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吴孙子观后感》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04 09: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孙子兵法》观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写作主题,即从哪个角度来解读《孙子兵法》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军事战略、管理智慧、人生哲学等方面入手。
2. 理解原著:在动笔之前,要充分理解《孙子兵法》的基本内容,掌握其核心思想。可以阅读原著,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孙子兵法的背景、历史地位以及影响。
3. 结构安排:一篇好的观后感,需要有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
- 引言:简要介绍《孙子兵法》的作者、成书背景、主要内容等,引起读者的兴趣。
- 主体:结合自己的理解,从不同角度分析孙子兵法的思想内涵,如战略、战术、管理、人生哲学等。可以举例说明孙子兵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或者与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
- 结尾:总结全文,强调孙子兵法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感悟。
4.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 逻辑清晰:观点明确,论证有力,层次分明。
- 语言流畅:运用恰当的词汇和句式,使文章读起来自然、流畅。
- 举例生动:结合实际案例,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5. 创新思维:
《孙子其人与齐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前言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是年,在申侯的主导下,鲁、许等诸侯国拥立废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在秦、晋、郑、卫诸国的协护下,平王迁都,由镐京迁至洛邑,史称东周。周都东迁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公认为西周与东周的分界线,标志着中国进入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由关中平原迁到河洛地区,它不仅是国家政治权力、经济中心在地理格局上的重构,而且还是文化重心的一次大转移。东迁后,官学下移、私学兴起,直接催生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先后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众多学派。以儒、道、墨、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其学说体系均在此社会大变革中孕育成型,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特别在春秋战国之交,出现的道家、儒家及兵家,尤为突出。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儒家的是孔子,兵家的则是孙子。孙子,名武,其人不见于《春秋》《三传》。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其作传,与卫人吴起列为一传,曰《孙子吴起列传》。司马迁将孙武与吴起并书是有缘由的,一方面二人都著有兵法,享有盛誉,时人即已“孙吴”并提;另一方面二人后期的结局盖亦相同。《韩非子·五蠹篇》:“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是战国末期人,出身韩国公室,年轻时除了读“商、管之书”外,还读“孙、吴之书”。这里的“商、管、孙、吴”,系指商鞅、管仲、孙武和吴起。《韩非子·守道篇》:“尧明于不失奸,故天下无邪;羿巧于不失发,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寿而盗跖止。如此,故图不载宰予,不举六卿;书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孙、吴之略废,盗跖之心伏。”“孙、吴之略”,即孙子、吴起之谋略。《尉缭子·制谈》:“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尉缭子》为魏国人尉缭所著,成书于战国中期。《汉书·艺文志》:“《尉缭》三十一篇”。《荀子·议兵》:“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子,即荀子,本名况,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人。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名讳(“询”与“荀”古音近),改称“孙卿”。韩非师于荀子,主要活动时期约在公元前280年至前233年。尉缭,主要活动于战国中期(梁惠王前369年—前319年在位)。荀况主要活动时期约在公元前313年至前238年。从以上三人的活动时期,可以判定在战国中期,孙子和吴起的影响已经很大了,且常常将二人并论。《汉书·艺文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吴起》四十八篇。”《吴孙子兵法》,吴系指吴国,孙子即孙武。按古代称名道姓惯例,古人幼时取名,成年冠字。名仅长辈或自称可用,字供平辈或他人称呼。对于圣贤之男子,又加氏敬称“某子”,如孔丘称孔子、墨翟称墨子、孟轲称孟子。