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策美文教你学写《畸变观后感诗歌》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02 19: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畸变观后感的诗歌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理解畸变观的核心概念：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深入理解畸变观的核心概念，包括畸变观的基本内涵、表现形式、影响等方面。这有助于你在诗歌中准确地表达畸变观的主题。
2. 明确诗歌主题：畸变观后感的诗歌作文应以畸变观为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你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思考：
a. 畸变观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b. 畸变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c. 畸变观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启示； d. 畸变观与人类价值观的关系。
3. 情感真挚：诗歌作文应充满真情实感，将你对畸变观的感悟融入其中。在表达观点时，要注重情感的流露，让读者感受到你的真实感受。
4. 修辞手法丰富：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排比、夸张等，使诗歌更具表现力。在描述畸变观时，可以运用这些手法，使诗歌更具生动性和感染力。
5. 结构清晰：诗歌作文的结构要清晰，层次分明。你可以按照以下结构进行布局：
a. 引言：简要介绍畸变观，引出诗歌主题； b. 主体：从不同角度阐述畸变观，运用修辞手法表达观点；

近代中国“黄色”词义畸变考析

金黄的麦穗

(文/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陈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近年来，时常有学者或文化人从中国民族文化自尊的角度强调，不宜再将“黄色”一词作为色情和淫秽的代名词来使用。他们认为，这一中国传统语境中本来象征高贵和尊严的色彩词，其含义的剧烈转变其实历史并不长，不过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互动的变异产物。然而这些文章未能深化探讨“黄色”一词内涵演变的近代轨迹，也没有深入揭示其“淫秽”含义在中国得以生成的具体历史过程、时代契机与因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所潜藏的文化意蕴。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做新的研究努力。

传统语境下“黄色”一词内涵的基本倾向及近代延展

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赤橙黄绿青蓝紫都不仅只表示物理含义的颜色词，而且被赋予各种不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色”基本上属于被崇尚的颜色。不仅汉民族很早就尚黄，很多与“黄”相连的组合词，多富积极含义，而且在藏族和维吾尔族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现象。藏传佛学的知名研究专家扎雅•罗丹西饶活佛说：“黄色作为佛之增业的本色，是福、禄、寿、教证(指教法和证法)兴旺发达的象征。人们把黄色作为尊贵、高尚的象征，特别尊重”。

时至近代，种族的肤色区分及其西方知识也影响了中国人对“黄色”的文化感知。据汉学家冯客研究：“在欧洲，黄色种族的观念也许起源于17世纪末，乃是对耶稣会士关于黄色的符号价值之记载的反应……‘黄种人’的观念在19世纪的西方文学中被迅速普及。它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就种族分类而言，尽管分类图式各异，但“绝大多数西方科学家，当他们援引肤色标准时，却建议使用白种、黄种和黑种这样的分类法。

近代中国人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和对抗中，对自己“黄种”的肤色和“黄种人”的归类，逐渐具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之德皇威廉二世等有感于日本在经济、军事方面日益强盛的现实威胁，在西方鼓噪“黄祸论”，又从反面刺激和强化了这一意识，为中国传统的“尚黄”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20世纪初年，中国人的黄种自觉意识空前高涨。当时国人对“黄”和“黄色”等字词格外敏感，特别是那些以黄帝作为祖先的革命者，往往以“黄”字自名，用于表明自己的汉族认同并致力于激发同类的民族与种族自尊观念。如黄轸更名为黄兴，陈天华取笔名为思黄，秦力山的笔名叫巩黄，章士钊的笔名竟有黄藻、黄中黄、“黄帝子孙之一个人”，等等。

由于西方种族学知识的传入和民族意识的强化，20世纪初年的革命者产生了总结传统“尚黄”文化的自觉。国粹派代表刘师培作于1905年的《古代以黄色为重》一文，开篇就写道：“近代以来，种学大明，称震旦之民为黄种。而征之中国古籍，则五色之中，独崇黄色”。刘师培通过整理汉籍里“黄”的用法，提出黄训为光，“故震旦支那之义，皆起于光辉”；同时，黄与皇通，“故上古之君，皆称为皇。黄帝者，犹言黄民所奉之帝王耳”；女娲抟黄土为人，为“富贵贤智者”之谓，实不得完全以荒谬斥之，强调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名著《黄书》所以以“黄”字命名，正体现了此种精神，等等。

