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解剖学读后感》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02 19: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解剖学读后感的作文，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确定主题：在动笔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写作主题，即你对解剖学这本书的哪些方面产生了兴趣或感悟。可以是从整体结构、内容深度、学习方法等方面入手。
2. 逻辑清晰：作文应具备良好的逻辑性，确保观点明确，论述过程条理清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a. 引入：简要介绍解剖学这本书，包括作者、出版时间、主要内容等。
b. 主体部分：结合自己的实际体验，阐述阅读这本书的感悟和体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 解剖学知识的学习：谈谈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对解剖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这些知识对自己未来学习和工作的帮助。
- 解剖学思维方法：分析解剖学在研究生物体结构、功能等方面所采用的思维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对其他学科学习的启示。
- 解剖学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探讨解剖学在医学、生物学、生物学工程等领域的应用价值，以及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
c. 结尾：总结全文，再次强调阅读解剖学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并提出自己对解剖学未来的展望。
3. 语言表达：作文语言应简洁明了，避免冗长和啰嗦。以下是一些语言表达的建议：
a. 使用准确的专业术语：在描述解剖学知识时，应使用准确的专业术语，以体现对学科

学习《解剖性肺段切除术治疗早期肺癌适应证的研究进展》有感

理论学习有感：

前言：前些时间刷到一篇文章，是关于肺段切除治疗早期肺癌适应证相关的研究综述。我觉得其中有许多内容非常值得一读，也与自己之前反复表达的一些观点有类似之处。今天与大家一起学习下，并提出自己的感悟供结友交流。

吴卫兵，徐文正，陈亮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胸外科（南京 210029）通信作者：陈亮，Email：clbright0909@njmu.edu.cn关键词：肺段切除术；早期肺癌；适应证；肿瘤大小；磨玻璃结节；病理亚型；肿瘤位置；综述引用本文：吴卫兵，徐文正，陈亮. 解剖性肺段切除术治疗早期肺癌适应证的研究进展.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3, 30(4). doi:
10.7507/1007-4848.202209010

为了篇幅以及看起来更加精炼，我们挑其中重点性、结论性的内容来学习。

摘 要

目前对于解剖性肺段切除术是否可替代肺叶切除术治疗早期肺癌仍存在争议。数十年来大量临床研究在不断探索肺段切除术是否可以应用于早期肺癌的治疗。随着对肺癌研究的深入，发现多种特征影响肿瘤的恶性程度，不同特征的不同分级影响患者的生存预后，对于不同特征分类和分级的早期肺癌是否可采用不同手术方法值得探讨。

感悟：我其实在自己的科普文章中反复讲，以磨玻璃为表现的早期肺癌不同于传统实性肺癌，它们的发病原因、生物学行为、多原发的比例等都明显不同。将传统肺癌的诊疗指南套用在磨玻璃为表现的早期肺癌上，标本术式仍沿用“解剖性肺叶切除加淋巴结清扫”来指导其治疗，存在合规的过度嫌疑。而且同样的浸润性腺癌，其病理亚型、高危因素有无会非常明显的影响其预后，TNM如果不出台专门针对这类早期肺癌的分期标准，也势必会过度治疗，对病人造成无效的过于积极的治疗。手术方式的选择上，如果某些类型的早期肺癌非常惰性、随访稳定的时间很长、随访到有进展后再处理不会影响预后，切了之后又都从来没有碰到有转移的，那么必定在合适的时机干预，并尽量局部楔形切除就可以，甚至不需要肺段切除也是可行的，比如不典型增生、原位癌与微浸润性腺癌，它们的术后5年生存率均为100%。那么还有肺段切除或淋巴结采样的必要吗？即使浸润性腺癌，如果是贴壁型，同样基本不会转移，有文献报导其5年生存率达98.4%。个人同样强烈推荐不必肺叶切除。

