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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轻松搞定《雨巷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08 11:16
写作核心提示：
作文题目：雨巷中的情感抒发
作文内容：
《雨巷》是现代诗人戴望舒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以其独特的意象和深邃的情感，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现实困境的感慨。以下是对《雨巷》中作者思想感情的探讨，以及写作时应注意的事项。
一、作者思想感情分析
1.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诗中的“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描绘了一幅宁静、美好的画面。这里的“雨巷”象征着作者内心深处对宁静、和谐生活的向往。
2. 对现实困境的感慨 诗中的“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反映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苦闷。这里的“丁香”象征着作者内心的愁怨，表达了作者对现实困境的感慨。
3. 对爱情的渴望 诗中的“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渴望。这里的“姑娘”象征着美好的爱情，体现了作者对爱情的向往。
二、写作时应注意的事项
1. 理解诗歌主题 在写作时，首先要理解《雨巷》这首诗的主题，即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现实困境的感慨以及对爱情的渴望。
2. 运用恰当的意象 在写作过程中，
《雨巷》里的爱情和乡愁
作者：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瑛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的，
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的，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雨巷》
1927年，戴望舒二十二岁，在好友施蛰存的老家松江乡下，写下了这首让他声名大噪的《雨巷》。十八岁那年，笔者读到《雨巷》，不禁被诗中的丁香花迷住，无法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可以用来形容这样一个姑娘。杜甫说“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李商隐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弱、香、愁等三个特点，让丁香花充满迷人魅力。有哈尔滨的朋友说，丁香是一种紫色的、芳香浓郁的极美的花儿。可是，诗中雨巷里的姑娘，芳香分明应该是淡淡的，似有若无。于是，笔者的好奇心愈发浓重起来。去年12月，在延安枣园看见了一株丁香树——枝杈高过窑洞，让人惊讶于它的高大与萧瑟。
《雨巷》中最令人惊艳的，是丁香一样撑着油纸伞的姑娘。这个独自徘徊在雨巷里的姑娘，大概是有着什么心事的。她柔弱，惹人心疼；她美丽，令人向往。然而，她与“我”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她不过是“我”的惊鸿一瞥，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我”只是爱慕着她，牵挂着她，想象着她。年轻的戴望舒，心目中理想的对象，便是这有着太息一般眼光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全诗用词温柔细腻，有着几分缠绵、几分艳羡，把一个忧郁的姑娘描绘得太过美好。于是，许多年来，这个丁香一样的姑娘便成了不少文人雅士的梦。爱情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戴望舒以一捧丁香花便说清楚了。这便是诗歌的魅力。
小巷子是到处都有的，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小巷子，它是城市的过去和记忆。美丽的姑娘除了站在桥上，也往往会在小巷子里走一走。戴望舒的故乡浙江杭州，除了有美丽的西湖，还有许多小巷子。那时，躲在乡下的他，会不会思念自己的故乡，思念故乡的小巷子？在《雨巷》中，除了第一节，戴望舒把笔墨都花在姑娘身上了。她的颜色、她的芬芳、她的忧愁，让人印象深刻。事实上，这个姑娘是否实有其人，还要打个问号。或许，这只是一种修辞，是“我”对女性的完美想象。撑着油纸伞的，不一定是姑娘，也可能是其他人。油纸伞这样的物件，很有年代感。在诗中一出现，画面就有了做旧的效果。
读诗过程中，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环境上，便会发现这不是随便的一条巷子。这条巷子，一定要很长，下着点小雨，没有小商贩嘈杂的叫卖声。这样一条有性格、有格调的巷子，才盛得住结着愁怨的姑娘，才可能有浪漫的故事发生。所以，全诗的关键词是“雨巷”。如果没有悠长、寂寥的雨巷，是不会有丁香一样的姑娘的。换句话说，丁香一样的姑娘，是为雨巷而生的，也注定会在雨巷中消亡。雨巷里，当然不只有这个姑娘，还有忧郁的年轻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姑娘不过是“我”的另一种表述罢了。
