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挑选《中期学生自我鉴定》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9 17:49

写作核心提示：

中期学生自我鉴定作文是一项重要的自我反思活动，它有助于学生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为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提供借鉴。在撰写中期学生自我鉴定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确定主题：在动笔之前，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即对自己在学业、品德、能力等方面的自我评价。主题应具有针对性，能够反映出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成长与进步。
2. 结构完整：一篇优秀的自我鉴定作文应具备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主体部分详细阐述自己的优点、不足及改进措施，结尾部分总结全文，展望未来。
3. 突出重点：在主体部分，要着重描述自己在学业、品德、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对于优点，要具体、生动地展示自己的成就；对于不足，要诚恳地分析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4. 客观公正：在评价自己的过程中，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看到自己的优点，也要正视自己的不足。避免夸大其词或过分谦虚，以免影响作文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5. 语言规范：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语言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使用恰当的词汇和句式，避免出现错别字、语法错误等低级错误。
6. 展现个性：在作文中，可以适当展现自己的个性和特长。这有助于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你，为你赢得

消逝的“画意”：赫德侄女裴丽珠笔下的北京纪胜

英国作家裴丽珠（Juliet Bredon, 1881—1937）初版于1920年、后又多次再版的《北京纪胜》（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一书，在英语世界有关北京的著述中享有盛誉，林语堂称它“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关于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作者的生平经历却不甚了然，对这部名作的独特之处也缺少深入的考察与探讨。作为一位长期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裴丽珠笔下的北京与一般外国游客眼中充满异域情调和东方色彩的北京迥然不同，尤其是她着力表现的北京的“如画”（picturesqueness）之美，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日薄西山和现代中国艰难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透露出丰富的审美政治的意味。

一

裴丽珠是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 1846—1918）唯一的女儿。裴式楷是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的妻弟，他本人也供职于中国海关，长年在中国工作与生活。我们对裴丽珠的生平了解得如此之少，不得不借助于有关她父亲的资料大致还原她的早年经历。裴式楷与赫德一样，出生于爱尔兰，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1873年裴式楷进入中国海关工作，担任总税务司公署总理文案税务司，后来到各地海关任职，1877年又回到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继续担任总理文案税务司。1878年春，赫德回国休假期间，他曾代理总税务司职务。1879年裴式楷回国结婚，1880年回到中国后，先后于1883—1887年在江汉关（汉口）、1890—1892年间在江海关（上海）等关任职，1893年返回北京，仍任总理文案税务司，直至1894年。裴丽珠应该于1881年出生在中国，具体地点不详，但她幼年曾随父母在汉口生活。在她后来写的一篇回忆赫德的文章中，她记述了小时候第一次在汉口见到赫德的情景。

1896年前后，或许是感到升迁无望，裴式楷离开中国，回到英国。此时年事渐高的赫德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他有意让裴式楷继任，并在与英国公使商定后，将这一意见正式报告给英国外交部。在得到外交部的保证后，裴式楷于1897年12月回到北京。裴丽珠也跟随家人再一次搬到北京居住。此时她对北京的印象并不佳，在她看来，位于使馆区的带有花园的赫德寓所，乃是“灰尘扑面的北京的一块绿洲”。

裴式楷回京后终于升任副总税务司，但由于赫德并未选择退休，接班的承诺无疾而终。1908年4月赫德休假离职，裴式楷得以代理总税务司一职。尽管赫德仍属意于裴式楷，但时过境迁，此时英国外交部已不再支持裴式楷。英国在华的外交使团和银行家认为裴式楷“亲华”，与清政府高层官员走得太近。1910年3月，在英国外交部的压力下，清政府正式任命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为赫德的继任者。裴式楷被迫退休，不过清政府对他优待有加，赏赐他头品顶戴与一品文官之衔，并加恩赏给布政使衔。出于对中国的深厚感情，裴式楷短暂回到英国后，又返回北京闲居，1918年7月在北京逝世。

成立于1859年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公署虽然名义上是清政府督征关税的行政机构，实际上直到抗日战争中期，一直都是由英籍人员担任总税务司这一领导职务，其负责决策的关员亦主要由英国人组成。这显示了当时大英帝国在中英乃至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因而，尽管原则上总税务司的任命属于清政府的职权，但在赫德接班人的问题上，必须征得英国外交部的同意。即便是深受清政府信赖的赫德本人，也非常注重大英帝国在华的利益，尽管他来自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他长期把持总税务司一职，也是为了把海关的领导权长期保留在英国人手里。与赫德相比，裴式楷稍稍表现出亲华的姿态，便失去了晋升总税务司一职的机会，足见英国对其通过中国海关维护在华利益这一关切的敏感与重视。

裴丽珠在她留存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及她的父亲，但《北京纪胜》1922年版的扉页上赫然印有“纪念我的父亲”（“To theMemory of My Father”）的题词，正是在裴式楷去世不久的时候。裴丽珠显然继承了其父对于中国的热爱，然而由于她身为中国海关英籍高级职员家庭中的一员，很难要求她反思和批评大英帝国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的行为。事实上，裴丽珠对赫德推崇备至，在赫德卸职离开中国之际，专门为他写了一部带有个人回忆色彩的传记《赫德爵士：伟大生涯的传奇》。她赞扬赫德的文化修养和宗教情怀，充分肯定他为人谦和、行事低调的作风，以及在为清政府解决种种国际争端的努力中所表现出的高明的政治技艺与智慧。尤其是在庚子事变中使馆区遭受围攻期间，赫德那种处变不惊的风度、运筹帷幄的本领，给同为亲历者的裴丽珠留下了深刻印象。裴丽珠对赫德的描述显然有溢美之嫌，正如其书名“传奇”（Romance）一语所示。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赫德的形象似乎并没有那么光彩，他独断专行，培植并倚重家族势力（裴式楷刚入中国海关便入职总税务司公署，担任总理文案税务司，便与其赫德姻亲的身份有关），对其他人则充满怀疑。

赫德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任上，利用其大权独揽的地位，把总税务司公署变成了一个等级秩序森严的中央集权式官僚帝国，故有“国中之国”之称。总税务司公署的外国关员几乎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群。《赫德爵士：伟大生涯的传奇》记载了一个生动的细节：庚子事变后天坛和先农坛先后向外国人开放，然而赫德仍习惯于在自己的庭园或者城墙上漫步，从未去过两地。他似乎对他生活了这么久的这座城市缺乏兴趣，这或许是总税务司公署社群的一个缩影。即便是使馆区里那些喜欢探访北京名胜的外交人员，也基本上生活在自己的小社会中，对北京乃至中国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视而不见。

与她的父辈们不同，裴丽珠对北京这座城市充满了好奇心与热情。1911年，裴丽珠与法国人罗尔瑜（Charles Henry Lauru，1881—1944）结婚。她的丈夫原是一位法国小提琴师，因受到热爱音乐的赫德赏识，1898 年被招入中国海关，后升至副税务司，1914 年调入设在北京的盐务稽核总所任会计科长兼财政秘书。婚后的裴丽珠经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成为北京社交生活中有名的沙龙女主人。裴丽珠交游广泛，长年在北京生活的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这使得她能够与北京的普通市民自由交流，熟悉这座城市的风土习俗。1920年，裴丽珠在上海别发洋行出版了《北京纪胜》的初版，该书英文书名直译应为“北京：对其主要名胜的历史记述与亲密描述”。“亲密”（intimate）一词透露出作者与这座城市之间非同寻常的个人化的关系。