正 文

肺段切除起初应用于不能耐受肺叶切除术的妥协性治疗。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探索意向性肺段切除术治疗肺癌，但有学者认为，肺段切除术治疗肺癌局部复发率较高，远期肿瘤学疗效不如肺叶切除术。1982 年由Ginsberg 主导，北美肺癌研究组（LCSG）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亚肺叶切除对比肺叶切除治疗早期肺癌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LCSG821，该研究奠定了肺叶切除术是外科治疗早期肺癌的标准术式，应用至今。随着对肺癌研究的深入，发现不同大小的肿瘤预后生存差异较大，同为T1N0M0（第八版，2015年）的早期肺癌5 年总体生存率（OS）不同：T1a（≤1 cm），92%；T1b（>1 cm且≤2 cm），86%；T1c（>2 cm且≤3 cm），81%。对于T1N0M0早期非小细胞肺癌均一律使用肺叶切除术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而随着CT的广泛应用，早期微小肺癌的诊断率明显提高，磨玻璃影（GGO）被广泛关注，发现含GGO成分的早期肺癌恶性程度较纯实性肺癌低，同样大小的肺癌由于实性成分占比（CTR）的差异导致预后差异较大。2011 年国际肺癌研究协会、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IASLC/ATS/ERS）发布肺癌病理新分类，肺腺癌分为原位腺癌、微浸润腺癌和浸润性腺癌，浸润性腺癌分为：贴壁、腺泡、乳头、微乳头、实体生长为主型，不同分型的肿瘤恶性程度和预后差异较大，所以不同病理亚型的肺癌是否可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值得研究。近10余年来，肺支气管、血管三维重建技术（ 3D-CTBA）逐渐成熟并用于指导肺段切除术，肺段切除的术式更为丰富。在此基础上，更小解剖单位的切除，肺亚段、次亚段切除相继出现，肺段切除术的技术体系不断完善。近40 年来大量的临床研究在不断探索，实际也就是探索意向性肺段切除术治疗早期肺癌的具体适应证。

感悟：LCSG821研究是奠定肺癌肺叶切除地位的多中心随机对照前瞻性研究，但它始于1982年，那时候CT的普及程度，肺癌的病理类型、手术操作技术、致病原因以及疾病谱的组成都与过了40余年的现在明显不同，仍以当时的理念指导现在的治疗，显然不是与时俱进的。特别是含GGO成分的肺癌的大量检出，导致早期肺癌的预后明显不同于传统，即使是T1a的5年生存率达92%，仍是由于大部分病例是传统实性肺癌的，如果单独或加入近些年大量的含磨玻璃密度成分的早期肺癌，其治疗效果必再上一个台阶。下面这个研究的结论表现含贴壁成分的浸润性腺癌的预后情况明显好于指南所说的5年生存率：

没有微乳头或实体成分的含贴壁成分的浸润性腺癌，5年总生存率达98.4%;即使含微乳头或实体成分，只要含贴壁成分也有96.6%的5年生存率。还用传统肺癌得出的结论套用在近些年的含磨玻璃成分的肺癌上，还能正确指导治疗吗？

1 肿瘤大小研究自20世纪60 年代起，肺叶切除术作为治疗肺癌的标准术式。随后许多胸外科医生为进一步保护肺功能，对部分患者尝试应用妥协性肺段切除或意向性肺段切除术。但当时并无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肺段切除术可以获得不亚于肺叶切除术的肿瘤学疗效。1982 年由Ginsberg 主导LCSG821揭示相比于肺叶切除组，亚肺叶切除组复发率增加了75%，原因是局部复发率增加了近3倍，总死亡率增加了30%，其中肺癌相关死亡率增加了50%。所以肺叶切除术仍是外周T1N0 期NSCLC患者的首选术式。但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对于小于或等于2厘米的早期肺癌，效果是相当的。2003 年Koike等回顾性研究了意向性亚肺叶切除对比肺叶切除治疗直径≤ 2 cm早期肺癌的肿瘤学疗效，结果显示亚肺叶切除5年OS 为89.1%，肺叶切除5年OS为90.1%，两组预后无显著差异。2006年Okada等开展了一项类似的研究，结果显示305例亚肺叶切除的5年OS为89.6%，262 例肺叶切除的5年OS为89.1%，两组预后无显著差异。由于分期方法的进步及高分辨率CT的广泛使用，越来越多小肺癌被检出，美国癌症和白血病B组与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癌症治疗评估项目于2007 年批准了一项多中心RCT，比较肺叶切除和亚肺叶切除对≤2 cm周围型NSCLC的疗效。长期随访结果显示：主要终点即无病生存率（DFS）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是：对于≤2 cm且病理证实肺门和纵隔淋巴结为阴性的周围型NSCLC，亚肺叶切除术疗效不差于肺叶切除术。

