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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读蒋日记者，能不慎乎？

日记是可贵的史料，但引用者必须加以分析、研判，检视与日记作者同时代人的看法，尤其是与他接近之人的看法，并参考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氛围，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不能偏听偏信。

国人书写日记的习惯，其来甚久，近年大量历史人物日记的问世，毫不意外。传世的日记中，其初衷不在于流传后世的，一般所写较无顾忌；有意传世者，必有顾忌。蒋介石发迹较早，其经历关系到20世纪诸多重大史事，其手写日记由其家属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04年向公众开放后，引起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查阅者络绎于途，欲一探“宝藏”。

蒋介石工作之余勤写日记，在政治人物中虽属罕见，但绝非偶然。自早年起，蒋的行事资料就由其亲信如毛思诚、陈布雷及所谓“奉化三先生”—王宇高、孙诒、袁惠常等人掌管。结合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陈布雷《蒋介石先生年表》以及《事略稿本》，一直到蒋败退台湾后的“大溪档案”，可见蒋氏的生平资料早已体系化，加之较完整的手写日记，可视为他生平资料体系建设的完成。蒋介石日记在其生前就有专人摘抄，死后由其家属公之于世，都是蒋氏一家之言。若有人说“蒋氏日记是仅供他个人参考的私密空间、无意传世”，则纯属昧于事实。

对于蒋介石“勤于”记录自身言行的行为，正如黄倩茹女士所指出的，古之帝王由别人记载起居注，而蒋由其本人亲写“起居注”，以便日后写“正史”之需。古之史官的实录虽未必尽实，但尚有“天子不观史”的传统；而蒋以自身日记为实录，怎能不令我们对其日记的真实性产生疑虑？黄女士在这里所要提醒的，正是要注意分辨“真实的蒋”（person）与蒋“要我们知道的蒋”（persona）。蒋日记显然是蒋“要我们知道的蒋”，我们如何从日记中读出“真实的蒋”，才是学问。

蒋介石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中心长达数十年，记录他每日所见、所闻、所思、所行，当然有参考与引用的价值。日记须及时记一日之事，但即使再有恒心的作者，也不可能一天不漏。后来补记或改写，则有损日记的意义，因敏感议题而涂改，颇有前例，更属等而下之！蒋氏日记有无此等问题呢？有人通览蒋介石日记手稿发现，“蒋先生每每在关键处或予省略或用词含混。因而读此日记，我们应当注意到蒋先生省略掉或没有明白写出来的事项，不能只以日记中的记载为标准”。蒋氏日记在公开之前，无疑经过家人的编辑与删节，也有黑墨涂抹之处。当蒋氏“大溪档案”移交台北“国史馆”时，笔者听闻“国史馆”负责人提及，“其中缺件甚多，因档案经过秦孝仪的过滤，‘国史馆’皆登录有据，以免负缺件之责”。于此可见，蒋氏的资料包括日记在内，既不完整，也很不真实。我们可举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互相对照来评判蒋介石的日记。

其一为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此事件号称是“谜”，根本是蒋在故弄玄虚。他于事件后不久的孙中山纪念周会上演说称，“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此话即已证明他的日记是要留给后人看的。他的考虑是，事件的秘密藏在他的日记里，当时不能说是因没有人会相信；等他死后，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其日记所说就成为定案。其实，1926年3月10日蒋的日记已呈现出其心理状态，如“委屈”、“受辱”、“遭迫害”、“被遣送”，所谓“疑我、谤我、嫉我、诬我、排我、害我”等，无非暗示汪精卫与苏联顾问想要害他，但又提不出任何实证，显然是他为发难找借口而已。事实很清楚，在事件发生之前，蒋介石是汪精卫的手下，但在事件后，蒋即取汪而代之；蒋之所以得逞，是因苏联顾问受斯大林之命，支持蒋“这位红色将军”（苏联档案记——引者注），这导致汪愤而离粤赴法。正基于此，蒋甘冒以下犯上的风险，精心策划了这场大戏，并得其所愿，成为事件的“最大赢家”，可称一场得逞的豪赌。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中山”号军舰调动一事，诬陷共产党人阴谋暴动，借机打击共产党人，迫使汪精卫去职，为其攫取在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扫清道路。图为修复后陈列于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的中山舰楚林/ 供图】