诗中，“她”出现的次数最多，作者反复吟哦。可是翻来覆去地说，也不过是颜色、芳香和愁怨，连用词都不太变化。原因在于，“她”是虚写，“我”才是实写。这个撑着油纸伞的姑娘，与“我”一样沉默，“冷漠，凄清，又惆怅”。小巷里，载着“我”的许多乡愁。沉浸在乡愁中的人，是会自动过滤掉许多不需要的信息的。诗的最后，“她”果真是要消散了的，果真不过是搭配着小巷出现的一个应景人物。这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本质上是属于“我”的。而“我”，是属于小巷的。小巷，承载着“我”的许多回忆和情感。
遇一场雨，想象一场爱情；一条小巷，载满淡淡乡愁。这种爱情和乡愁，足够搅乱一池春水。《雨巷》的音韵、节奏都极美，可谓好读好懂好记。读罢，我们似乎都惆怅了。然而施蛰存说，等年长了些，就不该喜欢《雨巷》了。有理。（王瑛）
“雨巷诗人”戴望舒的情感与气节
戴望舒名作《雨巷》里的“丁香姑娘”形象。
●蔡登山以“雨巷诗人”而驰名，继而又领衔“现代”诗派的戴望舒，他的诗数量不丰、体式不宏、题材不广，或许难当“雄沉博大”之评语，但放眼新诗风雨历程，他又是绕不开的存在。连诗人余光中这样对戴诗多有微词者，也说他“上承中国古典的余泽，旁采法国象征派的残芬，不但领袖当时的象征派作者，抑且摇启现代派诗风。”当那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寂寥悠长的雨巷、那梦一般地飘过有着丁香一般忧愁的姑娘，那是多么充满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和意象。它以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深情而不轻佻，展现出“幽微轻妙的去处”。而“雨巷”后的戴望舒，又把意象营造、暗示、隐喻等手法，不断地发扬。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州人，从一九二〇年代开始创作到一九四〇年代搁笔，戴望舒留下四本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共存诗九十余首。同为文友的施蛰存晚年曾说：“这九十余首所反映的创作历程，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的第二代诗人，是怎样孜孜矻矻地探索前进的道路。在望舒的四本诗集中，我以为《望舒草》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灾难的岁月》标志着作者思想性的提高。”尽管戴望舒的诗艺在前、中、后期有所不同，然而象征诗派的基本质素却贯穿始终。总之，在诗的朦胧与透明、隐藏与表现之间，追求藏而不露的“半透明”东方式的意境，是戴望舒诗歌美学追求的一个重要特色。
综观戴望舒的生活历程和诗歌创作，离不了一个“情”字。写“情”的诗构成了他诗集乃至杰作的主要部分，已是不争的事实。戴望舒在一首题为《我的恋人》的诗中说——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诗中的女主角是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她比戴望舒小五岁，此时长得亭亭玉立。戴望舒当时匿居于施家，与施绛年有了更多的接触，爱情的幼苗在诗人的心田萌生。戴望舒的初恋是痛苦的，使他更为痛苦的是他囿于传统，自尊而又内向，胸有郁积却不能一吐为快，只能把自己的“真实”通过想象流泻于诗篇之中。一九二九年四月，诗人自编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了，他在诗集的扉页上大大地印了A Jeanne（给绛年）几个法文字，并有两行拉丁文的诗句，据戴望舒自译为——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诗人把自己对施绛年的感情公开了，把自己绝望的爱恋公开了。它表露诗人整个痛苦的灵魂，也为这本小小的诗册增加了感情的深度与重量。在“爱和死只有一种选择”中，他约请施绛年做最后一谈，希望她能接受他的感情，否则他就跳楼以身殉情。在这生命的最后一瞬间，灵魂的震荡发出耀眼的火花，施绛年为戴望舒的赤诚所感动，也为他的自萌短见所震慑，勉强地接受了戴望舒的感情。戴望舒回到杭州，请父母出面提亲。施绛年的父母原本不同意这桩婚事，但如今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施蛰存的支持，也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一九三一年十月，他们举行订婚仪式。次年十月八日，戴望舒应承了施绛年要他出国留学获取学位方同意完婚的条件，搭乘“达特安”号邮轮赴法。诗人的日记记载着离别的情景：“今天我终于启程了。早上六点钟醒来，绛年十分悲伤。在这离别的最后时刻，彼此间有许多安慰的话要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几乎哽咽起来。从中华路到了码头。施叔叔（施绛年之父）、蛰存、杜衡、时英（穆时英）、秋原（叶秋原）和他的妻子、吶鸥（刘吶鸥）、老王（望舒的姊夫）、姊姊瑛、老黄和绛年来送行。父亲和瑛没有上甲板来。我们请老王为我们在甲板上拍了几张照片。船起航之前的那段时间，简直难以忍受。绛年哭着。我掷了一张纸条给她，喊着：绛，别哭。但它被风刮到水里。绛年追奔着，没有抓到它。当我看到飞跑般的她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船开航了，我回到船舱。当船启锚离岸时，我跑向甲板，尽力眺望岸边为我送行的人群，瞥见了绛年，我久久伫立，直到再也见不到她的白手绢，才返回船舱。”一九三五年春戴望舒由巴黎回国，却失去了爱情。海外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施绛年已经移情别恋了。其实早在订婚前她和别人已有恋情，但又不能公之于众。偏偏戴望舒苦追不舍，并以身殉情；加之父母也点头允诺，她只得勉强与戴望舒订婚，然后又以出国留学为由把婚期延宕下来。戴望舒一去法国，施绛年即表示不能与之结婚，因为她另有其人。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为了不给远在海外的诗人增添苦恼，施蛰存和其他国内的亲友一直瞒着他。戴望舒回国后，面对这样的情形，既痛苦又气愤。他找施绛年的父母理论，施父只有赔不是。他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结束了为期八年的苦恋。