感悟：虽然对于早期肺癌的标准术式仍是肺叶切除，但多项研究提示在小于等于2厘米的早期肺癌中，亚肺叶切除的效果并不差于肺叶切除。特别是病理证实肺门和纵隔淋巴结阴性的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

2 肿瘤实性成分占比研究大量研究表明GGO为主（即CTR<0.5）的肺腺癌患者在手术切除后可获得良好预后。2002 年Suzuki 等报道了69例GGO为主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结果显示均为临床Ⅰ期，均未发生淋巴结受累或淋巴管侵犯。为了建立病理非侵袭性早期肺癌的放射学诊断标准，日本临床肿瘤研究组于2002年开始的队列研究（JCOG0201），对545例接受肺叶切除的患者进行分析，观察CT影像与病理侵袭性的相关性。2013 年发表的JCOG0201 研究长期随访结果显示，中位随访期为7.1 年，患者的5 年OS 为90.6%；在直径≤3 cm的肺癌中，CTR≤0.5和CTR>0.5 的5年OS分别为96.7%和88.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直径≤3 cm且CTR≤0.5可定义为非侵袭性肺癌。前瞻性的JCOG0804 研究最终纳入333 例患者，其中314 例接受亚肺叶切除术（258例为楔形切除，占82%）患者的5 年无复发生存率（RFS）为99.7%，没有局部复发。结论：在保证足够切缘的情况下，亚肺叶切除术可有效治疗直径≤2 cm且CTR≤ 0.25的外周肺癌。2021年Aokage等公布JCOG1211 研究结果，共纳入396 例患者，其中357 例接受肺段切除患者的5年RFS和OS均为98.0%，结论：肺段切除术可有效治疗直径≤3 cm、CTR≤ 0.5的早期肺癌。2022 年JCOG0802 最终结果显示：肺段切除组（n=552）的5 年OS 优于肺叶切除组（n=554），分别为94.3% 和91.1%；肺段切除组的5年RFS和肺叶切除组无差异，肺段切除组局部复发率高于肺叶切除组，肺叶切除组较肺段切除组有更多的患者死于其他疾病，分别为9.4% 和4.9%。肺段切除组术后1年FEV1 下降8.5%，肺叶切除组下降12%，差异为3.5%。最终结论：除了肺段切除漏气较多外，肺段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的各项并发症和死亡率均无差异。肺段切除术5年OS 优于肺叶切除，肺段切除术应取代肺叶切除术成为治疗直径≤2 cm且0.5<CTR≤1 早期肺癌的标准术式。

感悟：日本临床肿瘤研究组系列研究告诉我们以下结论：

JCOG0201：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且CTR小于等于0.5可定义为非侵袭性肺癌；

JCOG0804：直径小于等于2厘米且CTR小于等于0.25的外周型肺癌，可楔形切除（因为占全组的82%）；

JCOG1211：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且CTR小于等于0.5的早期肺癌，可肺段切除；事实上其中有286例最后结果是非侵袭性早期肺癌，包括88名原位腺癌、117名微小浸润性腺癌、82名贴壁为主型肺腺癌，这些也做了肺段切除，而按之前的研究，这类肿瘤楔形切除已经足够；

