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挑选《叫车热线广告词》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06 04:13

写作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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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万人用4万号电话——400电话的开先河者，出租车大王周祥生

1900年代的十里洋场，风花雪月的上海滩，是整个中国最繁华最新潮的城市，中国最早的现代经济体、最早的舞厅、最早的奢侈品店、最早的欧式洋装都从上海向全中国辐射，当然也包括最早的中外现商业竞争，比如发生在上世纪前半叶的那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华洋出租车商业竞争。

周祥生的4000号服务热线

当时的中国，哪怕是国府北京的公共交通也是骆驼祥子赖以为生的人力黄包车的天下，有钱人出行还是长袍马褂黄包车，唯独上海已经是西装革履出租车了。最初上海的出租车市场被洋人财团垄断，国人开办的出租车公司不仅规模小车况差，服务也跟不上。当时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叫云飞公司，有欧洲背景，旗下有六百人车，而且司机全是外国人，很有贵族范儿。华商如何能跟外国人叫板，从出租车市场分一杯羹实在是个难题。

一个名叫周祥生的饭店小工出身的外乡人剑走偏锋，一年的时间里就反超了出租车霸主云飞公司。

当时没有二维码和打车软件，叫出租车多是电话。云飞公司的叫车热线电话号是“30189”，取其上海话谐音“三人一杯酒”，好记又上口，周祥生灵机一动，打起了爱国牌。

1932年5月5日，国府刚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苏州等地不能驻军，但是日本可以。这一协定使华人反日烈火空前高涨，各界纷纷喊出“四万万中国人不甘受辱”或与之类似的口号。恰好当海市电话公司进行电话线路改造，之前使用的电话号码要全部更换。周祥生脑子一转，立即托关系在电话公司拍得了40000电话号码，第二天公司的门口就立起了一块几丈高的广告牌：“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坐四万号出租车！”

这也是直到现在依然采用的服务类电话“400”的开端。

1.

周祥生小学都没毕业，本来大字不识几个，全靠自己苦读，居然不仅识文断字，甚至说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从一个饭店的小工做起，24岁就慧眼独具开起了出租车公司，而他以出租车公司老板的身份闯荡江湖的时候，自己甚至还不会开车。

出租车大王周祥生

这种天资和勤奋以及魄力，注定这个乡下小子会有着不平凡的传奇一生，但想仅用一个电话号码和名下一台二手出租车想打败有欧洲大财团背景的拥有数百辆车的云飞公司犹如蚍蜉撼树，他还要另辟蹊径奇兵致胜。

当时电话都是挂在墙壁上的，普通人家里也几乎没有这种在当时十分奢侈的电话，都是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或是餐厅旅馆，由侍应生去喊人接听。喊人的时候话筒不能挂机，又无处可放，就只好任由其垂在电话机上晃荡着。

周祥生有了40000号电话之后，随即让人设计了一种小巧方便的话筒挂架，免费为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甚至是街角的电话亭等场所免费安装，挂架和话筒上印上公司的LOGO和电话号码，既方便了别人，又给自己做了广告。当时全上海抵制洋货的潮水正在上涨，周祥生别出心裁设计的广告词“四万万同胞请拨四万之数电话”，直击全上海民众的拳拳爱国之情，呼吁全国四万万同胞，共同提倡国货，抵制洋货。

早期的出租车收费十分昂贵，顾客还要付司机小费，乘客大部分是外商、洋行的高级职员和富绅名流，一般市民根本消费不起，他又推出了专为平民服务的“病残障人士半价至免单”服务，不仅价格亲民，还从社会最底层的服务做起，快速推动了出租车的普及，让自己公司的口碑直线上升，连三岁的娃娃都知道“有事出门找祥生”。

在尝到了电话号码的广告效应之后，他再接再厉，精心制作了印有“祥生租车”、“40000”等广告语的候车亭、商场宣传栏，在他的祥生公司里更是随处可见的宣传品，包括司机的号衣、帽子也不例外，同样印有广告语。

就这样，祥生公司就成了上海大名鼎鼎的金字招牌了，一夜之间，全上海都知道有个中国人的出租车公司，“四万号电话”也从此风靡。这个号码由于爱国之情加持，同时又代表着优质的服务和团结向上的热情，自然生意日益兴隆，财源滚滚。云飞公司及其他出租车公司虽然立即做出反应，并加大宣传策划力度，却早已经先机尽失，很快就败下阵来。