失去了施绛年的爱情，戴望舒与他的朋友穆时英、刘吶鸥、杜衡有了更多的交往。也由此他认识了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穆丽娟比戴望舒小十二岁，是穆家唯一的女孩，端庄秀丽。因为哥哥的关系，穆丽娟很自然和戴望舒有了往来。先是晚上一起玩，戴望舒从法国学会了一种法式桥牌方法，教穆丽娟他们打牌，或者去跳舞；再者戴望舒又请穆丽娟白天帮他抄稿子，彼此有了更多单独接触的机会，逐渐产生亲昵的感情。一九三五年冬，杜衡受戴望舒的委托，向穆丽娟母亲提亲。订婚时没有举行仪式，戴望舒通过杜衡把钱给了穆丽娟母亲，要穆丽娟自己买一个钻石戒指，以志纪念。一九三六年六月他们结婚了，婚礼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举行。婚后他们搬到上海亨利路永利村三十号居住。生活的安定和美满，促使戴望舒更加勤奋。除写诗外，他也继续翻译《堂·吉诃德》，而学习俄语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另外他同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卞之琳等人创办了《新诗》杂志。
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戴望舒举家由上海迁到香港，初时住在学士台，后来搬到薄扶林道的“林泉居”。一九三八年八月他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创刊，他决心在敌人入侵造成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国内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许多作家都成了《星座》的作者，该刊成为当时文化界坚持以文艺为武器、为民族危亡尽力的一个重要阵地。戴望舒同民族敌人和港署当局进行了顽强斗争。一九三九年五月，戴望舒与张光宇合办《星岛周报》，随后又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与冯亦代、叶灵凤等合编《耕耘》杂志。在十分活跃的香港文坛中，戴望舒成为一个核心的角色。在香港“林泉居”虽是“一个安乐的家”，但戴望舒后来却说：“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其实在表面宁静幸福的氛围中，一直潜伏着情感的危机。传记作家王文彬就指出，这危机来自诗人本身。戴望舒与穆丽娟的结合，来得顺利，几乎没什么波澜，因而至少缺乏像施绛年那样有力的冲动和深沉的激情。他把小自己十二岁的穆丽娟看成不懂事的“小孩子”，家中的事都由他做主。他没有注意到穆丽娟的内心，缺少与她作深层的感情交流。穆丽娟在半个世纪后的一九九四年接受王文彬的访问，谈到她和戴望舒在香港的后期生活时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我都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又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很少谈话，他是他，我是我。从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家庭和睦，环境很好，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点不开心，看戴望舒看不惯，粗鲁，很不礼貌。我曾经警告过他，你再压迫我，我要和你离婚。戴望舒听了也没说什么，他对我没什么感情，他的感情都给施绛年去了。”一九四〇年冬至，穆丽娟的母亲病逝。戴望舒把这一消息瞒着穆丽娟，后来穆丽娟从别处得知实情，悲痛地带着女儿朵朵（咏素）赶回上海，却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痛定思痛后，她通过书信向在香港的戴望舒提出离婚。这时又风传有位朱姓大学生在追求穆丽娟，这位大学生每天叫花店送上一束花，花中夹一张名片，写一个条子给穆丽娟，前后达一个多月。戴望舒知道后，于一九四一年六月赶到上海，他找到朱姓大学生，阻止事态发展。后来这位大学生因思想偏激遭到通缉，这段恋情也终止了。回到香港的戴望舒继续努力于挽救婚姻，他寄钱写信，呼唤妻子的归来，换来的却是穆丽娟离婚的决心。戴望舒再一次从幸福之巅跌落到痛苦的深渊，于是他给穆丽娟发出“绝命书”：“……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这是戴望舒第二次为感情而选择自杀，穆丽娟接信后告诉戴望舒的姊姊戴瑛。戴瑛说：望舒过去自杀过，一个人不可能再自杀一次。但戴望舒却真的服毒自杀了。诗人所幸是获救了，然而这个举动并没有让穆丽娟回心转意。双方通过信函联系，并经律师马叔庸办理离异（分居）协议，半年为期，以观后效。