JCOG0802：直径小于等于2厘米且CTR大于0.5，而小于等于1的早期肺癌，可以肺段切除。

3 肿瘤病理分型研究2011 年IASLC/ATS/ERS提出了新的肺腺癌分类系统，将肺腺癌分为原位腺癌、微浸润腺癌和浸润性腺癌，原位腺癌和微浸润腺癌进行完全切除后将分别获得100%或接近100%的疾病特异性生存率。浸润性腺癌分为：贴壁、腺泡、乳头、微乳头、实体生长为主型，不同的分型肿瘤的恶性程度和预后有较大差异。Sica等建立了基于病理亚型的三级分级系统：Ⅰ级，低转移潜能模式（贴壁型）；Ⅱ级，中等转移潜能的模式（腺泡和乳头型）；Ⅲ级，高转移潜能的模式（实体和微乳头型）。该评分系统为在高度同质的Ⅰ期癌症患者群体中区分复发风险提供了信息。Russell等也证实原位腺癌、微浸润腺癌和贴壁生长腺癌的5年OS 接近100%，而微乳头型和实体型腺癌的5年OS 极低，乳头型和腺泡型腺癌预后中等。Nitadori等分析了直径≤2 cm肺癌的病理亚型是否能预测术后复发，研究发现微乳头成分≥ 5%与亚肺叶切除术后复发独立相关。Eguchi等发现尽管手术切缘阴性，微乳头成分的存在使接受亚肺叶切除术的患者更容易局部复发。他们对肿瘤边缘以外的切除肺进行了研究，从而确定了一种以前未被认识到的侵袭模式，即气腔播散（STAS），其定义为存在于肿瘤边缘以外肺实质气腔内的肿瘤细胞。此研究结果表明，在伴有STAS的T1期肺腺癌患者中，亚肺叶切除与复发和肺癌相关死亡显著相关，而在无STAS 的患者中则不相关。作者认为在T1期肺腺癌合并STAS的患者中，肺叶切除术比亚肺叶切除术具有更好的疗效。Masai等研究发现，切缘<1 cm和STAS是亚肺叶切除治疗肺癌局部复发的危险因素，而切缘≥2 cm，即使有STAS，也没有局部复发。现有研究认为原位腺癌、微浸润腺癌和贴壁生长为主的腺癌恶性程度较低，局部复发少，适合肺段切除术和楔形切除术，而微乳头、实体亚型和伴有STAS 的肺癌，恶性程度高，肺叶切除更为合适。但术后常规病理无法指导手术方式的选择，虽也有认为术中冰冻病理检查可以确定病理亚型，但难度较大。

感悟：已经有多项研究均认为非侵袭性的原位癌、微浸润性腺癌以及贴壁生长型的腺癌5年OS接近100%，那么病理如果确认是这几种类型的早期肺癌，必应该楔形切除就足够了，基本以根本不必肺段切除。而当有高危的微乳头型、实体型以及复杂腺体亚型的肿瘤，或存在气腔播散现象的肿瘤，则危险性相对较高，肺叶切除或为更合适。但临床的实际操作中，仍要考虑随访过程中肿瘤的生长速度、高危亚型的占比以及切缘距离以及是否多发、肺功能情况等综合考虑评估来决定。此外的难点是文中所说的术中病理科能不能确定具体的病理亚型，以及准确性如何。有许多医院的病理科只给“腺癌”的快速切片诊断，这就给想依据病理亚型来决定手术方式的医生带来困惑。