40000这个号码中蕴含的情结对国人来说，有着天然而深厚的历史印记，从1900年代就一直代表着某种刻骨铭心的民族内涵，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话的普及以及电话服务的业务深入，曾经风靡上海的“40000”热线才被5280000（谐音“我要拨四个零”）电话热线取代。

这个号段朗朗上口，早已深入人心，但这简单的号码后背所蕴藏着的那段精彩的历史故事，依然仅通过一串数字就被这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深深铭记。

2

周祥生出生那年的关键字可以用“马关条约”、“公车上书”等几个如雷贯耳的名词来标记。他原本叫锡杖，父亲周贵世算得上用心良苦，想用“锡杖撬开地狱门”的寓意让这个儿子替老周家改换门庭。按他老家浙江土话的发音，乡间都叫他锡祥。他本不信佛，却有着一个和佛教渊源很深的名字，以至于人们听了他的自我介绍后第一句寒喧都是“尊驾是佛教中人吧”，这让他很是尴尬。从浙江定海老家来到上海闯荡之后他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接触外国人，一个美国朋友给他取了英文名“johnson”，后来周祥生筹备开张的车行需要一个响亮名号时，便根据“johnson”音译，给自己车行取“祥生”之名号，取“安祥一生”之意。

兄弟姐妹四张嘴让他只有薄田三亩的周贵世捉襟见肘，周祥生只勉强读了3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907年，只有13岁的周祥生来到上海，投奔在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工作的姑丈许廷佐。在许廷佐的引荐下，他在一户葡萄牙人家中做帮工，包吃住，每月只能领到1元零用钱。第二年春天，已经升任餐厅部领班的许廷佐将其推荐到石牌楼（今淮海中路尚贤坊）一家小饭店做杂工，虽然辛苦，但薪水涨了不少。

礼查饭店外貌

1916年，许廷佐与人合伙开设新礼查饭店，周祥生来到姑丈的饭店，从侍应生做起，很快升为领班。至此，长达九年多的时间里他练就了强大的社交能力，对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都应对有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聪明伶俐又有眼力见儿，深得姑丈和客人的喜欢，更难能可贵的是上海滩外国人多，礼查饭店又是高档饭店，出入者非显即贵，这不仅扩大了他的社交圈，还学得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

当第一辆汽车于1901年在上海落户之后，到1903年上海只有5辆汽车，1912年时已经猛增到1400辆。为了适应汽车高速便捷的通行，马路不断拓宽和延伸，再也不是马车的专用道。除了达官显贵外，洋商外侨甚至是上海本地的普通百姓也陆续成为汽车的主顾，几年之前的结婚仪式上还是长袍马褂凤冠霞帔，现在已经是长长的燕尾服和洁白的婚纱了，故尔轿子再不会受到新娘的青睐，转而最佳选择，当然就会去喊一辆汽车，出租车行业应运而生。

当时私家车很少，即使是贵族也大多租车出行。身为侍应生，周祥生每天都要代客人雇车，由此结识很多车行老板和出租汽车司机，对汽车出租这门生意门儿清得很，这为他日后投身这项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话说某天周祥生正在饭店门口迎宾，一位客人上了出租车后从口袋里掉了一叠钞票，其他两个司机同时看到，为这笔意外之财的归属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周祥生生就一付灵牙利齿，就为其调解，最后的结果是三人将这笔钱平分。因为是外币，几个人都不晓得这笔钱的价值，周祥生随即去银行，按当时的汇率竟兑换了500多块现大洋，这相当于他几年的薪俸，也成了日后震惊上海闻名全国的祥生出租车公司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握着这笔“巨款”，看着婚礼喜庆、迎送往来、出门公干，甚至看电影、下馆子都是汽车代步的新派上海人，周祥生决定以此为创业之本，在上海滩谋一个自力更生的出路。1919年年底，周祥生因琐事与许廷佐的妻舅阿根吵到几乎动手，许廷佐的母亲见自己弟弟被一个晚辈欺负，执意要撵走周祥生，许廷佐无奈，只得暂时辞退了他。

将相本无种，人虽穷志却不能短，吃不吃馒头另说，这口气一定要争。周锡杖发誓今生再不看别人脸色。1920年春节刚过，他凑足了600块现大洋，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日产黑龙牌旧轿车1辆，正式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