初版两年后，《北京纪胜》就于1922年推出了增订版，1931年又出了第三版，对前两版做了进一步的扩充，成为该书的定版。除了这部享有盛誉的著作以及此前撰写的赫德传记外，裴丽珠还著有《中国人的阴影》（Chinese Shadows, 1922）、《农历年：中国风俗和节日记述》（The Moon Year: A Record of Chinese Customsand Festivals, 1927，与伊戈尔·米托法诺〔Igor Mitrophanow〕合著）、《中国新年：对其礼节和仪式的生动著录及相关考察》（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s: A Picturesque Monograph of the Rites,Ceremonies and Observances in Relation Thereto, 1930）、《百坛》（Hundred Altars, 1934）等书。其中，《百坛》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它讲述了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背景下，北京西北郊一座名为“百坛”的村子中两户农民和商人家庭的故事。裴丽珠在对人物命运的深切讲述中，穿插了大量有关京郊农村民俗的细致描写，表明她极其熟稔北京乡土社会。《农历年》和《中国新年》两部著作不限于北京，是对中国古老的年节习俗全面而生动的描绘，至今仍为研究中国的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引用。

裴丽珠不仅熟谙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对日本和日本文化也有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她曾以亚当·沃里克（Adam Warwick）的笔名，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上发表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文章与摄影作品。裴丽珠与罗尔瑜夫妇经常夏天去日本度假。1937年夏天，他们照例前往日本，但战争的爆发使得他们无法返回北京，不得不前往美国。1937年12月10日，裴丽珠因突发心脏病病逝于旧金山，享年56岁。

二

因资源的限制，《北京纪胜》1920年初版笔者尚未及寓目，不过《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1920年卷上的一则书评，让我们得以了解该书在当时引起的反响。作者一开始就表示之前并没有听说过裴丽珠其人，或者这本书正是她崭露头角之作。接下来这篇书评对裴丽珠其人其书赞不绝口：“她对文字驾轻就熟，富于表现力和想象力，具有强烈的同情心，这些品质足以让本书脱颖而出。作者进入她的主题的灵魂之中，带着想象力穿梭于往昔，试着去理解和解释现在。她成为一位出色的向导，带领游客走过许多不熟悉的地方，将他们的思绪引向未受过关注的具有艺术和历史意味的物件。由此，一幅巨大而优美的全景画就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他们留下了琳琅满目的壮丽印象。”《北京纪胜》的后续版本在内容和篇幅上有修订与扩充，而这些特色一直保留了下来。

在1922 年版《北京纪胜》的序言中，裴丽珠确实很自觉地充当着读者的向导，她如此界定这本书的宗旨：“它的目的不过是扮演市民和游客都会视之为朋友——一个挽着你的胳膊逛遍这座城市及其郊区的朋友（你对他的品味应该会有信心）——的那种角色。”1931年版基本上沿用了上一版的序言，只添加了最后一段文字：“这就是我为作为读者的你所做的介绍，好比一个人愿意引导你游览这座我已经在其中生活且研究多年的城市，就像我已经为许多路过的人所做的那样跟你交谈，这些人觉得他们是置身于一个陌生地方的陌生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却知道得不多，直到他们跟一个对北京熟悉的伙伴在一起。”裴丽珠强调她的目标是让英语世界的读者“熟悉”北京，就像她本人那样与这座城市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跟当时许多西方人的北京游记将北京“异域化”（exoticize）为东方奇观的做法很不一样。正如我们后面所要讨论的，这与裴丽珠描绘北京时所采用的“如画”美学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

《北京纪胜》的书名中虽然包含了“历史”，但基本结构却是空间化的。1922年版中，在第一章概述北京的历史之后，接下来便依次描述北京城墙、使馆区、三海与景山、紫禁城、天坛与先农坛、皇城、内外城及近郊的寺庙与陵墓、颐和园与玉泉山、西山的寺庙、长城与十三陵、清西陵与清东陵等，最后三章分别介绍北京的古玩市场、集市与西方式的建筑，共二十章。此外还有几十幅地图、插图和平面图，并有《中国的朝代》与《北京主要的节日与庙会》两份附录，让全书几乎成为一部关于北京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在介绍每一个地点、每一处景观的时候，都会勾连起相关的历史事件或民间传说，并引述各类相关文献，再加上个人化的细致观察和饱含情感的评述，确实令读者有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之感。

1931年版《北京纪胜》基本上沿袭1922年版的章节结构，增加了一章的内容，主要是紫禁城的部分。这是因为作者撰写上一版的时候，紫禁城只有前朝三大殿部分归民国政府管理，辟为古物陈列所对外开放。乾清门以内的“内寝”属于逊清皇室的居所，作者自然无从涉足。1931年版还增加了对北海承光殿的描写，这也是后来开放的一处古迹。从《北京纪胜》前后版本的变化可以看出，裴丽珠以实地探访为基本的写作原则，而不以泛泛而论或抄撮故实为满足。书中最动人的段落，几乎都来自作者的亲身观察与体验，该书读起来至今仍充满感染力，盖源于此。

裴丽珠描绘北京的风景，最喜欢用“如画/画意”（
picturesque/picturesqueness）一词。在1931年版《北京纪胜》中，这个词出现了49次之多。除了3处是引自他人著作之外，其余46处均为作者所用。全书第四章整章即以《过去的画意》（“The Picturesquenessof the Past”）为题。裴丽珠使用该词，既用来概括北京的整体氛围，也用来描述宫苑、园林、寺庙、村落、废旧的古迹、自然风景，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在全书的开头，裴丽珠谈起“北京拥有异乎寻常的丰富而充满魅力的个性”，便称：

这部分要归因于建造者的宏伟规划，归因于环城而建的城墙与城门的庄严、宫殿广场的壮丽和皇室建筑屋顶的鲜亮色彩，但更依仗那种无处不在的如画般（picturesqueness）的氛围，那种与寻常事物的鲜明对比，以及那种新与旧的奇妙混合。

在裴丽珠的笔下，午门后面的金水河和中央公园是“如画”的：

午门后面是一块很大的开阔空间，金水河流经此地，这条改造成运河的河流在大理石栏杆间蜿蜒流淌，风景如画（picturesquely）。

这一类现代新设施（按：指餐厅、咖啡馆和保龄球道等）并不会破坏皇家背景的那种无与伦比的画意（picturesqueness）。毗邻故宫建筑的这一块从前属于皇室的区域在世界上的公园里是独一无二的。

在梁公府基础上建起的英国公使馆和由睿王府改建而成的玛哈噶喇庙也是“如画”的：

公使宅邸的一部分还是原来的梁公府宅，通向宅邸的正式道路两旁有石狮拱卫，花园里红色柱子支撑的轩敞的楼阁和古朴典雅的凉亭都尽可能地得到了修复和保护，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公使馆如画一般的景致（picturesqueness）。

睿亲王如画般（picturesque）的府邸因为充满了对这位伟大英雄的回忆和它那空空荡荡的墙壁所引发的伤感而长久地萦绕在民众的想象中……

城外日渐废弃的寺庙也是“如画”的：

只有那些研究中国古物的专家或金石学的学者会对这类寺院感兴趣，它们那日渐崩塌的神祇属于一个若非熟识多年就不可能理解的世界——一个神话、信仰和迷信的世界，西方人通常对它们漠不关心。我们已经不能再在“美丽”这个词的日常意义上说这些地方是美丽的，但它们却有一种有目共睹的属于它们自己的画意（picturesqueness）。

另一处跟黄寺一样显示出印度强烈影响痕迹的古迹是破败的五塔寺。它位于北京城西边2 英里处，距离通往颐和园的大路不远。据说它是古代印度的菩提伽耶（Buddhagaya）的复制品，有一段如诗如画（picturesque）的历史。

