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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6-19 11:11
写作核心提示:
在撰写关于《狂人日记》人物分析的作文时,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深入了解小说背景": - 研究鲁迅的生平、时代背景以及创作《狂人日记》的动机。 - 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如封建礼教、社会风气等,这对于分析狂人角色具有关键意义。
2. "全面分析人物性格": - 分析狂人的心理变化,从最初的心理状态到后来的转变。 - 研究狂人的言行举止,找出其性格特点,如孤僻、敏感、偏执等。
3. "深入探讨人物关系": - 分析狂人与周围人物的关系,如狂人与父亲、狂人与儿子、狂人与社会等。 - 探讨这些关系如何影响狂人的心理和行为。
4. "注意人物象征意义": - 分析狂人这一角色的象征意义,如代表封建社会的受害者、代表觉醒的先知等。 - 探讨鲁迅通过狂人这一角色传达的思想和价值观。
5. "关注人物的语言和表现手法": - 分析狂人的语言特点,如使用比喻、夸张、讽刺等手法。 - 探讨这些表现手法如何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
6. "结合具体事例进行论证": - 在分析人物时,引用小说中的具体事例进行佐证,使分析更有说服力。 -
1919年11月1日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刊载了一篇名为“吃人与礼教”的文章。文章由当时四川人吴虞所写。他在文章的起首即开宗明义指出:“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这段话,精炼概括了此前一年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主旨。
文章的作者吴虞,青少年时正值世界列强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时期。他少年时期跟随四川经学大师廖平学习经学,对儒家思想认知日深。但随着学识的增加,吴虞对儒学能否解救中国越来越迷茫。为寻求救国真理,他研讨“西学”,成为当时“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一时引蜀地风气之先。
1905年,33岁的吴虞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求学,深研欧美各国的宪法、民法和刑法。毕业归国后,他先后在成都县中学、成都大学任教。吴虞后来创办《蜀报》,发表文章《辩孟子辟杨墨之非》,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儒家学说。后来因为《蜀报》大力宣传保路,反对清政府的政策,推动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
清帝逊位后,吴虞决定从思想上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残余。1917年6月1日,吴虞以妻子吴曾兰的名义发表文章《女权平议》,文中称,“孔氏常以女与小人并称,安能认为主张男女平等之人?”
吴虞大声疾呼,要求解放妇女思想:“吾女子当琢磨其道德,勉强其学问,增进其能力,以冀终得享有其权之一日;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
“五四”运动前后,吴虞在陈独秀主办的刊物《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判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写《吃人与礼教》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为呼应。“吃人的礼教”成了那个时代青年学生响亮的战斗口号。胡适在1921年6月16日所写《吴虞文录·序》的文章中,赞誉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鲁迅先生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段话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中最为经典的句子之一。
《狂人日记》既是鲁迅先生的著名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当中,《狂人日记》被多位学术人士赋予了数种不同的解读。今天我们就来浅析一番。它是一部警世的反讽之作是不言而喻的,文中,鲁迅先生用“自喻”和“他喻”的暗示方法,表达了先生的两种思想,一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反思;二是封建家庭制度和礼教的批判。
克尔凯郭尔认为:“根本意义上的反讽的矛头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的单个的存在物。”“反讽”是二十世纪西方诗学的重要范畴,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方式,是一种“人生状态”,其美学特征主要体现为“否定性”与“悖论性”。
狂人日记版图
简单来说,反讽就是指此说彼,甚至是正话反说,其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语言的一种错位关系,即“叙述语言或人物语言与人物、观点、情调、文体等不相契合一致,存在较大反差”。成功的语言错位如一条缝隙,使读者看到隐藏在或荒诞或过于理智的的叙述语言和叙述对象后的真相。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鲁迅先生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位“旗手”,是一位呐喊者,为达到“以文唤醒国人麻木的灵魂”这一目的,鲁迅先生在作品中采用反讽叙事的方式。将反讽融入小说的结构之中,“把性格志趣相反或者含义相去甚远的情节、场面交织在一起,同步叠现”,能够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升华主题,丰富作品意义,“使司空见惯的生活琐事产生令人拍案惊奇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效果”。或喜或悲,或冷或热,或抑或扬,或正或反,都统一于一个个简洁洗练的场景或画面,折射双重艺术性能。
药本是治病方剂,但在《药》中,夏瑜以鲜血医治苦难的社会,而华老栓却把先烈的鲜血当成儿子的救命药,这个“药”便充满了反讽意味;如《祝福》,象征明媚与温暖的“祝福”,整个小镇上的人享受新年的舒适与慵懒,与祥林嫂凄凄惶惶,孤单寂寥的悲惨一生形成了鲜明对照。“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然而,有谁在乎祥林嫂这样的社会苦难者呢?