若将此事件说成“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的心里，制造谣言与事端，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与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未免本末倒置。明明是蒋在日记中无端指控共产党挑拨：“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宴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蒋于事发当晚，还去汪府探视，留下一段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未删原文是，“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与被害人相见，不显露窘态已属罕见，哪可能“怒气冲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则更值得玩味，无异于蒋氏承认，因为“政治势力恶劣”，就可以不讲道义。汪之所以“怒气冲天，感情冲动”，岂不即因蒋不讲道义？蒋在日记中居然如此颠倒，将自己由加害人伪装成被害人，他日记中的中山舰事件还有可能是真相吗？完全不可能！其中颇多他故意扭曲的真相，目的在于误导世人。

其二，西安事变的真相在蒋日记里吗？显然不是。《西安半月记》根本不是蒋在西安期间的日记，而是事后出自陈布雷之手。除陈自述外，蒋也透露他本人曾据陈布雷撰写的《西安半月记》继续修改日记。他在1937年2月12日记道：“晚修订西安半月记。”翌日又记曰：“上午修正半月记完。”实则尚未完，隔了两天，于2月15日又说，“改正半月记甚费力也……夜以修正半月记未妥，几不成寐也”，足见他煞费苦心在事后建构他自以为是的西安事变。他刻意修饰，必然为扭曲事实，以至于《西安半月记》被改得面目全非，无非为颜面掩盖真相。其实，早在当年事发后傅斯年的密函中，真相已基本呈现：（1）蒋确与周恩来在西安见过两次面，并答应不剿共，中共方面也因抗日答应红军接受中央指挥。蒋更保证今后不再进剿红军，而且可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此已可确证蒋之所以被释放是因为有承诺在先。然而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虽有陶希圣等人执笔，蒋仍要亲笔增补，谎称“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2）蒋之被释放，确实由中共方面主持方得实现；傅氏特加括号注明：此事亦已证实，并且说，“共党之主张放蒋，坚谓不赞成张之扣蒋是事实”。（3）蒋在西安虽未签字，但确曾口头同意。傅氏据西安友人谓，“西安遍传蒋云终身不内战”。（4）蒋回南京后，不仅未如约撤兵，反而增兵。傅氏写道，“又有确切消息，除原有军队未撤外，又运去六师连夜前往，我听这消息大为兴奋”。（5）张学良在受审时，确有强烈表现，傅氏说，“张作一个政治演说，大骂南京政府及蒋先生左右，自何（应钦）至政学系，银行家等等谓蒋好而南京太坏，彼如在一日，必拥护蒋，亦必打倒南京政府云云，此演说把审判长greatly impressed（大大地感动了）。事为Generalissimo（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所谓管束有三端，即居处、见客、通信皆不得自由也”。此外，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的动机，纯为逼蒋抗日以救国已无可疑，但事变后20年，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虽已无《西安半月记》所谓张学良之转变系因看到蒋日记的“神话”，但仍不承认答应任何条件，说张学良是在其八项主张被拒，南京下令讨伐，才决定将其释放。蒋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由此可见，蒋要我们知道的西安事变，绝非历史真相。

其三，蒋在西安事变后转变对日方针，胜利后成为英雄，汪精卫因公开降日成为汉奸，孰知战后日方公布或泄露出来的文件，证明蒋日之间也有不少秘密接触。唯一不同的是，汪是明通日本，而蒋则暗通日本。蒋介石一直宣传抗日到底，在日记里还说日本向他求和，而他严词拒绝云云，无非想要掩藏通敌的暗盘。读史者若以日记为据，证明蒋阻止或拒绝和谈，即被蒋所骗。蒋难道会在日记里留下为后世骂名的痕迹？他的日记故作义正辞严，留给后人看而已。他在194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说，“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伪状以欺敌人，敌人信之”，但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明明是代表蒋方之人，蒋却将张之所为公然嫁祸于“汪奸”，显然又是欺蒙世人的谎言。蒋在日记里说，日本向他求和八个月没有效果，他没有授权任何人和谈，委任状是由别人伪造。读蒋日记者，若轻易信之，无异于盲从。