明朝人和清朝初期的人们也从沙城出发前往汤山（距离北京22 英里）的温泉。这些温泉位于一座遍布石头的小山的背风面，山上有风景如画（picturesque）的三座古庙的遗迹，在天际线映衬下显得轮廓分明。

赶车的车夫、雍和宫的僧侣、德胜门的果市乃至温泉村的乡土戏剧演出，也有一种“如画”的魅力：

他与车并肩行走，或者坐在车身的边缘，甚至很少需要用他的长鞭，单靠他的说话声来引导和鞭策这些牲畜。他语言中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的隐喻如同他本人一般充满画意（picturesque）。

每天下午在这座殿内都会举行向游客开放的宗教仪式。喇嘛和小喇嘛戴着黄色的头盔式的帽子，穿着橙色或砖红色的礼服，从他们的僧房里走到阳光下，形成了一幅富有画意（picturesque）的群像。

撑着蓝布伞的如画般（picturesque）的货摊在春天堆成金字塔的杏子和夏天成堆的西瓜的映衬下五彩缤纷，而驮着一筐一筐满满的农产品的驴一年到头都会打那衰颓的城门楼下经过。

过去五月份会在这里举行纪念娘娘菩萨的乡村节日，还有集市，小贩们在那里卖手镯、头饰和犁，生意红火。半山腰开阔的楼阁里会上演戏剧，甚至穿着脏兮兮的俗气戏服的村里的哑剧团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制造出一种生动（picturesque）的效果。

如此高频率地使用“如画”一词，显然是有意为之。关键在于，“如画”是18世纪英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和道德内涵。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它也被普遍用于描绘殖民地和后发国家与地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裴丽珠出身上层社会，对英国的“如画”美学传统自然不陌生。要了解和体会她笔下“如画”的北京的深层意味，有必要简单地追溯一下这一美学观念的谱系。

三

“如画”（picturesque） 一词最早是作为法语“pittoresque”或意大利语“pittoresco”在英语中的对应术语，在18世纪初渐成风尚。它本意是指某种景色或人类活动适合入画。英国贵族精英通过在欧洲大陆的修业旅行（Grand Tour）和对古典主义画作的欣赏，完成了自己的审美教育，转而用来鉴赏英国本地的风景，便萌发出“如画”的美学观念。但到了18 世纪后期，古典主义渐渐式微，“如画”审美趣味日渐青睐粗糙、崎岖和参差多态的景物。在这个过程中，吉尔平（William Gilpin，1724—1804）和普莱斯（Uvedale Price，1747—1829）两位艺术家和文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吉尔平“确立了画家对于粗糙景物的偏爱”，而普莱斯则进一步将“如画”确立为优美与崇高之外的第三种范畴，但同样把粗糙、斑驳和不规则等看作“如画”的基本特征。在这样一种美学视景中，偏僻奇绝的自然风景、素朴的乡村茅舍、破败坍塌的废墟，乃至吉卜赛人和乞丐，都成为观景者的欣赏对象。

简而言之，如画美的趣味偏爱的是未经人力干预和规划的大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卑微的、没有开化的部分”，而随着圈地运动的扩展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这样的景物越来越难以在英国本土找到。艺术家们希望看到“文明国家里难以看到的景色，如此遥远、如此殊异、如此荒蛮的景色”，不得不把视线从英格兰本地转向北威尔士、苏格兰高地等偏远地区，更进而转向落后的大英帝国殖民地。19世纪，伴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和旅游业的兴起，英国人开始把“如画”的审美观念带入他们对如缅甸这样的殖民地的观察与视觉再现之中。中国虽然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作为英国意欲通过贸易来征服的对象，也被纳入同样的视觉模式来打量。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Alexander，1767—1816）1814年出版的画册《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Chinese），书名直译应为“对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的如画再现”。亚历山大是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中的制图员，他在随团旅行中国期间，绘制了大量描绘中国风土人情和各色人物的水彩画及速写。回到英国后，亚历山大对这些画作进行整理和再创作，于1814年出版了这部水彩版画集。该书共收入50幅图画，其中48幅为人物画，形象刻画非常准确，服饰细节极其丰富，还附有简明的说明文字。亚历山大本人并未明言他选择“如画”一词的用意，但从画作本身来看，不难体会其中“如画”的美学趣味：选择的人物多为普通乃至下层平民，背景也多为乡野风光。

美国学者杰弗里·奥尔巴赫（Jeffrey Auerbach）曾经指出，“如画”观念对于大英帝国的视觉建构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将帝国的诸多区域统一起来并加以同质化（homogenize）。英国的作家和艺术家用“如画”的视角观察和呈现南非、印度、澳大利亚等不同地域，不是去凸显它们的异域色彩，而是要去“驯服异域性”（domestication of the exotic），让它们看上去与英格兰没什么两样。异域色彩自然无法回避，但要祛除其让人为难的“他性”（otherness），容许观察者仍旧待在他的视觉舒适区之中。亚历山大《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对中国的再现，也包含了这种机制，尤其体现在他的说明文字中。例如他在描绘中国渔夫用来捕鱼的鸬鹚（Leu-tźe）时，便特别指出它很像英格兰的普通鸬鹚（common cormorant）；又如在描绘表演耍坛子的杂耍艺人时，亚历山大认为他们与印度的杂耍艺人殊无二致，但中国艺人技艺更胜一筹。

奥尔巴赫的论述，运用于裴丽珠的《北京纪胜》时尤其具有启发性。如我们前面所说，裴丽珠写这本书的初衷是让西方读者“熟悉”北京，但她深知这并非易事，对自己作为西方人的身份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天然鸿沟有着充分的自觉：

要恰如其分地认识北京，几乎非一个西方人所能胜任，因为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对中国的过去有深入的了解，对中国人的性格和宗教有无限的同情，并且极为熟稔穷人的谚语和家常话、街头歌谣和工场作坊的行话，就像熟悉文人心态和统治者的动机一样。

裴丽珠认识到，西方人了解中国比领会意大利文明的意义要困难得多：“我们更容易想象自己与伟大的洛伦佐（Lorenzothe Magnificent）甚至凯撒·博尔贾（Cæsar Borgia）——而不是永乐或乾隆皇帝——共进下午茶”。她努力用自己的“熟悉”来弥合“陌生”的西方人与北京之间的距离，这与“如画”观念的运作机制恰好有相通之处。只是裴丽珠的工作更宽泛地位于中西之间，而非着意于大英帝国的文化建构，这突出地表现在第四章《过去的画意》中。在这一章，裴丽珠为我们展现了北京那些正在消逝的多姿多彩的风景与生活。她谈起街头小贩“有特定的悦耳的叫卖声，就像伦敦的鱼贩子或巴黎的四季商人（Marchands des Quatre Saisons）一样”，警察制度出现之前的打更人“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道格勃里（Dogberry）和他的手下”，老派的满大臣坐着绿色轿子往来于皇宫的阵仗“类似伦敦的市长巡游（Lord Mayor’s Show）”，而货车车夫“语言中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的隐喻如同他本人一般充满画意”。裴丽珠运用精彩的比喻和联想，着力在北京的城市风情与西方文化之间建立起桥梁。如此呈现出来的“如画”的北京，也是令西方读者感到亲切和熟悉的北京。

