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策美文教你学写《主张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08 16:49

写作核心提示：

《关于主张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作文注意事项》
在撰写关于主张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作文时，应注意以下事项，以确保文章的深度、广度和学术性：
一、明确主题
1. 确定作文的主题，如探讨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兴起与发展，或分析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等。
2. 主题应具有明确的方向性，避免过于宽泛或模糊不清。
二、深入挖掘儒家思想内涵
1. 对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核心观点和代表人物进行深入研究，如仁、义、礼、智、信等。
2. 分析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背景、形成过程和演变规律。
三、结合历史背景
1. 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环境、政治状况和文化氛围，了解儒家思想产生的土壤。
2. 分析儒家思想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代表人物的思想贡献。
四、论述儒家思想与其他学派的关系
1. 探讨儒家思想与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关系，分析其相互影响和借鉴。
2. 指出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能成为主流思想的原因。
五、阐述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1. 分析儒家思想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如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教育制度等。
2. 举例说明儒家思想在历史长

浅谈：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和墨家的思想理念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历史上文化的发展有很多的渠道，战争引发的流血冲突无疑是最直接的一种，春秋战国作为我国最混乱的一个年代，百家争鸣成为了战争背景下的一抹特有的风景。

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礼乐崩坏”的年代，各国的诸侯为了称霸中原导致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出现，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造就了百家学说，也就有了后来百家争鸣的评价。

百家争鸣是我国历史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儒家、墨家和道家等分别都有着各自的理念，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各家学派的独到之处。

一、儒家思想的理念

提及儒家学说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儒家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四书五经等经典文学著作，还为历代皇帝统治天下提供了思想的标杆。

春秋时期的孔子、战国时期的孟子分别以圣人和亚圣著称，他们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思想，无论何时何代都可以称之为做人的根本。

1.孔子与他的学说

春秋时期是世卿世禄制度的末期，此时的贵族、地主等利益集团皆向往荣华富贵、骄奢淫逸的生活，孔子虽然也出身鲁国贵族但却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

在“礼乐崩坏”的年代孔子独树一帜追求学识和德行上的高尚情操，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句话便可以看出自得其乐的思想。

孔子曾周游春秋多国经历了无尽的艰难与困苦，但即使如此依然不觉得这一条道路的艰苦，而是能够从艰苦中寻找人生的目标与方向，真正做到了苦中作乐并把理想视为人生价值最高的体现。

食不在精而在果脯，衣不在华而在保暖，味觉上的享受与华丽的外表仅仅是一时的享乐，唯有内心的充实和思想上的富足才是最高的追求与体现，可见孔子被称为圣人实至名归。

2.孟子的忧患意识

孟子与孔子都是儒家著名的代表人物，而且文化思想方面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细节方面却又有着不同之处，孔子后人留下的更多是礼孟子则是“忧与患”。

中学时代的教科书上曾《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一篇文章，孟子通过对一些历史名人的刻画与描述讲述了“忧患意识”的重要性，道出忧患能够让事物进步而享乐主义则会“恒亡”。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是每一个人成功之前必然经历的一个痛苦过程，唯有承受别人无法承受的磨难方能成就大事，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从个人的经历引申到一个国家的行为也是如此，享乐主义会让一个国家向衰弱直至最后的死亡，而忧患意识才能够使得王朝不断改革与发展，于忧患之中进步生存发展壮大。

孟子作为春秋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对忧患和安乐两个层面进行了挖掘和深入，把安乐与忧患进行了深层次的辩证式解读，直至今天这种思想都在影响着每一个人。

3.列子对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解读

儒家思想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一种生活理念，并非一种为了忧患而忧患的态度，列子曾对这一种错误的认知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比如我们常说的杞人忧天的故事。

故事的内容很简单大致就是一个杞国人整天担忧天地灾难，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死于这种天灾之下，这一种“忧患意识”无疑是错误的。

忧患意识不是指无穷无尽的忧愁、担心不必要的担心，忧患与安乐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即在安乐时期不要忘记困难时的精神，在忧患时也不能忘记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无论是忧患还是安乐理念皆立足于实际情况，忧患、安乐是一种日常的行为方式体现，而不是无时无刻的焦虑和废寝忘食的担忧，这一种忧患意识对任何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

二、乱世中道家学派

西汉前期实施的政策为“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从某个角度来说“无为而治”与道家的学说相得益彰，这是一种远远超过其它时代的治国理念。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句话说出了道家不把众人认可的道理视为大道，也不将众人讨厌的事物视为恶，天下万物在“天地”面前皆是平等不分贵贱。

道家学说在很多时候都被视为文化思想中特立独行的“奇葩”，可若是深层次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依旧有值得我们学习和修行的地方