4 肿瘤位置研究1999年Sawabata 等进行了一项楔形切除术治疗早期肺癌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发现最大肿瘤直径和切缘宽度是独立影响因素，当切缘宽度> 2 cm时，阴性切缘数为7/7（100%），当切缘宽度大于肿瘤最大直径时，阴性切缘数为21/21（100%），故认为预防切缘复发的最佳切缘距离是>2 cm或肿瘤最大直径。此后2007 年Schuchert等以及El-Sherif等发现楔形切除术经常会导致切缘<1 cm，从而增加局部复发风险。多种指南采用这些结论，亚肺叶切除术治疗早期肺癌时将切缘宽度控制在≥2 cm或肿瘤最大直径且优先选择肺段切除术（切缘更容易足够）。肿瘤在肺实质内的位置影响亚肺叶切除术的切缘。1992 年Lewis等发现位于简单部位的肺结节楔形切除容易获得充足切缘，而复杂部位的肺结节容易出现切缘不足。2019 年日本KLSG-0801研究结果也是类似的。肺结节位置的另一个分类方法，是结节位于解剖单位具体位置，以肺段为切除单位而言，分为肺段中央型和肺段边缘型，肺段中央型结节可行肺段切除术；位于肺实质外周的肺段间结节可扩大肺段切除术。位于肺实质深部的肺段间结节，联合亚段切除术是较为合理的方法。但Nomori等发现只有当肺段切除少于2个肺段或5 个亚段时，才有肺功能保护的优势。肺结节在肺实质内的深度位置是影响亚肺叶切除术是否可行的重要因素。超越外周的深部肺癌是亚肺叶切除术的难点。主要原因是现有的亚肺叶切除体系治疗深部肺癌有以下局限性：① 难以获得安全切缘，容易导致局部复发；② 切除范围过大，缺乏肺功能保护优势。所以深部肺癌一般采用肺叶切除术，而这对于恶性程度较低的小肺癌有过度切除之嫌。近年来3D-CTBA技术的发展，使医生能够进行精准的术前规划和术中指导，实现准确定位病灶和预测肿瘤切缘。使得部分位于肺实质中1/3 的结节在保证切缘的前提下可以实现肺段切除；对于深部早期肺癌，则可规划选择联合亚段切除。

感悟：肿瘤位置影响手术范围与手术方式的选择是显然的。但是不是必定要以大于2厘米或大于肿瘤最大径则应该视不同病理类型的肺癌来进行区分。比如前文所述的非侵袭性肺癌，又不会存在STAS现象，切缘阴性就应该可视为完全切除，就不会局部复发。而在影像上表现为纯磨玻璃密度的则基本上与非侵袭性相关，所以影像上表现为纯磨玻璃结节的，能够肺段切除或楔形切除的，只要切缘阴性，大概率实际上就是根治性切除了的。而对于有实性成分的，则要结合病理亚型以及有无危险因素（气腔播散、脉管侵犯、胸膜累及）等综合评估考虑，保证足够切缘才安全。

5 总结综上所述，选择肺段切除术应综合考虑肺癌大小、CTR、病理亚型和肿瘤位置等临床病理因素，选择≤2 cm，含GGO成分的外周亚实性、非微乳头病理亚型的肺癌较为稳妥。《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2 版）》推荐直径≤2 cm，含GGO成分或者肿瘤倍增时间≥400 d的早期肺癌可行意向性肺段切除术。CALGB140503 和JCOG0802 结果认为肺段切除术可替代肺叶切除术治疗直径≤2 cm的纯实性早期肺癌，将来可能进入临床指南，然而纯实性肺癌的高度侵袭性使医生望而却步。

感悟：随着磨玻璃为表现的早期肺癌的大量检出，它们相对惰性，危害性小、多原发的比例高，继续以传统实性肺癌得出的研究结果来指导现在的早期肺癌诊疗显然是滞后了的。有许多中心与专家进行了缩小手术范围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推进的力度与速度仍然太慢，犹豫与徘徊当中就会有大批本可亚肺叶切除，更或者楔形切除的结友被合规的进行了肺叶切除或联合肺段切除等更大范围的手术。随着多原发检出的增多，首次手术过于规范的切除范围将严重影响后续新发病灶的外科治疗选择。个人一直呼吁：手术方式的改变并不一定总要证据级别最高的前瞻性研究。如果回顾分析以往的手术病例，譬如非侵袭性腺癌的几乎都没有碰到有淋巴结转移的，切了肺段也都没有第12-14组淋巴结转移，也没有STAS现象的，那么应该明确此类病灶就都可以只行楔形切除，切缘阴性即够。就不要再去设计新的对比性的、前瞻性研究再来证明楔形切除不亚于肺段切除。即便对于含实性成分的，也可回顾性的分析曾经手术的肺段切除与肺叶切除病例，找出并统计它们的实性占比、淋巴结转移情况、高危亚型与高危因素情况，从而按不同分类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便可指导以后的诊疗。因为我们中国病人多、数量庞大、数据库可以非常大。而前些年不是有许多是在肺叶切除、肺段切除或扩大肺段切除，以至联合亚段切除的病例的吗？多中心汇总，拿出来分析就可以了。这样就能避免新设计入组研究时给部分结友带来事实上的可能过度切除。

