力和魅力。就像郑子宁和他的小伙伴们通过给电视剧《封神榜》配上以古汉语拟音而让人们在熟悉的事物面前突然感到了陌生的高能趣味。语言学的日常生活属性，通过高科技的帮助，就在这样接地气的狂欢行为中，重新回到出走了数千年的“存在的家”。（惟 见）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