1.老子和他的道德经

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相比于其它的思想家很是不同，从某个角度来看他颠覆了诸多文化思想的认知，直白一点来说老子的思想与诸子百家有时候呈对立状态。

老子曾说百姓以圣人的话为做人的榜样，可是这一种行为也会被有心人恶意扭曲进而达到某种目的，至理名言也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

比如汉武帝时期曾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此后儒家的思想便成为统治者麻痹士大夫、百姓的一种精神工具，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更是让儒学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和意义。

除了这样的认知之外《道德经》还曾记载过这样一句话“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如何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

废除对于仁义之行的崇拜人人皆可孝顺慈善，乍一看这句话存在很大的矛盾与错误，可仔细思考不免就会发现唯有废除这一种标准，人才能够突破世俗的枷锁与限制达到更高的层次。

总的来说，道家的理念就是任何事物都要以辩证性、批判性思维看待，听取别人客观意见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的主观思想，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虚，透过表面的虚无才能够看透事情的本质。

就如同上述所说的“杞人忧天”与“忧患意识”一样，两种思想皆是度忧患的一种体现，但经过更多的思考就会发现层出不穷的区别。

“堵不如疏，疏不如引”可以说是道家学说的另类体现，儒家学说提倡惩恶扬善，而道家则让希望人在知道恶、懂得恶之后能够主动改变，进而达到一种圣智、仁义的层次，唯有经历过才能发现最真实的世界本质。

三、墨子与墨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崇尚周礼，希望通过“仁”和“仁义”达到梦想中大同社会，道家则提倡“无为而治”让百姓在实践中认知社会、发展社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

相比于以上两种理论墨家的学说又体现着不同，墨家的思想体现更加接近底层社会，着眼于国家社会中的阶级问题和人的主体问题。

比如《墨子》中曾这样记载：“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

纵览我国几千的历史与发展农业人员、手工业者都处于被统治阶层，先秦时期的他们因为生存的压力几乎没有人身自由，一直被贵族和地主阶级所压迫。

残酷战乱的年代底层的百姓更是失去了最后的人格，成为可以被买卖的商品、物品，墨子的学说不像儒家、道家那样深奥缥缈，它站在底层百姓的角度发声更简单易懂。

很多人都知道“兼爱非攻”是墨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却不知道墨家思想更重要的体现乃是“强本”与“节用”，如何来理解这两种理念呢？

墨子的“兼爱非攻”是对时代的一种愿景，希望天下不再存在流血冲突，唯有如此底层的百姓才能摆脱艰苦的生存环境，这是为社会最底层劳动者的发声。

“强本节用”是主张国家重视百姓、发展农业，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强大的农业体系是强国的根本，墨家思想中还存在大量的农业、手工业的理论思想，这是其它百家学说鲜有的一个类别。

墨家学说“尚贤”而不”尚贵“，意思就是墨者崇拜有智慧的人而不崇拜人的地位，在封建王朝重视血统的年代这样的思想无疑具备很大的前瞻性。

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学说更加亲民，它对底层百姓、底层的生产资料提供了真知灼见的先进理念，直至今天墨家的学说依然在农业、手工业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道家所言的那样世间万物并不存在好坏、优劣之分，有的仅仅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诸子百家的思想理念也是如此，正因为他们之间存在对立与碰撞才有了百家争鸣的盛世辉煌。

春秋战国是一个流血冲突的时代更是一个思想璀璨的年代，各家各派突破了社会对人思想的一种限制，这才有了如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艺术成果。

参考文献：《论语》、《墨子》、《孟子》、《道德经》

“诸子学”与中华文化复兴

严格意义上来说，自刘歆作《诸子略》后，所谓子学、子部、诸子思想的说法，主要是针对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思想学说而言。而近代以来所谓的“诸子学”，是在中华文化不断势弱的过程中，士人针对传统内部的“经学”“儒学”以及外部的“西学”，提出的一种中华文化新的整体形态。不过，这种“诸子学”本质上只是针对“经学”“儒学”的弊端，以及“西学”的强势作出的应激反应，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正因此，每每提起中华文化复兴的议题，“经学”“儒学”便又成为首选。可事实证明，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与强盛，传统的“经学”“儒学”显然已经很难堪此大任。是故，明确近代“诸子学”的产生机理，不失为考察中华文化真正得以复兴的牢靠基础。