《北京纪胜》用这一章的篇幅集中呈现的“如画”的北京，却属于或即将属于“过去”，这本身亦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如我们前文所说，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如画”观念在英国遭遇困境，是因为它感兴趣的是前工业时代的风光。在18世纪90年代，“普赖斯和他的追随者想把时钟回拨，重新发现风景——在那里，没有工业化、没有圈地、没有庄园改造留下的印记”；游客们追求的是“原始的、渐被废弃的、带有异教色彩的生活方式。文明的心智与开化的乡村一样，都已经过时了”。于是英国的文人、艺术家和旅行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域外，在落后的殖民地和后发地区发现他们似曾相识的、在本国已经逐渐消失的“如画”之美。裴丽珠大体亦可归为他们中的一员，然而，让她颇感失望的是，这些“如画”的风土人情，在北京这座正在经历现代转型的城市，也正在消逝。例如，裴丽珠欣赏的“过去那种如画般的”葬礼已经被命令禁止，尽管她完全理解民国政府做出这一决定所依据的现代原则，但她还是感到痛惜。在这一章的结尾，她发出了这样痛切的追问：

无论我们可能是多么好的民国国民，无论我们多么赞赏“现代北京”，我们都必须承认——伤心地承认——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对过去的画意（picturesqueness）的消逝感到惋惜。缺少了宫廷的刺激和奢华，生活——死亡也是——正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唉，进步必定与丑陋携手并进！ 非得如此吗？ 北京跟中国一样，站在“新旧交汇”的十字路口。某一天——当过渡时期结束的时候——把最好的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必要改进结合起来难道不可能吗？

那发源于英国并在英国臻于顶峰的现代文明，已经侵入北京，发生在英国的似乎也必然在中国重演，将“如画”之美扫入历史。吊诡的是，这正是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必然结果。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乃至整个中国正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尚无暇顾及那些消逝的传统。颇具反讽意味的是，现代文明比“如画”的事物更加同质化，更加让人感到“熟悉”，却无法产生“画意”，只让人觉得“单调乏味”。一座现代的北京城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具有“如画”之美，这是裴丽珠留给我们的课题。

四

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摄影师怀特（Herbert C. White）的影集《燕京胜迹》（Peking the Beautiful）。胡适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特别提及裴丽珠的《北京纪胜》，称其“极具价值”，并引用了序言中“要恰如其分地认识北京，几乎非一个西方人所能胜任”那段话。胡适表示，“我完全赞同这段精到的评语，而且还愿为裴丽珠女士的观察做些补充。相比于本地居民，来北京的西方游客常常能更好地欣赏北京的艺术魅力和建筑之美”。胡适的理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功利主义态度，以及看待建筑的道德眼光，妨碍了我们欣赏艺术之美，他举的例子是颐和园因为乃挪用海军经费建造而成而备受抨击。与此形成对比，“对于西方旅行者而言，因为没有这种艺术和道德的成见，他一踏入北京就会立刻爱上这里。他会为北京城的红墙、斑驳的匾额、秀美的荷池、耸立的松柏，尤其是建筑的雄伟壮丽而欣悦不已”。胡适此文用英文撰成，似为西方人说法，对中国人审美态度之批评未免苛刻。然而，他提出的审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却是一个具有相关性的有意味的话题。

事实上，“如画”观念中本身就包含了审美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如画”美学青睐乞丐、吉卜赛人或农夫等下层人物形象，他们可以与前工业时代的大自然和谐共存，成为艺术家取景的对象。吉尔平做过一个相当著名的区分：“以道德的眼光，卖力的机器比起懒散的农民更令人愉快，若从如画美的角度来看，情形则恰好相反……”毫不掩饰“如画”美学非道德的倾向。然而，到了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弊病——乡村的败落与城市贫民窟的出现——越来越显著，这样一种非道德的美学观念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接受，特别是对于那些关心本国人民福祉的进步知识分子而言。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在一篇乡村游记中写道：“我不禁想，为了给我提供如画之美的主题，使我能够快乐地散步，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受苦受累。”这样一种道德压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如画”观念在19世纪的英国逐渐式微的原因之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英国的文人和旅行家漫步于如缅甸这样的殖民地的时候，他们源于宗主国的优势地位以及与当地人的天然隔阂，使得他们欣赏“如画”景物时无须承受太重的道德负担，对当地人对于殖民统治的反应也往往视而不见。

裴丽珠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如前文所引，她笔下的“如画”景物，有相当一部分也属于车夫、僧侣、村民等底层或边缘阶层。裴丽珠并非完全视其为对象化的景观，而是凭借她出色的语言能力和对北京风土民情的熟稔，与这些人多有互动。《北京纪胜》中记载了她游访柏林寺并与其住持交流的情景，作者的谦恭与敬重之情跃然纸上。裴丽珠对普通民众不乏同情，书中甚至记述了她与友人游览玉泉山时给一个路上摔倒的小男孩硬币的细节。不过，我们仍然能看到，“如画”的观念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抑制了她的道德意识。她写到二闸附近运河两岸“令人着迷的生活”——“那些船上和岸上如画般（picturesque）的种种令人惊喜的事物”——的时候，是如此用笔的：

夏天，备有石头长椅和桌子的露天餐馆里坐满了乡民，他们提的鸟笼挂在盖着厚垫子的遮阳棚上。推着手推车的农夫把成车的蔬菜运到水边，蹚到水里好让它们变得新鲜以便出售。农民们在泥泞的村子里养的那些所有美食家都称赞不已的肥美的鸭子，从这些村子成群地一路摇摇摆摆地走过来，游到那些在各水闸间穿梭的行驶缓慢而沉重的客船中间。稍远处，在职业说书人那单调的调子里有某种浪漫的气息，……在整个场景中，有一种令人们轻松地想起沙漠的魅力栖居其间。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富于感染力的明晰，通过这种明晰，最辽远的事物似乎也以令人惊叹的鲜明的效果聚焦在我们眼前。它是把一幅风景画中的所有细节都照到的一束光，制造出壮丽的色块，让泥墙也发出绚烂的光芒。

到了冬天，风景就变换了。棕色的田野显得粗粝，蒙着沙尘，屈服于严寒。运河结了一层冰。船只无所事事地躺在岸边，用泥块锚定，受到荆棘丛树枝的保护。古朴的雪橇登场，一个人推一个人拉，而穿着原始的用铁做的冰鞋的小男孩们则像饥饿的麻雀一般绕着雪橇兜圈子，向乘客乞求铜板。这时候茶舍已无人问津。……

这段文字观察之细致、文笔之生动令人叹服，然而作者终究只是把这一切——包括住在泥泞的村子里的乡民和向乘客乞求铜板的男孩们——看作一幅“风景画”而已。与之构成对比的是沈从文约略写于同时期的《游二闸》一文，沈从文关心的是“那些赤精了身体，钻到水瀑下而去摸游客掷下铜子的小孩”到了冬天将何以自娱且娱乐他人，他们的未来将从事何种职业，进而生发出对处于巨变中的中国普通人的命运的忧思。本国作家终究无法心安理得地从凋敝的乡村中拾取出“如画”的景观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对中国人看待风景时所怀有的道德感的批评并不算公平。

平心而论，裴丽珠已经尽她所能地努力去了解北京的历史与文化，去同情北京人的性格与气质，去熟悉北京平民的语言与风俗，建立她与这座城市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因如此，她才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今天读来仍引人入胜的《北京纪胜》，留下了那已经消逝的“如画”的北京。然而，两种文化之间几乎存在天然的界限，使得她仍旧未能突破那最后的隔阂，真正对这座城市及其人民感同身受。这可能是过高的要求，但也提示我们，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无论深入到何种程度，或许都不为过。