【蒋介石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推荐的日军军官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前排右二）为总领队的日本顾问“白团”成员合影】

其四，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在美苏的支持下，策划重庆会谈。蒋介石毛泽东自延安来重庆，名为共商大计，实要逼毛就范，以统一政令与军令为名，要求中共交出政权与军权。他以为有美、苏两大强权支持，凭其政治优势与军事实力，再以“宽大待遇”，就可“解决”中共。毛泽东决定接受赴渝，蒋以为得计，于1945年8月31日记下，“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毛应邀前来，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但是两人会谈并不顺利，蒋欲“招抚”不成，情绪益发激动，在日记里发泄，出语不逊，想要“扣留”毛泽东。如果把蒋日记里的这些气话当真，就是不幸地被日记牵着鼻子走了。因为在美、苏的保证与国际的众目睽睽下，蒋若“扣留”或“审治”毛，必然会动摇他在国内外的合法地位，所以他不能也不敢像扣留和审治张学良那样做，实因风险太大，代价难以承担。所以读蒋介石日记，不能随其起舞，而应洞见其复杂的心思。

蒋氏日记对上述四大关键史事的认知，毫无助益，不见其真，反见其伪。我们不禁要问，大量的蒋氏日记，材料丰富，牵涉甚广，其中到底有何精彩的发现，可发百年之覆呢？似乎没有。日记不是没有颜色的史料，其中有情绪、主观、偏见、谎言，更有不切实际的异想。谁也不能保证日记里没有“骗人”的话、自恋的话，更没有人能保证日记里所说的、所以为然的、所判断的都是正确的，想做的事都能落实。日记是可贵的史料，但引用者必须加以分析、研判，检视与日记作者同时代人的看法，尤其是与他接近之人的看法，并参考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氛围，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不能偏听偏信。我们引用蒋之日记，如果不假思索，一味抄录、编排、复述，被他所说左右，随其情绪起伏，则要史家何用？

其实，引用任何日记都必须注意其中有“鬼”，既有“不立文字”以自讳其迹，也有“专立文字”以自我掩饰。所谓“不立文字”，就是口头答应，而不立下字据，如“何梅协定”、西安事变各方商谈结果，都是口头答应，皆未立文字，故而不留痕迹；而所谓“专立文字”，就是虽白纸黑字表述明白，却是不能兑现或故意留给后人看的材料。例如蒋介石批准释放军事家蒋百里，事实上仍旧关着；又如蒋介石骂史迪威的批示，史迪威看不到，是留给史家看的。

“档案”中的文字，有的就难称历史事实，“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来之人和历史家”。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Natalie Z. Davis）在《档案中的虚构》中提出，16世纪法国司法部的赎罪档案所载故事纯属虚构，史家不可据此以重建历史。读者如果被材料牵着鼻子走，就如跳进如来佛的掌心而不得翻身。档案尚且如此，何况日记？我们引用包括日记在内的任何史料，若不细察其中的狡猾处，则所得之所谓真相，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蒋在日记中大谈宋明理学，以修身养心、自我勉励。读者如据此相信他是“一个新儒家青年”，遂下结论：儒学对青年蒋介石最大的影响是“自律”与“品格的培养”，便由此认为蒋是一负责任、很勇敢、讲荣誉、非常积极之人，则是随蒋起舞的莽汉。须知，蒋介石日记不同于一般人的日记，不仅仅是其个人在一日空间里的“自说自话”，更不是他个人的私密空间。他写日记作为反省与励志，经常提醒自己“知耻”成常态，显然效果不彰，反而令人觉得是无感的俗套。他“知耻”了吗？好像没有，不然何以一败涂地？他检讨自己，语焉不详，但骂别人十分具体而恶毒，甚至离谱。他说胆大包天的张学良“怕死胆小，狡猾糊涂”；他指责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是“匪谍”；他痛斥驻美大使叶公超是“汉奸”，都是口不择言、虚妄不实的话。