从追溯“诸子学”自身复兴的历史角度看，一般都认为自晚明以来中华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过程中，“诸子学”先后在明末被视作重振三代政教的阶梯，在清末被当作接纳西方科学、政治的辅助。而到了“五四”之后，“诸子学”更是被拿来作为颠覆“经学”“儒学”的杀手锏，并期以实现所谓的“民主”与“自由”。不过即便如此，当下学界对“诸子学”之于中华文化复兴作用的认识莫衷一是：倡导“经学”“儒学”者秉承陈规，视“诸子学”为细枝末节；研治西学者又将“诸子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并视为前现代的产物；即便“诸子学”研究从业者，也或扎根故纸堆整理国故，或借哲学发明特定理论意涵。究其原因，无不与缺乏对“诸子学”的整体认知相关。实际上，从中华文化内部与从西学关系这两个角度对“诸子学”进行勘定，不仅是学术工作，更充实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实质内容，使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得以真正落实。由此，三个问题必须得到解答：“诸子学”在中华文化内部原本是什么？“诸子学”在中国历史中如何演变？“诸子学”为何可以消融西学霸权？

“诸子学”原本是什么

对此问题很难直接给出答案的原因在于，“诸子学”既与“经学”历史相关，更与“经学”确立机制相关。单纯从历史来看，两汉“经学”昌盛之后，“诸子学”已经逐渐沦为“器用”之物，原本的整体形态与理论内核不复存在，而这不仅造成所谓的“诸子学”往往在现实中指向某个具体诸子或流派的思想，抑或四部分类中的“子部”之学，更导致无从直接窥见“诸子学”的原始形态。不过，借助晚明“诸子学”对“经学”形成的批判，与王夫之、黄宗羲等人认为可以由此复归“六经”之学的这个现象，“诸子学”“六经”“经学”的共同基本特征可以初步揭示。明末批判“经学”，主要目的着眼于革新“经学”在现实制度上的僵化，而僵化的具体表现则是综合国力的下降。复归“六经”之学，根本理想在于恢复“三代”政教的活力，得以真正“经世致用”。而借用“诸子学”，深层原因来自其丰富的教化手段，与对政治体制活力的激发。是故，“六经”之学、“诸子学”以及“经学”的共同特质都是涵盖了“人伦关系”与“制度设计”。由此直接可见，与唐宋以来将“诸子学”视为“异端”，并仅理解为修身养性之法不同，“诸子学”实际上同样具有“经学”当中“官师”“政教”的特征。

不仅如此，晚明时人认为可以经由“诸子学”成功复归“六经”之学，还在无意之中暗示了“官师”“政教”并非如“经学”所示那般，在三代中原本浑然为一，反而是“官师”在某种意义上奠基了“政教”。根据《汉志》所述“六艺”与“诸子”的关系，看似是“诸子”继承了“六艺”的部分历史价值与制度理念，并由此自然而然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但综合考察先秦诸子所论“六经”文献的意义，以及不同诸子思想对此的发挥，汉代时《六艺略》所说的“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这种统摄能力，实际上反而是经由孔、孟、荀所一脉相承的“仁”“礼”之学所实际创制。换言之，从《六艺略》收录《春秋》《论语》的实际考量，以及《六艺略》中“大小序”的叙述策略来说，《易》《书》《诗》《礼》《乐》这“五经”实际更多只是历史的记述而已，其中所谓的“政教”更多是由《春秋》以及孔门弟子所申发而出。这就说明，汉代“经学”所谓的三代政教合一实际上脱胎于先秦儒家对“人伦教化”的创见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设计，更表明“诸子学”的原本整体特质就是“师教”这种对人伦关系的运思，奠基了“官政”这种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

“诸子学”如何演变

既已明晰“诸子学”原本所包含的“人伦关系”与“制度设计”这两条主线及相互关系，“诸子学”何时何故变为唐宋时期的样貌，又还有哪些其他演变的特征，就都显而易见了。在“经学”的话语系统中，先秦儒家的人伦政治主张成为“诸子学”的价值纲领。对此，汉代今古文两派以所谓的“周孔之辨”，不断论证周公、孔子、汉朝在价值理念与制度仪式上的一脉相承，未曾损益。然而，正如事实所示，无论将“政教”的精髓放在周公抑或孔子身上，先秦道家人伦政治主张对于战国晚期儒家思想的现实影响，以及对秦以来推行集权制度的实际作用，都无法得到完善的处理。由此一来，鉴于“诸子学”与“经学”的原本关系，以及“诸子学”内部“儒”“道”两家在“师教”观念上的极大差异，出于维护汉代以后帝国兴盛繁荣的实际考虑，后代“经学”的话语必须完全掩盖“诸子学”原本的理论特征，从而确立自身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汉代“经学”叙事话语中未被完善处理的“诸子学”导致汉末魏晋时期人伦政治大动荡之后，终于从南北朝开始逐渐被官方描绘成只能“入道见志”的个人修为之思。