祥林嫂
再如我们所要分析的《狂人日记》,这篇文章的文本布局是极为典型的反讽结构。文本使用第一人称,采取双重叙事观点,即小序中“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矣”已经“病愈”的常人视角与正文的“狂人”视角的对立。
小序先入为主地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日记的叙述者是个“疯子”,“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然而,当我们真正去阅读正文时,会发现所谓“狂人”,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其实有着超前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能够真正的认清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吃人”的部分。这样,小序和正文就构成了一种反讽。
鲁迅先生对于《狂人日记》曾有过两次明确释义。1918年8月20日,在写给许寿棠的信中,先生第一次提到:“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第二次是在1935年3月2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一时期,都表现了鲁迅先生对“吃人”的关注,反映先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刻反思。
鲁迅先生要塑造一个人物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反思,为何偏偏选了“狂”人呢,或者说,这个“狂”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这需要我们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狂人日记》写于特殊时期,而当时的鲁迅的思想状况是什么样呢?宋剑华曾用“沉默”这两个字来概括。真是令人惊诧,沉默?这样的词怎么会和一向是旗手,一向在呐喊的鲁迅先生扯在一起呢?然而,事实就是如此。1917-1922五年期间,鲁迅先生的作品在其一生著作中占据不到百分之二十。
特殊时期下的鲁迅
在鲁迅先生的历史追述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当时的绝望:“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么样的热情。见过大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狂徒称帝,看见有人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狂”便该是一个贬义的“狂”了。宋剑华先生认为,这个“狂”,是指年轻人的浮躁与偏执。
在面对中华历史文化的种种弊病时,鲁迅先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能有这样的“狂”。前面所分析的《狂人日记》的反讽构成,其实就已经早告诉我们鲁迅先生对“狂”的否定。这也是鲁迅先生对文学革命所持有的态度的反映。当然,“狂”之中未必也不包含着先生对“新文学家所吹鼓之新式”的轻嘲。
其实行文伊始,狂人便已注定了失败。我们结合背景来看,《鲁迅全集》中鲁迅先生分析启蒙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那时觉醒起来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分明看见了周围无涯际的黑暗......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枯死,有的流散,眼下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悲哀寂寞的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
鲁迅全集
联系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狂人是如何陷入到这步境地的了。“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今晚很好的月光”使狂人觉醒了,“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实际是指知识青年的觉醒,而觉醒的青年寻到了光明,也看见了黑暗,因而“须十分小心”。
其实,哪只是须十分小心呢,觉醒的狂人此时面对的只剩“赵家的狗”了。许多学者分析:狗是在喻人,面对无意识的生命体--狗,觉醒的狂人还没有去发表他的言论,却发现自己只是对牛弹琴。其实此时已经注定了狂人后续只能“悲哀寂寞的放下他们的箜篌”,从反叛走向归顺了。也正因为这样,才说是“怕得有理”,此时的狂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到达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了。
狂人觉醒了,发现“周围无涯际的黑暗”,周围其他人仍然在发昏,狂人不断地发现周围人麻木残忍的本性,越来越感到恐惧,当他“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上写着‘吃人’两个字时”,狂人所恐惧的就不再只是自己要被吃的命运,也担忧别人要被吃的命运。当象征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大哥请来医生给狂人看病时,狂人终于发出了呐喊:“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
然而,“不能想了。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当狂人发现自己也是这吃人文化中的一员,是在“吃人”中成长时,狂人便无法再想下去了,他无法割舍掉这一切。这其实也是说鲁迅先生发现自己和传统文化无法割掉的联系。
狂人肖像
茅盾先生评论鲁迅先生的作品时说道:“这奇文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储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言而喻的悲哀和愉快。”确实,鲁迅先生的所有感情早已表现的淋漓尽致了。
狂人“病愈”了,回到现实世界去“候补”了,而鲁迅先生呢,1926年以后,基本告别了文坛。当狂人发出最后的绝望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是不是鲁迅先生的绝望呢?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鲁迅先生的创作核心——改造国人。因而先生发现自己与传统文化之间割舍不断地联系时,他选择了“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他的文字不是灭亡了,而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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