五

《北京纪胜》自问世以来广受好评，一直为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者称赏和引用，但却没有一部完整和准确的中译本。200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英文版，收入“京华往事”丛书，根据的是原书1931年版，但删去了最后一章《西方地标》。201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以原书1922年版为底本，出版了王慕飞先生翻译的中译本，但同样删去了最后一章，译笔亦不尽如人意。因而，当2020年夏天宋希於先生约我以1931年定版为底本重译此书时，我稍做思忖便答应了下来。等到动笔开译时，才发现难度之大超出了我的预期。一方面要用妥帖的中文还原裴丽珠维多利亚风格的优雅文笔便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该书涉及大量的史实和典故，都有解释乃至订正的必要。裴丽珠虽然熟稔北京历史与风俗，但疏漏和错讹之处也不在少数，这些地方我都尽可能依据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加以纠正。对一些读者可能不熟悉的背景知识，也尽力查考和说明。另外，裴丽珠在书中引用了大量英文文献，有些地方她给出了出处，但奇怪的是，很多大段的引文都没有交代来源，也无注释。我借助“谷歌图书”的搜索功能，查出了大部分引文的出处，但仍有一些引文无从考索，相关文献信息只得付诸阙如。由此我发现，裴丽珠经常引用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1850—1904）谈论日本历史文化的著述，直接将其搬用到她对北京和中国文化的描述中。她与这位爱尔兰裔日本作家的渊源，值得专文讨论。以上这些有关原书内容和引用文献的解释、说明与考证，都以译者注的形式随文出注。虽然花费了不少心力，这个译本肯定还存在不足乃至讹误，敬祈方家指正。

《北京纪胜》，【英】裴丽珠著， 季剑青译，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6月第1版

（新版《北京纪胜》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先生根据本书1931年定本译出。本文系该书导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来源：季剑青（北京大学）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闭幕，有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顾？

6月22日，为期五天的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落幕。本届图博会以“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交流互鉴共赢”为主题，累计吸引8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22万种中外图书亮相，举办1000多场文化活动。截至目前的初步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26项。其中，各类版权输出意向和协议1955项，引进意向和协议753项，合作出版意向和协议118项。11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万人次入场参观。

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联合国全球传播事务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葛万莎·乔巴娃，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等120多位外国政府官员、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国际出版高层；100余位国内政府、行业学协会、出版集团及重要单体出版社负责人，150余位中外文化学者、作家、汉学家汇聚书展。在专业活动方面，“新质生产力”“AI技术”等成为书展最热关键词。北京国际出版论坛，首届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亚太会议（STMAPAC），第三届出版与技术创新大会等聚焦人工智能，探索出版产业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交融共生。

公众展区五大特色场景——BIBF绘本展、BIBF艺术书展、BIBF插画展、BIBF美食书展、世界礼物市集等各具亮点，联动“哈利·波特”书展快闪店形成现象级文化引力场，中外展台化身阅读社交新地标。其中，BIBF绘本展吸引4万余人次，骑士大巴登车超7000人次，“哈利·波特”书展快闪店接待2万余人次。刘震云、麦家、黎紫书等中外名家、网络文学作家，通过“BIBF大使会客厅”“北京作家日”“翻译咖啡馆”“网络文学专题展”等平台，开展精彩纷呈的文学活动，满足读者及观众的热切期待。

那么，回顾这场图书盛会，都有哪些精彩活动值得我们重温呢？

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新书发布

1、《一个人的故乡》新书发布

6月22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插画+”系列《一个人的故乡》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作为青年插画师须臾对故乡和童年的回望之作，《一个人的故乡》也是“插画+”系列中第一本以中国乡土情结为主题的图书。

《一个人的故乡》

作者：须臾

版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25年4月

活动现场，须臾分享了她的创作初心，她说：“我一个人走过很多路。走得再远，心里最惦念的，还是故乡那扇熟悉的窗。”须臾从小在江南的乡野长大，放养的童年让她有了更多别样的回忆。故乡的芦花荡、池塘边、田埂上都有着满满的儿时回忆。下河摸鱼、爬树摘果、抓蚱蜢、吃桑葚，这些快乐又不起眼的小时光，很多年后成为须臾生活里无可比拟的浪漫。须臾说：自己在青春得意时远赴意大利博洛尼亚留学，去过十几个国家旅行和生活，走了很多路，最后转身发现，故乡一直在那里，在故乡的日子就像逝去时光里闪闪发光的珍珠，一直在默默地滋养着她、治愈着她。

《一个人的故乡》内页。

在《一个人的故乡》中，须臾用明亮细腻的画笔和温暖治愈的文字，怀念着长大之前在故乡的日子：这里有乡野童年，有四季流转，有他乡远足，有市井生活，更有旧时故人。须臾表示，故乡是一段值得让人一生回味的时光，是家乡的一碗香喷喷的野米饭，是外婆家院前的桃子树，是祖父为她剥菱的温暖大手，是和玩伴无忧无虑的成长记忆……那段时光虽然越走越远，但从小感受到的浓浓亲情与友爱、坚韧的品质会在人的心底生根发芽，愈发茂盛。

2、《小说家与夜的分界线》新书上市

6月21日，接力出版社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举行了“舒适推理小说的创作与阅读”——山白朝子《小说家与夜的分界线》新书发布会。三联书店（香港）总编辑于克凌，作家、编剧褚盟，推理博主小玄，作家、资深推理读者卢昌榕，《小说家与夜的分界线》译者王蕙林，以及主办方代表接力出版社总经理、资深总编辑白冰等出席活动，与会嘉宾从创作与阅读两个维度，围绕“舒适推理的演变与破圈”展开深度讨论。

《小说家与夜的分界线》封面。

接力出版社自2022年开始推出“舒适推理”小说，陆续出版了“周四推理俱乐部”系列4部小说——《周四推理俱乐部》《活了两次的男人》《消失的子弹》《“魔鬼”的最后一眼》，第5部作品《小说家与夜的分界线》则将于2025年7月上市，其作者是日本畅销书作家乙一，他用另一笔名“山白朝子”写下这部由7篇短篇小说组成的合集。接下来，这一系列还将推出“周四推理俱乐部”系列作家理查德·奥斯曼新作“W疑案侦探组”系列小说、印尼畅销书作家杰西·苏坦托新作“黄阿姨的推理守则”系列、美国畅销书作家南希·斯普林格的“福尔摩斯小姐探案”系列等“舒适推理”小说。

“周四推理俱乐部”系列。

自2020年起，“舒适推理”小说在欧美图书市场渐成风潮，现在正在影响中国推理小说的阅读风潮。褚盟指出，“舒适推理”并非新概念，其雏形可追溯至“英国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引领的推理黄金时代。“阿加莎作品的本质是本格推理，用下午茶般的氛围包裹谋杀案，核心仍是解谜逻辑。但她的女性视角和英式田园氛围为故事增添了‘舒适感’，这种风格在当时仅是调味剂。”他强调，“舒适”元素在日本推理小说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质变，衍生出“日常推理”这一独立推理类型；而当下“舒适推理”的内涵已大不相同，推理、解谜元素退居次席，读者不再关心诡计是否精妙，阅读的爽感成为首要目标。

小玄从图书市场的销量趋势中观察到：“近年来的欧美推理小说市场，以理查德·奥斯曼为代表的舒适推理作家，其作品销量已超过硬汉推理小说销量。当下社会焦虑感蔓延，读者厌倦了沉重的社会议题，转而寻求既能提供轻微刺激，又不必承受心理负担的‘松弛阅读’。‘舒适推理’就像悬疑与治愈的混合体，既保留案件外壳，又注入生活趣味。”小玄认为，“乙一的作品能破圈，因为他用作家的孤独、创作的困境等大家的共通情感，取代了传统推理的诡计崇拜。”王蕙林说：“翻译时我很难将其定义为推理小说，它用悬疑手法写作家的内心世界，主角在出版界的挣扎、对创作的迷茫，比推理本身更抓人心。乙一以‘山白朝子’这个笔名发布此书，应该是暗含风格突破的意图。‘山白朝子’以往的作品偏向日本怪谈类，而本书融入动物灵魂、心灵感应等超现实元素，却扎根于现代职场，这种矛盾感反而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张力，充满文学的魅力。”