蒋介石日记最大的用处，应该是从他的每日所记之中，细察他有意或无意透露出来的内心世界，以便深入分析他的性格，作为分析史事的一定依凭。他从小在乡里就有“瑞元无赖”的绰号，论者多不以为意，认为是年少轻狂，但他的无赖性格在后来的诸多行事中时而复现。无赖或流氓若有气度，未尝不能成为有为之主。无奈蒋介石的无赖与心胸狭窄兼而有之，例不胜举。如他谎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显示他在心理上缺少安全感；他为了与宋美龄结婚，骗妻子陈洁如出国5年，随即悍然否认与陈存有婚约，显示他毫无信义；他押禁张学良，终其一生不肯释张，显然是背信与毫无气度之举；他捉弄李宗仁，甚至在就职典礼上，在着装上占尽李的小便宜；他将“外蒙入会案”的失败甩锅给叶公超，骗他回台北，软禁终生。做这些事的蒋介石，岂不很无赖吗？读蒋日记者，能不慎乎？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原刊于《历史评论》2021年第1期）

叩开应天门读懂隋唐城

作者：徐礼军

1414岁的它，又一次满血复活了。

它叫应天门，全称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生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沉睡地下1000多年后，被车水马龙的嘈杂声和热火朝天的机器轰鸣声惊醒，今天抖一抖满身的厚重风尘，换上一件新装，傲然立于洛阳市定鼎路中央。

徜徉在应天门前，南眺洛阳桥、龙门山，北望明堂、天堂，东南看周公庙，西北望九州池，这一次，她回到了百姓中间。

◎屡毁屡建多次易名

公元604年，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登基之初便准备迁都洛阳。他登上北邙，南望伊阙，洛阳山川形胜尽收眼底，这个富饶且聚王气的盆地，令他十分满意。可是，当时的汉魏洛阳故城，历经战乱已残破不堪，不再适合继续作为都城。他遂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和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都。宇文恺作为总设计师、总工程师，“揣帝心在宏侈”，遂采用全新的星象规划方案，以体现“天人合一”的理念，“引洛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他们强力役使200多万民夫，用了短短10个月的时间，在公元605年建造了一座新都城，而且建得“穷极壮丽”。

新都城主要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宫城正南门为则天门，南与皇城端门、郭城建国门（唐称定鼎门）对应，北与玄武门、龙光门对应。

隋末王世充据洛时，将则天门改为顺天门。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攻克洛阳后，因嫌此门过于奢华，派人焚毁城楼。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高宗下令重修则天门。武则天当政时期，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形成了著名的“七天建筑”，即七个天字建筑，分别对应天上紫微宫的星座：天阙（伊阙）、天街、天枢、天津（天津桥）、天门（应天门）、天堂、天宫。应天门南对伊阙，北倚邙山，洛水贴皇城而过。“七天工程”王气侧漏，气韵非凡，充分体现出唐代的雄浑气象。

应天门是紫微宫的点睛之笔，它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隋唐洛阳城宫城的正南门。自隋代建成后，至五代、北宋、金初，此门在500多年间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多次易名，先后被称为则天门、顺天门、应天门、神龙门、五凤楼等。

应天门的地位和作用逐渐隆盛。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在此责问战俘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58人后，下诏将他们释放。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冬天，唐高宗病重，仍想登上此楼大赦天下，却难以遂愿，他因心力不济、“气逆不能乘马”而作罢，当夜即驾崩。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初九，武则天在应天门登基，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名楼之上，出演了一部精彩的女皇大戏。女皇比李世民和李治更任性，仅仅因为脱落的牙齿重新长出，便于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九月，在此楼大赦天下，并改元。换一颗牙，她也要换得惊天动地，举国皆知。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82岁的女皇武则天被迫退位，当年即病逝。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复位后，因避武后“则天大圣皇后”尊号，改此门为应天门；不久，朝廷为避中宗尊号，又将此门改为神龙门，后来又改回应天门。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唐玄宗在此领受信安王李祎献上的契丹等地俘虏。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农历六月七日，应天门再次燃起大火，火灾原因不明。《新唐书》记载：“大火延烧到左、右延福门，经日火不灭。”京房《易传》中说过：“君不思道，天火燔其宫室。”这把火，似乎敲响了大唐帝国的警钟。