此外,还有约定俗成之例,如老阳、老聃、老莱、老成等老氏宗人,都可称谓老子,因口头或书写习惯上称老聃为老子,为示区别于他人,采用“氏+名+子”的方式,故老阳称老阳子、老莱称老莱子、老成则称老成子。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太史公称孙武为孙子,亦称孙膑为孙子,这是无误的。《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又“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该“孙子”则是指孙膑。《汉书·艺文志》:“《齐孙子》八十九篇。”“齐孙子”,所指也是孙膑。《汉书》将孙武谓“吴孙子”,将孙膑谓“齐孙子”,非是不知孙武为齐人,而是言孙武仕吴也。《汉书·刑法志》:“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又“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此“孙(武)、吴(起)、商(鞅)、白(起)之徒”,皆以变革或军事才能著称于世。吴起于楚悼哲王葬礼上,被一众楚贵族乱箭射杀,死于非命。商鞅于秦惠文王时,逃亡命丧于彤(今陕西华州区杏林镇西南),尸体被运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白起于秦昭襄王时,被赐剑自裁于都城咸阳郊外的杜邮亭(今陕西咸阳市东)。那么,孙武呢?孙子具体怎么离世的,历史没有记载。一派观点认为其晚年归隐著书,终老一生;另一派观点认为,《汉书》作为正史,班固恐非妄言,《刑法志》将孙武与吴起、商鞅、白起并叙,他们应该有相似的归宿。孙武是谜一样的存在!不唯其生命的结局如此。尽管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得非常明确了:“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但由于古籍中孙武的生平记述很少,而《孙膑兵法》自东汉后失传,导致部分学者认为孙武或不存在、或与孙膑为一人。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六·孙子》:“迁载孙武齐人而用于吴,在阖庐时破楚入郢为大将……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辨士妄相标指,非事实。”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兵书类》:“世之言兵者,祖孙氏。然孙武事吴阖卢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卷第二十九·孙武子论》:“《左氏内外传》纪吴事颇详,绝不及孙武。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亦不甚及孙子。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至若十三篇之言,自应出于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责孙子之不售也。”在中国学术疑古思潮的影响下,近代有学者曾一度提出“孙武虚构说”。钱穆先生就认为“其人与书,盖皆出后人伪托。”又“《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1972年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汉墓被发掘,2021年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M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完整及残简,含数千残片),书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前140~前118年),内容以先秦兵书为主,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及《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等诸子文献。该考古发掘意义重大,终结了千年争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书同墓出土,既证实了孙武其人其书的真实存在,又证明了孙武(春秋)与孙膑(战国)为不同时期的军事家。《孙子兵法》为孙武独立著作。《孙膑兵法》失传千年后重现,证实《汉书·艺文志》记载可信。银雀山汉简等出土文献填补了历史空白,推动从“疑古”转向考古实证的“正古”。然而,围绕着孙武的谜团并未全部散去。从现存的典籍文献来看,孙武研究仍面临诸多未解之谜,可供考证的史料证据极为有限。尽管孙武作为《孙子兵法》的作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但其生平事迹在历史记载中却显得扑朔迷离。围绕这位军事奇才的诸多谜团至今未能破解,主要包括:其家族世系传承、确切出生地、兵学思想渊源、投奔吴国的具体原因、在吴国的军事建树详情、《左传》未予记载的原因,以及晚年归宿与墓葬所在地等关键问题。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构成了孙武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学术课题。考古实证是破解历史谜题的关键路径,但对于孙武这样的人物考证,我们或许需要保持更审慎的期待——既怀抱新发现的希望,也应正视文献阙如的现实困境。目前从学术上来看,研究孙子兵法的多,研究其身世的少。现有关于其身世的说法,均来源于唐宋时期的姓氏书及家族谱牒,但可信度有限。本书尝试从先秦姓氏制度这一独特视角切入,通过系统梳理春秋时期的礼制、分封制与宗法制度,将孙武置于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在充分借鉴当代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对孙武其人及其与齐国历史的关联展开深入辨析。虽不敢妄断结论为是,但力求通过多维度论证,尽可能接近历史本相。既然孙武姓孙,那就先从“孙氏”谈起。…………