在阅读中理解抗战——理解先辈们的坚韧和牺牲

今年的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83周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可歌可泣的一页；在世界范围内，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力羸弱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勇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屈不挠地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时至今日，有关抗战的图书可谓汗牛充栋。历史学者们从未忘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有些著作从题材到写作均十分精彩。

抗战的全景和局部

2019年10月面世，由步平、王建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代表着目前大陆抗战研究的最高水平。全书分为８个专题，即战争的前期、战争过程、战时政治、战时军事、战时经济文化社会、伪政权与沦陷区、战后问题。这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全貌的、新见迭出的“大抗战史”。史无前例地汇集当下研究抗战史的权威专家——步平、荣维木、黄道炫、金以林、汪朝光、王建朗、王奇生、臧运祜、马振犊等，充分利用各种最新资料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

著名学者杨天石的《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要阐述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和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它以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为重点，考察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的奋力抵抗与不幸失败，同时以更多篇幅阐明国民党人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作者曾遍访海内外各相关档案馆，仔细收集和研读日本政府和国民党人带到台湾的解密档案，终于澄清疑点，将这些最为隐秘难知的史实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得出公正结论，参与谈判的当事人的内心动机也均从而显现。作者艰辛访求而终于获得的珍稀史料，以及对史料分析体现出来的清明的史实，可以帮助读者客观地认识那段历史。这是抗战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也是本书最为闪光之处。作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陈光甫的解剖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

马振犊的《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 （九州出版社） 道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实况。在正面战场，日军利用先进的技战术和武器优势、几乎无往不利。而马振犊的另一本著作《抗战中的蒋介石》（九州出版社）以档案资料为依据，参考了前人有关蒋介石的研究成果，尊重历史，杜绝虚构，凡书内容中有所描述之情节，均有历史事实为依据，仅以纪实题材增加其可读性。此外，去年民间学者谭飞程以41岁的壮年去世，他的抗战史研究也停留于《鏖兵江汉：武汉会战》、《赣北兵燹：南昌会战》（武汉大学出版社）等著作。这两部著作都是抗战的局部研究，史料详实，图文并茂。

在中国的抗战中，滇缅战场是为数不多大获全胜的战场。在美式装备和史迪威严格的训练下，远征军击溃了日军。余戈的“滇西抗战三部曲”描述了这一过程。三部曲由《1944：腾冲之围》《1944：龙陵会战》《1944：松山战役笔记》（北京三联书店）组成。此外，民间学者章东磐的《父亲的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极富感染力，文字让人有落泪的冲动。

抗战时期的盟友与外交

在抗日战争的前期，中国以巨大的牺牲独立支撑。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组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但是，美国、英国自恃为传统强国，美国吝于援助，冷血对待中国。海外著名学者齐锡生的《剑拔弩张的盟友》、《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揭示了中美同盟中的关系互动。

作为援助中国抗战的著名将领，史迪威曾经享有很高声誉。但是，《剑拔弩张的盟友》以扎实的史料和研究破除了这一印象，该书因此也极具争议。《从舞台边缘到中央》一书显示，胡适做美国大使期间，对美国人温良恭俭让，未能从美国争取到中国急需的军事物资。而宋子文到美国后大相径庭，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模式。书中揭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一个外交使团差一点和美国签署协议，幸亏宋子文据理力争，使得美国没有签署。没过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夸张地说，该书对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胡适和宋子文的论述，都提出了新的历史认知。

《抗战外援》（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的作者阿瑟·N·杨格是美国财政学家、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1929年参加国民党政府所聘甘末尔财政设计委员会来华，后来长期留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顾问，直到1947年。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1937年至1945年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穿插其间的中日货币战的情况。作者站在政府财政顾问的角度，理性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就，批判分析了战时中国接受的外国援助的进程以及得失。此外，任东来的《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围绕美国对华贷款这一线索，叙述了美国从有限援华到全面援华，从中美建立同盟到同盟出现危机，从有条件军事援助到无条件政治支持这一中美外交关系过程，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在那严峻年代的关键时刻，对抗击日本侵略是起了作用的，但这种援助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杠杆，抑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武器，支援国外朋友集团的筹码，它服从于美国近期或远期的国家利益。