3

1908年秋，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商，美商环球供应公司借鉴欧洲产业模式，购置5辆卡迪拉克汽车为上海市民提供汽车出租业务，这是汽车出租业务在中国的先河。随后美国云飞公司、英国探勒公司纷纷落户中国，而中国本土第一家真正的专业出租车公司是一家叫美的汽车公司，又名东方汽车公司，1911年8月7日在上海成立，在南京路和四川路分别开着两家车行。

1919年创办的祥生汽车出租公司

东方公司采购法国的雷诺公司的敞篷跑车，且有自动计费装置，跑在街上十分拉风，而且这种敞篷车可以让车内乘客的面目一览无遗，让讲“摆面”的叫车人十分受用。

这几家公司是当时出租车行业“国企”与“外企”的斗争焦点，竞争十分激烈。故尔周祥生初出茅庐，想在如此激烈的商业蛋糕上分一块吃，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他剑走偏锋出奇制胜的妙点子也就充分显示了他的经商之道中高人一等的远见卓识。

上海出租车界的半壁江山被云飞汽车公司控制。这家拥有美资背景的公司于1921年以14辆二手福特车起家，当时已经拥有200多辆车，雇员600多人，总经理高尔特是美国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对现代企业管理尤其擅长，公司的车身上“云飞”两字很远即可看清，“云飞汽车，腾云驾雾”、“云飞车夫，训练有素”的广告语也随处可见，是上海第一大车行，另有英商泰来汽车公司和大大小小十数家民企出租车企业也实力雄厚，不容小觑。

而相比之下，周祥生小学都没毕业，更不懂得什么管理，他名下只有一台汽车，甚至自己都不会开车，只好雇堂弟周锡庆做司机，他自己则利用工作之便负责揽客，刚起步时连注册公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在虹口与江湾一带做“抛岗”生意（即跑黑车，违规在马路边停车揽客）。但他脑子灵活，反而没有正规学院派根深蒂固的条条框框，对适应市场捕捉商机有独到的敏锐触觉。他不给周锡庆开固定工资，而是按单算账，等于是周锡庆入股了，跑得多就挣得多，积极性相当高。

周祥生有个客户在江湾跑马厅上班，常常送给他一些跑马厅的福利赠券，周祥生就把让堂兄把这些赠券分送给叫车的客人，而且他的出租车干净整洁一尘不染，服务也好，很快树立了不错的口碑，客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只一年多的时间，就将所欠车款全部付清。

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周祥生信用这么好，生意也做得红火，主动降价降息出让给他一辆汽车。不到三个月他又还清欠款，周锡庆也把积攒的存款拿出来正式入股，并把车行的地址从相对破败的鸭绿江路移到富人和娱乐设施集中区武昌路，1923年底，祥生车行的汽车增至10辆，并成功地开设了分行，已经成为上海出租车市场上的生力军。

祥生公司的出租车

信誉好，服务好，通过英商中央汽车公司的优惠，周祥生雄心勃勃如鱼得水。1929年，车行由周祥生收回股份独资经营，已经占据上海出租车业的半壁江山，就在那一年，“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成立，周祥生成为协会董事，次年又担任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首任会长。

4.

1932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孚、亚细亚等石油公司的汽车与汽油产品大幅跌价，祥生汽车“趁火打劫”，以付定金20%的方式一次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购进雪佛兰轿车60辆；1931年，新顺记五金店副经理季宾臣有意以20万两白银为股份注资祥生车行。周祥生早已得知银元对美元的汇价将看涨，立即应允，收到白银后以100两白银兑45.5美元的比价兑换美元，并以全款向雪佛兰汽车公司订购轿车400辆。

数月之后，百两白银兑换美元的比价已降至24美元，相当于这批新购的雪佛兰车刚刚在上海码头卸货车价已经翻了一倍，周祥生获利丰厚，从中大赚了一笔。这批车中周祥生除自留200多辆外，将其余车辆全部脱手卖出，仅此单生意，就等于祥生汽车公司白捡了二百多台车，库存白银一转手又获利十余倍。