《孙子兵法》“慎战”思想新论——从古书编次解读《孙子·火攻》末章
作者:苏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孙子兵法》是我国享誉盛名的兵学经典,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影响卓著。因相传为春秋时期吴国军事家孙武所撰,也被称为《吴孙子》或《孙子》。作为“百代谈兵之祖”,书中所包含的许多重要军事思想,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孙子兵法》篇题木牍摹本及释文
《孙子》传世本一共十三篇,第一篇叫《计》,这个“计”不是一般的计策,而是“总计”,讲战争的决策筹谋。《计》篇第一句话是“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开宗明义指出战争是关乎死生存亡的“国之大事”,不能不认真对待,历来学者都认为这是“慎战”思想的表达。所谓“慎战”,是指慎重地对待战争,反对轻易用兵。《孙子》十三篇中除了这一处,在第十二篇《火攻》篇末还有一段话,通常也被认为是“慎战”思想的反映,具体内容如下: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这段话生动形象地告诫世人:战争影响巨大,一旦开战,可致国家灭亡,生灵涂炭,国君和将领不能因为一时之怒而兴师动众挑起战争,否则覆水难收,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然而,这段话作为《火攻》篇的末章,和“火攻”的战术却没有多少关联,自古就引起了读者的疑惑,不少学者都从“火攻”出发,试图对其进行阐释。比如明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认为:“水火之害,酷烈惨毒,固仁人所不忍为者。然水火无情之物,其机难制,攻人而一不中,焚溺之祸反在于我,要亦不可恃之以为利也。故《孙子》于上篇,虽深入死地,而其机变活转,绝无危词,独于《火攻》篇深以用兵为戒,如医者之用毒,切切为病者丁宁,岂非恶其惨、畏其危而言之慎欤!”(谢祥皓、刘申宁辑《孙子集成》第5册,齐鲁书社,1993年,第429~430页)当代学者吴如嵩、于汝波《孙子兵法解说》认为:“火攻在冷兵器时代是威力很大的摧毁手段,对被火攻者来说,它是极其残酷的,因此,孙子主张非万不得已不得为之,火攻作为一种特殊的战法,它只适用于特殊的场合……所以,孙武主张在实施火攻时要特别慎重。”(金盾出版社,1994年,第230页)李零《兵以诈立》认为:“它没有直接提到火,但承接上文,又好像与火有点关系。关系是什么?主要是战争很像火,要慎之又慎。”(中华书局,2006年,第349页)
其实,要真正理解这段话,可以从《孙子兵法》篇章结构的编次来审量。《孙子》十三篇,按照传世本的顺序,最后两篇分别是《火攻》和《用间》,可这种次第未必是原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家熟知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还有一块写有《孙子兵法》十三篇篇题的木牍(见图),虽有残损,但清晰可见《火攻》和《用间》的篇题排列次序与传世本不同。
从这块缀合的篇题木牍看,与传世本《孙子兵法》中《火攻》和《用间》对应的两篇篇题分别是《火□》和《用间》,“火”后一字有残泐,且《火□》排在《用间》之后。根据李零先生的研究,认为“火”后一字左半从“阜”,似是“隊”字,这个篇题对应的篇章,无疑就是《火攻》篇,而在《火□》之后,最末还有“七埶三千”四个字,这四个字并非独立的篇名,“其实它恰好就是木牍所记后七篇的总称,‘七’指后七篇,‘埶’含义同于《势》篇之‘势’,即‘形势’之‘势’,称为‘七埶’,是说这七篇皆具有‘势’的性质,可从‘势’的含义统括其内容”,而“三千”是指后七篇的总字数。(《〈孙子〉篇题木牍初论》,《文史》第十七辑,1983年)参考这些研究成果可知,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篇题木牍,当以《用间》为全书倒数第二篇,以《火□》(即《火攻》)为全书最后一篇。
那么,也就是说在西汉前期的传本中,至少存在一种古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编连次序与传世本存在较大差异,以《火攻》为全书最后一篇。基于这种认识,再来看上文讨论的《火攻》篇末反映“慎战”思想的文字,这段文字不仅是《火攻》的末章,更是全书的结语,在讲解各类权谋与战术之后,重申作者反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与开篇《计》“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首一尾,遥相呼应。这种篇章次序可能更接近十三篇本《孙子兵法》的古貌,但由于后世传承之中篇次的调整,使得这段全书结语的文字,湮没在了《火攻》篇里,因此带来了后世的各种歧解,遂成千古疑案。如果上述推论属实,也从侧面证明,十三篇本的《孙子兵法》早在西汉前期就已经首尾俱全,前后照应,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文本系统。
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篇题木牍提供的这种古书编次的新视角,不但有助于理解诠释《火攻》末章文字,而且可以揭示“慎战”思想在《孙子兵法》一书中的重要性。距今两千多年的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在编纂兵法、宣扬兵法的同时,始终不忘提醒大家战争的危害性,甚至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审视战争、反思战争,倡导“非危不战”的“安国全军之道”。这类“慎战”思想在地缘冲突不断加剧、局部战争频发的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22日 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