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洋务派的指导思想》,（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07 09:50

写作核心提示：

在撰写关于洋务派指导思想的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明确主题：首先，要确保作文的主题明确，即围绕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展开论述。在作文开头，简要介绍洋务派的背景、形成原因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2. 结构清晰：作文应具备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在引言中，简要介绍洋务派的背景和指导思想；正文部分详细阐述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包括其核心观点、实施过程及影响；结论部分总结全文，强调洋务派指导思想的历史意义。
3. 严谨论述：在论述洋务派指导思想时，应严谨地引用相关史料和观点，确保论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以下是一些具体要求：
a. 正确理解洋务派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如“中体西用”、“自强求富”等； b. 分析洋务派指导思想的形成背景，如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危机、西方列强的侵略等； c. 介绍洋务派实施指导思想的举措，如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派遣留学生等； d. 评价洋务派指导思想的历史作用，如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等。
4. 客观评价：在评价洋务派指导思想时，要客观公正，既要看到其积极意义，也要指出其局限性。以下是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体用辩证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体用辩证法”

——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圆桌对话】

光明日报记者 王琎 冀文亚

编者按

202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质作出鲜明概括。体用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范畴。如何理解“体”“用”的相互关系和体用观的内涵？如何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内在逻辑？如何科学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以及在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进而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围绕上述议题，本期圆桌对话特邀4位学者展开讨论。

嘉 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洪源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曹润青

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赵金刚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董彪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王琎 冀文亚

1、“体”“用”的丰富内涵与体用观的千年流变

主持人：“体”与“用”，是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一对基本概念，很早就出现在传统典籍之中。回顾思想史，“体”“用”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体用观又有着怎样的内涵？

赵金刚：早在先秦时期，体用观念就孕育生发，如《周易·系辞》的“神无方而易无体”，《道德经》的“弱者道之用”，《论语》的“礼之本”“礼之用”，等等。但在那时，中国人还没有特别明确地使用体用范畴表达思想，而是更多使用“本末”表达本根论思维。至魏晋时期，体用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阐释。宋代以后，体用已然成为不同流派思想家普遍使用的概念，宋明理学更是将对体用的探讨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思想家胡瑗对传统体用观的一个创造性用法，即“体用文”。北宋刘彝对此解释道，“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在他们看来，文化并不是一个混沌的整体，而是有层次的学问，有体、有用、有文。“体”指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和普遍性；“用”指这些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的行为要求和具体展开；“文”则指这些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可能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方式。这一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体用的相互关系深有启发。

杨洪源：纵观体用观的演变史，概括地说，中国思想体系中的体用范畴可以从主体与功能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等维度进行理解。

从主体与功能的关系维度看，“体”指实体、主体、形体等，也就是可感知的有形事物或具有独立性的东西；“用”则指该事物的作用、功能、属性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荀子·富国》中指出的“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认为有这样一条客观规律，即一切事物同时存在于宇宙中，只是形体各不相同；它们虽然不能主动去迎合人们的需要，但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或功能。具体到文化这一事物上，体用范畴首先强调的是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维度看，“体”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最高本体或本原，是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事物内部包含的必然性的综合反映。与之相对，“用”指代本体派生出来的具体事物，是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中表现出来的外在联系和客观形式。宋明理学经常在上述辩证意义上使用体用范畴，尤其是朱熹对体用范畴进行了广泛运用，以至扩展到对心性的阐释。文化现象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体用范畴显然可以适用于对文化的理解。

从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维度看，“体”有根本原则、内在目的之义，“用”则为根本原则的具体运用、内在目的之实现方式，即具体方法、外在手段。例如，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起初被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揭示出来，经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念正式提出，最后由张之洞作出全面阐释，即“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所谓“中学为体”，是指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根本；“西学为用”，则意味着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

董彪：的确，对体用关系的理解，可以从上述主体与功能、本质与现象、原则与方法等角度予以划分，但也要看到，此种划分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功能不过是主体的规定，现象不过是本质的显现，方法不过是原则的运用，它们是同一种有机体不可分割的两种状态。因此，中国传统经典中常见“体用不二”“体用一源”“体用一如”“体用相即”等说法。