刘氏此文是对传统“尚黄”文化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也是他从政治文化角度对当时兴盛的种族和民族革命浪潮的一种独特呼应。

进入民国后，对“黄色”的文化尊崇并没有因帝制的覆灭而消亡，而是得到进一步延展。1923年，闻一多在诗作《色彩》里称，“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情热，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

其中，黄色仍然被视为民族“忠义”文化的代表。1925年，《东方杂志》发表《颜色与心理》一文，依然强调“‘黄’是色中最庄严的一种。我们一见宫殿的金碧辉皇，寺院的庄严灿烂，无有不起一种崇拜偶像之感。这便是我们感觉黄色的一种习惯的反应……黄色含有表彰‘尊严’和‘高贵’的意味。”1929年，一篇题为《我们的黄色》的散文凝聚了新的时代政治文化特色和现代民族自觉内涵，以喷薄的激情和诗一般的语言，真挚和热烈地拥抱“黄色”，反复声称“我们是黄色的我们！我们爱我们的黄色！”

这里，一种以黄种及自身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民族认同观念，已经蕴藏其内。这或许是当时国人表达尊崇民族色彩之黄色最为生动和具有代表性的文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年之后，中国人长期珍重、近代以降又格外赋予其民族象征意义并声称应“保护其纯洁”的“黄色”，在社会流通层面竟然迅速地加入了庸俗和淫秽之义，而且这一负面含义日益显豁和占优，与象征高贵、尊崇的传统含义矛盾并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正如许多学者所已经指出的，西方有关“黄色”概念的传入，无疑产生了直接影响。可是，这些概念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其影响又是如何实现的？

西方贬义的黄色概念传入中国考

在英文里，作为黄颜色对应词的“Yellow”，除了表颜色的本义之外，亦带有一些贬义，1918年出版的《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就标示其“嫉妒、忧郁、怯懦、吝啬、卑劣可耻、骇人听闻”的含义，且一直未见色情、下流、淫荡之意味，而英语世界真正与色情相对应的颜色词应该是“Blue”，指(电影、笑话、故事等)含有性欲或色情的内容，如色情电影即称“Blue Movie”。在俄语、法语和德语等语言里，表示黄颜色的词汇，象征意义特别是消极含义虽有差别，但也均无直接的淫秽内涵。实际上，要想找到主淫秽含义的中文“黄色”一词的概念来源，无法直接从外文颜色词里面得到现成答案。只能先回到中文世界，从相关的外来词演变本身去找线索。

据笔者查考，在近代中文词汇里，来自西方、带有“黄色”二字且真正传播开来的外来词和新概念，其实只有五个，它们都是复合词，即“黄色新闻”、“黄色工会”、“黄色国际”、“黄色组合”和“黄色贸易”。尤以前两个影响较大。

下面，大体看看“黄色新闻”和“黄色工会”这两个影响较大的西来概念在中文世界里的传播情形。

就笔者所见，早在1914年，《东方杂志》就已有文章从批评的角度谈到了“黄色纸”。其文曰：“美报固有一大缺点……即置重兴味轻视事实是也。此种恶风，行之已久，今可谓达于其极。阅报者即对于实事，常疑美报为虚中构造，是非受黄色纸之反动。”这里的“黄色纸”指的是刊载捏造不实报道，以迎合读者趣味的不良报刊。由于该文是专门谈论世界各大报纸的内容并进行比较，故其介绍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四年后的1918年，该杂志登载一篇专门记述纽约报纸的文章，又使用了“黄色新闻纸”概念，提到：“有所谓黄色新闻纸者，犹言轻薄之新闻纸也。考其语源，则纽约世界报，于日曜附录中，好以儿童入画。而画中之儿童，又必着黄色之衣服。世人则以此为其挑拨性之隐语。”直接赋予“黄色报纸”以轻薄、挑拨之特质。这种摄义取向，为以后的可能转义埋下了伏笔。