唐玄宗开元年间，此楼改称为五凤楼，白居易登此城楼，写下一首诗《五凤楼晚望》：“晴阳晚照湿烟销，五凤楼高天泬寥。野绿全经朝雨洗，林红半被暮云烧。龙门翠黛眉相对，伊水黄金线一条。自入秋来风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

五凤楼一直沿用至五代、北宋时期。北宋末年，金兵入侵中原，洛阳成为战场，遭到严重破坏，金兵一把火烧毁了这座繁华了530多年的隋唐洛阳城，应天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外观壮丽内饰精美

隋唐洛阳城的中轴线，被誉为皇权的生命线，其中的应天门，显然地位最高，相当于这条生命线的“命门”，所以巍峨壮观，气度不凡。

考古发掘证实，应天门城门下的台基，东西长120米，南北宽60米，台基上又建起35米高的城门楼，其高度约相当于如今的12层楼高。城门楼两边，一前一后有阙楼、垛楼，亦很高。两阙相距83米，阙上两重飞檐，状如凤翼，呈展翅欲飞状。两阙向北通过17米宽的城墙与城门主体相连。整个城门楼、两垛楼、两阙楼，恢弘壮阔。加上城门进深20多米，门洞高大而深邃，人们穿过幽深高大的门洞时，不免肃然起敬。

其地基平面呈“凹”字形，城门楼在中间，垛楼、阙楼各一对，分排在两边，飞檐如翅翼，似五只金凤凰。文人喜欢这座造型灵动的城门楼，用“五凤楼”这个诗意的名字来命名它。

“两重观，双向三出阙”是古代都城宫城正门的最高规格，是天子享用的最高礼制。三出阙是古代城阙建筑中最为复杂的一类形制，即在母阙的后侧和外侧各建有两出子阙，平面呈曲尺形、“凹”字形，凹进去的部分形成一个门前广场，是集会或举行庆典的理想场所。

专家介绍，这种阙形突出了宫门上城楼的主体作用，凹形平面结构使整组建筑更有深度，扩大了可控制的空间，也增强了立面上高低错落的效果，大大丰富了建筑的层次感和造型美。门楼内部修饰十分考究、相当精美，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审美格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建华认为，阙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建筑形式，至迟到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通常是宫室大门外的两座夯土墩台，台上有屋，登临可以远观，所以阙又可称为观。城阙是阙的重要类型之一，是在城市产生以后为防卫而产生的。城阙开始是以防卫为目的，后来逐渐演变成等级的标志。

应天门的寓意，是对应天上的天门星座。在传说中，天门是天帝居住的紫微宫的正门，“上合天门入明堂”。此门有两重观，上写“紫微观”，左右连阙中间以廊庑相连，其建筑形式在中国都城建筑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它是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应天门还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这种建筑形制，明显影响了北宋汴梁的丹凤门和明清的北京故宫午门的建设。

武则天在此门楼上举行登基大典后，便将这里作为政治活动中心，在此颁布诏令、特赦罪犯，大宴群臣、接见四夷使节、举办国事活动。彼时的应天门，是皇权象征、国家门面，也是隋唐时期政治斗争的角力场和历史变迁的大舞台。韩建华说：城阙的功能，随着封建集权制的发展，逐渐由实用过渡成礼仪的象征。