3、《卢拉传》中文版发布

6月20日下午，由译林出版社主办的《卢拉传》中文版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巴西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马嘉良、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副局长赵海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徐海、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楠等嘉宾出席活动。

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副局长赵海云、巴西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马嘉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徐海出席《卢拉传》揭幕仪式（主办方供图）。

《卢拉传》由巴西资深记者费尔南多·莫赖斯历时十年创作完成，全面记录了卢拉总统从贫困家庭儿童、金属工人到工会领袖，最终成为巴西国家领导人的奋斗历程。书中通过大量一手访谈和珍贵史料，展现了卢拉如何带领巴西走向现代化与社会公平。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在主持人致辞中表示：“这部传记不仅是个人奋斗史诗，更是一部巴西现代政治发展的鲜活档案。通过卢拉的人生轨迹，中国读者能清晰地看到巴西这个拉美大国如何走向民族自强。”

《卢拉传》

作者：费尔南多·莫赖斯

译者：李武陶文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5年5月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徐海在致辞中指出，卢拉总统提出的“让每个孩子都能吃饱饭”的理想与中国“民为邦本”的古老智慧高度契合。巴西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马嘉良在致辞中表示，卢拉总统始终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他的故事不仅是巴西的骄傲，也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在发言中回顾了卢拉的政治生涯，特别提到他在2003年启动的“零饥饿计划”以及近年来推动的“全球反饥饿与贫困联盟”。郭存海认为，卢拉的政策实践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一致，这种理念上的相通性为中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4、《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驿递和朝贡体系》新书分享

6月19日上午，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大象出版社《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驿递和朝贡体系》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楼中原出版传媒展台举行。

《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驿递和朝贡体系》新书分享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驿递和朝贡体系》一书，由1939年至1941年间费正清和邓嗣禹合作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三篇文章结集而成，是美国汉学界系统研究清朝行政制度的早期经典著作之一，也是北美中国史研究生研究清代政治史的入门书籍之一。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编辑董中山在致辞中表示，《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驿递和朝贡体系》的出版不仅是对“世界之中国”的重新清晰认识，更是为“融通中外”中构建自主性中国论述奠定基础。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王学深受邀出席分享会，围绕国际汉学学科发展的脉络与未来、大象出版社国际汉学图书出版的现状与突破等展开了深入交流。

《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驿递和朝贡体系》

作者：费正清 邓嗣禹

译者：王学深

版本：大象出版社

2025年4月

作为该书的译者，王学深介绍，该书集中讨论了清代的三个议题：清代驿站传递系统、公文的流转和朝贡体系的形态。首先，作者研究了清代公文的传递的日常运转模式。他以驿递系统作为研究切入，探究了公文传递的主要传递路线，驿站所发挥的功用，包括：“驿”“站”“塘”“台”“所”“铺”等。“可以说，驿站体系将清王朝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信息传递网络，是维护清王朝‘大一统’格局的重要一环。”其次，作者研究了清代公文的种类，主要讨论了内阁、军机处对于题本、奏折两类主要公文的处理流程与步骤，以及处理一份公文的耗时，强调了政令通畅对于清王朝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最后，费正清以《大明会典》《大清会典》讨论明清时代的朝贡体系，并将明清两朝进行对比，这是费正清最重要的理论论述之一，“如‘朝贡体系中的欧洲国家’一节讨论了朝贡体系本身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思想，思路清晰，观察敏锐。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清王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根本要义，以及清朝帝王坚持海外使臣三跪九叩的历史逻辑。”

5、《冰火之舞——中国冰岛双语诗画集》新书首发

6月19日，《冰火之舞——中国冰岛双语诗画集》新书发布会在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中图活动区举办。冰岛驻华大使易卜雷，法国汉学家贝文江，法国翻译家刘伟丽，俄罗斯翻译家马克西姆・阿梅林、阿廖娜・卡里莫娃，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苇洲，福建省政协文史委委员林彬，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江金辉等中外嘉宾共同见证了这场中冰文化交流盛事。

《冰火之舞——中国冰岛双语诗画集》新书发布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董事长黄苇洲在致辞中指出，《冰火之舞》为多语种文学出版探索出一条新路径，且凭借“诗画”这一载体，有望进一步深化中冰两国的民间交往、文化交流，促进文明间的共情共鸣。冰岛驻华大使易卜雷表示，这本书展现了中冰两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共通之处。

《冰火之舞》以中冰双语对照的形式呈现，收录了中国诗人赵丽宏、冰岛汉学家拉格纳尔・鲍德松分别创作的诗歌共40首，其中冰岛文翻译由作者之一的鲍德松亲自完成，作为一部诗画集，该书还收录了赵丽宏的手稿和手绘插画，并呈现了鲍德松女儿、冰岛艺术家白云的17幅前卫画作。活动现场，该书的三位作者——赵丽宏、鲍德松、白云分享了创作缘起和创作过程。赵丽宏提及创作契机时表示，是“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活动促成了此次合作。而鲍德松则以诗人与译者的双重身份，深入解读了中冰诗歌创作的差异与魅力，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新书发布会是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全新升级后的作家活动“Author Focus”之一。据了解，此次“Author Focus”系列活动更聚焦作家本身，呈现他们的写作与表达，突出“BIBF拥抱世界作家”人文关怀。本届参与作家除了《冰火之舞》的三位作者，还包括马华作家黎紫书、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法国出版人索尼娅·布雷斯勒、中国作家乔叶等。

6、《北大馆藏西文珍本中的老北京图像》新书分享

6月19日，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期间，“《北大馆藏西文珍本中的老北京图像》设计美学分享会”在活动区举办。文津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忠波、图书设计师林海波及策展人李一凭与读者共话这部“中国最美的书”的诞生历程，揭示百年西文文献如何通过设计与策展焕发新生。

《北大馆藏西文珍本中的老北京图像》一书主要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稀见西文文献中的老北京图像。活动现场，王忠波介绍了《西文珍本》的学术价值：“这本书系统梳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百年来收藏的145种西文珍本，涵盖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外国人记录的1000余幅北京影像。这些跨越英、法、德、拉丁四语的文献，既有照片、版画，也有水彩画，首次以主题化编纂呈现清末民初的皇家建筑、市井生活、庚子事变等十大门类，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跨文化视角。”他特别提到，书中影像来源多样，既有专业摄影师作品，亦有士兵、学生等业余记录者的视角，“这种多元性让历史呈现更客观”。

《北大馆藏西文珍本中的老北京图像》

编者：张红扬、邹新明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25年3月

林海波讲述了创作中的“减法哲学”，他透露，超厚书脊与天坛圜丘刷边设计象征历史厚重，而封面颐和园铜亭版画则传递人文温度，“这些元素共同构建出庄重而不压抑的视觉语言，让历史自己说话”。李一凭现场分享了刚刚于PAGEONE北京坊店结束的“西文珍本——北大馆藏西文文献中的老北京图像”试读展，“我们通过定制支架平铺全书，观众可亲手触摸轻薄内页与立体书口烫印的对比；轻纱‘记忆墙’垂落展厅，朦胧呈现数十帧精选老照片；文创区则复刻了书中元素，如北大百年借书卡造型书签、可投射光影的铜版画胶片明信片。”她现场展示了互动装置“前门箭楼透卡”：“观众将半透明卡纸对准窗外，百年前的街景便与现代都市叠映，这种虚实交错正是我们希望传递的历史感知。”