1924年，《国闻周报》有人专文介绍美国的新闻事业，对“黄色新闻”的外延做出明确界定，认为黄色新闻就是那些刻意动人耳目、惊人闻听的新闻，而“所谓动人耳目之新闻者，不外乎各地暗杀、抢劫、离婚、苟合之事。”

在随后的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初期，国内对“黄色新闻”概念的介绍和使用逐渐增多，认识和理解也日益丰富、具体。不仅有些专业的新闻学研究刊物对西方的“黄色新闻”进行介绍和评论，还有一些社会上流行的大众知识辞典，也都将该词收录其中，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可见在内容上，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黄色新闻”之负面意义，不仅包括刺激、暴露、捏造、污蔑、挑拨、欺骗、麻醉，也包括了软性、轻薄、低级趣味等方面。而就低级趣味而言，则多是泛指，不仅涉及所谓风化，也指涉盗窃、暴力等方面的新闻。如1936年，左翼作家夏衍在一篇影评中，就用“黄色新闻”专门指代盗匪之类的新闻。

值得指出的是，到1940年代中后期时，“黄色新闻”语义的变异忽然加速，色情的主导含义得以迅速确立。如前所述，黄色新闻因为其自身即蕴含低俗新闻之意，而此类新闻又不可避免地大量涉及男女关系、色情、淫秽之事，故易被与表示色情意义的词语混用，久而久之其原来多方杂陈的广泛意义范围逐渐萎缩，色情、淫秽之意则愈发凸显。同时，对于这一时期“黄色”词义的扩散而言，“黄色新闻”的酵母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其淫秽庸俗的含义波及其他文化部门。而“黄色”在“黄色音乐”和“黄色电影”等领域里被极端狭隘的“色情”化使用，反过来，又进一步约定了“黄色新闻”的淫秽含义。

这一时期，人们在谈论“黄色新闻”时，常常将其与“诲淫诲盗”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少报刊在介绍黄色新闻时，总爱冠以“诲淫诲盗”之类的修饰词，而所列新闻，也多为社会新闻中猥亵、卑鄙之事。

“黄色新闻”色情含义的强化和形成，还体现在其他方面。这一时期，已有学者对所谓“软性新闻”“花边新闻”和“黄色新闻”进行自觉区分，认为前两者意在调剂读者的阅读兴趣，是新闻工作者对于各种含有趣味和幽默感的逸闻趣事，用轻松的笔调，加以报道和刊载的可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个花边，取一个富有意味的标题，未尝不可。但若是掺杂了低级趣味的因素，有伤道德风化，则失去了其趣味之价值，这才流为“黄色新闻”。

我们还可以从1947～1949年间，一些新闻界的学者有感于国人对“黄色新闻”原意的扭曲，撰文为“黄色新闻”正名的事实，从一个侧面验证上面的判断。1947年，邵燕平撰写《“黄色新闻”的罪恶》一文，提出：“国人每聆‘黄色新闻’四字，多引起桃色故事的联想，以为男女、三角等问题等构成的事件，称为‘黄色新闻’，实则黄色新闻包罗颇广，初不限于男女、三角等问题所构成的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黄色新闻”的色情含义已经为社会广泛采纳和接受，但基本正确的理解和使用，在一部分人那里是依旧存在的。

同“黄色新闻”相比，“黄色工会”及相关词语内涵的输入和传播，则要清晰和简单得多。据笔者所见，早在1921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俄文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里，就提到：“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这里的“黄色”带有阶级调和、改良之意，同时也表明这一语义承袭了苏俄的理解。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黄色工会”等词广泛流传到社会。不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辞典收录并介绍了这些词汇和概念的含义。如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大词典》就说黄色“为右翼、妥协的渐进派和改良派的象征。赤色为左翼、战斗的急进派和共产派的象征。中立派则属于桃色”。黄色国际指“第二国际”。“黄色组合”则是“对赤色组合讲的话，又叫做阶级协调组合”。