饱受争议的两位历史风云人物隋炀帝和武则天，因为应天门这座玄妙之门、历史之桥，而留下了一种呼应关系。两人都特别钟情于洛阳，隋炀帝命人建造洛阳城和则天门，在此发号施令；武则天将此门改为应天门，在这里登基改制；隋炀帝跨出此门，南下江都，命丧运河边；武则天迈进此门，长袖善舞，终老于洛河边的上阳宫。在建都和改朝、命名和改名、出门和进门之间，隔着这一道门，两人似乎在做着一场权力游戏，游戏的过程和结局都惊世骇俗。应天门屡毁屡建，一再改名，是权威的任性，也是奇迹的创造，辉煌的毁灭，同时，又体现着国力盛衰与百姓苦乐。到了唐末哀帝时期，应天门的王气已被挥霍殆尽，大唐帝国在风雨飘摇中走向了灭亡。

◎古楼新貌复建惠民

应天门遗址因多个朝代的遗迹堆叠和相互毁坏，发掘难度非常大，韩建华带队主导了应天门遗址“一次钻探、四次发掘”中的后两次发掘工作，他说，从1959年到2011年，应天门遗址轮廓才逐渐清晰。

1990年，在洛阳市的一处工地上，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座埋藏在地下的隋唐洛阳城宫城，随即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生活用瓷、众多的生活用具、保存完好的城池，其中宫城东阙应天门遗址的发现，更为研究隋唐东都城门建制特点提供了珍贵资料，被评为当时中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应天门遗址西侧的包边石和散水石

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一组玉片令人惊奇。玉片共有十枚，它们连缀在一起如同竹简一般。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干净玉片上的泥土，温润洁白的玉质出现在人们眼前，令人兴奋的还有玉片上断断续续的文字，让人更想不到的是，文字上记载着的，竟然是皇帝登基即位时的册文。在出土的玉册上，大致可以辨认上面所镌刻的册文：“宝图光践，令誉祝于区宇比，祖业克绍”，其中有的字体已经残损，却依然可以感受到皇帝登基时的庄重威严。册文中有“令誉祝于区宇比”，“祝”字的出现证实，这套玉册的主人，就是公元10世纪中国唐朝历史上的唐哀帝李枧。

2010年，工作人员发现了1959年发掘时遗落在洞中的探铲。此前，他们还在应天门遗址旁的渠中发掘出了许多贝壳，那条渠曾经是引谷水贯九州池和皇城的，贝壳的发现，说明当时渠水清澈，环境优美；在遗址阙台上，他们发现了不少子弹壳、手榴弹，还有一具青年军官的尸体及其遗物钱夹、纸币、徽章、香水等，证明这里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青年军的防御阵地，此处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当然，最有价值的，还是门址、墩台、阙台遗址，以及隋唐至北宋时期的建筑材料、生活用品等，是它们，使独一无二的应天门得以“复活”。

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由国内顶尖设计团队——中国文化遗产院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共同设计完成，2016年开工建设，2019年4月建成，并以灯光秀的出场方式对外开放，让人们直观了解“两重观”和“三出阙”的建筑形制，体会中国古典建筑的巍峨壮丽之美。整个工程及其周边环境，采用原状模拟的形式进行保护、展示，与其北边不远处的天堂遗址、明堂遗址以及南边的定鼎门遗址相协调，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貌，尽可能体现出隋唐风韵。

应天门像一座阔气的舞台，从隋唐至宋金，帝王的喜怒哀乐和王朝的兴衰成败，在这里上演；王侯将相的豪奢霸气和文人墨客的千古文章，在这里演绎。主宰过历史的强者，又被历史沉淀；留下动人故事的智者，终被历史收藏。叩开此门，便能更好地了解隋唐洛阳城，读懂今日洛阳城。

相关链接

1、◎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应天门诞生，原名则天门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攻克洛阳后，下命焚毁此城楼

◎唐显庆元年（公元656年），高宗下令重修应天门

◎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在此责问战俘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后，下诏将其释放

◎公元690年，农历九月初九，武则天在应天门登基，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

◎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农历九月，武则天在此大赦天下并改元

◎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因避武后尊号，改此门为应天门；为避中宗尊号，改此门为神龙门，后又改回应天门

◎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玄宗在此领受信安王献上的契丹等地俘虏

◎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农历六月七日，应天门观发生火灾，延烧至左右的延福门

◎唐玄宗时期改应天门为五凤楼，直至晚唐、五代、北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