7、《黑白和它的小伙伴们》新书发布

6月18日，在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的《黑白和它的小伙伴们》新书发布会举行。

《黑白和它的小伙伴们》是一部由莫斯科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吉玉娜、莫斯科国立大学教师曹永杰创作的儿童小说，描写了熊猫黑白的冒险奇遇以及与中俄小伙伴们的相识相交。这部作品是一次对于“跨国组稿”的尝试，其俄文版也即将出版。

《黑白和它的小伙伴们》封面。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申维龙在致辞中表示，《黑白和它的小伙伴们》的故事不仅充满童趣与想象力，也是山东画报出版社主动出击，汇聚多元创意，进行跨国组稿的生动缩影。未来，山东出版集团将让更多优秀创作者加入出版计划，以更具多元化与全球性的视角讲好中国故事，以更具主动性与灵活性的姿态推动文化交流从“单向输出”升级为“双向共创”。 吉玉娜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现场对黑白接下来的冒险之旅进行了预告，并代表莫斯科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与山东画报出版社就深化图书合作达成多项共识，计划共同推动更多优秀作品互译出版。

活动研讨

1、如何用AI为少儿出版赋能？少儿出版创新研讨会举办

6月18日，由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和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接力出版社承办的“AI时代的少儿图书出版新趋势——少儿出版创新研讨会”在北京举办。7家来自东盟国家的出版机构、6家来自南亚国家的出版机构和国内18家出版机构的代表，与近百位少儿图书出版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领袖等齐聚一堂，探讨AI时代少儿出版的新趋势、新走向，研究如何用AI为少儿出版赋能。

“AI时代的少儿图书出版新趋势——少儿出版创新研讨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敖然分享了数字时代下的出版业变革与挑战。技术革新正深刻重构行业生态，全球近60亿手机用户中，92%通过移动设备接入网络，“数字原住民”对屏幕媒介的依赖颠覆了传统阅读与内容消费模式，AI技术的介入更突破传统边界，从内容复制传播延伸至创作环节，人机协同成为新趋势，AI应用成为标配工具，内容创新与跨平台整合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同时，技术革新对出版从业者提出新要求：需熟练掌握AI工具，将其作为智能辅助生产常态；强化内容创新与跨平台整合能力，兼具跨领域知识融合与质量把控力。未来出版业将从人工主导转向人机协同，出版物形态从静态载体升级为交互式智能体，价值导向从“知识传递”向“能力培养”转变，服务模式从“大众供给”走向“精准细分”。

斯里兰卡海外出版事务联盟主席、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斯里兰卡分会主席、斯里兰卡海王星出版社社长丹尼斯·库拉顿加介绍了人工智能在斯里兰卡的幼儿园和学校活动中的应用情况。斯里兰卡政府联合公共部门和民营机构，在全国学校开展了“AI俱乐部”试点项目。该项目覆盖全国100所学校，试点成功后拟推广至所有学校。在试点项目中，5—8年级学生参与人工智能概念学习、能力发展、应用场景认知，并通过创意项目探索AI在解决未来问题与创新中的潜力。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社长刘国辉以《金波别集》为例，分享了AIGC在童书出版中的插图应用及思考。接力出版社顾问、资深社长黄俭介绍了接力出版社人工智能基础教育融合项目。2019年接力出版社开始搭建人工智能教材平台，开发教学工具硬件和相对完整的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体系化人工智能实验室、人工智能体验馆、AI素养评价系统，以及以竞赛与测评为学习出口的平台，以此完成了人工智能基础教育从教材到课程到活动再到平台建设的完整服务链条。

斯里兰卡悦读出版社首席执行官普拉迪普•加米奇以斯里兰卡悦读出版公司应用AI的实践为例进行了阐述：一是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自动化的工具，而已成为创作伙伴，可以参与创意生成，提供情节结构建议、适龄词汇推荐，辅助插画家快速完成情绪板、角色设定、场景构图，显著提升了效率。二是在个性化学习方面，AI能根据儿童年龄、阅读水平或兴趣动态调整阅读内容，构建智能阅读系统。三是在引进出版领域，AI在翻译和本地化中的应用使我们能够更快、更经济地翻译和本土化儿童书籍，帮助我们为斯里兰卡的年轻读者出版更多元化的图书。四是人工智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对于有残疾、学习障碍或书籍获取有限的儿童可以使故事更易于接触。五是要确保人工智能生成或辅助的内容是适龄的、尊重文化的，并且在情绪上是安全的。六是人工智能帮助我们更快速地实现跨国合作，使全球的出版机构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少儿出版向更高效、更包容的方向发展。

2、中国—马来西亚少儿出版论坛举办

6月19日，由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办，马来西亚亚洲智库有限公司、马来西亚红蜻蜓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共同承办的“大家一起做好书——中国—马来西亚少儿出版论坛”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就中国和马来西亚少儿图书的市场现状、发展趋势和合作前景进行了探讨，为深化两国少儿出版机构的合作提供了参考。

“大家一起做好书——中国—马来西亚少儿出版论坛”现场（主办方供图）。

马来西亚城市书苑副总裁哈斯里·哈森表示，“在马来西亚，孩子们从小阅读马来文、中文、泰米尔文和英文书籍。这种多语言、多文化的阅读环境，与‘大家一起做好书’的精神不谋而合。在中国我也看到了文化的丰富性，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经典童话与现代故事的浸润中成长，这些故事不断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与同理心。”天天出版社社长王薇介绍，天天出版社的原创图画书，特别是传统文化类图画书输出情况较好，展现了与国际接轨的较高出版品质。如《辫子》斩获了第25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金苹果奖。

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政策研究部主任法乌兹拉雅顿分享了中马儿童读物合作的三大策略：第一，中马儿童读物的内容共享与故事共创：建议双方携手打造联合共创绘本，将马来西亚和中国的经典民间传说巧妙融合，以马来文、中文和英文三种文种出版发行。第二，中马儿童读物的互译合作：与中国的出版商及高校开展合作，共同构建一个专注于儿童文学领域的双语翻译培训项目。第三，合作出版与区域推广：建议中马两国出版机构在创作者联动、出版全流程协作、跨区域推广策略三方面共享资源与经验。法乌兹拉雅顿表示，“儿童读物是促进两国合作最温和却最具力量的媒介，为此，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做了以下准备：一是搭建双语数字平台，推动内容的数字化传播与跨语言共享；二是组织两国作者与插画师开展交流活动，促进创作理念碰撞与艺术风格融合。”

马来西亚PTS传媒集团董事总经理、马来西亚出版协会前会长阿里夫•哈金介绍，历史上，马来西亚的出版业一直以教材和学校相关的教辅读物为主导。当下，马来西亚的少儿图书市场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且日益重要的行业。以马来西亚文化、民间传说和日常生活为特色的图书非常受欢迎。其中，漫画仍然是增长最快的子板块，教育图书和图画故事书逐渐成为关注学习的父母们的首选类型。马来西亚的线上图书销售增长迅猛，逐渐超越传统书店，使得图书市场能够覆盖到小城镇和农村地区。马来西亚红蜻蜓出版社社长、童书作家许友彬注意到，中文童书市场在马来西亚出现了萎缩，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一是少子化；二是手机影响；三是英语的使用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逐渐普遍。

接力出版社总经理、资深总编辑白冰介绍，接力出版社引进了如“巴巴爸爸”“蓝精灵”这样的世界经典，也从马来西亚引进了《孤独者》这样的文学精品，“我们也积极推进中国原创童书的版权输出，近二十年向42个国家和地区输出图书版权1900种，其中有64种图书的版权输出到了马来西亚，图画书占总输出量的55%，儿童文学及其他品类占比45%。”白冰表示，近年来，接力出版社与马来西亚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红蜻蜓出版社、有品出版社等开展密切合作，推出的两批“童书合作计划”，马来西亚出版机构均有参与，“《好想好想吃草莓》《长发妹的秘密》《我们的妈妈是狮子》《外婆变成了老娃娃》的马来文版和《别告诉爸爸》《从前有个月饼村》的中英双语版分别由科利提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出版。2024年，红蜻蜓出版社参与到了首批“童书联合共创”项目中，《小刺猬也想让妈妈抱》和《快快国和慢慢国》的马来文版和马来西亚简体中文版已在马来西亚出版。”