“黄色”一词淫秽含义的生成、扩散与定型

“黄色”一词成为色情的代名词，与“黄色新闻”有直接关系。但该词的含义在中国从耸人听闻的刺激性新闻到狭隘化成淫秽色情新闻的转换，不是孤立地在新闻学内部实现的，其最终的社会化，是“黄色”一词跳出新闻业以后，波及其他诸多文化领域后才得以形成的结果。

这种以“黄色”为纽带的跨领域文化互动，早在1930年代中后期就已星星点点地出现。如1935年，即有人将专注于描写女明星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的新闻称作“桔色新闻”，并解释说“桔色系粉红色与黄色的混合色。”这里，粉红色有传统色情的意味，黄色则突出了新闻刺激、轰动的现代含义，可见两种颜色的合流趋势已然出现。同年，影星阮玲玉自杀，一时间“阮玲玉香殒记”一类的戏剧多如雨后春笋，阮氏的感情纠葛成为卖点，戏剧揭人隐私、报道内幕的夸张渲染成分昭然若揭，故时人称：“倘例诸‘黄色新闻’名词，此可谓‘黄色新戏’矣。”

不过，“黄色”被大规模借用到社会文化其他领域，还是发生在1940年代中后期以后。正是在这一社会化扩散过程中，“黄色”的淫秽含义得到逐步的彰显和强化，并最终定型。

1946年前后，“黄色”一词已经开始被广泛运用到一般社会刊物、音乐、电影、文学等各主要文化领域，“黄色刊物”“黄色音乐”“黄色电影”“黄色文学”等今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相继出现。这可以说是当时“黄色”一词淫秽色情含义生成、扩散和定型的典型表现。

就“黄色刊物”而言，因为刊物与新闻同质性较强，对它的理解同“黄色新闻”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故容易直接转移。1946年，在一篇题为《论查禁“黄色刊物”》的短论里，“黄色刊物”一词就已出现，不过作者将 “内容文字，诲淫诲盗，或捏造谣言，诽谤他人”列为“黄色刊物”的基本特点，虽未局限于淫秽和色情的范围，但已明确指向了低级趣味，且首揭“诲淫”之义。次年，沈柝在《介绍黄色刊物》一文中，对其内容的界定也是：“黄色刊物，终是包罗万象的。有因果报应的故事，有卿卿我我，鸳鸯蝴蝶的章回或不章回的小说，有三角，四角，多角……有这‘奇侠’，那‘姻缘’这‘溯’那‘幕’这‘盗’那‘探’……”一言以蔽之，黄色刊物“集谣言之大成，尽色情之能事。”

这些解释几乎都可以从人们对“黄色新闻”的理解里找到根源。不过，此时人们在使用“黄色刊物”一词时，已有相当多的用者开始从混杂含义里抽取并强调其“淫秽、色情”之意。如1946年，就有人指斥香港“黄色小报”专谈风月、诲淫诲盗、充满色情文字；亦有作者指出统治集团虽未直接制造淫书、开色情公司，但却纵容、利用色情的东西麻醉人民，于是“黄色新闻书刊的来历，人民已经怀疑了”，这里“黄色新闻书刊”的色情意义被凸出，不仅反映了而且加深着人们对“黄色”色情含义的摄取和解读。

“黄色电影”的出现和传播，在表现“黄色”词汇淫秽色情化的主导含义方面，更加直露和鲜明。1948年，有文章批评中国电影界拍摄刺激肉欲的镜头，是“拾好莱坞的黄色之糟糠，将毒素裹在糖衣下，去麻醉一般小市民”，认为“中国人不需要买好莱坞的大腿，听爵士音乐，看神怪故事，武侠打斗法宝机关等无稽的玩意儿，更不要恐怖暗杀与自杀等害人的坏货，肉欲淫荡的毒汁”。同年，电影人夏衍猛烈抨击美国影片为“黄色的、猥亵的、赞颂着人性里面最下流最卑鄙的堕落行为的影片”。