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改组为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周祥生独占65%股份并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车行正式上市，通过股票融资，祥生股份旗下的出租车已近五百辆，北京路西藏路口高耸着公司总部的金色招牌，雄浑得如同现在的东方明珠塔，穿梭于夜上海大街小巷的闪着霓虹的湖绿色的雪佛兰车成了上海贵族阶层的标志，汽车的前后左右和车顶上，都漆了祥生的LOGO和40000号码，电台广播和报纸宣传也紧紧跟上，祥生的广告甚至做到了上海家家必备的蜂窝煤上，连七老八十只能在家做饭的阿婆夹起一个煤球填进炉子里时都会看到“要出行，找祥生”的字样，让市民想忽视都做不到。

祥生股份的口号是“规模最大，设备最全，训练最严，侍应最周，车辆最多，车身最好，分站最广”。公司的总部设在北京路800号，同时这也是公司的整个调度中心，随时掌控遍面全市的祥生车辆运行情况，除20余处分行外还另设委托代叫点50多处，一旦有顾客电话叫车，总部调度室立即指令最近的分行出车，全上海市内，十分钟内必然会有祥生车辆抵达指定地点，“电话铃声尚未断，汽车已在门前等。”

这种随时叫车就近服务的运营模式，放眼中国，直到网约车出现之前，也仅在上海一地存有专用的叫车热线，年长些的上海市民大都记得2580000这个出租车叫车电话，除上海外连北京广州都没有类似的由出租车运营公司独立服务的叫车业务。

祥生公司的广告

周祥生这条“花了十个条子(100两黄金)”拿到的40000号码并在此基础上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立的电话交换总机，可联通整个上海市的祥生分行，不仅叫车方便，更巧妙地利用了爱国之情，“4万万人拨4万号电话坐4万号车子”内含的政治意义，把以云飞公司为首的竞争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一点脾气没有了。

周祥生还利用这个电话开办了类似于如今114号码的询问服务台，当天的天气及火车、轮船启行时刻甚至是寻人寻物启示等，都可以在此号码查到。敏锐的眼光和服务至上、视乘客为衣食父母的经营理念，得到广大乘客的信任，使祥生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锋芒所指无能当者，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说周祥生是中国近现代商业史上最早的“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服务体系建立者和贯彻者，相信没有人否认。他规定公司中即使乘客半夜叫车也要及时派车上门，乘客预约时还提供叫醒服务；接驾过程中驾驶员要下车为顾客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收放行李；公司检查小姐不定期抽查，向乘客征求意见并为此次服务打分，如果客人表示不满意，司机要当场向乘客道歉，并接受相应的经济处罚。只要周祥生时间允许，他会亲自站在公司门前的打车位前迎接乘客，甚至还会为乘客运送行李，陪着笑脸送客离去；发现有乘客遗失的物品一律上交并可受奖，隐匿不报者一经发现便即开除。

若有交通事故，公司第一时间另派车辆接送，费用全免，如此，坐祥生的车会体会到一种真正“用户就是上帝”的感觉，有物品遗忘，一个电话就会送上门去，这为祥生树立了极高的服务信誉，当时的上海火车站只容许祥生公司的出租车进站接送旅客，其他车辆只能在出站口外等候。

祥生公司为乘客提供的小礼品——精致的碗

正是由于祥生公司超前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嗠，在上海林立的出租车行中，祥生、云飞、泰来和银色汽车这四巨头中，祥生车辆最新，数量最多，服务最好，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就像现在说到搜索引擎就是百度，说到短视频就是抖音，在当时的上海，说到出租车，就是祥生，周祥生这个名字真正为上海华商扬了眉吐了气，成为击败洋商独占上海出租车市场的商界传奇。

祥生异军突起又风生水起，自然引起多方同行的打压，这其中就包括有着雄厚资金注入的云飞公司。

5.

曾经不可一世的云飞公司在常规战中无力还手，居然使出下三滥的手段，他们联合其他出租车同行，在祥生汽车的轮胎下放铁钉、从敞开式的二层阁楼上往驶中的敞篷的祥生出租车里倒脏水，甚至找来流氓混混恐吓祥生的乘客。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代表着豪华气派贵族风范的祥生敞篷车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让祥生乘客的晚礼服上挂着菜叶子出席市府晚宴”几乎成了对手公司的口号。

激烈的商战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有着美资背景的云飞公司说服了祥生的汽车供应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由通用公司出面找到周祥生，表示愿意与他合作，代为设计专用全景玻璃顶汽车，“既有敞篷车的通透性，又有防泼防溅能力”的汽车并保证“最豪华最奢侈最能代表身份”，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全景天窗汽车设计理念了。