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在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新世界出版社）中为中国鸣不平。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美英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的中国却因种种原因被遗忘。在书中，作者严肃地指出：自“二战”时起，中国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国”。

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众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萧邦奇的《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 （山西人民出版社）中讲述了江浙难民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的生存之术。作者引用包括丰子恺回忆录在内的大量回忆和访谈材料，分析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对难民的政策和态度，“焦土政策”下难民何以自处，以及大量地方官员如何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履行职能。萧邦齐分析了流离失所状态下的教育、工商，以及在战争状态下，上海和浙江如何经由商人、地方势力、军阀、官员维持贸易往来。同时，萧邦齐提到：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给浙江不少地区带来的严重后果。

萧邦齐强调，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国民政府在应对危机和帮助民众方面体现了自己的无能。政府组织不力，物资匮乏，在短时间内无法安置难民。国民政府的一些策略反而加剧和恶化了难民承受的痛苦。例如，国民政府奉行的“焦土政策”摧毁了重要的基础设施，没有阻止日军推进，却让民众生不如死。

日本学者石岛纪之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一部由下至上的抗日战争史。全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的是抗战时期的粮食问题，即粮食供应对该时期民众日常生活及社会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该部分重点讨论粮食供应的极端不足及其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同时涉及日伪统治区、国民党统治区及抗日根据地的相关应对。第二部分探讨的是抗日根据地民众对日军残暴侵略的感受及其采取的行动。其中包括民众如何应对根据地实施的社会改革及根据地针对民众心态和行动采取的对策。该部分考察的核心区域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根据地。

汉学家卜正民《秩序的沦陷》（商务印书馆）关注的是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中信出版社）不仅在书中详述了日军疯狂暴行的细节，而且分析了在军国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并首次发掘了许多重要文献。

龚静染的《西迁东还》 （天地出版社）讲述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西迁至四川大后方的故事，其中包括马一浮、熊十力、叶圣陶、朱东润、南怀瑾、凌叔华、贺昌群、范旭东等，他们或创办教育，或著书立说，或重兴实业等，在川蜀之地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印记。

抗日战争的日本视角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中，大陆政策是很重要的因素。学者沈予的《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揭示， “日本大陆政策”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和最本质的体现，它像一条主线几乎贯穿于近代中日关系的始终。这本书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日本大陆政策”制订形成、演变发展、最后破产的历史。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石井宽治《日本的对外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和丰富的史料，对诸如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演变过程，“日本型资产阶级”精神伦理特征，各类资产阶级对华扩张战略上的思想路线分歧和反战势力的妥协，财界、政府、军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资本主义”历史归结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

旅日作家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语文出版社）揭示，旧日本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荣誉资格，是“精英”，他们不但出谋划策，还直接指挥战争。中国人常说“日本军国主义”，实质就是军队挟持了政府，而挟持军队的，却是参谋。回顾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历次战事，皇姑屯事件是几个关东军参谋自作主张弄出来的；九一八事变是几个关东军参谋“先斩后奏”挑起来的，因为事变的异常顺利和成功，肇事者成了“民族英雄”，成为全军学习的榜样，从此参谋们更加比拼着到处搞事；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张鼓峰事件、诺门坎事件……一直到太平洋战争中诸战役，处处都是参谋们忙碌的身影：不是无端生事，就是假传军令、扣压情报。

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 对《终战诏书》这一特殊的历史文本进行细致分析，揭露了天皇为维护“国体”而牺牲日本国民的事实，明确了昭和天皇对侵略战争所应承担的责任，揭穿了东京审判前后美国和昭和天皇为了各自的利益所进行的话语行为中的“真实/谎言”结构。

（责编：李峥嵘）

来源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张弘

编辑：杨昌平

流程编辑 刘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