“黄色音乐”的提法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以往人们鞭挞低俗音乐时，多用“桃色、靡靡之音、淫乐”等词，现在则找到了“黄色”这一替代词。1945年，音乐批评家杨琦撰文对当时音乐创作色情倾向的“黄色逆流”进行了批判，指出乐坛最流行的《红豆词》在曲调、和声、曲式和歌词上，专门迎合小市民胃口，“假使一个人骤然听来，又跟‘郎呀郎呀’及‘香格里拉’等黄色歌曲有什么分别呢”。他指该歌曲的创作者刘雪庵“连头也不回地走向黄色音乐的道路上去了”。该文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使用该词的文献。

“黄色文学”一词，此时也成为批判术语。对于诲淫诲盗的色情文学，各种批判早已有之，但冠以“黄色”称谓，此前尚未经见，至少还很少见，此时却被广为使用。1947年，管军的《论才子佳人小说与黄色文学》一文，将“黄色文学”界定为反映“污秽亵荡的欲念；三角四角恋爱，色情性欲”一类的作品。

1946年前后，人们还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低俗文化现象，概括出“黄色文化”一词，以涵括一种整体的颓废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同时，“黄色文化”自身也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与“黄色新闻”“黄色音乐”等语词组成一个概念群。了解“黄色文化”概念内涵的变化，对于认知当时“黄色”词义的变异有特别意义，它对负面特别是色情含义的“黄色”词义的扩散，可能发挥过整合作用。

这一时期，“黄色”还独立成词，开始表达色情含义。可以基本判定，在1940年代中后期，“黄色”的色情含义已经基本定型，尽管并非百分之百纯粹，但即便在不纯粹的使用语境中，“淫秽、下流”的义项也多居于核心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黄色”一词继续广为使用，除色情和粗俗无聊的含义外，其他如夸张、渲染、捏造等意思，逐渐淡化乃至退出，色情之义开始更加突出、强化。

“黄色”词义双重变异的成因分析

在近代中国，“黄色”词义的变异有着双重内涵，一是国人对西方输入的新知概念“黄色新闻”产生误解和曲解；二是中国原本象征高贵尊崇的传统含义之黄色出现占据优势的、大众化的矛盾义项——色情、淫秽、低俗，形成同一词义结构内部的雅俗对立。笔者将这一词汇现象，称之为“畸变”。在前文，我们曾揭示出西方“黄色新闻”的原义在中国不断缩小词义的范围，其内蕴的淫秽色情部分在其义项结构中被逐渐前置，变成核心，乃至独占义项的过程。但如果仅仅将视线局限于这一过程本身，很可能会夸大其自身转变的内在自然性成分，而不免轻忽其所包含的深刻畸变性。事实上，要想真正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必须正视和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尽管在抗战胜利以前，“黄色新闻”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其淫秽内涵也有被人摄取和强调之处，但这一概念的原义还是大体上得到较为准确的传达，而且这种传达显然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上，“黄色”含义真正发生淫秽化变异，是在1946年前后，也即抗战胜利之初。这一点，无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首先，抗战刚刚结束，人们从长期战乱的紧张压抑和动荡的生活中舒缓过来，逐渐萌生了争相享乐的念头，正如时人针对低级趣味的色情歌曲再度流行所指出的：“以为抗战胜利，可以歌舞升平了，可以‘复原’到以前的糜烂生活了。”而这一情况在上海、广州等城市社会表现尤甚。此等城市日渐弥漫起一种淫秽色情泛滥、享乐至上等种种社会风气，这实为来自西方而又涵括淫秽低俗义项的时髦之“黄色”命名，以及这一概念的淫秽色情化转换本身，创造了适时的社会条件。1948年，《论黄色文化》一文就明确地指出，“黄色文化最茂盛的是刚刚胜利的时候，因为发抗战财、胜利财，甚至接收财者等等的集中都市，而形成的畸形的繁荣”。1949年，《黄色文化的末路》一文也强调，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之所以“黄色文化”根深蒂固，就是因为当时“其有闲阶级多、物质引诱强、吃吃玩玩的个人主义很厉害、追求无限止的享乐”等风气盛行，抗战胜利后“黄色”毒氛依旧。