通用公司还他免费赴美参观公司，甚至以美国绿卡为诱饵，希望借此控制祥生公司，凡此种种利诱的背后目的均被周祥生洞悉并拒绝。在尝到了40000“爱国号码”的凝聚作用之后，周祥生发誓越是民商被打压，越要服务好国民，并继续大打国民感情牌，他保证如果有污水溅到中国乘客身上，包赔一切损失并可得到一个月的免费乘车服务卡，在日本人侵华目的和外商打压民族企业的种种行径昭然若揭之时，祥生公司的口碑不降反升，人们都以坐祥生车为爱国之举。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刁难人总是怪拳叠出招法另类让人防不胜防。一直控制着上海的经济主体的外国商团集体发难，甩出“统一车价”的规定（当时外国车行的车价1.2元，华商则为1元），试图从法规上胁迫华商提高车价。周祥生当即反驳“国人统一了，服务也要统一，你们的总经理会不会放下咖啡杯站在街头给乘客开车门？退一万步讲，华洋车行经营方式、管理体制甚至是服务群体都不尽相同，各有特点互不打扰，何必强制性的一刀切搞价格划一？”

以日用陶瓷赠顾客

在全体华人出租车行的集体反对之下，外国商团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再生一计，对上海出租车联合会采取不支持策略，使之名存实亡，试图从组织上分离华商，让其内讧。周祥生借机摆脱洋商的所谓协会控制，另行成立“华商汽车商业同业公会”，公开与洋商车行刺刀见红。

身为同业公会会长，周祥生新官上任就烧了三把火，一是拿当局为华洋车行之间的不公平管理模式开刀，比如遇到司机违规被投诉，对华商车处理十分严格，而对于洋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努力，华商渐占上风，终于迫使政府更改相关法规。

二是联合华商各界同僚，统一步调对外商汽油比华商优惠10%的“看人下菜碟”的价格歧视行为严肃打击，统一了上海油价，进一步让外商车行失去竞争成本优势。

第三把火就是印发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开车须知》，同时成立汽车租赁服务研究会，专业研究外商经营优点和西方商业竞争策略，并针对本土服务业提出华商汽车服务统一标准，对包括车行在内的华商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与西方先进商业理论和实践接轨，在与外商经营竞争中全面取得优势。

周祥生这些作为不仅在车行同业中赢得了威望，更为华商全体对如何应对西方资金动作和对华商的冲击，以及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服务体系转为华商的经营指导总方针，使中国的商业向西方世界已经成型的服务体制迈进了一大步。至此，周祥生已经不只是上海车行业的龙头老大，更成为整个上海商界的领头羊。

1937年，祥生公司股金已达50万元，有汽车近40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已经彻底取代云飞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华商金冠”的宝座。

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随着日本侵华步伐加快和外商打压民商的力度增大，那些居心不良的人见无法从周祥生身上打开缺口，便转而向祥生公司的其他股东施以利诱。

1937年10月，抗日烽火正在上海滩星星燎原，公司公司董事会却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起因是由于上海守军节节败退，为了支持抗战，同时为了防止一旦战败，上海市的出租车成为占领军的战时军需品的运输工具，周祥生不经董事会讨论，私自分4批将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国民革命军。这本是一件爱国爱民的善事，但外商却歪曲事实，以周祥生不提交报告交董事会讨论，一手遮天无视股东等事由瓦解其他股东。

在接下来的股东会上，所有股东均要求其辞去总经理职务。无奈之下，周祥生在当年年底完成工作交接，并出让全部他名下的股权，至此，他一手打造苦心经营的祥生公司与他再无任何瓜葛，虽然为了感谢他的创业之功，保留其董事会旁听权，但却剥去了他的决策权，他每月可以领到干俸200元，并由公司为他安排专车方便出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除名”。

“我至少还可以参加董事会，我没有发言权，但我可以睁大了眼睛看着你们折腾！”周祥生愤愤不平。卸甲归田之后，无官一身轻的周祥生虽然并不至于衣食不济，却故意在亚尔培路219弄（今陕西南路63弄）堂口摆摊，卖起了油条豆浆，每天看着街上那些顶着“祥生”字样的出租车呼啸而过。当他看到日军已经全面控制了上海之后，义愤难平，干脆携家眷回到舟山老家隐居，一城山色半湖田的过起了妻贤子孝悠然游哉的退休生活。