一九四一年末香港沦陷。次年春，戴望舒被日寇逮捕，被关进位于香港岛中环奥卑利街16号前称中央监狱的域多利监狱（Victoria Prison），这是香港的首座监狱（现与毗邻的中区警署一起复修，成为法定古迹“大馆”一部分）。牢狱生活是一场人间地狱似的噩梦。暗黑潮湿的牢房，被血污浸染的铺石，禁锢而冰冷的铁栅，在这生与死就在一线之间的日子里，他甚至见到很多人从此没有回来。受尽严刑拷打，不但没有使这位昔日的“雨巷诗人”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爱国之心。在狱中他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光辉的诗篇。题壁诗这么写着：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们，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他被关押了三个多月，一九四二年五月经叶灵凤设法保释出狱，而原有的哮喘病也更加严重了。
戴望舒对于民族气节是相当看重的，也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何家槐、黄药眠、陈残云、韩北屏、司马文森等二十一位“留港粤文艺作家”联名指控他附逆时，他写下《自辩书》说：……在这个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征文事），我能够登报否认吗？如果敌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无关国家民族利害的（如写小说集跋事），我能够断然拒绝吗？我不能脱离虎口，然而我却要活下去。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灭亡的时候。对于一个被敌人奸污了的妇女，诸君有勇气指她是一个淫妇吗？对于一个被敌人拉去做劳工的劳动者，诸君有勇气指他是一个叛国贼吗？我的情况，和这两者有点类似，而我的痛苦却更深沉。……出狱后不久，戴望舒认识了年仅十六岁的少女杨静（丽萍）。据戴望舒的长女咏素后来的描述：“父亲的新妻叫杨丽萍（杨静），她的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广东人。她身上兼有两地人的特点与美丽：精致的五官，鲜明的轮廓，一双广东人的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小巧玲珑的身材，闪着光泽的浅棕色的皮肤，是个美人。她活泼好动的性格使她十分容易与人相熟。”杨静当时在大同图书印务局工作，而戴望舒也正好在此供职。大同图书印务局中日本人经常进进出出，戴望舒担心杨静的安危，于是劝她辞掉工作，到他家中帮忙抄写文稿，由于朝夕相处，情愫渐生。而远在上海的穆丽娟始终没有响应戴望舒的呼唤。因此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戴望舒致函穆丽娟同意离婚。次年五月三十日，戴望舒与杨静在香港结了婚。婚后，他们先住在薄扶林道原来的房子，后来迁居干德道，最后搬至蓝干道，都是景色幽雅、地方宽敞的住宅区。戴望舒除了写作、编副刊，还在胡文虎家中任补习老师。一九四四、四五年，女儿二朵（咏絮）、三朵（咏树）相继出生，给家庭带来新的欢乐。戴望舒在诗中就这么写着：“不如寂寂地过一世/受着你光彩的熏沐/一旦为后人说起时/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然而由于两人在婚前缺少相互了解，年龄、教养和性格上的差异，使得他们无法在同一感情层次上作对话。杨静外貌固然宜人，但她的感情带有明显少女式的跳动性，敏感的诗人常常觉得把握不住、捉摸不定。一个需要平静安定，一个则青春活跃，两个人隐伏的分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一九四六年春天，戴望舒全家回到上海。一九四八年夏，他携妻带女再度流亡香港。但生活无着，戴望舒又陷入困境。这期间家庭风波又起，同年底，杨静爱上了住于同一幢房子的蔡姓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虽然极力想挽救婚姻，但最后还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签字离婚了。之后，戴望舒携带咏素、咏絮（另：咏树归杨静）搬到叶灵凤家客厅暂住。一九四九年三月，戴望舒带着喜悦激动的心情，携两个女儿与诗人卞之琳一起，乘船经天津塘沽回到北京。他参加了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盛会，被推选为作协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理事。他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和生活，但病魔却过早地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戴望舒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五岁。香港作家兼学者小思（卢玮銮）在文章中谈到薄扶林道戴望舒的“林泉居”时说：“五十多年来，薄扶林道改变得太多了，哪里还有松林？哪里还流着小溪？你不必去找山坡路口的木牌，因为‘林泉居’已经拆掉了——它却永远存在爱诗的人的心中。……失去的园子，永远失去！‘遮断了魂梦的不仅是海和天，云和树，/ 无名的过客在往昔作了瞬间的踌躇。’（戴望舒《过旧居》）”。是的，曾经是林泉居的主人，转眼间成了匆匆的过客，而我们又冀望能寻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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