对于这一恶俗文化泛滥的现象，自然需要有一个形象的、具有一定整体概括力度的时髦词语去反映和批评，而恰好来自西方的“黄色新闻”一词此时已得到一定传播，于是便被一知半解的人们糊里糊涂地抓来使用。当然，这也与传统中文里通常被用来表达类似含义的色彩词汇如桃色、粉色等过于局限在“男女暧昧关系”的狭小空间，难以反映和概括内容更为丰富复杂的低级、淫秽内涵，有着一定关系。于是在角逐中，变异的“黄色”一词也就阴错阳差地流行开来。在这一进程中，不少主动使用者最初是一知半解，而更多的人一开始时则是将信将疑、随流从众。

如1948年，美学大师朱光潜对“黄色”一词的最初使用，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在《刊物消毒》一文中，朱光潜提及“印着电影名星乃至于妓女照片的红红绿绿的小型刊物” 时，就曾疑惑地写道：“我说‘红红绿绿的’，本是事实，不过据说它们的通行的台衔是‘黄色刊物’，为什么是‘黄色’，恕我无知。反正这些就是现在中国一般识字的民众所读的书。”可见当时黄色一词的色情化使用，连朱光潜这样的文化人一开始也没有弄得十分明白，他一方面表示了存疑，但同时在后文中，他却也随众地照搬照用，将刊载“桃色新闻、贪官污吏的劣迹，社会里层的奸盗邪淫的黑幕，以及把这一切乌烟瘴气杂会在一起的章回小说”的刊物，照例称之为“黄色刊物”。此种情形，在当时应当说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黄色一词的色情化使用，正如其他流行词语一样，往往有核心而难有边界。朱光潜照例将一些刊载与色情、贪污劣迹混杂事项等有关的刊物称之为“黄色刊物”，恰好也表明了词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那种既关联又紧张的互动关系。

其次，变异的“黄色”概念生成和流行开来，与抗战胜利后迅速形成的国共对峙，特别是国民党的腐败和遭受各方抨击的舆论环境有直接关联。抗战一结束，百废待兴的中国很快被拖入内战泥潭，与之俱来的是社会人士和左翼知识人对国民党的抨击，“黄色工会”概念的“腐败、妥协、麻醉、堕落”含义，黄色文化的麻醉剂和反动堕落的含义，成为抨击国民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当时有人就认为，“色情文化是荒淫社会生活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产物；更早以前，在封建君主的宫廷里，糜烂的宫廷生活，就是淫画淫书的制造场……回到收复区来的国民党政府当局竟容许敌伪文化政策的继续执行，甚而怂恿它的继续执行，而对于宣传民主的画报，则封锁压迫，唯恐不力”。1946年，学者吴晗指责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封杀民主刊物，却使“色情的黄色刊物摆满了每个报摊”。

另外，八年抗战，中国人抗拒的是来自所谓“同文同种”的日本的残暴侵略，这是一次黄种人内部的冲突。而帮助我们的却多是白人国家。于是白黄种族之间的紧张感舒缓下来，“黄色”作为族类象征、东亚内部力量整合的意义严重弱化，这可能成为“黄色”原有的民族尊崇和文化象征含义被轻视、而低俗淫秽意涵得以附体并在大众流通层面迅速占据某种表义优势的一个微妙而深层的原因。1946年，一篇题为《黄色的话》的文章，对当时人们把为求醒目、套印着红色的报眉及标题的刊物视之为“黄色刊物”大为不满，指出：“黄色，毕竟是一种温和的色彩，且古今来一致公认它是一种正色，所以人们都欢迎它，乐于亲近它……你祖宗的皮肤颜色，便是黄色的。难道你能反对么？”这类发自民族自我内心深处的抗议之声，在当时却显得相当的微弱，这绝非偶然。