对于天地自然中的事物而言，体用关系的统一性是自在自发的，比如“道”之为体，是指天地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和根本原则，“道”之为用，是指其繁育、化生、滋养功能。正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道的运行不是某种有意志、有意识的行为，更没有用言语向他人来表达自身的意志或意识，因而这里体用关系的统一是自在自发、自然而然的。但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其体用关系的统一性要通过人有意识、有目的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才能转变为自觉自为状态。

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对于物质生产、社会交往和道德实践而言，要实现体用统一，必须以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为基础，在认识论上充分把握“体”，即把握事物的形体结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在方法论上充分彰显“用”，即让事物的属性、表象、功能得到充分显现。易言之，只有明体达用，才能体用贯通，这里彰显的正是人的主体性自觉，即人的活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曹润青：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文明主体性式微，在西方文明强势冲击下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文明危机。如果用体用范畴来解释这场文明危机的话，就是曾经作为独立、自洽、自足存在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丧失了对自身的信心。这一时期产生的“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以及文化复古主义等代表性观点都表明，历史上的中华文明之“体”无法支撑近代之“用”，中华文明在体用之间出现严重断裂。这一断裂，为中华文明带来了两难困境，即中华民族对近代文明之“用”的追求与维护自身文明之“体”无法兼得。中华民族渴望近代文明，向外部世界广泛学习先进的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知识，但由于中华文明体用的断裂脱节，近代文明之“用”在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又反过来瓦解中华文明的传统之“体”，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受到极大伤害。

2、“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体用观的新时代表达

主持人：理解中国近代以来从文化自卑到自省再到自觉自信的进程，体用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范畴。进入新时代，中华文明复兴前景光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如何认识这一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质？

曹润青：在中华文明的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近代以来体用断裂的危机得以应对，明体达用的传统得以恢复。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自信地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蕴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传统体用观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方向，为中华民族“旧邦新命”奠定了思想前提。

杨洪源：在对体用关系的表达方面，“明体达用”和“体用贯通”的内涵是一致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体达用”始见于元代张光祖对胡瑗教育主张所作的概括：“胡安定公瑗，字翼之，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辞而遗经业，苟趋利禄，其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明体达用”的原义是将圣贤之道传授学生，并在此基础上用于小到为人处世、大到治国安邦的实践。换句话说，就是内在地挺立道体、坚守义理，以此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体用贯通”则是现代才有的说法。在新时代，“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被赋予新的内涵，用以表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理论作为认识的高级形式和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与此同时，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受一定的意识的支配，故而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正确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功指导实践，在于它能准确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总结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这决定了科学的理论必须随着实际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必须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主张理论同实践相统一。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理论特质的鲜明体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十一个方面的重大创新观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基础性、原则性内容，成为这一重要思想在“体”的层面的基本架构；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出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打造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这十六个方面的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这一重要思想在“用”的层面的主要内涵。

董彪：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彰显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所谓“明体”，体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深刻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所谓“达用”，体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铺展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框架和整体布局，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所谓“贯通”，体现为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有机统一、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的贯通：一是“魂脉”与“根脉”的贯通，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彼此契合、相互成就中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二是物质与精神的贯通，掌握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把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追求；三是传统与现代的贯通，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古老文明赓续和更新的结果，而非消灭和割裂古老文明的产物，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是理论与实践的贯通，既要让理论创新深深扎根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也要使党的创新理论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3、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主持人：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体”与“用”有机统一，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做什么、怎么做，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系统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新征程上，如何坚持这一思想的理论品质，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曹润青：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指导我们，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应当特别重视“体”的作用，做到以体摄用、以用明体。任何具体工作都是载“体”之“用”，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引导人们见体、明体、识体，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不仅指向体用一源的知识论、方法论，同时特别强调文化之“体”的存在和作用，强调文化在延续、维持和促进民族发展方面的基础性作用，突出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求我们以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具体工作中，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充分展现独特魅力。同时，既要自立吾理，又要融通中外，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不是要走向排外主义、封闭主义，而是要在特殊性中寻求普遍性。对“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落实，最终要体现在对中华文化普遍性的揭示中，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华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使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既体现中华文化立场，又能够造福世界、造福人类。

赵金刚：“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意味着我们要在思想文化领域破除一些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尤其是要破除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思想解放的结果，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理论产物，要求我们立足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打破各种制约发展的教条，讲清楚新时代各文化要素在当下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只有做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才能使得各种积极的文化要素发挥应有的效能。