以此为肇始，“诸子学”自《隋志》开始，不仅在目录学的意义上以“子部”的名称，被正式下降到“经部”与“史部”之后，成为三流的思想，而且还通过改变“诸子学”内部流派的排序，彻底模糊了原本的特质。事实上，统治者的这种良苦用心，终于不断通过历史事件得到实现。就如唐代虽然号称“三教合一”，但佛教与道教始终被豢养在“经学”之下。即便短暂在科举制度中首创“道举”一科，本质上也是促使道家学说继续转向修身养心的道教化，并最终于唐中晚期出现道家思想儒学化的倾向。不过让人惊异的是，同样出于维护“经学”在历史脉络中的合法性，作为“经学”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也未能逃脱这一摆布，原本以“孝”为本的家国同构，也在宋代理学中被改造成了以“仁”为本的自我道德规约。至此，“诸子学”再也无法真正在“政教”的高度彰显自身的巨大能量，哪怕经历了明末短暂的拨云见日，也最终沉寂在了清代朴学的故纸堆当中。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开篇有所谓“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的表面宣扬，但实际上也是以此说明“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家也”的治学当以“经”“史”为本这一原则。

由此，不仅可以将“诸子学”的历史演变大致分为汉代经学正式确立前的原初时期，《隋志》之前的“经”“子”争锋时期，《隋志》至清末的蛰伏期，以及民国以来的义理复归期；而且同时也证明了“诸子学”可以作为中华文化主体部分的原始身份。然而，“诸子学”仅凭这一身份便可以理所当然复兴中华文化吗？这还关涉“诸子学”之于“西学”的异同。

“诸子学”何以消融西学霸权

正如“五四”以来常常依据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之争的史实，将“诸子学”视作可以迎接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资源，甚至通过《庄子》的具体研究发明中华文化中的“自由”“平等”观念。魏晋时期的“诸子学”虽然确实体现了对“经学”的冲击，但深入“诸子学”内部的儒道交互，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诸子流派，“诸子学”显然没有也没必要有西方近代以来所谓的“民主”与“自由”这些观念。

再次回顾“诸子学”在近代以来的兴起，事实上当时中国直接面对的只是西方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五四”以来对于西方制度与思想的全面学习只不过是短期之内面对国家与文化迅速衰败的应激反应。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展示的，李约瑟本人首先承认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与技术领域曾经的先进性，其后才是为中国近代落后寻找思想与制度上的根源。然而，借由库恩的“范式”理论，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西方近代思想与制度产生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反而没有意识到李约瑟的追问实际上只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事件寻找一个看似逻辑自洽的根源。由此，学界一边熟稔“范式”的概念，一边陷入其中特定的叙述策略而不自知，从而助长了西学的霸权主义。事实上，现实已经证明，即便中华文化与西方近代思想有着本质差异，但并不妨碍中国发展现代科技，并同时在经济领域取得腾飞。当然，从论证“诸子学”优越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成绩也可以说在墨子与管子思想中能够觅得踪迹。但当西方人自己都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殖民主义”以及“欧洲中心论”的时候，以西方近代成就作为标尺，将中华文化与之比附，还不如平视看待中华文化在接纳现代化的同时，有哪些思想特质可以弥补西方思想与制度的缺陷。简单来说，随着西方民粹主义的日益蔓延，近代西方所标榜的“自由”“理性”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越发显示出弊端。而其中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自由”“理性”对于现实世界的逐渐脱离，以及“民主”必然导致的个人高于群体。反观“诸子学”中儒、道两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二者本质上都强调现实实践与抽象思辨相结合的重要性，并始终认为“个人”只是“群体”的组成部分而已。对此，儒家思想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实际上道家也以“轮扁斫轮”以及“天杀之德”两则寓言分别给予了明确肯认。

总而言之，中华文化的复兴离不开对近代“诸子学”兴起缘由的深入反思，而“诸子学”在中华文化中的整体特性与历史演变，一方面表明无须处处以西方近代价值标准作为圭臬；另一方面更说明不能无视、颠覆儒家思想曾经长期作为中国历史得以绵延不断的客观贡献。再次从平视中西的角度考量中华文化复兴，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确有其独到的先进性，但以“理性”“自由”作为现代科技的必然理论依据，以“民主”作为资本主义的必然制度依据，不过只是一种特定“范式”而已。中国的复兴有自身的独特性，同样，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必须建立在承认自我独立性的基础之上。唯此，“诸子学”才能真正在学术层面回归本原，也才能真正为中华文明复兴提供理论依据。

（作者：方达，系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