“黄色”一词含义的畸变，与近代特别是五四后中国人民族自尊感尤其是文化自尊心、自信心的严重失落亦不无关系。1946年，《黄色的恐怖》一文的编者按就写道：“黄色究竟作何解释，却为‘辞源’所不载。记得病名有‘黄疸’……所以上海某报副刊说黄色是病态的象征。黄色刊物就是‘病态刊物’，中国乃‘病夫之国’，所有低级出版品为‘黄色刊物’。”

其中所透露的，毋宁说正是一种自暴自弃、自我作贱的民族悲观心理和变态情绪。对西方的“黄色新闻”等一类文化概念中的“黄色”内涵一知半解，便视为时髦，敢于且乐于囫囵吞枣地加以使用，而对传统的民族肤色之象征义，对于那种代表高贵、尊崇的“尚黄”文化传统却如此漫不经心，竟任外来变异的淫秽色情义与之矛盾并存，以至“黄色”形成一种畸形复合的词义结构而不以为意，这在那个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在1945～1949年那个内战不已、政府无暇顾及真正的文化建设，而语言学家又难以尽责的特定时期，实在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今天许多学者对此畸形存在早已习以为常，甚至以为它们之间原本就并行不悖，这一点或许更应该加以反思。

来源：本文原载于《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立足自己，把握教育的主动权

【教育透视】

孩子的教育，父母的焦虑

当前，许多家长感觉迷茫困惑：是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还是加入应试教育的大军？是把孩子看成“等待燃烧的火把”，坚信孩子是一枚种子，蕴含着自我发展的力量，只要有合适的土壤、水分和光照，将来就会成长为参天大树；还是把孩子看作“等待灌满的水桶”，把教育看作一个单向灌输的过程，由学校和父母主导孩子的生活与学习？是尊重孩子的人性，还是压抑孩子的个性？是让孩子现在快乐学习，还是让孩子面对将来可能的阵痛？家长到底该如何应对，才能在教育的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达到一种现实与心理的平衡？

在理想和现实面前，许多父母的确会感到无比的纠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家长的教育焦虑，当然也可以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方面给予释放与减缓，但那是一个更复杂而家长很多时候无能为力的领域。而笔者认为家长首先仍然要立足自己来把握教育主动权，从而相对积极地面对教育现实。换言之，家长们有必要理性地正视自己的教育理想，营造健康的家庭教育框架，确立切实的教育目标，逐渐走出焦虑状态，让适度的教育理想助推现实，让孩子发展得更全面更和谐，让教育为孩子未来的成功与幸福筑基。

坚持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学校教育越来越强势，家庭教育越来越被弱化，许多父母在有意无意之间弃守了家庭教育的阵地，家庭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

要解决父母的现实纠结和家校错位，我们需要重新厘清家庭教育的定位：如果把教育比作一棵树，那么家庭教育就是树根，学校教育是树干，社会教育是树冠。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组成的完整教育体系中，家庭教育无疑具有基础性作用。

从起源上来看，家庭教育是人类最早的教育。有家庭的存在，就有家庭教育的存在。相比较而言，学校教育的大规模出现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的事情，以工厂为代表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单纯的家庭教育难以满足劳动力素质提升的要求，学校教育才应运而生，因此，家庭教育的历史远远早于学校教育。从起点上来看，家庭教育是人一生之中最早的教育。从时间历程上看，家庭教育是最长久的教育。从影响广度上看，家庭教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德智体美劳面面俱到。从影响深度来看，家庭教育对个体的发展具有最为深刻的影响。

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对此做出了精辟的总结：“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家庭教育的“四个第一”的论述，全面地概括了家庭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这启发广大家长要牢牢把握自身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孩子的成长打好根基。

家庭教育如果能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并弥补其他教育的不足，就有可能协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牢牢抓住人格培养这个核心目标，因材施教，促进孩子全面的、终身性的可持续发展，也帮助家长自己逐步走出教育焦虑。