3、以诗歌连接世界童心：赵丽宏童诗集《天空》法语版签约

6月19日，在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出版集团区内，作家、诗人赵丽宏的首部童诗集《天空》法语版签约仪式举行。

“世界的孩子共有一片《天空》”——赵丽宏童诗集法语版签约仪式现场（主办方供图）。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吴良柱在致辞中表示，赵丽宏凭借卓越的诗歌创作，斩获国内外诸多重要奖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上广受赞誉，“赵丽宏的童诗集《天空》是一部充满童心与想象力的作品，为孩子们开启了博大、纯真、无边想象的世界……此次《天空》法语版的出版，不仅是中法文化交流的又一里程碑，也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嘉宾对话环节，天天出版社总编辑张昀韬担任主持人，同赵丽宏、汉学家贝文江、作家刘伟丽、法国丝路出版社社长索尼娅·布雷斯勒围绕《天空》的创作与翻译展开深入交流。

由天天出版社出版的童诗集《天空》。

赵丽宏分享了创作这部童诗集的初衷，他希望通过诗歌滋养孩子的童心，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期待这本书很快变成法文，让法国的孩子读到一个中国的诗人，他对世界的想象。”法国丝路出版社社长、哲学家索尼娅·布雷斯勒表示，“通过赵丽宏的诗歌，我们看到儿童眼中的美好的世界，《天空》法语版的出版将为法国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窗口，促进中法文化的深度交流。”作家、资深翻译、法国欧亚国际交流协会创始人刘伟丽讲述了翻译过程中的挑战与收获，强调了诗歌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魅力。刘伟丽表示，赵丽宏的儿童诗歌充满纯真童心，以孩童视角观察自然万象，这一点上《天空》与法国文学一脉相通。《天空》诗韵悠扬如拉威尔钢琴曲，画面感强烈似凡·高油画，寓言性媲美拉封丹的动物哲理诗。

4、“故事沟通世界”——麦家对话30国汉学家

6月20日，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故事沟通世界——麦家对话30国汉学家活动”在国家会议中心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现场隆重举行。中国当代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与来自全球的30余位汉学家、翻译家、出版人齐聚一堂，围绕文学创作、翻译出版、国际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共同探讨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路径与魅力。

“故事沟通世界——麦家对话30国汉学家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活动现场，麦家分享了他的创作心路历程，并在发言中指出，国际译者和出版人是“能够让他的作品行走在世界上的朋友”，是他们的才华与热爱让自己的作品登陆百余国、译作34语种。他以《解密》为例，揭示中国文学突围之艰。他强调，汉学家与出版人是破解传播困境的关键力量，并呼吁文学沟通弥合文明隔阂。他期待携手国际伙伴，“让母语走得更远，让世界更全面理解中国”。

英国出版人索菲·怀特黑德讲述了编辑出版英文版《风声》《人生海海》的经历，以及中国文学在英国市场的潜力。意大利译者法比奥·祖凯拉阐述了作为译者的感悟，强调了译者搭建文明对话之桥的时代使命。加拿大翻译家王迪伦指出麦家作品《人生海海》以人类共通的情感叙事，为中国文学在西方市场被真正接纳指明方向。罗马尼亚汉学家包心如介绍了将《解密》翻译成罗马尼亚文的挑战与经验，分享了阅读中国文学带来的惊喜。突尼斯汉学家哈利德讲述了中国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理解现状与突破，指出中国文学有望在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获得更多的认可，进一步促进双边文化互鉴与友谊。

5、“当‘她’走向世界”：聚焦中国女性书写

6月21日，BIBF展会期间，“当‘她’走向世界——从家庭真相到人生雪山”主题对谈活动在中国出版集团展位活动区举行。

“当‘她’走向世界——从家庭真相到人生雪山”主题对谈现场（主办方供图）。

活动现场，人民文学出版社特邀知名作家姚鄂梅、张天翼，携手西班牙籍翻译家林诗安，以及作家、主持人蒋在共聚一堂，以姚鄂梅的《家庭生活》和张天翼的《如雪如山》这两部成功“出海”的代表作为切入点，共话中国女性写作跨越文化疆域的旅程与探索。

姚鄂梅以其长篇小说《少年前传》《海燕》及中篇集《家庭生活》《摘豆记》等作品广受赞誉。其中，《家庭生活》凭借精巧构思与犀利如手术刀般的笔触，深刻剖析家庭生活的复杂真相，出版后引发强烈共鸣，其国际影响力于2024年显著提升，英文版由英国Sinoist Books推出。爱尔兰重量级媒体《爱尔兰时报》刊发著名作家Rónán Hession的书评，盛赞其为“本年度最好的小说集”，称“姚鄂梅做出了大胆的选择，再现了复杂且真实的人类困境，而非提供安慰性的道德说教”，并给予“强烈推荐”的高度评价。

张天翼的小说集《如雪如山》通过八个女性故事，折射当代女性在明暗交织生活中的种种境遇。2024年，日本著名翻译家、神户大学滨田麻矢教授将其名篇《春之盐》译成日文，发表于顶级文艺杂志《群像》，引发日本文艺界热切关注。同年，日本出版巨头集英社正式签下《如雪如山》日文版版权，滨田麻矢教授担纲翻译。据悉，新书预计于明年与日本读者见面。

6、2025年“北京作家日”开幕式活动举办

6月21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老舍文学院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2025年“北京作家日”开幕式暨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图书成果发布及六期项目签约仪式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该活动以“北京文学让世界看到北京作家与世界对话”为主题，致力于推动北京文学走向世界舞台。

中外嘉宾共同为2025年“北京作家日”开幕（主办方供图）。

开幕式回顾了“北京作家日”的发展历程。发布了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图书成果，包括《天·藏》（英文）、《预约死亡》（韩文）、《永远玩具店》（波兰文）、《散文中的北京》（法文）、《我与地坛》（阿文）五部译作。作家宁肯、译者何佳怡（波兰）、出版人穆罕默德·哈提卜（黎巴嫩）分享了创作感悟，以及参与翻译工程的故事。由北京市文联与土耳其红猫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北京文学》土耳其文版精选集——《新时代的北京文学》（一期）也亮相发布仪式，第六期项目签约仪式也于现场举行。开幕式后，与会嘉宾还围绕“北京文学：新时代新视野新书写”举办了主题研讨活动。活动由北京大学教授、北京作家协会主席李洱主持，中国作家李敬泽、李东华、文珍与土耳其汉学家吉来、突尼斯汉学家哈利德、意大利汉学家范狄开展深入交流，探寻北京文学传统的演变规律，为北京文学发展提供新思路。

据悉，“北京作家日”活动举办六年来，先后有41位北京作家的51部作品和《北京文学》杂志，翻译成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等18个国家的13种语言，总计855万字。100余位汉学家围绕北京作家作品开展150场跨国文化交流活动，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600部北京文学作品被30家世界知名图书馆收藏，并建立了“北京国际文学院联盟”。2025年“北京作家日”活动安排了七大板块，涵盖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推广工程、北京作家日品牌活动、北京作家图书走进世界知名图书馆、“This is Beijing”融媒体项目、“世界阅读北京”文学沙龙、北京文联作家代表团海外出访，以及“译介北京——北京文学系列外文版海外专架展示”项目。

整合/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