一九四六年上海市政府褒奖周祥生抗战有功函

卸任之后，由周祥生弟弟周三元接任总经理，但上海早不是当年歌舞升平的悠闲之地，而是战火弥漫的动乱之秋，不久之后，上海全面沦陷，日本占领军断绝所有民用汽油供应，没有汽油的车辆变成一堆废铁，上海市的出租汽车公司全部停业，祥生公司也改为人力三轮车出租公司，免费维持着一块“祥生”的牌子，咬牙苦撑惨淡经营到抗战结束才又恢复汽车出租，但落叶秋风扫，梅花苦寒摧，此时的祥生已风云不在大不如前，1951年时，全上海出租汽车业实行公私合营，并于三年后统一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从此祥生公司终于在史册上划完最后一个句号。

6.

江风渔火的闲居生活过了不到两年，浙东沿海也未能逃过日军的炮火，周祥生转去相对太平的广州,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广州沦陷后,他再远赴越南及东南亚重操旧业干了几年老本行。抗战胜利后,周祥生重回起家之地上海，因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而被推举为市参议员。

重回上海让周祥生极其兴奋，他决心重振旗鼓，展开手脚再干一场。并于1946年在襄阳公园对面另办祥生交通公司,一口气买进了卡车、轿车等90余辆，但国内战事未熄，人人惶恐，哪还有心思坐出租车，公司仅维持了两年就难以为继。

交通公司开业的同时他另外投资开设祥生钱庄、祥生饭店、祥生电台等，甚至还购入了货轮准备把事业从城市开展到海上。随着国民党撤离上海，他也把轮船开到了香港暂避战火，但是他根本听不懂广东话，连语言都不能，生意就更无从开展，无奈之下他又再次回到上海。

1949年8月，周祥生将名下所有车辆及相关产业拍卖后，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做为遣散费，随即将祥生交通公司及其他名下公司全部解散，再把祥生饭店改成旧物店，以旧货寄售为生，公私合营时这家旧物店并入了华艺旧货店，他当了两个月店员后因病退职，从此一间临山屋，两杯黄昏酒，再也不问世上沧桑事。

（本人文字俱已在纸媒公开发表，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联系本人）

从山沟沟到上海滩，从大字不识到流畅英语，从开黑车到成为上海滩“出租车大王”，周祥生用短短一生创造了一个白手起家的民间奇迹。

周祥生

1970年，年事已高的周祥生在一次例行检查中被大夫“摸出了鸡蛋那么大的癌瘤”，大夫建议“免得人财两空，不要开刀了。”儿子周惠定回忆道，“我姑姑要他住到陕西南路222弄她家去，那是1973年冬天的事情。我去看他，父亲要我陪他去红房子吃一次西餐，我扶着他走不多远，气接不上了，在修鞋摊借个小凳子，坐上一会再走。到了红房子，叫了两个菜，看着我吃。他一点也吃不下去了。这便是我忘不了的最后的午餐。”

1974年2月12日，79岁的周祥生最后看了一眼让他风云了一生的上海滩，一声不响地回归天国。从此，一代传奇最终落幕，人间只留下了一个关于40000的传说。

开车推销商品 流动广告车噪音扰民

图说：流动广告车喇叭声扰民 孟繁强 摄（下同）

新民晚报讯（记者 徐驰）最近，市民胡先生打进新民晚报962555热线反应这一段时间以来，住在周康地区的居民经常能够听到阵阵广播喇叭声，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噪音源”竟来自一辆辆载着功放的流动广告车。

市民胡先生告诉记者，一辆辆拉着各类广告宣传横幅的广告车来回不停地行驶在秀沿路上，经过居民区时，车上的功放音响发出的各类宣传广告语吵得附近居民不堪其扰。“平时，我和我老伴都习惯午睡，现在根本睡不着。”胡先生表示，这是商家为了招徕顾客做的“噱头”，在车上挂起商品广告，达到流动宣传的目的。

胡先生说，这些车辆有时一圈一圈地“兜”着马路，在本应该禁止鸣笛的康沈路和秀沿路等路段反复播放着广告词和音乐。有的流动广告车甚至还在车上敲锣打鼓，好不热闹。

“流动广告车不仅会在周边产生大量的噪音，还容易影响交通，另外，‘流动广告’是否通过了有关部门批准，也是未知的。”胡先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管，尽量杜绝类似的流动广告车继续穿梭大街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