坚持科学的家庭教育观

今天的家庭教育，坚持教育理想很不容易。在“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个口号的蛊惑下，家长越来越忧心忡忡、步步退让，着眼于升学、考分的应试手段和准备不断提前侵入孩子的学习生活；所谓的“剧场效应”让超前超纲补习、教学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许多父母不得不把孩子的学习成绩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越来越多的家庭教育沦为考试教育、分数教育，却有意无意地、无奈地忽视了家庭教育最根本的任务——呵护孩子作为人的发展。

在社会风气的裹挟之下，家庭教育还是要能够坚持住理想，父母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和韧性坚持，要更能够坚持科学的教育观——

家庭教育要以孩子为本。孩子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有其人格尊严，孩子绝不是家庭的附属品，孩子更不是家长借以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家庭教育所做的一切都要尊重孩子的主体地位，家庭教育的终极目标始终应该是着眼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孩子的发展是全面的。为了孩子的全面发展，家长要平衡好德智体美劳，教育孩子“做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教育的四个基本定位。

孩子的发展是协调的。父母要协调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各种资源，运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维护甚至保护孩子的成长特性，促进孩子协调发展。

孩子的发展是可持续的。父母不仅要着眼当下孩子的发展，还要考虑到孩子的一生幸福。父母要清醒警惕：不能为了一时的功利而牺牲孩子的将来，也不能为了所谓将来的幸福而牺牲现在扎实的成长。

孩子的发展是不可逆的。童年只有一次，人生无法重来。父母要坚持适当的合理的教育理想，了解孩子，掌握儿童发展的科学规律，更好地为孩子发展提供适当的适合于孩子个性的教育选择、教育目标。

发挥家庭教育的独特优势

与其他教育相比，家庭教育在四个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第一，家庭教育更有可能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第二，家庭教育更有可能实施个性化教育。第三，家庭教育更有可能关注孩子的终身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学校教育是分阶段的，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往往是分离的，容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学校教育的阶段性使得不同阶段的教育更关注本阶段的教育目标的实现，近期目标是其责任和关注重点。而与学校教育相比，家庭教育往往是伴随孩子终身的，所以，父母的教育眼界必须看得更长远，父母更要把孩子的成长放在终身发展的视角予以通盘考虑。第四，家庭教育更有可能追求孩子的全面发展。家庭对于孩子教育的终极目标，往往是着眼于孩子未来的整体社会适应能力，也自然会更为关注孩子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正因为如此，以家长为主导的家庭教育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家庭教育要心怀理想，但绝不能理想化，理想的坚守与实现一定要考虑到现实状况的约束和限制，而家长们更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平衡。

第一，要平衡好家庭教育和家长个人职业发展的关系。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身份往往是多重的，既在家庭中承担父母和子女的角色，又承担社会的职业角色。职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途径，工资收入是家庭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也是家庭教育的物质基础。鉴于许多父母过度重视个人的职业发展而忽视家庭教育的这一现实，身为父母者更要有意识地提升父母双方对于家庭教育的关注和投入，要在个人职业发展的同时，把家庭教育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尽到自己作为家庭教育主导者的责任，而不是简单委托给学校、托管机构、培训学校。

第二，要平衡好家庭教育中父亲与母亲的作用。家庭教育涉及父亲、母亲和孩子三种角色。在理想情况下，父亲、母亲和孩子构成一个稳定的教育三角形，父亲和母亲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致力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才是有效的家庭教育模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和实际情况，往往是母亲主要承担教育孩子责任，父亲则主要负责赚钱养家，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父亲的教养责任。事实上，父亲的角色与影响是母亲无法替代的，父亲绝不是家庭教育的配角。

心理学家格尔迪认为，父亲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父教缺失会给儿童的成长投下阴影，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严重者还可能产生心理畸变。因此，平衡好父亲作用和母亲作用，让父亲切实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壮大家庭教育的力量，让家庭教育有更多的人力资源应对孩子成长中的各种问题，将更有利于孩子全面健康的发展，也分担母亲的教育压力，从而减缓家庭的教育焦虑。

总之，平衡不是妥协，平衡是让家庭教育稳定发展。只有这样，在变动的社会潮流之中，家长们原本健康的教育理想，才能克服时下的教育焦虑，真正走入现实。(李文道)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1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