董彪：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启示我们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是激活与丰富的关系。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瑰宝，并不能自然转化为现代文明的要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紧扣时代主题和问题，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同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深深扎根中华大地、融入人伦日用，获得更加丰厚的中华智慧滋养，产生更加强大的思想力量。

二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住“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此基础上，要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衔接。

三是自主与开放的关系。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坚持文化上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也不能盲从教条本本，要善于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更要善于以中国理论推动世界发展，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同时，要坚持胸怀天下，既努力推动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又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视界、实践场域和国际影响。

杨洪源：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基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辩证关系的角度理解“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从根本上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来发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指导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和关键的历史节点。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越需要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从而更好地掌握历史主动。与此同时，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始终面临风险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内涵，创造性地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及其重要原则，明确提出了“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路径方向、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实践发展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丰富发展。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谱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华章，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光明日报》（2024年02月23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人物｜百炼成钢张之洞（三）

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光绪七年（1881）六月，慈禧终于做出一个酝酿已久的决定：张之洞一夜之间连升四级，由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直接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同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

就在这一年，张之洞与李提摩太在山西相遇。李提摩太，字菩岳，英国传教士。属于大英浸信会。1869年离开英国，来中国后到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此人很有手腕，他通过上层路线结交清廷权贵，参与晚清上层政治改革，是少有的对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进程产生影响的人物。

李提摩太全家在中国山西

七

与李鸿章相互谩骂

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发现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信中说：“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

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锐为襄校兼监院。这些举措虽然带来局部改观，但张之洞意识到，孱弱的清朝需要“兴办洋务”才能自强。

吴啸《李提摩太与张之洞的关系研究》介绍，一日，张之洞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案中，发现了李提摩太给前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的提议。其中，有修建铁路、兴办工业、开发矿藏、开办工厂等各种提议。但曾国荃认为李提摩太的行为是“盗窃中国人的心”而未采纳，张之洞对李提摩太的这些提议十分欣赏。时逢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他当顾问，却被颇有心机的李提摩太拒绝，他认为四处传教更有利于思想传播。

李提摩太夫妇在中国

张之洞在与李提摩太的交谈中，受到西学的影响，逐渐“西化”，从一名坚定的清流派官员转向了洋务派的重要官员。

可是，正当他在山西筹建洋务局时，中法战争爆发。光绪十年（1884），法国在越南猖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封勇晋京。张之洞上陈抗法之事，多所谋划。

据《张文襄化公全集》记述，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中国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 ”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李鸿章肖像照

张之洞比李鸿章小十四岁，当属晚辈，因为有慈禧撑腰，并不“买账”。光绪十二年（1886），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抵住非议，继续延聘他们。

张之洞与李鸿章的矛盾不止于此，中法战争后，清流的鼎盛时代一去不复返，张之洞从清流派中跳出，转而学习洋务，成为继李鸿章等人之后的“洋务殿军”。李鸿章曾讥诮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

到庚子事变，李鸿章与张之洞因政见不合，以致相互谩骂起来。李主张联俄，张主张联日，李力持签订辛丑条约，张反对签约。李上奏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有人将此语传入张之洞耳中，张大怒道：“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

为此，慈禧不得不下诏为二人调和。

八

汉阳铁厂马丁钢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也是张之洞的口号，具体体现在修筑铁路与建工厂这两件事上。“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西洋富强，尤根于此。”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

同年八月，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上任第一急务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夸下海口：“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

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耗资560万两白银，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

汉阳兵工厂全景

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的“西学为用”还体现在教育与强军，光绪二十年（1894）调署两江总督，他在湖北、江苏两地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江苏，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

张之洞也注意训练军队，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九

与维新派的交际

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

据《谭嗣同全集》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11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

汉阳铁厂纪念牌（图据楚天都市报）

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封勇、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分歧不止于此。《张文襄公年谱》记载，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中，更易看清张之洞在维新中扮演的角色。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起初担任的职务是文案，负责处理文书。而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底，杨锐受张之洞的派遣进京。按当时的说法，他成了张之洞的“坐京”。“坐京”即地方官员派驻北京的部下，但不公开，主要任务是搜集政治情报。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杀害了“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得意门生杨锐而未成。

戊戌六君子

【主要参考文献】

《张之洞》（唐浩明）

《川大之源：四川尊经书院纪略》（雷文景）

《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

《谭嗣同全集》（谭嗣同）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